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世界级大师归纳的6个提高直觉力法则，让你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快速而精准地决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德]格尔德·吉仁泽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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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世界级大师归纳的6个提高直觉力法则，让你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快速而精准地决策！）试读：

我们知晓甚多，却无以言表。——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第一章答案就在你心里

心灵有自己的逻辑，理性对此一无所知。——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

我们以为智慧是一种按照逻辑规律运行且有意识的活动。然而，我们的大多数精神生活都是无意识的，而且往往背离了逻辑，比如第六感和直觉。我们进行体育运动靠直觉，结交朋友靠直觉，甚至买哪一款牙膏，或是从事其他重要的活动时也靠直觉：我们会爱上一个人，我们认为道琼斯股票会上涨。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感觉从何而来？我们又如何得知？

凭直觉能作出最好的决定吗？这样想似乎有些幼稚，甚至可笑。数十年来，一些关于理性决策的书籍和咨询公司都在宣扬“三思而后行”或者“谋定而后动”。注意，要认真地思考和分析，要掌握全方位信息，全面参透优势与劣势，根据概率认真权衡其可行性，最好精心制作一个统计软件包。然而，人们往往不按这样的计划推理，本书的作者也概莫能外。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正在犹豫是否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这时，他的同事把他拉到一边，说：“使你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你不是经常这样写吗。”教授被惹恼了，回答道，“别开玩笑，这次可是认真的。”

从经济学家到心理学家，甚至普通民众，大多数人都认为，拥有无尽知识和永恒时光的完美个体是不存在的。然而，他们却认为，抛开这些界限，多用逻辑去思考，我们可进行最佳选择：我们或许不会面面俱到，但我们确实应该这样。

本书中，我将邀你一道探索理性的未知领地，那里生活着如你我一样的人们，他们有的无知，有的时间有限，有的则前途未卜。这一领地并非学者们笔下所描述的，他们更喜欢描述这样的领地：启蒙的阳光照射之下，逻辑和概率就是那一束束光线。然而，我们要探索的领地却笼罩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在我的故事里，思维的“限制因素”恰恰可以成为它的力量。直觉，意指思维如何凭借无意识、经验法则和进化的能力去适应，去绕开弯路。奇怪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法则与逻辑性、理想化世界的法则大不相同。并不是信息越多、思考越多就越好，有时候甚至越少越好。准备好一睹风采了吗？心灵的选择

我的一位好友（就叫他哈里好了）曾同时谈两个女朋友，而且两个女孩子都让他倾心不已。可是，不能脚踏两只船呀，他纠结在矛盾的情感中，无法作出选择，他突然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给他侄子的建议，当时他的侄子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1779 年 4 月 8 日

如果你心有疑惑，不妨在一页纸上分两栏写下支持或反对这项事情的理由，先思考几天，然后像解决某些代数问题一样进行运算，看看这两栏上的哪些原因或动机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两栏支持或反对的理由恰好各擅胜场，就把这两项一起删除，以此类推，当你把两栏中同等重要的理由都找出来，并抵消删除，你就会发现哪一栏更具优势……我遇到重要却没有把握的问题时，经常使用这种资产负债表法，尽管从数学层面上讲，它不是非常精确，可在我看来，这种方法确实很有用。顺便说一下，你要是学不会这种方法，我很担心你永远结不了婚。你亲爱的叔叔本杰明·富兰克林

知道有一个逻辑公式可以解决这种矛盾，哈里如释重负。于是，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重要原因写下来，认真权衡，然后开始计算。当他看到结果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这个答案不对。哈里生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心已经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与计算的结果相反，他爱的是另外一个女孩。通过计算，他确实找到了答案，但他之所以能找到答案，并不是因为这种办法本身的逻辑。这种办法基于一些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理由，他自己对此都颇为迷惑。

哈里很庆幸自己突然找到了答案，可他对这个过程却十分不解，他心想，怎么会有这样与有意的推理相矛盾的无意识的选择呢。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推理会与直觉相悖的人。社会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和他的同事们向两组女人发送海报，以示对她们参与实验的感谢。其中一组，每个女人只是从五张海报中径自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张；而另一组在选择前会被问及喜欢或不喜欢的原因。有趣的是，两组人带走的海报是不一样的。四星期后，她们被问及是否喜欢自己的礼物。相比那些直接带走礼物的人，那些被问及原因的人对礼物的满意度较低，甚至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类似的实验表明，有意识的理性思维似乎会让我们作出不太满意的决定，就好比我们有意去想如何骑自行车和如何自然地微笑，其效果往往不及我们无意识行为的效果。我们大脑中那无意识的部分会在我们（意识本身）不明缘由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或者，正如哈里一样，一开始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决定。

可是，自我反思的能力是否与生俱来，因而也同样有用？或者，去探索思考才是人类的本性？弗洛伊德将自我反思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决策顾问们则将富兰克林的“资产负债表法”的现代版作为理性工具。可证据表明，权衡利弊并不能让我们高兴。在一项研究中，调查者询问了人们的各种日常活动，比如晚上看什么电视节目、去商店里买些什么。他们是否拿着遥控器按完所有频道，不断寻找更好的节目？或者，他们会不会突然停止搜台，去看一个还算不错的节目？那些在买东西或看电视时精挑细选的人叫做“完美者”，因为他们力求找到最好的。而那些在小范围内选择，很快作出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满意或认为“这个选择还不错”的人就叫做“满意者”。据调查，“满意者”们更为乐观、自尊心更强、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而“完美者”则更忧愁、更完美主义、更容易后悔和自责。地理盲也有春天

假如你参加一档电视游戏节目。你凭借聪明才智接连闯关，战胜其他所有选手，就等着回答那一道奖金为一百万的题。题目如下：

底特律和密尔沃基，哪一个城市的人口多一些？

天哪，你的地理就没学好过。时钟滴答滴答在响。除了那些爱追根究底的人，很少人知道确切答案。这时，已不可能理智地推理出答案，你不得不用上所有知识，努力去猜。你或许会想到，底特律是工业城市，是美国的汽车城和汽车产业的发源地。然而密尔沃基也是工业城市，以其啤酒产业著称，你可能还会想到艾拉·菲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①在歌里唱到她那来自密尔沃基的、声音沙哑的表姐。根据这些，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和丹尼尔·戈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个美国班的大学生，其中，40% 说是密尔沃基，剩下的认为是底特律。接着，我们又问了同水平的德国班学生。几乎每个学生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底特律。人们也许会据此得出结论：德国学生要聪明一些，或者至少他们更懂美国地理。其实不然。他们根本不了解底特律，有许多人甚至没听说过密尔沃基。于是，那些德国学生不得不依靠他们的直觉，而不是理智。那么，这惊人的直觉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答案再简单不过。德国学生运用了经验法则之再认启发法：如果你知道其中一个城市的名字，不知道另一个城市的名字，那么，你就会推断前者的人口更多。

美国学生不会使用这种经验法则，因为两个城市他们都听说过。他们知道得太多。大量的事实混淆了他们的判断，使他们无法找到正确答案。这时，适当的无知反而十分可贵，当然，只靠名字识别也未必完全正确。比如，日本游客在没听说过比勒菲尔德市的情况下，可能错误地认为海德堡市要大一些。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原则都能得出正确答案，而且比一大堆知识有用得多。

再认启发法不仅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用，人们在购买某种产品时也会依靠它，他们会选择自己知道的品牌。反过来，企业也会利用消费者的启发法，或经验法则：投资一些信息含量颇低的广告，唯一目的就是增加品牌的知名度。选认识的路走，这种本能在自然界也具有生存价值。还记得苏斯博士的著名绘本《绿鸡蛋和火腿》②吗？你难道不会选择稍微熟悉点的品种吗？选择熟悉的食物，你既摄入了足够的卡路里，又不必浪费时间冒险去试探鸡蛋和火腿是否不可以食用，甚至是有毒的。赢在不思

在打棒球或板球时，球员如何接住一只在空中飞行的球？如果你问一个专业的球员，他可能眼神空洞地看着你，说自己从没思考过。我有一个名叫菲尔的朋友在地方队打棒球。他的教练经常骂他懒，因为菲尔和其他人一样有时会朝球落下的地方小跑过去。教练认为菲尔这是在冒不必要的风险，并坚持让他尽量跑快，以便在最后一刻进行必要的调整。菲尔于是觉得自己陷入了两难。他和队友们为了不让教练发火，全速跑过去，这样反而更容易失球。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作为一名外野手，菲尔已经有几年的运动经验，却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接住球的。相比之下，他的教练有一个理论：他让球员凭直觉计算球的轨迹，他认为最好的策略是以最快的速度朝球落地的点跑去。不然还能怎么做呢？

菲尔的教练并不是第一个主张计算轨迹的人。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写道：

一个人把球抛到高空中，再接住它，仿似他是通过一系列微分方程算出了球的轨迹，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或不在意什么是微分方程，可这并不影响他的球技。潜意识里的某些功能替你做了数学运算。

计算球的轨迹并不简单。理论上讲，球的轨迹是抛物线。为了选择正确的抛物线，球员们就得在大脑中估计球的初始地点、初速度和投射的角度。而在现实生活中，球要受空气阻力、风和自身旋转的影响，会偏离抛物线。如此一来，大脑还需计算球飞行轨迹每一瞬间的风向，以此计算球落地的最终路径和最终点。所有的这些计算要在几秒内进行——也就是球在空中的时间。这是一种标准化的说法，是大脑用一套复杂的流程解决复杂问题的一贯做法。然而，面临实验性的检测时，结果表明运动员们往往不能正确估计球的落地点。如果他们估计正确，也就没有人为了追球而撞到墙上、跑进休息区，或者跃入观众席。很明显，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图 1-1　如何接住一只在空中飞行的球球员们依靠无意识的经验法则。当球飞上天时，球员注视着球，然后开始奔跑，同时调整自己跑步的速度，使注视的角度保持不变。

有没有一种简单的经验法则可供球员们顺利接到球？实验研究表明，有经验的球员使用了几类经验法则，其中之一便是注视启发法，当球已经飞上高空时就可以使用这种模式：将你的视线固定在球上，开始跑，同时调整你跑步的速度，使注视的角度保持不变。

注视的角度就是我们的眼睛和球两点成线和地面形成的夹角。使用这一法则的球员就不需要测量风、空气阻力、旋转和其他相关变量了，所有的相关变量都包含在一个变量中：注视的角度。需要注意的是，注视启发法不能计算出球的落地点，可它能将球员引向落地点。

如之前提到的，注视启发法适用于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若非如此，球员们只需改变他们战略“三拼图”中的最后一个拼图：将你的视线固定在球上，开始跑，同时调整你跑步的速度，使球的影像以恒定的速度上升。

人们可凭直觉发现其中的逻辑。如果球员看到球从撞击点加速上升，那么他最好后退，因为球将会在他当前位置的后面着地。然而，如果球是减速上升，那么他就应该往前跑。如果球以恒定的速度上升，那么球员就可以待在原地。

如此，我们就能明白球员如何不经思考就能接住飞行中的球，也知道是什么造成菲尔的困境了。尽管教练错误地认为球员应该计算轨迹，可事实上，他们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限定跑步速度的简单的经验法则。因为菲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所以他无法为自己辩护。可见，不懂经验法则会导致不良后果。

哪怕注视启发法再简单，大多数外野手都不曾意识到它。一旦有了这个原理，就会出现一种直觉，当然，这种直觉是可以习得的。假如你学开飞机，有人会教你用这个规则：一旦有另一架飞机接近，你害怕发生碰撞，这时，你可以查看挡风玻璃上的一道刮痕，观察另一架飞机是否相对那条刮痕在移动。如果不是，立即改道。一名优秀的飞行指导员不会让学员计算飞机在四维空间（包括时间轴）的轨迹并估计另一架飞机的轨迹，从而判断两者是否相交。否则，飞行员可能无法在碰撞发生之前算出或意识到事故的发生。简单的规则往往不可轻易估计或计算误差，它应该是凭直觉就能看清的。

启发法及其相关规则能解决一系列包括拦截运动物体在内的问题。在球赛和追击运动中，它竭力促成碰撞；而在飞行和航行中，它尽力避免碰撞。在人类历史上，拦截运动物体是一项重要的适应性任务，从其进化起源——比如狩猎开始，再到球赛，我们很容易将启发法推广开来。当然，拦截的技术因种类而异。从鱼类到蝙蝠，许多生物天生具有追踪飞行物的能力，它们能够追踪一个在三维空间中飞行的物体，这就构成了注视启发法的生物前提。硬骨鱼捕食的时候，会让自己的运动路线与捕食目标之间保持恒定的角度。此外，在交配的时候，公食蚜蝇也是这么拦截母食蚜蝇的。另外，狗在追飞盘的时候，也有着和外野手同样的直觉；飞盘会在空中曲线飞行。人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将微型相机置入西班牙猎犬的头上，结果表明，猎犬在跑的时候，会使球的影像呈直线运动。

有趣的是，尽管注视模式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但其中一部分也属于大众智慧。比如，美国参议员拉斯·费恩格德曾发现，只要基地组织开始活跃，布什政府就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他说：“我想请问你，沃尔福威茨部长，你确定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球上了吗？”要注意，注视启发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拦截问题。如众多球员所说，最难接住的往往是直接砸向你的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验法则根本不起作用。

运用注视启发法可轻易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及时接住球，而在这点上，机器人是无法与人类相比的。这种方法忽略了一切与计算球的轨迹相关的信息，它只注重一条信息，那就是注视的角度。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根据递增变化来判断，而不是先计算出最佳方案，再依此执行。有的公司在决定年度预算时也会根据反馈而变化。在我所工作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制定年度预算时，只是对去年的预算作小小的调整，而没有重新拟订预算。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商业管理者，都不需要去计算球或商业的轨迹。直觉出的“捷径”往往能让他们达成某事，而且很少犯严重的错误。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丹·霍兰（Dan Horan）是一名警察，尽管从事这行多年，但是仍然充满了激情。他蹲守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寻找毒贩的踪迹。毒贩们带着成千上万美元现金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然后转飞到美国的各个城市，将买来的毒品分发出去。一个夏天的夜晚，机场的候机大厅内挤满了准备登机和接机的人，霍兰就在拥挤的人群中走动，寻找可疑人员。他穿着短裤和 POLO 衫，POLO 衫的开口设计刚好让衣服的下摆遮住他的手枪、手铐和对讲机。没有经验的人丝毫察觉不出他是一名警察。

忽然，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她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来，身后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箱子的颜色是当下最流行的。她不但经验丰富而且非常谨慎，她刚走出出口 20 步就与霍兰四目相对。那一瞬间，两人都隐隐觉察到了对方来机场的目的，而且他们的直觉都是对的。霍兰并没有跟着她走下电梯，而是用对讲机通知他那等在候机厅里的搭档。从外表上看，霍兰和他的搭档相差甚大。霍兰才四十出头，胡子刮得很干净，而他的搭档已经五十好几了，而且还留着胡子。然而，当那个女人穿过旋转门朝托运行李处走去时，仍然不到十秒就从人群中发现了霍兰的搭档，并识破了他的身份。

那个女人走出候机厅时，外面停着一辆福特探险家，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走向她。那女人和他简单说了几句，似乎是提醒他有人在监视，然后转过身去。接着，那个男人回到车里，随即开车走了，只剩她一个人面对警察。

这时，霍兰的搭档走到那个女人跟前，出示了警官证，然后检查她的机票。她尽力微笑，还一边与警察闲聊，以掩饰自己的不安；可是，当警察问及她箱子里装的东西时，她作出一副被欺辱的样子，不同意搜查她的行李。由于她反应强烈，警察给她拷上了手铐，几分钟后，警犬在她的箱子里发现了毒品。法官下达搜查令后，警察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二十万美元现金。据那个女人交待，这些钱是用来购买大麻，然后运到纽约出售的。

霍兰是如何凭借直觉从几百人中认出这个女人的？他也不知道。他能在人群中发现她，却说不出她到底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他是如何从她的外表上判断出她就是毒贩的？霍兰也是一头雾水。

尽管霍兰的直觉能在工作中帮到他，可是法律制度并不接受直觉。美国法庭往往忽视警察的直觉，要求他们明确具体事实，才允许他们搜查、审问或抓捕。即便警察凭借直觉拦下一辆车，找出非法毒品或枪支，并将这些情况上报，法官们还是驳回了申请，说，“仅凭直觉”不足以构成搜查的理由。他们要保护市民的人身自由，禁止任意搜查。可是，他们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做法忽视了这一点：好的判断意见往往具有直觉性的特点。结果，当警察在法官面前举证时，他们已经学会不用“预感或直觉”这一类的词，而是呈现“客观”的原因。否则，根据美国法律，所有跟在直觉之后的证据都会被否定，如此，嫌疑人也可能被判无罪。

许多法官会谴责警察们的直觉，可他们却相信自己的直觉。一名法官曾对我说，“我不相信警察的直觉，因为那不是我的直觉。”同样，检察官们也会先发制人，毫不犹豫地怀疑某个陪审员，因为她戴着金饰，穿着 T 恤，或看上去不太阳光，从这些可以看出，她的爱好可能是吃喝打扮看电视。为避免出错，法律需要调查警察直觉的品质，也就是警察在查案时是否能成功。在其他行业，人们也是根据表现，而不是对其表现的事后说明来评价专家的能力。国际象棋大师、职业棒球运动员、获奖作家和作曲家就说不清自己是如何完成工作的。许多技能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最佳权衡

直觉真的存在吗？前面四个故事表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外行里手都要依靠它们。直觉能解决的问题多不胜数，以上这些不过是九牛一毛：选择伴侣、猜测复杂的问题、接住飞行中的球和侦查出毒贩。在更多的时候，直觉就是人生的方向盘。事实上，意识的火焰所在的大脑皮层装满了无意识的流程。认为智慧必须是有意识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于自己的母语，一个人可以立刻说出某个句子的语法是否有误，可很少人能说清其中的语法法则。我们所知道的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直觉。感觉、直觉和预感这几个词语会交替出现，实际上表示一种基于以下特征的判断：

1.迅速出现在直觉中的。

2.我们意识不到它的深层运行机制。

3.强烈实现的动机。

可是，我们能相信自己的直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将人分为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一方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警告过我们，“对直觉抱有期待的幻觉”；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抨击直觉，说它有系统上的缺陷，因为它忽略了知识、违背了逻辑法则，而且是许多人祸的起因。除了这种否定之说外，我们的教育体系也没有赋予直觉的艺术以价值。另一方面，普通大众通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同时，一些流行书籍也大肆宣扬迅速认知的魔力。如此乐观看来，人们往往知道要做些什么，哪怕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最终都会认为直觉往往是好的，除开直觉不好的时候——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却于事无补。于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该相信直觉，而是什么时候该相信它？为找到这个答案，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直觉是如何起作用的。

直觉中蕴含的基本原理是什么？直至最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尚未可知。一些杰出的哲学家认为，直觉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那么，科学能解开这个秘密吗？或者说，直觉是不为人理解的吗——上帝的声音、幸运的猜测或是第六感等超越科学解释的极限？我在本书中要说的是，直觉并非冲动与随想，它有其自身的原理。请让我首先向你说明这个原理并非什么。有些实验表明，与直觉相比，有意的推理反而导致更差的结果，比如之前的海报实验，于是，一个大的疑问出现了：决策论中的“圣经”——富兰克林的资产负债表法为什么不起作用？研究人员不去挑战神圣的权威，而是如此推断：直觉无意识地运用了资产负债表法，它用到了所有的信息，且经过了最佳的权衡，而有意识的思维却无法做到这些。好的选择往往基于复杂的利弊权衡，如此才能确定。但是富兰克林的资产负债表法并不是我所认为的直觉，而且，复杂也不总是好的，这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那么，直觉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其中的原理包括两个部分：

1.简单的经验法则。

2.大脑的进化能力。

这里，我使用通俗的“经验法则”代替科学术语“启发法”。经验法则与权衡利弊的资产负债表法大相径庭，它只瞄准最重要的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对于前面那个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原理：是认知启发法在起作用，它有趣的地方在于利用了人们一部分的无知。而关于接球，我们已经知道其中蕴涵了注视启发法的原理，它忽略了与计算球的轨迹相关的所有信息。这些经验法则使我们能够快速行动。两种方法都充分利用了大脑的进化能力：认知记忆和记录移动物体的能力。这里的进化一词，并不表示某种纯粹是先天所赐或后天培养而成的技能，而是自然赋予人类某种能力，人类经过扩展练习将它变成才能。若没有这种进化能力，这些简单的法则将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若没有法则，仅凭能力也无法解决问题。

迄今为止，对直觉的本质有两种理解。其一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认为直觉是用复杂的逻辑法则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其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它更依赖简单的策略，而且利用了我们进化的大脑。富兰克林的法则体现了逻辑视角：对于每一次行动，列举出所有结果，仔细权衡它们，然后选择最具利用价值的那种。这一法则放到现在就是“将期望效用最大化”。这个逻辑视角假设我们的思维像计算机那样工作，忽视了我们的进化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社交本能。可这些能力得来全不费工夫，而且能提供快速而简便的方法，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本书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明潜藏在直觉下的经验法则，第二个目标则是分析直觉可能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无意识智慧就是不经思考地了解什么法则在什么情况下有用。

我已经邀你一道启程，可我必须警告你：我们在旅程中遇到的一些风景可能与理智决策的教条发生冲突。究竟什么才是直觉，关于这点，我们有时会感到困惑或者怀疑，甚至直接否定无意识的智慧。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有意识体系已经垄断西方哲学思想界太久。可是，逻辑毕竟只是思维可获得的有用工具中的一种。在我看来，思维就是一个适配工具箱，里面装满了从基因、文化和个人层面创造与传输的经验法则。当然，我的很多说法还是有争议的。不过，我们仍然大有希望。美国的生物和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曾对新的科学见解发表看法，他说：“人们首先会说它与《圣经》相冲突。接着，他们会说这一发现之前就有。最后，他们会说自己一直都认同这点。”我所写的这些文字都是基于我和其他普朗克协会人类发展研究所成员及全世界同仁的研究。我希望这本小小的书能激励读者加入我们，与我们一道开辟理性的新领域。

①美国歌手，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她有一首歌叫《我的密乐沃基的表姐》。

②苏斯博士（Dr. Seuss），20 世纪最卓越的儿童文学家、教育学家。《绿鸡蛋和火腿》是苏斯博士创作的系列初级阅读绘本之一，这本书仅用 50 个单词写成一个故事，涉及容易引起孩子共鸣的话题——要不要尝试新食物。第二章少即是多

凡事应力求简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美国一所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的儿科在全美首屈一指。几年前，医院接收了一名 21 个月大的男童，我们就叫他凯文好了。凯文的毛病非常多：气色差、不与人交流、相对实际年龄来说体重过轻、拒绝进食、耳部还经常感染。凯文 7 个月大时，他的父亲从家里搬了出去，母亲也经常在外面开“派对”，有时候完全忘记了喂他，或是逼他吃罐装婴儿食品和薯条。当时，一名年轻的医生负责这位病人，不忍从这个瘦弱的孩子身上抽血，他注意到，打针过后，凯文就拒绝进食。根据直觉，他尽量避免进行侵入性的检查，而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关怀的环境。此后，孩子开始进食，他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

然而，这位年轻医生的导师并不赞同他用这种非传统的治疗方法。最后，这位年轻的医生终于阻止不了诊断上的机械流程，而凯文也被交到了一群专家的手里，专家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特定的诊断方法。他们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找出这个小男孩的病因。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冒险：“如果他没诊断出病因就死去，那我们就会声名扫地。”接下来的 9 周，凯文接受了一套又一套检查：照 CT、吞钡检查、数不清的活组织检查和血培养、6 次腰椎穿刺、超声波和其他临床检查。检查出什么结果了吗？没有！这一连串检查之后，凯文又拒绝进食了。然后，专家们忙于应付饥饿和感染的并发症，凯文还没来得及接受下一轮检查——胸腺活组织检查就死了。凯文死后，医生们继续检查他的尸体，希望找出病因。那孩子死后，一名住院医生说：“为什么，他一次性进行了三次静脉注射！再也接受不了另外的检查，还怎么找出病因。我们所做的一切正是他丧命的罪魁祸首！”遗忘的好处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天，俄国一家报社的总编集合员工召开定期晨会。会上，他宣布了当天的任务分配——内容包括一长串的事情、地点、地址和说明。讲话时，他发现一个新来的记者没有做笔记。总编正要责备他不集中注意力，这时，令人惊讶的是，那个人一字不落地重复了总编的话。这个记者的名字叫做舍雷舍夫斯基（Shereshevsky）。此事发生后不久，俄国心理学家 A. R.鲁里亚（Luria）开始研究舍雷舍夫斯基神奇的记忆能力。鲁里亚一次性在他面前读了 30 个词、数字和字母，并叫他重复。一般人能够正确重复七个（误差不超过两个），可他却全都记得。接着，鲁里亚把数量增加到 50 个、70 个，他都完全说对了，而且还能倒背如流。鲁里亚花了 30 年的时间来研究他的记忆，可仍未有所突破。自第一次见面 15 年后，鲁里亚让舍雷舍夫斯基再重复当年会议上那一串词、数字和字母。舍雷舍夫斯基静下来，闭上眼睛，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坐在鲁里亚的房间；鲁里亚穿着灰色的套装，坐在摇椅上对着他念那一长串词、数字和字母。最后，这么多年过去了，舍雷舍夫斯基仍然准确复述了那天的内容。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舍雷舍夫斯基成了著名的记忆术大师，他上台表演，每一次表演都会接触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多到可以湮没他之前的记忆。为什么自然母亲赋予他如此优秀的记忆力，而你我没有呢？

当然，如此无限量的记忆也有不利的一面。舍雷舍夫斯基能点滴不漏地想起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他那卓越的记忆做不到的。那就是，无法忘记。比如，他的记忆里装满了童年的画面，这些会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甚至懊恼。记忆里装满了各种细枝末节，使得他无法进行抽象的思考。他抱怨自己识别人脸的能力差。他说：“人们的脸在不断变化，各种不同的表情让我感到混乱，我就很难记住这些面孔。”读到一个故事，他可以一字不落地把它复述出来，可若要他概括这个故事的主旨，他就犯难了。总之，若要他根据已知信息完成更深层次的任务，比如理解暗喻、诗歌、同义和同音异义词，舍雷舍夫斯基或多或少有些吃不消。其他人可能忘记的细节他统统记得，而且这些东西占据了他的大脑，使他无法摆脱这么多画面和感觉，以致他无法进一步意识到生活中发生的事——找不出主旨、抽象概念和含义。

记忆并不是越多越好。自鲁里亚以来，一些杰出的记忆研究者们认为，我们的记忆的“差错”必然是一套适应环境需求的体系的副产品。照此观点看来，是遗忘有意忽略了大量生活细节，使其不致减缓对相关信息的检索，从而避免大脑提取信息、推断和学习的能力被削弱。弗洛伊德是适应性遗忘的早期提倡者。他认为，人们只有压制那些包含不利特征和消极情绪的记忆，才能获得直接的心理优势，即便从长远看来这种压制行为有一定的副作用。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有着同样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什么都记得，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能像什么都不记得一样不幸。”当然，记性好也是有用的，它可用于最近需要记住的东西。同样的功能原理也用于许多电脑程序的文件菜单中，比如微软的 Word，它只能列出最近项。Word 的这项功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用户最后查阅的东西也会是他们即将查阅的（图 2-1）。图 2-1　Word 程序只保留最近打开的文档，“忘记”了其他的文档这往往能帮助用户更快找到所需内容。

然而，我们也不必就此下结论，说记性差胜过记性好，反之亦然。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记性没那么好反而是好事，而又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需要最佳记忆？我把这归为生态学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认知如何去适应它的环境。那么，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记性好才有优势呢？是那种像舍雷舍夫斯基一样的专业记忆术研究者所在的世界，在那里，人们不需要进行抽象的概括。盛行完美记忆的哲学世界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在那里，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从小事做起的重要性

适应性遗忘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对那些有着痛苦经历的人来说，遗忘能让他们减轻痛苦。对孩子们来说，遗忘似乎是语言学习所必需的。认知科学家杰弗里·埃尔曼（Jeffrey Elman）试图利用有着大量记忆的人工神经网络学习几千个句子中的语法关系，结果，网络发生了瘫痪。埃尔曼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为了解决问题增加更多的记忆，而是每学三四个词就让它遗忘——也就是模仿孩子学母语时的记忆限制法。限制记忆后的人工神经网络并不能理解长而复杂的句子。可这样的限制迫使它注意那些简短的句子，如此一来，它就能正确学习这些句子，还能掌握这些句子中的语法关系。接着，埃尔曼将神经网络中的有效记忆增加到五六个词。通过点滴积累，该网络最终学会了所有的句子，这是有着完美记忆能力的网络无法独立做到的。如果父母给孩子读《华尔街日报》，只用其中复杂的词汇和他们说话，那么孩子的语言发展会受到阻碍。做父母的在直觉上就明白这一点，他们用“婴儿的语言”和孩子对话，而不使用有着复杂语法结构的句子。限制记忆就像一个过滤器，父母一开始就对孩子进行限制性的输入，这样就在无意识中支持着这种适应性的缺陷。

除了语言发展外，从小事做起在其他领域也非常有用。比如，一个创业公司在人力、财力皆捉襟见肘时比在两者皆充裕富足时运营稳定。同样，如果一个公司给某人一笔巨款让他做某件大事，那么，实际上，这项计划注定会失败。“创造稀缺，循序渐进”这条原则在人类和企业发展中无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认知限制有利也有弊。我们很容易想象一种需要从大事着手的情况。可是认知限制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它们的好坏仅针对当前的任务。物种越复杂，它的婴儿期就越长。人类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生命的大部分都处在一种不成熟的阶段——身体不成熟、性不成熟、精神不成熟。我们伟大的思想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将自己发现相对论归功于迟钝：“我的智力发展落后于普通孩子，所以我长大后才开始思考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事。于是，相比有着正常能力的儿童，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更深入一些。”在什么情况下投资直觉比最佳选择更有用？

1990 年，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凭借其开创性的资产最优配置方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解决了每一个进行养老储蓄和想要在股市赚钱的人都会面对的重要投资问题。假如你在筹措一笔投资基金，为降低风险，你不想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你要如何分配这些资金呢？马克维茨向我们表明，有一种最优的投资组合，能使回报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他在进行自己的退休投资时，肯定会用上自己的获奖技术——至少人们会这样认为。可是他没有。他只是运用了简单的启发法——1/N 法则：将你的钱平均分配给 N 只基金。

一般人会凭直觉遵循这样的法则——均等投资。研究发现，有一半的人遵循着这样的法则，如果只有两种选择，就将钱五五分，而大多数有着三四种选择的人也会将钱均等分开。做事凭直觉很幼稚吗？还是在处理钱的问题上凭直觉会显得愚蠢？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最佳分配原则比 1/N 原则又好多少呢？最近的一项研究针对 7 个投资项目对比了最优资产分配原则和 1/N 原则。资金大多是股票组合。其中有一个项目是，一方面将某人的资金分配到 10 只股票上，并追踪其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将资金平均分配到十只美国工业股票中。结果表明，没有一种最优化理论能胜过简单的 1/N 法则。

为什么就信息和计算而言少即是多？要了解这点，首先要明白那些复杂的策略是如何根据现有的数据进行计算的，比如之前的工业股票。将数据分为两类，一是可用于预测将来的有用信息，二是不可预测将来的武断信息或错误信息。由于将来是未知的，所以几乎不可能区分这两类信息，因此，运用复杂的策略往往无法排除一些武断信息。然而，1/N 法则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胜过最优策略。如果有长期积累的数据，那么这些策略会起到最大作用。比如，将某人的财产分成 50 份，复杂的策略需要 500 年才能最终胜过 1/N 法则。相比之下，简单的法则彻底抛开以前的信息，这恰好避开了之前的错误数据。它靠的是平均分配的多元化智慧。识别再认推理法能胜过财务专家吗？

是否有必要请一个著名的投资顾问来教你买哪些股票？或者，省下咨询和管理费，自己来进行多元化投资？专业顾问们强烈警告约翰·帕布里克（John Q. Public），说如果想在股市上赚钱，就不能只凭自己的直觉，而要求助专业人士或者复杂的计算机程序。真是这样吗？

2000 年，《资本》杂志举行了一场选股比赛。包括主编在内的 1 万多人参加了比赛。此前，编辑已经列出如下规则：在 50 种国际互联网股票内随意买卖，为期 6 周，获取最高利润者为胜。很多参赛者试图获取更多关于这些股票的信息和内情，另一些人则运用高速电脑选择正确的投资组合。在所有参赛的投资组合中，有一组别具一格。

这一组合是在“集体无知”的规则下建构的，没有专家的知识，也没有好用的软件，我和经济学家安德里亚斯·奥特曼（Andreas Ortmann）都主张这种方法。我们找了一些对股票一知半解、甚至都没听说过那 50 种股票的人。在柏林，我们随机询问了 100 位路人，男女各 50 人，问他们会选以上哪种股票。我们就名字最常见的 10 种股票列出了一个投资组合，并以“买入—持有”的方式递上这个方案参与比赛，也就是说，自买入后，它就不能再变动。

我们遭遇了熊市，这可不是个好消息。不过，我们这个基于集体直觉的股票组合上涨了 2.5 个百分点。《资本》杂志的主编是投资行家，他懂的比 100 名路人的股票知识加起来还多，但是他的投资组合却下跌了 18.5 个百分点。集体识别投资组合上涨的百分点超过了 88% 的参赛者，并优于《资本》杂志所设定的各种参数指标。作为对照，我们还就最不为人所知的 10 种股票列了一个低直觉组合，它和主编的组合一样糟糕。第二次研究的结果也大同小异，在这次研究中，我们仍然进行了性别的区分。有趣的是，女人知道的股票较少，然而，她们凭直觉选出的投资组合赚的钱却比男人多。这一发现印证了之前的研究：女人的财务知识不怎么样，可她们的直觉更好。

在这两项研究中，适当的无知比丰富的知识更有用。如财务专家所说，那只是一次撞大运吗？没有哪个投资策略是简单的，所以名字识别并不总是有用。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它们共同表明，单是品牌名称识别就可与财务专家、一流的共同基金及大盘表现媲美。你或许会问，我自己是否足够相信这样的集体智慧，而把钱投进去呢。确实有一次，我花了五万美元来投资由那群什么也不懂的路人列出的投资组合。6 个月后，它上涨了 47 个百分点，比那些由财务专家操作的股市和共同基金更有成效。

约翰·帕布里克的“集体无知”为何能和资深投资顾问的策略相匹敌？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Peter Lynch）对外行朋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投资你所知道的东西。人们往往会遵循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买东西要买自己知道的品牌”。只有在你或多或少懂得一点时，这个原则才有效，也就是说，在你听说过一些股票，但却不是全都听说过时。如果是专家，比如像《资本》杂志的主编，就不能使用这一法则。单就美国来说，投资顾问们每年要赚大约 1000 亿美元。然而，却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的预测能好过运气。相反，每年有 70% 的共同基金低于市场表现，而剩下 30% 碰巧高于市场表现的共同基金，没有一种连续出现过低于市场的情况。然而，老百姓、公司和政府付给华尔街的“圣职人员”几十亿美元，让他们告知这个大问题的答案，“市场的走势会怎样？”如身家亿万的金融家沃伦·巴菲特所说，股票预测的唯一价值是让那些“算命者”看起来体面些。零选择晚餐

几年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我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多快好省地决策”的讲座。在一番活跃的讨论后，热情的主办方邀我共进晚餐。可他并未告知我地点。于是我想，吃饭的地方一定很远，我猜他是要带我去一家特别的餐馆，这家餐馆说不定还获得了一两颗米其林星。可是，是在堪萨斯吗？实际上，我们确实去了一家非常特别的餐馆，虽然此特别非彼特别。布鲁克维尔酒店挤满了等候就餐的人，当我坐下看见菜单时，瞬间就明白主办人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菜单上根本没有可供选择的东西，上面只有一项套餐，每天都一样：半锅炸鸡，配土豆泥、奶油玉米、发酵粉饼和家庭式冰激凌。用餐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为不用作决定而感到高兴。酒店对顾客的纠结了然于心，知道如何为他们准备唯一的晚餐，而且做得非常好吃！

关于少即是多，布鲁克维尔酒店开创了先例——零选择晚餐。纽约市推崇“选择越多越好”，它的菜单就像百科全书，并没有提供实用的点餐指南，在这点上，布鲁克维尔酒店与它恰好相反。这种“选择越多越好”的观点在菜单界十分盛行，它同时还成为一些官僚主义和商业的命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制定了两项投资股票和基金的退休计划。大约在 1980 年，又增加了一项，几年后，增加到 5 项。到了 2001 年，他们已经有了 157 种选择。157 种选择真的比 5 种好吗？选择是好事，选择越多就越好，这是全球商业的信条。一条理性的选择理论认为，人们会衡量每一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然后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一种。选择越多，就越可能作出最好的选择，越能让顾客满意。可人类的大脑并不是这样运行的，人脑能消化的信息是有限的，这种限制就好比短期记忆能力，那个神奇的数字 7，上下浮动误差 2。图 2-2　选择越多，顾客买的越多？

如果说，并不是选择越多就越好，那么，选择多了，有坏处吗？比如加州门罗公园的德尔格超市，它是一家以食品种类众多而闻名的杂货店，出售大约 75 种橄榄油、250 种芥菜和 300 多种果酱。心理学家在店内设了一个试用摊位。桌上有时放 6 种果酱，有时放 24 种果酱。哪种情况下顾客更可能会停下来呢？60% 的顾客会在选择更多时停下来，40% 的顾客会在选择较少时停下来。可是，什么情况下，顾客真正会买这些果酱呢？观察表明，在有着 24 种选择的情况下，只有 3% 的顾客会买一两种果酱。然而，只有 6 种果酱时，30% 的顾客会买。总之，当选择有限时，购买产品的顾客是选择更多时的十倍之多。消费者容易被纷繁的品种吸引，可是，更多的人会在选择较少时购买。

选择范围有限也是好事。宝洁公司将海飞丝洗发水的品种从 26 种减少为 15 种，其销量增加了 10%。与德尔格的运营方式迥异，全球连锁超市阿尔迪就奉行简单原则：少数散装产品，价格便宜，对服务的需求也不多。而其产品的质量也为人称道，且全程在监控之中。选择的范围小，顾客决策时就不用如此纠结。据《福布斯》估计，阿尔迪超市拥有者阿尔布雷克特兄弟的财富仅次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感情问题上，也是选择越少越好吗？有人进行了一项实验，向一群年轻的单身人士分发网上交友资料，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这些年轻人说，比起四个人，他们宁愿在二十个人中选。可是，当他们选择完后，那些有更多选择的人发现，事情变得没那么好玩了，而且他们说，这样既没有提高满意度，也没有减少错过良缘带来的遗憾感。最先出现的往往是最好的

高尔夫球员在击球的时候会经历许多步骤：判断球的路线、草地的纹理，以及到洞口的距离和角度；然后将球定位，再使肩膀、臀部和双脚在目标左侧成一线；再摆好姿势等。那么，教练该如何指点球员呢？“慢慢地，集中注意力，别被周围的事分心”，这样指导如何？这对有的人来说，是聪明的指点，可对其他人来说，是多此一举。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有所谓的“速度—精准性”权衡作为支撑：任务完成得越快，精准性就越差。实际上，如果你叫初学者慢慢来，留心动作，集中注意力，他们会做得很好。可是，对于那些高尔夫球高手你们也会给出同样的建议吗？

在一项实验中，分别将高尔夫球高手和“菜鸟”放在两种情况下进行研究：一种情况是在 3 秒内完成击球，第二种情况是完全不加时间限制。如前面所说，在时间的压力下，新手的表现要差一些，进球也要少一些。可令人吃惊的是，高手们在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反而进球更多。在第二个实验中，有时提醒球员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动作上，有时任球员被无关紧要的任务干扰（比如去听磁带录音的旋律）。如人们所预期的，新手们在集中注意力时的表现比分心后的表现好。而高手们则恰恰相反，当他们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动作上时，表现反而更差；当他们分散注意力时，表现却更好。

我们如何解释这明显的悖论呢？高手们的技能由我们大脑中的无意识部分实施，有意识的思考反而会成为干扰因素。设定时间限制是一种不让人们把思维集中在挥杆上的方法，提供干扰任务同样如此。既然我们意识层面的注意力只能放在一件事情上，就放在干扰任务上好了，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挥杆。

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高尔夫球运动。手球是一项团队运动，球员们需要不断地迅速决定该如何处理球。该传球、投球、吊高球，还是做假动作？该把球传给左边的队员，还是右边的队员？球员们不得不快速决定这些。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深思，他们是否会作出更好的决定？在一项由 85 名年轻、技巧丰富的球员参与的实验中，每位球员被要求站在大屏幕前，身着队服，手拿比赛用球，观看屏幕上播放的高水平比赛场景，每个场景约 10 秒左右，最后定格。研究者要求球员将自己想象为场上的那名带球选手，在定格时，尽快说出头脑中即时闪现的最佳反应动作。在经过直觉判断之后，研究者又要求球员重新观看定格画面，并尽量提出更多的可能应对方案。比如，可能仓促之间，没有注意到某个潜伏在某侧的队友，又或是其他刚才忽视的细节。最后，在大约 45 秒之后，研究者要求每位球员给出他们认为的最佳反应策略，结果表明，大约有 40% 的情形，球员会得出与第一反应不同的策略。为了衡量选择的效果，研究者请专业教练来评价视频中提及的所有反应，以判断这些策略的质量。如果按照“速度—精准性”权衡假设，时间越多，球员选择的动作越好，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然而，对高水平选手来说却恰恰相反。花时间去分析反而不能得出更好的选择。相反，他们的直觉反应比他们经过思考的动作更好。

直觉为什么如此成功呢？图 2-3 会告诉我们答案。球员们想起的动作的顺序直接反映出了这些动作的质量：第一个动作要比第二个动作好，第二个动作比第三个好，以此类推。有越多的时间来选择，动作的质量就越差。有经验的球员具有一大特征，那就是能在第一时间作出最佳选择。相反，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球员来说，要做出最好的动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思考。最好的选择往往最先出现，这点体现在很多领域的专家身上，比如消防员和飞行员。图 2-3　有经验的球员在出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思考，结果会好一些吗？头脑中最先反应出的选择往往就是最好的选择；其他的选择都不如这个好。因此，让有经验的球员遵循自己的第一直觉才是好的建议。“速度—精准性”权衡是心理学家确立已久的越多越好原则之一。可是，这一早期研究是以没有经验的学生为对象，我们也已看到，“越多越好”并不适用于那些有经验的专家。在这些例子中，想得太多，反而会拖累甚至颠覆自身的表现（想想你系鞋带的时候）。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才会有最好的表现。

如果你经验丰富，那就别多想了——这个教训是可以谨慎利用的。著名的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计划在安大略省的金士顿弹奏贝多芬的第 109 号作品。如往常一样，他先把乐谱过一遍，再开始弹奏。然而，在音乐会开始的三天前，他遇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无法流畅地弹出一段曲子。绝望之余，他使用了比高尔夫球员更夸张的注意力分散法。他打开吸尘器和收音机，还把电视也打开，它们的吵闹声使他根本听不到自己的琴声。结果，他的心理障碍消失了。

在竞技场上，我们可以有意地运用同样的方法从心理上削弱你的对手。比如，在交换场地时，问你的对手，你今天的正手击球为什么如此精彩。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你让他去思考自己的动作，这就削弱了他正手击球的能力。在体育运动、应急事件和军事行动中，需要多快好省地决策，因为长时间的思考可能输掉比赛或者一命呜呼。另外我之前还注意到一款电脑游戏，讲的是 1942 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隐蔽行动。其中有一幅画面是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在路上，前方的路被迷雾遮住，那里有树、有灌木，路上还有一座木桥。前方标注了四个方向，然后出现一个问题：“敌人藏在哪个方向？”仔细分析了四种地形后，我才看到画面上倒着写的答案：“你花的时间太长，你死了。”有时候，并不是越多越好

直觉所能依据的信息少之又少。所以，在我们的“超我”看来，它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的超我已经将“越多越好”这种信条内化了。然而，那些实验揭露了这个惊人的事实：有限的时间和信息能改善我们的决策。“少即是多”的意思是，在某种情况下，时间、信息或者选项越少越好。它并不是说，少一定就好。比如，如果没得选择，那么我们就无法运用认知启发法。反之，相对于面对 24 种果酱，人们在面对 6 种果酱时购买得更多，这并不意味着面对一两种选择时，人们会购买得更多。选项的多寡处在一个中间水平时，能取得最佳效果。在我们的文化中，“少即是多”与以下信念相矛盾：

信息往往越多越好。

选择往往越多越好。

这两种信念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而且，很明显，很少有人明确地说到它们。经济学家列举出了一种例外情况，当信息要收费的时候：信息越多越好，除非进一步获取信息的成本超过了预期收益。然而，我的观点更为激进。即便信息是免费的，也会存在信息泛滥造成危害的情况。钱，并不是越多越好。时间，也不是越多越好。更多的业内知识，可以作为后见之明，用以分析之前的市场，但却不能用来分析未来的市场。在以下这些情况中，“少”确实是“多”：

1. 适当的无知。认知启发法表明，直觉可胜过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2. 无意识运动技能。对于训练有素的专家来说，直觉是基于一种无意识技能，而过度思考就会阻碍这种技能的实施。

3. 认知限制。我们的大脑似乎嵌入了一种机制，比如遗忘和从小事做起，这就保护了我们，使我们接触不到太多的信息。如果没有认知限制，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睿智干练。

4. 自由选择矛盾。拥有的选择越多，就越容易陷入矛盾，进而越难对比那些选项。产品和选择越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同时对买家和卖家造成伤害。

5. 简单的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简单的经验法则能和复杂的规则一样预测出复杂的现象，甚至能比复杂规则做得更好。

6. 信息成本。比如那个教学医院的儿科医生，提取太多的信息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同样，在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时，过分好奇容易破坏别人对你的信任。

请注意，最前面的 5 种情况是“少即是多”的典型例子。即便外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或者专家有了更多时间，又或者我们的记忆保留了所有的感官信息，公司生产出更多种类的产品，而且这一切都不需要额外的费用，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会表现更加糟糕。最后一个例子中有着一种权衡关系，那就是，进一步研究需要代价，所以少量的信息就变成了更好的选择。连续的诊断给小男孩造成了伤害，也就是说，伤害他的并不是最终得出的结果，他付出的是身体和心理上的代价。

好的直觉往往会忽略信息。源于经验法则的直觉只从复杂的环境中提取寥寥几条信息，比如，知晓的名字，或是注视的角度是否保持一致，它会忽略其他的信息。确切地说，这是如何运作的呢？下一章我们将会详细地分析这一机制。第三章直觉如何快速决策

我们应该养成思考自己行为的习惯，这样的陈词滥调是极其错误的，可是许多书籍中仍会多次强调，许多名人甚至在演讲中反复提到这一点。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体现在运算量的扩展上，这些运算我们不经思考就可以进行。——阿尔弗雷德·怀特海

查尔斯·达尔文认为，蜜蜂的蜂巢营造艺术是“所有已知本能中最奇妙的”。他认为，这种本能由更为简单的本能经过无数连续的、细小的变异而形成。我相信，认知的进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它依靠的是“本能”的适配工具箱，我把它叫做“经验法则”或者“启发法”。许多直觉习惯，从感知到相信，再到欺骗，都可以描述成这些简单的机制。它们帮助我们战胜了对人类智能的主要挑战：去探索信息背后的事情。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是如何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运作的。大脑安排事情

亨利八世历来是出了名的以自我为中心、生性多疑的统治者，他经历了六段婚姻，有两任妻子因为叛国罪被处死。他在吃饭的时候最喜欢的娱乐就是闭上眼睛“砍”宾客的头。你想试一下吗？闭上你的眼睛，盯着位于图 3-1 右上方的笑脸。把书拿到离你大约 30 厘米远的地方，然后将书慢慢拿近，再拿开，让你的左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上面的笑脸。到一定的时候，左边的哭脸会消失，就像被砍了头一样。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就像断头台一样呢？哭脸消失的地方就对应着人眼视网膜中的“盲区”。眼睛就像照相机，有一个引导光线的透镜，并由此将外界的图像投射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就好比相机的胶卷。但与胶卷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一个洞，视神经就通过这个洞将信息传送给大脑。又因为这个洞本身没有感光细胞，所以在这一区域处理的物体就无法被看见。如果你闭上一只眼，往四周看，你可能认为自己会看到一片白板，这就是对应的盲区。事实上，你什么也看不见，是我们的大脑凭借猜测“填充”了这片白板。见图 3-1，最好的猜测是“白色”，因为周围都是白的。正是这种猜测使哭脸消失了。亨利八世也是如此通过将客人的头置于他眼睛的盲区，“砍掉了”他们的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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