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工业大学陆学艺学术思想研究中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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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艺学术讲座”辑录(一)试读：
如何应对结构性的就业困难
蔡昉主持人：北京工业大学陆学艺学术讲座现在开始。
我们举办陆学艺学术讲座，是由北京工业大学获批的“2011计划”首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提议，由校长办公会、校领导批准的，这是一个人文社科类的讲座。
北京工业大学开展陆学艺学术讲座，实际上是为了缅怀陆先生为人文社科，特别是为社会学研究和实践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和推进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利用陆学艺学术讲座这个平台去讲解、研究、探讨社会学，还要关注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等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希望通过陆学艺学术讲座，推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
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我们国家劳动经济学、人口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蔡昉研究员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党的十八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老龄化理事会成员、英国皇家学会人与地球工作组成员等。著有《中国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主编《中国经济转型30年》等。蔡先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到北京工业大学做陆学艺学术讲座的第一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陆学艺学术讲座受到学校高度重视，下面我们首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郭广生校长讲话。
郭校长：尊敬的蔡昉教授、尊敬的陆雷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举行一个非常简朴，但是非常隆重的仪式，就是陆学艺学术讲座的开启，在这之后我们将邀请蔡老师给我们做陆学艺学术讲座的第一讲。
正如刚才冯书记所介绍的那样，陆先生作为全国“三农”专家、作为全国在社会学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他用毕生的精力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学和“三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学术成果。在今年8月31日举行的陆学艺先生的追思会上，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先生在发言中有一个提议——为了更好地传承陆先生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成立以陆先生命名的讲堂、讲座、纪念碑、纪念像、会议室等方式来纪念陆先生。
陆学艺先生在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的14年时间里，应该说为我们学校人文社科的发展，特别是为我们学校社会学的开创、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陆学艺先生不仅是在我们这个领域具有深厚学术思想的一位专家，他更以非常优秀的品德赢得了全国，特别是赢得了我校师生和员工的尊敬和爱戴。在我们今年上半年举行的全校立德树仁大会上，陆先生被学校常委会授予全校立德树人的标兵。应该说在全校乃至在全北京，都形成了在学术方面向陆学艺先生学习的热潮。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和“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提议，设立陆学艺学术讲座，我也和钱老师沟通过，是叫陆学艺学术讲座，还是叫陆学艺学术讲堂。后来钱老师跟我讲现在“讲堂”用得比较多，他觉得用“讲座”更好。我们学校经认真研究，最终同意人文学院和协同创新中心提出的这一建议，学校的校长会还会进行专题研究，讨论北京工业大学陆学艺学术讲座的具体事项。
应该说陆学艺学术讲座，并不完完全全是我们人文学院的一个讲座，它是我们整个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高层次的讲座。从学校角度来讲，我们也要进一步支持，把这一讲座做成学校在人文社科方面的一个品牌，也做成我们教师和学生在人文社科方面交流、研讨相关学术思想的一个品牌。
当然我们学校正式以陆先生的名义来命名陆学艺学术讲座，也是对陆先生一个最好的纪念，所以我在这里也表一个态：学校会支持我们人文学院、协同创新中心，乃至其他的学院共同来办好陆学艺学术讲座，让它为学校人文社科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希望能够把陆学艺学术讲座办成学校的品牌，也希望能够对这个讲座出台相关的一些管理规定。我们要邀请在国内、在国际上顶尖的专家来加盟我们的讲座，给我们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高品位的学术思想。哪些教授可以参与，哪些教授不可以参与，我想我们要用高标准来进行把关，也像我们国家其他的品牌一样能够不断地办下去，能够办一年、十年，乃至几十年，成为我们纪念陆学艺先生最好的一个案例。
我在这里，再次祝贺陆学艺学术讲座正式开启，也特别感谢蔡昉老师能够成为陆学艺学术讲座第一讲的主讲人，还要预祝今后的陆学艺学术讲座越办越好，祝愿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郭校长代表北京工业大学就陆学艺学术讲座，讲了很重要的意见，希望我校的科技处、人文学院、首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中心认真研究一下，具体落实相关工作。今天我们第一讲应该说规格很高，由我来主持，校长亲自到会并做了讲话，我们还请到全国知名的专家蔡昉先生。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蔡昉所长给我们做报告。大家欢迎！
蔡昉：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冯书记的介绍，听了郭校长的致辞以后，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我记得陆学艺老师最早是学哲学的，然后他从事“三农”研究。后来他就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那时候恰好我也到这个所工作，他就是我的直接领导。后来他从事“三农”研究之外又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我也从“三农”研究转到劳动经济学、人口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相当多的交叉，特别是关于农民工、就业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所以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陆学艺学术讲座第一讲的主讲人。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如何应对结构性的就业困难”。我稍后会讲什么叫“结构性就业困难”，我看在座的大部分是学生，当你们作为大学生、研究生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时候，遇到的就业困难十有八九就是结构性就业困难。因此，这不仅是我研究的内容，也是大家将面对的困难。
看看我们长期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当我们说劳动力市场情况好或不好时，其实主要是看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就是有多少人跑到市场上去找工作，有多少企业能够提供多少岗位。劳动力市场状况好就是岗位比较充足，不好就是找工作的人太多，岗位不足。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什么叫劳动力供给？就是看有多少劳动者到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这就是供给方。劳动力是全部人口当中的一个特定年龄段的人口，因此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人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年龄人口或者说就业群体多和我们的经济底子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们人口出生太多、增长太快，但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加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有人问你，中国是一个高生育率的国家，还是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家，你应该告诉他，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大家看我提供的一个指标，是人口专家专用的，叫作总和生育率，如果你不是学人口的，可能会误解这个指标，它是1.4、2.6、1.6，是个数的意思。通常我们写文章到了编辑那里，他会说你讲生育率1.5，是不是忘记加百分号了。其实，生育率不是出生率，不是百分比。简单说它是指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即平均一个妇女会生多少孩子，当然是孩子的个数。
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也相当于是一对夫妻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什么是高生育率，即如果多于两个孩子，长期看中国的总人口是增加的，如果少于两个孩子中国的总人口会减少，因为出生的孩子还会有一些“磨损”，所以一般人口学家把2.1作为替代水平的人口生育率。
大家看，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4，大大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也就是说，长期看我国的人口一定是会进入负增长的，因为2个人才生1.4个孩子，替代不了自身。从国际比较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6，我们比它低很多。不发达国家是2.5，发达国家是1.6，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一般来说生育率很低，而我们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
可能大家已经看出毛病所在，上述几类地区的生育率中，全世界平均水平还高于不发达国家，这里不发达国家的概念剔除了最不发达国家，因此不管跟哪个地区比，中国都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如果到国际上遇到我的同行，大家聊起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一般都会说是日本，日本叫作高龄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很高。但是日本目前的生育率就是1.4，跟中国一样，他们都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想不到的就是，早期西方人调侃亚洲人，说东方人讲究多生孩子，讲究多子多福。后来日本生育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个说法，改说中国人喜欢生孩子，后来又发现，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生育率非常之低，低于1个孩子，人口终究要进入负增长。今天中国大陆生育率也足够低了。
同样的，我们每对夫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终究要进入负增长，我们最近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量做了一个预测，中国的总人口大概在2022年达到峰值，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就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此前，人口峰值是13.8亿。过去搞政策研究的，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都认为，中国要控制人口不超过16亿。其实就在这一两年还经常有决策者问，你是研究人口的，中国人口什么时候能达到15亿、16亿，我就告诉他们，中国人口永远达不到16亿，也达不到15亿，甚至可能也达不到14亿，从今天算起不到十年的时间，最高点就是13.8亿。而在这个总人口的峰值到达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即15～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已经在2010年到达峰值。这部分人口是被当作劳动力用的，大部分情况下多数人60岁以后不再就业了，15岁以前肯定不能就业，此时就业是违法的。这部分人在2010年达到9.4亿人的峰值，随后乃至今后都是负增长，逐年要减少。很显然，劳动力供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其实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说起来底气很足，特别是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公开场合宣布了，去年劳动力人口一下减少了345万。早期我们根据预测来描述这个趋势，人们很难相信，几乎我每说一次，如果被媒体炒热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定会出来澄清一次，宣称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长趋势长期不变，但是我相信他们今后再这么论断就很难说得过去了。
长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一直是增长的，今后要逐年减少，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一个词——“人口红利”，它的含义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对经济增长有利，可以让你获得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在过去34年的时间里每年的GDP实际增长速度都接近10%，这是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不断增长，具有人口红利可供利用。
我们看一看，如果把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做一个模型，分解一下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接近10%的增长速度，会得出什么结论？看上去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不全是人口因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所有变量几乎全和人口因素有关。
首先，大家看贡献最大的这一块，接近70%，是资本积累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有钱投到生产中去，表现为不断地投资和建设。
它和人口有什么关系呢？有两个因素是相关的，首先，如果你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一直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速度快于其他部分的人口，就意味着你的人口负担很轻，会形成不断下降并且越来越低的人口抚养比，我们老话叫“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因此你就有条件把剩余积累起来，就形成了高储蓄率、高积累率、高投资率，有这样的人口结构你才有钱去投资。
除此之外，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还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蒸馒头要有面粉，还要加水，面粉和水要有一定的比例才能形成面团，才能蒸出成形的东西。如果没有水我们蒸干面那不叫馒头，如果全是水，蒸出来的也就是蒸馏水。因此我们必须把面和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投入，如果我的面是固定的，只有一斤面，不断有人要吃馒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断地往面里加水，最后蒸出来还是不叫馒头，最多叫面汤。这就意味着一种生产要素固定不变，另一种生产要素很丰富因而不断地往里投，终究是不会带来投资回报的，即边际报酬递减律。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多少资本投入也没用，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机器、支配不了那么多设备；而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就能支持资本投入，而不会导致报酬递减，所以会带来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资本的积累也是和人口相关的。
此外，劳动力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都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还有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即如果资源原来都在低效率部门，把它吸纳出来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得到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这部分也是因为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才把他们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可见，所有的变量无一不与人口因素相关，这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30多年获得的是人口红利。直到2010年，当劳动年龄人口到了峰值，不再增长，这个人口红利也就要消失了。
我国人口变化趋势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先是逐渐减慢，2010年到达峰值之后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增长速度就是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需求就是有多少岗位，我们可以用城镇的就业增长表示（见图1）。其由两类劳动者构成，一类是有城镇户籍的居民就业者，总体上他们的增长率是高于劳动力供给的；另一类是大量的进城农民工，他们的增长率更是大大高于劳动力供给。其实劳动力的需求多年来已经大于劳动力的供给。未来这个趋势还要继续，因为只要有经济增长就有就业岗位创造出来，而劳动力今后是不增长的，因此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不再是永远的供大于求。这个话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图1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趋势
最典型的表现是2004年以来出现的全国范围的民工荒。其实2004年看到的只是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招工难，不过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之前很难听到有人说劳动力短缺。但是，从2004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形势变了，过去是每个工厂说招10名工人，外面一下可以排数百名求职者，现在农民工很受欢迎。开个玩笑，如果我们这些人出差穿得差点，一下火车就会被招工的人围住，非得让我们跟他走。2004年之后这个现象从来没有断过，而且从沿海扩展到内地，甚至扩展到农村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因此，中国现在经历着一个变化的发展阶段，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要记住这两个点：一个转折点我把它叫作刘易斯转折点，如果你不学发展经济学，觉得刘易斯转折点比较陌生，但是讲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社会，这个词大家都熟悉。而“二元经济”这个概念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所概括的。他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发展中国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可以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现代增长部门，这个部门一切都按照市场原则运行；另一个是落后的农业部门，这一部门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力过剩。因此在二元经济中，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由工业部门所吸收，而工业部门占到什么便宜呢？就是它只要有资本积累，想要多少劳动力就可以获得多少劳动力，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时不需要提高工资，因为劳动力剩余就意味着他在土地上生产不出什么东西，只要你给他工资，他就跟你干。
2004年之前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在2004年之后刘易斯的模型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把它叫作刘易斯转折点。提出这个判断以后有很多人反对，中外学者都反驳我的观点，一时间还挺热闹。当时也有好心人建议，“说如果你不说叫刘易斯转折点，因为在时间上一个点就是一年，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你讲一个点大家不会认可，你能不能讲刘易斯转折区间，多设一些年”。后来我就吸收他的建议，我就说刘易斯转折区间，起点仍然是2004年，因为农民工由此开始短缺，并且导致工资上涨。随后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开始负增长。这样，我给出六年时间算成一个区间，由此看中国仍然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或者转折区间，意味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一些崭新的变化。
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国经济怎么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如何、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等都和转折之前截然不同了，所以我们记住一个转折点叫作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转折点可以叫作人口红利消失点，两个点之间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六年。中国所有的事情来得都很快，我们只用六年就走完了这个转折区间。在日本、韩国历史上，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大约分别经历了3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要快得多。
在做出这个大的判断之后，我们来观察中国的就业形势。官方有一些数据，有时候我们可以引用它来描述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如果凑巧你们是大四，需要思考找工作的事，一种方式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哪些和自己专业有关的单位在招聘、公务员考试的时间等。如果你想做一点宏观的观察，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指标，它和你的个人找工作没关系，但是可以给你一个宏观的判断，这个指标叫求人倍率。我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求人倍率”这个词怎么起的名，官方统计用它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的人和岗位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这是一个劳务市场，进到劳务市场来的企业是带着岗位来的，要多少这样的职工，多少那样的职工，这家企业有20个，那家企业有70个，把它们加起来放在分子上；还有跑到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的人，一个人只代表一个数，把每个人加起来放在分母上，就得出了所谓求人倍率（见图2）。图2 求人倍率：总量问题已不突出
大家想想，如果求人倍率是1的话，自然就表明供和求是相等的，我们将其作为基准线。低于这个点，就意味着更多人求职而岗位不够，在此以上则意味着岗位很多还招不到人。近年来，我们其实已经到了1以上，岗位相当多，往往招不到合适的工人。但是我们进一步看，并不是人人都处于这种状况，其中初中以下的劳动者，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非常占便宜，有更多的岗位想要他们，但是他们的人数不够。大家看他们的求人倍率远远大于1。而对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通常就在1以下，或者是接近1的水平，因此说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不是总量的矛盾，而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你们找工作时会遇到的现象。
接下来再看一个指标叫失业率。如果你去看报纸，或者拿一本统计年鉴，查查失业率，那上面告诉你的失业率都是登记失业率。登记失业率的含义是：首先你要是本地的户籍人口，你真没有工作的话，就到有关部门去登记一下，向他们证明你被前一个单位解雇了，同时也缴纳了失业保险，现在没工作。然后要求第一给你失业保险金，第二帮你找工作，第三对你做培训。处在这种状态的人加起来，与所有劳动力的比叫登记失业率。
长期以来，人们批评中国的登记失业率这个概念，说这个数不准，不能反映真实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特别是我们的登记失业率是一直不变的。因此人们就说，还是要用一个国际上通行的，也就是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调查失业率，很多国家都使用这个指标，用这个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其他国家也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国家统计局就开始调查，我猜想现在已进行十几年这种调查了。但是他们始终不愿意公布结果，最初不愿意公布还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愿意公布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失业率太高引起社会恐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失业率越来越低，非常之低，和他们脑袋里想的又不一样，他们就说如果告诉大家失业率过低，大家又不信，或者人们会觉得就业问题不那么严重了，会不重视就业。因此高了也不愿意公布，低了也不愿意公布，所以温总理多次督促，他们也还是没有公布。
最后李克强总理忍不住了，给英国的金融时报写了文章，自己公布了，2013年上半年的调查失业率是5%。正好我们有一个失业率的推算，是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算的，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8%，跟李克强总理公布的差不多。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失业率是什么状况，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了。在总量问题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就业问题确实很严重。图3中横坐标是14～64岁人口，纵坐标是调查失业率，我们看看每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失业率最高的在十几岁到20岁出头的年龄段上，当然你们首先会想到大学生失业率高，大学生也就是新成长出来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失业率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差不多10%的失业率，看上去还是挺严重的。如果我告诉你们，欧洲普遍的青年失业率是25%～30%，到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青年中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工作的，也就是说是50%的失业率，你们就会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图3 基于“六普”的调查失业率
总的来说，我国失业现象并不严重，为什么说不严重呢？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政府官员们总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看法，说怎么会不严重？中国就应该失业严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认为就是失业严重。最近有一个新的说法，起码现在应该失业很严重，为什么？因为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低，GDP增长率只有7.6%，2013年上半年差不多也是7.6%。增长速度低了，就业当然要恶化了。因为过去大家记得，我们一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温总理、朱总理都说要必须“保八”，就是GDP增长率至少保证不低于8%。为什么呢？温总理反复讲，如果低于8%，我们就没有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就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他说“我这个人当总理最关心三件事，第一是腐败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问题，第三是就业问题”。所以保8%就是为了保就业。为什么现在就不保8%了，就可以接受7.6%的增长速度了呢？我想解释一下。
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应该导致失业率提高，但是没有在统计上反映出来，为什么？2013年1～7月的情况，GDP增长7.6%，城镇新增就业完成了全年任务的94%，就业扩大的效果非常好。登记失业率为4.1%，跟去年、前年一样。外出农民工继续增长，现在已经达到1.7亿人，大部分都是在城镇就业。人人都说今年是史上就业困难年，有700万的大学生找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大学生的就业率跟去年是持平的。为什么经济增长减速没有引发失业问题呢？
我先说说过去认为的朴素的关系：8%是一个红线，没有8%就创造不出足够的就业岗位，先把它变成一个经济学的定律，这个定律叫作奥肯定律。奥肯何许人也？大家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肯尼迪遇刺以后副总统约翰逊接替了他，约翰逊时代就用了这位经济学家奥肯当他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以在政策上他也很有影响。他在一篇文章里面就讲道，“我发现一个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快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失业率就高”，这些谁都能发现，但是他是第一个说出来的，就变成了奥肯定律。
其实更重要的一条，可能稍微复杂一点，他并不是简单地说，增长率高失业率就低，增长率低失业率就高，而是说如果你的增长率没有达到你的潜在水平或潜在能力，你就会遭遇失业，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了，实际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的话，也不会影响就业问题。
准确地说，这里所说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是指一方面，实际的GDP增长率偏离潜在能力的程度，而讲失业率的时候，需要把失业分为三类看。首先是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什么时候都有。举个例子，我来北京工业大学做讲座，突然发现北京工业大学的工资比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出50%，而且北京工业大学向我伸出橄榄枝，邀请我跳槽到这儿，我就觉得这所大学很有活力，回去就把我社科院的工作辞了。然而，能不能来北京工业大学工作，还要继续谈、继续比较，需要走程序，这个时候我就处在摩擦性的失业状态。还有一类失业，再举个例子，我学的是经济学，但是后来国家说社科院不办了，都到大学去。我就发现我要重新找工作，我到大学去要花时间，这就是所谓摩擦性失业。最后发现大学教经济学的老师位子都满了，必须改行教社会学，因此遇到我的人力资本、技能和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我就处在了结构性的失业状态。怎么解决结构性的失业？我得接受培训，最好的情形是我去读一个社会学的博士，如果走捷径至少上个培训班、好好地读几本书、发表几篇文章才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我处于结构性失业，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关系。
只有第三类失业即周期性失业，才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就是经济增长越快，创造出更多岗位，周期性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慢了，岗位不够，周期性失业率就上升。因此，奥肯定律是指你能不能达到你的增长潜力的那个缺口，与周期性失业之间的关系。如果认识到，这里说的不是简单的GDP增长和失业率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前我们没有严重的就业困难。进一步讲，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合起来，叫自然失业，这个失业率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不稳定的是周期性失业率。
我们的经济增长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过去我们已经有改革开放以来34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张图，形成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图4）。此外，我们还可以按照我们的能力，即有多少资本可以投入、有多少劳动力可以投入、生产率增长有多快，把这些因素放进一个计量模型里，估算出每一段时间、每一年的潜在增长率，即按照禀赋的能力中国经济能增长多快。我们就会发现，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假设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就形成负增长缺口。需要问一下，为什么实际增长率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多数情况下是需求侧因素，也许是因为出口下降导致外需不足，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图4 我国增长率缺口与周期性失业
在图4中，我们把曾经出现负增长缺口的情况圈出来。从这三个时间的经验看，凡是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时候，都是失业现象严重的时候，这才是与增长速度相关的那个周期性失业问题。大家最熟悉的是2008～2009年我们遭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都受到了冲击，没有人给他们订单，因此只好把农民工都打发回家了，因此我们的就业一度面临很严重的局面。
我们知道2010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具有人口红利了。没有了人口红利，我们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按照原来那样的速度如10%左右增长了，一定会降下来的。降的幅度是多大呢？大家看图4中我们的估算，从2011年开始，潜在增长率是逐年下降的。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了，人口抚养比、资本积累能力和回报率都没那么强劲了。此外，劳动力不再大规模转移，生产率提高速度也慢了，因而潜在增长能力也就下降了。但是，我们看到，实际的增长率虽然降了，但是它跟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历史经验是，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会出现过去一些年份的情况，即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而如今，2012年也好，2013年1～7月也好，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总体上是吻合的。可见，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是，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了，而实际上变化不大，因此我们改写了只有达到8%的增长才不会造成失业现象的“规律”。
我们还可以具体看几个指标，印证一下我们的结论。一是看登记失业率的变化。从2002年到现在，登记失业率基本不变，波动最大的是从4%波动到4.3%，然后又回到4.2%、4.1%，是相当稳定的（见图5）。什么叫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率之和吗？我的同事测算的结果也恰好是4%～4.1%。因此我们发现，城镇居民的登记失业率几乎就是自然失业率。也容易理解，城镇居民一般不承受周期性失业，政府总是劝告和鼓励企业不要解雇职工。经济周期总是有的，经济总是要波动的，周期性失业由谁来承担呢？是由农民工，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实体经济时，有大批农民工返乡，就说明他们在承受周期性的失业问题。一旦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回到9.2%的速度后，全国马上又普现民工荒。我们城里人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就业困难和摩擦性就业困难，而农民工承受了周期性的就业困难。图5 几种失业率及其关系
如果把学者估算的4.1%的自然失业率，与李克强总理说的目前5.0%的调查失业率做比较，其中用5%减去4.1%剩下的0.9%就是周期性失业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周期性失业即使有也并不严重。如果你失业了，或者遇到就业困难，应该想“我的困难是自然失业”，也就是结构性的、摩擦性的问题。
虽然今天的就业形势看上去不错，但其实未来是有风险的。关于这点我想说明，如果我去给工厂里的一群农民工讲就业形势，他们一般情况下会认为就业形势不错，因为他们只要离开老家的村子就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每年都涨，并且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如果我在大学来讲就业问题，大学生和研究生不会认为就业形势很好，他们知道找工作非常之难、起薪非常之低，更不可能看到两位数的工资增长速度。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前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目前，农民工的总量还是逐年增加，但是上升速度已经比较慢了，想吸引他们出来只有靠工资的不断上涨。大概从2004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直到今天，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剔除物价因素以后是每年提高12%，是很快的。这种增长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就会提高，企业难以承受其产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过快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这些年已经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了，我们可以把人均GDP增长看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而农民工的工资已经快于这个劳动生产率速度，长期下去必然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一条是，如果一个农民的孩子预期离开家里到城市，一去就能找到工作，而且一开始就是几千块钱的工资，第二年还会有至少12%的增长率，他就会遇到一个选择问题，他初中毕业以后是马上就业，还是继续读书。大家想一想，假设这个家庭是比较穷的，平均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1/3，孩子初中毕业父母就会想，如果让他上高中的话，高中不是义务教育所以要交学费，在有些地方一年至少要一两万元，三年读下来就是几万元钱。但是三年读书损失的还不只是这几年的费用，也损失了三年打工可以挣到的收入，我们叫机会成本。打工一年挣三万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三年下来他损失了至少10万元的打工收入，因此这个家庭为孩子读书付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太高了。
他们想得再深一点，三年高中毕业又能怎么样？上大学的机会多吗？概率高吗？前不久我们请了一位美国教授做讲座，他调查的结果是，在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四所大学，2011年和2012年共招生数万学生，其中只有7个来自贫困农村的女性，也就是说农村上大学的概率要比城市居民低很多。农村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概率进一步降低，而农村的女孩子上好大学的概率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农村家庭损失了十几万元而他们的孩子并不能上好大学，假如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或者更差一些如专科学校，又是三年或者是四年的费用，加上三年或者四年损失掉的打工收入，那就不只10万元、20万元了。之后他们会问，大学毕业后找得到工作吗？大学生就业本来就难，如果家长又是农民，则孩子更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结果发现他的工资还不如农民工，因此他付出了至少7年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而回报不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农民家的孩子选择不读高中，也不想上大学，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初中就辍学，早早去工作了。劳动力市场很好，但是劳动力市场好给你释放的那个信号不见得对你的未来也一定好。看到我们的农民工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平均而言仅相当于初中毕业，完成了义务教育，70%的人什么培训也没有接受过，因为没有企业愿意培训他们，因为培训完，他们就可能跳槽，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接受培训，因为培训完还不知道干什么工作。大多数不愿意升学甚至辍学的，今天能找到工作，但是未来呢？
举个欧洲的例子，西班牙曾经也有过高速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建筑业需要大量的员工，工资涨得很快，因此那个时候他们那儿的年轻人也觉得，劳动力市场这么好干什么要读书呢？因此他们不读大学，有些人甚至不读高中就急急忙忙就业了。以后，当他们的经济不行了，经济增长减速，又遇到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批人的受教育程度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因此他们就要到街上去游行，在统计上，那里遭遇着50%的青年失业率。在今天劳动力市场情况很好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很满意，但是蕴含人力资本培养激励不足的问题，明天一定会给家庭和整个经济带来较大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怎么应对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给问题，现在也存在问题，但现在我们似乎有好多办法，而对未来的问题，我们还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首先，我们看一看未来经济增长要靠什么。
从前面显示的分析可见，在发生转折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我们对未来进行模拟可以发现，资本积累能够做出的贡献要大幅度下降，大概至少要降一半。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的贡献要提高4～5倍，即大幅度提高。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也要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没有技能保障，没有足够高的教育水平，不能满足未来经济增长的需要。对宏观经济如此，对每一个劳动者和求职者个人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经济增长跟过去有很大不一样了。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的贫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我们过去30年的增长是从百废待兴开始的，我们就是要发展，只要有产品我们就从短缺进入丰裕，能够买到消费的东西就可以，但是未来不再是这样了。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种理念来概括，叫作创造性的破坏，或者是创造性的毁灭。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需要有某种机制。假设说我们在场的人都是一家企业的，现在到了需要提高生产率才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效率提高一倍。这是一种方式。然而，企业的能力终究是不一样的，管理者的理念、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企业能够提高效率，有的企业提高不了效率。因此实际效率提高是有效率的企业把没有效率的企业兼并掉，我能够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而你不能，市场就决定你的生产要素要由我来使用，意味着没有效率的企业就要被淘汰掉。实际上就在创造中发生着毁灭。
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是要被毁灭的，不毁灭就没有效率，但是当企业被毁灭的时候人不能被毁灭，也就是说企业垮了还有大量的工人，不能把大量的工人置之不顾，也不能听之任之。因此要解决这些工人的问题，要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实在找不到工作时，要把他们保护起来，要有社会保障以及各种社会救济。
其中一项任务是要改善他们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大家看一个现象，最近我们正在讨论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未富先老的问题。大家就开始讨论，要不要把退休的年龄提高，现在名义退休年龄是男的60岁退休，女的55岁甚至50岁就退休，能不能把这个年龄提高呢？很多人是赞同的，官方表现出也将这样做。但是，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会坚决反对立即实行的。为什么呢？图6中横坐标表示劳动年龄人口，从15岁至64岁排列，纵坐标是受教育年限，每一个年龄段都对应着平均受了多少年教育。大家看美国，从24岁开始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差不多是14年，到64岁基本不变。这并不是同一个人从24岁长到64岁，40年中受教育年限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而是说在现在的一个时点上，随机抽取一个24岁的和64岁的，问他们受教育多少年，结果回答都是14年。如果企业想要劳动力，24岁的人雇不到的话，还可以雇34岁、44岁、54岁，甚至64岁的，只要不需要特别的体力就行。日本比美国情况差一些，但是大体还行，所以日本也延长了退休年龄。例如，如果你到日本去，坐出租车从来不会见到年轻的司机，都是年龄很大的。图6 不同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再看中国，我们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一点即24岁开始，接近10年的受教育水平，但是每长一岁，受教育水平就会下降一些，到64岁的时候剩下受教育年限不到6年，还不到小学毕业水平，更不用说义务教育的水平。所以今天你让企业该退休的职工不退休，企业会愿意留用他们吗？其实企业早就不想雇用他们了。所以，这时候延长退休年龄是不对的选择。但是这张图也提示我们，解决中国未来就业问题和延长退休年龄问题，要对这部分人进行在职培训，改善他们的人力资本和技能。这是一个出路。
另一个出路是让孩子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尽可能多读书。根据统计数据看，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行业对职工的受教育年限都有要求。例如，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岗位，需要的教育程度差不多是九年多一点。比这类岗位要求高一点的是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把这个人力资本需求与分年龄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做比较，后者在最好的年龄段上即20～24岁，也仅仅适合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
未来我们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要升级换代，升级到哪儿？总的说是要更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而今天最好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都远远达不到未来产业的需求，因此他们今后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很难就业的群体。而我们还知道，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城市长大的，甚至在城市读的小学，虽然把他们叫作农民工，其实他们从来没干过农活，也可能没有承包地可种，他们不太可能回到农村。即使城市进行户籍改革可以接纳他们，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本，即受教育程度不足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话，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失业，变成社会上一个不安定的群体。所以必须鼓励他们多上学，特别是要上高中。所以保持大学的继续扩招我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上大学的机会多，就会为读高中提供动力。我们知道，大学质量固然很重要，扩招太快容易降低质量，质量的问题要去解决，但是不要得出大学不要发展这样的结论，不要因噎废食。
其实大学生的就业并非不能解决，我们观察图7会得到启发。中国的全部劳动力群体中只有10%的人受过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而美国的这个比例为40%，我们比人家差了30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行业高度集中，几乎全部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金融业等部门，占的比重非常高。而在美国，这几个部门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没我们高。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商贸餐旅等部门中，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例微不足道，都在10%以下。而在美国，农业中至少有26%是大学生，制造业中有30%，建筑业、交通业这些看上去低端的行业，劳动力中大学生比重也都很高。图7 大学毕业生就业取向的中美比较
但是，我们并不应该根据这张图，简单地对大学生说风凉话，他们应该下基层，应该到那些低端的行业中去。他们会说，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为什么要到低端行业去？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它的产业结构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分为高低贵贱。例如，它的农业是需要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它的制造业、建筑业也是需要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因为那些部门并不是充斥着简单的体力劳动。可见，我们未来会有很多工作岗位吸纳大学毕业生，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结构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升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等教育质量。前不久有一位120岁的美国老人去世了，他去世之前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访问。他说，我多年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但是中国媒体采访我，我倒是愿意说几句，因为我有话对中国读者说。他听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创造性的人才，他尝试给一个答案。他说，“你们缺的是一个有创意的市场（market of ideas）”。很显然，创意市场要想形成，没有大学，没有数万人集中在一起读书、切磋、做实验、互动的场所或平台，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大学也是要加快发展的。
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发展过度吗？先看什么叫劳动力市场制度，简单说就是最低工资、工资的集体协商、劳动合同等制度，也就是保护劳动者就业权益的一系列制度。每当谈到这些制度的时候，一个纯书生类型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会反对的，因为对书斋里的经济学家来说，效率是最重要的，而任何保护性的制度表面上看都会降低人们的就业积极性。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任何市场都不一样，因为在产品和大多数生产要素市场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是资本、土地这样的物，是没有生命的东西，而劳动力市场不一样，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人不仅是生产要素，还是生产的目的，把人当成普通生产要素会造成对他的伤害，会违背生产目的，所以对待人要区别于对待其他的东西。大家可能知道，最有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我们制定劳动合同法坚决反对，对我们搞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也坚决反对，我觉得从最好的角度说，他代表了一种经济学家的冷漠，这些人不懂得人是不一样的。
张五常算是西方经济学家，然而并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这么冷漠。保罗·萨缪尔森说过一句话，有人将其意译为“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原话是“My belief is that every good cause is worth some inefficiency”，直译就是：任何必须做的好事，都值得牺牲一些效率。此外，很早之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块砖头也是一种商品，但是砖头这种商品一旦卖出去谁也不在乎拿它修宫殿还是修下水道；而劳动力也是商品，但是把劳动力卖出去以后任何人都一定会在意让他做什么工作，怎么工作，因为他是人。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劳动经济学的内容，但是我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经济发展的问题、“三农”问题、人口的问题、农民工、教育、收入分配，如果有想知道我研究领域问题的，大家尽管提。
交流环节
学生甲：您刚才说高中教育对整个中国发展非常有利，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实行12年的免费教育呢？
蔡昉：其实我就是这么主张和呼吁的，因为你知道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的计量模型，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是说经济增长是快还是慢，直接和一个国家的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是有关的。我们知道，如果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文盲，让他们都能上小学，一下子整体受教育年限就提高了六年；如果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整体受教育年限又可以提高三年。可以说这个受教育年限提高的速度，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是相当快的。这对过去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果说教育发展的势头到这儿为止了，你就会发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学扩招之后，成年人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速度就得减速，因为没有什么突出的做法可以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那时候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下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未来我们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指望不上了，只能靠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因此我们就得想出一个办法来，让教育提升得更快一些。
尤其是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速度很难做到特别快，我们可以看一下历次人口普查的数字。我们每十年做一次人口普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这20年中我们的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总共才提高了三年多一点。而且，这20年还是我们经历了普九和高校扩招的时期，即使这么快的教育发展速度，才仅仅提高这么几年的受教育年限。因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有统计依据的。人力资本这个事不能不未雨绸缪。如果家庭没有积极性，政府就应该出手。劳动力市场给的信号或许是别上学了，赶紧去就业吧。这是正确的信号吗？不是，因为劳动者如果真遵循了这个信号，未来会在就业中承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这里就出现了著名的市场失灵现象。我们老说市场失灵，其实我们以前并没有见到过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失灵，而这就是最标准的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就要求政府承担矫正的责任。
因此，我觉得政府至少应该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即12年义务教育。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也有一个共识，他们考察了不同教育阶段不尽相同的回报率。教育的回报既有私人回报，就是说我受了教育将来在工作中就会挣的比别人多，我便得到了这个额外回报。还有相当一部分回报叫社会回报，是指提高教育水平使全社会或国家受益。人们发现，如果画一个图的话，社会回报率呈现往下倾斜的趋势，也就是说在最低的教育阶段上，社会回报率最高。我们知道，最低阶段是学前教育，而它的社会回报率是最高的，也就意味着一个孩子能够接受好的学前教育，最终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越是能带来社会回报的，越是应该由国家来买单。其实我主张不仅是12年的义务教育，甚至应该是14年或者是15年，也就是说从小学向前提三年，从初中向后延三年，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学生乙：2004年中国的劳动力出现了过剩吗？
蔡昉：相反，2004年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出现短缺。
学生乙：随着中国的转型，技术的进步会降低劳动力需求，能不能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那样的话，中国是劳动力短缺还是劳动力过剩呢？
蔡昉：在经济学里，当人们谈论技术进步发生时，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三类技术进步，分别叫作节约劳动型、使用劳动型、中性技术进步。如果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即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经济条件下，这种劳动力过剩就会表现为工资很低，与此相对的是资本昂贵，企业很自然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因此采用的技术就是使用劳动型，这是最合理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国当时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全世界打败了其他所有的对手，占领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市场。
随着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也在提高，对应而言，资本的相对价格就降低了，企业看到这个信号后，当然会选择节约劳动型的技术，比如说用机器或者机器人替代劳动力。我们从郭台铭应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思路就可以看到所有可能的选项。一方面是要找便宜劳动力，他把厂子从深圳移到郑州、成都，到中西部地区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是尝试拿机器（人）替代活人，所以准备在太原生产一百万个机器人。这虽然只是个案，却反映了生产者根据哪种要素昂贵，哪种要素便宜，决定其技术的选择。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企业以廉价劳动力支撑利润，因此在短期之内其实是不可能用机器替代人的，因为机器还是贵的。既然工人也贵，机器也贵，对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了。或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机器人不可能完全取代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2020年以后中国总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更快，未来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在老龄化时代，如果我们还计划过上好日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技术进步，用机器（人）替代人，未来我们养老的时候都得靠机器人来伺候我们。
学生丙：欢迎您来到北京工业大学，我想请问您一个关于研究生就业的问题，因为近几年我听说研究生就业跟本科生差不多，我想问您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为什么就业的情况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改善？
蔡昉：中国有特殊的情况，中国从1999年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扩招的速度也非常快，因此在短期内造成了潮涌现象，一大批人突然进入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这倒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一部分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后，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群便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塔的底端，受教育程度越高、技能领域越专，越是处于塔尖，岗位选择范围就越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匹配概率就会比较低，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会看到学历越高的人找工作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我今年年初在美国访问，美国大学的学院里都有帮助学生找实习和工作机会的专门机构。他们的官员按照计划跟我沟通，我也问了一些问题，我问他们大学生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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