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萌,李周源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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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固 你还好吗：知青回忆录试读：
寻找逝去的记忆
陈志明毕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东固插队的印象渐行渐远，慢慢变得模糊起来。在努力搜寻的往事记忆中，有几件事历久弥新，时时闪现在眼前，令人不能忘怀。第一次回家
来东固半个多月了，度过了充满好奇、激情的最初几天后，一股忧郁的情绪开始在古竹长坑村的知青中生发出来，大家想家了。尽管这里山好水好人也好，但终究抵不住家的诱惑。说到回家，不像现在那么简单，单程东固到吉安车票是3.40元。那时我们一个月生活费才9元（也仅仅发了一年），这车费不是个小数字。于是有人提议：步行回吉安，此议一出，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从长坑出发，一路要翻越九寸岭，再沿富田至七牯岭的公路，至值夏转入前往吉安河东的乡间小道，到吉安城区全程约120里。初生牛犊不畏虎，虽然此前都没有这种长途跋涉的经历，但我们仍计划一天走到。大家信心满满，张罗筹划起来。出发那天，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天不亮，大家就起了床，踏着深秋的明朗月色，我们一行9人疾行在乡间的石板路上。攀上九寸岭，天刚放亮。听老俵说，这九寸岭上七下八，全程15里。站在山头，举目望去，满眼翠绿，植被极为丰富。只可惜，几年后随着白云山水库的修建，这一切都成了昨日云烟，淹没在浩渺的水库之下了。山上有一个歇脚的小屋，看来有点年头，墙上当年的红军标语仍清晰可见。大家稍事休息，急着赶路。到富田已经八、九点了，巧好逢墟，满街是人，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又急急往前赶。到新圩过了中午，一行人已累得不行了，不到10人的队伍，前后已拉了百余米。没经验，前面走得太急，这时候小腿肌肉发紧，膝盖开始酸痛。大家走走停停，坐下来就不想再起身了。一路拖拖拉拉，到值夏转往富滩，天已经黑了。走的是乡间小道，高一脚低一脚，看来当天到吉安的计划要落空了。于是，我提议，先到我老家河东滩头住一晚，待明天再作计议。深秋裹挟几分寒意袭来，我们又冷又饿，拖着疲乏的身子，好不容易捱到滩头，再也无力挪动半步了。警觉的村民发现突然来了这样一伙年轻人，以为又是什么“文攻武卫”的来了，忙敲响了报警的钟声。一下子各家各户的成年男女都跑出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有眼尖的一眼看出是我，问明了情况，把我们领进屋里。这一晚好吃好睡不说，第二天又急忙赶路回到了吉安。接下来的感受可想而知，我有足足十天左右双腿一瘸一拐，不能正常走路。这种经历是我平生的唯一一次，以后再没作过这种尝试了。“吃”的甜酸苦辣
插队三年，要说最烦心的事，还是那一日三餐“吃”的问题。刚开始赶上吃食堂，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每天早中晚在“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宗教般祈祷后，开始八人一桌集体用餐。虽然菜不算丰盛，饭也只能吃个半饱，但毕竟是吃现成饭，不用自己操心，看来这日子还算凑合。但好景不长，不知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这“大锅饭”呢，还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精神了，反正也就个把月时间，食堂被解散了。老俵没什么，或许回到家里，还吃得更自在一点，倒是苦了我们这些知青，这一下都要下厨掌勺了。对于那时才十六、七岁的我们来说，也没有像现在有些年轻人那样在家里娇生惯养宠着，但说实话，真正做过饭的又有几个？会也罢，不会也罢，可这一日三餐一顿也少不得。于是几个男生合计着，轮流分工值班，用的还是食堂移交的那一套厨具。开始那一段合作得还是挺顺当，能者多劳，见事做事，彼此之间尚能友好相待，不见有什么大的矛盾。记忆中有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是长坑村村前村后有三棵百年松树，为了解决烧柴问题，被我们不由分说先后给放倒了。村民们碍于情面，当面没说我们，背地里可嘀咕不少。不要说什么“风水树”、“风景树”，像这样的百年苍松现在到哪里去找？离开东固20年后的1992年，我第一次返回长坑。见一路“旧貌换新颜”，一位老乡问我，这次故地重游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直率地说“最大的变化是山上的大树全砍光了”。围住的老表连连点头。今天扪心自问，这环境的改变、生态的破坏，不也有我们知青的一份责任和内疚吗？二是赶上清明前后，山区的冬水田，晚上用松明火照泥鳅，可是一件开心事。早早开始准备照明用的松柴，大松树的树芯部分，油脂含量高，是用作照明的最好材料。那一晚我们七人（有两位参军了）一起出动，把个山坑照得通明，有时一叉下去夹个两三条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一晚下来，泥鳅大丰收，若大的水桶装了两满桶。接下来，烧的、煮的，连吃了几餐，就泥鳅当饱，不吃别的。这以后几十年下来再没有这般体验了。三是说到“吃”的问题，蔬菜的自给是重中之重。年轻人的特点，加上知青的流动性，使得蔬菜不时出现“断供”的情况，本不安定的我们就更是沉不下心来。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年份在种菜这个问题上有过出彩的表现。那是1969年上半年，我们种了几畦辣椒、茄子，还在房前屋后点了十多棵南瓜。赶上生产队派工到公社运化肥，我们商量着7个人全去。干这种体力活，我们明显不如当地人，大家挑着肥料，磨磨蹭蹭走在后面。临近村里，趁老乡不注意，大伙用事先准备好的报纸，不管是碳铵还是磷肥，每人装了一包，藏在路边的草丛里。当晚我们把肥料取出来，悄悄下到菜地里，因用肥过重，没几天辣椒、茄子、南瓜苗烧死不少。正当我们犯愁时，老天帮忙，下了一场透雨，这一下缓过气的菜苗“呼呼”地长。那一年我们辣椒、茄子可没少吃，尤其是南瓜，普遍都长到十多斤一个，祠堂里堆了满满一墙角，一直到第二年四、五月还在吃。老俵都很惊讶，认为我们从城里搞了什么高科技品种，纷纷来向我们讨种。我们暗自窃喜：做了这么一件不见阳光的事情，老俵没发现，心里好不得意。7个人一起吃，坚持了没多久，散伙了。这一散很彻底，有2人一伙的，有单人单灶的。往后的日子更艰难了，有一段时间十天半个月没菜吃，只能就着盐水泡饭，偶尔有老乡接济一下，像过年一样，别提吃得有多开心。那种日子真是过一天算一天，人生跌到了谷底。也许是有过这种经历，以后几十年在“吃”的问题上我从来不挑剔，给什么吃什么，始终保持着艰苦本色。太公庙桥的建设者太公庙桥
为了打通东固街到古竹村的公路，公社决定以古竹大队为主，沿线村配合，在太公庙旁东固河上建一座石桥。记得这是1970年上半年的事，石桥动工前，古竹大队组织采石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采石地点选在殷富村对面的公路旁，这里地势不高，石质坚硬，且运输方便，石材开采出后，即时就可运走。我们一伙人多数没有开山炸石的经验，也不知道这项工作潜伏的巨大危险性，为此后来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采石第一项工作就是打炮眼，工具很简陋，仅一柄铁锤、一支钢钎而已。要说抡铁锤，我既无力气，也没胆量，这一锤下去，砸到自己没关系，砸到别人可就冤了。有人同情我，主动和我结对，他抡大锤，我扶钢钎。轻倒轻松，可第一天下来，两个扶钎的巴掌满是血疱。那时不会叫苦叫累，晚上把血疱挑破，第二天稍微包扎一下，又上工了。采石场上最危险的工作莫过于清理料场和排除哑炮。这清理料场就是爆破后要及时把那些被炸松动的石块给撬出来，为下一轮炸山清出场地。有一次我正撬动一块石头，冷不防头顶上方一块炸松的石块，约一尺见方，突然垂直从2、3米高处擦着我脸前落下，砸在我的脚旁，好玄呀！边上的人大呼“危险”，惊出了大家一身冷汗。如果那块石头稍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即便是今天想起来也有后怕。也许是在采石队表现优异，太公庙桥正式开工时，我调到建桥工地负责围堰的排水工作。这件事谈不上多少技术含量，所要做的是时不时发动柴油机抽水。刚开始动作不太协调，这柴油机的摇柄不听使唤，不是砸到手心就是敲到手背，不过没两天就适应了。可喜的是，今天这石桥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多次返回长坑，每次走在太公庙桥上，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见证了我的奋斗成长，我心中默念着：太公庙桥，太公庙桥，愿你造福乡亲，百年不倒！（作者：1968年下放在东固古竹村，现为吉安市政协巡视员）
魂牵梦萦
李小刚当我第一次来到东固之前，在我人生字典里，从未出现过“东固”二字。对于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东固是那样的陌生和神奇。然而，自从我随知青大军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就注定我这辈子将与它难舍难分。虽然我在东固仅呆了四年，但之后无论我走到哪里，都难以抹去在东固那段美好而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东固，开启了我人生的工作第一站“初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而东固就是我的“初次”。翻开我的履历表，清晰地记载着我的人生轨迹，“东固”永远排在我工作经历的第一栏。讲起来，我和东固确实有缘。高中毕业那年，我本可以选择留城，因为我两兄弟，哥哥已早一年下放到遂川县农村插队。但我放弃留城，选择去东固山垦殖场工作。那年我十八岁还不到，对毛主席上山下乡的指示还没那么深的理解，也谈不上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我的知青经历完全来自于青春期的叛逆冲动。我那时执意要离开城市，不想进工厂，只想去一个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见见世面。
在东固那段蹉跎岁月里，我经历了很多，脱胎换骨地得到了磨练。我当过食堂管理员，上山种过茶叶，开过手扶拖拉机，后来组织上把我培养成为茶场一队生产队长、制茶车间主任、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虽然这些都是够不上级别的职务，但当时在知青中仍属姣姣者，用知青的话来说，我那时“红得发紫”。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慢慢懂得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开始了解东固的革命历史，知道毛主席在大革命时期也多次来到东固，知道东固的老百姓为了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同时，我还第一次接触客家文化。原来我从未听说过畲族和客家人，更没听过客家话。当我第一次听客家方言时，我感到特别新奇。也就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个“客家”。后来，我在泰和县山区乡镇工作时，也接触过许多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但我对客家文化的认识，最早还是源于东固。
东固那段历史，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无论是我人格品质还是工作能力，其实都是在东固历练形成的。它为我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受益终身的历史篇章。在东固，寻找到了我的真爱
有人曾经问我：“怎么一谈到东固，你就显得特别兴奋？”每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笑着回答：“那当然，因为东固和我有缘，那里不仅是我工作的第一站，而且老婆也是东固赐给我的，我能不兴奋吗？”
说起我和妻子刘小玲，从相识到相爱，真的是靠“知青”牵线，靠东固作媒。我们的父母都是老同事，他们早就熟悉，但我和小玲从小一直没接触过。下放那天，我和她同乘一辆车去东固，近在咫尺却不认识，后来同时分在茶场柏木岭一队，慢慢才有了接触和了解。
我们彼此的好感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16元钱，伙食很差，营养不良，身体都很瘦弱，加上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所以都渴望得到别人照顾。我妻子本来个子很小，干起活来特别吃力。那时，茶场劳动任务特别繁重，尤其是“深翻”（给茶树松土），每人每天挖一百多米。队长每天用皮尺量，完不成任务要受批评。这种劳动对女孩来说特别残酷。她往往落在后面，别人都挖完走了，还一个人留在山上拼命挖。我很同情她，每当别人离开，我就走过去一声不吭地帮她挖，她也不说什么。
但是，采摘茶叶却是男知青的弱项，往往女知青采完走了，男知青还没完成任务。看到这种情况，她便会偷偷走到我身后，从她装满茶叶的篓里抓出几大把茶叶放进我的篓里，这样我就可以早点收工回家了。
慢慢的，我们开始有了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的接触，感情也越来越深。以后只要有空，我们就会在一起聊人生，谈理想，憧憬未来。后来，出现了戏剧性的情况，我调到茶场一队当队长，她留在二队当队长；我当团支部书记，她当组织委员；我当民兵连长，她当副连长。这样，我们在工作上交流更多了。这时，我们相互关心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上，而且发展到了政治事业进步上的关心了。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吉安师范离开了东固，两年后又分配到泰和县工作。但多年来我们一直坚守着那份纯真的爱情，因为那是在东固山最艰难时期建立起来的，这种感情是最真挚和牢不可破的，不管遇到任何情况，我想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去改变它。事实证明，风雨40年来，我们在感情上一直恩爱有加，虽然偶尔也会有些磕碰，但那是生活中的一点调味品，它给生活带来别样的乐趣，但绝不会影响感情和生活的质量。在东固，圆了我军人情结梦
我的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因为我父亲曾经是个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他负过很多伤。全国解放后，他随军南下，留在吉安疗养并就地安排工作。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我从懂事的那天起，就很想当一名军人，多次在梦里梦见自己手里有支枪。这种军人情结，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东固，帮我圆了这个梦。当我第一天听到自己被批准加入茶场民兵连时，我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民兵训练时又配发给我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更让我合不拢嘴。我抱着自己的枪爱不释手，摆着各种姿式照了很多像。我的梦终于实现了，从小积淀的军人情结象火山那样喷发出来。从那时起，我对民兵训练特别感兴趣，也特别认真，从队列到射击，从投弹到战术，恨不得一个晚上全掌握。由于这股较真劲，我很快便成了一名优秀的民兵战士，并逐渐当上班长、排长、连长。虽然在1976年我报名参军没去成，留下一丝遗憾，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在东固也是一个战士。正规军是兵，民兵也是兵，想当年东固游击队不是同样让敌人闻风丧胆吗？
正因为有东固那段“兵”的经历，才给我以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1983年“严打”，我调到泰和县公安局，面对公安繁重复杂艰险的工作，我在东固所学的军事知识正好派上了用场。每当我受益于东固民兵训练的成就时，我都会想起东固垦殖场武装部的张部长和钟教官，正是他们手把手地严格训练我们，才让我们学到了真本领。
四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那块曾经工作过的红土地和曾经的领导与同事，无时无刻不在为东固人民祝福。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缘于东固，才有了我新的人生。正是因为我选择当了“知青”，才没有让我与东固擦肩而过。现在想想，我和东固真是有缘。四十年来，我始终忘不了东固那段最纯真最快乐的岁月，忘不了那里最朴实最勤劳的客家老俵。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变换什么岗位，只要听到是东固人或在东固工作过的人，我都倍感亲切，如同遇见家里人。我想这种情缘注定会伴随我一辈子。
前不久，我随单位同事再次来到东固，看见东固变化巨大，比四十年前繁荣很多，公路两侧高楼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东固人富了，我为东固的变化而骄傲。我衷心祝愿自己魂牵梦萦的东固在改革开放中变得更加美丽富饶，祝愿东固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是所有东固人包括我们东固知青人的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作者：1974年下放东固垦殖场，现是吉安市委党校副调研员）
东垦领头雁——记原东固垦殖场书记、场长李钟远东
王耀煌李钟远，东北人，南下干部，解放后任吉安市药材公司经理，1957年响应祖国“建设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伟大号召，首批下放东固，先后担任分场场长、总场副场长、场革委会主任、场党委书记、场长。1972年光荣地赴首都参加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李钟远受到了表彰，成为农垦系统的姣姣者。若要变，先有电
随着场办工业的迅猛发展，电力消耗越来越大。李钟远计划在方石岭修建一座装机容量1260千瓦水力发电站。在征得各方面意见后，电站成立总指挥部，自己任总指挥，调配现有技术人员组成勘察，设计工作。工程设计方案：在兴国龙下小水电站下修一条长22米、上宽1米、下宽3米梯形拦溪坝，然后在陡峭蜿蜒的山腰上，开出一条长4米、深2米、宽1.2米的水渠，在渠的尽头建一座60立方米的前池，在前池下铺设直径50厘米罗旋无缝钢管500米。计划工作量：疏通河道1000米，垒石成渠4000米，修山地公路2000米，拦河坝一座挖土方15000方，从山下运河砂近2万方，炸山石16000方，耗炸药10余吨。最后将220米落差的水力注入钢管内发电。工期二年，需耗资130万元。时间紧，任务重。
资金除少部分争得支持外，其余100万资金都是场内自己解决。
施工建设中，李钟远亲临现场，和施工人员一道，吃在工地，住在工地、风餐露宿，风雨无阻，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风险的劲头，不分严寒与酷暑。
1977年5月底胜利竣工，7月1日剪彩发电。工业、农业两手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有人嚷嚷：“垦殖场是啃光场，办得下去就办，办不下去就散，散得越早越好。”
李钟远对同志们语重心长、耐心地开导说：“要散，我好办，干部都好办，可是这么多知青到哪里去，都推向社会谁管？”“打破现在经营模式，在大力办好农业、林业的同时，闯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李钟远坚定地说。“现在我们是野鸟无娘天地宽，我们自己来办工业。”会议在职工食堂里召开，李钟远说到这里，目光转向总场办公大厦，又缓缓扫视在场的职工，大声地说：“没有资金卖掉办公大厦亦要干一场，大家不要散，团结起来找出路。”
一把火，一种粘接剂。全场人心燃烧起来，意志凝聚在一起，在大办“农业”中举起自己办工业的大旗。
于是林建铭、熊国威、张凯淦，张正英、罗相平……一批又一批知青和下放干部，沿着进山的道路逆向走进外部世界，在上海、武汉、广州、南昌、杭州等地参观学习、考察、论证，重新估量和安排东固的山、水。在全国汽车、拖拉机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上海知青林建铭和同事们一道，攻克热量、压力和承压时间三个难点，将一台破烂的榨油机，改装成生产急用的封闭螺杆式炼胶机。熊国威带几名知青徒弟，利用先进的万能测试仪，练齿轮的产品质量，测试水平不亚于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同行厂家。利用本地木竹资源生产电木粉等原材料，用的酚醛树脂压制汽配件，离合器片、时规齿轮、方向盘、手球等，一车一车运往山外，走向全国。
东垦终于走出了自己的低谷，场办公室里挂满了来自一机部、省、地颁发的各种奖状。茶叶飘香
1968年冬季，垦殖场组织400名职工在丘陵坡地开垦茶园700余亩。这也是李钟远在产业经营上又一高瞻远瞩的思路。茶叶生产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经济效益好的生产项目，但是，选择优良品种和科学管理是关键。
一、建立基地。引进优良品种。总场每年投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扩大茶叶基地建设，到1980年，茶叶种植面积，已经有一定规模，茶地面积已近1000亩。李钟远先后派人去外地，引进优良品种：遂川群体种、杭州龙井种和婺源种，福建白毫种，茉莉花等，使茶园成为一定规模较多品种的生产基地。
二、学习先进制茶工艺、争创名优产品。茶叶制品能否保持优质创品牌取决于鲜茶质量的优良和制造工艺的先进。为此，李钟远又带人从浙江、福建等地、引进先进加工设备，并选配人员到杭州茶科所、浙江农大学习制茶技术和鲜叶分级技术。聘请杭州等地的制茶名师来厂现场带徒弟传艺，培养了一批制茶骨干队伍。1973年第一批茶叶投放市场，市场反映良好。当时比较有名的新茶品种有：萹茗、翠微、熙贡、珍眉一级、珍眉二级、烘青、炒青等，其中：“萹茗”、“翠微”、“珍眉”分别获得中国农科院、省农科所、吉安地区优质和特种名茶称号。两个任务
李钟远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两条，一是搞好生产，二是提高职工福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71年冬季，垦殖场文化生活贫乏。李钟远听说兴国县在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他立刻派人联系，派人接片，在共大广场放映。垦殖场干部、职工、共大师生和当地干部群众近万人观看此片。
李钟远大力创办职工子弟学校、场中心幼儿园、场职工医院、电影院和图书阅览室，不断改善和提高职工文化娱乐生活。
职工用电、用水、就医、住房，职工和职工子弟教育，基本免费。职工还享福利茶叶，工作服和全员出勤奖等多种福利待遇。
有一个媒体，采访东垦后说了一句使我至今难忘的话：东固山垦殖场是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社会！
垦殖场大多数员工称：没有李钟远，就没有东固垦殖场！
是的，李钟远是东固垦殖场的领头雁，我们的贴心人，没有他的坚定、执着、就没有垦殖场当年的辉煌。（作者：原东固垦殖场子弟学校校长，现住吉安市西苑小区，知青研究会成员）
蹉跎岁月
晏志华人们常说，舍得舍得，没有舍哪有得。蚌舍弃安逸，拥有了孕育珍珠的权利；种子放弃花朵，才拥有了孕育春天的资格。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舍弃亲情，远离了父母和城市，下放到了东固山垦殖场。其中虽有太多太多的酸甜苦辣，但我在东固山成了家立了业，转了干入了党，还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江西师大的大专文凭。更重要的是，在东固山垦殖场这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校，我得到的是一张“合格的大学文凭”。就是这张“文凭”为我走出东固山以后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东垦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至今清楚地还记得当时离开吉安的情景。1965年9月23号，我们这批大约近100人的吉安知青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每人手拿着刚发的一个脸盆和一床被子，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沿着井冈山大道、阳明路、永叔路、中山路大街游了一大圈，最后在站前饭店（现吉州区招待所）门口上车。上午九点钟出发，先后经过吉水朱仙桥渡口和乌江渡口、白水、白沙、罗坊，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东固垦殖场场部，场部举行了欢迎仪式。
在沿途的汽车上大家都是有说有笑，到达东固山后，当晚又是统一吃住在总场。那么多人在一起，加上每桌又有几个盘子好菜，大家仍然处在新奇和兴奋中。到了第二天才开始分散，把人员全部分配到各个山沟分场去。我被分到水南泉分场，那时又没有通汽车，分场派来迎接我们的老前辈们带着我们走山路，整整步行十七华里，最后还过了一条小河，才到达水南泉分场。
水南泉分场是个偏僻山沟，也是一个山清水秀，群山环绕，树林茂密的地方。我们第一次步行这么远的路，大家感到有些疲倦了。那天晚上，外面一片漆黑，又听说外面还有野兽，我们住的房间只点了一盏就像荧火虫样的小煤油灯。大家开始紧张有点害怕了。这时候不知是谁突然大声地哭叫着：“我要回家！”“我要妈妈！……”顿时，大家也都跟着一个个大哭了起来，当时的情景真是说不清的滋味。
说实在的，我当时没哭，虽还不满17岁，但年龄还算比他们大点，而同来的当中最小的只有14岁。那时年幼心灵似乎模模糊糊意识到，既然下放了，就要认命。也许命运的压力使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劳动习惯，很少说笑，拼命干活，我获得了单位和同志们的好评。几个月后分场领导首次给我们定月工资，一般定的都是18元或20元，我因为工作先进，被评为最高特等23元。
在家我从不会洗衣服，到这里不仅要自己学会洗，上山砍树背木头衣服常常被划破，还得自己去学缝补衣服，那时候穿缝补衣服是很平常的现象。到了4月下水犁田耙田时，看见别人，卷起裤腿就直接走下寒冷刺骨的水田，我也不好意思胆怯。山区的水田里蚂蝗无处不在，在拔秧插秧时，下水几分钟就有蚂蝗爬在你小腿上吸血。到山上垦荒种树，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毒蛇，有很毒的青竹蛇，还有金环银环蛇，有气势汹汹的眼镜蛇（当地叫胀颈疯），还有五步蛇（又叫斗角斑），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挺过来了。
在生活上也是十分清苦的，睡木板房间，在房间里的土地上打下四根简易木桩，铺上几块硬木板，木板铺垫稻草加草席。食堂吃的菜是职工自己种的，到了冬天淡季节时，食堂每天早中晚三顿的菜，几乎是南瓜、萝卜和干黄豆轮换。吃红烧肉那可是一二个月难得遇到的奢侈菜，如果听说今天有红烧肉吃，还没到开饭时间，大家早早就到食堂门口去排队等候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是按月计划定量的，男同志的月粮食定量41斤还往往不够吃。记得有次春节，我从家里带回来5斤干面条，我们用自己洗脸的脸盆装好水，放在几块砖头临时搭起的灶上烧，再向人家要了一点盐，3-4个人把5斤面条全吃个精光。
领导和职工关系很融洽，很像一个大家庭。分场领导亲自带领我们干各种活，我们在后面边学边做。遇到有问题他们及时帮忙，我们没有工作压抑感。
分场场长曾雪苟常常对大家说“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要像亲兄弟姐妹那样互相照顾”。实际上，大家相处真的就像亲兄弟姐妹。在劳动时除体力强弱差别外，在政治上没有歧视，也没有谁高人一等之分。在农忙双抢的夏天，下午收工后，男同志集体去下河抓鱼改善生活，女同志自发的在家帮男同志洗衣服，其乐融融。
在水南泉分场还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在身边激励着我们。记得我在中学晚自修时，在报纸上看到全国劳动模范，一个上海姑娘山沟艰苦奋斗的故事。旁边还插了一幅一个女青年撑竹排的素描画，形象十分英姿。我当时一口气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可真没想到，那长篇报道的她就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水南泉分场三八红旗队的队长陶佛保，后改名叫陶卫东。我特别细心留意地观察了她，她那时已完全不像上海大城市来的姑娘。她竟然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快走如飞，一般男同志都不如她，这让我从内心产生由衷的敬意。负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水南泉分场先后在蔬菜组种过菜，林业队砍伐过树，食堂当过总务，农忙时下田插秧，收割。1967年初的一天，我在去食堂的路上路过蓝球场时，不小心被蓝球场水泥边拌着狠狠地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可不轻，我的左手脱臼了。怎么办？当地没有医生，加上天冷，我就这样托着左手痛苦地坐到天亮。分场领导为我请来了场部周邦瑞老中医，第二天中午他步行17里赶到了。治疗时我在几个老同志强行抱住下，我的手就这样原始痛苦地被周医生硬拉着接上了位，并绑上了夹板。场领导当即安慰我说，“你先安心休息几天，然后安排你跟陈耀鸿学学，帮抄抄写写大批判专栏”。
陈耀鸿同志是上海知青，也同在水南泉分场。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正在画大批判专栏的刊头画，我在旁边默不作声看着。他真是一个书法美术的天才，下笔流畅，大气，轻松自如。我问他“陈老师是不是上海美术学院毕业的”？他告诉我说“不是，仅仅是参加过上海市少年宫的一些美术活动”。他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却能有这么好的专业水平，顿时激发了我对书法美术好奇的信心。
为了学好写美术字，我把报纸上的各种美术字体剪了下来模仿。没有钱买笔墨纸张，我就学古代原始的方法，捡些尖石块在地上写，在沙地上画。此后，我几乎是如饥似渴，日夜不停地练。加上陈老师的指点，我从门外汉到入门，可说是较快地掌握了基本功。1968年，我又随着陈耀鸿老师借调到总场，负责总场宣传栏的书画工作。
后因工作需要，陈老师调至工厂当负责人去了，总场的宣传橱窗，大批判专栏的书法美术工作就基本上落在我一人头上。前后十几年来的书法美术工作，我越干越专心，越干越喜欢，但我仍然保持精益求精的态度。1972年我调到场电影放映队后，又增加了画电影海报宣传画的机遇。
有一天，场党委李钟远书记手拿一本人民画报，指着其中一幅著名画家彭彬的油画（上面画着毛泽东主席在书房和华国锋的谈话“你办事我放心”）。书记对我说“你能画吗，而且三天就要完成，因为三天后有湖南参观团会来”，我当即说，“可以，我试试吧”。
要画毛主席像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画不好就可能带有政治牵连。当天请来了泥水工，就在总场外院墙上粉刷出一块四乘六米的水泥墙。我和彭友善同志二人就动手画起来了，我们俩分了工，我负责画毛泽东，他负责画华国锋，第三天如期完成，大家评价反映都很好。
东固垦殖场是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一所真正实用的大学！良好环境的机遇，加上多年来刻苦地自学，我在书法方面，特别是书写隶书新魏体等美术字体基本上达到了规范自如的程度，让我有幸掌握了书法美术一门特长。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用了三年半时间自学，通过了全省成人自学高考的十三门全部课程，取得了江西师范大学的大专文凭。198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被提拔为场工会副主席、主席。
1989年吉安地区国营垦殖场管理局成立，把我借去了，当时也说好了就借用几天，后来因需要，就把我正式调了过去，担任人事秘书科长。感恩东固，感恩知青生活
1999年底，我辞职退休与爱人一道，共同经营吉安旅游业。我爱人姚桂香也是东垦的上海知青，共同的知青命运使我们组成了小家庭。第二次创业中，我们共同经营吉安地区旅游总公司，并且在吉安旅游界享有较高的盛誉。在吉安地区八十多家旅行社中唯一的一家被江西省旅游局首批授予“江西省明星旅行社”的最高奖，成为江西省十五家明星旅行社之一。年年荣获“吉安地区优秀旅行社”奖。姚桂香还被吉安旅游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为吉安市旅行社协会副会长（会长由吉安旅游局长兼任），并荣获江西省旅游界先进工作者和江西省劳动模范。我被推选为全国旅游联合体江西省分会会长，中国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下属旅游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及华东旅游工作部副组长。
2007年5月，由副市长李庐琦亲自指导，市局和青原区旅游局联合主办，我旅行社独家承办的“东固人吉安游”主题活动，由政府出面组织东固畲族人游吉安市。东固山是我的第二故乡，来了近一百位东固畲族代表。我们就象接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在吉安火车站广场举办了欢迎仪式。市、区领导都在欢迎仪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吉安电视台也作了专题电视报道。我们安排了几辆最好的旅游大巴车，挑选了最好的导游接待，随车整整陪同了二天，这是我们感恩东固山的一种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全家都定居上海，东固山垦殖场酸甜苦辣的蹉蛇岁月，我难于忘怀。（作者：1965年吉安市下放东固垦殖场，吉安市农林垦殖局退休，现定居上海，知青研究成员）化工厂松香
我是东固半个儿
万毛毛又到了新年正月初二，我们全家人身穿新衣，脚穿新鞋，乘坐刚买不久的豪华小轿车，车后尾厢里装满大大小小的年货包裹，驶向东固山，兴高采烈地去给我岳父岳母拜年！“爷爷，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去东固山老外公老外婆家拜年呢？”保育院就读的孙女儿嘟哝着小嘴问道。“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习惯，女儿女婿大年初二都必须回家给老人们拜年！”儿子边开车边回答女儿的问题。“噢！”孙女儿似懂非懂的应着！然而，儿子的回答却使我感慨万千，浮想连翩，儿子根本不知道此行我不仅仅是每年按惯例去给岳父岳母拜年，我还肩负着去给下放时期的老农及乡亲们拜年，去看望问候他们，感谢他们对我十多年的教育和培养。
一九七0年初春，我和我的同学们，（六九届吉安三中初中毕业）在推迟了半年毕业后，分配到东固山革命老根据地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告别了祖辈生活的城市，告别了父母兄弟姐妹，来到了四周大山，门前小河奔流的东固公社峰岭大队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安住在一间简陋的破仓库里。当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然而，善良纯朴的乡亲们，热情的接待我们，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拿出家里在过年才舍得吃的腊肉和鸡蛋招待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下放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是同学们中年龄最小的男孩。我们与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收工回家，自己做饭，自己洗衣，饭后，倒在床上呼呼的就进入了梦乡。在这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努力向社员们学习，几年后，通过刻苦的历炼，我们掌握了农村很多农活的基本技巧。我们由雅气未脱的小青年，变成了体魄强壮，身材高大的结实小伙子。我们的劳动报酬也由刚下放时的每日七个工分升到了强壮劳力的每日十个工分。我们村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教育条件很差，只有一个小学学校，三四个教师，如果教师开会或者有事，我们经常会被安排到学校去代课。我们把从学校学到的知识都认真地传授给这些身背小弟妹上学的学生们。我们知青的表现得到了大队干部、社员们的好评，逐个被推荐回城安排了工作。
一九七七年，我是村里最后一个滞留知青，被乡政府安排到乡里担任乡护林员工作，负责全乡的林业安全与保护工作。在此时期，我格尽职守，兢兢业业地为全乡的森林安全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县、乡各级职能部门的好评。一九七九年，乡领导又安排我到乡农科所担任农业技术员工作，我虚心地向同单位的农技员学习，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农业技术书籍，农业技术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九八0年初，通过县农业局培训、考试，我领取了县农业局颂发的农业技术员资格证书。
一九七六年，村支书邓永昌给我介绍了丰岭村中的一个年青貌美、品行端正的姑娘。她叫罗桂花，我们通过几次交往，互相感觉都不错，志同道合。从此，我们双双坠入了爱河！但由于姑娘的父母亲对我家庭的不了解，以及农村封建思想的干挠，不同意我们相爱。但姑娘铁了心，大有非我不嫁的想法。我们偷偷地恋爱着，白天在田野辛勤地劳动，晚上我们互相倾诉日间劳动的辛苦和收获。我们谈论过去，憧景未来，生活在快乐和喜悦之中，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幸福。然而，好事多磨，我们的恋爱又遭到了我父母的反对，母亲亲自到东固规劝我，要我们终止恋爱关系。但我把这位姑娘拉到我母亲面前，诉说着农村姑娘的长处，诉说着她的聪明和贤淑，并表明了我对姑娘坚贞的决心，母亲无奈只好依我。我们相爱多年，相互鼓励，默默等待着幸福的时刻。一九八0年下半年，我补员返城，一九八一年国庆节，我们结婚了，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一对幸福夫妻，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十多年的知青生活，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抛洒在东固山，然而我收获了人生最美好的爱情。我感谢这片红土地，锻造了我坚毅的性格和意志，炼就了坚韧执着的生存能力。我以后将对东固山这片红色土地更多的关注，为东固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作者：1970年3月下放在东固东丰岭村，现在吉安市长岗南路经营毛毛排档）
流金岁月
辛小红小时候，我住在吉安市九曲巷路，1968年12月28日，我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就随着母亲、外公、外婆三个弟妹，一家七口人坐着一辆大货车，装着一些旧家具，载着我们全家来到了东固山，这个离吉安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因为父亲辛成祥在那工作，“文革”开始被列为一个“当权走资派”。这个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共和国老战士被“文革”风击倒，成了当时那块区域的一个被打倒的“反面”人物。因此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被株连，例为“黑类”人群，被勒令到农村去接受思想、劳动改造，也就是当时的“上山下乡”革命行动。而且是限时离开城市。
全家在东固山江口大队戴家生产队安家落户。这个当时也就是一个不到五十户的小山村留给了我最新鲜和最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当时和我们家在一个大队的知青有很多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回忆。我们全家从那时起也就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一户，纳入了农民身份、农村户口。我们和当地老乡早上扛着锄头上山下地劳动，日落收工后还要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开展“斗私批修”，是那时的必修课。当时因为我年龄小，母亲是个知识女性，身体单弱劳动力有限，经常要受批判、也是改造对象。家里的正常劳动力就定为我，扛着劳动重担。那个年代农村以工分制定收入，每分以钱定值。我当时定为四分劳动力，也就是收入值以四分记值。我是家里唯一能记工分的劳力，和那些老农栉风沐雨，从事农业生产，上山下田参加各种劳动以求收入养家糊口。我们家是劳力短缺，劳动收入最不达标的“特殊户”。以至于1970年我小学升初中时，被队委会强制务农不准升学。后来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我承诺上学后周末休息日、寒暑假都会继续参加劳动挣工分，才得以上了中学。
1971年父亲平反恢复工作，我们被安排到东固山垦殖场，母亲成为东垦职工，父亲还是领导职务。我们姐弟几个也上学校读书，完成学业后入场就业，成为东垦职工。东垦是个农林垦殖场，有着工业、农业、林业几大板块流水线，东固垦殖场大多数人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从上海、南昌、吉安等城市下放来的干部和知识青年。
知青带来了城市人的新思想、新知识，开放了这个山区，繁荣了这片土地。各届知青为这块红土地流下了血汗以至生命。他们用青春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知青魂”，是一个折不断、压不垮乐观向上的群体。他们在凄风苦雨中成长，在逆境中奋进。下放的经历给了我们智慧、磨炼了我们的意志、陶冶了我们的情感，健全了我们的人格，奉献了我们的才华。
我们这种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足可以激励着子孙后代。
1998年我告别了东固山，成了东垦退休职工。在东固山这块红色土地上，我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变成了华发满头的老人，历经岁月三十年之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东固山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这里的山水哺育了我三十年。我的青春也属于那块土地，“青春无诲”是我们知青群体的精神赞歌。（作者：1968年下放在东固江口，1972年分配在东固垦殖场，退休后住吉安县敦厚镇）
激情燃烧
李三妹1964年，我妈带着我弟弟去河南平顶山地质队探亲（我爸在那里工作），我一个人留守在家，感到非常孤独。虽然我那时在吉安市帐子社做临时工，但这并不是我的理想。
正当我苦闷孤独之时，全国各地开展了上山下乡运动。吉安市也开始了动员、发动工作，号召青年人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大幅标语挂上了街头。我听了动员报告后，心情异常激动，我巴不得离开吉安市，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第一个报了名，有人对我说：“你妈不在家，不跟你妈商量一下就报名。”那时我没想这么多，叛逆的我就想早点飞出吉安。
街道负责同志很高兴，支持我的行动，还让我在吉安市上山下乡欢送大会上发言、表决心。
9月26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批准了我的申请，让我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来到了东固山。一到东固垦殖场，被分在三彩分场这个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上海知青王国兰，同上海知青住一个房间，开始了上山砍竹子，下水犁田的农耕生活。我们刚来什么活都不会干。挑着担子，一摇一晃，一担牛粪，挑到田时，只剩下一半。一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脚也打起了泡，一躺下，饭也不想吃了。有几位女知青都哭了起来，分场的老干部和上海知青都过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以后慢慢地就会适应的。
我回到房间里，桃红姐帮我买好了饭菜，还提了桶热水给我泡脚，我感动得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
我们在老同志的手把手的帮助下，很快地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劳动技能。劳动中大家互相帮助，体力强的男同志做得快，做完了自己的马上过来帮助体力小的女同志。摘茶子，背竹子，跑得快的同志，转回头来接过别人的担子往前赶。
休息天，女同志也会帮男同志洗衣服、洗被子，谁家带了好吃的东西，都会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一时期是我最开心、最难忘的时期。淘金坑的磨炼
1965年上半年，分场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支援淘金坑生产队的工作。因为淘金坑地处深山密林里，队里几户人家分散在几个山头，全部都是梯田，小的一个斗笠都会盖住一块田。由先来的干部罗华甫同志（我们叫他罗队长），带领我、罗宝珍、张正英、姚根根、涂显清五个吉安知青，挑着行李沿着羊肠山间小道一步一步爬上淘金坑。那一天，我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又密又高的山峰，直插云霄，山峰之间流淌着一条条清清的山泉水，清沏照人，美不胜收。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慢慢地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头。虽然我们已经过了半年多的劳动锻炼，还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肩上的行李越来越沉，腿也越来越重，爬几步就想停下歇，歇下来就不愿动。罗队长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扶起来，两个男同志还好，走一段又返回来帮我们女同志挑行李。就这样，走走歇歇，我们从早上八点钟出发，二十多里路，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淘金坑队。
第二天，我们在罗队长的带领下，开始走访这几户人家。一家一家地帮他们把猪、牛栏粪挑到田里。这里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都是住在各个山头的半山腰，田也是一条一条的弧形梯田，每挑一担肥都是在上坡、下坡。上坡时大家都喘着粗气、下坡时，我们就轻松的说笑、放松。这几户人家对我们非常热情，中途休息时，把他们家好吃的南瓜子、油炸薯片、脚板薯果子、泡着山里人特有的自制茶，招待我们。我们非常感动，我在那里呆了半年多。生产队长的历练
1965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年坑生产队，当政治队长，开始走上了基层干部岗位。李三妹一家三代
年坑队有一百多亩田，分布在上年坑和下年坑两个坑，上年坑全部是梯田。共有20个人，一对夫妻是当地老农，1个农技员和三个下放干部、三个上海知青，剩下的就是我们1964年、1965年的吉安知青。
队长这个担子对于我来说，确实是很沉重的。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担心的是自己的能力太小，没有经验，能否调动全队同志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地把生产搞好，还是未知数。但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只有勇往直前。
于是我把队里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向老农和技术员了解一下队里的生产进度，和下放干部及知青们一起商量队里的生产，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分工。
一个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吃、喝、拉、撒，当队长的什么都得管理。炊事员、食堂管理员、会计、统计，这些后勤工作都得跟上。除了后勤人员，投入到生产一线的人，也就是十几个人，任务是繁重的。特别是插秧“双抢”季节，为了赶季节，每天分给每个同志头上的任务是很重的，我也不例外，也必须完成一份任务。因此，我必须起早摸黑，安排好队里其他人的工作，还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和我一起住的小春强常说我：“你晚上睡觉总是哼哼叫”。
到了谷子快成熟的时候，上年坑，由于上面没有人居住，野猪就会提前来帮你收割。因此晚上我们还要安排人去守夜，敲竹筒、赶野猪。有一次轮到我和胡玉珍两个人守夜，晚上吃完饭，我们两个人拿着手电筒和竹竿就往上年坑守野猪的棚子里赶。山上蚊子多，不时还有蛇之类的小动物来拜访。我们两女孩子在这没有人烟的山坑里，吓得心都提到喉咙管，敲着竹筒、嘴里拼命的叫喊着：“打野猪啊，打野猪呀！”就这样叫啊、喊啊，一直到天亮，我们的嗓子都喊哑了。
我们每天晚上守野猪，一直坚持到把上年坑的谷子收割完。
在年坑生产队我呆了两年多，1968年，我被调到安坊坪生产队，和上海知青周永豪同志做搭挡。
在这里，我遇见了从未见过的山洪暴发。那一年，夏、秋季节，我妈妈也带着弟弟来到安场坪，也目睹了这场山洪，为我虚惊了一场。
那是一个灰濛的早上，我和几位同志过小河去牛栏放牛，让耕牛去吃点草，准备犁田。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河水猛然上涨，我们牵了几头牛出去，再回来牵剩下的几头牛时，水就到了我们膝盖，吓得我们拼命地把剩下的牛往外赶，刚赶出牛栏，牛栏的门就被水淹没了。我们真是庆幸，再晚一点，我们和牛都会被淹没。
我妈站在房子的楼上，焦急地看着，一座座的竹棚和一堆堆的稻草像轿子一样被卷走，担心着女儿会出事。还好有惊无险，中午水就慢慢地退下去，我们才过河回家。
1969年9月，我又调到长塘垇生产队当队长，这个队原来属水南泉分场管理的，后来转划三彩分场。分场为了解决经费不足，扭转亏损的局面（因农业是没有钱赚的事业），又办起了锯板车间、印刷车间，上山砍毛竹削竹片卖，成立了工副业队，我又调到了工副业队。我在三彩分场的每个生产队都待过，可以说，三彩分场的每一块田地都有我的脚印，包括那些油茶林。
197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1971年总场成立党委班子。我被选进了党委班子，负责共青团的工作。1978年，我开始负责妇联工作，一直到我离开东固山。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我已经过了70岁了，但东固仍然是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我常常梦中在东固的山中游荡，和当年的伙伴们一起说笑，永远忘怀不了。（作者：1964年下放东固垦殖场，退休后定居吉安市城南三中旁）
与狼对舞
张凯淦在1958年那春寒抖峭的三月，我们同学一行10人从南昌林校来到吉安。在吉安地区人事处开好介绍信，便转赴泰和县小龙镇，当晚住小龙镇坞矿招待所。次日各人挑着自己的行李被盖，翻山越岭爬涉了40多里的崇山峻岭，夜暮降临时，抵达了东固山。抬头环顾四周，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真是一派好风光。当晚我们暂住在垦殖场安置的木板房里，一天劳累的腰酸、腿酸、肩膀痛跑了，倒头便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被分配在场部直属的三队技术组里。从此我便开始了漫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务农生涯。
在农场，什么活都要干。先是粗活，挑牛栏粪，并用双手撒向田里，铲田坎、育苗圃等；然后是细活，诸如浸种、播种、插秧、犁田、耙田、看水等一系列农活，样样都是“出水才见两腿泥”。当然，有时还会被分配上山割草喂牛、放牛、养猪。秋天来了得上山摘茶子，丰收年头一天就可摘得一百余斤茶子。
农闲的时候，我们上山伐木、砍毛竹、砍柴、下水放排。当时，由于古崇公路未修通，所有生产资料都要翻山越岭到泰和小龙去挑回来，一个来回便是80华里，我至少去过小龙10次。
我在东固垦殖场前前后后呆了40年，前30年基本上是在山里渡过的，后10年我们工业分厂迁到了吉安县敦厚山上。
40年，14600个日日夜夜，最令我难于忘怀的有那么几件事，我曾三次面对面遇见豺狼。
第一次是在殷富石罗坑测量林班线时，一只大灰狼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们测量组3人正在山顶上休息，我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个毛茸茸的东西撞了我一下，回头一看，一只灰狼正瞪着吓人的眼睛看着我们。幸好我们每人身上都佩挂有一把劈荆斩棘开路用的柴刀，我当即拿出柴刀站起身来，就这样与狼对持了一会，狼见占不到便宜，便掉头走了。事后有东固老俵告诉我，如果有狼用尾巴在身后扫你，千万不能回头张望。那天要不是我们人多势大，必中狼的诡计，它会立即咬断你的喉咙。
第二次，我们几个人从六渡河湾桥放竹排去下沙洲分场，在路过殷富的大山脚下时，突然看见有棕黄色的东西落在我前方河水时里，并听到“扑通”一声响。起初我还以为是枯松树枝杈掉在水里，但紧接着又是几声响，我定眼一看，原来是5只体形极为单薄的棕狼从我的右前方河岸跳下水往左岸游去。我立即回头大声喊叫同伴：“快来看豺狼呀！”这次遇狼我好像一点也不害怕，倒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见了狼群过河的场面。
第三次是在六渡分场，时间大概是秋后的一下下午。当时我正在场部的蔬菜地里，从这里望过去，是一片没收割的稻田，稻田的尽头是一条蜿蜒的小河。突然间我看见两条狗从远处跑过来，一前一后的追逐。离我约20多米远时，我才看清楚跑在前面是六渡村的黑狗，它正气喘吁吁跑向村里，并时不时发出吠叫声，似乎是向我求救。而后面追它的是一条大灰狼，非常壮实。这时临近村庄，狼停止了追狗，并掉头向河边跑去。狗看见我后，得意忘形，掉头又去追狼，待距离拉近时，狼又返身回头追狗。就这样来来回回相互追逐了三、四个回合。最后才见大灰狼朝河边跑去，消失在树林里。时至今日想起这场狼狗追逐战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手上和腿上分别有两小块旧伤痕，是我初次放排、扎排留下的纪念品。那次放排来到殷富水电站下方的河段时，忽然发现河面上架设了一座小木桥，用于行人在上面通过。桥高出水面不到两尺，在这种情况下，撑排人从桥下钻过是行不通的。要先跳到桥上待竹排前端穿过桥底线，人再跳到竹筏上。而这时的我，没有经验，慌乱之下，未等竹排穿过后跳了下去，双腿落在河里，竹排在我腿上撞了一下，腿上立即鲜血直流，又痛又冷。血也来不及止住，只能继续顺河而下奔往下沙洲。同样在这条河的江口村老桥下，时值隆冬，河水冰凉刺骨，我卷起裤腿在河里扎排，由于手冻僵发麻，用砍刀在毛竹梢上打眼时，一个不留神，刀一滑，刀刃碰到左手食指上，又是鲜血直流，我心想这下完了，即使止住了血，附近也不能包扎伤口，同时还得继续水下作业。就在这时，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是场部的“左工”。他是专程来叫我去场部报到搞规划设计的，我喜出望外，当即随他回场部去了。
大概是1968年，我离开了六渡分场，被调到东固搞工业。有一次我坐陈吉生驾驶的面包车去武汉出差，我坐在司机的左边座位，车子刚进入湖北省境内不久，前方有一个急拐右转弯路段。由于方向盘是右座的司机，右拐弯的视角很小，就在我们的时速80码进行时，突然前方冲出一辆轿车，眼看两车就要相撞了，我想这下不死也将去掉半条命。说时迟，那时快，对方汽车根本没有拐弯的动作，这时陈吉生急中生智把方向盘一个紧急右打，下面是块近三米深的农田，就在车子滑向田里的那一刹那，司机又收盘子紧急打向左边。最后汽车在公路上跳了几下方才稳住，再一看，车头车尾居然掉了个头。我惊魂未定，出了一身冷汗，再一看那辆车已经消失得无踪影了。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段往事让我刻骨铭心。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无论是汗水、泪水、鲜血，随着青春岁月的流失，我们都将它撒在了东固山这块土地上。在各种困苦的日子里，我们农垦战友们都能团结一心，面对一切挑战，战胜各种困难。在这里我感谢我的领导，我的同学、战友、在这14600个日子里锻炼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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