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章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祝尚书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宋元文章学试读：

绪论

宋、元两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是中国文章学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但由于这时的文章学文献与科举考试有着太多的牵连，在古代与近现代文化发生断裂之后，便与后者一起，被激进的学者们弃之如敝屣，很少有人光顾。然而文化的血脉是剪不断的，中国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近二三十年来迅速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而且热度甚高，并已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受科举考试株连、极具宋元特色的这块文章学“弃地”，也在春风和煦中萌动着生机，或将成为一方新的学术热土，抽出春芽、绽出新蕾来。

笔者曾在宋代科举与文学这块土地上徜徉垦植有年，象老农似的沉湎其中，乐此不疲，虽收获甚菲，倒也有些“凿井汉机忘”（卢照邻句）的喜悦。现在又踱到“宋元文章学”这片“弃地”上，放眼环顾，虽算不上风光旖旎，有的还颇煞“风景”，但也不乏令人怦然心动的胜境奇观，因而战战兢兢地，又想试试步了。在正式进入课题写作之前，有必要对宋元文章学的总体认识及本书如何构撰的设想，先向读者略作交待。一、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熟与成立

所谓“文章学”，并非要另立一门新“学”，它不过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其功能与诗学、词学一样，若简单明了地表述，就是研究文章写作理论的学问。文章学不等同于“写作学”，前者侧重于写作理论研究，后者偏向于对具体写作实践（文本）的研究，当然二者是可以有所交叉或重叠的。文章学研究也不同于“文章研究”，前者研究的对象是文章学文献，而后者的对象则是文章作品，包括对文章文本的解读、分析以及对其写作方法、艺术技巧的探讨等等，二者非但不相排斥，而且互为基础。没必要将文章学的概念和功能扩大化，它并不承担研究诸如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作家及作家群体之类的任务，也无关乎传统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文章”。宋人或称文章学为“笔法学”。按“笔”指无韵的散文，顾名思义，“笔法”即文章写作法，“笔法学”也就是文章学。柳宗元曾感叹道：“古今号文章为难，……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它的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行文技法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正因为“难”，才吸引着古今学者探索的兴趣。

我国的文章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严格地说，有了文章，若有人品评其写作得失，也就有了最早的“文章学”。不过，科学意义上的文章学，盖萌芽于先秦时代，到汉代已有相当发展，而至魏晋六朝，已经产生了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专门论著。只是前者盖主要研究文体（一般认为它是《文章流别集》中“论”的结集），且久已残佚；后者虽十分杰出，但无法超越其时代限制，特别是唐以后文章体制及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巨大变迁，彦和不可能进行总结。因此，魏晋六朝时期，仍只能是文章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文心雕龙》则是这个阶段的辉煌里程碑，是为文章学的隆重奠基，但还算不上完整、系统并成熟的“文章学”。陈望道先生曾在《修辞学发凡》第十二篇《结语》中说：“古来留传给我们的诗话、文谈、随笔、杂记、史论、经解之类，偶然涉及修辞的，又多不是有意识地在作修辞论，它们所述的范围，照例是飘摇无定；每每偶而涉及，忽然又飏开了，我们假定限定范围去看，往往会觉得所得不多。”因此，陈氏称这是“修辞学术萌芽时期”。魏晋六朝的文章学，较陈氏所说修辞学的状况可能要好得多，但刘勰生活在骈文时代，《文心雕龙》对文章之学的阐述，也难免有“飘摇无定”的现象。

随着隋以后科举时代的到来，为适应和满足新的社会文化的需求，文章学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就广义文章学论，逐渐由萌芽、发展、成长以至繁茂。唐人研究诗、赋、文章的专著，尚多见于著录，少数流传至今。诗学兹不论，就文章而言，如杜正伦《文笔要决》，今存一篇，题为《句端》，专门研究文章句首的“发端词”，以教“新进之徒”，如“观乎”、“惟夫”、“原夫”、“若夫”之类。这类发端词，多用于赋和骈文的文意转换之处。“句端”以后还有没有下文？若有，其内容如何？已不可考，因此还不能断定它是一部系统的文章学著作，最多或只是探讨文句各部位的虚字用法。唐人王瑜卿《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孙郃《文格》二卷、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冯鉴《修文要诀》二卷等，皆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八》，但这些书都久已失传，它们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到底只是杂记、随笔之类，还是已有系统的文章学理论？已难确认。唯《郡斋读书志》卷二〇著录冯鉴《修文要诀》二卷，解题谓其“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谬误，以训初学云”，那么，此书主要应是谈为文“体式”，而方法则是“杂论”，大约也不成体系。只有唐佚名所撰《赋谱》一卷，研究科举考试所用律赋的结构、句法、用韵、题目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赋学专著，也是现存科举时代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的文章学著作。从此，文章学便深深打上了科举的烙印，这是它的鲜明特点。

唐末五代以后，文章学似乎没有太大发展，或者说相对衰落。直到南宋以降，研究古文、时文、四六文文法成为潮流，研究范围也由科举而后超越科举，文章学于是兴盛，与诗学（包括词学）、赋学鼎足而三。在这个长时期中，学者们揭示了许多文章学规律，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当代编成《历代文话》一书的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认为，“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已故国学家王利器先生在陈骙《文则》的《校点后记》中指出：“陈骙《文则》，是最早的一部谈文法修辞的专书。尽管远在齐梁时代，杰出的文论专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了很多有关文法修辞的问题，后来的讨论和单篇文章里，也仍有论述，但一直没有成系统的专门著作。”他也认为宋孝宗时出现的这部文章学专著具有标志意义。不过，“开始涌现”似可修正为“全面涌现”，因为如上述《赋谱》这种独立的文章学著作，诞生年代远在有唐，而宋代（主要在南宋）与之不同的是，文章学论著像开闸似地不断问世，研究对象也扩大到狭义“文章”的各种文体，成果形式则在专著之外增加了选本评点、学术笔记等。笔者赞同王水照先生关于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的观点，只是觉得“宋代”这个时限过长，以创立于南宋孝宗时代似乎更确切，标志是陈骙《文则》、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评点本《古文关键》等的相继问世。此外，学术笔记大谈文章，这时也首开其端，并逐渐蔚然成风。如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作于孝宗时，相继又撰成《续笔》、《三笔》、《四笔》。此前，用笔记谈诗的不少，虽偶也论文，但像《随笔》这样用大量篇幅论文（主要是四六文），尚属首见（后人辑为《容斋四六丛话》，今犹传世）。其后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黄震《黄氏日抄》等等，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文章学除专著、评点本之外的另一重要部类；而学术笔记由于形式灵活，其作者群也成了文章学研究队伍中相当活跃的一翼。要之，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虽是先秦至六朝时期文章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和发展的里程碑，产生于唐代的《赋谱》可视为现存专论律赋文法之“第一部”，但它们都“形单影只”，稀闻嗣响，只有到南宋时期方形成集团推进之势，文章学才真正臻于繁荣，也才有正式“成熟”或“成立”的客观条件。

笔者认为，若论中国文章学“成熟”乃至“成立”，至少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基本理论要有涵盖性，即能大体覆盖整个中国文章学。二是理论要具系统性和丰富性。像人一样，即便四肢五官具全，尚不得称为“成熟”，必待血肉丰满，身强体壮，心气凝定，然后方可当之。三是要有代表性的文章学专著；四是研究要有持续性，即文章学家辈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若“一枝独秀”而弥望茫然，显然还不算“成熟”或“成立”。当然，所谓“成熟”、“成立”不过是个形象的说法，因为它毕竟无形，不像庄稼瓜果那样可以目测口尝，也不像社会组织那样可以对外宣告，只是说这时的文章学发展到了相对的巅峰期，学理所认同的成熟条件已经满足。就上述四点论，刘勰时代的文章学不可能成熟，只能算是“具体而微”，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章学成熟或成立的标志，倘若定位于“奠基”，也许更恰当。像修房子一样，奠基与建成，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将文章学的成熟或成立确定在南宋，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应当慎重指出：“奠基”是伟大的功绩，笔者断无贬低刘勰及《文心雕龙》的意思。

如果我们拓宽视野，关照所有的“文章”，文章学可分广义与狭义两类。研究“所有的文章”，即广义文章学，此类“文章”指所有载于典册的文字，无论有韵无韵，是骈是散，是单篇还是专书。广义文章排除诗（包括词、散曲），再排除专书，就是狭义的“文章”，若研究之，便是狭义文章学。换言之，狭义文章学只研究单篇“文章”，不含诗词曲，也不含专著。本书研究的，即所谓狭义文章学，包括散文（古文）和韵文，韵文又含赋（包括古赋、骈赋、律赋）、骈文（包括四六）、韵语（包括箴、铭、赞、颂）三类。

从南宋直至元末，是狭义文章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首先，如上所述，这时期的文章学专著和评点本密集问世，学术笔记中谈文章成为常态。其次，文章学的原创性理论，主要产生在这个时期，明、清以后同类著作虽多，但“炒陈饭”的现象也相当严重，创新度明显不足。这时期的文章学著作有个鲜明特点，即以科举用书和与科举有关的论著为主流，所讨论的也多是场屋时文文法，包括“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这毫不奇怪，任何学术都是为当前文化建设服务的。由此不难发现，文章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成熟、成立，背景正是南宋初科举考试的全面程式化；或者说，程式化了的科举考试的需求，既是文章学蓬勃生长发育的肥沃土壤，也是文章学成熟、成立的天然“接生婆”。虽北宋已有学者主张时文“以古文为法”（见本书第三章引唐庚语），但古文究竟有何“法”可以运用于时文，时文又通过何种途径向古文学习，皆不甚了了。只有到这时，学者们不仅研究时文程式，同时又用时文程式反观和解构古文以及作为骈文“后代”的四六文（包括与四六作法相近的律赋），将两者打通并形成互动，方才全面认识了古文、四六文文法，然后再将古文法度引入时文，既提高了时文的写作水平，也使古文创作有法可循。因此，宋、元学者研讨时文程式，却多以古文名篇为范式，原因就在这里。二、文章学的研究范畴与本书的任务

台湾学者仇小屏博士认为，“文章学内涵可大分为‘外律’与‘内律’，‘外律’指的是文本分析之外的相关学科领域（含文道论、文气论、品评论、文境论、文运论），‘内律’指的是着眼于文本分析的学科领域（含意象学〔狭义〕、词汇学、修辞学、文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对文章学内涵的问题，她给出的主要是学科类别的答案。这虽也可成一说，但似乎有可议之处，即如此论“内涵”，很难体现文章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点，若用来说明文章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许更恰当些。窃以为，所谓文章学内涵，应该是“文章学”这个概念所直接包含的内容，它是从文章创作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指导写作实践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文章学内涵应该揭示出“文章学”解决了文章写作中的哪些理论问题，也就是它能够为写作提供理论支撑并指导写作活动的具体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所谓“内涵”。笔者以为，文章学内涵十分丰富，若撮其要，盖有如下九项：作家修养论，文章认题、立意论，文章结构论，文章行文论，文章修辞论，文章造语下字论，文章用事、引证论，文章风格论，文章活法论等。以上九项，又可大分为纵、横两个维度：前者总结和论述文章学的普遍规律和法则，后者则是阐述各体文章的文章学理论。当然，两大维度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普遍规律与法则，是从各体文的文本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而各体文章的文章学理论，又是普遍规律的实际运用；前者为文章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而后者又不断地检验、丰富并支撑着普遍规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文章学的内涵，决定了本书的写作任务。在交待任务前，还须说明我们为何将研究时限框定在“宋元”时期（所谓“宋”，实际上又特指南宋孝宗以后，有时可适当前推），——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孝宗朝，现存的重要文章学著作，也主要产生在南宋以后，故以此作为起点；二是宋人许多重要的文章学研究成果，是由元人进行整理、归纳和完善、发展的，如果单论宋，则必然牵涉元；如果单论元，便有其终而无其始，故以为最佳方案是宋、元合论，将两代归并整合为一个“时期”进行考察。南宋孝宗至元末（1163—1368），跨越了整整两个世纪，历时不可谓不久，有着足够的研究空间。

本书以考察、论述宋元文章学家对文章学的普遍规律和各主要文体的结构、作法等的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近三十年来，虽也有不少学者在从事文章学研究，成果也不可谓不丰，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在笔者看来，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者对古代文章学文献重视不够，重实用轻理论，将“文章研究”等同于“文章学研究”；而研究宋元时期如《文则》、《古文关键》、《论学绳尺》等文章学著作的论文（台湾学者犹有不少专著），又不太注意将它们上升为“文章学”，更缺乏建构文章学体系进行整体观照的成果。笔者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原著，且欲进行体系建构的尝试。自知心大力小，又无成例可循，对如何方可建构起一个合理、科学的体系框架来，心中其实无数，就只好试着自创了。首先（前三章），略考文章学现存的主要文献，讨论文章学在宋孝宗时代成熟、成立的历史原因及其建构途径，为进入这时期的文章学研究作准备。接着（第五至第九章），对宋元文章学家们研究文章学普遍规律及法则如认题、立意、行文、修辞、造语、下字、用事与引证等一系列问题的丰富成果进行总结。然后再用五章（第十至第十四章）篇幅，研讨宋元文章学家对辞赋、四六、策、论、记、序等主要文体的结构、作法的研究，他们在此花费的力气最大，成果也最多。具体写作时，对所谓“普遍规律及法则”的研究，与对各体文文法的研究，难免有所交叉和互见。以上是本书主体部分的三个板块。在古人眼里，修养被看作是做人、特别是作家——宋元时期基本上是官、学合一，统称“士大夫”——的头等重要大事，而风格则是修养的呈现，故本书在进入文章学研讨后（第四章）和研讨行将结束前（第十五章），分别论述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和风格论。最后（第十六章），再回头讨论宋元文章学的成就、局限与出路问题，作为全书的总结，而其中要论及的文章“活法”，则是全书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命题。

应当说明，本书的任务既是研究宋元学者的文章学成果，而他们的文章学研究范围，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选择的，并非对所有文体都感兴趣。比如碑志文、奏状、书信等，在宋元文中存量极大，但对它们进行文章学意义上研究的学者却很少，成果也极有限（如元潘昂霄《金石例》，虽专门研究碑碣墓志等，但主要考察的是制度，对碑志文的写作罕有论及）。由于本书是研究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而不是“文章”，故架构并不以现存文章数量为根据，而是以是否有相对较重要、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取舍。

根据上述构想和设计，再谈谈对三个板块的认识，它们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一系列论点借以建立的基础。一、文章学视野中的时文“以古文为法”

时文“以古文为法”，是宋元文章学发展的道路，也是构成宋元文章学的基础。如果排开古文唯谈时文，那就只有时文的程式法则，不可能成为内涵丰富的文章学；反之，如果只论古文而不及时文，则不是那时文章学的完整面貌，且无法认识宋元学者建构文章学的社会历史原因。两者结合，相辅相成，文章学才有了丰富的内涵和迅速成长的动力。因此，时文“以古文为法”，反之又以时文程式解构古文，才有了宋元文章学的庞大体系和丰富成果。唯其如此，研究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内涵与方法、途径，便成了进入文章学旅程的开端。二、文章写作体系中的行文论

诗赋格法为文章学提供了现成的研究范畴和术语群，如认题、立意、布置、修辞、造语、用字、句法、用事、转换、段落等等。这些范畴，《论学绳尺》统称之为“行文法”。文章学沿用诗学的学术术语，说明诗歌与文章在写作上有相通之处，它们同属于广义的文章学范围；而辞赋本身就是“文”（韵文），只是它的文章学建构早于散文及其他韵文。当然，诗赋格法所提供的范畴、术语的内涵，与一般文章学又有很大不同，特别体现在韵文与散文体制的差异上。比如“布置”，诗、赋的“布置”与论、记、序这些散体文的“布置”，差别就很大。本书之所以将认题、立意、修辞、造语、下字、用事与引用等置于文章学写作体系之中，因为它们既非古文、也非时文所独有的行文方法，而是从古文、时文中提炼出来并上升为“文章学”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行文理论。三、文章结构体系中的文体论“明体”是我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之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广义的，既包括诗和乐府，也含诸子、史传。南宋人孟程曰：“君子之学也，饫于所闻，而发挥于文章。诗歌之懽怨，论议之明遂，择配联异而四六之，陈事达意而牋论之，识人之美而铭之，道鬼神梵箓之请而疏之。裒言类法，以详古人之业；志时明谊，以记有造之绪。文之体至多也，葩芬锦烂，日炫云移，制幅以为程，融性以尽神。”则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写法，故“识体”既是文章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入文章学的必经之途。只有识体，方可“制幅以为程，融性以尽神”。陈骙《文则·辛》述文体道：“考诸《左传》，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他所谓“八体”，一曰“命”，二曰“誓”，三曰“盟”，四曰“祷”，五曰“谏”，六曰“让”，七曰“书”，八曰“对”；而所谓“各系本文”，即他所研究的八体，皆举《左传》之文以为“则”。《文筌·古文谱五》“文体”，将文分为“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叙事类包括叙、传、录、碑等十四小类，议论类包括议、说、辩、赞等二十五小类，辞令类包括诏、诰、册、榜等十二小类。每小类皆简要地说明其文体特征及源流，如“议”为“切事而议，奏议、杂议”，其源是三《谟》，流为汉议、《（唐）文粹》、《陆宣公集》、《宋诸臣奏议》。又如“说”为“明说其理”，其源为说、杂说、《孟子》、《列子》，流为韩、柳、欧。又《文式》卷上论各体文的写法，如议“宜圆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等等。若考察宋代的文章学著作，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形：在众多的文章体裁中，文章学家们所关注并着力研究的，主要是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首先是赋、策、论、经义，它们用于进士科、制科考试；其次是制、诰、表、记、序、箴、铭等四六和韵语，它们是词科考试的科目。这说明，宋元学者的文章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实用性。因此，本书将分体论述辞赋、四六及韵语、策论、记序，这包括了狭义文章学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体，既有古文也有时文，既有散文也有韵文。四、关于本书写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谈本书写作的具体问题之前，先说说如何调整“心态”——主要指对科举时文及时文程式法研究论著的“心态”，因为宋元时期文章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科举时文的体制与作法，而这些是被“打倒”、“批判”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更长远地看，自科举制度形成之日起，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可说科举是在批评声中成长、壮大的。批评并非一无是处，不少批评可谓深中其弊，从而使科举从制度层面进行自我修复或改造，并获得新的生命。但是，作为连续传承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以及用以取士的“文章”其及作法，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没有对它的深入研究，那是很可悲的，所谓“批判”也必然流于肤浅，很难击中要害。

近年来，学界对自隋以至清末科举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已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是相当先进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尽管由于它自身的弊病和历史的进步决定了最终将被埋葬，但再也不能简单地将它全盘否定甚至妖魔化，科举制度应当属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部分。

至于“时文”，乃相对“古文”而言，指时下科场流行的、按程式写作的、专用于考试的文章。盖时文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于一时；二是在流行的时期内，又有着基本固定的程式。就本质论，“时文”与一般文体并无区别，正如元代作家刘将孙所说：“文字无二法。自韩退之创为‘古文’之名，而后之谈文者必以经、赋、论、策为时文，碑、铭、叙、题、赞、箴、颂为古文，不知辞达而已矣，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时文其实就是一般的文体，但当它专用于考试并成为定式之后，就自成一类了。如六韵律诗，八韵律赋，程式化的策、论、经义等，其写法有着独特的规定，与一般的诗赋、古文有所不同。后人诟病科举，罪状之一就是时文的程式化。前面说过，科举时文的全面程式化是文章学成熟、成立的“接生婆”，因为复杂的程式为年轻士子所畏惧，而将程式条理化，将每个环节的写作方法理论化，就可变难为易，它满足了社会的迫切需要，特别受举子们的欢迎，——这就是时文程式化之所以能催生文章学的原因。比如论体文，其程式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等，如何写好冒子，又如何原题、讲题等等，就是文章学的任务，这无异于提醒学者们：包括古文在内的所有文章，原来都是有“法”可寻的。因此，作为研究，我们不必先对古文、时文心存轩轾。不过时文既是科场博利禄的玩意儿，的确又是科举考试各种弊端的重要载体，也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刘克庄《徐先辈集序》曰：“及韩、柳出，天下知有古文。然韩、柳能变文字之体制，而不能变科举之程度。上以此（指骈文、律赋）取，下以此应，虽豪杰之士，不能自拔。”到宋代，虽有欧、苏的古文运动，但此种格局仍不可能改变。这既是科举社会定了型的文化背景，也是那个时代为“文章”设置的抹不掉的“底色”。因此，对科举考试的工具——时文，虽然它大多算不上文学作品，也有很多流弊，但仍然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研究的“文章”。只要我们破除陈见，摆正心态，敲碎时文程式化的僵硬外壳，其合理的文章学内核就会放出光芒；而如果没有宋以后一代代学者对时文程式并进而对古文文法的精心剖析，也就不存在内涵丰富的“文章学”这笔优秀的文学遗产。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谈到唐、宋以律取士及明、清八股文时，曾说：“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这是就程式法和按程式法写作的时文而论。他对“定格”的批评是对的，类似的贬辞还很多，有的比这更激烈。肇端于唐宋、泛滥于明清的时文作法论著，讲的多是时文程式化后的定格和死法。但程式不等于程式化，任何文章都有一定的程式，俗称“格式”；“死法”之“法”不一定错，错在人们将它用“死”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格式衍生出来的“法”和“技”，就没有文章。若一听“程式”就产生先天的反感，其实那是将“程式”与“程式化”混为一谈，是失去理性的神经过敏，即便不是中了长期盲目“批判”的毒，至少也是严重误解。若将唐至明清研究时文的论著一把火烧掉，那固然痛快，但也坠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深渊，我们在这上面吃过的苦头已经够多了。启功先生在谈八股文时，曾说：“文体来自语言次序，某种常见的次序又多是实践中选择出来的。选择的标准又常是由效果好而定的。用久用多了，成了传统，成了套子，沿用的人也忘了它的所以然。假如我上两节课，讲一篇文章或一项问题。每段之后，有人在旁边高唱‘破题’、‘承题’、‘第一股’、‘第二股’，不但要全场哄堂而笑，我自己也会苦笑着‘心悦诚服’。这只说形式的自然形成，谁也不会认为每次的‘两节课’、‘三小时’所讲内容必然都是‘毒草’吧？”宋元时期研究时文的程式法论著，道理与此相同。当然，对它们的缺陷和流弊，我们也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决不回护。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本书写作中，将会遇到如下两个令人棘手甚至“头痛”的问题。

一是宋元时期的文章学资料十分零碎和散乱。无论文章学专著、评点本以及散见于子部、集部书中的文章学文献，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所谓零碎、散乱，说得直白些，即宋元学者表述文章学思想的方式，大多是无序的“条”或“段”，即便是今天所说的“专著”，也多为“条”、“段”的集合。鉴于此，我们只能在研究中聚零为整，铢积寸累，将碎片“拼接”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章学体系。但也因为材料零碎、散乱，缺乏规范，即便论述的是同一问题，各人所用概念、表述方式和对该问题的理解，都有所差异，虽经“拼接”仍难以“无缝对接”，有时还有扞格不入的现象。笔者只能尽力在差异中求同，但若不能消泯痕迹，做到“天衣无缝”，就干脆不加缀合，各述其义。这既是笔者力所不及的无奈，也是宋元文章学的特征所在，要请读者理解和谅解。

二是宋元人的部分文章论著十分繁琐。这个问题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了宋元学者对文章学研究的精细，但同时也是斗奇逞富、相互炫耀的一种“推销”方式，难免冗滥之弊。比如他们论句法、字法、立意法、行文法、风格等，列出的“法”动辄十多种，甚至数十上百种，往往精粗不分，玉石杂陈。如果我们要将那些“法”一一胪举并铨释，势必同样冗滥而不成文章，读来令人生厌；而其中的不少“法”，原作者未作阐释或论述，年代久远，现在已很难给出准确的解读。因此，我们在行文中多用撮要或举例的方法，进行有选择的解说，这也要请读者理解和谅解。

最后，有两项内容决定排除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也须作个交待。其一，古文、时文评点本，其中的圈、点、撇、抹之类，由于多次翻刻，加之印刷等方面的原因，很难辨别正误真伪。明戴许光《重刻〈文章轨范〉跋》曰：“是书原本一点一勒，具有精义，其不加圈评者，诚非后学所宜妄添。但板久废失，间有遗册，圈评漫漶，淆讹不少。兹特悉依古本（按指元刻本），细加校订，字里行间，无毫发遗憾。”由此可见传本漫漶、淆讹的情况。虽戴氏自称他的校刻本“无毫发遗憾”，然类以明人刻书习气，恐怕只是为了获取“广告”效应而已，事实上舛讹定会不少。同时，圈、点、撇、抹等符号所反映的，是圈点者的主观感受，所谓“精义”并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就算圈点者的水平很高，如果今天单凭符号强作解人，那只能是以己度人，甚而“郢书燕说”，没有学术价值。因此，本书对评点本中的圈点等概不论述。其二，除评点本外，宋元人还编刻了许多古文、时文的“白文”选本，这当然也是表达、宣传文章学主张的一种方式，但编选者的文章学思想是潜意识的，亦不敢妄作猜度，故也不在本书的研究和论述范围之内。

第一章　宋元文章学著作述略

研究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有如采矿冶金，首先要进行资源普查，即弄清研究的对象，也就是明白这时期有哪些重要的文章学著作。由于这些文献多与科举有关（有些就是科举用书），故长期被冷落，读者一般较陌生；又因本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著作，势将大量征引，而经引用割裂后，可能会影响对它们的整体了解；同时也为行文方便和避免重复，故在进入研究之前，有必要集中对这些著述（包括其作者）先作简要的介绍和考述。《绪论》说过，南宋以后的文章学著作包括专著、古文和时文评点、学术性笔记（含部分语录）三大类。对前两类即专著（包括完本虽佚、但有部分重要内容存世的）和评点本，这里将尽其所有、所知进行考述。至于学术笔记及语录，由于数量太大，而内容并非全论文章，故只择取其中有一卷以上完整篇幅论文的进行介绍。《绪论》提到过的《容斋四六丛谈》一卷，乃后人（不详时代，或为明人）辑自洪迈《容斋随笔》（刻本始见清曹溶《学海类编》）；元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一卷，辑录诸家对苏轼文章的评论。由于两书所采原书今尚传世（《东坡文谈录》仅个别条目原书已佚），皆人所习见，故不作介绍。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文章学专著

绍兴间，谢伋为其所著《四六谈麈》（此书详下）作序，自谓“如古今五七字话题，为《四六谈麈》”。所谓“五七字话题”，乃指按诗话（“五七字”指五言、七言诗）的写作方式，即申明《谈麈》的体例模仿诗话。其实这也是当时类似著作的通常作法。则今人所谓文章学“专著”，如《绪论》所说，其中不少受诗话影响很深，即多以条、段为单位进行论说，并间记逸事，故又称“文话”，古代目录家统归之于“诗文评类”，与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不同。本节仍依习惯称谓，姑属之于“专著”，加上真正可称“专著”的如《声律关键》、《词学指南》、《文筌》等，凡二十种。《论家指要》　（宋）福唐李先生撰

福唐李先生，其人未详。今按胡铨《二友堂记》有“上（宋高宗）方侧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弥逊于钓筑间”语。李弥逊（1090—1153），字似之，自号筠溪翁、筠溪真隐，原籍吴县（今江苏苏州），八代祖迁居福州连江县。大观三年（1109）上舍第一。绍兴初知饶州、吉州，召为尚书左司员外郎，试中书舍人、试户部侍郎。反对议和，忤秦桧，绍兴九年（1139）出知筠州，改漳州。十年，请祠，归隐连江西山。事迹详《筠溪李公家传》（《筠溪集》末附），《宋史》卷三八二有传。著《论家指要》的“福唐李先生”，疑即李弥逊，但证据显然不足，故后面引用时仍署“福唐李先生”，以俟再考。《论学绳尺》之《行文要法》引《论家指要》“论主意”、“论间架”、“论家务持体”、“论题目有病处”、“论用字法”、“论制度题”、“论人物题”、“全篇总论”诸条，对研究宋代科场论体文写作颇有参考价值。《四六话》二卷　（宋）王铚撰

王铚（？—1144），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南渡后寓居剡中，自称汝阴老民。有《雪溪集》五卷、《默记》三卷传世。

是书卷首有徽宗宣和四年（1122）七月庚申自序，称其父（王莘）尝学文于欧阳修，授经于王安石等，而“既仕，从滕元发（甫）、郑毅夫（獬）论作赋与四六，其学皆极先民之渊蕴，铚每侍教诲，常语以为文为诗赋之法”；“铚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铚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云。老成虽远，典刑尚存，此学者所当凭心而致力也”。所述既是其学源所在，也是《四六话》的写作缘起。对四六文的写作艺术，自序盛赞“二宋”（庠、祁）的所谓“朝廷气象”，又谓“滕、郑、吴处厚、刘辉工致纤悉备具，发露天地之藏，造化殆无馀巧，其櫽栝声律，至此可谓诗赋之集大成者”。这决定了《四六话》以研讨用事用典技巧为主，故《四库提要》曰：“其书皆评论宋人表启之文。……宋代沿流（指沿唐末五代四六之流），弥竞精切，故铚之所论，亦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至周必大等承其馀波，转加细密，终宋之世，惟以隶事切合为工，组织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铚等之论导之也。然就其一时之法论之，则亦有推阐入微者，如诗家之有句图，未可废也。”因此，是书乃为以组缀为工的“荆公派”（即“典雅派”）四六张目，而与主张不拘准绳的“东坡派”不同（所谓四六“荆公派”、“典雅派”、“东坡派”，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四六话》有明弘治十四年（1501）无锡华珵所刊《百川学海》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历代文话》据《百川学海》本校点录入。《四六谈麈》一卷　（宋）谢伋撰

谢伋，字景思，上蔡（今河南汝南）人。参知政事谢克家之子，道学家谢良佐之从孙。官至太常少卿。自号药寮居士（或称灵石山药寮）。有《药寮丛稿》二十卷，久佚。事迹略见《宋史》卷四二八《谢良佐传》。

绍兴十一年（1141），谢伋自为所著《四六谈麈》作序，略曰：“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约取便于宣读。本朝自欧阳文忠、王舒国（安石）叙事之外，作为文章，制作浑成，一洗西昆磔裂烦碎之体，厥后学之者益以众多。况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诚曰大矣。下至往来牋记启状，皆有定式，故谓之应用，四方一律，可不习而知。予自少时，听长老持论多矣。忧患以后，悉皆遗忘。山居历年，饱食终日，因后生之问，可记者辄录之，以资赞学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话题，为《四六谈麈》云。”则谢伋在拥护欧阳修开创“宋体四六”之功的同时，又称赞王安石“制作浑成”，可知其基本立场仍是“典雅派”，故其书称“四六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贴”；然而他又对当时多用经史“全句”颇不以为然，而提出要“裁剪”，则持论与王铚同中有异。《四库提要》曰：“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别工拙，较王铚《四六话》所见较深。其谓‘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格’。又谓‘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尤切中南宋之弊。其中所摘名人成句，虽与他书复见者多，然皆自有独赏，不同勦拾。如廖明略一人，王铚《四六话》采其《贺安厚卿》、《张丞相》诸启凡十数联，而伋概不之及，独录其《为安厚卿举挂功德疏》一篇，为铚所不取者，亦足见其识鉴之不茍。……伋所载亦间有舛误，要其大致，多可采取，固不以一眚掩也。”

此书收入《百川学海》、《学津讨原》、《学海类编》、《四库全书》等丛书。《历代文话》有校点本，用《百川学海》本录入。《云庄四六馀话》一卷　（宋）杨囦道撰

杨囦道，字深仲，高宗至宁宗时人，尝为福州教授，生平事迹不详。

本书乃辑录性著作，资料采自《玉壶清话》、《挥麈录》、《能改斋漫录》、《文章丛说》等，而尤以洪迈《容斋随笔》为多。其中论“宋体四六”流派甚精确，曰：“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东坡。大抵制诰牋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从采录资料中的简短评说（如用事要“警策精切”，叙述要“情真事切”等）和采择标准（多取“东坡派”作家如洪迈等）看，杨氏持论当倾向于“东坡派”。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著录杨渊《四六馀话》一卷，当即此书。今存宋刊本，藏国家图书馆。又有《读画斋丛书》本、《宛委别藏》本等。《历代文话》以宋刻本为底本，校以各本。《文则》一卷　（宋）陈骙撰

陈骙（1128—1203），字叔进，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高第。历秘书监、试中书舍人兼侍读，擢参知政事。宁宗即位，兼知枢密院。卒谥文简。《宋史》卷三九三有传。著有《南宋馆阁录》等。《文则》一卷，撰成于孝宗乾道间，乾道庚寅（六年，1170）自为序，称登第后“未获从仕，凡一星终，得以恣读古书，始知古人之作”；所读虽是《诗》、《书》、二《礼》、《易》、《春秋》及诸家之传，以及老、庄、荀、孟之书，“皆学者所朝夕讽诵之文”，但“徒讽诵而无考，犹终日饮食而不知味。余窃有考焉，随而录之”；“古人之文，其则著矣，因号曰《文则》”云云。在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文献中，这是难得的一部与科举考试没有关系的著作。该书今存元、明、清各代刻本，有王利器先生校点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及《历代文话》标点本。该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凡十部分（少数传本分为上下二卷），每部分各有若干条。是书内容丰富，主要论述了“序”、“说”、“记”、“问”等十四种文体的起源，“命”、“誓”、“盟约”、“祷”等八种文章的风格，尤以对二十馀种修辞格的论述最为精到。《馀师录》四卷　（宋）王正德撰

王正德，生平事迹不详。《馀师录》自序末署“绍熙四年（1192）冬至日海陵王正德引”，则当为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南宋光宗时在世。自序又曰：“早从当世大君子游，走天下几半，穷困来归，独坐墙根，曝晴景、翻故书以娱日。或以其虚名来问为文正法，余旧学荒落，口塞不得对。慨念前辈论文章利病甚具，散在方册，时举一二以告之，久辄忘去。问者繦属，老嬾疲于酬应，而仆仆寻检，又不可以应猝。因记忆平时所诵，令儿辈抄录，以遗或者，使归而求之有馀师，因题曰《馀师录》。若夫岁月之后先，字画之谬误，彼此之是非，名称之不伦，皆不复次第推择，观者以意求之，余之志也。”则是书乃辑录“前辈论文章利病”之语而成，非其自创。《四库全书》著录于《集部·诗文评类》，《提要》曰：“其书辑前代论文之语，自北齐下迄乎宋，虽习见者较多，而当时遗籍今不尽传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论文多区分门户，务为溢美溢恶之辞；是录采集众说，不参论断，而去取之间，颇为不苟，尤足尚也。”《历代文话》本王宜瑗提要曰：“所选名家从陈后山、皇甫湜直至韩子苍、洪迈共五十五家，上自三国（魏文帝曹丕），下至宋代，未按时代先后，有失体例。……大抵着眼于论文章之取向、利病、作法、要素及其功能效用等材料，尚称精当。”

是书久佚，今存乃清四库馆臣所辑《永乐大典》本，《提要》曰：“此书《宋志》不著录，亦久无传本，惟载于《永乐大典》中，首尾虽完具，而不分卷数，今约略篇页，定为四卷。”《声律关键》一卷　（宋）郑起潜撰

郑起潜，字升之，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嘉定十六年（1223）登诗赋进士第。初任吉州教官，累官朝奉郎、秘书省著作郎、兼权考功郎、兼权国子司业、兼史馆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淳祐四年（1244）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见《声律关键》卷首所附淳祐初上尚书省札子、《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三》、正德《姑苏志》卷五一等）。《声律关键》一卷（即不分卷），流传至今的唯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本（《续修四库全书》又据该本影印）。前有理宗淳祐元年正月札子，称“起潜屡尝备数考校，获观场屋之文，赋体多失其正。起潜初任吉州教官，尝刊赋格，自《三元衡鉴》、二李（两人待考，当善为律赋）及乾、淳以来诸老之作，参以近体，古今奇正，粹为一编，总以五诀，分为八韵，至于一句，亦各有法，名曰《声律关键》”。则是书乃论科场律赋作法，凡分五诀、句法、八韵三部分。所谓“五诀”是：认题、命意、择事、琢句、压韵，各有精详的论述。主体部分是“八韵”（科场律赋规定八韵成篇）。如第一韵破题，有“八字包题”、“八字体面”、“贴第一句”、“贴第二句”、“贴第三句”、“贴第四句”、“贴两句”、“贴三句”、“四句分题”、“布置难题”、“一字包意”、“两字包意”、“四句见本意”等等，每项都有多个破题的赋例。偶尔提示作法，如第二韵“原韵”，郑氏释之曰：“谓之原韵，推原一题之意。古作必究考源流，近体务以意起。”从总体看，“八韵”所举赋例特多，但对具体作法的论述则很薄弱。《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二卷　（宋）方颐孙撰

方颐孙，生平事迹不可考，《四库提要·〈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提要》谓“颐孙福州人，理宗时为太学笃信斋长。其始末则未详也”。按该书前有淳祐己酉（九年，1249）陈岳序，称“乡先生方君府博，莆中之文章巨擘”，则淳祐间为莆田（今属福建）州学教授。又有自序，署“今皇嗣位之二稔”，参以陈序，当是理宗宝庆二年（1226），盖脱稿之时也。《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凡二卷，自序称其撰写目的是为童子学文“示以蹊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存目》著录，《提要》谓“盖当时科举之学”。今人所编《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之“诗文评”类已收录（上下二卷本）。陈岳序略曰：“古文之编，书市前后凡几出矣。务简者本末不伦，求详者枝叶愈蔓，驳乎无以议为也。乡先生方君府博，莆中之文章巨擘，萤窗雪几间褒集前哲之雄议博论，取其切于用者百有馀篇，以《百段锦》名之，条分派别，数体具备，亦有助于学为文也。”全书分遣文、造句、议论、状情、用事、比方、援引、辩折、说理、妆点、推演、忖度、布置、过度、譬喻、下字、结尾，凡十七格，每格又分若干小类，摘录范文一二篇（最多三篇），体例在专著（文评）和类书之间。编著者先用一语为目作提示，然后或随文、或于例文后略作评说，在评论中揭示写作方法。如开首“遣文格”，分十一小类，首为“四节交辩”，摘苏轼《灾异议》，将其中的“交辩”分为四节，至第四节“归本意说”，评曰：“前辈作文字，多先设为问答，反覆诘难，其说既穷，然后断以己见。若直头便把自家说提起，恐人未遽以为然。唐庚《祸福论》文势类此，今录于后。”引起下一小节“五节问难”，即摘录唐庚文。所摘范文共百馀篇，主要为宋人所作，偶亦引前代人文章。范文不专为论，但以论、策为主，间摘序、记等，甚至辞赋。严格地说，《百段锦》并非一部高水平的文章学著作，其体例较零碎杂乱，各“格”往往多寡失次，尤其是所引例文出处舛误不少；但它是当时太学时文教育和学习的真实反映，也是时文写作经验的总结，仍有不容忽视的文章学价值。《论评》　（宋）欧阳起鸣撰

欧阳起鸣，字以韶，闽县（今属福建）人，理宗嘉熙二年（1238）周坦榜进士，见《淳熙三山志》卷三二《人物七》。尝为考官，《论学绳尺》卷二吴君擢《唐虞三代纯懿如何论》，有“考官欧阳起鸣批云”。同书卷四、卷一〇收有他的两篇论体文。其人盖于宋季有名场屋。

欧阳起鸣著有《论范》，《千顷堂书目》卷三二、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科举类”著录为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著录二卷本，收入《别集类存目一》，《提要》曰：“题‘元进士欧阳起鸣撰’。起鸣不知何许人。其书杂取经史诸子之语为题，各系以论，而史实为多，共六十篇。所见多乖僻，不足采录。”其题“元进士”显误。起鸣盖入元，又研究科举学，后人不察，遂误为“元进士”。《论范》今未见著录，盖为论体文选集而加以评论；然《提要》既系于“别集类”，其论皆自作乎？已不可考。《论学绳尺·行文要法》之《要法目录》，有欧阳起鸣《论评活法》，引“论头”、“论项”、“论心”、“论腹”、“论腰”、“论尾”诸则，于论体文作法颇有见地。疑《论评活法》即摘自《论范》中。《词学指南》四卷　（宋）王应麟撰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厚斋，一号深宁居士，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上章劾丞相留梦炎，遂辞官东归。《宋史》卷四三八有传。平生著述宏富，除专著如《困学纪闻》及类书《玉海》等外，犹有《深宁集》一百卷、《玉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皆久佚。今存明人辑本《四明文献集》五卷，清人辑《摭馀编》三卷。《词学指南》四卷，附刻于《玉海》之后（《玉海》凡二百卷，《指南》为卷二〇一至卷二〇四）。宋代的博学宏词科，绍兴法规定考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容斋三笔》卷一〇。这十二种文体，又可分为四类：一是四六文，包括制、表、露布、檄四种；二是四六或散体皆可，包括诏、诰二种；三是只能用散文的二种：序、记；四是韵语：箴、铭、赞、颂。《词学指南》即按此次序，一一对各体文的写法作了详尽的论述，引有大量现已失传的宋代文献，有很重要的文章学和文献学价值。《论作文法》　（宋）林图南撰

林图南，事迹不详。《论学绳尺·行文要法》之《作论法诸先生姓氏》，称其为“省元”（即省试第一名），排在陈亮之后。今考《论作文法·论有八体》中所引例文作者，较早者为吴行可，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最晚的是阮霖，淳祐进士。则林氏当为南宋末人。《论学绳尺》之《要法目录》列其《论作文法》，有“扬文”、“抑文”、“急文”、“缓文”、“死文”、“生文”、“报施文”、“折腰体”、“蜂腰体”、“掉头体”、“单头体”、“双关体”、“三扇体”、“征雁不成行体”、“鹤膝体”诸则。《修辞鉴衡》二卷　（元）王构撰

王构（1245—1310），字肯堂，号安野，又号瓠山，东平（今属山东）人。仕元历翰林国史院编修、翰林承旨、济南路总管等。学问该博，文章典雅。有文集三十卷，久佚。《元史》卷一六四有传。《衡鉴》卷首有至顺四年（1333）七月王理序，称王构在济南时，尝出是书教书吏刘起宗，刘氏遂刻之于集庆路学，“论诗为首，文为后，四六以附，凡一百九十馀条”。元集庆路学刻本今存（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此外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等，卷一共113条，卷二共88条，总凡201条。是书“述而不作”，乃采辑宋人诗话、文集、杂记中论诗文语而成，选材精当，尤其是所引不少文献久已失传，颇有价值。《文章精义》一卷　（元）李淦撰

李淦，字耆卿，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斋居号“性学”，学者称性学先生。朱熹再传弟子。入元尝为国子助教，卒于官。事迹见程钜夫《故国子助教李性学墓碑》。

所传《文章精义》一卷，实其门人于钦听讲笔记，有跋曰：“予十八九时，从性学先生学，每读书讲究义理之暇，则论古今文章。予资质鲁钝，恐其遗忘，故随笔之于简帙。凡二百〇八条，于是表其书之首曰《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藏于家者四十馀年，未尝出以示人。至顺三年（1332）冬十有二月，阅所蓄故书，得于箧笥中，临文兴悦，手不忍置。因念与其独善一身，孰若兼善天下，遂绣诸梓，与士大夫共之。”其刊本今犹传世。又有《四库全书》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王利器校点本（署著者为“李塗”）、《历代文话》本。传本实止一百零一条。是书论文多本六经，而探讨作文法则，分析诸家文风，颇为允当精彩。《文说》一卷　（元）陈绎曾撰

陈绎曾，字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约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为人口吃，而精敏异常，从学于戴表元（1244—1310），历官国子助教，以翰林监修预修《辽史》。《元史》卷一九〇《陈旅传》有附传。

陈绎曾的文章学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四种，除《科举天阶》失传外，其馀三种（《文说》、《文筌》、《文章矜式》）流传至今。《文说》已收入《四库全书》，《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有小序曰：“陈文靖公（俨）问为文之法，绎曾以所闻于先人者对，曰：一、养气；二、抱题；三、明体；四、分门；五、立意；六、用事；七、造语；八、字。”全书即依此八事论述，较宋人纯论时文程式者有新意。《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　（元）陈绎曾撰

至顺三年（1332）七月自序，称“悉书童习之要”，又谓“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胜食”云云，颇为自负。《四库总目·集部·诗文评类存目》著录为八卷附《诗小谱》二卷，《提要》曰：“此编分为《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辞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由此看来，陈氏所谓“文”包括了古文和辞赋。由于元代科举考古赋，故立《楚赋谱》、《汉赋谱》二目，而以“唐赋”（唐代古赋）入“附说”。

是书明初刻本更名《文章欧冶》，除上述五类外，多《文章矜式》和《诗谱》，刻者对内容略有改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李士芬家抄本《文筌》，包括《古文谱》（四六附说）、《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古文矜式》，又附录著者友人石柏所作《诗谱》。《历代文话》用日本元禄元年（1688）京都刻本《文章欧冶》，乃翻刻明初本。持与影印抄本互校，各有优胜（本书用影印抄本《文筌》，确有脱误，用《历代文话》本校补，不出校记）。《古文矜式》二卷　（元）陈绎曾撰

传本附《文筌》（《文章欧治》同）之《唐赋附说》后、《诗谱》之前，不分卷，有“培养”、“入境”两节。“培养”论作家修养，有“养心”、“养力”、“养气”三子目；“入境”简论各体文的写作特点及家数。《作义要诀》一卷　（元）倪士毅撰

倪士毅，字仲弘，休宁（今属安徽）人。陈栎、朱敬舆门人，隐居祁门山，学者称道川先生。著有《重订四书辑释》等。事迹见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明一统志》卷一六。

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著录倪氏《尚书作义要诀》四卷，已佚。今存《作义要诀》一卷，专论科场经义程式法，附《四库全书》本陈悦道《书义断法》之后，又收入《集部·诗文评》。《作义要诀》包括《作义要诀自序》及“要诀”，而“要诀”多引“弘斋曹氏”之说。按“弘斋曹氏”指曹泾，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七曰：“曹泾，字清甫，休宁人，文学与方回齐名。宋咸淳戊辰（四年，1268）进士，授昌化簿。入元，为紫阳书院山长。研穷经学，为文典古有法。马端临，其弟子也。”又《天禄琳琅书目》卷九著录元鲍云龙《天原发微》，其书有元贞丙申（二年，1296）曹泾跋，考曰：“曹泾，字清甫，号宏斋，至元中授紫阳书院山长。著《服膺录》、《读书记》诸书。”曹氏论科场经义文作法精确周到，不详出于何书。《金石例》十卷　（元）潘昂霄撰

潘昂霄，字景梁，号苍崖，学者称苍崖先生，济南（今属山东）人，当生于元初。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卒谥文僖。著有《苍崖类稿》等，已佚。事迹略见杨本《金石例序》、《明一统志》卷二二。

所著《金石例》十卷，杨本《金石例序》揭其内容道：“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铭志之式，辞义之要，莫不放古以为准，以其可法于天下后世，故曰‘例’。而其所以为例者，由先秦、二汉暨唐宋诸大儒，皆因文之类以为例。至夫节目之详，率祖韩愈氏，大书特书不一书，彪分昈列，其亦仿乎《春秋》之例也欤！”杨氏所述乃前八卷，至卷九乃逸出碑碣铭志等碑版范围，而论及制、诏、表、露布等十三种朝廷常用文体的写法，明显抄录自王应麟的《词学指南》；而末卷为“史院纂修凡例”，更与金石无关，疑皆后人以他稿合编，非原书所有。即以前八卷论，主要考察碑碣墓志的相关制度源流，对碑志等文章作法论及较少，文章学价值不大。

是书初刻于元至正五年（1345），其本今存。明、清两代有翻刻本，今亦传世，又有《四库全书》本、《式训堂丛书》本、《随庵徐氏丛书》本等。《历代文话》据清乾隆间《金石三例》本校点。《古赋辩体》八卷《外集》二卷　（元）祝尧撰

祝尧，《四库提要·〈古赋辩体〉提要》考其生平道：“《江西通志》载尧上饶（今属江西）人，延祐五年（1318）进士，为江山尹，后迁无锡州同知。《广信府志》载尧字君泽，与此本所题同，惟云官萍乡州同知，与《江西通志》异。”

是书前有自序云：“古今之赋甚多，愚于此编非敢有所去取，而妄谓赋之可取者止于此也，不过载常所诵者尔。其意实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因体制之沿革，而要其指归之当一，庶几可以由今之体，以复古之体云。”是书介于文评与辞赋总集之间，《四库全书》著录于《集部·总集类》，《提要》曰：“其书自楚词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赋，每朝录取数篇以辨其体格，凡八卷；其《外集》二卷，则拟骚及操、歌等篇，为赋家流别者也。采摭颇为完备。……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

今存明成化二年（1466）金守信刻本，嘉靖十一年（1532）、十六年、二十一年翻刻成化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等。《文式》二卷　（元）曾鼎撰

曾鼎（1321—1378），字元发，更字有实，泰和（今江西吉安）人。元末以孝行辟为濂溪书院山长。好学能诗，兼工八分及邵雍数学。《明史》卷二九六《钱瑛传》有附传。其人主要活动时间在元，故本书视为元人。

曾鼎自作《文式序》曰：“予未弱冠时，游邑庠，从先辈得《文场式要》一帙，其后予以《古今文章精义》尝予自录之，然未知其为何说。既冠，于举子业之暇，时一读之，则见其序次作文之法，井然有条，窃谓规矩绳墨之器欲为方圆曲直者，必由是而入焉。暨官岭表，得馀姚赵氏撝谦所编《学范》，内备载其说，遂取以相参订，间有详于予向所得者，《文章精义》则不及载，因合之为《文式》二卷，期与好古君子共之。”今人王宜瑗作《历代文话》本《文式》提要，述该书内容道：“此书上卷以采录《作范》（引者按：《作范》为赵氏《学范》六门之一）为主，前半论文，后半论诗，并引用陈绎曾《文说》（全文）、陈骙《文则》、严羽《沧浪诗话》、皎然《辨体一十九字》等论文说诗之语，颇有与今本文字相异者，可供校勘。不少材料较为少见，如《诗则》、《诗家一指》等。其间时有赵撝谦（赵曰）、曾鼎本人（曾曰）之不少按语，亦见精当之处。……下卷则录李淦《文章精义》（全文）、吕祖谦《古文关键》导语、苏伯衡《述文法》三种。”

是书今存明嘉靖八年（1529）高仲芳刻本。今人所编《续修四库全书》收入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残本，误署为“陈绎曾撰”。《历代文话》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旧抄本录入。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文章评点本

除专著外，宋元学者又喜用文章评点的方式，来进行文章学研究与传授，文法即见于评点。评点本可分古文评点、时文评点二类。古文评点是通过对古文名篇的评点，向人说明古文有哪些文法可供时文学习，同时又彰显主流“文统”的观念。相反，时文评点则是通过评点时文名篇，以验证“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正确性。当然，就客观效果和价值论，又并非如此狭隘，其间也含有对古文、时文优秀篇章的欣赏。“点”包括圈、点、抹、撇、截等，圈点者欲通过这些特定的符号来表达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并潜意识地阐说其文章学思想。因现存评点本经多次翻刻已散乱失真，符号所表达的意思又带有不确定性，故在《绪论》中，已申明本书不作讨论，而只涉其“评”。

典籍评点起于有宋，但以谁为最早，则难以言定。学界以为吕祖谦《古文关键》为第一评点本，当是，然至少圈点不起于吕祖谦。朱熹曰：“某曾见大东莱（吕居仁）之兄，他于六经、三传皆通，亲手点《注》，并用小圈点。《注》所不足者，并将《疏》楷书，用朱点。无点画草。某只见他《礼记》如此，他经皆如此。诸吕从来富贵，虽有官，多是不赴铨，亦得安乐读书。他家这法度，却是到伯恭（吕祖谦）打破了，自后既弄时文，少有肯如此读书者。”按吕好问有子五人：长本中（居仁），次揆中、绷中、用中、忱中，见吕祖谦《东莱公家传》。此谓吕居仁之兄，不详指何人，或其从兄欤。则在南北宋之交，圈点已有之。吕祖谦所为，乃吕氏家传之法。评点本盛行于南宋中后期，历明、清大发展以至泛滥，遂成专门的评点之学。

宋元学者所作文章评点本，现传凡九种（不包括单纯的文章注或集注本），简述如次。前七种为古文评点，后二种（《蛟峰批点止斋论祖》、《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为时文评点。《古文关键》二卷　（宋）吕祖谦评点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教。历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等。重修《徽宗实录》成，迁著作郎。淳熙六年（1179）编《皇朝文鉴》成，诏除直秘阁，又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四十五，谥成。平生著述甚丰，有《东莱吕太史文集》四十卷传世。《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吕氏评点的《古文关键》，《四库提要》谓“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馀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该书卷首载《古文关键总论》，有“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包括曾巩、苏辙、王安石等七家）、“论作文法”、“论文字病”，凡八项，是吕祖谦文章学理论的纲要。如“看文字法”总论“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提出“第一看大概，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文旁有批注、点抹，具体提示作法。张云章《康熙本〈古文关键〉序》曰：“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原非有意采辑成书，以传久远也。”是书撰写目的虽是取便科举，但却开启了教举子以古文为时文的法门，影响极为深远。《古文关键》作于何时，不可确考。朱熹尝致吕氏书道：“向令问（按：指令其长子朱塾问）选录古文之意，不知曾语之否？此间（按：指建宁）与时文皆已刊行，于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浑厚朴素矫之，不当崇长此等，推波以助澜也。”祖谦回信道：“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如去冬再择四十篇，正是见作举业者明白则少曲折，轻快则欠典重，故各举其一，使之类为耳，亦别无深意。今思稽其所敝，诚为至论。此等文字自是以往，决不复再拈出，非特訒出也。”往复所论，是否即指《古文关键》？很有可能，然别无确证。又，朱熹在与门人对答中，曾说到“伯恭所批文”，认为“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所谓“伯恭所批文”，是否指《古文关键》？迄无答案。张云章《康熙本〈古文关键〉序》据宋刻末佚名跋，谓《古文关键》“乃前贤所辑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以为“审此则非东莱所选可知”。此说是否，更难稽考。

今传《古文关键》有宋刻蔡文子注本，分为二十卷。除宋本外，还有明嘉靖十一年（1532）李成刊二卷本，不详年代的明刻本，嘉靖十九年（1540）楚府崇本书院刊本，清康熙间徐树屏刊本，乾隆十八年（1753）浙西顾氏读画斋刊本，以及《金华丛书》重刻康熙本等，都是二卷。《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二十卷　（宋）楼昉标注

楼昉（生卒年待考），字暘叔，号迂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登绍熙四年（1193）进士第，历宗正寺主簿、镇江通判，仕至朝奉郎、守兴化军，事迹略见《宝庆四明志》卷一〇等。为文汪洋浩博，从学者数百人。所编《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原本二十卷，收文168篇，每篇题目之下有简要的评语，多是评说文意，少数论及文法或文章渊源。陈振孙《崇古文诀序》曰：“迂斋楼昉文名于时，士之从其游者，一□□援，皆有师法。间尝采集先□□以来迄于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为之标注，以谂学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深索而表章之。盖昔人所以为文之法备矣。”陈森跋称楼氏“深于古文，尝掇取菁华，以惠四明学者。迨分教金华，横经璧水，传授浸广，天下始知所宗师”。《四库提要》谓“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论不为不正，而其说终不能行於天下。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而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於学者。盖昉受业於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正未可以文皆习见而忽之矣”。

是书今存宋刊本，凡二十卷。又有明正德本、嘉靖本，皆三十五卷，收文193篇，乃元人所增。《四库总目》著录内府藏三十五卷本。

今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楼昉《迂斋标注诸家文集》五卷（存三卷），宋刊本，前人以为即《崇古文诀》的初稿，兹不再另立目介绍。《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四十一卷　（宋）佚名圈点

此书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一宋刊本，乃世间孤本（传日本庆应义垫附属研究所亦藏有此书，尚待证实），其《善本书目》著录道：“《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四十一卷十二册，宋饶辉编，宋嘉定间刊本，清赵穉农手校。”

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邓广铭先生增订本《陈亮集》，其《出版说明》道：“一九八三年春，由美国友人田浩教授协助，我得到了一部《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影印本。”又据该书前附邓广铭《陈龙川文集版本考》，知该书分前、后二集，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一卷，而总四十一卷之中，“陈、叶二人的文章参互错出於其间：前集卷一至卷三为陈亮文，卷四卷五为叶适文，卷六至卷八为陈亮文，卷九至卷十六为叶适文，卷十七至卷二十为陈亮文；后集卷一至卷七为陈亮文，卷八为叶适文，卷九至卷十六为陈亮文，卷十七、十八为叶适文，卷十九至卷二十一为陈亮文”。其中多篇策、论为陈、叶文集所不载。

原书书首有嘉定壬申（五年，1212）孟秋建安饶辉晦伯序，前半已阙。在《文粹》的书名标题之后和前后集各卷目录之前的牌子上，刻有四行文字：“二先生文，精练雄伟，工文家所快睹。是编又出名公选校，壹是粹作，篇加圈点，辞意明粲。本斋得之，不欲私閟，绣梓公传，与天下识者共读，伏幸精鉴。”既不著选校者、圈点者姓名，也未说明刊行於何年月。由于序文前阙部分内容无由得知，若著录为饶辉编，恐失妥。《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七十八卷　（宋）王霆震编

王霆震，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亨福，别无考。据书名可知，是书乃诸家古文批点的“集成”本。《四库提要》曰：“凡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其理宗时所刊乎。集以十干为纪，而自甲至癸皆称曰前某集，则有后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录自春秋以逮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虽多习见之作，而当日名流，其集不传於今者，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诸人，亦颇赖以存。所引诸评，如槐城、松斋、斆斋、郎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亦罕见其书，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其书分类辑录，每文标题行录各家评语。篇中加圈点掷，或每段间以批语。除《四库全书》本外，今唯存宋刊本，藏国家图书馆（库本即以该本为底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谓甲集卷六、乙集卷一、丁集卷九配清钞本，存七十六卷。《新刊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五十六卷　（宋）刘震孙编

刘震孙，字东叟，号梅石，咸淳时官通直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是书前有咸淳九年（1273）震孙自序。凡正集十八卷、《后集》十八卷、《别集》二十卷，辑录宋代诸家批点和评语。是书今唯存宋刻本，原为清宫旧藏，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七卷　（宋）谢枋得批点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江西弋阳）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宋季知信州，力拒元兵。国亡居闽中，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强之北行，至大都（今北京）绝食死，门人私谥文节。《宋史》卷四二五有传。著诗文杂著六十四卷，久佚，今传明乡人黄溥辑本《叠山先生文集》十六卷。《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分别以“侯王将相有种乎”七字分卷，前二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心文”，收三国至唐、宋作家十三人之文凡六十九篇，而以韩、柳、欧、苏文为多。每篇题下有评语，少数篇末又有评，而随文笺释以揭示文法。卷二“王”字集小序曰：“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卷三“将”字集小序曰：“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又卷五“有”字集小序道：“此集皆谨严简洁之文。场屋中日晷有限，巧迟者不如拙速。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异人待之。”由此可知，是书纯为举子设想，是典型的教人“以古文为法”的科举用书。

是书今存元刊本、明嘉靖本、万历本等多种，朝鲜、日本有古刻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二十卷、后集二十卷　（宋）佚名编，虞祖南评、虞夔笺注

是书编纂年代不详，原题“承奉郎连州签书判官厅公事虞祖南承之评次、幔亭虞夔君举笺注”，疑即虞祖南编，而两虞氏生平事迹不详。

今存抄配宋麻沙刊本，前集十五卷、后集八卷，为丁丙旧物，其《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八著录，略曰：“所采二十先生为司马温公（光）、范文正公（仲淹）、孙明复（复）、王荆公（安石）、石徂徕（介）、汪龙溪（藻）、洪容斋（迈）、张南轩（栻）、朱文公（熹）、吕东莱（祖谦）、周益公（必大）、杨诚斋（万里）、刘屏山（子翚）、郑艮轩（湜）、林拙斋（之奇）、刘谦斋（穆元）、张晋庵（震）、方鉴轩（恬）、戴少望（溪）、陈顺斋（公显）之文，凡一百篇，略注音之反切，文之柱意起伏，事之来历。每篇各有评论。”该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从所注“柱意起伏，事之来历”及“每篇各有评论”看，该书无疑也是为举子应试而作，只是入选者大多为理学家，是编者在教人“以古文为法”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师法理学家之文。《蛟峰批点止斋论祖》十卷　（宋）陈傅良撰、方逢辰批点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甲科，教授泰州，授太学录。累官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宁宗即位，除中书舍人、侍讲、同实录院修撰。庆元二年（1196），以党禁削秩罢，嘉泰二年（1202）复官，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宝谟阁。卒，谥文节。有《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传世。《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陈傅良早年以时文和时文研究声震场屋，叶适《陈公（傅良）墓志铭》道：“初讲城南茶院，时诸老先生传科举旧学，摩荡鼓舞，受教者无异辞；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散，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藉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入太学，则张钦夫（栻）、吕伯恭（祖谦）相视遇兄弟也，四方受业愈众。”陈氏逝世后，门人曹叔远收拾诗文，为之编集，《序》谓早年有“俗所传如《城南集》之类”，皆不收入。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又谓其入太学时即“有《待遇集》板行，人争诵之”。现存《蛟峰批点止斋论祖》，乃论体文集，有方逢辰（蛟峰）批点。按方逢辰（1221—1291），字君锡，淳安（今属浙江）人。淳祐十年（1250）进士第一。累官兵部侍郎，力诋时相之非，遂聚徒讲学，学者称蛟峰先生。疑《止斋论祖》乃《城南集》、《待遇集》的选本或合编本，从书名知出后人之手，很可能批点者方逢辰即是书编者。《蛟峰批点止斋论祖》现存两种版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著录元刊本二卷。传世的还有明成化间朱暟刊本，分“甲之体”、“乙之体”、“丙之体”、“丁之体”凡四卷。二卷本与四卷本内容相同，皆收录论体文三十九篇，只是分卷不同而已。《四库全书总目》于《存目》著录《止斋论祖》五卷，《提要》曰：“初，傅良讲学城南茶院，以科举旧学，人无异辞，于是芟除宿说，标发新颖，学者翕然从之。此论五卷，盖即为应举而作也。首列《作论要诀》八章，中分四书、诸子、通鉴、君臣、时务五门，凡为论九十二篇。”此本收文较成化本溢出一倍多，分门也不同。五卷本现无著录，殆已失传（今人所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即影印成化四卷本），其详不可考，疑好事者汇辑止斋传世的全部论体文而成，非其旧也。

陈傅良对文章学的最大贡献，是《止斋论祖》卷首的《论诀》。《论诀》用简明的文字，全面总结了作“论”的八项程式：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论诀”即作“论”要法，如“立意”要求“高妙”、“当”；“立意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如题目在议论处出，则多以议论立意；在建明处出，则多以建明立意；在答问处出，则多以答问立意”。又如“造语”，陈氏写道：“造语有三：一贵圆转周流，二贵过度精密，三贵精奇警拔。”其他各项，皆具体指示作“论”法门及程式，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针对的虽是科场论体文，但所揭示的写作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评语略述文章大意，能高屋建瓴地指出该文优胜之所在。

关于《论诀》及蛟峰批点，有如下两点可探讨。

一是关于《论诀》的写作时间问题。《止斋论诀·造语》曰：“……既能学得过度精密处，便可取颜公棫、俞公烈等论熟读，学其造语警拔，则当于下字上着功夫。盖下字既工，则句语自然警拔矣。如此，则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而况但欲中有司之程度乎!”又“讲题”曰：“若讲与题下作两截去，则近乎古矣。常疑陈公武、章公颖论未尝有腹，但题下便是讲题，此正二公高处，但人不知其入讲耳。近郑公昉亦从题下便说去，大类讲题。”两段文字涉及三人：颜棫、俞烈及郑昉。今按：颜棫，字子坚，泉州永春（今属福建）人，淳熙十一年（1184）上舍释褐，官至中书舍人、工部尚书，《全宋文》卷六五九五仅收其《改建钦州儒学记》。俞烈（？—1213），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八年（1181）礼部试第一，官至中书舍人、吏部尚书，《全宋文》卷六四一三收其告、奏四篇，记二篇。郑昉的生平资料，现存文献以《景定严州续志》为最早，该书卷三《州学教授题名》曰：“郑昉，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二十七日到任。”其登第年代不详，当亦在淳熙前期。则三人可考的登第年代，以颜棫最晚，为淳熙十一年，而又称郑昉为“近”人，则大致可知《论诀》当作于淳熙末或稍后。由此可以论定：《论诀》并非早年所行《城南集》或《待遇集》所有。《止斋论祖》编者由何处取来冠编，已不可详。

二是关于蛟峰批点的评语及改文等问题。《蛟峰批点止斋论祖》目录前题“后学钓台邵澄孙清叟编诵”。据泰定五年（1328）傅参之序，方逢辰批点乃邵澄孙所加，盖从他本过录。批点本每篇之首有评语，以“评曰”起。“甲之体”（即卷一）《乐天者保天下》篇，评语中有曰：“但说保天下处略而亦包不上来，今稍改添大意，谓‘彼以横逆来，我受矣，则彼之横逆能及我而福天下’，方说得保天下精切。”文中此数句（文字稍有不同，上引乃节录大意）处，有注文曰：“自此以下，至‘何利于天下’，并系蛟峰改。”由此看来，评语乃方氏笔，他为了使文章更加合乎程式法度和圆满完美，对原作略有增补或改动（其他篇凡修改处，亦有说明），而说明改动情况的注文，当是邵澄孙过录时所加。故严格地说，批点本的批注非出一人之手，而范文也不全是陈傅良作品的原貌。《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十卷　（元）魏天应编、林子长批点

魏天应，号梅墅，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诗人玉屑》著者魏庆之子，谢枋得门人。林子长，号笔峰，三山（今福州）人，曾与魏天应结醉乡吟社。两人皆为入元的宋遗民。

明何乔新《论学绳尺序》曰：“《论学绳尺》凡十卷，宋乡贡进士魏天应编选南渡以降场屋得隽之文，而笔峰林子长为之笺释，以遗后学者也。”今传有成化五年（1469）本，书名为《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又有书名为《校正重刊单篇批点论学绳尺》者（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著录为天顺本；据张海鸥、孙耀斌两先生考证，该本并非天顺本，所刊当在成化本之后。《论学绳尺》卷首载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古文关键》之《论诀》和《总论》，以及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欧阳起鸣《论评》、林图南《论作文法》等，并有林子长评注。成化本游明序称该书“首之以名公论诀、总目，次之以作论行文要法。每卷则分其格式，而为之类意；每题则叙其出处，而为之立说。且事为之笺，句为之解，而又标注于上，批点于旁”。是书入选南宋人作品一百三十篇，最晚为咸淳十年甲戌（1274）榜进士黄龙友的科场论。除场屋论体文（包括状元、探花所作）外，还有学校公、私试“论”的优秀卷子。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学术笔记

宋元学者研究文章学的另一种形式，是学术笔记。有的理学家语录中，也有一些论文章的内容。作者们随读书所得、所感写成较系统的笔记，或发表零星的议论，往往视角独特，论点精彩，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此类著作数量较大，内容庞杂，只能择取其中少数有一卷以上专论文章的略作介绍，加上语录体的《朱子语类》，凡九种。《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　（宋）叶适撰

叶适（1150—1223），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授平江节度推官。累官秘书郎、知蕲州。宁宗即位，迁国子司业，以理学“伪党”降罢。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历权兵部、工部、吏部侍郎。开禧北伐，迁至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韩侂胄诛，夺职。卒，谥文定。著有《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别集》十六卷。《宋史》卷四三四有传。《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乃叶适读经、史、子及《皇朝文鉴》的读书笔记汇编。《四库提要》曰：“其书乃辑录经史百氏，各为论述，条列成编。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鉴》四卷。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故陈振孙谓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刘克庄为赵虚斋作《注庄子序》，亦称其讲学析理多异先儒，盖当时评论如此。……而考核之精博，议论之英伟，实一时罕有其匹也。”其中卷四七至卷五〇凡四卷，为读吕祖谦《皇朝文鉴》，评论《文鉴》所收北宋重要作家的各体文章，对文学、文章学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是书今存明抄本、光绪瑞安黄体芳刻本、民国间黄群《敬乡楼丛书》本等，又中华书局1977年有校点本。《仕学规范》四十卷　（宋）张镃撰

张镃（1153—1235），字功父，一字时可，号约斋，先世成纪（今甘肃天水）人，自曾祖张俊起寓居临安（今杭州）。以荫为奉议郎，累官通判临安府。曾预诛韩侂胄之谋，后又忤史弥远，除名编管象州，卒。喜诗，今存诗集《南湖集》十卷。事迹略见杨万里《约斋南湖集序》、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卷一五、卷二〇等。

所著《仕学规范》四十卷，《四库提要》述之曰：“是书分为学、行己、涖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统载宋名臣事状，並征引原文，各著出典，若所采《九朝名臣传》诸书，俱为修史者所据依，故多与史合，且补其遗阙。”其中卷三二至卷三五凡四卷为“作文”，卷三六至四〇凡五卷为“作诗”。“作文”的内容，以辑录诸家文为主，以见为文之“法”。有以文例说“法”的，如卷三二第一条论作文“简当”，即举笺注《释典文字法音集》时，一僧笺一语“暗碎繁驳将三百字”，杨亿都抹去，只留最后二句八字曰“地体本静，动必有变”，认为“其简当如此”。也有直接引前人论文法的，如卷三五末引《丽泽文说》若干条。其他可类推。

是书今存宋刻本，已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六十八册。另有《四库全书》本及抄本等。《履斋示儿篇》二十三卷　（宋）孙奕撰

孙奕，字季昭，号履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宁宗时尝官侍从，生平事迹不详。

所著《示儿编》二十三卷，有开禧元祀（1205）九月自序，略曰：“余之少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与孙。然嬾惰无匹，闻学褊隘，上不能进之于圣贤之域，下不能引之于利禄之途。则以平生之末学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学之意也。……于是考评经传，渔猎训话，以立总说、经说、文说、诗说、正误、杂记、字说凡七条，大抵论焉而不尽，尽焉而不确，非敢以污当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孙耳，故名曰《示儿编》。”所谓“七条”，即七类。其卷七、卷八为“文说”，卷九前半也是“文说”，后小半为“诗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书杂引众说，往往曼衍，又征据既繁，时有笔误”；亦有肯定：“然其中字音、字训、辨别异同，可资考证者居多，其冗杂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废也。”

今存元刘氏学礼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及《知不足斋丛书》本。《怀古录》三卷　（宋）陈模撰

陈模，字子宏，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时在世，生平事迹不详。

是书卷首有理宗宝祐二年（1254）曾原序，称陈氏“上下古今，文章关纽，人物臧否，一一区析探索，不见真是非不止也”，可见为学态度颇严谨。凡三卷，上卷论诗，中卷论乐府，下卷论文，中有交叉处。论文尤推重欧阳修，谓其文“雄健顿挫”、“多只是情好”、多“冷语”、“自然”，云云；又屡引撙斋（曾丰，字幼度，号撙斋，江西乐安人）语，知其甚敬重乡前辈之学。

是书今唯存明抄本。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郑必俊校注本，即用明抄本为底本。《过庭录》一卷　（宋）楼昉撰

楼昉有《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已见上节。是书仅见《说郛》卷四九，凡十一则。《说郛》类收摘编，故此书当非完本。其中如论“作文用虚字”、“古人用字”（指引书、用事）等颇精到，而所论四六对偶法，乃典雅派主张，亦可资参考。《黄氏日抄》九十七卷　（宋）黄震撰

黄震（1213—1280），字东发，慈溪（今属浙江）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累官知抚州、浙东提举常平等。著有《古今纪要》十九卷，今存。《宋史》卷四三八有传。

是书乃黄氏读书笔记与文集的合刊本。《四库提要》曰：“是书本九十七卷，凡读经者三十卷，读三传及孔氏书者各一卷，读诸儒书者十三卷，读史者五卷，读杂史、读诸子者各四卷，读文集者十卷，计六十八卷，皆论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著录者，计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九十二卷，原本并缺，其存者实九十四卷也。”“读文集”十卷，编于卷五九至卷六八，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汪藻、范成大、叶适十家文集。其体例如《提要》所述：“以所读诸书随笔札记，而断以己意。有仅摘切要数语者，有不摘一语而但存标目者，并有不存标目而采录一两字者。”其论文章，时有精到之见。

今存元至元三年（1337）沈逵序本、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汪佩锷芸晖楼刊本、冯氏耕馀楼刊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等。《历代文话》据新安汪氏本录入“读文集”十卷。《困学纪闻》二十卷　（宋）王应麟撰

王应麟有《词学指南》四卷，前已著录。其《困学纪闻》，《四库全书》著录于《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提要》谓“是编乃其札记考证之文”。其中卷一七、卷一九两卷为“评文”，前卷评各体文，后卷专评四六文。“评”虽不多，但时有可采处。

是书初刊于元泰定二年（1325），《四部丛刊初编》尝影印行世。明、清刻本不少，以清道光五年（1825）馀姚翁氏（元圻）守富堂所刊《困学纪闻注》最重要。翁氏吸收前辈学者如阎若璩、何焯、全祖望等多家注本的成果，故其注极富赡，可谓集大成。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本《困学纪闻》，即以翁氏本为底本。《浩然斋雅谈》三卷　（宋）周密撰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弁阳啸翁、弁阳老人、四水潜夫等，济南（今属山东）人，自曾祖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宝祐中官义乌令，景定二年（1261）为临安府幕属，咸淳十年（1274）为丰储仓所检察。宋亡不仕，居杭州癸辛街，与遗民畸士往来唱和。《宋史翼》卷三四有传。今存《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以及诗集《草窗韵语》六卷等。

是书久佚，今传为清乾隆四库馆臣所辑《永乐大典》本，《提要》曰：“皆无卷数，藏弆之家亦并无传本。惟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其书体类说部，而所载实皆诗文评。今搜辑排纂，以考证经史、评论文章者为上卷，以诗话为中卷，以词话为下卷，各以类从，尚裒然成帙。”《提要》又论其价值道：“若其品骘诗词，则固具有深识，非如阮阅诸人漫然蒐辑、不择精觕者也。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是书颇具鉴裁。”今按：卷上67条，卷中104条，卷下26条。卷上所谓“考证经史”者，实仅数条而已，其馀皆为评论文章及记录文人逸事。

宋人语录论文章，只介绍一种，附于笔记类之末。《朱子语类》一四〇卷　（宋）朱熹述、黎靖德编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徙居建阳（今属福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著述甚富，有《朱文公文集》一百卷传世。《宋史》卷四二九有传。《朱子语类》，乃朱熹门人记录其平日讲学之语，现传本乃度宗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综合九十七家朱熹语录编纂而成，其中卷一三九为“论文上（文）”，卷一四〇为“论文下（诗）”。其他各卷，论诗文的内容亦随处可见。朱熹论文固尊经重道，对韩、柳、欧、苏等人的文章内容多所批评；但在文章学的视野中，也对他们的写作艺术作了充分肯定，比如他说：“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如此之类甚多，故其语录常为研究宋代文学的论著所征引。

以上所述，是现存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文章学著作，但远非该时期原有文献的全部。如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八》“文史类”的费衮《文章正派》十卷、彭郁《韩文外抄》八卷、赵师懿《柳文笔记》一卷、无名氏《韩文会览》四十卷等，当既是文选、又有评论的研究著作，惜皆久佚。至于文章学专著如宋末李君瑞《奇正赋格》、朱时叟《八韵关键》，等等，更以不传为恨。检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科举类”，除上已著录的欧阳起鸣《论范》六卷外，尚有涂缙生《易义矜式》、《易主意》，王充耘《书义矜式》六卷、《书义主意》六卷等，凡二十多种；同上“文史类”著录，犹有冯翼《文章旨要》八卷，程时登《文章原委》等，后代皆渺无踪迹。因此，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宋元文章学，实在只能缀辑历史碎片，远不敢说就是全部的历史真相。

还应说明，以上所述，有的本书未必多引，而大量征引的散见资料，又不可能一一介绍。换言之，所谓“文章学著作”，并不是全部文章学文献，后者的面要广得多。比如学术笔记《荆溪林下偶谈》、《庶斋老学丛谈》二种，因体例之故，上面未作介绍，兹略述之。《荆溪林下偶谈》四卷，吴子良著。子良（1197—1256）临海（今属浙江）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官至湖南运使、太府少卿。著有《荆溪集》，已佚。是书诗文兼论，以论文为主，所涉甚广。吴氏乃叶适第二代传人，故于南宋特推叶适，称其文“不为无益之语”，“篇篇法言，句句庄重”；又谓“水心文可资为史”（卷二）、“水心文不蹈袭”（卷三），等等。《庶斋老学丛谈》上中下三卷（中卷分上下，实为四卷），盛如梓著。盛氏扬州（今属江苏）人，自号庶斋。南宋末尝为衢州教官、崇明县判官。入元，隐居以终。书中绝大部分为评诗说文，相当精彩，亦间及朝野逸事。此外如杨万里《诚斋诗话》，虽书名为“诗话”，却有多条论四六文，且颇重要。而宋元时期的作家文集，更蕴藏着丰富的文章学资料，如同一时期的金代作家王若虚（1174—1243），所著《滹南遗老集》就收有《文辨》四卷（卷三四至三七）。元初作家郝经（1223—1275）《陵川集》，其卷二三载《答友人论文法书》，乃极重要的文章学论文。因此，本书实际写作过程中，虽以本章所述各书为主，但并不以此为限，——严格地说，现存四部书中的所有文章学文献，后代（包括现当代）学者所有相关的研究成果，皆在笔者搜索、参考和采择的范围之内。

第二章　宋元文章学兴盛和成熟的历史契机

从上章已可看出，自南宋孝宗时代起，直到元季，研究“文章”的各种样式的文章学著述纷纷涌现，在人们熟悉的“诗学”、“词学”之外，出现了如“论学”之类的陌生概念。文章学著作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古文、时文文体结构与写作方法，显然是服务科举和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新学问，而这也是此前科举时代未曾有过的现象。到底是何原因促成了学术研究的转型呢？任何文学及文体、文法学理论的诞生，都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求，有它必然的历史原因，因此我们只能从南宋以后的“时代”（包括那个时代所造就的作家和学者）找原因。《绪论》说过，文章学可分广义、狭义两大类，本书研究的是狭义文章学。从本章起，凡叙述中提及“文章学”时，若无特别说明，皆指狭义文章学；而本章所论，又特指除开辞赋的狭义文章学，这是因为赋学始建立于唐代，并不与散文、四六等文章学同步的之故。

第一节　科举制度变迁是宋代文章学兴盛的动因

宋元文章学，固然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章学研究的延续，但当历史车轮驶入北宋中后期时，随着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具有鲜明宋代特色的文章之学异峰突起，文学研究界的风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研讨诗法、赋法的热度开始冷却，而谈论“文章”的兴趣转浓。为了探明造成这个学术新气象的原因，有必要从诗赋格法说起。

我们知道，唐玄宗开元间，取士开始用诗赋，而所用诗赋为律诗、律赋。科场所用“律诗”乃五言律，就形式论，它原本与社会上流行的律诗没有什么不同，如二韵四句、四韵八句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场“律诗”逐渐脱离常态而自具面目，形成专门用于考试的体制，如出现八韵十六句，最终定型为六韵十二句，作法则是以题目为中心的起、承、转、合。宋代承之。这种“律诗”称“省题诗”、“试帖诗”，宋人又称“格诗”、“进士诗”等。至于律赋，一开始便专用于考试，宋代亦上承唐制，限八韵、360字以上成。中唐以后，诗赋在科举考试中上升到至尊的地位，一直延续到宋初，以至一提及科举，人们会立刻想到“诗赋”或“以诗赋取士”。

为了满足举子攻习举业的需要，唐五代产生了大量诗格、赋格著作。诗格著作中，现存和虽散佚而可考的，张伯伟先生所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已集其大成。该书正编收现存诗格著作二十九种（其中有宋初人之作），已散佚而附录存目的二十一种。至于赋格，《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八》著录浩虚舟《赋门》、纥于俞《赋格》、范传正《赋诀》、张仲素《赋枢》、白行简《赋要》、和凝《赋格》等等，虽都已失传，但可见当时学者对赋法的关注度，盖不亚于诗。现存唐佚名《赋谱》一卷，张伯伟《赋谱解题》认为“唐代进士试律赋，赋格之作极盛一时，当与此有关”，其说甚是。该书专门研究律赋的结构、句法、用韵、题目等，有些又分子目。从《赋谱》可以看出，与律诗（省题诗）格法研究一样，这些书的作者们力图要为律赋建构起一套凝固而通行的格式，以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笔者曾在拙著《宋代科举与文学》第九章第一节中引《册府元龟》卷六四二所载的一条史料：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二月，因每年贡举人所试诗赋多不依体式，中书奏请下翰林院，“命学士撰诗赋各一首下贡院，以为举人模式”。学士院于是奏曰：“抡材校艺，词场素有其规程，凡务策名，合遵常式。……历代作者，垂范相传，将期绝彼微瑕，未若举其旧制。伏乞下所司，依《诗格》、《赋枢》考试进士。”后唐明宗“从之”。这说明唐五代人所著诗赋格法，其中部分原本就是科场“常式”和“旧制”，已被实际应用于后代科举考试制度和政策的制订之中。

宋初承唐五代之制，取士仍以诗赋为主。但从北宋中期起，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统治集团对科举考试持强烈的实用主义态度，科目设置以“有用”、“无用”定轻重优劣，许多官僚学者认为诗赋乃无益于治的虚文，只有策论、经义才有用，故策论、经义等“文章”开始受到重视。天圣五年（1027）正月六日，仁宗诏贡院曰：“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同年，范仲淹作《上执政书》，提出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倘使呈试之日，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有讲贯者别加考试，人必强学，副其精举。”这是要将策论提升到科举考试的主导地位，而剥夺以诗赋“定去留”（录取与否）的权力，大大降低其影响力。庆历二年（1042）正月，李淑又提出进士考试“先策，次论，次赋，次贴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仁宗“诏有司议，稍施行焉”。上述主张虽未完全成为制度，但它标志着风气的转变：策论等“文章”的重要性在仁宗朝得到大幅提升，至其末年，吕公著谓“南省（指尚书省礼部）考校，始专用论、策升黜，议者颇以为当”。

神宗熙宁初，王安石进行科举制度改革，进士科殿试用对策。此后无论科制怎么变化，殿试对策一直不改。接着又罢诗赋而代之以经义（经义也是论），同时仍考策论。元祐及整个南宋时代，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这颇有些意味深长：表明即便是进士科恢复了以诗赋取士的旧制，但诗赋所“掌控”的地盘已大为缩小，它只能与经义平分“江山”。在这个拐点上，还有两种重要考试不应忽略，那就是制科与词科。制科必须先缴“进卷”，乃策、论五十篇，审查通过后再阁试“六论”（六道论题），“过阁”后殿试对策。哲宗绍圣初置宏词科（后改为词学兼茂科、又改博学宏词科，通称词科），南宋时士子对此科的重视度远过制科，而所试全为“文”（骈文、散文、韵语）。综上可以看出，北宋仁宗以后，“文章”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和地位一直是上升的，而诗赋则不断被挤压，甚至连参与取士的“资格”也曾一度被剥夺。

策论等文章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上升，预示着研究科举时文的重点也必然发生变化。当然，除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外，诗赋依然是必考的科目，故探讨场屋诗赋作法，仍不失为研究课题，然而研究类型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五代至宋初盛行的“诗格”骤然减少甚至绝迹，代之而起的是“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肇其端，其后如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直至宋季刘克庄《后村诗话》等等，不仅数量多如牛毛，而且篇幅愈来愈大。同时又有辑录性的大型诗话，如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等。诗话与先前的诗格著作大不相同，它虽不排斥探讨诗歌作法，但更多的则是记录诗坛逸事，或赏析名篇佳句，关注点明显地由诗歌“生产”转向“消费”，故欧阳修《六一诗话》小序公然宣称其写作目的就是“资闲谈”。诗话中固然也有兼为举子服务的，如宋末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二十一卷，前十一卷讨论诗法、诗体、句法，以及命意、造语、下字、用事、押韵、属对等，无疑对举子也有参考价值；但乃资料辑录，已无创新之力了。

至于赋格研究，宋代新著更少。马偁纂《赋门鱼钥》三十卷，“编集唐蒋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诸家律赋格诀”，则其书乃资料辑录。吴处厚曾著《赋评》一卷，已久佚，书名既标“评”，其内容盖不以研究律赋格法为主。其他如前章末所述李君瑞《奇正赋格》，朱时叟《八韵关键》，当时有无刻本尚不得知，故后世所传唯郑起潜《声律关键》一卷而已。三百馀年间，赋格类著作如此寂寥，足见学术风气的变化：“如何作赋”这个在唐五代乃至宋初十分火爆的课题，早已从学者们的视野中淡出。

诗格、赋格的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学界对散文、四六等所谓“文章”的高度关注，——甚至连最具影响力的诗人黄庭坚，在谈论诗歌字法、句法之后，也饶有兴致地研究起文章“关键”、“脉络”、“布置”之类了（详下第三节）。终于，到南宋孝宗时代，研究文章作法的专著以及古文评点本一时涌现，一门新的学问——主要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文章学正式诞生。如果说科举价值观促成了北宋科举考试的逐渐转型，那么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必然出现转型：由诗赋格法研究转为文章学研究。

综上所论，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自唐宋以还，无论诗学、赋学还是文章学，它们的发展与兴盛，主要推动力就是背后那只似乎看不见的“手”——科举制度的变迁。功利的追逐和学术创新的冲动，刺激着学者们探讨诗赋及文章写作理论的热情，这说起来有些不太“高雅”，但却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

第二节　时文程式化是文章学成立的“接生婆”

科举制度的变迁既是诗学、赋学和文章学兴起和发展的动因，那么就我们将要研究的文章学而论（诗学、赋学也一样），究竟是科举制度中的什么因素，哪个环节，促进了它的诞生和发展呢？

早在齐梁至初唐“永明体”流行的时代，人们就已开始研究诗格和病犯。从唐玄宗开元间起，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就逐渐重视五言律诗（省题诗）和律赋，并把声韵、病犯发展为严格的程式格法，以作为试卷评阅的标准。待诗、赋两体成为科场主打后，为了让举子学习和掌握场屋程式，便涌现出许多探讨诗赋格法的专著，已如上节所述。那么诗赋何以能成为科场“主打”？这似乎是个很“傻”的问题，其实个中大有文章，盖如明代学者胡震亨所说：“唐试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胡震亨谓重诗赋是为了让举子“尽才”和考官“塞责”，说到了点子上。“尽才”说此姑不论，至于“塞责”，到宋代又有新的发展，那就是真宗时代开始形成的一个考试理念：以“文章取士”和追求“至公”原则。这本来是应予肯定的制度革新和道德提升，但也日久生弊：考官为了求“公”，对于没有声病可稽的“文章”来说，便将破题、承题、讲题以及体贴、贯穿等一系列文章程式设为“考点”，作为阅卷、定等的依据。这样，“塞责”更有了学理依据和冠冕唐皇的理由，因为是否公平，刚性的程式比弹性的内容更易判别，也更能“说服”人，同时又是对批评“塞责”的最好回应。程式作为考点，有如今天的体育竞技，比赛规则所设置的“赛点”就是天秤和法律，它冷酷无情，稍有违犯或出入就得认输，无道理可讲。因此，北宋末至南宋初，科举考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且不论早已程式化了的诗赋（北宋末年不考），连策、论、经义这类散体文也先后实现了程式化。程式化的结果，是各体文的高度整饬，也就是常说的“千篇一律”，因为只有如此，程式作为考点才有可能；而只要严格依考点阅卷，也就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至公”原则。所以宋人虽喜议论，但在宋代文献中却很难听到反对程式化的声音；而这种“优越性”又反过来将程式化推向更高水平，程式越来越细密精致，经过往复循环，既丰富、也凝固了时文的形式和面貌。

先看策论。科举试策、论始于唐，而策、论在北宋中期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已如上节所述。策有经、史、子策之分，但以言时务（即“措置于今之世”）为重，称“时务策”。策又分两类：在场屋回答策题所提的问题一一作答，叫试策，又叫“对策”；在场外著策上进，叫进策。对策的形式是问答体、段落式，故不便程式化，而最易利用“套类”和“策括”；进策则类似于论（故往往“策论”并提），是能够也必须程式化的。到南宋初，策论便有了“定格”，主要有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四库提要·〈论学绳尺〉提要》述宋代科举考试中“论”体文的程式化时写道：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所说论体文的程式到南渡后方成型，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此前有个酝酿、发展的过程。

再看经义。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八曰：苏轼说《春秋》，庆历、嘉祐时文也；张庭坚《书义》，熙、丰时文也；王安石谈经，未至悖理，然人情不顺者，尽罢诗赋故也。辟雍、太学既并设，答义者日竞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为俪偶。隆兴初有对《易》义，破题云：“天地有自然之文，圣人法之以为出治之本；阴阳有不息之用，圣人体之以收必治之功。”主司大称赏，以为得太平文体，擢为第一。主司所谓太平，则崇、观、宣、政时也。乾道中，主司欲革四句对偶之弊，答者言“圣人不求其臣之徇己，故其臣无得而议己”，遂据上第。淳熙初，学者厌破题、衬贴纤靡，颇复厘改，答者云：“以己体民，而后尊卑之情通；以国观民，而后安危之理显。”学官不能夺，卒置首选。……今虽以破题分巧拙，要未足病，视义理当否耳。……诚使知义理者常为主司，学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时，虽因今之时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虽屡变其法，而学者之趋向亦终不能一。岂四句对偶、一冒工拙可为损益哉（俗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语）！

这一段话，可视为经义程式化的演进史，也是对经义以技巧饰虚词的绝好批评。在叶适看来，经义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王安石、苏轼时代，尚无固定的程式；后期从“辟雍、太学并设”的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始，“答义者日竞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为俪偶”，且特重“冒子”，程式渐趋严密。后来有两次厘改：一是“乾道中，主司欲革四句对偶之弊”；二是“淳熙初，学者厌破题、衬贴纤靡，颇复厘改”，事实上都作用不大，程式化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元人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写道：至宋季，则其（指经义）篇甚长，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接题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说而不反说者），有小讲（小讲后有引入题语，有小讲上段，上段毕有过段语，然后有下段），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原题有起语、应语、结语，然后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缴结），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馀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

以上是科举进士科、制科考试所用的几种主要文体。至于词科考试的应用文，绍兴初规定用“十二体”，包括制、诰、表、序及韵语等，它们也有固定的格式，称“规式”或“体式”，其法甚繁，本书将在第十一、十四章中详述。

时文的程式化与诗赋格法一样，使自由行文的空间变得很小，或者说行文必须严格按程式“操作”，比如论体文的“破题”，要求“一篇之意皆涵蓄于此，尤当立意详明，句法严整，有浑厚气象”，等等（详见本书第十二、十三两章），否则便不合程式，哪怕内容再好，也不算一篇好“论”。如陈傅良所说：“粤自一切任法（指程式），而概以绳尺之文，虽有茂材异等，语不中程，辄弗第录。由是场屋始以缀缉揉熟淫靡之文相师，而士气日卑，议者病之。逮以时务发策，以求实学，要之不离于文词，胡能相远。”常所说时文重形式、轻内容，是之谓也。这位研究论体文程式的专家，其实也是深谙程式化之弊的。

与诗赋一样，对文章程式的讲求愈精密，科举考试中程式化程度越高，繁难的程式与举子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尖锐。三年一个周期的科举考试所带来的紧迫、焦灼感，造成了举子们学习程式法的饥渴效应，从而催促学者们又快又多地撰写出相关的“教科书”——即文章学著作，以适应和满足社会的急需；书坊老板也从中窥见了巨大商机，于是立即刊行，使得书肆中这类书籍“充栋汗牛”，“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因此，我们说时文程式化是文章学成熟、成立的“接生婆”。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社会供求利益练，——“文章学”就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孕育、诞生，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时代环境中成长、繁荣。

应当指出，不是说在策论、经义等程式化之前便没有对文章作法的探讨，就广义论，如诗赋程式的研究，此前已相当成熟，各体文的写作水平也已很高；而是说程式化有如一把钥匙，它开启了由韵文到散文，由零星的、不自觉的文章研究通向系统的、自觉的、并使之成为一门“学问”的大门，从此研究文章法度的规模及深度、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这主要表现在：所研究的文体种类远较律体诗赋为多；研究对象“文”（包括骈、散），其结构、行文的复杂性远超诗赋；而“文章”除韵文外，一般不受声韵格律的约束，章法、句法、字法相对灵活，修辞手段丰富，规律性更难把握，研究的难度也远在诗赋之上。

还应指出，文章程式研究也使传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此前欲学习文章，主要仰赖于范文阅读，从范文中体会文法，而老师所教，也多为象喻式的点拨，缺乏理论指导。南宋诗人张镃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孙元忠朴学士，尝问欧阳公为文之法，公云：‘于吾侄，岂有惜？只是要熟耳。变化姿态，皆从熟处出也。’”又黄庭坚《与王观复书》曰：“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对文章学颇为鄙视的朱熹也说：“尝与后生说，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我们相信欧阳修于侄儿决无所“惜”，苏轼、朱熹也不会对门人或后生说谎，熟读、精读范文确为习文良法；但他们虽是大文豪或大学者，限于所处时代或对文章学的拒斥态度，对“为文之法”恐怕只是了然于心，难以了然于口，故唯以“熟”字诀相授，除此恐怕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来。文章学的最大功绩，是它摆脱了单凭“跟着感觉走”的揣摩和领悟式的文法传授与接受模式，在对古文、时文文体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整套文章的写作理论和技巧规则，使授受双方心、口相应，由“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的心领神会，进入到可以“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的理性表达，即完成了由“以理（文理）为文”到“以法为文”的转变。如果说通过范文熟读，范文中所蕴含的文法能给学之者以无形启迪的话，那么文章学书籍对文法的解析，便有如耳提面命的有形灌输，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因此，虽然文章的程式化并不值得赞美，但通过对程式的研究，无论是广义、狭义的文章学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这或许是当年推进时文程式化的官僚学者始料所未及的。

第三节　诗赋格法是宋元文章学借鉴的丰富资源

尽管有如上两节所论，科举制度变迁和时文全面程式化是宋代文章学繁荣的原因，但这些未必能马上转换成系统而科学的文章学理论；或者说，文章学的产生，还必须有足够的学术资源储备，它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深入考察宋代文章学的内核时，会立刻发现唐宋诗赋格法和江西诗派句法的影子。可以说，前此的诗赋格法、江西诗法以及一切诗文研究的成果，为南宋人建构文章学体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首先，诗赋格法（包括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是解构文章的方法。吴子良曾说“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他是以骈、散虽异，若论文章，却“关键”无别。其实诗赋与策论、经义等文章，虽体裁各不相同，而“关键”、技巧也大多相同或相通。陈傅良《止斋论诀》尝立“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八项，除“讲题”、“使证”为“论”体独具外，其馀皆诗赋所共有，要求也大同小异。比如陈氏论“结尾”曰：结尾，正论关锁之地，尤要造语精密，遣文顺快。盖精密则有文外之意，使人读之而愈不穷；顺快则见才力不乏，使人读之而有馀味。凡为论，未举笔之前，而一篇之规模已备于胸中，凡结尾，当如（疑脱“何”）反复，如何议论，已寓深意于论首。故一论之意，首尾贯穿，无阙断处，文有馀而意不尽。若至讲后而始思量结尾，则意穷而复求意，必无是理，纵求得新意，亦必不复浑全矣。

五代僧神彧《诗格·论诗尾》曰：诗之结尾亦云断句，亦云落句，须含蓄旨趣。《登山诗》：“更登奇尽处，天际一仙家。”此句、意俱未尽也。《别同志》：“前程吟此景，为子上高楼。”此乃句尽意未尽也。《春闺诗》：“欲寄回文字，相思织不成。”此乃意、句俱尽也。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在追求所谓“文外之意”、“句尽意未尽”等审美艺术及“意尽”的弊病方面，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

其次，诗赋格法为文章学提供了现成的研究范畴和术语群。如认题、破题、立意、布置、造语、用字等等，在诗格、赋格中常见，而也出现在文章学著作之中，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再次，诗赋格著作，对诗赋的立意、造语、字法、病犯，以及格、体等等进行条分缕析，精确入微。如果也像揣摩诗赋格法那样分析文章，将范文中的菁华、字眼、主意、要语、转换、段落等一一拈出，便成文章学专著；如果用一套特定的符号（如圈、点、抹、撇、截等）标出，并配以评论，就成了完整的古文或时文评点本。当然，这不是说文章学家可以完全照搬诗赋格法的作法，因为文章（散文、骈文）与律体诗、赋毕竟有不小的差别，文章学研究者、古文评点者不可能简单地“克隆”，而必须有自己对“文章”的独特理解和评点手眼；我们只是说，诗赋格法是文章学（包括评点学）的学术资源，彼此息息相通，血脉相连。

上面说过，除诗赋格法外，前此的一切诗文研究成果，都是文章学建构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论学绳尺》卷首为《行文要法》，录有林图南的《论作文法》，其中“论有八体”之“蜂腰体”、“鹤膝体”等，就是借用诗学家特论“永明体”诗病时的术语，见《文镜秘府论》（详本书第十三章）。若近求之，特别应当注意稍早于文章学诞生的江西派诗法，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它们就是文章学的“近亲”。

北宋后期，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讲究诗歌句法，提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说。江西派诗人其实并不只擅诗，有的还长于文。如陈师道曾受学于曾巩，对古文很有造诣。朱熹说：“陈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诸公都敛衽。（佐录云：‘便是今人文字，都无他抑扬顿挫。’）”又说：“某旧最爱看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黄庭坚虽以诗名世，却并不仅仅满足于探索诗法，他似乎还想研讨文章学。在《答王子飞书》中，他写道：陈履常（师道）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

又《答洪驹父书（二）》曰：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外甥勉之，为我雪耻!

他还在《答洪驹父书（三）》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至于推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重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在上引中，黄庭坚将他倡导的“诗法”移植为文章作法，首次揭出了文章“脉络”、“关键”、“开阖”等概念，认为作文章也有“斧斤”即方法。这些都是评点家常用的词汇，特别是“关键”一语，虽并不起源于山谷，但用以评文，却以他为早，后来吕祖谦著《古文关键》，盖即受此启发。黄庭坚自称“始知作文章”时已届“老病”晚景，感到不可能在“文章”这一块大有作为，要其外甥“为我雪耻”，可见他对文章学的高度关注和对其发展前景的看好。

除上述外，在江西诗派的诗话著作中，还保存了黄庭坚的一些诗文方法论，以及其门人后学的发挥。范温《潜溪诗眼》曰：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原道》以仁义立意，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叙异端之汩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则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复皆数叠，而复结之以先王之教，终之以人其人，火其书，必以是禁止而后可以行仁义，于是乎成篇。……然则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讲学之士不可以知也。

又曰：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孟）浩然云：“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工在“澹”、“滴”字。

又《王直方诗话》：山谷论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

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诗文当得文人印可》引韩子苍（驹）云：诗文要纵，纵则奇。然未易到也。

又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载：陈无己先生语予曰：“今人爱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仿像之，非善学者。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江汉》诗，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缚鸡行》，言鸡虫得失，不如两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

以上或论“文章”，或论“诗文”，足见江西派作家对诗文作法的深刻理解和理论建树，亦见他们较为宽广的文章学视野。

在黄庭坚的文章学理论建构中，还有如下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一是“专论句法，不论义理”。《潜溪诗眼》曰：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功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

包括古文评点在内的文章学大多不管内容，专论技法，进行所谓纯形式的批评，其理念当出于此。吕祖谦就是如此，并曾引起朱熹的不满，他对弟子说：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论语》是非问者，伯恭曰：“公不会看文字，管他是与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须有一个是与不是，是处便是理，不是处便是咈理，如何不理会得？

文章学与诗学一样，它“自是一家功夫”，是专门的学问，有特定的分工。吕祖谦答非所问，恐并非他不讲是非，而是论文章乃当时语境之故。虽然文章学与内容相关，但讲明如何写好文章就够了，是非、义理原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这与今天的写作学、修辞学等一样。

二是打通诗法、文法的界限。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曰：“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在黄庭坚看来，诗法、文法原为一事，没有区别，诗法可以转换为文法。因此，文章学家、古文评点家参照、吸取唐五代以还对诗赋格法的研究成果，以用于文章学建构，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我们没必要将江西派作家的诗法、文法与文章学专著和众多评点本一一对照，只举几例就足够了。《止斋论诀》论“立意”曰：“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回顾上引《潜溪诗眼》所记黄庭坚“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语，以及《珊瑚钩诗话》记陈师道所说“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两者的关系，班班可考。又如楼昉《崇古文诀》卷一二评柳宗元《东池戴氏堂记》曰：“脉络相生，节奏相应，无一字放过。此文如引绳贯珠，循环之无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如累九层之台，一级高一级，而丰约不差毫厘。”“常山之蛇”的比喻，见上引黄庭坚《答王子飞书》。该语出自《孙子兵法》，用以论文，以黄庭坚为最早，胡仔又尝用来论词（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意思是文章要彼此照应，形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再如《百段锦》的“下字格”有“粒丹点铁”类，举吕祖谦《秦晋迁陆浑之戎》，评曰：“此下一‘汉’字，意新而字熟，既不生狞，亦不蹇涩，又不突兀，可谓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便直接援用了黄庭坚语。事实上，江西诗派笼罩着南宋前期诗坛，文章学家、评点家也多是诗人，没有不受江西派诗法影响的。强大的学术惯性，推动着学者们打通诗、赋和古文、时文的界限，用近在两宋之际才发展成熟的江西诗法去建构文章学的理论体系，既是顺理成章，更是驾轻就熟。

第四节　中国文章学的成熟与成立：孝宗时期

当代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熟、成立于宋代。如王水照、慈波先生《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一文，明确认定文章学成立于宋代，并分析了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多种原因，如“文”的内涵与名称的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开始获得独立地位，以及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特别是科举时文的发展，等等。在《绪论》中，笔者已表明赞同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宋代说，但同时认为“宋代”长达三个多世纪，时限太长，因以为还可更具体些，即当成立于南宋孝宗朝（1163—1189）的近三十年内。所谓“成熟”、“成立”，笔者在《绪论》中提出了如下条件：一是基本理论要有涵盖性；二是理论要具系统性和丰富性；三是要有代表性的文章学专著；四是研究要有持续性。只有到孝宗时代，这些条件才完全具备。这时，陈骙《文则》、陈傅良《止斋论诀》、吕祖谦《古文关键》三部专著相继问世，——虽此前的文章学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如北宋徽宗时王铚即著有诗话、文话、赋话，其《四六话》今犹传世，但只有到孝宗时代，才使狭义文章如四六、古文、时文都有了文章学视野下的研究著作，并将科举时文取法的范围扩大到韩、柳、欧、苏古文系统。从此，专著、古文评点成为科举用书的一个新门类，如王应麟《词学指南》、楼昉《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王震霆《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谢枋得《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等，加之众多学术笔记作者的参与，产生了如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黄震《黄氏日抄》等许多名著，文章学“家族”从此大盛。到元代，学者们继往开来，如李淦《文章精义》、陈绎曾《文筌》、《文说》等，推动着文章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因此，将文章学的成熟和正式成立定在孝宗时期，窃以为是恰当的。

那么，到底孝宗时代有什么历史机缘，使中国文章学得以在这时成熟、成立呢？这或许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凡是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往往极其复杂；但也不无主因，归纳起来，盖有如下四点。

第一、诗赋格法、江西派诗法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文章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诗学、赋学甚至词学（如杨湜《古今词话》、王灼《碧鸡漫志》，皆作于绍兴间）研究成果丰厚，特别是江西诗派诗法的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狭义文章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认为，狭义文章学实际上是诗赋格法、江西诗法在散体文、韵文（四六）中的延伸。此点上节已详，此不赘。

第二、孝宗崇尚苏文，使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典范得以确立

乾道九年（1173）正月，孝宗作《苏轼文集序》（原题《御制文集序》），称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其文章“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又谓“朕万机馀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因追赠苏轼为太师，在《赠太师制》中，有“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语。于是，三苏文集及各种选本相继刊行，苏文成了科场范文，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建炎以来”，是就大趋势而言，而且所论主要是“蜀士”；全国性的苏文热，要到秦桧死后（秦氏主“王学”）、特别是孝宗时才真正出现。

乾道九年，即孝宗表彰苏轼的同一年，陈亮编成《欧阳文忠公文粹》二十卷，其《后叙》曰：是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於文乎？

于是，由欧、苏而上溯韩、柳，再溯至两汉、先秦古文，便理所当然了。早在绍兴庚午（二十年，1150），王十朋就在《读苏文》中写道：“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数年后，即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中状元。这时秦氏已死，高宗正在“更化”。孝宗继位，将“更化”的范围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于是才发生了追赠苏轼的事件。要之，褒扬苏轼既是个政治信号，也是个文化符号，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苏轼个人身后的荣耀。就文学论，它确立了一种官方认可的价值观，一个合乎主流文学规范的“法度”，即以韩、柳、欧、苏为代表，以古文体制为主轴的文章统系。这在秦桧专政时代是不可能的，更遑论党禁严密的北宋末造了。

典范、法度的确立，既彰显了古文及其代表作家的价值与地位，拂去了历史尘埃的遮蔽，更无异为文章学树立起了一座指引前程的灯塔。相反，若没有典范、法度的认同，象哲宗、徽宗时代禁所谓“元祐学术”，苏、黄著作成了禁书，欧阳修的文学地位也岌岌可危，文学传统被党争撕裂，岂能建构起为社会所公认、又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文章学体系？这只要举一例就够了。吕祖谦作《古文关键》，若没有韩、柳、欧、苏的古文典范和统系，卷首的《看古文要法》就无从下笔，文章选目更成了大问题。因此，只有孝宗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才使文章学具备了正式成立的内在条件，也使文学的优秀传统获得了传续与发展的绝佳机会。在文章学成熟、成立的诸因素中，此点具有时限标识的唯一性。

第三、孝宗“更化”，为学术繁荣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北宋末蔡京集团和南宋绍兴时代秦桧集团的长期专政，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们的政治高压摧残着文化学术的发展。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高宗“更化”，急刹秦桧时代文坛的谄谀之风，倡导和鼓励“鲠亮”的人文精神。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三月十四日，高宗御笔宣示殿试官道：“对策中有指陈时事、鲠亮切直者，并置上列，无失忠谠，无尚谄谀，用称朕取士之意。”十六日，又戒励有司“抑谄谀，进忠亮”。绍兴三十一年（1162）秋冬，金主完颜亮发兵南侵，赖虞允文采石之战的胜利，保住了小朝廷的半壁江山。次年六月高宗退位，皇太子赵眘继立，是为孝宗。孝宗早对秦桧的投降路线和权力野心不满，颇有恢复之志，登位后接续“更化”，是南宋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史有“小元祐”之称。隆兴元年（1163）是贡举年，孝宗于二月十一日下诏继续打击科场的谀佞风气：“令省试诸科进士务取学术深淳，文词剀切，策画优长，其阿媚闒茸者可行黜落。”是年张浚北伐失败，次年十二月与金签订“隆兴和议”。虽“中兴”缺乏底气，“恢复”也只是理想甚至是空想，政权仍然维持着苟安局面，但政治相对开明，“中兴”口号使学者及举子们的政治和学术热情空前高涨，思想界出现了少有的活跃局面。黄震说：愚按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朱熹）本《大学》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陆九渊）斥其支离，直谓即心是道；陈同甫（亮）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拄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馀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

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政策，营造出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这为文章学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黄氏所描述的，是乾、淳时代理学的基本阵容，虽然当时理学还不时受到压抑，远未上升到主流学术的地位，但他们较自由的思想表达和频繁的切磋交流，是此前所没有的，更非秦桧时代“禁学（理学）”所可比拟，对文章学的探讨也一样。如吕祖谦《与陈同甫书（四）》有曰：跋语引策问，意思甚有味。说神宗、介甫处，语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损。云：“荆国王文公得乘其间……。”又“科举之文，犹有宣、政之遗风”，语亦太劲，欲增损。云：“科举之文，犹未还庆历、嘉祐之盛。”“人以诚意来止，安得行吾私于其间哉”，此语颇似有病。删此数句，文意亦相接。“盖处大事者必至公血诚相期，然后有济。……”惟当轴处中者翕受敷施，乃可用此说，然亦当知斟酌浅深，此又非范公当时地位也。所谓“吾知国事而已，安得行吾私于其间哉”，私本不当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义；若又云“以国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义也。固知此语是谈治道者常话，然吾曹讲论，政当刬除根源，不可留毫发之病，非欲为高论也。所以缕缕者，非为此跋，盖为有意斯世者多于此处蹉过，往往失脚耳。

书中所说“跋”，指陈亮《欧阳文忠公文粹后序》。吕氏书信即审读《后序》后提出的修改意见。吕氏对该文的增损、语气、语病、深浅等这些文章学上的的问题，一一提出了建议和点拨，并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吕祖谦认为语气当婉或作增损，有的则以为还可说透，“不可留毫发之病”。由此可见当时讨论文章的风气，同时也说明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在《朱子语类》中，多有朱熹与门弟子讨论文章的语录。如该书卷一三九“论文上”，朱熹从理学的角度，对当代文坛、科举时文及韩、柳、欧、苏文多所批评（如诋“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明显与孝宗表彰苏文相抵触），而无所忌讳；但同时，他又从文章学出发，对韩、柳、欧、苏及其他古文大家作了充分肯定，如曰：“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如此之类甚多，充分反映了学术批评的自由。若没有这种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文章学的发展和成立是不可能的。

第四、理学“事功派”的代表人物，是文章学最终成立的主将

前引黄震语，已言及陈亮和陈傅良。陈傅良、吕祖谦是宋代文章学最重要的两位奠基人。陈亮对文章学建设亦有不小的贡献。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记陈亮论作文之法道：“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自有成模，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这里论及对偶、引书、使事、布置、首尾等一系列原则，可谓周详。黄震论“二陈”（陈亮、陈傅良），一个强调“事业”，一个主张“治功”，二人乃“事功派”的中坚。吕祖谦虽主张各学派“会通”，但他与事功派关系密切，思想也倾向于事功。这不能不使我们将注意力投向理学阵营中这个有些“异类”的派别，看看他们何以对文章学感兴趣。

首先，事功派将时文程式之学提升到“英雄事业”的地位。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所谓“事功派”的名目，即源于斯。“事功派”乃总称，其中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又称“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尽管三派思想、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因皆浙东人，彼此频有往来，故朱熹统称之为“浙中人”。清全祖望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朱熹对事功派屡屡提出批评，如曰浙中人“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里便教自家做”，于是“尽落入功利窠窟里去”。“诸公只管讲财货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陈法又如何。此等事，固当理会，只是须识个先后缓急之序，其先大者急者，而后其小者缓者，今都倒了这功夫”。又曰浙中人“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诸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怎生治人”，他以为这是“学为英雄之学，务为跅弛豪纵，全不点检身心”。又批评浙中人一等“少间亦只是计较利害”，一等“少间只见得利害”；甚至指责“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如此之论甚多。他所谓“浙中人”，显然指事功派，即后代所谓的“浙东学派”。而事功派对以朱熹为首的义理派，也作过不客气的回击。如事功派中的激进分子陈亮，“孝宗朝六达帝庭上书，论恢复大计”。在《送王仲德序》中，他写道：“二十年间（按：指孝宗隆兴以来），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他又在《送吴允成运干序》中指斥“为士者耻言文章、仁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事功派的主要思想，可从上引朱熹的批评中得见端倪，原来他们所“计较”的“利害”，就是不顾自身身份的低微，“只管讲财货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陈法又如何”，要“治国平天下”，坚决主张抗金。而朱熹认为这些皆非当下所急，当下急的是要点检身心，“事事从心上理会起，举止动步，事事有个道理”。这就是义理派与事功派的分歧所在。元人刘壎总结道：宋乾、淳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行己）、郑景望、薛士龙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出，有徐子宜、叶水心诸公出，而龙川陈同父亮则出於其间者也。当是时，性命之说盛，鼓动一世，皆为微言高论，而以事功为不足道，独龙川俊豪开扩，务建实绩。其告孝宗有曰：“今世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而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於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孝宗极喜其说。……至其雄才壮志，横骛绝出，健论纵横，气盖一世，与朱文公往复辩论，每书辄倾竭浩荡，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与之商论，盖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后始中科举为状元，不及仕而死矣。

为了治国平天下，完成“英雄”事业，事功派十分重视科举。陈傅良早年授徒瑞安城南茶院，声名大噪，叶适称“陈君举为名师，自出新学，文体一变”。而他的出现，直如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藉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吕祖谦所撰《古文关键》“总论看文字法”之“第三看纲目、关键”，就是教人看时文程式，瞄准的就是科举功名。他门下亦胜士如云，即便屏居时，“士子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朱熹将其长子朱塾（字受之）送由吕氏教导，祖谦安排他与潘景宪（字叔度）同寝处，又与潘氏之弟景愈（字叔昌）同窗，特地写信告诉朱熹，说二人“工于程试，足可商量”。又有书信道：“令嗣在此读书，渐有绪。经书之类，却颇能诵忆，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两月工夫专整顿。盖既欲赴试，悠悠则卒难见工也。”可见吕氏对科举的重视。陈亮曾对孝宗说：“臣本太学诸生，……虽蚤夜以求皇帝同王伯之略，而科举之文不合于程度，不止也。”于是，研究文法、探讨科举时文的写作规律，使时文“合于程度（即程式）”，便成了事功派所急的事业之一，即便深心并不乐意，但只有如此才能中第，才能摆脱“布衣”论政的尴尬和无奈，获得实现“英雄事业”的行政资源，豪杰也不得不“低头”。所以陈亮虽场屋一再失败，却决不放弃。他曾写道：“既绝意于科举（按：这是他一再落第后的气话），颇念其平生所学，不可不一泄之以应机会。……岂有欲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丈夫出处自有深意，难为共儿曹语，亦难以避人谤毁也。”由此可见其心迹。直到五十一岁（绍熙四年，1193）时终以状元及第，正欲干一番“英雄事业”，不幸次年赍志以殁，颇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他们这样做，不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才隽折桂登瀛，建功立业。在这里，研究时文程式就是为完成英雄事业作准备，追逐科名就是追逐事功，“功名”与事功合二而一。这已远不是以一己之私去“计较利害”，而是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然，因此文章学成为浙东学者的专工，而文章学奠基之作在孝宗朝事功派作家中产生，或者说事功派的代表人物成为创立文章学的主将，便很自然了。

欧阳修曾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说，自己能够以科举取禄仕窃名誉，并非因文章有多“工”，而是能“顺时故也”；因此他劝告乐秀才：“欲取荣誉于世，莫若顺时。”使时文“合于程式”，今人或有“媚俗”之讥，但生于斯时之士，鄙薄时文固高，若欲有所作为，又只能“顺时”而动，以个人之力抗拒科举这个当时并不邪恶的时代潮流，是徒劳无益的。对于事功派热衷于研究时文，我们应如是观，而给以理解的同情。

其次，事功派除“利害”、“事业”给了他们钻研文章学的动力外，他们又是乾、淳间文学回归欧、苏的主要力量。上已述陈亮在孝宗表彰苏轼的当年，即立刻跟进，编成《欧阳文忠公文粹》二十卷。吴子良曰：“淳熙间，欧文盛行，陈君举（傅良）、陈同甫（亮）尤宗之。”吕祖谦也是苏文的积极倡导者，著《东莱标注三苏文集》行世，而其评点本《古文关键》二卷，即“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朱熹出于卫道，对吕祖谦喜苏文不以为然，他在《与张敬夫》中写道：“（吕祖谦）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陈傅良在《谢中书舍人表》中说：“洪惟本朝，追并古隆。庆历、元祐之际，岂非千载之一时；欧阳、苏轼之徒，故有六经之遗意。式至今日，作兴斯文。”向皇帝如此高调地表达推崇欧、苏之情，实此前所未曾有。罗大经曰：“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这种风气的造成，除皇权的影响外，事功派的贡献不容低估。其结果，文坛面貌翕然一变，不仅如赵彦卫所说：“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也不仅如吴潜《鹤山集后序》所说：“自孝宗为《苏文忠公文集》御制一赞，谓‘忠言谠论，不顾身害’。洋洋圣谟，风动四方，于是人文大兴，上足以接庆历、元祐之盛。”更为重要的，如前所论，它确立了文章的典范和统系，使文章之学接续韩、柳、欧、苏；若没有这个能被学界广泛认同、并能长久指导文学发展方向的典范与统系，文章学的创立便无从谈起。

再次，事功派作家多熟悉诗法。上节末已言及文章学家利用“江西诗法”乃驾轻就熟。陈傅良《书种德堂因记陈仲孚问诗语》曰：“仲孚尝问诗工所从始，余谓谢玄晖。杜子美云：‘谢朓每篇堪讽咏。’盖尝得法于此耳。‘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却忆谢玄晖’，与子美同意。”可见他对诗法的留意，而谢玄晖（朓）乃江西诗人标举诗歌“活法”理论的典范，如吕本中《夏均父集序》说：“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韩淲《陈君举舍人集新刊三山因读其诗有感》道：“陈止斋诗不草草，约貌前头诸旧老。”谓其诗卓有本源。而孙奕称陈傅良“未第时作省题诗，极一时之妙”。吴子良则称“陈止斋《送叶正则赴吴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苹况连空’，意尤远而语加活”。又总评其诗道：“其诗意深义精，而语尤高。”祖谦乃吕本中侄孙，诗法乃其家传，叶适谓其“有《家塾读诗记》、《丽泽集诗》行於世。……吕氏自古乐府至本朝诗人，存其性情之正、哀乐之中者，上接古诗，差不甚异，可与学者共由。”

总之，吕祖谦、陈傅良等能在孝宗朝创立文章学，既是时势使然，也由他们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绝非偶然。至于他们在文章学方面的具体贡献，本书将在后面陆续论及。

不过，宋代学者一般不屑科举时文之学。如曹叔远为其师陈傅良编《止斋先生文集》，在《序》中写道：“执经户外，方屦阗集，片言落笔，传诵震响，场屋相师，而绍兴之文丕变，则肇于隆兴之癸未（元年，1163）。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诣绝轶，学成道尊，则遂于乾道之丁亥（三年，1167）。……故今裒次，断自梅潭丁亥之后。”又在《后序》中说：“《城南集》之类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远所诠次，断自梅潭丁亥以后，抑先生意云尔。”吕祖谦也说：“《（左氏）博议》并《奥论》中鄙文，此皆少年场屋所作，往往浅狭偏暗，皆不中理，若或诵习，甚误学者。凡朋友问者，幸遍语之。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则随其观者浅深，要皆与有益而无它敝也。”这种低调甚至对举业教育讳莫如深，与理学时代视科举时文为“俗学”有关，有如今天高校周边的“考研”培训，虽十分火爆，但却鲜见公开张扬，内热外冷，做得多说得少。因此之故，浙东事功派许多研究时文、古文文法的论著，当时极受欢迎，但却很少保存下来。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事功派当年创建文章学的过程，造成了一定困难。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宋代科举制度的变迁和时文迅速程式化，是推动文章学突然发力、由长期衰微从而转盛的主要原因。宋元文章学与六朝以来的文章学，特别是唐以来相对发达的诗学、赋学，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具有长期积累的后发优势。唐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使古文创作空前繁荣，对文章写作进行理论总结，也是社会的客观需要。因此，一旦时机来临，文章学迅速复苏并以极具时代特色的新面貌呈现繁荣，便在情理之中，毫不奇怪。由于各种条件机缘交会，到南宋孝宗时代，文章学较快地攀上巅峰，迈向成熟，乃势所必然。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广义）研究领域的一门既古老而又青春焕发的学问——中国文章学，这时便在历史的期盼中宣告成立。

第三章　宋元文章学的基础：时文以古文为法

明代后期，一些著名的八股文大家提倡“以古文为时文”，影响很大。清乾隆初方苞编《钦定四书文》，在《凡例》第一条中写道：“明人制艺，……至正（德）、嘉（靖）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意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又在《正嘉四书文》卷二归有光《五十有五而志于学》后评曰：“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顺之）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对于明、清时代的“以古文为时文”，研究科举与文学的学者们津津乐道，在相关论著中常有评说，但却很少有人考察其源头。其实早在南宋，它已成为潮流，这时的口号是时文“以古文为法”，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明人对这点是承认的，如詹仰庇《文章指南序》曰：“文，一而已矣，后世科举之学兴，始歧为二焉。学者遂谓古文之妨于时文也，不知其名虽异，其理则同。欲业时文者，舍古文将安法哉！……迨吕（祖谦）、谢（枋得）二公迭作，乃合群本而淘汰之，代不数人，人不数篇，或名曰《关键》，或名曰《轨范》，可谓得其要矣。”事实上，正是时文“以古文为法”，孕育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宋元文章学”。如果宋元学者只研究时文而无视古文，那就难以提高时文的写作水平，而且失去了将其研究提升为文章学的可能，最多只能算是“程式法”；而如果没有对时文程式的讲求，也不可能对古文文法由揣摩进入全面、深刻的认知。因此完全可以说，时文“以古文为法”是文章学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础。

在《绪论》和前两章中，已屡及宋人倡导的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理念。本章拟首先补述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来龙去脉，然后考察它的具体运作和对文章学成立与发展的贡献，最后论及其缺陷与流弊。

第一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提出

所谓“时文”，乃相对“古文”而言。章祖程《题白石樵唱》曰：“先生（林景熙）少工举业，有场屋声。时文既废，倡为古文，发为骚章，往往尤臻其奥。”刘壎《题古心文后》亦曰：“予幼独酷好公时文，每见一篇，熟玩不释，梦寐犹记。今见公古文，尤喜，手钞焉。”两者相对，并不是文章有什么不同，而是写法上存在明显的区别。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表明古文句式及声调变化既不随“时”，也没有定式，而是根据“气”的波动而各不相同。“时文”则不然。彭龟年在绍熙元年（1190）四月所上《乞寝罢版行时文疏》中说：“夫谓之时文，政以与时高下，初无定制也。前或以为是，后或以为非；今或出于此，后或出于彼，止随一时之去取以为能否。”所谓“与时高下”，就是文章体式随着考官的爱好而变化，而考官的爱好又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而变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有些象“时装”、“时妆”的概念。在科举时代，“时文”专指按时下科场流行的格式写作、专用于“举业”的文章。盖时文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于一时；二是在流行的时期内，又有着相对固定的程式。

前章所论，是文章学何以在南宋成熟并正式成立，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科举考试的需要。但若仅此而已，则文章学不过是“时文文章学”，其价值将相当有限。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圆满”的，当时的学者们及时引入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思想，迅速将文章学由时文涵盖到古文，这样既使时文接上了根柢深厚的古文血脉，又使古文通过时文程式法获得了文章学的认知和阐释。

在科举时文的发展过程中，明代作家“以古文为时文”其实只是“流”，其源头远在宋代，今天可考的是北宋徽宗时作家唐庚，便首次明确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主张。

唐庚（1071—1121），字子西，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绍圣元年（1094）进士。在《上蔡司空（京）书》中，他写道：迩来士大夫崇尚经术，以义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为意。……唐世韩退之、柳子厚，近世欧阳永叔、尹师鲁、王深父辈，皆有文在人间，其词何尝不合于经？其旨何尝不入于道？行之于世岂得无补，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算、书、画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间亦有知此道者，而时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见于世。宜稍稍收聚而进用之，使学者知所趋向。不过数年，文体自变，使后世论宋朝古文复兴，自阁下始，此亦阁下之所愿也。

唐庚在书中自谓“十五年前，吕丞相（大防）用事，当此之时，某为布衣诸生”云云。考吕大防元祐三年（1088）拜相，绍圣元年（1094）罢，而唐庚元祐七、八年为太学诸生，绍圣元年登进士第。若以元祐七年（1092）下推十五年，为崇宁五年（1106），而该年蔡京罢相，不在其位；故只能以元祐八年下推，则唐庚此书当作于大观元年（1107），是年蔡京复拜左仆射，唐庚为凤州教授，故关心科场文风原在他的职守范围之内。

唐庚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目的，是要纠正当时科场已经相当严重的两个倾向：一是重“义理”而忽略“文章”，二是时文的骈俪化。我们知道，熙宁以后王安石进行科举制度改革，以所撰《三经新义》为学校教材和考试取人的标准，虽至元祐而废，但哲宗亲政后为反元祐之政，又立刻恢复以经义取士，不仅《三经新义》仍是思想文教领域不可动摇的权威，而且连王安石所偏好的“道德性命”之学也跟着流行，从《老》、《列》、《庄》中出题仍是不可删除的条法。从此科场王氏学不仅得以延续，又随着党争变为党禁，尊佛老演为崇道教，而更为变本加厉了。这时科举虽仍曰“以文章取士”，而“文章”的文学元素已被完全边缘化，所重乃贴着王安石经学或“绍述”标签的“义理”。唐庚所谓“迩来士大夫崇尚经术，以义理相高，而忽略文章”，正是指此。唐庚既在所上书中标榜韩、柳、欧、尹（洙）、王（深父）的“文”，又强调他们的“词”合于经，“旨”入于道，显然是想用韩、柳、欧的古文文统，抵制当时荒诞不经、木讷无文的“时文”风气。

至于第二点，也与世风有关。徽宗时代，经义已高度程式化，从破题到结尾，有一套定式，并已走上骈俪之路。《宋史·选举志一》载：“大观四年（1110），臣僚言：场屋之文，专尚俪偶，题虽无两意，必欲厘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以为淡薄。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当时，苏轼继欧阳修之后领导的古文运动已经取得完全胜利，而经义的骈俪化，无异于逆时代潮流而动，说轻点也是走回头路。这对于经过长期艰辛斗争才使古文成为文学主流的革新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提出，无论是上述第一点还是第二点，都有着保卫古文运动的胜利成果、反对科场文弊的重要意义。宋代的主要时文如策、论、经义等，北宋前期本来就是用古文写作，只是后来逐渐程式化，甚至骈俪化，成了所谓“时文”，而与古文拉开了距离。但就本质论，时文、古文并无根本区别，正如《绪论》中所引刘将孙之说：“文字无二法。……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因为古文、时文在文体、文理方面具有同一性，这就决定了二者在文法上可以相互取资，所以时文“以古文为法”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写作实践的可行性。

唐庚擅文，尤善学东坡。《文献通考》卷二三七引乡人雁湖李氏（壁）曰：“唐子西文采风流，人谓为‘小东坡’。”又引刘夷叔（望之）曰：“唐子西善学东坡，量力从事，虽少，自成一家。其诗工于属对，缘此遂无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再引竹溪林氏（希逸）曰：“唐子西学东坡者也。得其气骨而未尽其变态之妙，间有直致处，然无一点尘俗，亦佳作也。”特别是他的论体文，可谓是“以古文为法”写作时文的典范，当时就受到太学生和举子的欢迎，其友人郑总在《唐眉山先生文集序》中说：“太学之士得其文，甲乙相传，爱而录之。爱之多而不胜录也，鬻书之家遂丐其本而刻焉。”李淦《文章精义》也说：“唐子西文极庄重缜密，虽幅尺稍狭，无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然最利初学。”因此之故，在南宋人编著的类书、古文选本中，唐庚文成了常被征引和选录的范文。由此看来，唐庚在宋代首先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决非偶然，而是他自己成功的写作经验的总结。

在唐庚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前一年（崇宁五年，1106），徽宗于正月下诏毁《元祐党人碑》，恢复贬谪者的仕籍。“元祐党祸”虽因此弛禁，但未平反，故唐庚这位“小东坡”，在上蔡京书中没有提及苏轼及其门人。不过下文他称“知此道”（指古文）的士大夫“皆相率遁去”，并建议“稍稍收聚而进用之”，所指就包括了苏轼（轼此时已辞世数载）门人在内的元祐党人，唐庚建议启用他们。唐庚欲蔡京站出来改革文风，又想通过他“收聚”被“遁去”的、精通古文的元祐政敌，乃充满书生气的一厢情愿，故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时文“以古文为法”只是个美好的愿望或“口号”，距实施的路还很远。这只须举一例就够了。徽宗政和二年（1112）正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举子以）蝇头细字，缀成小册，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积。兼鬻书者以《三经新义》并《庄》、《老子说》等作小册刊印，可置掌握，人竞求买，以备场屋检阅之用。”由此可窥当时科场学风、文风，不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但无论如何，唐庚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却不可磨灭，它在南宋发芽、开花、结果，并成了建构文章学大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二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内涵与方法

从上引唐庚《上蔡司空书》可知，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内涵包括了古文之“词”（合于经）、“旨”（入于道），以及散语中的“声调”、“步骤”等技巧，显然他反对时文的偶俪化，而主张用古文改造时文。早在唐庚向蔡京上此书之前，黄庭坚在《答王子飞书》中就论及陈师道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他又在《答洪驹父（刍）书》（二）中，向他这位刚登进士第不久、正担任晋州州学教授的外甥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这说明，当时注意到古文自有“法度”的并非唐庚一人，故他在上书中说“今士大夫间亦有知此道者”；但明确地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却是唐庚，这点应当肯定。南宋人研究古文，主要在“步骤”、“关键”、“开阖”等技法上，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而明人的“以古文为时文”，也是讲技法，并将它应用到八股文，内涵上没有太大区别。

唐庚虽提出了时文“以古文为法”的主张，也触及到词、旨、声调、步骤等若干文章“关键”，但时文究竟如何效法古文，在理论层面仍显空泛，而具体的实施方案更告阙如。由于蔡京、秦桧的专政造成了文化学术低落，公开嗣响的几无其人，时文“以古文为法”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少有进展。直到南宋孝宗时代，吕祖谦评点本《古文关键》出，方才将其思想付诸实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文关键》卷首附《看古文要法》，具体而系统地阐释了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内涵与方法。《看古文要法》分三部分：《总论看文字法》、《论作文法》和《论文字病》。《总论看文字法》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苏文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人，盖近世多读故也。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翦截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

以上文字虽短，内容却极为丰富。它全面规划了时文如何取法于古文，既有宏观的审视，也有微观的观照，是一个具体、完整而翔实的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纲领。

在这个纲领中，吕祖谦上继唐庚，直截了当地提出时文取法的对象，那就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柳、欧、苏。他们是古文的经典作家，其作品是无可争议的古文范式，时文以他们的古文作品为法，若套用《沧浪诗话》的说法，便是“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更深一层看，吕祖谦的意思是说必须继承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唐宋古文传统，并非说取法的对象仅限于四人。接着，吕氏指出首要任务是看体式、看用意和看下句处。文章以辨体为先，以立意为重，以如何表达（行文，包括下句下字）为能事，这些可谓是“总论”之总论。

其下，吕氏又分四项更具体地说明“看文字”的方法。第一、二项为看大概、主张和文势、规模，乃宏观考察，整体把握，若能掌握这些大节目，学者就有如成竹在胸。第三、四项则比较微观。前文论及黄庭坚已接触到“关键”这个文章学概念，他已说到“救首救尾”、“有开有阖”等具体的行文技巧。秦会之（桧）《示孙》载，曾巩尝辟邢和叔（恕）为《英宗皇帝实录》检讨官，初呈稿，曾巩微声数称“乱道”。邢不服，曾巩请邢读其文，巩“应口以书，略不经意。既毕，授归就编。归，阅数十过，终不能有所增损，始大服。自尔识关键，以文章轩轾诸公间”。可见“关键”在文章中的重要作用。吕祖谦显然继承了前辈们精到的文章心得，并补充了“铺述次第”，用三个“如何是”，把文章“关键”表述得更为明确、全面。吕氏将评点本取名为《古文关键》，可知他在评点古文时，对所谓“关键”尤为留意。至于警策、句法，吕氏用了六个“如何是”，包括一篇警策，下句、下字，起头、换头（段落转换）、缴结、融化、屈折、剪截，以及体贴题目等，几乎涉及到文章的所有部位，也涵盖了文法学的大多数内容。

以上是吕祖谦的《总论看文字法》，而他所谓“看”，其实就是“学”。“看”的对象是古文，而“看点”和目的则是古文的“关键”如何运用于时文程式写作；换言之，就是指出古文中哪些可以成为时文写作之法，或者说时文如何效法古文。

在总论了“看文字法”后，吕祖谦又论及看韩、柳、欧、苏四大家文法，看诸家（包括曾巩、苏辙、王安石、李觏、秦观、张耒、晁补之）文法。如韩文主要看其“简古”，同时指出“学韩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文”。欧文则主要看其“平淡”，又指出“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徒平淡而无渊源，则委靡不振”。这是因为韩文将变化莫测的文法，蕴含在看似简古的文字表达之中；而欧文则以内涵的深厚，为平淡增添了无穷的力度。吕祖谦提醒学者：如果只学韩、欧的“简古”或“平淡”，那只能得其皮毛，而远未探得精髓，势必导致所作文章要么朴而无文，要么委靡不振。如此等等，皆以古文大家的文章风格为价值取向和入门路径。

在《看古文要法》中，还有《论作文法》和《论文字病》两个问题。《论作文法》曰：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辞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上下。离合。聚散。前后。迟速。左右。远近。彼我。一二。次第。本末。明白。整齐。紧切。的当。流转。丰润。精妙。端洁。清新。简肃。清快。雅健。立意。简短。闳大。雄壮。清劲。华丽。缜密。典严。

此下还有一句：“以上格制，详具于下卷篇中。”意谓他在《古文关键》中评点古文时，用的就是上述“格制”。

以上“作文法”文字不长，内容却非常丰富。第一段论行文，大略有两个原则：一是文句之齐整不齐整，以及缓急、显晦这类“矛盾”的句式，行文时要“相间”；二是文章血脉（文脉）要“相通”。“相间”使文字表达错落有致，相辅相成，丰富多彩；“相通”则能经系纬联，一气贯通，浑然天成。行文既能“相间”，又能“相通”，就可收到极佳的美学效果。

第二段强调议论文才是“有用”之文，乃北宋中期科举理念转变后的文章价值观（已详前章），同时暗示《古文关键》的选文标准，即以议论文为主。

第三段说明叙事、状情的重要性，只有精于叙事，善于状情，方能使文章臻于“妙”景。

第四段主要论造语，也涉及到行文如“结前生后”、“曲折斡旋”等。

第五段连用三十一个短语，牵涉面极广，如相互对立的“上下”、“离合”等等；或是对内容、形式的要求如“明白”、“整齐”等等；或论风格如“清新”、“简肃”等等，关系到文章的方方面面，难以具述，故只列其目，要读者从所选范文及评点中去体会。

不难看出，吕祖谦研究古文的“作文法”是全方位、多视角的，大至篇章结构，小至造句下字，精微至作家、作品风格，无不容纳涵盖之。

又《论文字病》曰：深。晦。怪。冗。弱。涩。虚。直。疏。碎。缓。暗。尘俗。熟烂。轻易。排事。说不透。意未尽。泛而不切。“看古文”不仅要看到前人作品中成功的、正面的经验，也要看到不足甚至失败的、反面的教训。唯其如此，才能提高鉴别能力，从正反两面获益。任何大家巨匠，都可能有败笔，不明白这点，不可谓之善学。故吕本中曰：“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

吕祖谦《看古文要法》的文章学思想渊源有自，一部分源于吕氏家学，这从《仕学规范》卷三五《作文四》及卷三九所录吕祖谦伯祖本中《吕氏童蒙训》，便可窥其端倪，并可进一步证明文章学与江西派诗学的血肉关系。兹选录数则，对照《要法》，于其后摘录关键词，颇有助于对《要法》含义的理解。《仕学规范》曰：文章有本末首尾，元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按：本末，首尾）班固叙事详密有次第，专学《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学《左氏》记秦穆、晋惠相失处也。（按：次第）《孙子》十三篇，论战守次第与山川险易长短大小之状，皆曲尽其妙。摧高发隐，使物无遁情，此尤文章妙处。（按：次第）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摹次第。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韩文，则工夫自见。（按：规摹、次第）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老杜诗云：“句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句，即警策也。（按：警策）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礼记》、《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皆当贯穿熟考，则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序，尤须详味。（按：有用文字、贯穿）

又《仕学规范》卷三九引《童蒙诗训》：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按：看文字法）

吕本中《童蒙训》，祖谦必自小习读，稔熟在胸，象“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之类，原属随手拈来。

吕祖谦尝在家乡婺州（今浙江金华）创办丽泽书院，书院刊书例以“丽泽”冠名，如《丽泽集诗》、《丽泽集文》等，或托名吕祖谦。《文渊阁书目》著录《丽泽文式》一部一册，而宋人文献尚存《丽泽文说》片断，不详《文式》是否即《文说》，虽不一定是吕祖谦所著，但至少撰著思想是他的。今用《丽泽文说》与《要法》对照，也可窥《要法》与吕氏家学的关系：看文字，须要看他过换处及接处。（过换，接）文字贵曲折、斡旋。（曲折，斡旋）凡做文字，每段结处，必要紧切可以动人语言。凡造语，不要尘俗熟烂。（尘俗，熟烂）凡作简短文字，必要转处多，凡一转，必有意思则可。（转）文字若缓，须多看杂文。杂文须多看他节奏紧处，若意思新，转处多，则自然不缓。善转者如短兵相接，盖谓不两行又转也。讲题若转多，恐碎了文字。须转虽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觉得碎，则不成文字。若铺叙处间架令新不陈，多警策句，则亦不缓。（缓，紧，转，碎）

本书第一章介绍《古文关键》时，曾说过有人怀疑该书乃“前贤所辑”，不出吕祖谦之手；但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至少《看文字要法》深具吕氏家学渊源，可肯定为伯恭所作无疑。

吕祖谦《看文字要法》虽只是个文法大纲，严格地说，它只是《古文关键》的评点原则与方法，但在文章学发展史上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文章学家由对时文程式的关注转向研究古文文法，时文、古文进入相向而行、共同发展的轨道；又标志着由时文逆向研究古文，进入了对古文文法进行全面解析时代的到来，使古文创作从此有了理论指导；同时还标志着时文“以古文为法”有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突破性进展。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唐庚的时文“以古文为法”的设想，至此不仅变为现实，而且道路越走越宽。从此之后，研究和评点古文、时文文法的学者前赴后继，虽理论高度、视野广度上能超过《要法》的不多，但也各有不同的拓展和收获。要之，吕祖谦是宋元文章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第三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途径：文章评点

上节论述了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的《看古文要法》，认为它是一份具体而翔实的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纲领；同时指出，《要法》也是《古文关键》的评点原则与方法。本节则要将目光转向《古文关键》的评点。我们认为，宋元文章学家们，正是通过包括《古文关键》在内的古文评点以及如《止斋论祖》等的时文评点，架起了一座时文通向古文的桥梁。

清代文献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宗刘》中说：“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于揣摩诵习。”说评点本“便于揣摩诵习”是对的，但“因陋就简”只是明、清末流的勾当，宋代则未必然。评点本一般认为起始于宋代，它兴起的因素很多，吴承学先生认为与宋代文学批评发达、宋人读书认真、宋代书籍大普及等有关。笔者曾作补充，以为评点本虽大多评点古文，其实它是研究科举策论程式的选本，是士子修“举业”的读本，说白了，它是教举子从古文中探求如何写好策论的方法，是道道地地的科场程文教科书，所以更与宋代科举有关。评点本到底始于何时，据现有文献难以考定，本书第一章曾引朱熹语，认为至少在南北宋之交即已有圈点本，乃吕氏家传的读书法。南宋后期，不少文人读书都有随手点抹的习惯，如危稹《借诗话于应祥弟有不许点抹之约作诗戏之》曰：我有读书癖，每喜以笔界。抹黄饰句眼，施朱表事派。此手定权衡，众理析畎浍。历历灿可观，开卷如画绘。……读到会意处，时时欲犯戒。将举手复止，火侧禁搔疥。技痒无所施，闷怀时一噫。只可卷还君，如此读不快。

可见危氏读书之点评，只是为了权衡折理，态度是很认真的，不象后世书商借此牟利。

吕祖谦《古文关键》是古文评点的开山之作。他通过对古文的“评”和“点”，找到了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实施方法，从此评点本便成为沟通“古文”、“时文”的桥梁，“以古文为法”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有了具体操作的途径。学者通过评点，可以将古文文法、技法说得清楚明白；攻举业者只要领会这些法门并将它运用到时文写作中去，就可使时文义理、文章两臻其美，程式化的平庸因此而变得精彩（这可从《论学绳尺》所收论体文质量之高得到印证）。明、清的“以古文为时文”，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的，只是末流将它用滥了而已。本章开头提到过归有光编著的《文章指南》，乾隆时吴应奎跋就明明白白地写道：“震川先生教人多读古文，即时文亦当采先辈中之近于古者读之。《文章指南》共编五集，凡则六十六条，计文百十八篇，诚教人法古之津梁也。”

这里摘录《古文关键》卷上欧阳修《朋党论》之一段，并简说吕祖谦的评和批，以略见评点本的文章学意义。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见其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题下，吕祖谦评曰：“在谏院进。议论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处，须出意外。”“在谏院进”，指出此文上进皇帝的时间，欧阳修当时的身份。下句概括本文的特点是“出人意表”，“大凡”两句则进一步提醒读者：“出人意外”是文章能够入“妙”的一般规律。归有光是明代“以古文为时文”最有成就的作家，曾论及此文，曰：“文章用意庸庸，易起人厌，须出人意表，方是高手。……欧阳永叔《朋党论》，亦可参看。”他显然读过吕评。

文章“自古有之”句旁，有批曰：“平说。”谓平平道来，此处不必也勿需出奇。“大凡君子与君子”句旁，批曰：“解上意。”是说下面文字是解释上面的文意，即说明何以谓“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的原因。在“然臣谓小人无朋”句旁，批曰：“惊人句。”即此句看似出乎常理，却使人不觉一惊。“惟君子则有之”旁，批曰：“应后句。”指此句引出后面对何以“有之”的解释。“小人所好者”句旁，批曰：“解上意。”是说以下是解释“小人无朋”的原因。“故臣谓小人无朋”旁，批曰：“应前句。”谓此句照应前面“然臣谓小人无朋”，一“故”一“然”，形成前后呼应的关系。“故为人君者”旁，批曰：“一篇大意。”指出以下数句是全篇中心思想之所在。又在“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句旁批：“警策有力处。”意思是以下不仅文意精彩，而且结论确然，不可动摇，显得十分有力。

由上可见，吕祖谦用评、批（还有圈点，此略）的形式，一一指出范文“关键”之所在，教人如何叙述，如何照应，如何归纳中心思想，什么叫出语“惊人”，如何在段落收束时“警策有力”，可谓清楚明白，直观易懂。它不是印象式地笼统说教，而是一招一式地把手相授。时文“以古文为法”，就是树起文章的范例，让时文家不要被程式弄晕了头脑，明白文章原自有法，只有吸收古文大家成功的经验，才能提高时文的水平。这里只举了一小段，如果通读《关键》全书，则所指点、标示的文章法门极为丰富，足够餍饫时文作者，就是今人，也能开卷有益。

除古文评点外，宋元学者还作有时文评点，今存两种，即陈傅良著、方逢辰评点《止斋论祖》，魏天应编、林子长批注《论学绳尺》。古文评点是教人如何运用古文的写作经验和技巧写时文，而时文评点，则是反向发掘时文中的古文元素，表明时文“以古文为法”的良好效果。如《论祖》卷一（甲之卷）第一篇《唐制度纲纪如何论》中一小段：“虽然，一再传之后，民犹有在官之田也。广骑未立，府兵尚无恙也。两税未并，税庸调如故也。枢管未分于中书，则府省犹前日之旧也；藩镇之拥兵未强，则权奸殆无以陆梁也。”批曰：“此非别立一段，自是文势转合如此，法（贾谊）《过秦论》‘天下非小弱’一段。”同卷《仲尼不为已甚论》“昔者子游谓曾子曰”句，批云：“旁引用事，全法三苏、昌黎。”又卷二（乙之卷）《仁与义为定名论》，评曰：“只是原韩退之立说之意，不深辩仁义不可定名，此为高也。句句皆议论。今之作文，只是敷衍。末复略取韩愈，使之高佛老数（陪）〔倍〕，尤有见趣。”按该论末句曰：“呜呼！吾乃今知（韩）愈之说犹有益于教，而佛老诬天下者也。”批曰：“结语十分浪健，且提得退之起来。”至于《论学绳尺》，如卷一王胄《汤武仁义礼乐如何论》中一小段：“二君之心（原批：言汤、武仁义之心），盖大乎天地不足为容，皦乎日月不足为明，巍乎泰华不足为高，浑乎江河不足为流转。”批曰：“以上四句，应冒头‘圣人之心与天同运’，说仁义之大处是一様。文法《大学》、韩文《伯夷颂》句。”又同卷杨茂子《太宗锐情经术论》两句：“术其所术，而非吾圣经之所谓术矣。”注曰：“说得‘术’字响。是用韩文‘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句法。”如此等等，两书中不胜枚举。

文章评点的意义，有一点最容易被忽略。如前所说，评点本架起了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桥梁，这并不意味着时文只是单向“取法”古文，这个“桥梁”是互通的，它同时也使学者通过时文程式去反观并解构古文，从而提示了向来难以表述的古文文法，两者形成良性互动。科举时文的程式既是限制思想的桎梏，但它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章学的原理。笔者曾在前揭拙文《南宋评点本缘起发覆》中指出，南宋人的古文评点实际上是用“时文”的程式和方法去反观和解析古文大师们的代表作，试图让时文向古文看齐，并从古文名作中找出时文的写作规律。他们所讨论的，是“于古文、时文都适用的写作法则，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可操作性，从此不仅将时文、也将古文的创作置于理论指导之下，具有极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古文评点家揭示了许多文章学规律，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我们研究宋元文章学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古文、时文的樊篱，总结出那些普遍适用的文法精华来。

第四节　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缺陷与流弊

唐庚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实质，是欲用古文长期积累的文章法度为贫弱的时文“输血”，使时文不至过于简陋，且能与源远流长的“文统”搭上关系，以缓解时文全面程式化给人们的文化认知和审美心理所带来的冲击。可以肯定地说，唐庚的理论无论从主观、客观效果看，基本面都是积极的，他为宋元文章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话得说回来：这个以提高时文水平为目标的设计，自身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而后代学者通过古文评点以实现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具体操作，更存在明显的缺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演为严重的流弊，故又不可对它估价过高。所谓不足、缺陷与流弊，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评点以实现时文“以古文为法”，消解了古文的文学精神

江西诗派曾提出“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的纯形式主义的诗学批评，已在前章第三节论过，此不赘。南宋古文评点家要时文作者向古文“取法”的，主要也是纯文法和行文技巧。唐庚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时，论及了古文之词“合于经”、其旨“入于道”的问题，虽然他更重视古文声调、步骤、节奏等形式，但基本上顾及了“义”和“法”两个方面。南宋古文评点家也讲“立意”，但他们的“立意”是指如何体贴时文题意，而不是通过立意提高文章的思想性，故所倾力研究的，就是如何以题目为中心的程式法，以及各种行文技巧。如前引吕祖谦《古文关键》的《总论看文字法》，所“看”的全是此类节目，并被冠以“关键”的名头。本来，文法作为专门的学问，不必要求凡说文法便非讲义理不可；但吕氏《要法》作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操作纲领，完全不顾内容，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这不能责怪吕祖谦等古文评点家，因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立足点是时文，科场时文是高度功利化了的文体，官方的“不考式”和陟黜标准，全都集中在形式上。这种价值取向，必然会对时文写作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因此，即便时文运用古文文法如何纯熟，但却没有了优秀古文作品的思想光采；或者说，将古文文法引入时文，虽可使时文技法更高超，文字更精妙，但以文学价值观审视，乃是以“末”教人，韩、柳、欧、苏古文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已从学者们的视野中淡出，甚至完全被繁密的文章“关键”所消解，时文的思想品位并不能因“以古文为法”而得到提升。李淦《文章精义》有如下一段话：古人文字，规模间架，声音节奏，皆可学，惟妙处不可学。譬如幻师塑土木偶，耳目口鼻，俨然似人，而其中无精神魂魄，不能活泼泼地，岂人也哉？

谓古人文字“妙处不可学”，显然是针砭只热衷于学习“规模间架，声音节奏”的风气。李淦的意见是对的。韩、柳、欧、苏敢于喜笑怒骂、“不平则鸣”的精神，那才是活泼泼的“妙处”，但这是攻举业、作时文的举子不可学、也学不到的。因此，南宋评点家只求文章“关键”，不关心“精神魂魄”，不能不说既是理论建构、也是具体操作的严重缺陷。

其二，通过评点以实现时文“以古文为法”，推动了时文“死腔子”的进一步固化

朱熹曾与门弟子有如下对话：“因说伯恭（吕祖谦）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道夫）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味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吕氏“所批文”，疑即《古文关键》。朱熹又说：“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朱熹盖认为评点本以人为的“文字腔子”，破坏了文字的“天生成腔子”。事实上，任何“腔子”都是人为架构的，不存在所谓“天生成腔子”——理学家认为文章是“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的产物，所以朱熹认为连“腔子”也是天生成的，这固然不对；但他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不可制造个固定的“腔子”，定要人们把文章“将来入个腔子做”，依样画葫芦，那的确是文章写作的灾难。从这点说，朱熹的意思又是对的。时文“以古文为法”，本应该用流转变化的古文法度对程式化后的时文“死腔子”进行改造，但评点本往往是用古文法度去证明那个“死腔子”的合理，其结果只能是推动时文“死腔子”的进一步固化，难免流弊无穷，而这正是宋代乃至明、清时文“以古文为法”或“以古文为时文”的代价，或者说是历史所赋予的难以解脱的“宿命”。

近人唐恩溥《文章学》下篇《学文绪论》说：时文可以评点，而古文不可以评点也。古人之文，变幻无方，如化工肖物，未尝有定格也。故读文者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论文者可以举隅而使之三反，不可刻舟而使之求剑也。……韩、柳、欧、苏，最善论文，然亦不过空论为文之道，与行文之法已耳，未尝举古人之文，批评而圈点之也。诚以古文法度，隐而难喻，熟读深思，始得其妙，各随其学之浅深，而自为领会，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必一一以成法论之，反为泥矣。自东莱、迂斋、叠山氏出，始选古人之文，逐篇而论其布置收放之法，又于其要害之处标抹而出之，以为学者读文之助。……（近世评点之本）大都举其小节而遗其大纲，得其皮毛而失其脉理，穿凿附会，不一而足，学者欲藉此而窥古人之室，抑亦难矣。

此说与朱熹意同，是对前者更透彻的阐说。他们的论点大体不错，只是有些绝对。不可否认的是，古文评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时文的写作水平，而当评点家用时文的“定格”去反观并解构古文时，又确实能使人们明白“难喻”的古文法度，提高了文章学的认识水平。如果说古文“不可评点”，古文法度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那又堕入了古文文法不可知论的怪圈。我们认为，评点本也是把双刃剑，对它既不能迷信，尊之若宝典；亦不必着意排摈（质量低劣者除外），斥之为敝帚。对评点容易造成“死腔子”的问题，宋人已找到了补救的方法，那就是文章“活法”论，本书将在末章详述。

其三，通过评点以实现时文“以古文为法”，增加了“古文以时文为法”的危险

我国科举时代，时文只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一旦“功成名就”，欲写点有益于世的文章、决心要扔掉这块“敲门砖”时，却发现并不容易，时文的印记已镌刻到灵魂深处，不时要现出“丑”来。元初学者刘壎说：“工举业者力学古文，未尝不欲脱去举文畦径也，若且淘汰未尽，自然一言半语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举子语在其中者，谓之金盘盛狗矢。”因此，时文“以古文为法”虽然为时文输了“血”，但也增加了“古文以时文为法”的危险，——输血者反被“传染”了。这不是开玩笑。陈傅良是南宋孝宗朝的时文研究专家，名气很大，后来改作古文，但叶适却“不甚取其文，盖其文颇失之孱弱，初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所谓“初时文气”，指陈氏早年的时文习气。人的某种习尚一旦养成，就具有稳固性，虽非全然不可变，但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易辙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得此失彼的“买卖”。清道光时学者叶元垲在所著《睿吾楼文话》卷十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曰：“方望溪（方苞，号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方苞字）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方氏本是“以古文为时文”的高手，后来倡导古文，不意却被惯性所害，得到“以时文为古文”的恶评。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家的方苞尚且如此，其他“以古文为时文”始、却以“以时文为古文”终的学者盖不在少数，这就十分可悲了。

宋代自唐庚提出时文“以古文为法”后，南宋文章学家用古文评点的方式，掀起了时文向古文学习的热潮。明代正德、嘉靖时代，“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归有光等上承宋人遗绪，高倡“以古文为时文”，造就了制艺的极盛局面。他们也与宋人一样，强调的仍是文章技法，如香港学者邝健行先生所说：“（明人）‘以古文为时文’，不表示要改变时文的结构形式，……只表示在维持原有格式的基础上运以古文的作法和融入古文的风格。”时文“以古文为法”既是文章学赖以发展的基础，而通过古文评点以实现时文“以古文为法”，不能不说是正确的选择；但若全面地衡以是非功过，又不能不看到它的缺陷和流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这似乎使时文“以古文为法”这个极具创意的口号有些失色，显得不够完美，但历史本来就没有完美可言，而没有完美，也许才是真实的历史，文章学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

第四章　宋元文章学论作家修养

古人论文，往往始于论“人”，——他们早已认识到人（作家）的修养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宋元学者及文章学家的作家修养论，多持传统儒家或新儒家（理学家）的气论学说，这已陈熟而勿需费词，故本章只在第一节简述，而将重点放在探讨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陈氏特别看重“养气”，在他的文章学名著《文筌》中专立“养气法”。陈氏的养气法当然也以儒家和理学家的“气”论为基础，但又掺和了道教（全真道）学说，并特别关注修养论在文章写作中的实用性，从而为这个老话题增添了许多新意，尽管缺陷不少，仍能使人眼睛为之一亮。

第一节　宋代学者论“养气”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养气”是个十分古老的话题。“气”的含义既抽象又丰富，前人所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孟子、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古文家养气论。《孟子·公孙丑》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首次提出“气”和“养气”的概念。后来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并突出了“气”对“文”的重要性。韩愈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所谓“气”，指的是人的精神、气势。宋孝宗赞苏轼文“气高天下”，其“气”也是指此，故陆游曰：“窃谓天下之事，气为主，（苏）轼特用之于文尔。……盖气胜事则事举，气胜敌则敌服。”这将“气”的功用提升到能决定“天下事”的高度，“文”只是其用之一途而已。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向韩琦述说自己学文的经过，以孟子、司马迁为例，提出养“气”的较客观的方式：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苏辙的意思，是说文章并不是靠“学”就能写得出来，而是“气之所形”。接着，他叙述此次到京师，见了终南、嵩、华之高，也见了黄河之大且深，同时又见了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从行文看，前面的铺垫不过是为了耸人听闻，目的在突出他拜见韩琦的强烈愿望，颇有些纵横家习气；但他认为正是京师之行，经历了那么多的名山大川，象太史公司马迁似的，也涵养了自己的“奇气”。他所表达的，是基于阅历的气论修养法。郭绍虞先生曾在分析苏辙重“气”之后说：“道学家之论气，重在修养；古文家之论气，重在阅历。所谓文章得江山之助，就是古文家的养气方法。”总之，古文家继承了儒家气论，认为文章的好坏，由能否“养气”、“充气”决定，“养气”、“充气”是作家极重要的修养功夫。

另一类气论，视“气”为自然之物，即宇宙本体或由本体生成的混沌状态，属哲学范畴。这是宋代理学家的气论。最早论证自然之气的，是理学的创始人张载（1020—1077）。他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又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载称气聚而为万物的过程为“气化”，气化的原动力是内在的“道”：“由气化，有道之名。”或者说，“道”在气化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它是“动”之“机”：“（气）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程颐论“气”与张载相近，只是认为宇宙不是气的聚散循环，而是“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即新陈代谢。总之，理学家认为万物皆由“气”产生；由此推之，诗文创作当然也不例外，产生诗文的本体和动因不是别的，正是“气”与“道”——这是以理学家气论解释文学生成的自然结论。

真德秀（1178—1235）上继张载、程颐的气论说，直以诗文皆由作家所得之“气”生成。他说：“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此唐贯休语也。予谓天地间清明纯粹之气盘薄充塞，无处不有，顾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为德，材士得之以为材，好文者得之以为文，工诗者得之以为诗，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诗文有良窳，岂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故古之君子，所以养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虚必明。惟其正也，故气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虚也、明也亦然。予尝有见于此久矣。方其外诱不接，内欲弗萌，灵襟湛然，奚虑奚营。当是时也，气象何如哉！……则诗与文有不足言者矣。

故欲诗文善美，就必须“养其心”，使心“必正必清，必虚必明”，方能写出好文章。在他看来，养心就是养气。在《日湖文集序》中，真德秀又说：自昔有意于文者，孰不欲媲《典》、《谟》，俪《风》、《雅》，以希后世之传哉？卒之未有得其仿佛者。盖圣人之文，元气也，聚为日星光耀，发为风尘之奇变，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

则诗文“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因为有“气”、有“道”才有文，文是气的结晶。那么“气”从何来呢？张载以下的理学家，皆以为要靠修养，比如要“有德”——做到“行修言道”，“言有教，动有法”，等等，从而形成理学家在“气论”基础上的一整套修养方法，并以此论文。如孙奕引谢谔（艮斋）语，认为欲作“充实之文”、“自然之文”，就要御“正气”，曰：“非积气之清以为日月星辰，则日月星辰不足以为天下之文；非驭气之正以为充实之文，则文虽文，不足议自然之文。”。朱熹发展了程颐的修养法，提出主敬涵养说（详《朱子语类》卷一二），他解释道：“示喻主敬之说，先贤之意盖以学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无缘见得义理分明，故欲其先且习为端庄严肃，不至放肆怠隋，庶几心定而理明耳。”而陆九渊的修养法，乃“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辨说劳攘”。李淦《文章精义》曰：“做大文字，须放胸襟如太虚始得。太虚何心哉，轻清之气旋转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荣华，禽兽昆虫之飞跃，游乎重浊渣滓之中，而莫觉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与太虚相似，则一旦把笔为文，凡世之治乱，人之善恶，事之是非，某字合当如何书，某句合当如何下，某段当先，某段当后，如妍丑之在鉴，如低昂之在衡，决不致颠倒错乱，虽进而至之圣经之文可也。”在他看来，只要具有“太虚”般的博大胸襟，即使是“莫觉其所以然”的无心，“一旦把笔为文”，便自然内容精当、文法妥贴了。李淦这里虽只是个比喻，但所触及的是同一个问题：作家的胸襟如何才能廓大到足以做出“大文字”来？答案是要充之以“气”。如此等等，由于理学家的修养论距文章学较远，兹不作深论。

明人提倡“以古文为时文”时，也主张“养气”。如归有光论文章，首曰“文章以理为主”，其次就是养气，他写道：“为文必在养气，气充于中而文溢于外，盖有不期然而然者。如诸葛孔明《前出师表》、胡澹庵《上高宗封事》，皆沛然肺腑中流出，不期文而自文，谓非正气之所发乎！”

第二节　陈绎曾论“养元气以充其本”

宋元文章学家对养气与文章之关系作过专门研究、又颇具新意的，是陈绎曾。陈氏在《文章矜式》中立“养元气以充其本”条，曰：嗜欲淡，则神气清；色欲节，而血气盛。饮食不过，则昏气少；天理常存，则志气明。心欲平，平则无刻凿之过；气欲易，易则无艰苦之失。须平日动静食息养之有素，则元气自然充盛，不可临文强为也。

嗜欲淡、色欲节、饮食不过，是卫生之法，做到这些就可使神气清、血气盛、昏气少，则陈氏所谓的“气”，主要是生理的。陈氏显然不是把“元气”看作纯精神或形而上的东西，而是试图从人体自身去解释：“气”就是神气、血气，也包括需要除去的“昏气”，都是人体所自具，客观存在于人体之内，不需外求，故“养元气”也主要靠内修。只有第四种“气”即“志气”是精神层面的，需“天理常存”才可致。这无疑源于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故陈氏在《文筌·古文谱一》之“养气法”其四“清识”中，首先就标出“天理”：“须精究二《典》、三《谟》、《大雅》、《周颂》、《易·系辞》、《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通书》、《太极》、《西铭》、《（皇极）经世书》，心得其妙，方为真识。”这完全是理学家的腔调了。陈氏认为，只要心平气和，就可以“无刻凿之过”、“无艰苦之失”；而修养法是“须平日动静食息养之有素，则元气自然充盛，不可临文强为也”。陈氏将前人“气”论中的“气”分解为生理的、精神的两类，于是消除了“气”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在他那里，“气”（包括神气、血气）的概念和修养变得既明白又简单：除“志气”需靠学养外，大多数“气”只需控制欲、色、食即可。如此论“气”，可谓前所未有，虽源自理学家，恐以接受南宋末及元代道教重“内丹”即精、气、神修炼的影响为多。全真道主张全精、全气、全神，称之为“三元”或“三宝”；又称炼精之要在乎身，炼气之要在乎心，炼神之要在乎意云云，当是陈氏“养元气”思想之所本。而纵欲贪色，往往是年青举子的毛病，故“养元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陈绎曾养气论的第二点是“澄神”。《文筌·古文谱一》之“养气法”论“澄神”道：屏欲、弃染、息虑、澄神。静定莹彻此心，光明普遍如青天白日，上也；虚明圆莹如澄秋皎月，次也；清泠渊静如万顷寒潭，又其次也。如清池，如明镜，则可小用而已。以此照物，何物不烛；以此照理，何理不明；以此役神，何神不妙；以此属辞，何辞不精。上智君子，敬之敬之。

何谓“欲”、“染”、“虑”、“神”，作者解释道：“欲，如要好、求胜、求工、求丽、干名、效谄之类皆是。染，如习韩、习柳、习欧、习苏，执一偏而不圆通皆是。虑，身事、家事、国事不可拨置，则勿作文，作文便当拨置。神，妙万物而主吾心，须先识此，须令属我，须令我与之为一，须令不复有我，而我即神，第一功夫也。”欲作出好文章，既不能有过于功利的“欲”，也不要有太多门户之见的“习”，同时要“拨置”所谓“虑”。前三者是手段，第四者“澄神”方是目的，即作家除去了所有杂念，即臻于“神”“我”合一的精神状态，达到“光明普遍如青天白日”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第一功夫”。何谓“神”？他提出“妙万物而主吾心，……而我即神”之说，则“神”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质言之，“心”即是“神”，“澄神”即澄心。这无疑也源自全真道。全真道认为欲全神先要意诚，意诚则身心合，而全神就可以返虚，故他有“青天白日”、“澄秋皎月”等比喻。

陈氏又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其四“清识”中标出“神理”，也是说“澄神”，曰：“自家先澄吾神，明明白白见此主宰妙理，则其他天神地衹人鬼怪物，有者无之，是者非之，可得而照矣。自家不识自神，而欲妄意窥测，政恐魑魅罔两辈窃笑耳。识自家神以照彼神一也，方是真识。”这同样是说“我”即是“神”，是“自家神”。“澄神”与陆机《文赋》所谓“收视反听”才能聚精会神进行创作不同，陈氏是说只要认识了“自家神”，就可以“照”天神地衹等外神，可以“照物”、“照理”、“役神”，更不必说创作了：“以此属辞，何辞不精”？初看起来，“澄神”似乎与“养气”没有多大关系，但要明白：需要“澄”的是“吾神”、“自家神”，等于“澄心”，而澄心之法是屏欲、弃染、息虑，注重的也是内修，自然与节欲节食的养气法相通了。

总之，陈绎曾反对“欲”，不赞同“习”，认为这些可能导致“执一偏”；而对“虑”的要求稍宽，只是暂时“拨置”。做到这些，方可使心境“静定莹彻”，神我为一。如果说陈氏为“存天理”以养“志气”开出的书单子是程朱理学一派的老生常谈的话，那么“澄神”则与陆九渊心学中的“本心”论极为接近。陆氏提出“心即理”，而陈氏认为“我即神”，都是主张主观的“心”或“我”是世界的主宰。因此，“养元气”除吸收道教（全真道）的内修法外，又综合了陆氏心学派的思想，这与元代学者多融汇各家、思想驳杂是一致的。

第三节　陈绎曾论养心定志以牢立脚跟

陈绎曾《古文矜式》论“培养法”，开首即“养心”，分“地步高则局段高”、“见识高则意度高”、“气量高则骨格高”三项。所谓“地步高则局段高”，是说“六经之文，诸子不及者，圣人也；诸子之文，史不及者，贤人也”。而六经中也有高下：“六经中《周书》不及《商》，《商书》不及《夏》，《夏书》不及《虞》，世降也；《风》不及《小雅》，《小雅》不及《大雅》，《大雅》不及《颂》，位殊也。”这当然是尊经复古和文章代降的老调，并无新意，陈氏却借此引出“地步”说：由是言之，在我所立地步不高，而欲文章高，犹坐井而窥天，无是理也。欲地步高何法而可？曰：立伊尹之志，为颜子之学，立脚峻绝，操心诚至，自然高出千载。舍是则伪而已，何益!

原来他所说的“养心”，与理学家的修养心性不同，其实说的是“立志”：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都要站得高，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在这里，“养心”之“心”是心胸、胸怀的意思，有别于前面的“澄心”之“心”。立志举伊尹（语出《孟子·尽心上》）、为学举颜回（语出《论语》），他们是先秦儒家学派标举的志高和好学的典范。

至于“见识高则意度高”，陈氏写道：文者言之精也。天下精妙之言，非识见高者能之乎？乡社之士不可与语城廓，城廓之士不可与语都邑，都邑之士不可与语朝廷：见识卑下，虽欲为高上，无是理也。

这与“地步高”所谓年代愈远愈高的思维方式相同，似乎地位愈上见识愈高，乃封建文人的偏见，当然是荒谬的；但人的眼界决定见识，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他接着说：欲识见高何法而可？曰：此心之灵，与神明通。默而识之，游于造化之祖，天机出入，陟降左右，则妙与神明通矣。神虑周密，照物精切，纤毫曲折必尽其情，则与神明通矣。清圆妙用，与造化者为一，然而识见不高者，吾未之见也。

简言之，只要心灵与神明通，就可以“见识高”。这又可分两途：一是就形而上论，需心灵“游于造化之祖”，达到对世界本体的认知；二是就形而下论，则需“神虑周密，照物精切”，对万物观察入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见识的极至，也就与“神明”相通了。到此境界然后为文，自然豁然大度，气象非凡。这是指人的精神活动，描述的是充分调动作家认识的能动性，并将它提升到洞察幽明、彻底了悟的高度，应当说有可取之点。

陈氏又提出“气量高则骨格高”，他写道：文章与人品同。自古大圣大贤，非有英雄气量者不能到也。英雄之量，担负天地，包含古今。担负天地之至重，包含古今而有馀，气量如立天下之道德、成天下之事业无不可，况区区古文，而有不高者乎!欲气量高何法而可？曰：熟读《孟子》以昌吾气，细看《尧典》以恢吾量，参以《史记》诸纪、世家、列传，以博其趣。大要只是要有英雄担负天下之气，要有英雄包含古今之量。“文章与人品同”，固是不易之论，只是如何才能培养出“英雄”气量和高尚的情趣，他开的药方是熟读《孟子》，细看《尧典》，再参以史传；但欲“担负天地，包含古今”而只是读圣贤书，这“药方”的效力显然十分有限。不过，陈氏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其四“清识”中有“物理”一条，对此作了补充，他说：“眼前物理须一一就眼前穷究，不可专倚书籍。眼前所无物理，则须博采古今书以考诸言，将求图谱以详其形，方为真识。”这种求“物理”的方法，颇近于理学家常说的“格物致知”功夫，但他要追寻的不是“天理”，而是“清识”或“真识”。至于所谓“担负天地”云云，倒是与理学家标榜的“治国平天下”一致，只是他更强调能担负天下之重的英雄气概，而不是作皓首穷经的道学先生。

最后，陈氏认为：右三者（指“地步高”、“见识高”、“气量高”）须朴实用功夫，自得于心，而实践于身，生乎由是，死乎由是，雷霆震于上而不为之动，山岳压于前而不为之变，牢立脚跟，净洗眼睛，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者，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之也。

由此看来，陈绎曾的“养心”实为做人，是要求作家牢立脚跟，固守精神家园，具有坚定不移、生死不渝的信念和志向，高尚的人格和情操，成为勇于担当的栋梁之材。陈氏还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之五“定志”中对立志作了全面归纳，内容更广，他说：“心性必欲通神明，量度必欲包宇宙，聪明必欲察毫厘，裁处必欲合圣贤，识趣必欲度先秦，变化必欲备百家，体制必欲像韩柳，格力必欲造屈马。”同时要求“志于其上”，百折不挠，做第一等人：“志于其上犹恐不及其中，志于其中终亦下而已矣。须是自心断定不回，不顾世俗之毁誉，不惮心力之劳悴，勇往直前，不让第一等与他人，方可与言文矣。”若能臻乎此，有诸内而形诸外，自能作出光耀千古的好文章、大文章。则陈绎曾不仅具有博大的文化视野，而且具有极佳的强者心态。

第四节　陈绎曾论“养题气以极其变”

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的风格，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就已论及，如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是也；风格不同与作家的地位和际遇相关，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人们久已认知的道理。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谓文章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详见本书第十五章引）所谓“草野气”、“馆阁气”，是指文章形式与内容所透露出的气味、气息，近于常说的“风格”，前者是“枯槁憔悴”，作者必定是政治上不得志，只能著书立言以垂世；而后者“温润丰缛”，与前者正相反，是受宠得位的幸运儿。陈绎曾把这种“气”称为“题气”，他的看法与前人不同，认为任何文体的“气”都是可“养”的，作家并不一定要身处其地。《文章矜式》有“养题气以极其变”一目，曰：朝廷之题，其气肃；军旅之题，其气壮；山林之题，其气奇；宫苑之题，其气丽；钟鼎之题，其气古；关河之题，其气远。此皆举一隅言之，其馀可以类推也。凡养气，先将题中合说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推究，枝枝节节不可脱漏，须令眼中明，不如见胸中朗然，与之神会，悲欢离合之情，了然如身履目击其间，更加详察而研究之，而鼓舞之，须臾题中本然之气，油然自生于吾胸中矣。此气既生，择其精而不僻、新而不尖者淘之汰之，滤之漉之，而吾文得之矣。

他是说，不同的题目有不同的“气”，即题目自身存在“本然之气”，那就是题中“合说”（应该写）何景、何事、何情、何意，是客观的，乃题目自身所具，只要作者仔细推究，并与之“神会”，达到有如“身履目击”的境界，“本然之气”就可以“油然自生于吾胸中”了。若照此说，则有草野气的文章，不必出于野老之手；而有富贵气的，也未必一定要居演纶视草之位。总之，“气”由题目决定，作家根据题目，凭生活经验即可“养”出该题目的“气”来。

在“题气论”主导下，陈氏在《文筌·古文谱一》中详列了八种“题气”：肃　朝廷题，圣贤题。壮　河岳题，武功题。清　山林题，仙隐题。和　宴乐题，通人题。奇　怪神题，豪侠题。丽　园榭题，美人题。古　上古题，雅胜题。远　登眺题，功业题。

作者分析道：澄神矣，将此题中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由根生干，由干生节，由节生枝、生叶、生花，枝枝叶叶，无则不可强生，有则不可脱漏。一一将此题、此景、此事、此情如青天白日照烛纤悉，明白净尽。却将此景、此事、此情、此意都扫除，无纤毫存于心目之间，只有此题、此气，肃者凛然，壮者巍然，清者泠然，和者温然，奇者屹然，丽者烂然，古者淡然，远者廓然，一片真境存于胸中，而此景、此事、此情、此意融化于中，变态蜂生，取其精者、切者、要者、妙者而用之。须是自然存于胸中，不可著想，著想之则入客气，徒劳终日，无所用之。

他是说，做到“澄神”之后，要使所作合乎“题气”，须按如下三步进行。一是由题中之景、事、情、意一一生出根、干、枝叶，“照烛纤悉，明白净尽”，也就是穷尽式地搜索与“此题”有关的一切景、事、情、意，完全了然于心。二是将这些景、事、情、意彻底扫除，“无纤毫存于心目之间”，剩下的就只有“此题、此气”，是“一片真境”了。三是对合乎此题、此气的景、事、情、意进行择优，取其中最为精（原注：是理之至者）、切（原注：是辞之切题者）、要（原注：是事之要领者）、妙（原注：是意之高妙者）者用之，“题气”就具备了。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景、事、情、意必须是“自然存于胸中”，也就是虽非自己的经历，但是亲有所见、所感，不能凭空杜撰，否则便“入于客气”，是要失败的。

上述意思，陈氏又曾在《文说》之“养气法”中论列，并谓只要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自生，当有乐处，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不可作气，气不能养而作之，则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辞客气，非文也。气之变化无方，当以此类推之。”总之，“题气”是只可养而不可“作”或“著想”的，否则会使文章流于华而不实（“客气”）。

养“题气”的提出，完全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因为场屋的题目是由别人（考官）所拟，如元代所考诏、诰、章表之类（详下），举子当然不可能先有代“天子”立言的经历，而后才进考场。这些代言体文章所需要的“富贵气”、馆阁气，靠外养是不可能的，只能开发题目的“本然之气”，以求“胸中朗然与之神会”，故曰“养题气以极其变”，即以“题气”的不变应题目的万变。照此理论，任何题目原自有“气”，作者即便没有相应的生活，也可以靠养“题气”作出文章来。但陈氏又并非主张因文造情，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虽“题气”可养，但该题之景、事、情、意是胸中所固有，是平日的积累，是间接生活经验，而不是“强生”的。“养题气”说不仅为举子，也为各类文章特别是充满悲欢离合情节的戏剧、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

但“养题气”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流弊。这主要是，题目的“本然之气”到底是什么？似乎可理解为题目的内涵，但同一题目在不同作家手里，可以容纳不同的内容，并没有统一的“气”；而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其景、其事、其情、其意也不可能凭想象“油然”而生。虽陈氏说过，与题目相关的景、事、情、意“须是自然存于胸中，不可著想”，但这些东西并非题目的“本然之气”，而是作家的生活积累，否则拿什么“存于胸中”？如“朝廷题”须“肃”，“河岳题”须“壮”，“山林题”须“清”等等，假若没有殿堂的经历，没有涉过长江大河，登过华岳泰山，也没有亲历山居野处的清寂，其景、事、情、意凭何而生？无其经历而“养”出来的题气，难免浮泛和肤浅，最终仍是因文造情。陈绎曾是重视“涉世”的（此点详下节），但他所谓的题目“本然之气”，更多的恐怕是源于书本，特别是宋元时期极流行的类书，在那里，任何题目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其景、其事、其情、其意的描写。“题气”说对举子场屋相题作文也许不失为一法，但若作为文章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则有谬种流传之虞。

第五节　陈绎曾论“养力”以开辟文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来是作家积学修身的哲言，培根养本的精髓。唐宋人对此论述甚多，如韩愈《答李翊书》中谓“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他所说的“根”、“膏”，主要指道德修养和读书积学。黄庭坚曰：“但需勤读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静，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又曰：“通知古今在勤读书，文章宏丽在笔墨追古。”陈亮又提出“善学”，他说：“不善学之人，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异于文采辞句之间，则亦陋矣。”罗大经亦曰：“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柢，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诗，只就诗中探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斗凑；作古文，只就《史》、《汉》、韩、柳中取其奇字硬语，模拟而为之；——如此岂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这些都说明了读书的重要性。陈绎曾在《文章矜式》卷上提出读书、历事两点，以养“学力”、“材力”，他统称之为“养力”。一、养学力

读书之效，《古文矜式》标为“读书多则学力富”。这点古来从无异议，但读什么书，怎样读，意见却不一致。《文筌·古文谱一》“立本”将所读之书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当“专精”，共五目：经书、子书、性理书、礼书、乐书。

第二类当“博习”，共十二目：政术书、兵书、法律书、天文书、地理书、姓氏书、小学书、名物书、图籍书、史书、道书、传记书。

第三类当“旁通”，共八目：草木虫鱼书、医书、卜筮书、阴阳书、阴阳书、古纬书、器物书、百工书。

第四类当“泛览”，共三目：杂艺书、异端百家书、小说杂书。

第五类当“钩玄”，共二目：总集、别集。

以上凡三十目，十分庞杂，实际上涵盖了四部中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包括儒家、理学家所反对的“异端”在内。这不仅扩张了古文家“文统”的范围，更大大地改变了理学家“明义理、切世用”的文章价值观。元代科举分论、经义、词赋三科，汉人、南人考经义、古赋、诏、诰、章表及策。这较南宋科举考经义、诗赋、策论有很大变化，故作文必须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当然，陈绎曾不可能违背当时朝廷的文教政策，故在《文说》之《下字法》中，特别强调读《四书》“当谨守《章句》、《集注》”，读诸经应以朱子传注或通解为主，读古赋当熟读朱子《楚辞集注》中的《九章》、《离骚》、《远游》、《九歌》等篇，“宋玉以下未可轻读”，等等，可知程朱理学仍属元代官学，学者是必须谨守的。

至于怎样读，陈氏在上引《文筌·古文谱一》“立本”中认为：“诸书须皆以先秦为根本，其百家又各自有源流，精于其源，而无泥于其流可也。其法先立题目贴壁间，求其精力好学朋友数人分题立限，相与一一勾销之。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精；不精则已，精则必归于正。”这显然又是为应举的学子开的药方，即自拟时文题目预作，宋人称为“功课”。真德秀曾在《劝学文》中，劝学子系统地学习理学，周、张、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以及《四书》，都在必读之列，“上、中二旬当课之日，则于所习之书摘为问目，俾之援引诸儒之说，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陈氏的读书法，盖与真氏一脉相承。曾鼎在《文式》卷上第十“总论文”中专论读书之法，引韩氏（当是南宋以后人，待考）曰：读文章，宜于《孟子》中取其长赡者二十馀章，韩文四五十篇，苏文亦然，合成百篇。……看终集后，再转求之，虽百转可也。写成百篇后，读书之暇，每日随意多少反复之，或默看，或批点，随喜处观之。先要粗看过，却去分大段，又去分小节，节段既明，观其首尾、中间相发处，相变处，擎掉处，提掇处，转折处，宽心细目徐观之。……如此久久，日当有得。大概只要扯拽作性，渐通行，毋将迎，毋凝滞。读经以融贯义理，读史以该洽事实，取胡氏《读史管见》隐然作一敌国，自立说与之相辩难，久久，义理、事实入于经史，议论生于《管见》，作性扯拽，渐开于孟、韩、苏文之路（“孟、韩”原作“韩、孟”，据《文说·下字法》校乙），辐辏笔下，滔滔不能禁也。

其下又引陈氏（其人不详）语，认为“读集义理，先观体制，次分间架，次看发意，次观造语，……能识破四者，便能作文矣”。《文式》卷下引苏伯衡《述文法》道：“欲作文字，且未可下笔，先取古人文章熟读详味，再三讽咏，使心有所感触，思有所发动，方可运意。”前引《古文矜式》谓“读书多则学力富”，然后说：“欲读书多，何法而可？曰：读经以明圣人之用，读子以择百家之善，读史以博古今之变，读集以究文章之体。读其实，无读其虚。三才、万物之体用，谓之实；言论、文章之末流，谓之虚。今人读书，多忽其实而取其虚，是倒置也。夫议论、文辞，末也，苟得其实，则变化在我，何必资于彼哉!资于彼，是乃蹈袭而已，韩子‘唯陈言之务去’，此之谓也。”总之，在陈绎曾、曾鼎看来，读书愈多愈好，但也要有重点，要善读书。最好是采取渐进法，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特别要注意文章的文法和结构，同时要多作多练，如此就可以“渐开于孟（轲）、韩（愈）、苏（轼）文之路”了。二、养材力

关于历世，《古文矜式》称“历世深则材力健”，并论之曰：文所以记事也。自家涉历事故不深，则于人情事理不谙练，发之笔下则浅近陈腐，不足以警世动物。文人杰作，往往出于幽忧患难之馀。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屈原之《楚辞》，司马迁之《史记》，皆是历练艰难、深造事情，所以高出万古也。不曾深涉世故，而欲为古文，有是理乎？欲涉世深，何法而可？曰：毋偷安一室，而有经营天下之心，毋闭户读书，而有担笈万里之益；毋老为蠹鱼，而实为家国通济之用。茹荼如饴，履崄若平，久久心解，自当见之。

苏辙曾将历世看作养气，已见前引《上枢密韩太尉书》。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宋末元初学者曹泾论立说大要，以为“须看他人立意，及自知历练，则胸中自然开广”。陈绎曾也主此论，他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其四“清识”之“事理”条中说：“今事须于自家自心历练处体验，人情事理十分切实老成，即以此心去度量他家事理，虽不中，不远矣。古事只要看来踪去迹、言行著实处体验他古人议论，休据古人字样，怀洗千古冤抑、照百代奸欺之心以临之，自家的见识定，然后看古人议论以商确之可也。如此则为真识。”他又具体论述了“真识”的内容：“真识之目四：一曰其然（原注：目可见、耳可闻之实理），二曰当然（原注：心可知、身可行之正理），三曰所以然（原注：口不可言、心不可思、而理势自然之所必至），四曰不然（原注：正理之外所当防戒百种邪僻者是也）。每题中景、意、事、理，皆当分四目推研之，庶几可以见理矣。”无论古事今事，作家只有经历过人生艰难的磨练，深入了解社会，谙熟“人情事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正确判断是非，写出有益于社会的作品来。《红楼梦》第五回有一副对联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此意也。应该说，陈绎曾的这些言论极有见地，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综上所述，宋元时期理学的勃兴和全真道的流行，加上科举制度的功利性、实用性追求，大大丰富了传统的修养论。特别是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的作家修养论，涉及养气、养心（立志）、养题气、养力（读书、历世）等诸多重大问题，紧贴科举考试和时文写作的需要，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合乎应试举子实际和时代思潮的创新。如此集中地、多角度地谈论作家修养，此前还极少见，可谓别开生面。陈氏修养论所针对的虽主要是举子，但所讨论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意义，无论是对作家品格的提高，还是对文章学理论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立论驳杂，理学观念的局限（如要求治学谨守朱子之类），又受道教的影响（全真道的精、气、神学说具有消极面），尤其是太过迎合科举，等等，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章　宋元文章学论认题与立意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翰林学士丁度等奉诏修订《礼部韵略》并详定《附韵条制》，立“不考式”，其中有“不识题”一项。所谓“不考”，“但一事不考，馀皆不考。”简言之，就是一旦举子违犯了“不考式”中的某一项规定，其馀皆被“一票”否决，不再进入考试程序了。做文章如果不能准确识题，“立意”自然不可能佳；若干脆“不识题”，也就无所谓“立意”了。其实不仅是考试，只要把笔作文，认题、立意就是第一要务：弄清题目要求写什么，即认题；根据对题目的理解而确定主要表达什么思想，即“立意”；而“意”一旦确立，就成为全文的纲领和灵魂，陆机《文赋》所谓“意司契而为匠”是也；杜牧更进一步指出：“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范温说：“老坡（苏轼）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故其论刘伶、庄子、阮千里、阎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别出眼目。”作者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认题”、“立意”这两个环节，发生今天常说的“走题”、“偏题”甚至“跑题”、“离题”，那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内容差谬而不知所云，乃作文之大忌。

宋元文章学家的“认题”、“立意”学说，是这时期文章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和主要收获之一。直接推动这种研究的，仍是科举考试的需要：学者们要教举子如何避免因“不识题”而触发“不考式”的雷区，于是对文章（古文、时文）的认题、立意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企图找到其中的规律和普遍适用的法则；而这些规律、法则一旦被发现，它就不仅只适用于科举考试，而是能指导所有文章的写作。严格地说，认题、立意是两个略有先后、各有侧重但又紧密关联的思维过程，认题的目的是立意，而立意又是认题的结果，故本章将它们组合论述。

第一节　“认题”与认题法

认题又叫识题、相题，就是今天常说的“审题”。古人作文（包括诗），最初多是无题的，后代发展为拟题作文，命题作文。各种考试照例是命题作文。命题作文的题目出于他人，故弄清题意便十分重要，这就是“认题”；但长期以来，如何认题似乎主要凭经验，极少见有相关的理论阐释，就是在发育较早的诗学研究中也是如此，如唐人论诗重“体”、“格”，即便涉及题目，似乎也无兴趣去理会认题之法。如五代人徐衍《风骚要式》有“兴题门”，只是说哪些景况可以拟何题、立何意，如“登高望远，良时也。野步野眺，贤人观国之光也”之类，更无论文章（散文）的认题了。

宋代首次对文章认题方法作出精确解说的是陈傅良。他在《止斋论诀》中写道：凡作论之要，莫先于体认题意。故见题目，必详观其出处上下文，及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方可立意。盖看上下文，则识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则方可就上面着功夫。此最作论之关键也。

陈氏认为，认题、立意是个线性思惟过程，只有先认准题，才有可能立好意。认准题的要领主要有两点：一是详观题目“出处上下文”，一是玩味题中的“要紧字”。因为只有弄清楚题目出处及与其相关联的内容，才能了然题目的“本原”，不致以一知半解而望文生义，甚至因误读而瞄错了立意的方向；又只有咀嚼透题目中的“紧要字”，才能深入领会出题者的意图，把握住题目的关键和要害。当然，陈傅良说的是场屋论体文，其题目主要从经、史、子书中出，故有所谓“出处上下文”；若无出处的题目，也要将它放到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考虑，发掘出题目的深层意义，方法虽不同，道理是一样的。总之，分析题目的内涵与外延，找准意蕴生发的基点，然后确定全文的主意，这不仅是体认科场时文题目的唯一途径，也是各体文章写作都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律。

对于如何找到解读题目的“密码”，准确地“体认题意”，陈绎曾在《文筌·古文谱二·识题法》和《文说》中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概而论之，有三个方面。一、认“虚实”

在《文筌·识题法》中，陈绎曾提出首先要认“虚实”，也就是要弄清是“虚题”还是“实题”：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一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处也。

所谓实题，指以具体人物、事物等较客观的材料为题目；而虚题，则指虚构、抽象、含蓄或主观性较强的题目。陈氏认为，古文题是“实题”，那就要“实做”，无论叙事还是议论，都要追求真实性；而科场时文一般是“虚题”，那就要“虚做”，即便是实题也要虚作，写得抽象些。这就是古文、时文作法的区别。他之所以提出实题、虚题的问题，盖以元代科举考试中汉人、南人考经义、古赋、诏、诰、章表及策，其中有要求必须用古文的，也有用时文的（宋代进士科全用时文），所以陈氏把体认题目虚、实放在重要位置。二、抱题《文筌·识题法》的第二个方面是“抱题”。所谓“抱题”，即抱定题目，咬住题目不放，准确地分析、研究题目的结构与含义，然后才有正确的立意。《文筌》所述抱题法共十项：开题、合题、超题、引题、张题、蹙题、影题、摘题、缒题、撇题。《文说》也有《抱题法》十项，所分与《文筌》相近，它们是：开题、合题、括题、影题、反题、救题、引题、蹙题、衍题、招题。以上两书所述“抱题法”，其中五项完全相同，即开题、合题、引题、影题、蹙题。有三项名目不同，但意思基本相同或相近；各有两项完全不同。这里先论相同的五项（《文说》内容较详，故征引时以该书为主）。

其一：开题。《文说》曰：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分析，开写于篇中各间架内，次其先后所宜，逐一说尽，或以意化之，或以情申之，或以实事纪之，或以故事彰之，或以景物叙之。一篇之内，变幻虽多，句句切题也。此作文入门之法，非其至者也。

则此种题目的认题法是“逐一分析”，因各层次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开列式的，所以叫“开题”。只要认出是“开题”，那么作法便是“逐一说尽”、“句句切题”。陈氏认为此种方法只是“入门之法”，算不得高超。

其二：合题。《文说》曰：亦以题中合说事逐一开写，却将意融会作一片，一口气道尽。然忌直率，却于间架中要意思曲折，此高于开题也。《文筌》则谓“收敛题中景、意、事、情合为一片，而融化其精英用之”。这种题的处理方法，是先分写再收而合之，融作一片，所以叫“合题”，与“开题”的“逐一说尽”、“句句切题”不尽相同。

其三：影题。《文说》曰：并不说正题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议论，挨傍题目而不着迹，题中合说事皆影见之。此变态最多。

其四：引题。《文说》曰：别发远意，使人不知所从来，忽然引入题去，却又亲切痛快。此要笔力似影题，而实异也。影题从题中来，此自题外来。

在不从正题写起这点上，“影题”、“引题”是近似的，但两者又不相同：前者是“挨傍题目”，所写内容由题目影带而出（《文筌》谓“别把它物影见本题”），故文章是“从题中来”；而后者则是先离题（《文筌》谓“先说别事”），然后“引入题去”，所以说是“自题外来”。从技术含量、艺术品位论，影题、引题显然比开题、合题要高，唯文章熟手、高手方可操觚。

其五：蹙题。《文说》曰：题繁，乃蹙其文使甚简，而不漏题中一事。

这与下面将论及的“张题”（或“衍题”）正好相反。所谓“蹙题”，是题目可写的太多，只好压缩内容，化繁为简，但又不能因简而疏漏。

下面再论《文筌》、《文说》两书中名目异而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三项，以及名目、意思完全不同的各两项。前三项是：

1．题——括题。《文筌》释“摘题”道：“摘取题中紧切要精者，而用其景、意、事、情之一端。”而《文说》释“括题”曰：“只取题中紧要一节作主意，馀事轻轻包括见之，此最径捷也。”都是说摘取题中最紧要的一点（“一端”、“一节”）做文章，其它的只是轻轻带过。则两者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讲须有主次、取舍，取所谓“紧切要精”的，亦即“紧要”的。

2．题——招题。《文筌》释“超题”：“超出题中景、意、事、情之外，而别取一片清虚玄妙之气用之。”《文说》释《招题》：“将题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释，尽将题中合说粗话扫去，就其中取出精华微妙之意作成文章，超出题外，而不离题中，此作文之极功也。”虽有繁简之别，但在“超出题外”这点上，两说是相同的，因疑“招”是“超”之误（文中有“超出题外”语，而与“招”字无关）。

3．题——衍题。《文筌》释“张题”：“小题张而大之。”《文说》释“衍题”：“题虚无可说，乃衍其意使甚多，而无一事题外来。”“衍题”虽是“衍其意”，但又“无一事题外来”，与将“小题张而大之”意近，只是“小题”与“题虚”不同。

剩下《文筌》中的“缒题”、“撇题”两项，《文说》的“反题”、“救题”两项，各不相同。《文筌》释“缒题”道：“别立说话，却不离题，直至结尾，方见本题。”又释“撇题”：“先说本题，撇入别事。”则以“本题”为基点，两者正好相反。《文说》释“反题”曰：“题目或悖义理，则反意说之。”又释“救题”：“题目虽悖义理，而以强辞夺正理解救之。”这是遇到题目悖“义理”时的两种“解救”方法。《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中的“论题目有病处”一则，意思与此相同，他说：“题目有病处，切须回护。如《子谓武未尽善》、《周公未尽知》，不善回护，便小了圣人。又汉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扬予夺，或始扬而终抑，夺而终予，贵得其当也。”归有光对此续有说明，曰：“凡议论圣人不足处，须以正理回护。盖圣人心本正大，其间不足者，遭于遇耳。如吕伯恭《武王论》谓‘伐纣出于不得已，非为己也，为天下也’。如此立论，则圣人之心事白矣。苏子瞻《周公论》亦可参看。”总之，事关封建礼教教条的必须回护，先圣先贤的形象与权威不容有丝毫损伤，这些是作者必须严格遵循的政治原则。

陈绎曾虽将“抱题法”分得很细，实皆就题认题，据题立意。在这里，抱定题目至关重要，它是科举时文认题的诀窍，虽有流弊（详后），但作任何文章都不能走题，这个基本原则和方法又是正确的、普遍适用的。三、断题《文筌·识题法》的第三个方面是“断题”，包括“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五项内容，最后归纳其方法是“以题目作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就是说，作者应当象是一位考功（考核政绩）、断案（定罪）的官员，考、问的对象是题目。由作者反查自己认题的思路，看是否全都审查、琢磨（“磨勘”）清楚了，确认后再立意运笔，方不致出差错。

1．推鞠。这又有七项，《文筌·识题法》曰：来踪：题中景、意、事、情各各来由；去迹：题中景、意、事、情各各去处；本宗：直下本原；旁枝：牵连枝节；证佐：闻见可征；隐匿：隐匿情节，一一点破；形似：伪造形似，实非本真，尤需详察。

如果说得简单、概括些，那就是作者要自我检查题目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线索，包括景、意、事、情，内涵（本宗）与外延（旁枝），隐藏的或似是而非的，是否都有了着落？这些都必须象审理案件一样，件件核实，故叫“推鞠”。

2．磨勘。据《文筌·识题法》，这主要指检查“罅漏”，使题目与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严密，做到滴水不漏——“景、意、事、情直须磨勘盛得水住，稍有渗漏便是病。”

3．拟断。凡六项，《文筌·识题法》曰：原情：原以人情，而以恕度之；据理：据其天理，而以正折之；按例：史、子比则；奉敕：本朝典故；唯令：圣贤格言；依律：经书正例。

这是“推鞠”、“磨勘”之后的初步断案，所以叫“拟断”。“情”、“理”、“例”是历史的道德评判，而“敕”、“令”、“律”则是当下的政治评判。在“拟断”中，除科举考试的特殊要求外，固然还涂上了浓厚的封建意识形态色彩，但任何文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政治的烙印，因此无可厚非。

4．处置。《文筌·识题法》曰：断决：明功正罪；赦宥：赦过宥罪。“拟断”之后，需要“处置”，就是说按题目要求反查后，看哪些到位了，还有哪些不足？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然后再进入“详审”。

5．详审。《文筌·识题法》曰：人名：称呼归一，虽变不差；地名：地名各须明白，认归宿处；岁月：岁月先后须要来历分明；宫室：宫室制度及迁改，不可混杂；器仗：器仗制度及陈设，不可虚妄；服色：服色制度及变易，须要缘故；辞令：辞令谦倨，须要等级；容貌：容貌变常，各各威仪。

这是“过细”阶段，各项都得一一落实。有的看似“小事”（比如人名称呼、地名变化等），如若出错，影响非轻，作者必须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综上所述，陈绎曾的“认题法”虽显得繁琐，但很具体，适于操作。其要在抱定题目，一切从题目出发，理论之长在此，短亦在此（“短”详后）。这里有一点可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上述《识题法》，陈氏是在《文筌》的《古文谱》中阐说的，就是说他的认题是“古文”认题，“法”也是为古文而设，而在此前所有的古文家那里，对这些“法”也许了然于胸，但如此讲出来，却是闻所未闻的。这无异于指出了一个学习古文的新门径，尤其是初学者，——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理性地审视前代古文作品认题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当然，陈氏之所以研究古文认题，目的除当时科场本来就要考古文外，还欲用古文文法指导时文写作；但他的着眼点其实在古文、时文之间，与传统的古文仍有一些距离。

第二节　“立意”与立意法

所谓“立意”，即确立文章的中心思想。陈骙《文则》曰：“辞以意为主，故辞有缓有急，有轻有重，皆生乎意也。”他所说的“辞”指文句，而非文章。不过一语如此，一文更是如此，“意”的好坏高下决定着文章的价值大小甚至成败，故立好“意”始终是文章写作的首要任务。

唐人对诗歌创作的立意作过探讨，如旧题王昌龄《诗格》卷上《论文意》曰：“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这里所谓的“文章”指诗歌，“立意”则首先要捕捉诗歌的意境，又称“境思”；诗的“境思”可以有多个选择的角度，所以说要“多立意”。其他如释皎然《诗式》卷五《立意总评》等，其“立意”也是指诗思。文章学意义上的立意，唐人似乎还很少触及，也是到南宋作家陈傅良，才首次作了精到的论述，其《止斋论诀·立意》曰：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辞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今之名公为论，如题目在议论处出，则多以议论立意；在建明处出，则多以建明立意；在问答处出，则多以问答立意。凡论包一议论、建明、问答意，则遣文易矣。“论以意为先”——科场论体文如此，任何文章，即便没有“万选万中”的利害关系，若欲求其有社会价值，也必须如此。不仅作文第一要讲立意，就是读书也是先看立意，故吕祖谦在《古文关键》卷首的《总看文章法》中说：“第一看大概、主张。”真德秀也说：“读书须先看古人立意，所发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求之。”

那么如何立意呢？陈傅良提出“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即分辨题目是议论、建明还是问答，然后各随其宜立意，以容易发挥和便于行文为准。“意”是思想，思想本身具有无限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既不可“拘于一律”，更没有化凡为圣的秘方或随拈即用的现成答案，所以谈立意法极为困难，陈傅良也只是指出论体文或议论、或建明（指措置国事）、或问答，三者必居其一（当然并非绝对分开，只是有主次），以方便“遣文”（行文）为原则，但究竟如何立意，显然他也难以说得具体。

宋末学者王应麟在《词学指南》卷四中提出“就题立意”：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所谓格律，但熟考《（宏辞）总类》可也。所谓立意，如学记泛说尚文，是无意也，就题立意，方为亲切。柳子厚《柳州学记》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此两句便见岭外立学，不可移于中州学校也。

他用词科考试和柳宗元《柳州学记》的实例，说明立意要从题目出发，意与题应高度一致；但又不能“泛说”，“泛说”等于“无意”。因此，他所谓“就题立意”，实际上是要作者从题目上找到切入点，比如所举《柳州学记》中“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作者由此切入，不仅抓住了“岭外立学”的特点，十分切题，而且还有了“岭外”这个可以大加发挥的“话题”。可以说，王应麟的“就题立意”论是进入“立意”这个迷宫的一把钥匙。在上节中，我们知道认题的主要方法是“抱题”，而认题的目的正是立意，“题”始终处于关键的位置。要之，由“抱题”到“就题”，由“题”到“意”，是个合乎逻辑的思维过程，也是由客观（题目）转入主观（写作）的准备阶段。

进一步发展了“就题立意”说的是陈绎曾，他在《文说·立意法》中提出了“随题所宜”的立意方法：景：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意：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事：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情：凡喜怒哀乐爱恶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凡文体虽众，其意之所从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故立意之法必兼四者。

按照陈绎曾的说法，文章“立意”之“意”，源于人们对外界景物的感受和体认，对理论、思致的接受与酝酿，对古往今来各种事件的了解与认识，以及作者个人的情感——包括喜怒哀乐和爱恶，故归纳为“景”、“意”、“事”、“情”四项。这四项本身并不是“意”或“立意”，而只是“意”的发生域。陈氏的意思是，欲为任何一个题目立“意”，都不出这四个方面，那么立意的路径必然从此四者中求，立意的方法要兼及这四个方面，但又必须以其中某一意项为主。陈氏避开“立意”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而另辟蹊径，虽然未必能概括“意”和“立意”之全，但也不失为一个宏观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四项中，陈氏在兼顾的同时，显然更重“景”和“情”，二者是最基本的，而“事生于景”，“意出于情”，“事”、“意”是由“景”、“情”所派生。这反映了元人文论重“情”的特点。

那么在具体酝酿文章主题时，如何处理四者的关系呢？陈氏更进一步指出：“各随题之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就是说，最根本的要看题目的需要，而以一摄三。比如，若欲以“景”为主立意，那就应当从天文、地理、物象等方面去考虑文意，这类文章要写得大气磅礴，故曰“以气为主”，而旁涉、融贯“事”、“意”、“情”三者于其中。为主的那一项，在文章学中叫“主意”。上节曾引陈绎曾《文说》释“括题”语，他说：“只取题中紧要一节作主意，馀事轻轻包括见之。”也就是所谓“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的意思。所统摄的几项，或叫“馀意”，在宋代经义程式中处于“原题”、“大讲”之后，又叫“从讲”。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宋元之际学者弘斋曹氏（泾）的话说：所谓馀意，乃是本题主意外，尚有未尽之意，则于此发之。须是新意又不背主意，仍于主意有情乃可。这个有数样：本意所轻者，于此却微与提起；本题头绪多者，此处与贯而一之；本意作两并不相关者，此处与发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转来言之。若只是本题意，又来说作一片，全无些斡运，则徒劳耳。

所谓“本题头绪多者，此处与贯而一之”，也就是“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之意。

科举时文由于有严格的程式，主意必须寓于“破题”之中，故陈傅良《论诀》曰：“破题为论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于此，尤当立意详明，句法严整，有浑厚气象。”而当“主意一定，中间要常提缀起，不可放过”。“主意”又称“主脑”，清刘熙载曰：“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破题、起讲，扼定主脑；承题、八比，则所以分摅乎此也。……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治烦以简，一线到底，百变而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志也。”他说的虽是八股文，道理却是共同的。古文家在创作古文时照样要有“主意”，只是它没有固定程式，位置设置要灵活得多，甚至可以有“终篇不见主意，有结句见主意者。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又《论学绳尺·论诀》之“诸先辈论行文法”引吴琮曰：“论须熟考上下文，然后立说。主张要在题目外，题目却要在主张内，方是好文字。”又云：“做论人只是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这都是立意的好方法。总之，就题立意，选好切入点，各随所宜，虽然有不涉“意”之是非高下的缺陷（此点详后），但就纯技术层面而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是相当通达的理论。

第三节　宋元评点本论认题与立意

宋元文章学关于认题与立意的理论，略如以上两节所述。自南宋孝宗朝评点之风兴，评点成为文章学理论表述和阐释的重要方法之一，不可轻视。现存宋、元人所作评点本不少，可分时文评点、古文评点两大类，从本书第一章所述看，现存以古文评点最多。宋人评点时，喜用“体”或“格”将所选文章进行分类，如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上有“箴规攻击体”（韩愈《谏臣论》，又谓是“意胜反题格”）、“感慨讥讽体”（柳宗元《捕蛇者说》）、“攻击辩诘体”（同上《与韩愈论史官书》）、“反题格”（欧阳修《春秋论》），等等。所谓“体”、“格”，大多是以范文的立意方法划分。

现存宋元评点本中，以时文评点《论学绳尺》所立之“格”最多，所标举的立意法也最为丰富，故本节以是书为重点进行梳理。至于古文评点本，评点者也往往触及立意，但论其“法”的不多，盖立意乃时文程式中固定的一环，其法易道，而古文立意则位置、形式灵活，难有规律可寻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论及少许立意法，兹附于论《论学绳尺》之后，以为古文评点论立意之例；而方逢辰《蛟峰批点止斋论祖》评语可归纳的立意方法，我们将在第十三章第三节叙述。《论学绳尺》凡十卷，编者魏天应设立意为“格”，以格系文。《四库提要》谓“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今考原书，并非全都如此，每格一般有范文二篇，少数为一篇。全书共立八十九格，范文一百五十六篇。每篇范文之首设“出处”、“立说”、（考官）“批云”三项，每格范文又有评语（若是两篇，则在第二篇末）。宋代科考，“出处”虽随题印发，但很简略，须靠举子平日记诵，该书则详为引出。“立说”即立意，包括认题，指出该文具体立说的方法。由于魏天应所辑范文皆“南渡以降场屋得隽之文”（明何乔新《序》），即考场的优秀试卷，故以“批云”照录考官批语，乃对全文的总体评价，一般都很高。格末评，多就两篇范文作比较，进一步说明立意优胜之处，有时也指出缺点，形式较为自由。

若通览全书，则十卷中有不少“格”重复。是传本讹误，还是别有他意（如编者对不同性质的题目，允许格法相同），尚待进一步研究。下面列出格目，删除重复（删后出者，故本目并非原书格目之全），凡五十九种：卷一：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卷二：就题生意格，援古证今格，以天立说格，立说出奇格，就题发明格，顺题发明格，驳难本题格，双关议论格。卷三：摘字贯题格，体用贯题格，推明性理格，题外生意格，推原立意格，以心会通格，反题辨难格。卷四：摘字总题格，得人立说格，就问立意格，伤今思古格，评品难易格，评品优劣格，就题立论格。卷五：品藻优劣格，发明性理格，回护题意格，贬题立说格，就题褒贬格。卷六：发明题意格，考究题意格，因事度情格，言外发意格。卷七：因显知微格，因后知前格，就题去取格，推原心学格，推原题意格，因古思今格，因今思古格。卷八：无所考证格，有所考证格，思古伤今格，形容题意格。卷九；合异为同格，立说正大格，由微知显格，原题立意格，字面包题格，顺题发意格。卷十：因数明理格，就题轻重格，合二为一格，推究源流格。

由上可见，有些“格”并非立意，如“以天立说”、“推明性理”、“发明性理”、“推原心学”之类，只是立意的范围或方向；有的则意蕴相同或差别极小，如“推原题意”与“原题立意”，“评品优劣”与“品藻优劣”之类，但以立意格为主。

如此之多的立意格法，这里显然不可能一一论述。下面略举五格，皆论体文立意的常用方法，每格述编者所举例文一篇，以见是书关于认题、立意法之一斑。由此推而广之，则可知魏氏所立全部格法，并突显了本书的文章学价值。后面（第十三章第三节）讨论《蛟峰批点止斋论祖》所述论体文立意法时，其间方逢辰（蛟峰）有与此书格法相同或相似的论述，可互参。1．推原本文格（《论学绳尺》卷一）

戴庆炣《汉训辞深厚如何论》，“出处”为：“《前汉〔书〕·儒林传序》：公孙弘为学官，请白丞相、御史言：制曰‘礼坏乐崩，朕甚愍焉。其令礼官劝学兴礼，崇化厉贤’。臣案诏书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今按所述乃节文大意，非原文。下两例同）“立说”曰：“就本出处上文‘崇化厉贤’主意，谓武帝所下诏令，其训辞所以深且厚而不流于浅薄者，由其崇儒重道，有古人之遗意故也。”这就是所谓“推原本文”。首先，作者至少须记得出处原文文字（最好能背诵）；其次，由原文（本文）推考，选取某一语（此文选“崇化厉贤”），作为本篇文章的主意。此种立意法，即所谓“推原本文”。其文有曰：“英主以崇儒重道为心，则发而为言者，始不流于薄矣。”林子长注云：“主意。英主，指汉武帝。崇儒重道，指出处上文‘崇化厉贤’。”2．指切要字格（同上）

杨茂子《太宗锐情经术论》，其“出处”为：“《〔旧〕唐〔书〕·儒学传》：太宗身櫜鞬，风洒雨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立说”曰：“太宗情之锐，是用心刚处。太宗不锐情于他术，而锐情于经术，是择术精处。惟用心刚而择术精，所以留心于正道也。”作者以出处“锐情”字切入，又引出“刚”字，作为全篇的主意，故其法为“指切要字”。入题曰：（林氏注：见本题意）（林氏注：未暇及他方其当干戈甫定之馀，他务未遑术）（林氏注：演本题意），而真情所发，惟锐然于圣经之所谓术，而经术之（林氏注：应英主之心不用之他道，而惟用之正道意）外，一毫不敢容心焉，其择（林氏注：应接题语）术精而用心刚者如此。3．就题发明格（同上卷二）

林士恺《天下之善士如何论》，“出处”为：“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立说”曰：“古之人无非士，亦无有不善，未尝有善士之名。至于天下以此名归之君子，则世变之下可知矣。君子固不愿有是名也。”考官批云：“就题立说，反覆推明，最得此题之体。”“就题立说”，即“就题发明”，也就是根据题目出处的意思敷写，文章的主意就在题中。本文是抓住题中的“善”字做文章。其冒子（包括破题、承题、小讲、入题）曰（林氏注只引与立意相关的文字，馀不录）：（林氏注：善士之名，本非君子所尚）名非君子之所乐闻也。举天下之名而（林氏注：斡得‘天下之善士’意出）（林氏注：世变不归之君子，可以观世变矣如古，方有天下善士之名）（林氏注：从“善”字发明）。人性皆善也，天下之人无有不善，则善之名何从而起哉？古之天下孰非士也，天下之士又孰非善也？善士之名泯，而士有为善之实，故举天下皆善士之归也。自三光五岳之气分，而世道日以裂，人才始不古矣。人而以士名，已足以为凡民之秀；况以士之善者而又名于天下，此固圣贤之所喜谈而乐道者。然为士者但知强于为善而已，初亦不愿其有是名也。名之所归君子，可以观世变矣。4．驳难本题格（同上卷三）

辨驳，或称驳难，是论体文中常见的一种论证方式。《论学绳尺》卷二有“驳难本题格”，卷三又重出，举方监《动静见天地之心论》为例。林氏注该题目出处为：“《文中子·天地篇》：“子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又述作者“立说”道：“王通以圆者动、方者静为可以见天地之心，是执其迹之一偏者。然天之迹虽动，而有静之理存；地之迹虽静，而有动之理寓。动伏于静之中，而静者又所以为动之地。一元之气相为流通而无穷，此则天地之心也，殆不容以执一而议。彼王通以方圆而论动静，是拘其迹耳，又何足以知天地之心哉！”则是文乃驳王通所谓“圆者动，方者静”的论点，而立意为“动伏于静之中，而静者又所以为动之地”。所驳即题意之所在，也是新论点之所由出，故叫这种立意法为“驳难本题”。这个立意充满辩证法，颇为精彩。驳论就是破的，有破然后才有立，两者相反相成，这是驳难文的特点。该文冒子道：执其迹之一偏者，而求以窥造化之妙蕴，君子以为未也。夫《易》道不明久矣。自太极肇判，禀其轻清者而形于上，得其重浊者而形于下，是特其迹之粗焉耳。或者徒见其穹然然于俯仰之间，遂以为彼一于动，此专于静，而外是则无馀蕴，抑不思夫！一元之气亭毒于不言之表，其理本相为流（林氏注：说破王通不合执一偏之见）通而无穷，殆不容以执一而议。四时之运，（林氏注：动之中有静）（林氏注：静之中有动）功成者退；敛藏之后，生意复还。（林氏注：主意分晓）动伏于静之中，而静者又所以为动之地。吁，此《易》道也，彼王通氏何足以知之。观其言曰“圆者动，方者静，其见天地之心乎”，以方圆而论动静，异乎吾所闻矣。

前三句为破题，“夫《易》”至“抑不思夫”为承题，“一元之气”至“何足以知之”为小讲，“观其言曰”以下为入题。

宋元古文评点本范文中，各家多选有驳难文章。如本节之首述及的《古文关键》，其卷上“箴规攻击体”举韩愈《谏臣论》，吕祖谦批，以为该文“是反題難文字之祖”。谢枋得《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卷二（王字集）收所谓“放胆文”，有韩愈《讳辩》，谢氏在文末评曰：“一篇辩明，理强气直，意高辞严，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说破，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样文法。”又同卷柳宗元《与韩愈论史书》（《古文关键》卷上“攻击辩诘体”亦选此文），谢氏在文首批曰：“辩难攻击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书，文公不复辩，亦理胜也。”欲指他人之谬，自己持论就必须站得住脚。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要人心服”，是驳难文立意能否成立的关键。5．言外立意格（同上卷六）

魏氏选陈耆卿《汉世良吏为盛论》。林氏注其出处为：“《前汉〔书〕·循吏传序》：孝宣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云云。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又述其“立说”为：“古者吏无不良，安有良之名？本非衰也，安有盛之名？为吏而名之以良，且以为盛，是伤古道之不复见也。有如汉之高、惠、文、景，非无良吏也，未尝夸之以为盛。至宣帝时，班固乃称之云良吏为盛，非真以为盛也，意谓宣帝之吏治彰彰，不复如古。若高、惠、文、景未得为衰，则宣帝未得为盛，班固以为盛者，盖不满之也。当于言外之意观之。”则此文立意，班固谓汉宣帝时良吏始盛，不是真以为盛，而是“不满”，是古道可伤，君子甚不乐。则题目所谓“汉世良吏为盛”，实际上是言其衰，是个反语，故当求其言外之意。考官批云：“议论层出，意在言外，老手也。”冒子曰：吏治之有馀，吏道之所以不足也。夫古之为吏者，不以治而以道，道之所在，吏忘于民，而民忘于吏。不惟民忘之，而吏亦自忘其所以为吏矣。当（林氏注：发是时，吏无不良也，而安有良之名？本非衰也，而安有盛之名？出主意）呜呼！为吏而使人名之以良，而且以为盛，是古道之可伤，君子之所甚不乐也。夫其不乐乎此，而乃侈言乎此，矜诩夸大，似若真以为盛者，君子岂真以为盛者哉？至是而后知言外之意，而喜之中有於邑也。

由上举五格可以看出，《论学绳尺》中众多的“格”，虽显得有些繁琐，但它对各格文章立意的切入点，以及文章结构布置、论证方法上的差别，可谓辨析入微。如卷一有“指切要字格”，又有“指题要字格”，各举论二篇。两格名目仅一字之差（“切”与“题”），但写作方法就不同。上已分析“指切要字格”，所举杨茂子论，其切入点是太宗对经术的“锐情”，全篇即围绕这两个字做文章。而“指题要字格”则不同，所举徐霖《太宗治人之本》，“立说”曰：“刺史之职，乃天下大势植立之本。太宗之治天下而归重于刺史，乃深根固蒂之仁也。”则全篇的切入点是“刺史”。这个“要字”虽非出自题目，但却是题目应有之义。由此可见，“指切”之“切”，是切题中已有的要字，而“指题”则是从题意中引伸出来的要字，其差异是容易辨别的。编著者魏、林二氏将每“格”配以“出处”、“立说”及考官评语，又详为批注，直观地讲说了论体文多种多样的立意法，有极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可谓用心良苦。如果对全书数十种“格”一一梳理，其关于认题、立意法的内容将极为丰富，价值远在单纯的说理之上。

宋元时期的古文评点本，前已言及其指明范文“主意”的较多（如《古文关键》等），但说明其立意方法的甚少。但若对照范文，仍能领会评点者关于立意的思路，不应被完全忽略。吕祖谦《古文关键》卷首的《总看文章法》，“第一看大概主张”，实际上就是看作家的认题与立意。在该书卷上韩愈《获麟解》篇末，他评道：“字少意多，文字立节，所以甚佳。其抑扬开合，只主‘祥’字反复作五段。”麟是一种祥兽，故作者抓住“祥”字做文章，此乃《论学绳尺》所谓“就题摘字格”。又评《师说》曰：“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这是前引《文筌·识题法》中所谓“合题”的写法。要之，认题、立意法门是评点的重要内容，该书还可举出一些例子。

谢枋得《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有所谓“放胆文”，“小心文”，谢氏随文批注，以揭示文法。在“小心文”中，谢氏偶而论及立意，至少有如下两“法”可述。

1．驾空立意法。卷三苏洵《高祖论》末评曰：“此篇以高帝命（陈）平、（周）勃即军中斩樊哙一事，立一篇议论。‘斩樊哙’如一篇题目，命周勃为太尉一事，如论之原题。高帝不去吕后者，正为惠帝计，斩樊哙可以去吕氏之党，制吕氏之变，论之主意。”《高祖论》无疑题目太大，只能用前引陈绎曾《文说》所谓“题繁，乃蹙其文使甚简”的“蹙题”法，或《论学绳尺》卷七所谓“就题去取格”，故作者选取了斩樊哙一事立论，“斩樊哙”俨然成了写作时事实上的题目，而斩樊哙的意义，便成了全文的“主意”。苏洵虽没有关于如何认题、立意的理论主张，但认题、立意的道理和方法已蕴含于文中，经谢氏一点，读者自可了然于胸。归有光称这种方法为“驾空立意”，曰：“苏明允《春秋论》揣摩以天子之权与鲁之意，作一段议论，《高祖论》揣摩不去吕氏之意（按：指《高祖论》中‘故吾意之曰’一大段，包括斩樊哙事），作一段议论，当时夫子与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是驾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长于论。”

2．就题发明法。同上卷苏轼《秦始皇扶苏论》，文末评曰：“此论主意为两说：（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括、蒙毅，其祸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赵高。后世人主用宦官者，当以为戒。一说李斯、赵高敢于杀扶苏、蒙括而不忧二人之复请者，其祸不在于斯、高之乱，而在于商鞅之变法，始皇之好杀。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当以为戒。前一段说始皇罪在用赵高，附入汉宣任恭、显事；后一段说始皇之果于杀，其祸反及其子孙，附入汉武杀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是为《文说》所谓“开题”法，“前一段”、“后一段”的两说“逐一分析，开写于篇中各间架内”；亦是《论学绳尺》卷二的“就题发明格”。

第四节　认题立意理论的价值与缺陷

陈绎曾《文说》在述“立意法”之后引“先尚书”云：文章犹若理词状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据理，四按例，五断决。本事者，认题也；原情者，明来意也；据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断决者，结题也。五者备矣，词贵简而明白。

这是把作文视如审理诉讼案的“系统工程”，本事、原情如同认题，据理如同立意，在整个系统中据于首位、次位，极为重要。“认题”尚在写作活动的准备阶段，它是为“立意”服务的。就思维顺序言，立意虽在认题之次，但立意处于核心位置；而实际上，若没有准确的认题，也就没有精彩的立意，二者“相依为命”，很难说谁更重要。立意犹如在题目下设置副标题，因为立意之后的写作是围绕着所立之“意”进行的，或者说题目已经收束、聚焦到“意”这个“副标题”上，故清人刘熙载曰：“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破题意味着找到了立意的方向，故谓破题之后的立意，也就等于“我所出之题”了，其下不妨搁置原题目，但却必须死死“抱定”所立之意不放。“意”是所有文章的灵魂。如果说唐人已相当重视诗歌立意的话，那么宋人对立意的重要性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教人作文写字》条载：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人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

此事又见《竹庄诗话》卷一引《苍梧杂志》。曾鼎《文式》第十《总论文》引“程氏曰”（程氏其人不详）完全赞同东坡之说，只是将“意”换成“主意”，而将它比作“将军”：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合，如行军之法，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所以东坡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诀，曰“意而已”。作文之事料散在经史子集，惟意足以摄之，正此之谓。《文心雕龙·隐秀》曰：“夫立意之士，为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宋人则提出“高奇”，北宋无名氏《王氏谈录·作文立意》曰：“班固《典引》序唐尧君臣之德，迭享天下，云‘股肱既周，后授汉刘’。公言：古人作文立意高奇如此，后学者可不务哉!（四库本原校：一云‘文当务立意高奇，不蹈陈故’）”但有“奇”是不够的，既“奇”且“高”，方入其妙。南宋谢采伯又谓立意要“古”，其《密斋笔记》卷三称其与客论文，以为“古人文纯是骨”，客问“如何是骨”？他回答“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语古，语古不如意古”，云云。前引《止斋论诀》提出立意要“高妙”，要“当”，这比“奇”、“古”之类更具普适性和指导性。所谓“当”，大而言之要合乎自然和社会规律，小言之也要切于事理、情理，它是文章的命根子，若设意立论失当或不当，文章也就顿减其价，甚至完全失败。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唐宋学者对文章认题、立意的认识过程，不难发现南宋前多失之于抽象和粗放，如苏轼教人作文之法，乃以“钱”为喻，最多也只能说明“意”在文中的重要性和统率地位，并未道出立意的具体方法来。只有到南宋后，学者们从范文分析出发，又紧贴科举考试，才逐步探究到立意也是有“法”的。陈傅良是文章学史上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论诀》中论立意，提出“详观出处上下文”、“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这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详前引），较前贤单说重要性或“奇”、“高”、“当”之类较抽象的概念来，有了飞跃的进步。魏天应、林子长《论学绳尺》所立各“格”，对立意法作了详尽的分类，其翔实和深入、系统，无出其右。后来，陈绎曾《文筌》、《文说》两书对认题立意法的理论探索，也功不可没。陈氏《文说》小序称“陈文靖公（俨）问为文之法，绎曾以闻于先人者对”；《四库提要》谓该书“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因此，陈绎曾的“认题法”、“立意法”理论，虽不排除有他个人的创见，但更主要的则是从他“先人”处得到的，可见到宋季，有关科举时文的认题、立意理论已相当完善，并指导着元代文士的举业。总之，经过宋元文章学家的不懈努力，最终将看似十分隐秘而又难以表述的认题、立意方法具体化，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实用价值，对发展和丰富文章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如立意应紧扣题目等等，只要剔除那些按时文程式设置的“死法”，至今仍是写文章时必须掌握的原则。

当然，宋元文章学的认题、立意理论，由于主要针对的是科举时文，故也有较大缺陷或流弊。除前面提到过的繁琐外，更重要的是在时文题目及其“出处”严格限定下的认题与立意，大大限制了作者思想的自由表达。所谓“出处”，前引陈傅良《论诀》称之为题目“上下文”，陈绎曾又称之为“本事”。宋代自仁宗起，规定科举考试题目必须有出处，而且必须出自经、子、史书，这在本章第一节已经提到。本章前述各家的认题立意法，莫不建立在明题目出处的基础之上。举子科场作文，当然最重要的是明题意，但欲明题意，又必须首先弄清题目出处（故上节所举《论学绳尺》的立意格，林子长注将“出处”置于“立说”之前）。于是，“立意”所取之“意”，事实上已被出处、题目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认题、立意法的“精义”所在。其弊之大，已勿庸深论。南宋史学家李焘曾在《制科题目序》中批评制科论题须出于经史正文，以为是“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馀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并指出这是“逐其末而弃其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录此序并作按语，也认为如此出题，是“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他们所指乃制科所考论体文，其实进士科以及平时公私学校所考、私家子弟所习各体时文莫不如此。

基于题目及其出处立意后所作之文，只能是在题目自身或出处的某几个字上按程式兜圈子，即对题目或出处的那几字反复诠释，没有别的选择。启功先生论清代八股文，以为其“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题目各字即是谜底。进一步讲，整篇的八股文几百字就是谜面，题目那些字即是谜底。因为少数的几个字或几句的孔孟的话，翻来复去地硬敷演成篇，不过是用变着花样的字面（字、词）、挖空心思的论点，上下左右正反前后地开辟通道或堵塞漏洞”。八股文是宋代经义（属论体文）的变种，两者作法一脉相承。则论体文的所谓认题、立意及由此而作出的“文章”，实际上成了“谜底”、“谜面”的关系，成了以题目和题目出处为中心的自我循环，无论文章写得如何法度森严而又新巧得体，都无法掩盖思想内容的贫乏。这是与程式化了的科举时文与生俱来、难以超度的宿命。

时文立意法还有个弊病，即求新求巧。朱熹曰：“近日真个读书人少，也缘科举时文之弊也。才把书来读，便先立个意思，要讨新奇，都不领会它本意着实。才讨得新奇，便准拟作时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这个将来使，虽是朝廷甚么大典礼，也胡乱信手捻合出来使，不知一撞百碎。”苏轼尝反思早年“妄论利害，搀说得失”的“制科习气”。吕祖谦曰：“《中庸》‘不可能’、‘道不远人’两章，反复思之，龟山（杨时）之说诚为奇险，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觉其非者，政缘为程文时考观新说馀习时有在者故耳。所与诸生讲说《左氏》，语意伤巧，病源亦在是。自此当力扫除也。”这也是反省。事实上，立意既已被限定在题目和出处之中，作者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不得已只能在新、巧上下功夫，以博得考官的青睐。苏轼、吕祖谦的反思或自省，是他们人格的自白；但对个人来说，束于制度，身不由己，无论场屋程文或为士子讲习，都只能如此，与其说有什么错，勿宁说是时代的无奈。要之，科举时文的认题立意法，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设，它并不承担如何为社会建言立说的责任，故对于它的“弊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问题也出在这里：一旦走出考试的封闭体系，时文写作的积习又不可能立刻扫除，甚至深陷其间无法自拔，习惯于从题目出处讨生活，观察社会的目光被时文程式遮蔽，思想如折翅之鸟，甚至变为扭曲事物真相的哈哈镜，那是永远写不出真正有益于世的文章的。就此点论，立意的功夫其实在题外，胸襟、眼光和对社会的深刻认识，远比“就题”、“抱题”重要，更不要说识题目“出处”了。不能说宋元文章学家轻视作家修养，前章已论陈绎曾曾提出养气、养心、养力等一系列主张，又特别重“历世”；但与社会脱节的科举考试，追逐立意“新巧”的时尚潮流，这些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又使修养论显得很苍白，从而决定了宋元文章学家认题、立意理论难以避免的局限和失误。

我们在研究并承认宋元文章学关于认题、立意理论及其重要价值的同时，只有明白了上述弊病，才能对古人在该领域的贡献与不足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取其方法中合理的因素，而弃其适应时文写作的糟粕。以上所论，乃科举时文所共有，也是宋元文章学因其与科举有太多“血缘”所特具，更是当时文章学家无法幸免、难以超脱然而也勿需救赎的“原罪”。以下各章在触及同类问题时，都可如是观，笔者在行文时或有所提示，但不再详论。

第六章　宋元文章学家论行文

刘勰《文心雕龙·镕裁篇》曰：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斵，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

彦和所谓“三准”，即始、中、终，亦即首、身、尾，是文章的三个“基准”。所指乃文章的间架结构。“三准”有如房屋的地基、房体和房顶。有了“三准”，便有了文章的大框架，其下“舒华布实”云云，便是具体“施工”，即运笔成文了。“行文”包括谋篇布局，也包括“献替节文”，即将认题、立意所形成的思路和思想变成具体的文字表达，简言之即文章写作。严格地说，文章学除作家修养、认题立意外，其他都可称作行文，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镕裁篇》曰：“作文之术，诚非一二言能尽，然挈其纲维，不外命意、修词二者而已。意立而词从之以生，词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倚，不可或离。”他所说的“意缘之以显”的“修词”，实际上就是行文。唐日本僧弘法大师曰：“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亟将用心，不可偏执。何者？篇章之内，事义甚弘，虽一言或通，而众理须会。若得于此而失于彼，合于初而离于末，虽言之丽，固无所用之。……大略而论，建其首，必思下辞之可承；陈其末，则寻上义不相犯；举其中，则先后相依附：此其大指也。”所说必须高度“用心”的“构思”，也是指谋篇布局。

在宋元文章学家眼里，行文是个非常宏观的概念，观《论学绳尺》卷首之《行文要法》，几乎无所不包，连“立意”也在其中。这可视作广义的行文。但太笼统不便研究，我们可将行文限定为完成文章认题立意后的文字表达系统，这是个相对较小的范围。但即便如此，也由于古人“行文”概念的广义性，研究仍难开展，于是我们将行文中的修辞、造语下字及用事征引等析出单独成章，又将谋篇布局等与各体文的文章程式结构结合起来，放在相关章节中研讨，而将带普遍意义的文章段落、层次（不是篇章，也不是字、句）安排，以及文章难易繁简等问题称之为“行文”，——这是更为狭义的行文，南宋学者方颐孙称之为“遣文”（见下）。

对狭义的行文法，南宋前的学者已有所认识，只是论述多为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如本书第二章引黄庭坚语，即有“布置”、“脉络”、“开阖”之类；而范温谓“古人文章必谨布置”，举杜甫《赠韦见素》诗为例，认为它“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屋，各有定处，不乱也”；又说“韩文公（愈）《原道》与《书》之《尧典》皆如此”。他们所说的“布置”，指诗文的段落、层次安顿，属行文范围。对此讲得较充分的，仍是南宋以后的学者。

本章主要探讨方颐孙、陈绎曾对狭义行文之一般方法的研究，然后考察宋元学者关于行文中几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的论述，包括难易、繁简和放胆、小心等。

第一节　方颐孙论“遣文格”

方颐孙《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上下二卷，是南宋末年流行的一部科举教科书，它较全面地总结了当时时文以及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写作经验，特别贴近实战，所举例文又多为名家名篇或名著。虽该书的编纂质量不高（如误署例文作者名等），但欲研究这时期的文章学，却又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书中“遣文格”集中讲行文法，而“议论格”、“辩折格”、“说理格”以及“过度格”等，皆属宏观的“行文”，其中有些又接近狭义行文法，比如“布置格”所举唐庚《辨同论》即是。“遣文格”列于开卷之首，盖著者视之为全书之纲。“遣文”即驱遣文字以成章；“格”，法也。此格分十一小类（即十一“法”）：四节交辩、五节问难、一篇三换拍、殊涂同归、比较优劣、先名后实、先散后敛、离合相间、态度屡变、逐段设譬、随节援证，共节录例文十二篇（其中“先名后实”二篇，其他皆一篇）。这里不能一一论说，择其较重要的五法，再示例性地举唐庚《辨同论》，各作简要分析，并略论方氏行文法的文章学意义。一、四节交辩“遣文格”首为“四节交辩”，摘吕祖谦《左氏博议》卷一一《沙麓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灾眚之见，视前世为多。一时为瞽史之学者，一节。占候推步，时合时舛，时得时失，琐碎激浇，听者厌之。则为说以攻之曰：星坠木鸣，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亏，政荒民散，我之咎也。二节。彼为彼，我为我，我不能预彼事，彼亦不能预我事也哉。是说既出，又有为说以攻之，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圣人患人君在上。肆情任意，无物可制，故复即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灾眚变异之说所以兴也。苟明言其无预于人，则圣人之机一旦发露，为君者不复有所畏三节。矣。是说既出，又有为说以攻之曰：天、地、人，未尝不相通也。圣人非虚假灾眚以胁人君也。盖致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诬，但不当如瞽史之琐激。灾眚之来，修吾政、吾德以敬天怒，可也；指灾眚为某事，修四节，归本意说。某事以承顺天休，〔不〕可也。

方氏评曰：“前辈作文字，多先设为问答，反覆诘难，其说既穷，然后断以己见。若直头便把自家说提起，恐人未遽以为然。”例文分四节，方氏已注明。第一节提出问题，谓春秋时灾眚多，瞽史遂为之说，“听者厌之”。这是提供一个进行“交辨”也就是为人所“攻”的话题，于是引出其下三节：一个“为说”，两个“又有为说”，以构成三重诘难。“为说”认为灾眚与政事没有关系，彼、我互不相干。第一个“又有为说”认为灾眚是天地用来“制”人君的，不能说它“无预于人”。第二个“又有为说”则认为灾眚虽与人事有关，但不应如瞽史之琐激，即不能指某灾为某事。“四节交辨”后，作者“断以己见”而“归本意说”：“天地万物，皆吾体也，惟圣人不为私意小智所间，全体混然，大而无际，一星一云之祲，一川一阜之变，历然如疾痛之在身，无不知其所自起，缁缁铢铢，不紊不乱，岂若世之汗漫者哉。”意谓《左传》所载瞽史之说有理。这种行文法，是用三重诘难列举已有之说，将“己见”置于世人成说的基础之上，使“己见”显得底蕴丰厚，立说有据，让人信服。明归有光曰：“凡作辩论文字，须设为问难而以己意分解，如此非惟说理明透，而文字亦觉精神。”可见“交辩”、“问难”，是论辩性文字常用的一种行文方式。

最后，方氏又曰：“唐庚《祸福论》文势类此，今录于后。”引起下一小节“五节问难”，摘录唐庚《祸福论》。方氏认为《祸福论》的“步骤宛然与前篇一律”，只是更增一重问难而已，此略。二、一篇三换拍“遣句格·一篇三换拍”，举吕祖谦《嬖宠》为例：万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祸，至于君子之一言，虽千百载之稍犯者，名黑肩。则其祸立至，何其严也。辛伯之谏周公，而谓“并后匹敌，两政耦主意。国”。才八字耳，总今古乱亡之枢，而莫能移焉。汉高犯之，而有“人彘”之丑；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晋献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衅；隋文帝犯之，而有张衡之逐；齐简公犯之，而有田阚之乱；〔齐王芳犯之，而有曹马之争；晋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渔阳之变。由“汉高犯之”至此，是一拍调。小犯则小受祸，大犯则大受祸。影随形，响随声，未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曷尝有厌胜诅盟之术，而必其验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于理，故凛然八字于千百载之上，非雷霆而震，非霜雪而严，非山岳而峻，非江海而险，非师旅而威，非碪质而惨。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袁盎。弃之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青蒲涕泣之谏，由此而发史丹。司马懿。也；太傅兽睡之讥，由此而识也；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左传》昭十一年申无宇。　由“上林夫人”至此，是又换一拍调。

以下尚有第三“拍调”，此略。方氏只在例文末批一“妙”字，未作评说，盖以道理简单易懂之故。此文论“嬖宠”之害，而以辛伯所谏“并后匹敌，两政耦国”八字立说（主意）。所谓“拍调”，是用乐曲中的节拍、声调作比，也就是常说的调子、调门，同拍调即属同类，不同类就要“换拍”。为说明“并后”、“两政”之危害深剧，例文用了两类例证：第一类是帝王乱亡，所举皆帝王乱亡之事；第二类则为人臣谏止，这就是所谓“拍调”相同。多次换“拍调”，可使文章不仅层次丰富，而且条理清晰，文气畅通，既克服散乱之弊，又增强了说服力，审为行文善法。三、先名后实“遣句格·先名后实”，摘录苏轼《春秋论》为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求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先条其目。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观《春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来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言也。于鲁、郑言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言也。于叔牙之卒，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方氏评曰：“此谓先名后实者，先条其名目，然后举其实事以应之，使人未观所用之事，而已知用事之意，此作文之一法。”“名”（或“名目”）是概念，“实”是事例。例文先立言之“喜”、“怒”、“怨”三目，并说明三目的特点，然后从《春秋》中依次举例。方氏认为，除“先条其名目”外，“亦有先总其凡，而后条其目，如张文潜（耒）《敬斋记》。”其下举《敬斋记》（此略），并论曰：“文势布置，与苏子前作（指《春秋论》）颇类。彼于喜、怒、怨三字条而分之，此则于饮食、游观、疾病三事总作一句，夫是之谓先总其凡，而后条其目。”所谓“三事总作一句”，即在述饮食、游观、疾病三事之前，先以“未尝不在于学也”一句领起。行文无论是先条其目还是先总其凡、后条其目，共同点是有虚有实，先虚后实；或者说有总有分，先总后分，以达到“未观”而“已知”的阅读效果，由此紧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四、离合相间“遣文格·离合相间”举陈亮《上孝庙书》，略曰：陛下见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书生拘文执法之说往往有验，而圣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柔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而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于其间，机会在前而不敢为翻然之喜，隐忍事雠分喜、怒二字作二句下。而不敢奋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总喜逐；心知为庸人，外以人言不至而留。冺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怒哀乐、是非好恶八字作二句下。而用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制之奸，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乐爱恶，人主之所以鼔动天下而用之之具也，皇极之所谓无作者，不使加意于其间，亦岂如老庄所谓槁木死灰，与天下为婴儿，而后为至治之极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间，遵养时晦，示天下以乐其有亲，而天下归其孝；三年之丧，一成不变，示天下以哀而从礼，而天下服其义。陛下以一身之哀乐，而鼔天下以从之，其验如影只就事亲一事上提出哀、乐两意，其实总哀、乐二字做一段下。响矣。

据方氏批注，所谓“离合相间”遣文法的意思就清楚了：“离”、“合”就是“分”、“总”，“离合相间”即有分有总，两者交叉使用。文中先以孝宗“喜”、“怒”分述，然后再以“喜怒哀乐”及同类的“是非好恶”总述；其下又以“哀”、“乐”分述，再总之以“哀乐”。陈亮原文其下还有数重离合相间，此略。如此行文，可使文章内涵丰富，更具层次感。五、逐段设譬“遣文格·逐段设譬”举林执善《国势》为例，略曰：祖宗不虑国势之似弱，而常虑国势之可轻。……是故祖宗之置参贰以分政柄，防权臣也；分枢筦以掌兵柄，防叛将也；重台谏以司言路，防雍塞也；列给舍以生王命，防专窃也；布监司以察州县，防末大也。……天子不必揽权，一段设譬。而权在上矣。北辰居所，众星拱之，国势其不重乎？然而人主之权，不能以自重也，所恃者公论之在朝廷矣。……宰相、台二段设譬。谏主公论，而公论在朝廷矣。泰山矫岳，屹然朝宗，国势其不重乎？然而朝廷之公论，亦不能常存，所恃以存者，君子常亲、小人常远耳。……前殿以朝群臣，便殿以对大臣，迩英以亲儒臣，赐对以访小臣。一日之间，亲大臣儒生之时多，而宫禁自逸之时少。肆夏鸾和，郑声自远，国势其不重三段设譬。乎？

此法方氏未作解释，也无例文评说，盖其已注明三段设譬之处，勿烦赘言。三段分别以“北辰居中，众星拱之”、“泰山矫岳，屹然朝宗”，“肆夏鸾和，郑声自远”设譬，以喻“祖宗”以来天子揽权、公论在朝、亲君子远小人的各种措施，从而收到增重国势的政治效果。行文中逐段设譬的好处，是让读者在接触一系列较抽象的政治概念后，及时展现相对实在的形象性比喻作为概括，以实补虚，加深印象。

上面说过，《百段锦》除“遣文格”外，其他“格”中也不乏接近狭义行文的，如“布置格”所举唐庚《辨同论》，方氏说它是“自宽入紧”，其实也是行文妙法。兹摘录其中一段，以见其大概：道至于圣人，极矣，岂容复有异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汤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则又如此。使数圣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放宽之际，吾意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犹有辞焉，曰：时不同也。下，为后一节张本。此紧，似殊时意。若诸子之论性，岂复系于时哉？而孟子之说如此，荀子、扬子之说如此，〔韩子之说则又如此〕。使数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则论事之际，吾意其必有同异者矣，宁能尽合乎？是犹有又放宽下，为后节张本。解焉，曰：师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此又紧似前二节意。张之徒，则又将安所诿哉？

禹、汤、文、武、周公数圣人措置各不相同，是因为“时不同”，——这是“放宽”（即矛盾得到消解）；然而诸子论性亦各不同，这并不关乎时代，又作何说呢？——这是收紧（新的矛盾又尖锐化）。孟、荀、扬论事有异同，是因为师友各不同，——这是再次放宽；然后举子夏、子游等人师友相同，所论也有异同，又如何解释？——乃再次收紧。其下又放宽，为作者的论点“张本”：“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极其说，而不以同异为诛赏；公卿大夫之出于斯时者，亦人人各荐其所闻，而不以同异为喜愠。”反复放宽、收紧，让矛盾此起彼伏，使文章议论风生，起伏迭宕，读者应接不暇，更见结论精彩。

综观上述诸例，方颐孙“遣文”法之大概，便基本清楚了。

首先，方氏的例文既有古文（如张耒《敬斋记》、陈亮《上孝庙书》等），更多的是时文（凡八篇，包括吕祖谦的《左氏博议》），甚至有诗（石介《圣德诗》，即《庆历圣德颂》）。由此可知，方氏的行文法研究不限于古文、时文，也不限于散文，意欲熔古文、时文和各种文体为一炉，适应了南宋学界倡导的时文“以古文为法”、参酌广义“文章”概念的潮流。

其次，方氏的“遣文格”不是论一般的行文，而是研究如何用更高超的行文技巧加强表达效果。“行文”可理解为写作中的文字表达，但一般的文字表达或通常的行文，缺乏值得特别研究的价值，故作为文章学的行文，研究的应当是后者。从上述方氏所举例文看，无论是“四节交辩”、“一篇三换拍”还是“逐段设譬”等，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表达文意，使文章更有说服力，以臻于“妙”境。若移植修辞学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学说，则行文似乎也可分为“消极行文”和“积极行文”，前者是将文意表达得明白通顺即可，后者则是讨论如何把文章写得更为精妙。方氏所研究的是“积极行文”，故例文是经过精心挑选、可成为“法”的范文。这为文章学的行文法研究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径。

再次，方氏的“遣文格”视野较为开阔，格局较大。他考察的一般不是文章中的一个层次、一个段落，而是多层次、多段落。如此总结出来的行文法，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具较强的实用性，非一偏一曲的“雕虫小技”。

第二节　陈绎曾论古文“制法”

陈绎曾《文筌》之《古文谱四·制》，所论乃古文的布置与行文。他将“布置”与行文结合在一起，分为三个问题：体段、体式、体制。兹分别论之。一、体段

陈氏写道：起　贵明切，如人之有眉目。承　贵疏通，如人之有咽喉。铺　贵详悉，如人之有心胸。叙　贵转折，如人之有腹脏。过　贵重实，如人之有腰膂。结　贵紧快，如人之有手足。右六节，大小诸文体中皆用之。然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不可以至于五六七（引者按：凡六项，“七”字疑衍）。可随宜增减，有则用之，无则已之，若强布摆，则入时文境界矣。其间起、结二字，则必不可无者也。起、结二法，在作文家最为难事，须将韩、柳二家诸体文字摘出起结，观其变化手段，当自得之，非可言传也。

陈氏所谓古文“体段”，是用人体的身段作比，让读者明白易懂，实际上就是文章的结构。时文也有“体段”，而被称为“程式”。“起、承、铺、叙、过、结”是古文的结构和行文次序，但除首（起）、尾（结）外，又不必“强布置”样样具全，而应按每篇文章的实际需要“随宜增减”，最多三四项即可，否则也就如时文般“程式化”了，必然扼杀掉文章的生气。“强布置”的是时文，随宜“变化”的才是古文。陈氏的这个观点极重要，他指出了古文、时文在篇章结构和行文上的根本区别。总之，首、项、腹、尾各部位要协调而有变化。《论学绳尺·诸先辈论行文法》引冯椅“论一篇之体”曰：“鼠头欲精而锐，豕项欲肥而缩，牛腹欲肥而大，蜂尾欲尖而峭。”所论乃科场论体文的程式，也是讲协调、变化的道理。各部位内容容量不能相同，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随大小之异，所给予的文字份额也不同。通过适当调配，就能使文章结构的比例恰当，该少说的地方少写，该多说的地方多写，不至于详略失度。

陈氏以人体结构论文章结构，将古文的起、承、铺、叙、过、结分别比作人的眉目、咽侯、腹脏、心胸、腰膂、手足，大体是可以的；但比喻也往往蹩足，如“铺”、“叙”、“过”与“腹脏”、“心胸”、“腰膂”相对应，不是很贴切，而用“手足”比“结”，“手”则相去甚远，有些别枝旁出，盖所谓“手足”偏指“足”。陈氏再论六部位的行文特点，分别是明切、疏通、详悉、转折、重实、紧快，也是暗以人体特征喻文，虽有比附之嫌，基本上也符合文章各部位的特点。

陈绎曾又在《文说》“分间法”论及“头、腹、腰、尾”：头：起欲紧而重。大文五分腹、一分头额；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额。腹：中欲满而曲折多。腰：欲健而恢。尾：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驻坡，三分头，二分尾。凡文如长篇古律、诗骚、古词、古赋、碑碣之类，长者腹中间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腰亦不过作三节而已。其间小段间架极要分明，而不欲使人见其间架之迹。盖意分而语串，意串而语分也。

这里论“头”（即“起”）的特征是“紧而重”，是以其为全文主脑，必须文简语重，高度凝炼，与上面论“体段”要求“明切”不同。陈氏又论及各部位在篇章中所占的比例，一分头颔、五分腹（小文三分）；三分头，二分尾，也基本合适，与上引冯椅所谓“鼠头”、“牛腹”等比喻相当，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要之，作文之始对全篇的结构、布局须有酝酿，如成竹在胸，方可使详略适度，篇章协调。朱熹早就指出：“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长，照管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文皆说不曾尽。东坡虽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又曰：“‘看他（指苏轼）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指苏轼《温公神道碑》），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以手指中间曰：‘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照管不到”就是结构散乱，头绪纷繁，胸中无全局，布置不合理。曾鼎《文式》引苏伯衡《述文法》曰：“下笔之时，且须专心，宜思一篇大概已具于胸中，方可措辞；又当一鼓铸成，若逐段逐句而为之，则非所以为文矣。”总之，作者行文时一定要有“体段”概念，善于把握和掌控全局，才能产生结构美；但又不能过于拘谨，若一定要按所谓体段“逐段逐句”地写，那也不成文章。清张谦宜（1648—1731）说：“行文先定大局，其中之平行、侧行、翻腰、掉尾，总是一气，如生龙活虎，浑身有力。开端须想接手如何，伏身便想跳起如何，进步先留馀地，旁撑须照拦头。”此乃经验之谈，是对“体段”理论的发挥。二、体式

陈氏论文章“布置”的“起、承、铺、叙、过、结”六字，实际上就是个大“间架”，但间架毕竟只是框架，就像建楼，框架中还需设置层级、墙壁、房间、门窗等等，相对框架言，它们是“内容”。这些部件各用什么材料，如何施工，都是很实在、必须预作规划的问题。《文筌·古文谱四》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又引入了“体式”的概念。所谓“体式”即文体类别，陈氏分了四大类，每类又分二项，即：“叙事（叙事、叙言）”、“记事（记事、记言）”、“议论（论事、论理）”、“辞令（应辞、问对）”。陈氏对所谓“体式”各项未作解说，揣摩其意，盖继承了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归类法。在《文章正宗》中，真德秀将各类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辞命”即所谓“王言之体”，包括诏、诰、谕、赦令、赐书、遗书、玺书、丹册、赐策、策问等，陈氏的“辞令”与此大致相当；议论即“谏争论说之辞”，其功能“或发明义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贬人物”，包括疏、对策、奏、对、封事、论、谏、上书、书、议、表、原、说、读、辨、赞、赠序等文体，陈氏所谓“议论”与此也相当；叙事有碑志、传、行状、记、序等文体，这包括了陈氏的“叙事”和“记事”。真德秀所谓“文章”是广义的，故除散文外，还有诗赋及韵文，兹不论。由此看来，陈绎曾的“体式”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散文和部分骈文、韵文，本身就是个庞大的体系。三、制法九十字

明白“体式”之后，陈氏用所谓“体制”来解析“间架”，有“制法九十字”，乃论具体的行文，有如建房时砌墙、安门窗等。“制”是繁体“製”字，“製法”即写作法，也就是行文法。因此，“制法九十字”，实际上就是九十种写作法，也就是细列文章所有“构件”的制作、施工方法，以回答“如何起，如何承接，如何收拾”等问题。这九十字是：引、入、出、归、承、粘、送、歇、过、设、影、转、折、警、激、顿、挫、起、伏、提、、点、应、呼、唤、排、抑、扬、开、合、收、纵、援、证、按、据、撒、伸、衍、掉、缠、蹙、叠、难、辨、解、规、戒、劝、颂、愿、欲、许、鄙、正、反、破、露、蓄、含、疑、断、憾、叹、剫、拙、覆、铺、叙、陈、录、述、探、斡、留、翦、超、跳、蓦、撇、钤、分、总、拾、兜、缴、截、贬、结、褒。

陈绎曾制表为图，简要地解说了九十字的功能及其在体式（叙、论、辞）、体段（起、承、铺、叙、过、结）中的适用范围。这里举前十字为例，以见一斑：《历代文话》所收日本元禄元年（1688）刻本《文章欧冶》（即《文筌》），其《古文谱》末有《〈古文谱〉制法注》，对该表略有解释。据其所释，“引”字下的“叙论辞”三字，以及末项“起承铺叙过结”六字，表示“引”字之法“皆可用之于‘叙’、‘论’等九字也，其下仿此”。就是说，以“引”字为例，无论是“叙事”（叙事、叙言）、“议论”（论事、论理）还是“辞令”（应辞、问对），也无论是在“起”、“承”、“铺”、“叙”、“过”、“结”各部位，都可用“先为虚词，引入本题”（即所谓“引”）的方法进行写作。其他类此。如果再直看，既然“制法九十字”的每个字都代表了一种作法，那么所有“体式”（叙、论、辞）以及六体段“起、承、铺、叙、过、结”之中的每一项，就都有九十种写法。如此说来，则“九十字”的实际涵盖面便非常大，几乎将行文的所有方法包罗无遗。

陈氏在图表末说，“制法九十字”连同“改润法”十字（此十字详后）共一百字，乃“作文活法，变化之妙，尽在是矣。此谱不可以言传，而可以心得。当于先辈作文时，观其用处而默识，所谓千学不如一见者也”。无疑他对自己发明的这个图表十分自负，同时又强调了实践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所谓“九十字”的“作文活法”，如上所说，实际效果和使用价值恐未必有陈氏自矜的那么大。我们可将图表倒读，以第一字“引”为例，那就是所有的起、承、铺、叙、过、结诸“体段”，所有的叙事、议论、辞令诸“体式”，皆可用“引”字法，即皆可用“先为虚词，引入本题”的行文法。在该图表中，“九十字”中除第八十九字“截”（“截断众流”）不可用于起、承、铺、叙外，其他全可“通用”。这就像号称“包治百病”的药方一样，实际效果不得不令人怀疑。因此，若将陈绎曾的“制法”与前述方颐孙的“遣文格”比较，陈氏盖不仅欲建构起一个指导全篇，而且能指导所有文章写作、带有普遍意义的“制法”（即行文法）体系。如前所述，方氏研究的是“积极行文法”，而陈氏则包括了积极行文和消极行文。故方氏的方法看似点点滴滴，但一点一滴都适于用，实际价值更大些；而陈氏“制法”虽然体大，但却不解决具体问题。即以上举“引”字论，学之者急欲得到指导的是“虚词”如何写？“引入本题”有何法？而陈氏提供的却是所有“体段”、所有“体式”皆可用的“法”，象砖头和预制板，建房时随用随取。这样拼成的文章，当然毫无特色可言，故他虽自矜为“活法”，实际上相当于“无法”。四、改润法“改润”即修改、润色，它虽不是行文，却是行文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环节。不窜一字的“天才”毕竟是个别，多数人作文都不可能象《文心雕龙·镕裁篇》所说谢艾“繁而不可删”、王济“略而不可益”；故同篇说：“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肬，实侈于形，二义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因此应当“善删”。文不厌改，我国古代有许多改润诗文的佳话，甚至有“一字师”之说。

陈绎曾提出的改润法共十字，它们是：翻（词理已具，重新翻改）、融（意有断续，融而通之）、点（质胜于文，点以字样）、莹（意有未清，磨而莹之）、插（失枝脱节，安插无迹）、变（段语近排，加之变态）、化（理有滓渣，化而去之）、割（可爱而冗，痛割弃之）、熨（突兀不安，熨而平之）、掇（前后失序，贵在移掇）。作为文章的修改、润色法，这十字已总结得相当全面，且意思明白，可操作性很强。

第三节　论行文难易、繁简与放胆、小心

在行文问题上，历来有两个在实践中不易处理好、因而也颇具争议的问题，即“难易”与“繁简”。难易，后来又演进为更具美学色彩的概念——“涩”与“圆”，或更易懂的词汇“隐晦”与“晓畅”。早在初唐，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在所著《史通·叙事》（卷六）中，就详尽地论述过行文繁简问题，他说：“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又曰：“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能省之又省，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他在该篇中特别提出“用晦”的行文原则：“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言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这里所谓的“晦”，本意不是晦涩，而是“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即语言含蓄，极具张力。然而“省之又省”，“玄之又玄”，又难免流于晦涩，故“难易”与“繁简”往往纠结在一起。刘氏所指是史书行文的毛病。后来古文家在散文写作中，同样被这两个问题所困扰，并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直到宋代文章家出，方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较好的解决。至于“放胆文”、“小心文”，原是宋末谢枋得提出的两个新概念，它关乎综合行文的方法，故也在此节一并论之。一、易道易晓与圆转如丸

古文所谓“难易”，“难”即词涩言苦，意晦难懂，读来“拗口”，甚者无法句读，故称这种文章为“涩体”；“易”则正好相反，文从字顺，明白晓畅。韩愈论文，本有“文从字顺”与“怪怪奇奇”、“佶屈聱牙”两种主张。在《答刘正夫书》中，他明确表示文章“无难易，惟其是尔”；但又强调“词必己出”，“陈言务去”，追求意新词高，不同于人，这就很容易走上“难”的路子，形成怪僻的文风。韩文大致是文从字顺的，但已有奇崛的倾向。宋初，柳开《应责》指出：“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这本来是对的，但他由学文转而“开道”后，恰恰就犯“辞涩言苦”的毛病，成为宋初古文一弊，影响极坏。清王士稹祯说：“予读（柳）开《河东集》，但觉苦涩，初无好处。岂能言之不能行耶？”

与柳开年代大致相当的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批评为文“难”的同时，提出“易道易晓”说，他写道：（文）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耶？……今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若第取其《书》之所谓“吊由灵”，《易》之所谓“朋盍簪”者，模其语而谓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此盖吏部诲人不倦，进二子以劝学者。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今子年少志专，雅识古道，又其文不背经旨，甚可嘉也。如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

所谓“易道”，是就文字、文句言，文字要平易，文句要合语法，读来通顺流畅；“易晓”是就文义言，概念要准确，意思要明白。王禹偁之论，应该说在理论层面已经很好地解决了“难易”的问题，但写作实践上真正做到易道易晓，却并非易事，因为造成文章晦涩的原因，除“言必己出”和“陈言务去”外，还有文人好奇、求新这两个因素，故直到南宋，仍有人作文艰涩而招致批评。如孝宗时陈武，名虽不著，地位却不低，就是个典型例子。《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载：“（朱熹）看陈蕃叟（武）《同合录序》，文字艰涩。曰：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看之明白无疑。”当然这只是个案，说明苦涩之风仍有市场，稍不小心就会露头。但就主流论，在欧阳修、特别是苏轼手里，“易道易晓”的目标就已实现，中唐以来为文艰涩的积弊已被铲除，行文酣畅、表意鲜明的宋文风格已经形成。

为文“难易”是学界熟悉的老“问题”，勿须多论。据笔者考察，宋人在实现了行文“易道易晓”之后，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为文“自然”、“圆转”的更高境界。苏轼持为文“自然”说，尝自论其文曰：“大约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陈师道曰：“扬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词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唯好奇，故不能奇也。”则后山主张不能着意“好奇”，而要“因事出奇”，顺其自然而自然奇特。金代作家王若虚（1174—1243）称“此论甚佳，可以为后学之法”。较之单纯从文字、文句求“易”来，苏、陈二氏显然进了一大步，当时影响很大。但如何为文才能“自然”？他们的象喻式论说，似乎还不够具体，文章“自然”毕竟与口头语言的自由表达不同。到南宋，文章学家重申刘勰“圆”的概念（刘勰论“圆”详下），不仅从根子上克服了为文“难”问题，而且将“易”最终提升到美学层面。“圆”较“易”在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前者要丰富、复杂得多，层次也要高得多，但易道易晓、流畅自然是它的基础，因此我们勿宁将“易”、“自然”同时提高到“圆”来一齐讨论。陈傅良《止斋论诀》讲论体文“造语”时，提出三个要求，第一就是贵“圆转周旋”（另二贵为“过度精密”、“精奇警拔”）。朱熹《与刘子澄书》曰：“子静寄得对语来，语意圆转浑浩，无凝滞处，亦是渠所得效验。”这时诗学也重“圆”。吕本中《夏均父（倪）集序》曰：“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也说：“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明归有光要求文章之“文势如贯珠”，曰：“结上生下，是谓贯珠势也。”又谓“文势如走丸”：“转换圆活，略无滞碍，是谓走珠势也。”此盖即上引朱子之意，——“结上生下”，谓文脉贯通，“语意圆转浑浩”；“转换圆活”，即行文畅达，“无凝滞处”。是即宋、明学者常说的“文势”。科举时文的论体文，更要求必须“圆”，很难想象一篇片面、偏颇甚至破绽百出、文字艰涩、语意凝滞的文章，会得到考官的青睐。《论学绳尺·论诀》引福唐李先生《论家指要·论间架》就说：“策文方，论文圆。”故《论学绳尺》以是否“圆”作为衡文的重要标准之一，凡“圆”文皆得美评。如卷四评危科《为治顾力行何如论》曰：“熔意铸辞，圆转清峭，可以见骊塘先辈之妙笔。”又卷五评黄朴《经制述作如何论》：“文势圆转，意味深长，盖自吕东莱《七圣论》中来，老作也。”又卷六评冯椅《仁圣博施济众论》：“文势圆转，节节相应，深得论体。”就是经义，因为同属论体文，宋人也要求某些部位必须“圆”，如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宋弘斋曹氏（泾）曰：“原题之体，其文当圆，其体当似论。”总之，无论古文、时文还是诗歌，宋人（特别是南宋以后）普遍重“圆”，圆转如丸成为行文“易”和“自然”的最高境界，也是宋文成熟后的主要特点之一。

据钱钟书先生考证，“圆”不仅是中国人的审美传统，西方亦如是。他说：“孔密娣女士曾在里昂大学作论文，考希腊哲人言形体，以圆为贵。……吾国先哲言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其下他举有大量例证，此略。需特别指出的是，钱钟书引明人李廷机《举业琐言》（上引陈傅良、福唐李先生也是谈“举业”）云：“行文者总不越规矩二字，规取其圆，矩取其方。故文艺中有著实精发、核事切理者，此矩处也；有水月镜花，浑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规处也。今操觚家负奇者，大率矩多而规少，故文义方而不圆。”那么到底什么是“圆”呢？钱氏曰：“余按彦和（刘勰）《文心》，亦偶有‘思转自圆’《体性》、‘骨采未圆’《风骨》等语。乃知‘圆’者，词义周妥、完善无缺之谓，非仅音节调顺、字句光致而已。”今按：论体文贵“圆”，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钱先生已举了散见于《文心雕龙》中的论“圆”语，其实该书《论说篇》还有专门论“圆”之文：“其（指论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则“圆”包括了两个构成要素：“义”与“辞”。在“义”方面，主观之“心”必须与客观之“理”契合，做到物我一体，天衣无缝，才算“圆”；在“辞”方面，语言要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人无懈可击，也才算“圆”。而语言的准确，应该包括流畅、自然，若为文“难”，读来艰涩，文不达义，固不可谓“准确”，更遑论“词共心密”，那是与“圆通”背道而驰的。

上述钱钟书的引文中，尚有何子贞《东洲草堂文钞》卷五与汪菊士论诗语，称诗要“面面圆，字字圆”，以为圆“一在理，一在气”。何氏曰：“理何以圆？文以载道，或大悖于理，或微碍于理，便于理不圆。”所谓“理”即“义”，是随时代不同、思想观念不同而变化的，何子贞所谓“理”，当指程朱理学的“天理”。但也有一些“理”是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地位的人都相通的，比如那些符合自然规律、伦理道德和文明社会真、善、美价值观的“理”，差别就不大。则刘勰所谓“辞共心密”，或钱氏所谓“词义周妥”，首先应该是“义”即“道理”周妥，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至于“词”如何才能“圆”，它既关涉行文，同时又是造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八章第三节论“造语”时详述。二、繁简得当

刘勰在《文心雕龙·镕裁篇》中，尝详论文章繁简问题。他写道：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而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覈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切，则短乏而非覈；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