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编集：苦口甘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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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苦口甘口试读：

关于《苦口甘口》

自序

从《苦口甘口》起，周氏进入一个“总结时期”。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分量的是《我的杂学》，作者后来说，“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点懂得的事物，简单的记录了下来，”（《知堂回想录·拾遗辛》）全面概括了他的知识构成，同时也梳理了思想源流。而有关结论则在《

梦想之一

周氏在《我的杂学》中自谓“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但是这里“西洋”却不是笼统讲的，更非指其末流，而是直溯源头：“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说起。”（《希腊闲话》，载《新生》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二期）希腊研究亦为周氏重头戏之一，有关文章很多，集中《希腊之余光》即其一，作者写《过去的工作》特地针对此篇说：“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作文介绍之外，又移译不少古希腊人著述，如《希腊拟曲》、《希腊神话》、《全译伊索寓言集》、《财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等，最后遗嘱尚云：“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记）周氏之“不忘记”希腊，除意欲纠正通常对于西方文明的谬误理解外，更重要的还如他一再所说，“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然而所指“中国”却非当今而是以往，或者说是以往的一种理想，这早说在《生活之艺术》里了：“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前引文所谓“知”，所涉范围甚大，核心是对文明的意识。“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也就是“生活之艺术”，在他看来，“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中庸作为周作人思想总的基调，原本得之于古希腊，不过在中国古代找到一种契合罢了。周氏之热衷介绍希腊文明，是他所有工作中最具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项，目的还在改造国民性，“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当然这同样是“伟大的捕风”。

此次据太平书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自序三页，目录三页，正文一百六十三页。目录题下原来均注明写作日期。自序

今年夏天特别酷热，无事可做，取旧稿整理，皆是近一年中所写，共有二十一篇，约八万余字，可以成一册书，遂编为一集，即名之曰“苦口甘口”。重阅一过之后，照例是不满意，如数年前所说过的话，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我想起顾亭林致黄梨洲的书中有云：“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蒉，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案此书《亭林文集》未载，见于梨洲《思旧录》中，时在清康熙丙辰，为读《明夷待访录》后之复书，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则六十七矣。黄顾二君的学识我们何敢妄攀，但是在大处态度有相同者，亦可无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但所取材亦并不废虫鱼风月，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此种倾向之思想大抵可归于唯理派，虽合理而难得势，平时已然，何况如日本俗语所云，无理通行，则道理缩入，这一类的文章出来，结果是毫无用处，其实这还是最好的，如前年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思想问题文章，曾被人评为反动，则又大有祸从口出之惧矣。我于文集自序中屡次表示过同样的意见，对于在自己文章中所有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意义很是不满，可是说过了也仍不能改，这回还是如此。近时写《我的杂学》，因为觉得写不好，草率了事，却已有二十节，写了之后乃益了解，自己历来所写的文章里面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点东西，假如把这些思想抽了去，剩下的便只有空虚的文字与词句，毫无价值了。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总之我是不会做所谓纯文学的，我写文章总是有所为，于是不免于积极，这个毛病大约有点近于吸大烟的瘾，虽力想戒除而甚不容易，但想戒的心也常是存在的。去年九月以后我动手翻译日本坂本文泉子的《如梦记》，每月译一章，现在已经完毕，这是近来的一件快意的事。我还有《希腊神话》的注释未曾写了，这个工作也是极重大的，这五六年来时时想到，赶做注释，难道不比乱写无用无味的文章更有价值么？我很怕被人家称为文人，近来更甚，所以很想说明自己不是写文章而是讲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但是昔者管宁谓邴原曰，潜龙以不见成德，言非其时，皆取祸之道，则亦不甚妥当。天下多好思想好文章，何必尽由己出，鸠摩罗什不自著论，而一部《大智度论》，不特译时想见踌躇满志，即在后世读者亦已可充分了解什师之伟大矣。假如可以被免许文人歇业，有如吾乡堕贫之得解放，虽执鞭吾亦为之，只是目下尚无切实的着落处，故未能确说，若欣求脱离之心则极坚固，如是译者可不以文人论，则固愿立刻盖下手印，即日转业者也。

民国甲申，七月廿日，知堂记于北京。

第一分

苦口甘口

平常接到未知的青年友人的来信，说自己爱好文学，想从这方面努力做下去，我看了当然也喜欢，但是要写回信却觉得颇难下笔，只好暂时放下，这一搁就会再也找不出来，终于失礼了。为什么呢？这正合于一句普通的成语，叫做“一言难尽”。对于青年之弄文学，假如我是反对的，或者完全赞成的，那么回信就不难写，只须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够了。但是我自己是曾经弄过一时文学的，怎么能反对人家，若是赞成却又不尽然，至少也总是很有条件的，说来话长，不能反复的写了一一寄去。可是老不回覆人家也不是办法，虽然因年岁经验的差异，所说的话在青年听了多是落伍的旧话，在我总是诚意的，说了也已尽了诚意，总胜于不说，听不听别无关系，那是另一问题。现今在这里总答几句，希望对于列位或能少供参考之用。

第一件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本来在中国够得上说职业的，只是农工商这几行，士虽然位居四民之首，为学乃是他的事业，其职业却仍旧别有所在，达则为官，现在也还称公仆，穷则还是躬耕，或隐于市井，织屦卖艺，非工则商耳。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藉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以至堕落。章先生自己是懂得医道的，所以他的意思以为学者最好也是看点医书，将来便以中医为职业，不但与治学不相妨，而且读书人去学习也很便利容易。章先生的教训我觉得很对，虽然现今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教学相长，也即是做着自己的事业，与民国以前的情形很有不同了，但是这在文学上却正可应用，所以引用在这里。中国出版不发达，没有作家能够靠稿费维持生活，文学职业就压根儿没有，此其一。即使可以有此职业了，而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新旧左右，如猫眼睛的转变，亦实将疲于奔命，此其二。因此之故，中国现在有志于文学的最好还是先取票友的态度，为了兴趣而下手，仍当十分的用心用力，但是决心不要下海，要知正式唱戏不是好玩的事也。

第二，弄文学也并不难，却也很不容易。古人说写文章的秘诀，是多读多作。现在即使说是新文学了，反正道理还是一样。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自然要先有文学而后乃成家，决不会有不写文学而可称文学家的，这是一定的事，所以要弄文学的人要紧的是学写文学作品，多读多作，此外并无别的方法。简单的一句话，文学家也是实力要紧，虚声是没有用的。我们举过去的例来说，民六以后新文学运动哄动了一时，胡陈鲁刘诸公那时都是无名之士，只是埋头工作，也不求名声，也不管利害，每月发表力作的文章，结果有了一点成绩，后来批评家称之为如何运动，这在他们当初是未曾预想到的。这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这种风气或者也已改变，但是总值得称述的，总可以当作文人作家练成之一模范。这有如一队兵卒，在同一目的下人自为战，经了好些苦斗，达成目的之后，肩了步枪回来，衣履破碎，依然是个兵卒，并不是千把总，却是经过战斗，练成老兵了，随时能跳起来上前线去。这个比喻不算很好，但意思是正对的，总之文学家所要的是先造成个人，能写作有思想的文人，别的一切都在其次。可是话又说了回来，多读多作未必一定成功，这还得尝试了来看。学画可以有课程，学满三四年之后便毕业了，即使不能算名画家，也总是画家之一，学书便不能如此，学文学也正是一样，不能说何时可以学会，也许半年，也许三年，也许终于不成。这一点要请弄文学的人预先了解，反正是票友，试试来看，唱得好固可喜，不好也就罢了，对于自己看得清，放得下，乃是必要也。

第三，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无论现在文学新到那里去，总之还是用汉字写的，就这一点便逃不出传统的圈子。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使得调和渐近自然。因此中国文学的道德气是正当不过的，问题只是在于这道德观念的变迁，由人为的阶级的而进于自然的相互的关系，儒道思想之切磋与近代学术之发达都是同样的有力。别国的未必不也是如此，现在只就中国文学来说，这里边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文学里的东西不外物理人情，假如不是在这里有点理解，下余的只是辞句，虽是写的华美，有如一套绣花枕头，外面好看而已。在反对的一方面，还有外国的文艺思想，也要知道大概才好。外国的物事固然不是全好的，例如有人学颓废派，写几句象征派的情诗，自然也可笑，但是有些杰作本是世界的公物，各人有权利去共享，也有义务去共学的，这在文明国家便应当都有翻译介绍，与本国的古典著作一同供国民的利用。在中国却是还未办到，要学人自己费力去张罗，未免辛苦，不过这辛苦也是值得，虽然书中未必有颜如玉的美人，精神食粮总可得到不少，这于弄文学的人是比女人与酒更会有益的。前一代的老辈假如偷看了外国书来讲新文学，却不肯译出给大家看，固然是自私的很，但是现今青年讲更新的文学，却只拿几本汉文的书来看，则不是自私而是自误了。末了再附赘两句老婆心的废话，要读外国文学须看标准名作，不可好奇立异，自找新著，反而上当，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的好丑我们不能懂得，正如我们的文学也还是自己知道得清楚，外国文人如罗曼罗兰亦未必能下判断也。

以上所说的话未免太冷一点，对于热心的青年恐怕逆耳，不甚相宜亦未可知。但是这在我是没法子的事，因为我虽不能反对青年的弄文学，赞成也是附有条件的，上边说的便是条件之一部分。假如雅片烟可以寓禁于征，那么我的意思或者可以说是寓反对于条件罢。因为青年热心于文学，而我想劝止至少也是限制他们，这些话当然是不大咽得下去的，题目称曰苦口，即是这个意义。至于甘口，那恐怕只是题目上的配搭，本文中还未曾说到。据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卷三十，鼷字下所引云：“《玉篇》，鼷，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鸟兽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鼷，鼠之最小者，或谓之甘鼠，谓其口甘，为其所食者不知觉也。”日本《和汉三才图会》卷三十九引《本草纲目》鼷鼠条，亦如此说，和名阿末久知祢须美，汉字为甘口鼠，与中国相同。所谓甘口的典故即出于此。这在字面上正好与苦口作一对，但在事实上我只说了苦口便罢，甘口还是“恕不”了吧。或者怕得青年们的不高兴，在要收场的时候再说几句，—话虽如此，世间有《文坛登龙术》一书，可以参考，便讲授几条江湖诀，这也不是难事，不过那就是咬人不痛的把戏，何苦来呢。题目写作苦口甘口，而本文中只有苦口，甘口则单是提示出来，叫列位自己注意谨防，此乃是新式作文法之一，为鄙人所发明，近几年中只曾经用过两次者也。民国癸未二百十日，写于阴雨中。梦想之一

鄙人平常写些小文章，有朋友办刊物的时候也就常被叫去帮忙，这本来是应该出力的。可是写文章这件事正如俗语所说是难似易的，写得出来固然是容容易易，写不出时却实在也是烦烦难难。《笑倒》中有一篇笑话云：“一士人赴试作文，艰于构思。其仆往候于试门，见纳卷而出者纷纷矣，日且暮，甲仆问乙仆曰，不知作文章一篇约有多少字。乙仆曰，想来不过五六百字。甲仆曰，五六百字难道胸中没有，到此时尚未出来。乙仆慰之曰，你勿心焦，渠五六百字虽在肚里，只是一时凑不起耳。”这里所说的凑不起实在也不一定是笑话，文字凑不起是其一，意思凑不起是其二。其一对于士人很是一种挖苦，若是其二则普通常常有之，我自己也屡次感到，有交不出卷子之苦。这里又可以分作两种情形，甲是所写的文章里的意思本身安排不好，乙是有着种种的意思，而所写的文章有一种对象或性质上的限制，不能安排的恰好。有如我平时随意写作，并无一定的对象，只是用心把我想说的意思写成文字，意思是诚实的，文字也还通达，在我这边的事就算完了，看的是些男女老幼，或是看了喜欢不喜欢，我都可以不管。若是预定要给老年或是女人看的，那么这就没有这样简单，至少是有了对象的限制，我们总不能说的太是文不对题，虽然也不必要揣摩讨好，却是不能没有什么顾忌。我常想要修小乘的阿罗汉果并不大难，难的是学大乘菩萨，不但是誓愿众生无边度，便是应以长者居士长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这一节，也就迥不能及，只好心向往之而已。这回写文章便深感到这种困难，踌躇好久，觉得不能再拖延了，才勉强凑合从平时想过的意思中间挑了一个，略为敷陈，聊以塞责，其不会写得好那是当然的了。

在不久以前曾写小文，说起现代中国心理建设很是切要，这有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现在这里所想说明几句的就是这第一点。我在《螟蛉与萤火》一文中说过：“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附会。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草化为萤，这恰似仙人变形，与六道轮回又自不同。”说起来真是奇怪，中国人似乎对于自然没有什么兴趣，近日听几位有经验的中学国文教员说，青年学生对于这类教材不感趣味，这无疑的是的确的事实，虽然不能明白其原因何在。我个人却很看重所谓自然研究，觉得不但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平常我很不满意于从来的学者与思想家，因为他们于此太是怠惰了，若是现代人尤其是青年，当然责望要更为深切一点。我只看见孙仲容先生，在《籀庼述林》的一篇《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中，有好些很是明达的话，如云：“动物之学为博物之一科，中国古无传书。《尔雅》虫鱼鸟兽畜五篇唯释名物，罕详体性。《毛诗》《陆疏》旨在诂经，遗略实众。陆佃郑樵之伦，摭拾浮浅，同诸自郐。……至古鸟兽虫鱼种类今既多绝灭，古籍所纪尤疏略，非徒《山海经》《周书·王会》所说珍禽异兽荒远难信，即《尔雅》所云比肩民比翼鸟之等咸不为典要，而《诗》《礼》所云螟蛉果蠃，腐草为萤，以逮鹰鸠爵蛤之变化，稽核物性亦殊为疏阔。……今动物学书说诸虫兽，有足者无多少皆以偶数，绝无三足者，《尔雅》有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殆皆传之失实矣。……中土所传云龙风虎休征瑞应，则揆之科学万不能通，今日物理既大明，固不必曲徇古人耳。”这里假如当作现代的常识看去，那原是极普通的当然的话，但孙先生如健在该是九十七岁了，却能如此说，正是极可佩服的事。现今已是民国甲申，民国的青年比孙先生至少要更年轻六十年以上，大部分也都经过高小初中出来，希望关于博物或生物也有他那样的知识，完全理解上边所引的话，那么这便已有了五分光，因为既不相信腐草为萤那一类疏阔的传说，也就同样的可以明了，羔羊非跪下不能饮乳，（羊是否以跪为敬，自是别一问题，）乌鸦无家庭，无从反哺，凡自然界之教训化的故事其原意虽亦可体谅，但其并非事实也明白的可以知道了。我说五分光，因为还有五分，这便是反面的一节，即是上文所提的伦理之自然化也。

我很喜欢《孟子》里的一句话，即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句话向来也为道学家们所传道，可是解说截不相同。他们以为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但是二者之间距离极远，人若逾此一线堕入禽界，有如从三十三天落到十八层地狱，这远才真叫得是远。我也承认人禽之辨只在一点儿上，不过二者之间距离却很近，仿佛是窗户里外只隔着一张纸，实在乃是近似远也。我最喜欢焦理堂先生的一节，屡经引用，其文云：“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我曾加以说明云：“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顾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的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这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之基本在中国即谓之仁，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儒与墨的思想差不多就包含在这里，平易健全，为其最大特色，虽云人类所独有，而实未尝与生物的意志断离，却正是其崇高的生长，有如荷花从莲根出，透过水面的一线，开出美丽的花，古人称其出淤泥而不染，殆是最好的赞语也。

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古人虽然直觉的建立了这些健全的生存的道德，但因当时社会与时代的限制，后人的误解与利用种种原因，无意或有意的发生变化，与现代多有龃龉的地方，这样便会对于社会不但无益且将有害。比较笼统的说一句，大概其缘因出于与自然多有违反之故。人类摈绝强食弱肉，雌雄杂居之类的禽道，固是绝好的事，但以前凭了君父之名也做出好些坏事，如宗教战争，思想文字狱，人身卖买，宰白鸭与卖淫等，也都是生物界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落到禽道以下去了。我们没有力量来改正道德，可是不可没有正当的认识与判断，我们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这种运动不是短时期与少数人可以做得成的，何况现在又在乱世，但是俗语说得好，人落在水里的时候第一是救出自己要紧，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这是我现今仅存的一点梦想，至今还乱写文章，也即是为此梦想所眩惑也。民国甲申立春节。

文艺复兴之梦

文艺复兴是一件好事情。近来时常有人提起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们听了自然是无不喜欢的，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又一时说不清楚，大概各人心里只有一个漠然的希望，但愿中国的文艺能够复兴而已。不过文艺复兴是一句成语，我们说到他便自然有些联想，虽然不免近于迂阔，这里且来简单的考虑一下。

文艺复兴的出典，可以不必多说，这是出于欧洲的中古时代。笼统点说来，大抵可以算作十四世纪中至十六世纪末，在中国历史上或者可云始于马可波罗之西返，讫于利玛窦之东来罢。这时候欧洲各民族正在各自发展，实力逐渐充实，外面受了古典文化的影响，遂勃然兴起，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进展，此以欧洲的整个文化言故谓之“再生”，若在各民族实乃是一种新生也。中国沿用日本的新名词，称这时期为文艺复兴，其实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许多别的成就，所以这同时也是学问振兴，也是宗教改革的时代。内在的精力与外来的影响都是整个的，所以其结果也是平匀发展，不会枝枝节节偏于局部的。我们一时来不及严密的去查书本，只就平常显著在人耳目间的姓氏来说，有如美术方面的达文西，密凯兰及罗，文学方面的但丁，薄伽乔，拉勃来，西万提司，沙士比亚，思想方面的厄拉思穆斯，培根，蒙田，宗教方面的路德，各方面都有人，而且又是巨人，都有不朽的业绩。以后各时代的学问艺术也均自有其特色，但是在人与事业的重与大与深与厚上面，是再也没有可以和这相比的了。这样的一种整个的复兴的确值得景仰与羡慕，希望自己的国里也有这么一回幸运的事，即使显然有点近于梦想，我也总是举起两手赞成，而且衷心愿望的。

关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有可以注意的一点，便是他的内外两重的原因。内的是民族自有的力量，在封建制度与旧教的统治下自然养成一种文化上的传统，这里固然有好的一部分，后来就成为国民精神的基本，却也有坏的一部分，逐渐在酿成自然的反动。外不必说那是外来的影响，这引动内面的力量，使之发生动作，因其力之大小而得成就，如佛经所云，随其福行，各得道迹，我们读史于此可以获得很大的教训。西罗马亡后，欧洲各民族开始建国，自立基础，及东罗马亡，学者多亡命欧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亦随以流入，造成人文主义的思潮，在历史上的结果便是那伟大的文艺复兴。当时义大利因承受罗马的传统，其发动为最早，若是影响西欧全部，成为显明的文化运动，那已在君士但丁堡陷落之后，盖在十五世纪中叶矣。各民族的精力为所固有，唯思想上所有者，在封建制度则为君，在旧教则为神耳，得古希腊人之人间本位思想而发生变化，近代文明也可以说由此发轫。希腊罗马的文化已古老矣，唯其法力却仍复极大，当时古典之研究与传播虽或似有闲的工作，而其影响效力乃有如此者，此看似奇怪，实在则亦并不奇也。古典文书之流通最初只是传抄，及古登堡造活字板，传播更为容易，中国在这里也总算略有资助，虽然出于间接，总之是有了关系，及利玛窦南怀仁辈东来，也带来了好些还礼，凡中国最早所接受到的泰西文物，无论是形而上下，那时从义大利日耳曼拿来的东西，殆无一不是文艺复兴之所赐也。

以上所说，并不曾考查文书，只凭记得的事情胡乱谈一起，谬误恐所不免，但大抵也就是那么情形罢。我们再回过来看本国的文艺复兴问题，是怎么样呢？古今中外的情形不同，我们固然也不好太拘执的来比较，不过大体上说总是可以的，譬如说，文艺复兴应是整个而不是局部的。照这样看去，日本的明治时代可以够得上这样说，虽然当时并未标榜文艺复兴的名称，只把他作为维新运动之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已。这个看法实在是很对的，因为明治文学的发达并不是单独的一件事，那时候在艺术，文史，理论的与应用的科学，以至法政军事各方面，同样的有极大的进展，事实与理论正是相合。中国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有了做起讲之意，却是不曾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这运动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别的各方面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状态，即使不转入政治或社会运动方面去，也是难得希望充分发达成功的。后来的事情怎么样？这恐怕是一代不如一代，中日事变前十年间的成绩大家多还记得，可以不必赘说。中国现在正是受难时期，古人云多难兴邦，大家的确不可没有这样一个大誓愿，在自定的范围内尽年寿为国家尽力，但这只是尽其在我，要想大事成就还须得有各方面的合作，若是偏信自己的事业与力量最胜，可以集事，此种大志固亦可嘉，唯在事实上却总是徒然也。

根据欧洲中世纪的前例，在固有的政教的传统上，加上外来的文化的影响，发生变化，结果成为文艺复兴这段光荣的历史。中国如有文艺复兴发生，原因大概也应当如此。不过这里有一件很不相同的事，欧洲那时外来的影响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古时虽是某一民族的产物，其时却早已过去，现今成为国际公产，换句话说便是没有国旗在背后的，而在现代中国则此影响悉来自强邻列国，虽然文化侵略未必尽真，总之此种文化带有国旗的影子，乃是事实。接受这些影响，要能消化吸收，又不留有反应与副作用，这比接受古典文化其事更难，此其一。希腊思想以人间本位为主，虽学术艺文方面杂多，而根本则无殊异，以此与中古为君为神的思想相对，予以调剂，可以得到好结果，现代则在外国也是混乱时期，思想复杂，各走极端，欲加采择，苦于无所适从，此其二。民初新文化运动中间，曾揭出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但不久展转变化，即当初发言人亦改口矣，此可为一例。国民传统率以性情为本，力至强大，中国科举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时开始，于今已有五百余年，以八股式的文章为手段，以做官为目的，奕世相承，由来久矣。用了这种熟练的技巧，应付新来的事物，亦复绰有余裕，于是所谓洋八股者立即发生，即有极好的新思想，也遂由甜俗而终于腐化，此又一厄也。拉杂说到这里，似乎都是些消极话，却并非作者本意，这原来有如治病，说体质何处亏损，病证如何情形，明白之后才能下药，现在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或病重药轻，能否立见功效，那自然又是别一回事，不能并作一谈者也。

我们希望中国文艺复兴是整个的，就是在学术文艺各方面都有发展，成为一个分工合作，殊途同归的大运动。弄文笔的自然只能在文艺方面尽力，但假如别的方面全然沉寂，则势孤力薄，也难以存立。文人固然不能去奔走呼号，求各方的兴起援助，亦不可以孤独自馁，但须得有此觉悟，我辈之力尽于此，成固可喜，败亦无悔，唯总不可以为文艺复兴只是几篇诗文的事，旦夕可成名耳。本国固有的传统固不易于变动，但显明的缺点亦不可不力求克服，如八股式文的作法与应举的心理，在文人胸中尤多存留的可能，此所应注意者一。对于外国文化的影响，应溯流寻源，不仅以现代为足，直寻求其古典的根源而接受之，又不仅以一国为足，多学习数种外国语，适宜的加以采择，务深务广，依存之弊自可去矣，此所应注意的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未尝无相当的诚意，然终于一现而罢，其失败之迹可为鉴戒，深望以后能更注意，即或未能大成，其希望自必更大矣。中国文艺复兴，此名称极佳，吾辈固无日不在梦想中，虽曰立春之后梦无凭据，唯愿得好梦，不肯放弃，固亦人情之常，不足怪者也。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北京。

论小说教育

吴渔川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五卷，以前曾经阅过，近日得上海新翻印本，寒夜听窗外风声，重读一遍，多所感触。关于庚子资料，龙顾山人《庚子诗鉴》所集已多，唯吴君所述者系其亲历，自别有亲切有味之处，但是不佞特别有感者，却在于笔述者甓园居士之论断。居士总论拳乱之根本症结，不外二端，一则民智之过陋，一则生计之窳薄，易言之即是愚与贫耳。其论民智之过陋云：“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故各种教术之统系于北方为独盛，自义和团而上溯之，若白莲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于直鲁晋豫各境。据前清嘉庆年间那彦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盖亡虑数十百种，深根固蒂，滋蔓已遍于大河南北，名目虽异，实皆与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虽以前清之历次铲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后面论拔本塞源之计，以为应从改革民众社会着手，也分为二端，一则注重于普通教育，一则注重于普通生业。其论普通教育云：“改良小说，改良戏剧，组织乡约里社，实行宣讲，以种种方法，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以相当之知识，递相输灌，使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学校普及，炫难得之远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则事半而功自倍。”论生计这一方面本来也颇有精义，现在只抄取关于民智这一部分，其脉案其方剂都很得要领，殊不易得。特别是注重社会教育，欲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又使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这两点很是切要，自有特殊的见识，非一般知识阶级所及。刘君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民国十六年，现在又已过了十六年的光阴，重复听到，还觉得极有意义，但中国国内情形之无甚进步，也即此可见了。

下级社会与中上级游离，固然是不好的事，但是中国的现象，又显得中上级社会的见识渐与下级接近，其重大性也极值得考虑。大家知道，庚子事变的远因在于中国民智之过陋与生计之窳薄，其近因在于外国教士之跋扈，政府诸要人之荒谬，这末一件事易言之即是官与拳匪同是一般见识。刚毅奏称董福祥是臣的王天霸，此轶事已脍炙人口，证明他的知识不出戏剧小说，此外袒拳诸臣工既已明见处分，其荒谬是无可疑的了。但是举朝衮衮诸公，幸免于拳案的惩戒者，不知其中究有若干人，不信奉关圣帝君与文昌帝君的？关圣原来也是拳匪所奉，即信仰文昌帝君，此又与鸿钧老祖有何区别？小说教育，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民教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此为本，这里已经分不出什么上下或天泽之辨了。翁方纲在《陶庐杂录》序中云：“梧门蒙古世家，原名运昌，以与关帝号音相近，诏改法式善。”关帝号者何？云长也。这与运昌二音平仄阴阳均不一致，却奉诏避讳更名。诏者何？乾隆皇帝之命令也。据说戏子唱三国的戏，扮关羽的报名必曰，吾乃关公是也。这样便两极端碰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圈子了。中国人心中有两个圣贤英雄，曰关羽岳飞，有两个奸臣恶人，日曹操秦桧。这是从那里来的？大家知道这出于两部书，一曰“三国演义”，一曰“说岳全传”，其支流则有说书与演戏，使之渐益普及与深入。士大夫如读宋朝史书以至野史杂记，有感于靖康之际，慷慨奋发，痛三字狱之冤，大骂秦桧，此犹是人情之常，若阅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乃极致倾倒，则为无理矣。今既轻信小说，关岳并尊，又接受万历时之乱命，称关羽为伏魔大帝，种种神怪之说益多，悉见于文人之记载，由上及下，变本加厉，士子供关帝像诵《明圣经》，而老百姓乃练拳舞刀，关圣附身矣。故小说教育殆已遍及于中国上下，而士大夫实为之首，虽时至今日，政体变革，新式教育已实行四十年之久，此种情形大旨仍无异于昔日也。本来小说非不可读，且并非不可用之于教育，只要用得其道，简单的说就是当作小说去看。艺术据说原从宗教出来，宗教极是严肃的东西，但是一步退后，不加入巡行礼赞的行列里，保持着一点距离，立着观看，即是由宗教的体验出而入于艺术的赏玩了。俗语云，只看见和尚吃馒头，弗看见和尚受戒。受戒与吃馒头，在和尚虽是苦乐不同，有义务与权利之别，但都是正经事，唯在家人旁立负手而观之，或有兴趣与才能，作为略画，则渐移而为艺术，盖其苦乐之情固尚存在，而中有距离，非如身受者之切迫而无回旋之余地也。《三国》《说岳》本是演义，《封神》《水浒》更是假作故事，都很明了，不必多说，即是古代神话，如希伯来希腊所有者，最初实是教典史书，人民所共信守，但是时代转移，也就被视为文艺作品，其影响及于后世文学美术者极大，如宙斯大神今固已非复君临阿林坡斯山上之帝君，然其威严的像与故事则仍俨然存在也。中国的读书人不知怎的把许多事都弄颠倒了，史书只当作写史论的题目资料，拿来一段千数年前的往事，也不细问前因后果，但依据正名之说，加以褒贬，如念符咒，以为有益于人心世道，而演义说部则视若正史，大是奇事。一般士人能作诗文，谈性理，似非民众所能企及，但除此而外，其思想感情殆无甚大差异。史传中朱温之恶甚于曹操，张弘范吴三桂辈之恶甚于秦桧，老百姓不读史，只听演义，故不知曹秦之外尚有朱张吴等，士人读史而亦只信演义，故知有朱张吴而亦仍只恨曹秦，其见识结果与老百姓一样，但白多读了许多书而已。照这样情形看来，最先应做的乃是把中上级的知识提高，随后再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接近，减去小说教育之势力，民智庶几可以上进。至其方法，不过在于使士大夫知道正当读书之法，即是史当作史读，小说当作小说看而已，别无其他巧妙，所难者只是千年旧习不易猝改，又学徒众多，缺少良塾师忍坐冷板凳而为之指教耳。

总而言之，中国现今本来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那是当然的事。要打破这个浑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异，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谊之事功化。中国儒家重伦理，此原是很好的事，然持之太过，以至小羊老鸦皆明礼教，其意虽佳，事乃近诬，可谓自然之伦理化，今宜通物理，顺人情，本天地生物之心，推知人类生存之道，自更坚定足据，平实可行。次则儒者常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固亦甚佳，但个人可以用作修身之准则，若对于家国人民，必须将道谊见诸事功，始能及物，乃为不负，否则空言无补，等于清谈也。上述两点原来也颇平凡，看去别无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极是切要，可是也非常难办，比两极端的主张为尤甚，盖中庸的做法在旧的嫌过激，新的又嫌保守，大抵两不讨好也。此事还是着重在知识阶级，须是中学教得好，普通学科皆能活用，常识即已完具，再予以读书之指导，对于古今传承的话知所取舍，便可算成功了。中坚层既已造成，再加推广当不甚难，甓园居士的理想乃可实现，否则骑瞎马者还是盲人，与庚子前后情形无大差异，民智与民生之改进仍无希望。我时时想起明季的李卓吾，他的行为不免稍有怪僻处，但其见识思想多极明白通达，甚不易得，而一直为世人所恶，视若二毛子，无非因有带有思想革命之倾向耳，由是可知此种运动以至提倡实大不易，我辈现今得以略略谈谈者，实在乃民国之赐，正不可不知感激者也。民国癸未十二月大雪节。

女子与读书

十一月间凌女士来访，接到佐藤女史的信，叫我给杂志写文章。我很想帮忙，可是很有点儿为难。这并不是因为没有闲暇，大抵费一两天的工夫写篇小文，也还有这机会。所说的困难乃是缺乏好的题材，因为一种杂志假如是特殊性质，或读者限于某范围内的，那么这文章也就不大好写，至少为了受这性质与范围的拘束，不能够随意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为了这个缘故，一连耽搁了两个月，不曾写得出一点东西来。近日忽然想到，略为介绍日本现代女作家的文章吧。这题目倒是恰好，可是怎么办才好呢？我在日本留学还是在明治时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因此我所知道的日本文学也以那时代为主，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很是隔膜，要问现今的女作家谁最有名，我都回答不过来，此其一。正式的讲介绍，自以评论为重要，这个固然不敢下笔，就是说翻译，也是极不容易，莫说诗歌，即小说也是如此，此其二。这样的一归结起来，那么可说的自然就限于明治末期，文学的种类也只是散文中的感想文与随笔而已。

明治四十年前后是日本新文学很发达的时期，我们所注意的女作家有好几个。佐藤俊子女史的小说《她的生活》还是记得，在二十年前我们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此外还有一位是森茂子夫人，笔名写作森茂女，在杂志《昴》的上边发表小说《狂花》等数篇，后来印成单行本，就以此为书名。本来女小说家也并不少，但是她们所写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为标准，或是贤媛，或是荡妇，都合于男子所定的畴范，但总之不是女子的天然本色。我读中国闺秀的诗文集，往往有此种感觉，假如有美这也是象牙美人之美罢了。上边所说的两位所写的却不是这种意味的小说，即使不能说达于理想之域，总之是女性自身的话，有许多是非女人不能知不能言的，这一点乃是极可珍重的事。可是小说翻译很不容易，既如上述，那么这也只好搁下，等候将来适任的人来做。与谢野晶子夫人本是歌人，却也多写批评感想的文章，歌集不敢以不知为知，只买得《晶子歌话》与《歌之作法》两种，感想文集有十四册，则差不多都陆续得到了。其第一册书名“从角落里”，系明治四十四年出版，即是辛亥那一年，已是三十二年前事了，现在拿出来一看，仍旧觉得很可佩服，其见识深远非常人所能及。与谢野夫人的第五册感想集名曰“爱与理性及勇气”，这可以代表感想全部的内容，实在是最适切的评语。我在民国六年译过一篇论贞操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至今重阅这最早的感想集，里边好议论还是不少，但是要想整篇的翻译，却又一时不易做到。译者的懒是一个原因，其次是文章是旧了而意思可以仍新，有时候历时愈久而新的意味增加，因此也就是不合时式。余下来可做的事，是找一篇平常点的文章，摘要叙述，以见一斑。原来这一册《从角落里》的感想集里列着二十题目，唯末尾的“杂记帐”一目实在乃是总名，收容长短文章甚多，占全书分量之半，约有三百余页。其中有一短篇，是劝人读书的，现在便介绍过来，也说不清是抄是译了。“对于现今在家庭里的青年女性有一件希望的事，便是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做得儿女的教师，又使得自己的心贤明聪慧，温雅开阔，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起见，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时，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时间减省下来也好，养成读书的习惯。外国的女人就是在火车里也不放下书籍，日本则平安朝以后的女人大抵不爱读书，虽然男子也是一样。近时年青的女子在结婚以前还在读书，及至做了家庭里的人，便是心爱的小说也再不拿起来了。说是家庭的事务烦忙么，其实说废话所耗费的时间着实不少。或者因为职业关系，全无余暇的人也会有的，但是只要用心，在一星期中省出一两小时的读书时间并非不可能。故樋口一叶女史在家中做着副业，供给一家数口，却也能够那么样的著作和读书。

关于所读书籍的种类，最好还是多取硬性的书物。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这些书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养成细密的观察与精确的判断力，于今后的妇人均为必要。哲学书可以先读三宅博士著的《宇宙》，心理学有元良博士的讲义，自然科学则丘博士著《进化论讲话》与《物种由来》，石川博士的《动物学讲话》，日本历史有久米博士的《古代史》等，顶好不要读断片的东西，只取有信用的专门家所写的整册大著，孜孜矻矻的看下去，养成这种习惯最为要紧。古典书中也可以从《古事记》那里起，顺着时代去读历史及文学的书，汉文所写的似乎有点不容易读，可是只要字面看惯了，自然意味也会懂得，譬如《庄子》，《论语》，唐宋的诗集，或是佛教的书，找人指教了读下去也很有意味。像我这样关于汉文或国文一行半句都没有跟人学过，可是在母家的时候偷了店务的余闲，独自学读，实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办法，也渐渐的懂得意义了。

我劝大家读硬性的书，不大劝人读软性的文学书的缘故，便是因为先从文学读起，则硬性的书便将觉得难读，不大喜欢，不容易理解了。假如一面读着可以磨炼理性，养成深锐的判断力的书籍，再去读软性的文学书，就会觉得普通甜俗的小说有点儿无聊，读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有高尚趣味的文学书加以注意，自能养成温雅的情绪。本来女人容易为低级的感情所支配，轻易的流泪，或无谓的生气，现在凭了硬性的学问，使得理性明确，自不至为卑近的感情所动，又因了高尚的艺术，使得感情清新，于是各人的心始能调整，得到文明妇人的资格，对于夫可为贤妻，对于子可为贤母，在社交界可为男子的好伴侣。大家都以此种抱负，各自努力去养成读书的习惯罢。即使没有这些大抱负，儿女们不久将进学校了，大家不可使儿童单只依赖学校的教育，须得使他们觉得父母所知道的事比学校教育更为广大，对于家庭的教育信用而且尊敬才好，因此磨炼自己，可以成为儿童们的学问的顾问，正是必要。假如真是深爱儿童，父母先自成为贤明，再将儿童养育成贤明的人，那是很切紧的事吧。”

以上的话虽是三十多年前所说，但是我觉得在现今还是都很对，所以抄了出来，以供现代中国诸位女士们的参考。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灯下读书论

以前所做的打油诗里边，有这样的两首是说读书的，今并录于后。其辞曰，

饮酒损神茶损气，读书应是最相宜，

圣贤已死言空在，手把遗编未忍披。

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

偶逢一册长恩阁，把卷沉吟过二更。

这是打油诗，本来严格的计较不得。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那原是事实，至于茶与酒也还是使用，并未真正戒除。书价现在已经很贵，但比起土膏来当然还便宜得不少。这里稍有问题的，只是青灯之味到底是怎么样。古人诗云，青灯有味似儿时。出典是在这里了，但青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类的字句有红灯，不过那是说红纱灯之流，是用红东西糊的灯，点起火来整个是红色的，青灯则并不如此，普通的说法总是指那灯火的光。苏东坡曾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这样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炷，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其次是说鬼，鬼来则灯光绿，亦甚相近也。若蜡烛的火便不相宜，又灯火亦不宜有蔽障，光须裸露，相传东坡夜读佛书，灯花落书上烧却一僧字，可知古来本亦如是也。至于用的是什么油，大概也很有关系，平常多用香油即菜子油，如用别的植物油则光色亦当有殊异，不过这些迂论现在也可以不必多谈了。总之这青灯的趣味在我们曾在菜油灯下看过书的人是颇能了解的，现今改用了电灯，自然便利得多了，可是这味道却全不相同，虽然也可以装上青蓝的磁罩，使灯光变成青色，结果总不是一样。所以青灯这字面在现代的词章里，无论是真诗或是谐诗，都要打个折扣，减去几分颜色，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这里只是要说明灯右观书的趣味，那些小问题都没有什么关系，无妨暂且按下不表。

圣贤的遗编自然以孔孟的书为代表，在这上边或者可以加上老庄吧。长恩阁是大兴傅节子的书斋名，他的藏书散出，我也收得了几本，这原是很平常的事，不值得怎么吹嘘，不过这里有一点特点理由，我有的一种是两小册抄本，题曰“明季杂志”。傅氏很留心明末史事，看《华延年室题跋》两卷中所记，多是这一类书，可以知道，今此册只是随手抄录，并未成书，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看了颇有所感。明季的事去今已三百年，并雅片洪杨义和团诸事变观之，我辈即使不是能惧思之人，亦自不免沉吟，初虽把卷终亦掩卷，所谓过二更者乃是诗文装点语耳。那两首诗说的都是关于读书的事，虽然不是鼓吹读书乐，也总觉得消遣世虑大概以读书为最适宜，可是结果还是不大好，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概。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昔者印度贤人不惜种种布施，求得半偈，今我因此而成二偈，则所得不已多乎，至于意思或近于负的方面，既是从真实出来，亦自有理存乎其中，或当再作计较罢。

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英国陀生在讲希腊的古代宗教与现代民俗的书中曾这样的说过：“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总是只抓住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斯宾塞在寄给友人的信札里，也说到现代欧洲的情状：“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上边所说是关于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的，都是人家的事，若是讲到孔孟与老庄，以至佛教，其实也正是一样。在二十年以前写过一篇小文，对于教训之无用深致感慨，末后这样的解说道：“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牟尼，中国有过孔子老子，他们都被尊崇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的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为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知识与趣味的人的欣赏，那也就尽够好了。”这里所说本是聊以解嘲的话，现今又已过了二十春秋，经历增加了不少，却是终未能就此满足，固然也未必真是床头摸索好梦似的，希望这些思想都能实现，总之在浊世中展对遗教，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此或者亦未免是多事，在我自己却不无珍重之意。前致废名书中曾经说及，以有此种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闭户读书论》是民国十七年冬所写的文章，写的很有点别扭，不过自己觉得喜欢，因为里边主要的意思是真实的，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篇论是劝人读史的。要旨云：“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这不知道算是什么史观，叫我自己说明，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想得透彻时亦可得悟，在我却还只是怅惘，即使不真至于懊恼。我们说明季的事，总令人最先想起魏忠贤客氏，想起张献忠李自成，不过那也罢了，反正那些是太监是流寇而已。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证候与结果，我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不要犯这种的病，再好一点或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来也说不定。我自己还说不出读史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有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但是正面说来只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就容易归入圣贤的说话一类里去，永远是空言而已。说到这里，两头的话又碰在一起，所以就算是完了，读史与读经子那么便可以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罢。

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古希伯来的传道者说，“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所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苦与忧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就是捕风也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我曾这样的说：“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这样说来，我的读书论也还并不真是如诗的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消极。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民国甲申，八月二日。

谈翻译

有好些事情，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以后，并未能做出什么成绩，可是有了这许多经验，能够知道其中的甘苦黑白，这也是可珍重的一件事。即如翻译就是一例。我从清光绪甲辰即一九零四年起，在南京的学堂里就开始弄笔，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零整译品无甚足道，但是凭了这些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就有了经验之谈，现今大可拿来谈谈了。

第一可谈的是翻译的文字。这里可以分作两面，一是所译的本国文，二是原来的外国文。本国译文自然只是一种汉文，可是他又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据我看来，翻译当然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易讨好。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上边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乃是我自己从经验上得来的结果。简单的办法是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甚难，以我自己的经验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怎么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不加以赏识的。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我们于一九零九年译出《域外小说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后又译了《炭画》与《黄蔷薇》，都在辛亥以前，至民国六年为《新青年》译小说，始改用白话文。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正是不得已也。至于说到外国文这一边，那就没有几句话即可说了。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可是这里有几个难问题。一，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二，外国语的智识不深，那时不识艰难，觉得翻译不很难，往往可以多有成绩，虽然错误自然也所不免，及至对于这一国语了解更进，却又感到棘手，就是这一句话，从前那么译了也已满意了，现在看出这里语气有点出入，字义有点异同，踌躇再四，没有好办法，结果只好搁笔。这样的例很是普通，有精通外国语的前辈谦虚的说没法子翻译，一生没有介绍过他所崇拜的文人的一篇著作。这里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只是迂阔的一句话，希望译者努力勉为其难而已。

其次且一谈翻译的性质，或者可以称作态度。这里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职务的翻译是完全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这种人在日本称为通译，中国旧称通事，不过从前只重在传话，现在则改为动笔而已。跟了教士传道，则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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