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山,南哲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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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试读：

1898年3月5日清晨，在江苏淮安城内的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婴呱呱坠地。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伟人——周恩来。

也许父母在为长子取名时的期望，预示了这个男婴的未来。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上过私塾，获得过清代教育制度的最高学位“国学生”，当过文书即师爷，算是有学问之人。他给儿子取名颇有讲究。在家谱中，“恩”字辈是祖上留下来的，却颇有深意。恩者，爱也。《诗》云：“恩斯勤斯。”经过一番思量，贻能用“来”与“恩”相配。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恩来”，这是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犹如先人所说：“恩自日边来。”周恩来的故乡——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淮安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城内驸马巷的这所住宅

父母还给周恩来取了个小名，叫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说文》云：“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山海经》云：“女床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文，名鸾，见则天下安宁。”这种叫鸾的神鸟，象征吉祥、幸福，它一出现，天下便太平安宁。

然而，周恩来却诞生在一个不安宁的年代。1898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按中国传统甲子纪年方法，这年正好是戊戌年。这年前后，中国内忧外患：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清王朝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灾难深重。1895年，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款白银两亿两，要求中国在七年内付清；规定日本可在中国任意设厂……1897年11月，德国紧随其他帝国主义之后，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到了周恩来降生这一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是变本加厉，而清政府则更加腐败无能、丧权辱国：

1898年2月，英国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同意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借于他国，变“利益均沾”为“利益独享”；

3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德国把山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

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福州口租界条约》，使它在租界内享有一切优惠权利；

6月，英国公使窦纳乐又与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租给英国，租期99年；

7月，又是上面那位英国公使窦纳乐，与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拿到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以及全湾沿岸10英里以内地方的租借权；

到了11月，法国通过《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又用一个99年的租期，把中国的广州湾拿走；

……

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把中国宰割得四分五裂，把貌似强大的清王朝戳得千疮百孔。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周恩来降临到的这个家庭，正处在家境没落、入不敷出的时期。

淮安的周家，发于浙江绍兴，世代师爷。在绍兴周家祖居“百岁堂”的三门上，有一副对联：“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莲溪”，指的是周氏始祖，宋朝大学者周敦颐，又名“濂溪”，他的名篇《爱莲说》，表达了不爱牡丹之富贵，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心志。而“沂国”，则指绍兴宝祐桥周氏祖周茂，“字元泊，元进士，官至左丞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赠太师”。绍兴城内，无论是“百草园”周树人（鲁迅）的周家，还是“百岁堂”周恩来的周家，都尊奉一个始祖，那就是周茂。对这种渊源关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提及。

1938年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在会上发表讲演，开头就说：“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于绍兴城的周家。”

第二年3月，他因抗敌机缘顺道回了一趟祖籍浙江绍兴，曾向姑夫询问：“‘百岁堂’周家与鲁迅是否同族？”为此他还查阅了周族家谱。据周氏宗谱考证，周恩来与鲁迅确是同宗同族。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鲁迅的家人提到这件事。1952年的一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做客，已是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恭敬地对许广平说：“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4月上旬，在党的“九大”期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看望鲁迅的小弟弟周建人时，还风趣地说：“建老，我已查过哉，您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绍兴周氏21世孙，您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呢！”……

然而，周恩来的祖辈却离开了绍兴，迁居江苏淮安。个中缘由，是与当时绍兴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的。封建时代的绍兴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一种是商人。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而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给主官当幕僚，管文案。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辅佐县官，出谋划策。因为在全国的师爷中，大多是绍兴人氏，所以人们称之为“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字云门）就是当师爷才离开绍兴到淮安的。

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在铁路兴建之前，淮安是南北交通水路的要津，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淮安府境内，曾诞生了许多著名的人物：西汉军事家韩信、西楚霸王项羽、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民族英雄关天培……地灵人杰，再加上经济、文化的发达，给降生于世的周恩来提供了独特的社会环境。

有关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的人生经历，说法不一。有人考证，周起魁自到淮安当师爷起，便定居淮安，从幕从政；后来当过代理安东（后改名涟水县）、阜宁、桃源（后改名泗阳县）等县知县以及海州直隶州知州、江苏同知等职，官至五品。也有人考证，在他的晚年，只谋得个淮安府山阳县（后改为淮安县）候补知县的职位，因原任知县恋栈不去，周起魁始终只是“候补”。到淮安后，周起魁与二哥合买下了城里驸马巷的一所宅院。清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50多岁的周起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生前不事生产，因此死后的家产除了那所大房子外，就剩城外的几分坟地了。这时，周家已日渐衰败。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老大贻赓（字曼青）、老二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即周恩来之父）、老三贻奎（字焕臣）、老四贻淦（字簪臣）。在“百岁堂”周家大家庭中，按周起魁兄弟几房所生子女的排行，他们又分别是四、七、八、十一。

周贻能受父辈的影响，在取得“国学生”的学位后，也做起了师爷。周恩来出生后，没有见到自己的祖父，但师爷家庭慎思明辨、思之缜密、行之周全的传统，对少年周恩来的成长不无影响。同时，江浙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周恩来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对少年周恩来的性格影响最大的人，则是他的生母和嗣母。母亲

周恩来是祖父周起魁的长孙，父亲周贻能的长子。长子、长孙出世，周家充满了喜气。在母亲心中，更是充满了慈爱。周恩来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她在万家排行十二，因此大家习惯称她为万十二姑。万十二姑的父亲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与周恩来的祖辈一样，也是师爷出身，后来在淮安府的清河县（后为淮阴区）做了30年知县，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名望的人物。万十二姑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万十二姑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她也热心、乐意地尽力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姑有时也为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的周家发愁。长子、长孙的出世，多少给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父亲与万十二姑给孩子取名为“大鸾”。无论有没有这种鸟，父母总是希望长子有出息，将来振兴周家。

周恩来不满1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倘若就这么死去，不仅祖宗的祭坛上不能放他的牌位，而且遗留下来的寡妇也永远被家族内外的人看不起。据说有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贻淦的妻子陈氏出了个主意：“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陈氏觉得有道理，答应了这种安排。

过继之事与周恩来父母商量后，父亲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以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生母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她自从嫁到周家，就目睹四弟贻淦被肺痨折磨的惨状，更理解弟媳陈氏的苦衷。为挽救小叔子的生命，也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把大鸾过继给了贻淦和陈氏。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贻淦的病体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贻淦去世，周恩来由嗣母陈氏精心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自幼喜好诗文书画，有较广博的学识和文学修养，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才女。她还学过一点儿医术，略通医道。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由于年轻守寡，她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抚养和教育上。在这样的家庭中，嗣母丧夫的悲痛心情得到了安慰，而周恩来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

周恩来过继给陈氏之时，生母万十二姑又怀上了他的弟弟恩溥。周恩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养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养子，陈氏又托人在当地农家为他找了一位乳母蒋江氏，三人一同生活。乳母同样慈爱、纯朴、宽厚，她在哺养周恩来之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乳母也很有感情。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周恩来与别人不同，有了三位不同意义上的母亲：生母、嗣母、乳母。

周恩来从4岁时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5岁时，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这时，周恩来正式起用“恩来”这一学名，字翔宇。这一名字，同样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之后，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想修养、学识见解和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等。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还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在与乳母蒋江氏的共同生活中，周恩来也听到和亲身感受到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事情，如播种、插秧、收割、舂米以及老百姓的日常凡人琐事等等。乳母带他到乡下家中去玩，他不仅结交了包括乳母的亲生儿子在内的一些穷苦朋友，而且切身体会了农民耕耘的艰辛，从中他也理解了嗣母经常给他讲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的真正含义。

周恩来的生母、嗣母、乳母都虔信神明，他们还经常带周恩来去烧香拜佛，求东岳大帝保佑。虽然幼小的周恩来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去拜佛，也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是，母亲们的与人为善、慈爱宽容、大公无私的品格，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后来他对佛家慈悲为怀的教义也有了充分的理解，并善于与不同思想信仰的人和平相处。1963年10月20日，他在回答亚洲佛教界人士关于“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还客观地说：“思想上的不同，可以保留，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儿也不唯心了。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家庭，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如我的父母信佛，我是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是不一致的。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周恩来在信奉佛教的长辈们的熏陶下，也逐渐养成了慈爱、无私等性格。

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区）外祖父家居住。早在周恩来出世不久，外祖父万青选就病逝了，但他却给万家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满书房的书。这些书，有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家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一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阴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里面的神话故事，对他开阔思路、发挥想象力有很大的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再加上嗣母的讲解，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直到40年后，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也是他非常喜欢读的。

这一时期，嗣母一方面继续教周恩来背诵唐诗宋词以及历代名家诗句，另一方面，开始教他吟诗作对。嗣母把自己作的一些诗拿给周恩来参考，对他加强诗词方面的修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爱嗣母的诗，以至后来到东北、到天津、东渡日本，都随身带着这些诗稿。善于与人相处、爱交朋友的周恩来，在清江浦的外祖父家与同辈的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玩耍。在这里，他的童年是比较快乐的。

但是，家境越来越破落。周恩来的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不强，在清江浦只谋得一个薪水很低的小差使，家里经常只能靠借债度日。外祖父家的一大家子人，也经常发生纠纷。由于万十二姑贤惠、善良、办事公道，也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常常担当起调解纠纷的角色。生母总是带着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母亲先耐心听取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母亲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周恩来从生母那里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对日后他的办事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过度劳累，生母积劳成疾，再加上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1907年春天，周恩来的生母万十二姑离他而去。后来周恩来回忆道：“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疾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生母去世，对他打击很大，生活的一根顶梁柱倒了。这时父亲经人介绍，远走湖北去谋事了。好在还有嗣母陈氏。嗣母对周恩来更加关心爱护。但她极少出门，性格好静，因此身体也渐渐削弱。1907年夏天，周恩来陪伴嗣母到她的家乡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住在堂舅家里。但嗣母病体仍未见起色，两个月后，她又带着周恩来回到了清江浦镇。

在清江浦镇，嗣母经常给周恩来讲淮阴侯韩信的故事：

韩信勇敢胆大，他从不吹牛。他说话总是心平气和，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一次，有个屠夫带着一帮恶棍要羞辱韩信，令他从其胯下爬过去。韩信明白，若不从命，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真的从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在场的人笑话韩信怯懦，但韩信心中明白，他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忍辱负重。后来，他果真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当他再遇到那位屠夫时，不仅没有杀他，反而还奖励了他，谢谢他给了自己一次很好的教训……

周恩来听得入迷，记住了韩信胸怀大志、忍辱负重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年以后的1908年夏天，嗣母也被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夺去了生命。嗣母的去世，给周恩来的打击最大。他对嗣母感情最深，直到嗣母去世前，他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周恩来在极度悲痛之中，给嗣母办完了丧事，并带着两个弟弟，护送嗣母的灵柩回淮安老家，与叔父合葬。为纪念自己最亲爱的嗣母，周恩来后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被羁入狱期间，正值嗣母祭日，他含泪写了一篇《念娘文》，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内心对母亲的感情。

接连失去两位母亲，周恩来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但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小叔父早逝，三叔父贻奎又是个身体偏瘫的残疾人。在周家同辈人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周恩来了，因此他又担当起主持家政，维护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重任。此时的周家，已是债台高筑，周恩来不得不强装笑脸继续去典当借债度日。这一时期，是他最困苦的少年时期。但是母亲以往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而当家后操持生活，又给了他许多实际的锻炼。几十年后他曾回忆说：“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也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逼我国还债时，周恩来号召人们艰苦奋斗，还讲过自己从小的经历：“我常说，我这个人这一点经验最深刻。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子弟，只有十一二岁，母亲死了，父亲在外谋事。我就是靠天天借债过日子，最不好受了，借了债还得给人家去磕头，拜圣人，跟大观园的生活差不多，最没有意思。”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婶婶（周八太）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帮他照看两个弟弟，替他解决一些生活难题。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谋事的伯父周贻赓早有耳闻，也经常有书信往来。1910年春天，伯父托回乡探亲的周恩来的堂伯父周贻谦，把周恩来带出淮安，到东北去生活、求学。伯父在家时，周恩来就与他较为亲近，伯父也很喜爱侄儿的聪颖、机敏。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决定离开老家，出去闯一闯。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他走前还到母亲墓前去拜祭，为母亲扫墓。走时，他随身带上了嗣母留下的诗文。乳母含着泪对他说：“现在你真的要到天上去飞翔了。”

这一走，他一步一回头。没想到，此后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他始终把对三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东北读书时，乳母曾托人捎信给他。他到南开学校读书时，乳母还亲自到天津看望过他。对生母和嗣母，他的怀念更深。每逢母亲的祭日，他总要独自一人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方面，都受到母亲的影响。三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自己的性格特点：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的养成，都与三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子——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2　东北三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初登新学堂

1910年春天，周恩来告别两个弟弟和其他亲友，随堂伯父周贻谦出发北上。这时他正好12岁。他们取道山东、天津，经过长途旅行，终于来到奉天省。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这个淮安少年面前。

当时的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腐败的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屈膝投降，对内欺压百姓、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国的土地，瓜分中国的版图。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也就是周恩来来到东北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也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为拯救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开始了他在辽东的求学生涯。

从江淮平原的故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这是周恩来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如他后来说过的：“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初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又随三堂伯转赴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进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伯父周贻赓为了让周恩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学得“新知识”，1910年秋天，将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自己家里，并把他送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所学校位于奉天古城大东门外。它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刚刚开办的比较新式的学校，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开设了修身、图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门课程。

入这样的学校，周恩来耳目一新，感到这里的教学与老家的私塾完全不同。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的年代里，周恩来那颗富有感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出版的《盛京时报》，“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

1911年10月，在湖北武昌爆发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消息很快传到了沈阳，周恩来闻讯后非常振奋，在革命浪潮的鼓舞下，他毅然带头剪去了自己头上的长辫子。他还劝告老师和同学也剪掉辫子，鼓动大家学习国外先进生活方式，穿短服，不要被长袍马褂缠着身子。

辛亥革命的浪潮，激发了年少的周恩来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他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新文化。他撰写文章，参加讲演。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讲演会上，他目睹中国人吸鸦片烟的严重后果，发表了禁烟救国的演说。他说：“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炮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强，不禁毒焉能救国？”

少年周恩来喜欢与师长同学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小学的魏校长谈起非洲的小国克兰斯法尔办学救国的故事时，周恩来被这个故事所吸引，他高兴地说：“中国图强，就得想救国的办法，就得把教育办好。”

周恩来在东北读小学的那几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革，清王朝被推翻，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民国刚刚兴起。孙中山领导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周恩来常与伯父和同学们谈论着政局的变化，伯父是爱国和赞成变革的。在那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沈阳也和全国一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种反清言论和革命活动，蓬勃兴起。在这样的环境下，周恩来很受启发。

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叫高亦吾（字盘之）的史地老师，是一位山东汉子，富于正义感，学识渊博。他常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生动形象地讲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史实。周恩来和同学们都听得热血沸腾，有时甚至泪痕满面。他非常尊敬和亲近高老师，高老师也特别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少年，经常和他谈心，并介绍各种进步书籍给周恩来阅读。在高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周恩来阅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扬州十日记》等革命书籍，从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民族危机的情况和反清革命的道理，使他的朴素的爱国救民的感情不断得以升华。

走上革命道路以至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高盘之老师的恩情。延安时期，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宾并答外国记者问时，曾有这么一段谈话：“周恩来阁下，以您的出身情况是如何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记者问。回答是：“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山东高盘之先生的栽培，可以说，没有高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1951年12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专门接见高盘之先生的儿子高肇甫，意味深长地谈起他对高盘之先生的敬重怀念之情：“我13岁在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各方面都亏了令尊的关怀。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好书，其中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写的《革命军》，对我影响很大。这是一本宣传革命的书，其中提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号召四万万同胞要‘掷尔头颅，暴尔肝脑，同封建统治者决一死战’。”“高老师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革命思想，多次声泪俱下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事迹，同学们听了大都义愤填膺、潸然泪下。……记得一次老师带我去外国租界地，他告诉我就是这些蓝眼黄发的外国洋人，依仗他们的船坚炮利，把我们的大好河山瓜分为他们的殖民地……后来我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令尊随即到北京京兆尹公署任职。在此期间，我去看过他两次。其中一次他对我讲：‘你们在天津办的《觉悟》社刊已轰动京畿上下官府，你的名字据说业已在册。当局严令取缔觉悟社，并逮捕其一切成员，你要当心。’京兆尹公署当时在地安门……”

高肇甫的一个叔伯大爷高敬之，当年曾与高盘之同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任教，对少年周恩来印象颇深。老人存有周恩来当总理后写的一封字迹刚健的毛笔信：“……忆昔受教于盘之先生，获益匪浅，迄今尤甚感念！……周恩来”。为了中华之崛起

到了沈阳，周恩来求知若渴，读书期间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科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他写的文章，气魄大，志向远大，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当时学校每周一两次作文，他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字样，贴在学校“成绩展览处”，供大家观看。国文老师姓赵，叫赵希文，每当看到周恩来的作文中流露出一些特别之处或奇光异彩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还经常感慨地对住在同一宿舍的张镜玄老师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国文老师常把周恩来叫到宿舍，给以精心指点和培养。其他各科老师也都十分喜爱这位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1912年10月，全校师生隆重集会，纪念东关模范学校建校两周年。年仅14岁的周恩来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为题写了一篇作文。这篇文章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并以新思想贯穿其间。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教育这一根本抓起。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恳切要求道：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堕行检，以失人则放；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对于同学，他在《感言》中提出对“各种学科”必须“深究而悉讨”，不能“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躐等以求进”，要“慎思而明辨”。这就是说，在学习上决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深入研究，要有恒心，有毅力，循序渐进，认真思考，明辨是非，掌握各种学科知识。

在这篇作文中，周恩来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都作了比较好的阐述。

他当时虽然只有14岁，却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这篇作文得到了教师的夸奖。国文教师看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

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第二年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一种心系国家、民族未来的崇高责任感，已深深地植根于少年周恩来的心中。

有一次，兼教修身课的魏校长在课堂向同学们提出了“读书是为了什么”的问题。

有的学生回答：“是为了家父而读书。”

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

也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当魏校长问到周恩来时，他庄重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由于周恩来的南方口音，魏校长一时没听清楚，于是他又沉重、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年少的周恩来有如此之志向，震惊了校长和同学们！

还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以历史上“赵苞弃母全城”的故事为题，要求学生作文。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郡守，当时居于北方的部族鲜卑人入寨掠夺，在途中夺走了赵苞的老母和妻子，便用以为质，要挟赵苞投诚。赵苞不为所动，明确表示为了国家不能顾私情的决心，并忍痛出兵进击，拼死战斗。结果大败鲜卑军，保住了辽西郡城，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也因此被鲜卑人杀害。

对于这个故事，同学们议论纷纷，各说不一。有的同学认为，赵苞弃母就是“不孝”，并说“城失犹可得，母死不能复生”。

周恩来在作文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热情赞扬了赵苞反对掠夺，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战斗精神。他认为赵苞弃母不是“不孝”，而是“大孝”。文中表现他雄辩有力的见解，充分表达了年少的周恩来把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境界，也充分表现了他自幼就“慎思而明辨”，善于独立思考的学习精神。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的三年中，正是循着他在《感言》中提出的目标奋勉做人做事的。他热烈追求新思想，时刻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特别注意国内形势和社会问题。他自己订有一份当时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一张不缺。“关于人生生活、时事政务要项，必标点特记，持久不懈。”他还经常从老师和同学家里借阅孙中山、章太炎办的《民报》。

初到东北时，由于周恩来性情温和，文弱瘦小，再加上说话带有浓厚的淮安口音，因此一些调皮的大同学曾骂他是“小蛮子”，经常欺侮他。但周恩来在读书期间，非常谦虚朴实，尊敬老师，善于团结同学，热情待人，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广交朋友，他出入时与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再也没人敢欺侮他。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同学常请他答疑解难，他总是热情帮助，从不傲慢。当时，他的一位同班同学，腿有残疾，他就经常主动帮助这位同学。因此，同学们都很亲近他，尊敬他。而对于那些官僚世家的阔少爷的蛮不讲理，破坏纪律，仗势欺人的恶劣行为，他总是挺身而出，联合弱小同学，与之斗争。

以“中华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在刻苦读书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了解社会实际，接近普通老百姓。在沈阳读书的三年中，他常利用寒暑假到家住农村的同学那里去访问，了解他们的疾苦，这使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1年暑假，周恩来首次到沈阳郊区魏家楼参观，这是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村庄。村里的老人给他讲述了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在这里进行的一场残酷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置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死于不顾，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划为战区，让大好河山任人蹂躏。1904年10月，日、俄两军在魏家楼相遇，村东的烟龙山成为日军临时指挥部。村里的房屋被沙俄军放火烧成一片灰烬。全村男女老少，无家可归，外出逃难，不少无辜的村民死于战火之中。有些村民奋起反抗，割断侵略军的电线，杀死零散的强盗士兵，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牺牲精神。

听到村民讲起这些血泪斑斑的往事，踏在这混着斑斑血迹的旧战场的泥土上，周恩来满腔悲愤，不由自主地唱起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谴责日俄战争的歌曲：俄国“克查克（哥萨克）队肆蹂躏”，使我东北“户无鸡犬宁”。他大声疾呼：“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在少年周恩来的心灵里，燃起了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满腔怒火，和对清王朝腐败无能的无比愤恨。对于那些勇于反抗的英雄们，周恩来则油然生出无限的崇敬之情。1912年，东关模范学校成立两周年时师生合影，前排中为周恩来

在魏家楼的这次经历，周恩来很有收益。他先后在魏家楼的同学何履桢家渡过了三个难忘的假期。何履桢的祖父何殿甲，是村里的私塾老师，是一位忧国忧民、具有爱国思想的老人。老人在与周恩来的接触中，也从这位胸怀救国大志的少年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老人非常喜爱周恩来，常带着他一道漫步烟龙山，并吟诗抒怀：“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慨三省兮民涂炭，溯历代兮皆然。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这首诗表达了老人对年少的周恩来寄托的无限期望。

当周恩来离开奉天时，这位老人还特意写了《赠周恩来文》和《赠周恩来南归诗》五首，列举了历史上著名人物通过勤学苦练，造就“非常之才”与“非常之业”的故事，殷切地勉励周恩来。诗文写道：“焦桐入听谁知己，除却周生即吕生。”“不大困者不大亨，能冒险者方出险。”诗文意味深长，对周恩来这样的少年寄予厚望。

从1910年春天到1913年2月，周恩来在东北生活了整整三年。这三年中，他不仅在学业和思想上有很大的长进，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把身体锻炼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每天徒步往返学校，常常是风沙扑面，泥路难行。但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特别是沈阳的冬天，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他坚持在寒风冰雪中跑步，以顽强的毅力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在学校里，他也喜欢体育课。他很佩服体育老师，经常向体育老师学习锻炼身体的方法。课后，他常常和同学们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尤其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开展踢熊头（类似足球）的比赛。这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那时条件简陋，没有球门而是往高踢，熊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这种活动不仅需要有一定的技巧，而且需要大家很好合作、密切配合。

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坚持身体锻炼，使周恩来很快适应了东北的生活，身体也越来越健壮。

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多次提到少年时期在东北的生活。在同亲属的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起在东北上小学时的生活说：

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他还对辽宁大学的学生风趣地说过：

我是1910年到沈阳的，住了三年。我是带着辫子来的。我身体这样好，要感谢你们东北的黄土、大风、高粱米饭，给我很大的锻炼。3　求学南开

南开四年，周恩来“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毕业成绩仍属最优”，深得校长张伯苓器重。校董严修预言：周恩来“有宰相之才”。移居天津，求学南开

从12岁那年离家到东北，经过三年的大风、黄土和高粱米的磨炼，周恩来逐渐适应了关外的生活，不仅身体锻炼得很强健，就连语气有时也夹杂着一些东北腔调了。

正在这时，伯父的工作有了变动。1913年2月，周贻赓改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只好随伯父南下天津。当他们在天津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住下时，周恩来迎来了15岁的生日。生活环境的又一次大变化，给周恩来的性格和思想再次带来巨大的影响。

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工商城市，也是出海的门户。自1860年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等国相继在此建立租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新式教育在这里相对要先进一些。国内闻名的南开学校，就建在天津南开区南开四马路。

南开学校，是严修（字范孙）1904年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严修做过清朝的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主张教育救国。为办好南开学校，严修请来了一位更热衷于教育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担任校长。张伯苓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高才生，由于受到甲午海战中国失败的强烈刺激，转而从事教育工作，并考察过欧美和日本的教育，他把身心投在了南开学校的发展上。他制定了一整套的教育制度，在课程设置上，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次科有物理、化学、中国史地、西洋史地、生物、法制、体操等。南开教育的一大特色，是注重英文能力。英文课每周都有10个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课都用英文课本；为提高学生英语会话的能力，学校还请了美国老师来教课。南开的纪律虽然十分严格，但南开教育却是自由、民主和开放式的。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周贻赓移居天津后，很快就获悉南开学校将在暑假中招生，考试科目为英文、国文和算学。他力主周恩来投考南开。为准备考试，周恩来先在天津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多月。

1913年8月16日，周恩来走进南开学校北楼的一个大教室里，参加了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和算学这两项，是周恩来的特长，再加上事先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最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录取。8月19日，周恩来报到入学，被编入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从此，在南开的新式教育环境中，他的学识和修养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周恩来入校时，虽然只有15岁，但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强烈的求知欲，已深深地交织在他的脑海里。看到天津遍布租界，“洋人”、军阀任意蹂躏人民，柏油马路上躺卧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他深感有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之必要。他抱定立志救国、奋发读书的决心，对自己提出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在四年的南开学校生活中，他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他在校期间，刻苦用功，勤奋好学，经常学习到深夜，晚上同学们都已入睡，他所在的西斋三十五号宿舍一角的灯却还亮着……入学不久，周恩来的学习成绩便突显出来，十分优异。

1915年3月，在他上二年级时，全校800多名学生举行作文会考，经全校语文教师评定，周恩来的作文被评为全校第一名。

1916年5月6日下午，南开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会考，每班推选优秀代表参加。“与赛者计共十一班，二百余人，分成人、童子二部。”周恩来选作成人部第一题，题目是《诚能动物论》。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强调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崇诚信、弃诈伪。他列举了中外历史上一些名人的政绩，以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历史的教训：

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极严，其以一人手欲掩天下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

他文思奔放，越写越激动，就像在演说会上慷慨陈词，顿足疾呼一样。

他在文章结尾处进一步结合社会实际，把矛头直指当时的反动统治者：“虚伪可惑少数人，惑人类一时，不能惑人类最长时期”，反动统治者妄图驱众人的“生命脑力，以供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

周恩来的考卷当晚由校董严修亲自批阅，老师们看后也都极为赞赏。批语道：其“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殊为罕见。

第二天发榜，三年二组周恩来荣获第一名，同时得到由严修先生亲笔题写的有“含英咀华”四个大字的奖旗一面，为全班争得了荣誉。

周恩来除国文成绩十分优异外，化学、代数、习字等各科也名列前茅。1916年3月，班级化学考试，他名列“最优者”；同年4月，班级代数考试，他名列“最满分者”中；4月8日，全校数学笔算速赛，他又名列“最优者”中；12月，全校习字比赛，周恩来又获“行书优胜奖”……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与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激昂慷慨地发表对祖国命运、前途的见解。为探究中国现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阅读中外历史书籍。

他爱读的中国史书很多，其中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之类的书。周恩来曾用节约下来的钱，买了一部用连史纸精印的司马迁的《史记》。对于“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这种见解，周恩来完全赞同。据周恩来当年的老同学回忆，他把这部《史记》读得很熟。当大家晚上在寝室里休息时，他特别生动、津津有味地讲述《史记》里的故事，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在这里，周恩来一面继续阅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一面认真阅读明末清初的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名著，以及谭嗣同的《仁学》等。这些，都培养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周恩来还研究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办的《民权报》《民主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

南开图书馆中有许多外国名著，也满足了周恩来求知的渴望。他饶有兴趣地阅读了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以及严复所译述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等著作，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周恩来还阅读了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富》（即《国富论》）以及英国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著作。其中，尤其以《天演论》，给了他较大的思想影响。这时，他的英文已较好，甚至能看这些书的英文原版，他还看了一些其他英文原版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本重要著作，它阐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与中国人传统的“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因此，《天演论》当时被称为是一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从这本书中，周恩来明白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道理。他从积极方面理解和接受这种思想。他由进化论和“物竞天择”的道理中，领悟到中华民族必须奋发维新，“自强保种”，才有出路；人类的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在中外思想家的影响下，周恩来写了许多思辨色彩极浓的优秀作文，如：《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欤》《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共和欧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我之人格观》《试论奢靡二说》……

在《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欤》这篇作文中，他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寻找“义”和“利”的共同点。义、利之争在中外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上长期存在。中国的儒学思想中一般重义轻利，甚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孟子认为利是引起社会混乱的总根源，只要舍生取义，实行“仁政”，则“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与此相反，西方功利主义哲学则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把合理的利己主义当作行为的准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则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从个人利己主义这一所谓“人类的本性”出发，演绎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思想体系。针对这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周恩来在作文中从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剖析了它们各自的社会价值，肯定了它们的历史作用。随后，他又把论题的峰潮推回到中国现社会中来，认为：在“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的情况下，单纯地“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同样，单纯地“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如果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分而行之，适足以促吾国之亡”。他把对义、利问题的思想选择，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因为这涉及当时在实践中到底是道德救国还是实业救国的问题。周恩来在这篇作文中的最终目的，是在对各有利弊的学说进行细密分析后，取其精华，求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操作性理论。为此，他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这种“两利皆举”的想法，立足于把对立双方适合社会发展的共同点结合起来，避免两种观点的极端性，汲取各自的合理因素。他设想其实践效果必然是：国民之德行可“达于尧天舜日之境”，国家富强可“比隆于欧美”。

在受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影响时，周恩来并没有表现出迷惑或盲从，而是善于从社会历史和现实出发，对每种观点进行细密的分析，辨明是非，在辩证的思考中找到各自合理的因素，以便求得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种思维特点在他四年的南开学校正规学习中，逐渐巩固下来。由于这种求实和思辨的思维习惯，他在这一时期也格外感兴趣于选择符合这种思想方法的题目作文。

1916年3月，周恩来在另一篇作文《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中，以类似于前篇作文的思维逻辑，更精彩地表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虽然退让与竞争两者是尖锐对立的，但他既赞赏老子揭示的“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这一“生存常道”，也不排斥英人赫胥黎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来解释自然界进化的观点，认为两者同样是把眼光放在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上，其研究对象具有共同点。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老子的“退让”与赫氏的“竞争”，并非“冰炭不同炉”，只要深思慎辨就可发现，老子的退让中包含着竞争，赫胥黎的竞争中也包含着退让。文中从退让与竞争的相对性和相容性的辩证关系上，又找到了老子和赫氏的学说在内容上的共同点。最后，他提出：“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可见，周恩来是极其欣赏从对立中求同一的思辨方法的，也乐于从事这种哲学思辨。他所提出的“退让竞争主义”概念，充分地体现了他思想方法中不走极端的辩证性。

南开时期，是周恩来人生历程尤其是思想探求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事物，周恩来养成了独立观察、辩证思考、细密分析的习惯。正如他在《吾校之新剧观》这篇社论中所领悟的：“物虽微，理所据也。事虽细，神所系也。观一物之结构，而后知万象之生理。察一事之组织，而后洞人类之精神。”

对人，周恩来则表现出极大的谦逊、坦诚和宽容。无论对同学，还是对友人，他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热心为大家服务，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经常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帮助别人学习、补课，给同班同学和低年级同学辅导学业，解答疑题。

周恩来曾写过一篇题为《射阳忆旧》的散文，文中回忆和赞美了他家乡一个忠诚正直的仆人，并表述了自己愿做四万万人民中的公仆的志向，决心将来要做“天下之公仆”，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服务。

这一时期，周恩来善交友，但所交非常慎重。他曾自述道：“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一友，辄寤寐不忘。”

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唯人品不齐，何敢等视，以故识者虽众，而处以深交期以久远者，实不多觏。”

这里所说的“深交”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期以久远”则是要有救国救民之恒久志向。

早在1914年3月，周恩来和张蓬仙、常策欧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业余团体，决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定名为“敬业乐群会”。该会的宗旨定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辨难析疑，逸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

由于周恩来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因此大家都一致选他为社团领导。但他虚心谦让，在第一、二年只担任智育部部长、副会长，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开展了各种进步活动。为了便于同学课外阅读书籍，增进知识，除接收原学生团体的藏书和新购部分书刊外，还发动会员自愿捐献书籍，互通有无。据记载，周恩来第一次就捐献了《东方杂志》《大同报》《立国根本谭》《军人的模范》《自治模范》《民国生死问题》等多种书刊。周恩来（前排坐者）同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前排左二）及同学合影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四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经常邀请老师做专题报告和辅导，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会讲演、座谈。如吴玉章、黄炎培等就曾到校和会员座谈，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会员的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培养了爱好、特长，激发了大家奋起救国的革命热情，确实起了“补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该会还针对同学们的喜好特点，经常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如在茶会上，大家欢聚一堂，讲趣语，说笑谜，表演相声、双簧、幻术或舞剑，猜灯谜以及开展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的趣语和幻术表演很受欢迎，常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

除担任智育部部长外，周恩来还负责经办一切会务工作，同时还主编《敬业》会刊。

当时南开学校有四种公开发行的刊物：《校风》《英文季报》《励学杂志》和《敬业学报》（开始叫《敬业》杂志）。《敬业》系半年刊，每年3月、10月出版，第一期于1914年10月出版。“我是爱南开的”

周恩来主编《敬业》，“倍竭其力”，该刊内容丰富，文字清新，论理精辟，插图优美，流行亦广，影响很大，得到大家公认，“为全校冠”。

周恩来在该刊上曾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撰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小说、诗歌、译作等。《敬业》共办了六期，在后几期杂志里，周恩来还专门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在这个专栏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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