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琢,徐建炜,傅钧文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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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国际理论前沿：全球价值链与失衡试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年来，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先行先试”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十三五”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完成了一批中央决策需要的、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成果。
在“创新工程”机制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编撰和出版项目，力图反映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硕士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提供引导，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是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二批集中成果，重在梳理国际领域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近年的重要观点和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习近平“5·17”讲话为原则，以我院60个创新团队为骨干力量编撰。
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丛书编委会2017年4月15日绪论：国际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重构
对于世界经济学科而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与趋势。正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传统国际经济联系机制，从而改变了所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和经济全球化与各国发展关系的研究成为世界经济研究的最大主题。在这里，无论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还是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理论，都面对着历史性的新课题和理论创新的新需求。这就是世界经济学科的前沿问题。
经济全球化早已不再是一个新名词。恰恰相反，数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已经把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推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全球化经济。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当代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当作一个类似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来研究，去寻找其中的规律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然要遵循全球化经济的规律实现增长与发展。当我们充分注意到全球化经济的新规律以后，无论是传统增长理论还是经典发展理论，都在回答新问题中被推到理论前沿。
对于全球经济学前沿问题，我们计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加以研究。微观部分，我们主要涉及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的发展动态，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动因、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福利效应；宏观部分，我们主要涉及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动态，包括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动因、理论基础、测度、福利效应。第一节国际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以及特点和问题
在对当代世界经济的研究中，理论界普遍把经济全球化作为基本趋势，并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半个多世纪以来，起源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经济不断地向具有更广泛深刻国际经济联系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不仅替代着国际贸易，而且创造着国际贸易，以其所构建的生产一体化使各国经济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了更高级的阶段。
国际直接投资核心并非货币的国际转移，而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当代世界经济即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影响和决定当代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微观基础，因而是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逻辑起点。
投资超越贸易要求世界经济理论重建。国际直接投资（这里指绿地投资）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母国生产要素向东道国流动，并通过这种流动与东道国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过程。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为例（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有所不同），母国流出的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本、技术、品牌、专利、经营管理方法、营销网络、高端人才等，东道国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等。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品的国际贸易有着重大和本质意义上的区别。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是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在生产分工与产品交换中各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仍然是相对独立的，各自运用本国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各国的生产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由本国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所决定，国际贸易的作用在于扩大分工创造生产力从而影响各国经济规模与结构。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合作，要素流动使各国不同的生产要素在东道国组合起来，这就意味着各国经济从生产的起点上相互融合，跨国公司投资的新企业是母国与东道国共同构造的一个新的经济细胞，是母国与东道国经济优势的结合，从全部生产要素的来源上已经无法绝对地说这是哪一个国家的企业，而只能说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国际直接投资使贸易形式下“生产的国际分工”转变为以投资为形式的“要素的国际合作”，不论产品最终是否进入国际市场，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国际化的，既不再是跨国公司母国的，也不再是东道国的。
国际直接投资不仅改变了生产的国家性质，而且改变了国际贸易流量与流向，是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投资跨国化从而生产一体化的意义超越了贸易自由化，是形成全球化经济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
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化经济中深刻的和基础性的影响决定了仅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和分析全球化经济。比较优势论是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也被作为世界经济分析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比较优势论基于各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证明了贸易发生的必然性并对各国都有利，在这一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比较优势论是劳动单一要素观，不适合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下多种要素的国际组合现象。即使其“比较的比较”同样的原理可以扩展到多要素，其核心结论也仍然是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异决定贸易，其中不包含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各国生产率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比较的比较”这一精美的逻辑在要素流动下的国际贸易的决定上仍然是正确的和适用的，但一国的贸易结构不再是本国比较优势的体现，显性比较优势是要素流动与本国原有比较优势的综合体现。
要素禀赋论是又一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是世界经济分析国际分工要素结构特征的基础理论。要素禀赋论所作分析的起点正是国与国之间要素的不流动。正是因为不流动，各国均生产和出口本国富裕要素密集型产品决定了贸易的可能性与结构特征。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要素流动可以使一国改变原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生产贸易结构。要素流动后形成的贸易不再是一国本国拥有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体现，落后国家可能生产与出口高技术产品，进口原材料，资本稀缺国家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出口结构不再能体现国家发展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了跨国化的、一体化的生产使传统的国际分工概念不再适用。一方面，分工这一概念中的“工”仅仅体现了劳动力一种要素不能体现多种要素，另一方面，“分”也没有确切反映多种生产要素的国际组合，而这正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点。把国际直接投资与要素流动称为“要素分工”，在对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优势的认识上是有意义的，但在“分工”这一提法上仍然存在缺陷。国际直接投资下的世界经济是“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即各国的生产要素经过国际流动实现组合，形成生产过程的合作；不同类型的国家创造和提供不同生产要素是这种合作的基础，也是生产地国际配置的成因和全球化经济运行的核心。
由此可见，世界经济理论研究要深刻揭示全球化经济的特点、规律与影响，就需要深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特点、规律与影响出发研究全球化经济是实现世界经济新的理论创新的突破口。第二节要素流动下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从微观层面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基础，从而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与结构特征，使以生产分工为基础、以国际贸易为纽带的世界经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形成了当代全球化经济的新的运行机制与结构特征。一、国际贸易数量与结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贸易量迅速上升，其原因包括各国贸易障碍的降低和消除，各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要素流动对贸易的创造作用。就国际投资本身的目的而言，其可能是因为投资国企业为跨越贸易障碍，降低运输成本进入东道国市场，有替代贸易的作用，然而，国际直接投资更多产生的则是贸易创造的效应。一方面，要素流入使东道国闲置生产要素投入使用，推动了经济增长，从而扩大了贸易规模；另一方面，要素流动往往是因为跨国公司寻求更低生产成本或更合理生产布局，从而把东道国纳入全球生产销售系统，其中包括构建价值链国际分工从而形成了产品内贸易。这些投资往往导致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证明，要素流动的贸易创造效应大大超越了贸易替代效应。在贸易结构上，要素流动使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获得了稀缺的高级生产要素，成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出口国，改变了按其要素禀赋结构只能生产出口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结构，提高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价值链分工性质的直接投资还形成了加工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使此前以一般贸易为主体的贸易结构大大拓展。二、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的决定原理变化
长期以来国际分工与贸易下的收益分配是世界经济理论分析中的难题。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总试图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与贸易中的相对不利性，主要依据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的不等价交换机制。这些分析也涉及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并认为产业结构差异是导致国际收益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国际市场不存在垄断或不等价交换情况下这些证明又是乏力的，结构水平差异导致收益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市场上相对于需求供给水平的差异。用产品市场机制的分析更无法说明国际直接投资下的收益分配。事实上，全球化经济要素合作条件下的国际收益分配正是由要素收益规律所决定的：要素的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从而决定要素收益；决定国际收益分配的是要素市场而不再是产品市场。发达国家更多拥有高级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更多拥有低级非稀缺要素，这一基本格局决定了前者必然获得更高收益，而后者收益则相对较低，这就是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分配规律。要素相对稀缺性差异决定的分配规律同样也可以说明传统国际贸易中的收益分配：高级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的收益率必然高于低级非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因为前者导致较低的供给而后者导致较高的供给。在稀缺要素决定高收益率的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强烈的发展需求，注重以政策激励引进外资即高级要素流入，更增强了国民收入向跨国公司的转移或税收收入的减少。事实上，用“分配”一词来表述国际投资中各国的收益差异并不合适，因为要素的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即收益，并不存在一个决定分配比的第三种非市场力量；国际投资也往往会增加总产出使两类国家都提高收益，而不是一种基于定值的分配过程。三、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的国家意义变化
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国在一年内新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体现了一国的经济规模，也往往被看作为财富增长的标志。然而，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条件下以地理（国家、地区）为基础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中“国家”或“国民”的意义。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地区）所有生产要素收入的总和。如果以要素收入为基础分析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发现，其中一部分是流入要素的收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部分的比重日益提高。特别是对于开放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流入的是高级生产要素其相对收入更高，从而不属于本国要素所有者的这部分比重更高。从地理意义上看国家的经济规模确实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上，但是，从本国国民即本国要素所有者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新增收益与财富的真实表现，不能反映国民福利的提高。事实上由于新兴经济体流入的是高级要素，收益率更高，再加上政策激励因素，本国国民实际财富的增加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更大。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往往掩盖这一点，使人们忽略劳动者的低收益率，忽略土地、资源与环境的成本。相反，发达国家投资国却因为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境外，其收益未计入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使人们低估其实际财富的更快增长，即使跨国公司利润再投资或一时未汇回也是这样，事实上再增强了其未来财富获得的能力。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统计进行的国际比较严重扭曲了两类国家国民的实际富裕水平：要素净流出国被低估，要素净流入国被高估。四、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变化
在一般经济分析中，一国的出口规模、出口产品结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顺差规模等常常被作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标志。但是，由于要素流动，与出口相关的这些指标已经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准确体现，甚至还可能给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处于分工的低端，但却是该产品的出口国，并因为其加工成本低而以其价格优势显示出竞争力。同时，传统产业大量向劳动力、资源与环境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流动，迅速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出口规模，其成本优势也转化为竞争力。然而，价值链分工中处于高端的发达国家才是核心技术与品牌的拥有者，是产品价值构成的主体。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国家不论生产什么高级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实际上间接地都只是在出口劳动力。在新兴产业崛起和现代服务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传统产品出口国在国际分工中事实上仍然处于被主导地位。当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规模等被视作国际竞争力的标志时，要素净流入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被夸大了。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真正的竞争力仍限于劳动力、资源与环境成本，这些低成本构成了要素流入的引力，然而其低收益与负外部性却是被忽略的。相反，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虽然因产业转移而表面上下降，事实上高级要素却仍然是其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并不断地创造着更高的收益。五、国家核心能力的内容变化
主要国际组织如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管理学院在国家竞争力排名的分析中，广泛涉及了经济规模、基础设施、市场制度和企业管理等多方面因素作为国家竞争优势或核心能力，是科学合理的和全面的。然而从当代全球化经济的发展特征看，生产要素流入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关键在于促进要素的大量流入。因此要素的集聚能力成为全球化经济中国家的一种核心能力。正是这一能力，使这些国家弥补了高级生产要素短缺的发展瓶颈，实现了各种稀缺要素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发展条件。构成这种要素集聚能力的是国内体制的优化，市场机制的形成、政府服务的效率，低端非流动性要素的低价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经济要素”构建，同时还包括开放战略的规划实施，对外资外贸的政策激励，市场准入的不断扩大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规范的实行等“全球化经济要素”的构建。要素集聚能力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得到了普遍承认。然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于其拥有另一种核心能力，即高级生产要素的生长发育机制。发达的市场机制、成熟的企业制度、雄厚的技术基础和庞大的人才队伍，使技术、专利、品牌和管理等各种高级生产要素不断自我生长，并在国际要素合作中得到更高的收益。六、经济增长的成因变化
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是经济规模扩大即增长的路径之一。全球化经济的特点是，要素流动增加了整个世界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总量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一增长是通过多种机制形成的。首先，高级要素的流入将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土地和劳动力等闲置生产要素纳入生产过程，或使原来低效使用的这些要素得以更高效使用，推动了增长。其次，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流出并不会绝对减少这些国家的使用，而货币资本在这些国家本来又是充裕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才是稀缺的，所以要素流动必然使世界要素投入总量增加，从而推动增长。再次，大规模的要素流入使东道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出现生产集聚，形成企业规模经济和产业规模经济，加上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市场网络的作用，导致国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最后，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还可能通过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等推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可见，正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了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全球化经济中特有的增长机制。七、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变化
今天世界经济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不平衡。不平衡集中表现在贸易的不平衡，即新兴经济体出口贸易的顺差和发达国家的逆差。贸易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的结果。不平衡形成的根本原因并非新兴经济体更快速的增长或国际竞争力更快速的提高，而是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为基础的国际产业转移。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通过直接投资将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或通过价值链分工将产品最终组装等低端环节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致使新兴经济体开始承担起世界传统产业生产者的职能，而发达国家不仅需要进口和消费这些产品，又没有发展起足够多的新出口产业，于是贸易不平衡就形成了。可见，今天世界经济中的贸易不平衡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或个别国家国际竞争力变化的结果，而是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从而导致产业转移的结果。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的意义是双重的，不仅包括两类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而且包括各自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变化，这是世界经济的一次历史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减少和消除这种不平衡不可能依靠汇率调整，因为汇率一旦消除了贸易不平衡，也就消除了产业转移的基础。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发达国家发展起一批新兴产业，而新兴经济体也将通过对技术、装备的进口和对外投资平衡国际收支。短期内各国的政策协调将缓解不平衡的矛盾，而从长期看再平衡的过程将是世界经济的另一次历史性进步。第三节发展政策与发展战略的新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既要从全球化经济的基本特征出发，又要根据本国发展阶段的推进，同样基于全球化经济的特征实现适时的转型与升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问题与发展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国际贸易是否作为发展战略的启动方式提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与发展路径，从而也对发展战略与发展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通过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但是新兴经济体所走的不完全是这一条道路。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选择了开放型发展战略。这种开放战略包括贸易开放，引入竞争促进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引进外资，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在此拉动经济增长与发展，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对外贸易。新兴经济体所选择的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而是在引进外资基础上构建新的比较优势发展外贸的战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比在本国经济结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对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在要素流入下外贸的发展仍然符合比较优势原理。除了经济全球化的宏观历史背景外，新兴经济体能够成功选择新的发展道路的客观原因在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特征——不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决定了国际投资的方向：资本、技术、品牌、管理等易流动要素向土地、低级劳动力等不易流动要素的国家流动。生产要素自然属性决定的流向特征是新兴经济体战略选择的基础，也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条件下更快发展的条件与原因。
正如吸收外资成为发展战略的新主题一样，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分析方法出发深刻启示着发展政策选择的原理，并启示着发展战略的推进方向。在以要素引进启动发展的战略推进到一定阶段时，新兴经济体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战略转型升级。
一是从制造政策引致性扭曲向消除扭曲转型。面对国际直接投资大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在发展战略中进行政策激励成为扩大要素流入的核心。对于一个非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而言，激励外资的各种政策措施既促进了要素的流入，同时也具有瓦解旧体制、推动市场经济形成的作用。营造适合于外资企业的发展环境也就营造了市场，引进外资企业也就引进了竞争。但是，要素流入激励政策是通过制造政策引致性扭曲来达到上述效应的，因而随着发展进入一定的阶段，必然要求发展政策实现适时转型。对于一个市场机制逐步形成的经济体而言，国内企业逐步成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各种政策激励则会导致要素价格的政策引致性扭曲。偏向外资的政策激励抑制了国内资本投资，压低了国内劳动力价格，增加了政府公共支出或减少了财政收入。在开放发展的高级阶段上应改变片面对流入要素的激励，消除政策引致性扭曲，实行对国内外资本等多种类要素公平的发展政策，通过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实现更有效的发展。
二是从要素引进向要素培育的转型。新兴经济体依靠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但是其发展中依靠低级要素的低收益规律也同样不可否认。因此，培育高级要素必然成为发展更高阶段上的核心目标。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存在着完善成熟的高级要素成长机制，因此要素培育成为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新的核心，要素培育能力成为继要素集聚能力之后的一个更重要的国家核心能力。一个国家只有真正拥有了大量高级要素，才能在这个“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的全球化经济中居于主导和有利地位。技术、产品、管理与经营方式广泛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尤其是优秀人才的培养就是高级要素培育的内容。这也证明了发展战略核心与全球化时代特征之间的紧密联系。要素培育和国内更完善市场机制的形成也将极大地有利于消除前一发展阶段中为激励高级要素流入而形成的政策引致性扭曲，公平的要素价格政策将为经济发展创造更高的效益。新兴经济体应有效利用在前一发展阶段中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加快本国高级要素的培育，加快技术的自主创新，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各种高级要素，特别是购买技术，通过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形成本国的技术进步。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战略重点：要以获得稀缺要素为重点目标，通过投资获得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络并对国内溢出，从而实现在高端水平上的国际要素合作。
三是从产业引进式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与核心问题。要素引进使新兴经济体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和价值链分工实现了结构进步，然而从高级要素非本国所有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进步不是完全和真实意义上的。只有本国拥有主导性生产要素的产业结构进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升级。从生产要素的观点看，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的核心是要素结构的升级。在开放的条件下，不能简单地只从发展现实上看产业结构升级，否则纯粹由外商投资发展新产业也可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然而这只是外资飞地式的发展而不是本国自身的发展，相反还会在更大差异上形成收益不相等的要素合作，对本国产业升级形成更大的压力。产业结构的真正升级应当是本国主导的自主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的关键是获得稀缺高端要素。人才、技术、专利、品牌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自主式发展是新阶段的核心。第四节全球化经济理论体系的探索
上述分析表明，要素流动理论是认识全球化经济形成原因、运行机制和发展特征的基础理论。可以此建立国际经济学基础理论，形成理论体系并探索发展战略。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理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现实依据，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经济学与全球化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完整而系统的现实依据。
从1979年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起，中国对以开放实现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外贸、外资是此后3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两大引擎。在很大程度上外贸还是以外资为发展的条件。外资的引进不但解决了当年中国资金缺乏的关键问题，而且带来了技术、管理、品牌和国际市场销售网络等中国所缺乏的关键生产要素，并激发了中国闲置劳动力的使用，对经济的规模扩张性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其具体内容就在于抓住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大发展的世界经济历史性变化的机遇。正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形成了产业的国际转移和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构造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拉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促进生产要素流入的关键是构造了开放政策下的全面系统的操作措施，这一切构成了与生产要素相对应的全球化经济要素。中国不断创造适合于跨国公司经营发展的环境，包括更好的基础设施、政府服务、产业配套和国内市场等，这一切又构成了与生产要素相对应的经济要素。
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成功崛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路径也典型而全面地展现了全球化经济的运行特征和一个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发展国家的发展道路。
国际经济研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始终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经济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道路、战略、政策与体制的研究，力图从中获得借鉴。国际经济学界关注对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等贸易理论的研究，努力为以贸易推动发展提供依据。国际经济学界全面研究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为开放战略和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提供了战略思路。作为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国际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也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著述相当丰硕，观点不断创新，理论一再突破。
在对外开放30多年后，全球化经济已经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今天，借鉴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的分析体系，从基础理论建设出发系统剖析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机制，建立国际经济学新的分析体系已经成为可能。本书就是在这一条件下进行的一次探索与尝试。前四章以全球价值链为突破口，探索了对应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主题，后四章以全球失衡为突破口，探索了对应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主题，试图借助成熟的、公认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全球化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与宏观证据。微观篇：全球价值链第一章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何为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正是由早期产品的价值链、全球商品链等概念逐渐演化而来。波特（Porter）于1985年在其著作《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Porter,1985），他认为企业生产产品包含了从产品设计、生产到最终销售等多个不同但又相互连接的活动，每一项活动均形成价值是企业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活动形成的价值相连接即形成了价值链。格列夫（Gereffi）等又将价值链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并将其分为生产者驱动全球商品链和消费者驱动全球商品链（producer-driven and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Gereffi等，1994,1999）。基于此，逐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UNIDO,2004），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在此过程中包括了从原料采购、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载体。鲍德温（Baldwin, 2012）指出商品、投资、服务、专业技术和人们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跨国流动，称之为“供应链贸易”——已经改变了世界。技术进步，成本降低，资源和市场的可得性驱动着当前的国际生产分工。贸易政策的透明化和自由化也为国际分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对我们如何看待和解释当前贸易格外重要。全球价值链的运转网络非常复杂，涉及制造业企业、物流、运输和其他服务，也涉及报关代理人和其他政府机构。鲍德温和维纳布尔斯（2013）提出了“蛛网”概念（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多种零部件以不特定的顺序被组装）和“蛇形”概念（生产加工过程的顺序是由工程决定的，商品从上游企业到下游企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且在这一个过程中伴随着价值增加值）作为两种组织基准。
然而大多数国际生产加工过程是这两种方式的混合。全球价值链的高复杂性和产品特性的不同几乎不能通过一个单一的方式去定义、测量和描绘全球价值链。杜克大学在《全球价值链倡议》中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全球价值链描述了一项生产活动从其概念的产生到其最终使用的全部范围。因此，这些经济文献已经发展到使用不同的概念、方法和术语来研究不同的方向。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贸易和劳动力市场都产生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如收入不平等、贫穷和环境等问题。如今，即使是在政策讨论中时常被提起的测量方法，比如双边贸易平衡、出口市场份额或实际汇率，都需要被重新定义来解决在贸易流动中引起的国内外价值增加值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世界生产格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造成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各国的产品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各国大量进口中间制成品后进而出口，国际生产共享成了推动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力。运输和交通成本的相对下降、科技的加速进步、政治经济贸易壁垒的消除使生产国际分工的机会大大增加。基于国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成了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
在过去的20年里，运输和通讯成本的下降、科技的快速进步、政治经济壁垒的降低和资本流动的放松管制都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世界贸易组织（2008）认为驱动全球价值链的两大重要因素分别是：国际贸易成本的减少（包括降低关税率、降低运输和通信成本，以及减少交换货物所需时间）和更低的离岸外包管理成本（包括搜寻成本以及监控、协调国外活动的成本）。Baldwin（2013）提出了另一个理解全球供应链的方法，就是把其放入历史角度中来讨论那些可能影响它们未来发展的因素，即专业化收益和协调成本之间的权衡。一、科技革新与贸易成本下降
科技进步是全球价值链的关键驱动力。科技进步使得全球化生产成了可能，为生产国际分工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信息、远程通讯、运输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对于协调产品活动和全球价值链的极其复杂的管理协调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科技、信息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发展决定了国际贸易的成本。随着这些成本对国际分工活动重要性的增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成本节约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海运是世界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遭遇了重大的科技变革，这也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联系。如胡梅尔斯（Hummels,2007）所验证的，开放登记航运的增长、贸易量增加的规模效应和集装箱的引进都减少了运输成本。开放登记航运是注册方便旗船的惯例，能有降低管理和配备人手的成本。海运数量的增加是因为悬挂了方便旗，因为这比悬挂传统旗的船只具有更低的船舶运营成本。而且，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减少了货物装卸、货物转运和创建枢纽港的成本。（Clark等，2004）。
运输技术的重要科技创新也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更多会受到运输速度增加和可靠性的影响。因为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更注重交货的及时性和国际供应的持续性，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个论点也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即中间投入的贸易增长份额是由飞机运输的，这是一种快且相当昂贵的运输方式。如Hummels（2007）所谈论的，在过去几十年中，航空运输实现了飞速的技术变革，包括航空电子设备的改善、机翼设计、材料，而最重要的采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这种发动机速度更快，燃料效率更高并且也可靠。Hummels和Schaur（2013）研究了企业在空运和海运之间的选择，发现零部件贸易对时效性更加敏感。这些结果表明快速运输相对成本的减少和生产国际分工增长中间存在重要联系。诺达斯（Nordas,2006）也证实了时间作为一个竞争因素的重要性。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同样改善了物流服务，促进了中间产品及时有效地进行交易。例如Hillberry（2001），随着有效的远程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定位系统使公司能更好地跟踪和安排他们的货物运载。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战略地理布局将更为充分，有些地区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分配和物流枢纽。Feenstra等（2002）研究了香港在中国出口分布中的作用，他们认为香港就是利用了其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了对货物的分类、包装、检验、销售和匹配供应商来实现其价值增加值。在近几十年，信息通讯技术（ICT）取得了巨大进步，远程通讯成本下降明显。这些主要的变革也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在服务领域内的发展。Deardorff（2001）认为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更为重要。全球价值链的运转更多地牵涉到服务投入而不是仅仅是最终产品贸易，因此这些活动往往需要依靠于低成本适当服务的可得性。重大的科技进步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有效地降低了他们的成本。Debaere等（2013）运用爱尔兰2000年到2004年企业层级的数据，研究了服务对制造业离岸外包的影响。他们发现本地服务的发展对进口中间产品的销售具有促进作用。Abramovsky和Griffith（2006）利用英国企业层级数据，测量了信息通讯技术是怎么影响了离岸外包服务成本，并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在帮助公司决定购买国外商业服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随着电子传输商业服务交易的迅速增加，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领域内的服务贸易量也逐年上升。Garner认为信息成本的下降使得服务贸易更趋于以下四点特征，即劳动密集型、可信息化、可程序化和更高的透明性，Van Welsum和Vickery（2005）进一步强调了信息通讯技术对于服务离岸外包的重要性。
随着电子通信逐步取代面对面交流，地理距离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重要性下降了。实际上，通讯网络的巨大科技进步和全球高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使得商务服务贸易产生了新的方式。国与国之间的时差为产品生产的连续作业提供了条件。印度软件行业的发展或者爱尔兰的呼叫中心服务行业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子。Marjit（2007）、Kikuchi和Iwasa（2010）的理论分析表明考虑到连续作业在适当分工的情况下的可行性，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电子通讯基础设施相联系，于是他们发现时区就是商业贸易服务的驱动因素。二、两次分离与垂直专业化分工
国际分工的发展依托于科学技术的革新。Baldwin（2006）将蒸汽机革命和信息革命视为影响全球分工最重要的两次科技革新。第一次分离开始于蒸汽机革命。在蒸汽机革命之前，生产和消费被限制于邻近地区进行。蒸汽机革命的发生使产品的生产成本开始下降，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的分离（第一分离）成了可能。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际空间上的隔离使得国际贸易得到了发展。第二次分离开始于信息革命，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之间交通和沟通的成本开始下降，国际生产的分工范围也开始不断扩大。产品生产在国际范围内扩散，贸易的规模开始膨胀。以前聚集工厂或办公地的生产阶段在空间实现了分离（第二分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本质。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本质。
科技革命带来的两次分离促进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加速了国际贸易的飞速增长（Hummels等，1998,2001; Yi,2003）。Balassa在1967年最早提出了垂直专业化（Balassa,1967），并将其定义为：将一项商品的连续生产过程垂直分割成一条垂直的贸易链，而由每个国家以其比较优势承担某个阶段的商品生产，获得相应的附加值。由此，学界开始聚焦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试图从不同的理论中找到垂直专业化的原因：分别有比较优势理论（Dixit和Grossman,1982）、规模经济（Ishii和Yi,1997）、不完全竞争（Chen et.al,2004）、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Grossman和Helpman,2004）。
为了更好地刻画由垂直专业化所带来国际分工的变化，国际经济学家们试图寻找不同的概念来对这一变化进行描述，Arndt等（2001）提出的国际生产分工（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Yeats（1998）提出的全球生产共享（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Glass等（2001）提出的国际生产外包（offshoring or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和Grossman等（2008）提出的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这些术语都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分工的现状进行了刻画。虽然它们的涵义不尽相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均体现了跨越国界生产的日益广泛性，以及分割全球价值链、各方共同参与生产的重要性。第三节 经济贸易制度自由化
政治经济壁垒的消除是贸易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通常也是全球价值链的制度基础。如鲍德温（2012）所论述的，供应链贸易是区域化的，受制于区域贸易协定（RTAs）、双边投资条约（BITs）和发展中国家单方面改革。供应链贸易大多数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系外完成的。实际上，全球价值链的广泛性给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带来了很大挑战。WTO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最近达成了一个综合的贸易协定（“巴厘一揽子协定”），旨在于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它涉及简化跨境贸易程序，包括贸易便利化协议，并意在降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
如今，全球生产网络由三个主要的经济区域所构成，即欧洲、亚洲和北美。就欧洲的区域生产网络而言，中东欧国家不断加入欧盟给欧盟国家内部创造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空间，编织了一张紧密的国际贸易联系网络。这给欧洲经济共同体带来了新的经济活力，Kaminski和Ng（2005）在2002年调查了十个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网络。他们表示这些国家的贸易网络经历了重要的变革，即从简单的组装业务转变成了复杂的加工装配业务。Marin（2006）运用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司样本，调查了1990年到2001年这两个国家对东欧的投资计划，研究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公司内部贸易模式的演化。Behar和Freund（2011）用零部件的国家贸易数据检验了欧洲分工是怎么形成的，并讨论了欧洲一体化是如何促进欧洲中间产品的内部贸易。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在一个区域内的演进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支撑。
亚洲的区域生产网络研究集中在中国入世的相关影响。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实现了贸易开放。Zhao（2005）对中国过去十年中的改革开放进程做了详细描述，认为因为改革是中国加入WTO的重要条件。Athukorala（2009）研究了在全球生产分工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国家的出现如何影响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表现。他认为中国作为主要的装配中心，快速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为其他东亚国家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加入价值链的各个部分创造了新机遇。Kimura和Ando（2005）研究了东亚的国际网络结构。Kimura和Obashi（2011）最近详细讨论了东亚的生产网络，包括它们的结构、生存环境和它们的影响。此外，Escaith和Inomata（2011）发现科技、制度和政策的联合变革使得东亚出现了生产贸易网络。
研究同样指出亚洲各国较低的关税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的数量上升。此外，亚洲国家间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有助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在这些区域的发展。其中最知名的贸易协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于1992年签署至今，由东盟的十个国家组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在这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努力促使东盟经济共同体在2003年形成，旨在为东盟国家创建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如Athukorala（2011）所研究的，以中国为最终装配中心的网络贸易加强了亚洲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中国在其中也起着关键作用。中国作为亚洲生产集团的主要参与者，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日本和美国。Orefice和Rocha（2014）认为生产网络贸易与更深的贸易协定之间有着积极的双向关系。一方面，签署深层次的协议有助于供应链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生产网络的出现。深度一体化的影响对于汽车零部件贸易和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第四节 外国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与公司内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价值链扩张后的结果。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延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其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以自身所拥有的技术、管理、品牌、营销网络等高级要素为依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建立起最有效率的国际生产网络。不同于以往跨国公司将国内和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看成单个相互分割的市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展开下，跨国公司开始将全球市场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战略布局。
就传统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是充分利用各国的优势资源，从而使其经营活动利润最大化。在这个逻辑框架内，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存在差异，跨国公司在国外设置生产设施并利用东道国特定生产阶段的要素成本优势，以降低跨国公司的产品生产成本。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比例不同，且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重要原因之一。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技能丰富的国家要在低工资国家建立一个附属机构的原因。然而，有经验证据表明美国公司内部贸易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中以及在资本充裕的国家之间。这些模式下的公司内部贸易导致了新的理论研究出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公司的边界和新的经验主义下跨国公司的整合战略上，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司内部贸易和在不同国际公司外包模式公司的选择上。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本质就是要将全球要素最优组合。从国际投资理论的视角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我们发现成本降低和产品差异化是全球要素最优组合的核心目标。一、垂直专业化与水平专业化
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强劲增长。生产率的差异性对公司决定是否将某个生产过程执行外包，还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常规贸易来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采用新的生产模式并且在国际贸易中成为更加出色的角色，全球价值链与外资流入量和子公司向母公司投入越来越相关。
因此，微观企业的FDI作为一个研究变量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此框架下，国际经济学家开始针对不同功能类型FDI下的微观企业对外贸易的展开进行了研究。不同类型的FDI也涉及了不同形式的全球价值链构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支被称为“垂直型FDI贸易一体化”的研究。此类FDI是指公司将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割成若干阶段，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进而通过国家贸易的形式实现中间产品的相互衔接，其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收益来源在于微观企业要素全球最优配置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Helpman（1984）为早期涉及垂直型FDI模型的文献。Helpman（1984）假设公司内存在两种经营活动，一种经营活动负责制定长期规划、管理、研发等；另一种经营活动则负责相应的具体生产活动。两类经营活动所使用要素的密集度不同。开放经济条件下，公司会根据两个国家相对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将此两类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活动在两国间进行调配，配置过程中形成的资本流动即为垂直化的FDI。
而另一分支则称为“水平型FDI贸易一体化”研究，含义为此类FDI的存在使得微观企业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大致生产和提供相同的产品和服务，进而绕开贸易壁垒直接在当地销售，其间接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收益来源于东道国市场的企业产品销售。马库森（1984）作为早期涉及水平型FDI的文献。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被视为在两个禀赋相近国家间发起水平FDI的一个重要动因。水平FDI的出现使得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生产相同的产品，从而形成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效应。
马库森（1997,2001）的工作作为集大成者，将垂直FDI和水平FDI融入到统一的分析模型中，模型称为“知识资本模型”。此模型允许三种公司模式存在：本土公司、垂直型跨国公司、水平型跨国公司。同时伴有三大假设：第一，分割性。即以管理、研发为主的知识型经营活动与具体生产活动可以被跨国公司分别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第二，要素密集性。即以管理、研发为主的知识型经营活动的要素密集性为熟练劳动密集型。第三，联合性。即以管理、研发为主的知识型经营活动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如设计图等。第一和第二个假设的出现使得垂直型跨国公司可以将管理、研发等知识型经营活动和具体生产活动设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实质地点的选择取决于要素价格和市场规模。第三个假设的提出则是驱动公司层面规模经济的重要起点，由于联合性的出现才促使了水平型跨国公司的形成。在此假设的基础上，马库森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结论：垂直型跨国公司和水平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主要取决于贸易壁垒、两国规模和要素价格的对称性。当两国之间贸易成本高且收入和要素价格相对称时，水平型跨国公司将会占主导，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收益将来自跨国公司通过生产要素跨境流动规避贸易壁垒所形成的收益；当两国之间贸易成本低且收入和要素价格不对称时，则垂直型跨国公司占主导，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收益将来自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下跨国公司各子公司劳动生产率的提高。Yeaple（2006）发现更高的资本和研发强度的行业，公司的内部进口份额趋向于更高。Nunn和Trefler（2008,2013）运用产品层面的数据对美国公司内部进口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总公司的非合约投入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整合非常重要。二、外包与一体化
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学家们所广泛关注的议题。Antras（2003）所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该理论将不完全合同理论（Grossman和Hart,1986; Hart和Moore,1990）引入了贸易理论，认为微观企业贸易收益来源于不完全合同理论，着手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一体化或是外包？”
Antras（2003）将交易双方的博弈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假定不管是选择一体化还是进行外包都必须经历中间品加工完成后的议价阶段，选择一体化的企业如果谈判失败仍可完成部分最终产品获取部分准租金（quasi-rents），而选择外包的企业则无法完成最终产品。在博弈的过程中，合同的不完全性体现在：如果交易双方在合同签订之初将交易价格商定，加工企业势必以次充好，引发“道德风险”，然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由于处于“一对一”的委托生产关系之中，其加工生产的中间品具有特殊性，因此提供给外部企业的可能性为零。所以，在中间品加工完成后的谈判过程中加工企业会陷入劣势地位，进而具有前瞻性的加工企业则会降低其最初的投入量，使中间品产出低于最优水平。以上所产生的问题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在合同不完全的情形下，最终品制造企业依赖加工企业提供的中间品数量越多越容易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外包作为最终品制造企业向加工企业提供的激励机制被引入了讨论，相对于一体化而言，加工企业在外包过程中将会获取更多的“残差权力”（residual rights），这意味着更多的利润分配权。Antras认为最终品制造企业选择一体化或是外包的关键取决于企业是否对以中间投入品形态存在的生产要素享有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用合约投入品密集度（Contractual input intensity）来衡量：即最终品制造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投入品与加工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投入品之比，记为β。最终品制造企业所提供的中间品以研发、管理为主，当β＞1时，则最终品被定义为研发密集型产品；而加工企业所提供的中间品以零部件组装为主，当β＜1时，则最终品被定义为组装密集型产品。该比例关系又反映了“委托—代理”风险，当β小于某一临界值时，为了避免委托代理风险的急升，最终品制造企业将外包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将中间品外包给“合作”公司进而选择加工贸易；而当β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意味着委托代理风险较低，最终制造企业则会选择一体化投资展开公司内贸易。
Antras和Helpman（2004）进一步将合约投入品密集度和异质性企业两个概念融入到了同一模型之中。该模型的基本框架为南北两个国家，劳动力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均以中间品的形态出现。北方国家的工资水平高于南方国家，最终产品和研发密集型的中间投入品仅在北方国家进行生产，组装密集型的中间产品既可在北方国家也可在南方国家生产，假定存在四种公司组织形态，它们的固定成本由高到低分别是在北方国家内实施一体化的企业、在北方国家内进行外包的企业、对南方国家实施一体化的企业、对南方国家进行外包的企业。Antras和Helpman认为要素合作的模式取决于合约投入密集度，外包一般出现在组装密集型产品所处的产业中，而一体化则出现在研发密集型产品所处的产业中。而企业是否进行要素流动则取决于企业间不同的生产率。企业对外进行要素流动相比本国内部生产流动将会形成更多的沉没成本，两位作者指出只有当企业的生产率足以抵补此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对外要素流动。因此，由于企业间的生产率不同，这四种形态的企业可同时分布于同一行业中。企业选择出口还是通过要素流动来拓展海外市场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相对于运用本国要素进行产品生产的出口模式，在生产率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通过要素的跨境流动，推动本国要素与当地要素的合作，来实现产品的共同生产。而要素合作的模式则由所生产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密集度决定，不管是一体化还是离岸外包，中间投入品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凝结，另一种形态将各国要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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