作者：刘德海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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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试读：
导论：绿色发展是时代潮流和人民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期盼，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201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举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对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这是党中央在洞察世界绿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高度，作出的具有全局性开创性意义的战略新部署。绿色发展理念，将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重要引领。
一、绿色发展的全球背景与中国承诺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温室气体排放、臭氧层破坏、化学污染、总悬浮微粒浓度超标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资源与环境问题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世界生态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传统的现代化道路亮起了刺眼的红灯。1.绿色发展的全球背景
工业革命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得到巨大满足。与此同时，传统的发展方式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环境灾难多发频发，人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绿色思潮正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予以深刻反思的结果。纵观世界范围内绿色思潮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绿色思潮大致产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反思经济增长和加强末端治理的思想贯穿其中。20世纪30年代后，发达国家相继出现英国泰晤士河污染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环境公害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以及日本四日市大气污染事件、熊本县水俣病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和爱知县米糠油污染事件等重大环境公害问题，开始引起各国对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注和重视。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引发公众对“环境”的密切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地球的支撑力将会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在某个时期达到极限，使经济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为了避免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的世界崩溃，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同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
第二次绿色思潮大致产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体现在突出弱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资源环境效率方面。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下，能源资源制约日益凸显，世界先后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了西方工业国的经济衰退，同时引发了世界能源市场长远的结构性变化，迫使主要进口国积极寻找替代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并将节约能源、调整能源结构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定义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上升为国际社会共同推行的发展战略，世界各国开始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近100个国家制定了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这一时期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看，大都对环境保护予以高度重视，从环境保护和治理角度入手推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次绿色思潮大致产生于本世纪初，主要体现在强可持续性的绿色经济和全球合作治理方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加速，气候变化问题成为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到21世纪末，如果再不采取持续的政策行动，全球气温将上升4℃，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002年，联合国召开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提出开始实施下一代人资源保护战略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倡导绿色经济，以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关键内容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12年，近13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以及6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组织机构代表，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里约+20“峰会，发表了成果文件《我们期望的未来》，提出世界各国“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为我们的地球和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2.全球绿色发展的趋势特征
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中，首次提出“绿色发展”一词。2010年4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鲜明地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生态环境已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是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被认为是人类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发展的新动力和突破口。
为了顺应绿色发展大趋势，各国纷纷出台促进绿色发展的战略。英国在2007年出台了《气候变化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立法的国家；2009年英国发布《低碳转型计划》和《可再生战略》等国家战略文件，鼓励低碳绿色产业发展。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绿色新政”，旨在通过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并从2010年开始发布并实施《可持续力绩效战略规划》。2009年，德国公布了推动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文件，强调生态工业政策应成为德国经济的指导方针。2009年，韩国公布了《绿色国家增长战略及五年计划》。2010年，法国先后公布了《绿色法案》及《2010-2013年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试图从绿色工业和可持续性农业等方面构建“绿色而公平的经济”，以实现“生态善治”。2012年，日本召开国家战略会议，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发展中国家同样追随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加入了“绿色大军”行列，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并着手大力推进。墨西哥早在1990年就公布了《全国生态保护纲要》，积极实施反污染整体计划，同时，墨西哥也是最早引入绿色GDP核算的国家和地区之一。2010年南非举办国家绿色峰会，指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途径，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问题。
全球绿色发展已经呈现出政治协同和科技合作的趋势。在“环球同此凉热”理念指导下，世界各国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大家已进入相互依存的生态命运共同体。2008年12月启动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是在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两国地方政府和机构之间开展绿色创新型务实合作的一个平台，旨在鼓励中美两国地方政府、企业、学术机构，依托有特色、创新型的具体项目开展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及能力建设等，包括对能源环境领域的创新政策和做法的试点示范，以及创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及推广等。2011年韩国与丹麦结成“绿色增长联盟”，以加强双边在绿色技术、碳减排、发展可持续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2015年，138位国家领导人、195个国家代表团、近2000个非政府组织团体，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达成全球共识做出历史性尝试，近200个缔约方成功达成《巴黎协定》。2016年4月，在第十八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上，签署了《中日韩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合作网络谅解备忘录》。
在绿色发展大趋势下，全球责任分担也有着不和谐的音调。在世界各国寻求绿色发展道路，搭建环境、气候改善合作平台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存在立场分歧，这使得达成广泛协议、凝聚合作共识受到了严重阻碍。发达国家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先早一步发展，是导致气候恶化、全球变暖等的主因，理应按照历史责任和目前发展水平承担更大部分的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就像一场赛车一样，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有的车刚刚出发，这个时候用统一尺度来限制车速是不适当的”。从《京都议定书》之“死”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无疾而终，再到巴黎气候大会举步维艰，发达国家在责任担当方面一再推脱，指手画脚，分歧仍然存在。西方社会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它们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绿色发展道路。呈现出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定地作出走绿色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并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资金与技术支持。3.中国绿色发展的世界承诺
绿色发展关乎全球利益。生态环境危机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合作的集体行动。积极应对环境危机，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世界责任，在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了贡献、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绿色发展，中国在行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粗放的发展方式也使中国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现阶段集中凸显。与此同时，人口问题也给解决环境问题施加了更大压力。习近平同志指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怎样协调人口持续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直面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1996年，中国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正式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战略，创新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系统阐述了新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印发，明确提出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构成“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期间，我国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增长2.6倍、1.4倍、4倍和168倍，带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了2.6个百分点，达到12%，超过“十二五”规划提出的11.4%的目标；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05年下降29.9%和33.8%，“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已全面启动了7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国碳市场的春天正渐行渐近。
绿色发展，中国重践诺。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不论是在2015年中美两国元首重申《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还是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演讲中，都承诺“国家自主贡献”，并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森林蓄积量、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绿色电力调度等重要方面做出了具体的时间安排。中国承诺对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并进行气候适应力建设予以支持，宣布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中国已经实现从过去单纯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向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变化，向世人展现了大国气度，体现了全球担当。中国在世界的绿色发展浪潮中不断前行，并用自己的努力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也有实力肩负起为人民创造更美环境、为世界增添更多绿色的光荣使命。
二、绿色发展的理念内涵与核心价值
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升华。无论是从全球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考察，还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轨迹看，随着生产力的日益进步，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索取和干涉能力越强，对自身活动所产生后果的反思也就越深刻，进而对探索未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思考也会越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中，绿色发展理念将成为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探索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征程中的重要引领和取向。
绿色发展理念，已经不仅仅着眼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等问题，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世界各国有益探索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全新发展理念。1.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绿色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传统产业、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所面临的持续增长、有效增长的压力和难度越来越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将步入从量变到质变、从要素投入到创新驱动的崭新阶段。绿色发展要求积极追求科学发展、追求新型工业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开发绿色资源、积累绿色资产、拓展绿色空间的发展手段和路径，通过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从而实现整体社会意义上的绿色发展。
从政治建设角度看，绿色发展是高层次的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对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全新问题，国家治理已经不能仅仅从历史实践和西方案例中寻找答案，更需要面向未来探索符合当前中国不断变化的国情的发展路径。系统推进绿色发展，不仅能够成为推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和先导，也可以成为中国融入国际治理体系的具备全球共识的重要切入点，从而在经济发展和价值引导方面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从生态环境角度看，绿色发展是可持续性的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核心，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环节，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水平的协同提升。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贵州团审议时强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绿色发展理念破除了“发展”与“绿色”之间的二元对立，要求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拒绝再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传统发展路径，从而形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新路径。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思路中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因为中国只有绿色发展，才能对人类的未来具有真正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绿色发展是普惠民生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2013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良好生态环境、优质绿色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之一。绿色化，在强调人和社会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的生产性、发展性功能的同时，突出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生存性、宜居性功能。而确保和提升生态环境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标准，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求，是公平、公开给予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福利，只有这样的绿色发展才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从文化价值角度看，绿色发展是和谐向上的发展。文化建设在社会运转中具有排浊吐氧的绿肺功能。绿色文化是绿色发展的灵魂，包括绿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文化，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文化领域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出现了类如崇洋求洋、以洋为尊，甚至是低俗、媚俗、庸俗等不良现象。绿色文化与绿色环境、绿色发展息息相关，既厚植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又吸收融合世界先进文化养分，在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和谐向上、净化心灵以及输出中国优秀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价值
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有机融合。一切划时代的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榨，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提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这两对矛盾提出了理论指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等思想，是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国文化基因。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核心主张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万物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皈依，佛家的“万物一体”集中反映出佛家把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作为共生体的思想。这些都成为当代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厚积淀。
绿色发展理念是深刻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理论成果。从改革之初的“粗放转向集约”，到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思想，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息息相关。在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和庞大经济存量这一特殊国情制约之下，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担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依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撑发展的“负重之路”举步维艰。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由此可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努力控制人口数量和发展模式不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通过教育、宣传以及法制的力量，使整个社会不断提升生态文明素质，形成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最终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的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注重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两者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则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的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的增长点。在经济新常态下，既要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又要克服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必须树立与当前阶段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三大规律下的三种发展，都需要切实贯彻绿色理念。科学发展要求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持续发展要求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新方式，包容性发展要求发展的成果能够实现社会共享。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发展的各个环节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才能实现这三大发展。3.绿色发展理念的逻辑关联
绿色发展理念源于生态环境保护，又高于生态环境保护范畴，是贯穿当前中国发展全局的基础理念之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将“美丽中国建设”写入规划建议，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理性认识的角度看，绿色发展的立意更高，传统生态环境保护注重的是从节能减排、污染物治理的视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绿色发展理念则围绕人与自然和谐、主体功能区建设、低碳循环发展、资源节约与利用、环境整治、生态屏障构筑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从生态文明和“绿色化”的高度对发展进行了理论阐述；绿色发展的认识更深，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绿色发展的视野也更宽，绿色发展不仅要立足国内，同时还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2013年7月18日，习近平同志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致贺信时强调：“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的新要求。
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有机共融、互为一体。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相互融合，才能共同发挥作用。创新是发展的基点，协调是发展的节奏，绿色是发展的底色，开放是发展的格局，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必需的技术支持，协调是绿色发展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核心价值导向，开放是当前绿色发展成为全球问题的必然之路，共享是绿色发展的目标指向。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绿色发展直接决定着区域的发展模式和幸福指数，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
绿色发展理念是推进“五大建设”的重要指引。“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独立成篇，令人耳目一新。就此，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一道，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彼此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形成了内在的互动关系。以绿色发展为支撑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推进五大建设的保障，是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促进绿色发展，关系到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我们只有将绿色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才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绿色发展的时代担当与实践布局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保护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维度，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绿色发展的时代担当
绿色发展契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2015年9月28日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他强调：“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清醒认识，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压力的清醒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已成为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短板之一，由环境恶化引发的种种污染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绿色发展是唯一可行的破解之道。
绿色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为民的基本目标。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前置条件，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绿色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坚持绿色发展，既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求又能为后代人提供充足发展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着眼于长期的、有利于代际公平的发展。绿色发展直接决定着区域的发展模式和幸福指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2.绿色发展的实践价值
绿色，是“十三五”时期当之无愧的主色调、主题词。“绿色”一词，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出现21次，在规划纲要中出现44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9次。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绿色发展正在全面布局，这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次深刻变革。
绿色发展理念蕴涵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是对我们自身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世界各国在发展中的普遍问题的清醒认识。实现总体小康以后，过去那种以拼资源要素为主要特征的高消耗高投入粗放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我们经常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个工业革命上百年走过的道路，但在自豪的发展背后，也意味着我国这30多年来累积了西方上百年渐次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以这种“时空压缩”的方式集中呈现出来。新常态背景下，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承受力脆弱、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十分严峻，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矛盾、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大障碍、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作为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实现双赢，是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难题。正是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发展中所遭遇的这些突出问题的深刻认识，特别是为了全面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绿色发展理念才成为我们今后在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方向，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能够有效防止片面发展。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生动诠释了绿色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共生原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拒绝单方面的发展和单纯的保护，要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二是底线原则，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矛盾时，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好生态最终也是生产力和宝贵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三是普惠原则，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即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通过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绿色发展既要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实现共有共享，而且要通过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后代人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宽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是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占有率较低的人口大国，要实现绿色发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贯彻绿色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多个方面，并与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等紧密相联，不仅仅是“种草种树”的环境美化和污染防治的“末端治理”，更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绿色变革。“十三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根据生态文明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其内在规律，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思路，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此，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所有权边界模糊，以及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之内；健全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大幅提高重要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完善经济政策，推行市场化机制，引导各类主体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督促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不能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再越雷池一步。这些方面的工作，对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我们只有将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在社会治理的思维框架中，贯彻到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中，才能真正实现这一重大转变。3.绿色发展的总体布局
2012年，“美丽中国”第一次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党章；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把绿色化纳入我国现代化推进战略中，将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取向，大幅提高国民经济的绿色化程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第十篇“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专门就生态文明建设的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中央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决心，绿色发展的总体思路已经逐渐明晰，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从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出发，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最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构建绿色空间和产业布局。要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土开发格局，使不同主体功能区自觉按照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着重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先决条件，在产业空间布局上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战略，向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对不同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构建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推动城镇化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使生态文明建设向农村延伸，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给我国绿色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战略基点，加强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研究，开展生态文明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一方面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行清洁生产和生态设计，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低碳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培育壮大绿色产业，以推广绿色产品拉动绿色消费需求，以增强工程技术能力拉动绿色投资增长，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技术支撑。
强化环境污染预防和治理。“十三五”规划中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提出了明确的工作任务，主要包括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稳定运行，推进城乡环境治理并重。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加强水生态保护，开展蓝色海湾治理行动，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通过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等手段，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倡导绿色价值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需要我们形成绿色价值取向，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模式、发展方向转挡换向，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也必须跟进调整。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文件里，更要落实到政府管理、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和实践中，当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冲突时，必须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优先选择。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将“绿色化”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使生态文明教育深入千家万户，引导社会公众更广泛地参与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监督，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最终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推进生活方式绿色化。2015年3月6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身。绿色生活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环节就是消费，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和践行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大力促进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促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要坚持节约优先，强化集约意识，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形成节约集约的行动自觉；倡导环境友好型消费，推广绿色服装、提倡绿色饮食、鼓励绿色居住、普及绿色出行、发展绿色旅游，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绿色发展理念，需要全社会所有人在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中去践行，无论是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产品，还是减少塑料购物袋、餐盒等一次性用品使用，以及生活中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做好垃圾分类等，都是在为绿色发展作贡献。
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15年，国家颁布实施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强调显性责任即时惩戒，隐性责任终身追究。2015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16年1月1日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正加快推进修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前期工作也正紧锣密鼓开展。中国生态环境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越发严格，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在“十三五”时期，我们要依托已经建立的法律法规，重点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横向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开展环保督察巡视，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等，最终形成完善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都在走向绿色化。当前，富有定力和自信的中国在这条绿色发展道路上正迈开大步向前走，中国将迎来一个绿色化的“十三五”，世界将看到一个昂首屹立于地球东方的绿色美丽中国！（执笔：刘德海）第一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脉络
绿色发展理念具有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是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命题，其所倡导的天、地、人相通无碍、彼此交融的观点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导致西方生态理论兴起，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力求转变一味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发展模式，走上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蕴涵了绿色发展内涵，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节 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孕育和发展的历程中，“天人合一”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它强调天、地、人、万物都处于同一个生命有机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可须臾分离。其所倡导的天、地、人的统一，人与天、地、道、自然之间相通无碍、彼此交融的特殊关系，蕴涵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的整体性、协调性和互动性关系，萌生着绿色发展的思想智慧，对中国近现代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观发轫于西周，历经老庄、孔孟思想的发展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到宋代的张载、“二程”时期趋于成熟，完成了自身系统的演变发展过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结合的世界观与自然观，用形象简明的话语表达了古代人的生态思想智慧。其渊源可追溯到上古的华夏文明，“天”字的最初原型（象形字）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上古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原始形态。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和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和生态思维，孕育了“天人合一”的朴素哲理。1.上古神话中的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渊源在中国民间神话中已初现端倪。在宇宙混沌中，一个叫盘古的巨人开天辟地、造化万物，用自己的身体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他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四肢，变成了大地上的东、西、南、北四极；他的肌肤，变成了辽阔的大地；他的骨头、牙齿，变成了埋藏在地下的玉石宝藏；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东岳泰山（在山东），他的脚化作西岳华山（在陕西），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在湖南），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在山西），他的腹部化作中岳嵩山（在河南）。从此，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树木、鸟兽鱼虫，天地间便有了世界。“盘古开天辟地”虽然只是先民对自然万物起源的想象性解释，但其中蕴涵着“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天人合一”观的原始形态。
上古神话中的创始女神女娲补天的传说，传承了“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和民族精神。据《淮南子》记载，女娲补天源于陨石雨。《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大意是，上古时期的一天，支撑上天四方的柱子突然倒塌，大地崩裂。从此上天不能覆盖万物，大地不能承载一切。森林里燃起了熊熊大火，不见熄灭；地下水喷涌而出，无边无际；猛兽出来残害善良的人民；凶猛的鸟抓走老人和小孩。于是，女娲烧炼五颜六色的小石子，用来补天上的洞，又砍下海中巨龟的四条腿来撑起四方的柱子，并杀死猛兽来拯救国家，用芦苇灰烬堵塞洪水。于是苍天修补完整，天柱也立稳了，洪水消退了，猛兽逃跑了，从此天下恢复了太平。女娲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万物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传说女娲在西蜀之地耗尽气血，力竭而亡。在一些补天神话中，她或劳累而死，或以身补天，或化为日、月、万物，都反映了人们渴求与自然界和睦相处的美好理想。2.农耕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东晋诗人、思想家陶渊明曾写下了传世不朽的《桃花源记》，寄托了诗人对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的农耕生活的美好向往。因自然地理原因等客观条件所致，中国农业生产的条件优越，这也滋润着中华民族典型的农耕文化。《尚书·禹贡》曾首次对中华的“四至”作过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块东临大海、西北横亘戈壁沙漠、西南耸立高山（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土地，被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岛。自《禹贡》产生的秦汉时代始，“九州岛”（后简称“九州”）或“四海”成为中华的代名词。九州岛所包括的地域，即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四川）、西北（陕西）的部分地区。这块区域由大海、沙漠、高山共同环绕，与外界相对隔离，温带、亚热带气候造就了较好的自然条件，拥有大量适宜耕种的土地，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诗经》中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形象地展现了远古时期农业劳动的壮观场面。先民们为了生存繁衍，顺应四时季候、地形水利的自然条件，凭借简单的农耕工具，刀耕火种、生产劳作，维持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吕氏春秋·审时篇》云：“稼者，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即庄稼的长大是人劳作、地生长、天淋养等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指出了农业发展离不开天、地、人的共同作用，表达了农耕文化强调的依靠天、地、人和谐统一促进农业发展的思想。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感，认识到只有顺应自然、因势利导，才能获得成功，即“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夏商周三代时期，尚处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人们对许多天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自然现象不能予以科学解释，从而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至上神”是自然现象背后的最高主宰。传说中国上古时期的颛顼“绝地天通”，对天地相通的秩序进行了调整，将两者分割开来，剥夺了平民与天神沟通的权利，从此与天相通成为了氏族贵族的特权，并制造了“君权神授”的神话。西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意思是人的德行要与天相配合，只有有德者才能承受天命，失德者就会失去天命，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也被认为是天命的转变。《尚书·仲虺之诰》云：“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意即：夏桀王有罪，诈称的诬辞来自上天，来对老百姓发布命令。……啊！慎终的办法，在于善谋它的开始。扶植有礼之邦，灭亡昏暴之国，敬重上天这种规律，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百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意即：“现在商王纣不尊敬上天，降灾祸给下民。他嗜酒贪色，敢于施行暴虐，用灭族的严刑惩罚人，凭世袭的方法任用人。宫室呀，台榭呀，陂池呀，奢侈的衣服呀，他用这些东西来残害你们万姓人民。他烧杀忠良，解剖孕妇。皇天动了怒，命令我的文考文王严肃进行上天的惩罚。……商纣的罪恶，像穿物的串子已经穿满了，上天命令我讨伐他。”也就是说，夏王、商王不敬上天，必然受到天朝灭亡的惩罚，只有崇尚天道，取得上天的佑助，才能保有天命，长治久安。农耕文化的平实与和谐，孕育了中华民族重视和合，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3.游牧文化中的生态哲理
游牧文化是从事游牧生产的部族及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伴随着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与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同生共存，包括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通过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显现。游牧文化和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自然的崇拜、依赖和适应，是游牧文化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游牧文化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文化，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完全来自自然资源。草场是牧民赖以生存的资源，而牲畜相当于牧民流动的“银行”，他们用羊毛织布、擀毡，用羊皮制作御寒的大衣。游牧生态文化以水草为第一，牲畜为第二，通过牲畜在人与地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草原、牲畜以及牧民自身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文化。
游牧文化是典型的绿色文化，这种文化注重生态和谐性，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理。游牧生产以保护土地资源为前提，这一前提迫使游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哈萨克族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山脉相间或相邻的绿洲、盆地、谷地、戈壁、平原草场呈阶梯状分布，草场资源十分有限。古老、智慧的哈萨克牧民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发现了自然环境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保护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就如同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孩子们甚至在摇篮里就随着转场的驼队南来北往，从生下来就与周围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哈萨克老人更是游牧文化的传承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以自身行为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保护周围环境的重要性。游牧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涉及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知识、习俗及禁忌。例如，没有狼就没有健康的羊；不要砍伐单独生长的树，不然你会过一生的单身生活；牲畜点缀着草原，树林点缀着河流等；不要伤害猫头鹰，否则你就会失去良辰吉日；不能在泉水边大小便；不能污染河水等。这些谚语和禁忌是游牧生活的积累，也体现了朴素的生态哲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游牧生活，是不断适应自然的结果，也孕育了凝练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主题。二、儒家的“天人一体”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天人关系——的理念中，强调“天人合一”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殷周时期的天命论是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最初理论源头。由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人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神秘而外在的天命，认为君权神授，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均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主宰。西周时期，把天视为最高的存在本体和最高的道德本体，提出“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皇天无亲，为德是辅”等观点。因此，殷周的天命论偏向于人与道德之天的合一，主要是一种由天的最高道德本体引出的“以德配天”的观点。
儒家从人道的角度去体悟天道，天道运行法则被社会化和人伦化，人和社会的某些性质如仁、义等道德化含义被赋予自然界，天与人的合一常常被看成人的道德本性与天的道德本性的合一。儒家对“天人合一”的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
在儒家看来，天地万物和谐一体，善待动物、植物和自然万物，是人类应有的道德。“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德目。“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基本上涵盖了孔子仁学的主旨，可视为孔子仁学体系的总纲。《孔子家语·辨物》记载，孔子看到受伤的麒麟兽，不禁泪流满面。
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曾被孔子以“仁人”相许，其言行善于领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鲁哀公对颜回称赞东野毕御马之能，但颜回说，尽管如此，他的马却会走失。鲁哀公不相信，还对别人说颜回撒谎，不是君子。过了几天，果然有人禀报马跑了，鲁哀公立即去再拜见颜回，请教为何有先见之明。颜回批评人们，“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颜回强调事物之间要注重和谐的辩证法，揭示了过犹不及和物极必反的道理。
孟子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互相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孟子将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不应随意破坏这些资源，否则会危害人类自身。孟子将“仁民”与“爱物”结合起来，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物”（《孟子·尽心上》）。朱熹在《孟子集注》中给《孟子·尽心上》篇中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两句话作注时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将爱人与爱物联系起来，主张取之用之有节，在尊重自然万物的同时，实现人与物相互和谐和共同发展。
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程颢、程颐（史称“二程”），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核心观点，虽然扼杀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是也突出了尊重自然的哲理。《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就曾记载程颢爱护生物的一些情况：“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这里说的是：“程颢的窗前有茂盛的青草覆盖了台阶，有人劝他把这些草除去，他说不可以，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常常看见万物的生命的意趣。又置办了一个盆子似的小池，养了几尾小鱼，常常观看。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是为了看万物自得其乐的意趣。”程颐也有类似的言行。据《宋元学案·伊川学案》记载：“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在程颐的心目中，柳枝与人一样具有生命和灵性，当以仁爱相拥。2.尊重规律、敬畏自然
孔子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在效法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天人和谐也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之一。与基督教敬畏上帝，康德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以及天上的星空不同，孔子具有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在《孔子家语》中，孔子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提到“天道”：“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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