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丛(2016年第1期总第10期中国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江畅主编、周海春执行主编、徐瑾副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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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论丛(2016年第1期总第10期中国卷)试读：

卷首语

文化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从观念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反映生活，并引领生活；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都涉及文化。可以说，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就有文化。把一切都说成文化是不科学的，但是离开了文化来思考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往往不得要领。依唐君毅的说法，人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为道德意识的光辉所弥纶，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人们从事体育活动也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都有道德意识在内，都有心灵活动在内。这些活动和人的追求之间会发生矛盾和“颠倒”，但人们依然有能力进行“再颠倒”。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存得更美好，都有最初发动的一念之本心。回到生命的初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一阳来复”，才有再生的动能。让嘈杂的生活归于宁静，让躁动的社会脉动回到一个合理的节奏上来，让生命的泡沫散去，民族的生命才能绵延不绝。

中国传统文化有民族的根脉和基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内求，以虚静以待的观察视野和虚怀若谷的胸怀，把握生生灭灭的本根，从而让中华民族可以处逆不惊，处顺不骄，并以内求圣贤的自我超拔力求实现社会的进步。

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管是在学理上的西学，抑或在生活上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或者带有后现代特征的快餐式的文化上，中国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中西古今的“纠结”中生活了一两百年的中国人，到了结束这种“纠结”的时候了，到了“破茧”的时候了。自信可能是盲目的，但文化的脉动是真实有力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破掉自己身上厚重的壳，不管这个坚硬的壳是自己加给自己的，还是别人加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西方文化的“寄生”时代正在成为过去时，即便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孕育自己的种子，结出自己的硕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已完成，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还任重道远。

文化的多样，可能也是和谐的，不过不能不说，中国人生活本身的多种文化色调之间还不够协调，以至于人格上有点“阴阳”“两面”。“问题”“错误”要从历史的节点上看，从历史长河中来看，有的时候“问题”越严重，成果才越大。

研究中国文化就是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活出中国人的气节。富而好礼，贫而乐道，没有那个“礼”，没有那个“道”，就没有不与时易的气节和骨气。那个“礼”、那个“道”就是文化研究的使命。

本卷本着展示中华文化“多样和谐”的原则，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回顾传统，展望未来，以问题为核心，以讲理为诉求，以服务文化强国战略为宗旨，欢迎学理研究和现实把握等不同层次的文章，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理论前沿·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论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1]

早在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就从经济的角度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对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做了全面部署。这一系列决定标志着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几年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走出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和热烈讨论，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持。笔者认为，在研究和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还需要特别重视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后能够对世界产生广泛深刻持久的积极影响这样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怎样实现中华文化由自己想“走出去”向别国想“拿回去”转变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阐述。一 “中华文化”与“走出去”的含义辨析

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国家战略，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周密的设计，而进行这种设计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弄清“中华文化”以及“走出去”这两个概念本身意味着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身含义和意义，我们才能进一步确定我们应该让什么样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为什么让这样的文化“走出去”或者说让这样的文化“走出去”干什么。

中华文化延绵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纷纭复杂。从内在构成看，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从文化层次看，有主文化、亚文化以及以民俗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文化等；从民族构成看，有汉族文化和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从历史演进看，有漫长的古代文化、短暂的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当代正在构建的文化；从价值评判看，中华文化中有优秀的、合理的成分（精华），亦有腐朽的、陈旧的成分（糟粕）；等等。那么，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所说的“中华文化”是指所有这些文化，还是指其中的某些部分？显然，我们不会，也不应该不加区别地让所有中华文化“走出去”，而必须有选择地推出中华文化中那些传播出去对别国有利并对我国有益的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那么，中华文化中的哪些内容是对别国有利并对我国有益的呢？这里所说的“对别国有利并对我国有益”，作为判断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标准有以下四层次含义。其一，“走出去”的不能是对别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中国文化，如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极其珍贵的文物、国家的核心机密等。这样的文化“走出去”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其二，“走出去”的不能是对中国无益而对别国有害的文化，如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这样的文化“走出去”不仅别国不会接受，可能还会损害中国的形象。其三，“走出去”的不能是对中国有益而对别国有害的文化，目前中国的某些消费文化（如过度包装）存在一些问题，虽然这样的文化为别国所接受，可能会为中国的某些厂商在当地牟利开辟市场，但对接受这种文化的国家有害。其四，“走出去”的只能是对别国有利并对中国有益的文化，如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文化别国会接受，并有助于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外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3]由此看来，让中华文化中的哪些内容“走出去”需要我国做出合理的选择，不能只是笼统地让中华文化“走出去”。

此外，中华文化并不只是既成的文化，而且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文化。别国的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中华文化在持续“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适应别国的文化需求变化。如果我们把别国的文化需求看作一种世界文化市场需求而中华文化是需求的供给侧的话，那么作为文化供给侧的中华文化要依据世界文化市场的需要建设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只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推销什么样的文化，而要着眼于别国的文化需求来建设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适销对路。适销对路的文化并不只是对别国有益的文化，还应该是别国急需的文化，是能够解决别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文化。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别国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面临的问题具有许多相似性，但绝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就要求中国文化建设不仅要考虑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要考虑与别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文化建设如果只考虑本国的问题，而不考虑与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和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则其所建设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别国的需求，就不可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份额。因此，中华文化中对别国有益的内容，绝不能局限于已有的文化，还必须包括现在和未来建设的文化，而且后者是重点。我们只有不断建设对别国有益同时又能满足别国现实需求的文化，中华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不仅要慎重考虑让哪些中华文化“走出去”，而且还要考虑“走出去”意味着什么。这里所说的“走出去”，当然是为了让中华文化“到达”其他国家，让其他国家知晓，但不仅仅如此，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通过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让别国了解中华文化肯定是必要的，而且是达到更深层目的的前提，因为如果别国不了解中华文化，便谈不上实现进一步的目的。那么，这种更深层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推动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有两种深层的目的。一是让本国文化对其所到达的国家在文化上进行渗透甚至取代所到达国家的文化，以达到本国的某种经济、政治或军事的目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输出国可以从被输出国获得现实的利益并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但是这种不可告人的自私的目的和动机终究会被别国觉察，所输出的文化会遭到文化输入国的抵制和反对。二是使本国文化在进入他国之后接受别国的审视和检验，让别国通过把本国的文化与进入本国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来评价本国文化是不是真正优秀的、先进的，而本国借此来反思自己的文化，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优劣、先进与否，并借此来完善自己的文化。这样做，输出的文化就会在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中不断走向完善，成为更优秀、更先进的文化，因而更有可能“走出去”。

第一种目的是今天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的真实目的。今天中国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此，而是第二种目的。在今天世界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的格局之下，第二种目的才应成为当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目的。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意识到要以这种目的作为自己的文化“走出去”的真正目的，更没有自觉地这样去确立目的，但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真正走向强大，才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正能量。当然，中华文化今天尚处于努力推销自己的“走出去”阶段，还没有达到让别国都想要“拿回去”的程度，但假如我们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并努力追求，将其实现，中华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引进、学习和借鉴的先进文化。到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运用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而是别国想方设法要将中华文化“拿回去”。从“走出去”到“拿回去”的转变，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今天实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归根到底就是要促使这种转变尽快实现。

实现中华文化从自己想要“走出去”到别国想要“拿回去”的转变，前提是要着眼于别国想要“拿回去”，以此来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走出去”与“拿回去”的有机统一。实现了这种统一，中华文化“走出去”就不会让别国误以为中国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别国，取代别国的文化，搞文化霸权主义。相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就会成为别国自觉自愿地学习中华文化，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并将其融入自己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从别国那里学习、吸收和借鉴的过程。通过这种互相的学习、吸收和借鉴，中外不同文化就会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当然，在别国对中华文化尚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着力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是必要的，但要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华文化，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华文化自身对于别国的价值和吸引力。二 别国最想“拿回去”的中华文化

实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华文化成为别国想要“拿回去”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让“走出去”的中华文化成为别国想要的文化。在当今世界，什么样的文化是大多数国家想要的文化呢？或者说，别的国家会对“走出去”的中华文化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在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上，世界各地人群或国家的文化基本上是封闭的。当然也有一些时期的一些人群或国家为了经济上的目的进行侵略扩张，并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别的人群或国家的情形，但其直接目的通常并不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文化。西方列强为了殖民掠夺而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向别的国家和地区推销，并使自己的文化逐渐对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世界各地的非西方民族觉醒和国家独立，它们鉴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开始从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学习西方文化。整个20世纪，西方文化成为许多国家想“拿回去”的文化。

然而，西方文化虽然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强势文化，具有优越性和强大竞争力，但也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这种文化试图渗透甚至取代受影响国家的文化，而且伴随着文化渗透而来的是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干预和军事上的侵略。这些文化输入国都是欠发达国家，其竞争力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抗衡，因而在西方的文化渗透面前常常无力抵御。二是伴随着这种文化的繁荣其本身的问题日益凸显，如贫富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社会生活过度市场化等，这使许多非西方国家不愿意将这种文化完全“拿回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使许多非西方国家越来越不愿意“西化”，它们采取各种措施抵御西方的文化渗透。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以及与之伴随的经济、政治、军事的渗透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没有实力与之抗衡，这种渗透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无力构建足以与西方文化抗衡的文化的欠发达国家，就寄希望于有一种比西方文化更优秀、更先进的可以“拿回去”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要能使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而且要不存在西方文化的两大问题，还要可以提升和完善本国文化而不被取而代之。应该承认，“西方话语权的削弱为新兴文化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空间”[4]。

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使中国快速走向强大，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各国，而且这种发展不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渗透实现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体制改革，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和文化和利用别人的资金、技术实现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使许多欠发达国家希望能从中国“拿回去”比西方更先进、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主动适应这种需要，实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可谓抢抓机遇，顺势而为。不可否认，实施这种战略有着中国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出于一个大国特别是正在迅速走向强大的国家所肩负的世界责任考虑。因此，中国的这一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它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但是，中国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什么样的中国文化才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最需要的、最想要的。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它的价值观。在价值观多元化而且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价值观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最需要、最想要的应是最先进的价值观。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当今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笔者在谈到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先进性时曾经谈到当代最先进的价值文化，一般来说，这种看法也适合用于价值观。当代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是集人类优秀价值文化之大成的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文化。它从根本上克服了其他价值文化的局限、缺陷和问题，尤其克服了其他价值文化的专制性、资本化、异化等问题；同时，它又吸收了这些价值文化中的合理内容和精华。当代先进价值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建共享的民主文化，它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是价值文化的创制者、建设者、享有者。当代先进的价值文化是以社会成员幸福的普遍实现为终极价值追求并被法制化的完整价值体系，是谋求社会成员普遍幸福的幸福文化。它能充分体现社会成员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能最好地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它是顺应人性的，是人情化、人道化的，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亲和力。同时，先进的价值文化还能在引导和控制其他价值文化的同时与之共存共荣，它具有宏大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自我完善性，是具有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流文化。[5]当代最先进的价值观就是能够转化为这样的先进价值文化的价值观，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就是要构建这样的先进价值观。这样先进的价值观也是别的国家想要“拿回去”的。

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要成为别的国家想要“拿回去”的文化，还必须能有效地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有三类：一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二是中国面临的独特问题，三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三类问题在今天不是分离的，而是紧密关联的，而且其中大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才能站在世界文化的制高点，才会有强势的话语权。如果我们将这种正确的答案看作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药方”，那么这种“药方”无疑是世界各国最需要的。这种“药方”不是中国文化能够完全提供的，从根本上说要由当代中国价值观提供。然而，中国价值观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价值观要提供这种答案，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着眼于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时代问题，加强自身的构建，使自己成为当代最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先进价值观。

应当充分肯定的是，当代中国价值观正在沿着这种方向构建。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在构建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和极大的魅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中国价值观要真正成为当代世界最先进的，被别的国家所重视的，从而想要“拿回去”的文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面临着不少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与原有的社会制度或体制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欠发达国家大多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引入市场经济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社会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生长的。这些国家要富强繁荣就不得不采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而一旦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原有的社会制度就会与之相冲突。中国当前正在全力解决这一难题，所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如果中国能通过价值观构建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真正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克服西方价值观的两大问题，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先进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如此，中国价值观“走出去”就将不再只是我们自己推动的结果，而主要是别国自愿从中国“拿回去”的结果。三 着眼于别国“拿回去”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

在全球一体化和市场化的新时代，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有世界文化市场的意识，了解别国的文化关注焦点，不能搞那些盲目的、无效的文化输出。因为那样的文化即使“走出去”，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甚至还会引起别国反感。只有着眼于世界文化市场的需求，输出中国已有文化和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也就是说，只有着眼于别国想要“拿回去”的文化，推出和建设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才会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有更大市场份额的文化。

从世界文化市场需求来看，世界各国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最需要的（可能也是最想要的）中华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认为，这样的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而不是非主流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文化，而不是亚文化。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构建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使中国迅速发展和走向强大，于是，这种文化为世界各国所瞩目以至想引进、吸收和消化。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非主流文化，抑或是各种亚文化，它们大多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非主流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宗教文化等）要么是在过去的中国就已存在的文化，要么是从域外进入中国的文化。任何一种亚文化都是从属于主文化的，而且其大多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存在，它们更不可能使中国迅速强大。在当代，使中国迅速强大的文化主要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因而这种文化成为别的国家最需要的中国文化，当然也是中国最值得“走出去”的文化。正因为如此，别国希望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中找到解决促进本国快速发展的问题的秘诀，而我国则可以从别国是否真正接受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来验证它，从别国接受它中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从与别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完善它，使它成为可被普遍接受的更优秀、更先进的文化。于是，中外文化就找到了需求和满足的结合点，也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当代中国文化，而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也具有重要价值，传播出去有利于别的国家发展，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主要还是为了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走出去”。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否认中国的非主流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当代中国存在的非主流文化，实际上要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是外来文化，要么是宗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前已叙述，而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本身就是外来的，我们不必再用力推动它们“走出去”。至于各种亚文化，我们也有必要推动它们“走出去”，它们都可以成为主流文化“走出去”的载体和桥梁，但是，各种亚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化交流的内容，国家只需要提供开放的环境和优越的条件，它们就可能“走出去”。总之，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中国最需要“走出去”也是别国最想“拿回去”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而不是中国的其他文化，尽管这些文化“走出去”也是必要的，而且对主流文化“走出去”也是有益的。

一种文化是一种价值观的现实化，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就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日渐在世人面前显示出其魅力，是因为作为这种文化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价值观正在成为一种人类先进的价值观，正在显示出它相对于一直在世界上有强势影响力的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价值观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自觉构建的一种价值观，是一种正在处于构建之中的尚未成为当今世界强势价值观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作为这种价值观体现的当代中国文化还需要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向世界，其尚未达到其他国家力图将其“拿回去”的程度。这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化要从自己想要“走出去”转向别国想要“拿回去”，还需要加强自身的建设，而这种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当代中国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推动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其理论构建和实践构建相互促进，当代中国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并显示出强大的实践力量。事实证明，我国构建的价值观是与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相适应的，并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障。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构建促使中国开始走向强大，而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又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促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和以之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走向世界。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党中央提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构建不仅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而且还必须考虑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中华文化要真正“走出去”，需要实现从自己想要“走出去”到别国想要“拿回去”的转变。从这种意义上看，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需要考虑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考虑怎样让别国想要将中华文化“拿回去”，要考虑别国对中华文化的需要，特别是要考虑别国的文化需求，并据此建设自己的文化。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

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对别国对中华文化的需要的考虑，关键是怎样将中国价值观构建成能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难题的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因为只有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以之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才是别国想要“拿回去”，并使之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合自己国家的先进价值观和文化。如果一种价值观只适合中国的情况，不具有人类的先进性，因而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那么这种价值观即使走进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充其量只会表示赞叹，而不能将其融入自己的社会生活。因此，在我国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们要在使当代中国价值观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使它适应当代人类的发展，成为能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愿意引进和融入自己文化的人类先进价值观。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和文化建设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收力和感召力”[6]。

[1]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构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研究（11&ZD021）”的阶段性成果；2015年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弘扬核心价值观与继承传统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江畅，男，湖北省中华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文龙，男，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3] 刘学蔚、郭熙煌：《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现状与困境——以海外孔子学院为视角》，《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 李建华、姚文佳：《社会全面转型与道德引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5] 参见江畅《论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先进性》，《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2期。

[6] 辛鸣主编《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第212页。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略议

进入21世纪，伴随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全球交往空前加强，联系日益紧密，整个世界最大限度地趋同，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失去了地域的局限，局部利益被不断地整合为共同利益，“全球市场”正在形成。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波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报纸上首次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从此，“全球化”一词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渐渐成了关键词、主题词。尽管难以对“全球化”下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描述的是一种全球范围的深刻变化和行动力量。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2]今天的全球正在被压缩成“小村庄”，各价值主体的交往空间不断扩大，交往深度不断拓展，正在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经验；各价值主体的相互依存性、相互渗透性日益加深，许多从前的主体性问题越来越具有了社会性、主体间性、国际性。孙伟平先生指出：“生存环境、生存状况特别是相互交往的这种社会化、全球化，极大地突破了人们的狭隘视野、地方意识和封闭情结，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类意识’、整体精神，要求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群体、个人，摆脱既有的各种限制，真正作为‘社会人’、‘世界公民’、‘普遍价值的主体’思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封闭、对抗意味着代价、落后，而开放、合作则可能意味着双赢、共赢。这一切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必须超越种族、国别、地区、宗教、文化等等的不同，超越具体主体的个性化需要和多样性诉求，在诸多共同的、统一的目的和需要导引下，从整体、全局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注意相互之间的关系、利益的协调一致。因此，在开放性、多样化的具体主体的价值取向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社会的、历史的统一性或一致趋势。”[3]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努力推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实践。全球化就是这种伟大实践的重要成果。

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率先开始，但很快就辐射到文化领域。事实上，当今时代，与经济相同，文化自身也有着全球共同利益，有着对全球化的内在渴求。从逻辑上看，全球化首先是把各个国家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之中，然后向各个国家提出文化方面的普遍要求。这是因为经济生活的同质化要求和期待不同文化特质的国家也必须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就有力地推动着文化的全球化，推动着经济与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人类不仅需要世界银行，而且需要全球伦理。经济全球化有待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支持。其实，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全球化的核心、归宿和根本只能是文化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4]，如果不去理会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文化全球化要求文化不断超越民族的局限，并在人类的总体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普遍认同，不断将民族的文化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使精神财富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由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因此，全球化只能在既定的多元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整合。所以，英国学者汤姆林森说：“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他还说：“文化对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复杂地联结整个进程的一个内在的方面。”[5]全球化的最高境界就是走向对文化共度性的诉求，就是在文化上达成或完成价值共识或价值趋同。从文化层面看，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理解和融合，超越本土文化的狭隘性而主动建构公共文化和走向价值共识的历史过程。孙伟平指出：“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各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在全球一体化、统一化的力量面前，正在主动或被动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同’。例如，对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向往，对民主政治体制的追求，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尊重，对‘以人为本’或基本人权的强调，对法治或依法治国的认同……似乎都正在成为全球普遍的‘共识’。”[6]全球化凸显了不同文化的依存关系，强化了不同文化的公共本性。全球化使得今天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产和共同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积极推动着世界性文化的生成。正如亨廷顿所说的：“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在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7]

文化全球化规定并强化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也给人们提出了立足整体和全局的高度，在世界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去思考与确认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去定位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在这种新的要求之下，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还局限于自身内部来筹划文化构建问题，既不可能，也不可行，还不明智，当然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全球化使得离开世界文化发展大势而一味谈论文化的特殊性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显然，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深层次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对内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对外打造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如果全球化不可阻挡，那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发展纳入全球化背景来筹划，勇敢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不是逃避全球化。全球化是全球人的全球化、全世界的全球化，没有谁是局外人或旁观者。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发展离不开世界，思考中国文化走向，不仅要立足于国情，也要立足于世界。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大潮流，必然把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包裹”“携带”进去，并构成中国文化建设的国际语境。一方面，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绝好的契机与背景，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对全球化的自觉对接与积极回应；一方面，全球化凸显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全球化也给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背景，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趋势，必须充分考虑文化软实力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核心作用；作为机遇，中国文化“走出去”恰好可以借助全球资源和世界平台来推进。中国文化如果不能“走出去”，无异于让中国文化孤立于世界，也无益于中国文化从容地应对各种其他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二

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与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凸显，打造具有全球品质和开放色彩的中国文化，自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全球化大潮，中国文化虽然无须迎合与迁就，但也无须逃离与回避，更不能一味抵制和抗拒。面对全球化，中国文化如果表现出一种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的态度，结果只能是“被全球化”，其“最好的”结果或许也只是等待西方提出文化建设方案，我们再来被动地发表意见，做出非常有限、无关大局的修改和补充。既然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那么，中国文化的正确选择只能是主动融入、自觉对接，只能是从世界文化发展大势中来定位和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主动地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种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一种勇于对话、乐于对话的积极姿态。

唯有“走出去”，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让世界了解。在文化交流方面，应该说中国对别国文化的了解要多于别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地位和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还不相适应，存在着一种极大的不平衡。文化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化富有独特魅力，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果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一方面就不能展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化解这种交流中的不平衡性。今天，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必然影响世界，就像世界发生的事情必然影响中国一样。当有人别有用心地妖魔化中国文化的时候，当西方思想文化对我国的渗透和影响在不断加剧的时候，就更有必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文化的真实情况，就更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就自己的文化形象向世界做出解读。

也唯有“走出去”，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获得举世公认，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世界的变化发展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舞台。在全球化的国际语境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从具体方法来看，大力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传播和对外文化贸易，就是让中国文化“融出去”；从深层次来看，就是尽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让中国文化影响世界，打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和世界级文化品牌。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目的不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国，更不是用中国主流价值文化取代别国主流价值文化，而是让不同的价值文化从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推进到相互融通、相互欣赏。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表现出自我中心情结。这种自我中心情结，一言以蔽之，就是自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上国”自命，而视域外的一切民族为“夷狄”，视域外的一切文化为雕虫小技，视域外的一切人等为“穴居土人”。从这种自我中心情结出发，中国文化“走出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鲁迅曾经为具有这种自我中心情结的人画过像。在《随感录三十八》中，他把这种中国人称为“爱国的自大”者，并把“爱国自大”者的意见概括为五种：“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外国的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中国便是野蛮的好”。这种自我中心情结，从地理上看，就是断言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占据着世界的中心位置，而“四夷”居天地之偏；从文化上看，就是断言中国之所以位于天之正中而得天独厚，是因为在九州之内，人们享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宾客之三纲五常的伦理，享有礼乐、教化、衣冠、祭祀之文明，而“四夷”之所以居天地之偏，恰好是因为它们缺乏这样的文明。《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记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战国策·赵策二》中言：“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林语堂也指出：“在中国的古人眼里，中国的文明不是一种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而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力所及的唯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国’一词，在古代课本里意为世界的文明部分，余者皆为蛮族。”[8]这种自我中心情结，在近代中国社会运演出阻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体西用”论。“中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坚守孔儒之学的文化正宗地位，“西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中体西用”论强调中国孔孟之道作为主流价值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即所谓“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器用技术只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之工具。这种自我中心情结，还在近代中国社会运演出与“中体西用”论相配套的阻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西学中源”论。在“西学中源”论者看来，不仅西方政教出于中国，而且西方文化也俱出自中国。如西学的“格物”就是《中庸》所讲的尽物之性，西方的上议院就是《洪范》所讲之卿士、《孟子》所讲之诸大夫，西方的下议院就是《洪范》所讲之庶人、《孟子》所讲之国人，等等。这种自我中心情结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屏障，阻碍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自觉对接，延缓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今天，构建中国文化不能局限于自我实践和自说自话，而应在世界文化、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理智地进行自我定位，定位自己的角色，展开不同文化间的广泛对话，增强中国文化的辐射力。全球语境下，构建中国文化不需要徒劳地去复兴一个古老的文明，而应该自觉地选择与“国际接轨”，拥抱一个全球化的现代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利益、国际标准、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将让任何国家都无法抗拒。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必然成为每个要求进步的国家发展其文化的行动口号。一个国家，如果过于强调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世隔绝，自我封闭，否定人类文化的共性，只能使其文化建设远离人类政治文明而停滞不前。人类文化的共性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对政治法则、政治规范、公共价值的认同和遵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构建，不能满足于一厢情愿地自恋自爱，不能否定现代文明业已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只能在与世界的充分联系、交往互动中，积极回应与吸取全球基本价值理想（如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等），按照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推进和拓展，只能在全球化与中国化、全球基本价值与中国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三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会促进不同文化的积极交流，也会加剧不同文化的摩擦、对抗和冲突。当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普遍联系加强的时候，全球化可以拉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也可以扩大人的生活空间，使得人作为类存在物变得更为真切和更加自由。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

然而，当全球化走向由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时候，全球化就可能异化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博弈并助长文化霸权主义。这种情况表现为：只有发达国家才更有可能拓展自己的文化市场，更有可能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理念和文化信仰，给欠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实现文化殖民，导致欠发达国家产生文化流失或被挤压、被同化的问题，甚至丧失文化主权。尤其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商品、货币、技术、知识和思想等在全世界范围的大面积扩散和加速流动，文化从强势的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诱导发展中国家及非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接受其文化并淡忘甚至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格局。在政治多极化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中，文化“走出去”能使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政治入侵、经济渗透越来越行不通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大打文化牌，今天的国际竞争空前地表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争锋和文明冲突已经越来越危及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成为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文化渗透”“价值观外交”“文明冲突”“为价值观而战”“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用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表明文化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全球政治与经济。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巨大压力。

毋庸讳言，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一直占据着强势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结果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中国市场，导致我国的文化贸易逆差非常严重。今天，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处于霸主地位，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今日世界文化的主导权，拥有最大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如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节庆文化）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的绝大部分。这些文化品牌和市场正是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它们价值观、文化观的绝好工具。西方国家四处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总想在全球化的名义下，把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发展导入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当下世界文化的全球发展，在看似差异化、多元化的表象下，实际上面临着趋同乃至死亡的“灰质化”结局，而这和强势的西方文化、资本逻辑是分不开的。以中东、北非国家为例来看，自从石油成为工业革命的血液，盛产石油的中东、北非地区在全球分工中就注定成为国际资本与本国资本控制的对象和战场，这些国家主要依赖从石油出口中赚取外汇，形成了以石油加工为主体的畸形产业结构。然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巨大差异，因而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本身也是一个文明冲突的过程。表面上看是西方依赖中东、北非的石油，实质上则是中东、北非依赖西方的资本；表面上看是中东、北非输出石油，获取了外汇，实质上则是西方输出价值，推销了文化。

作为双刃剑的全球化不断暗示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全球战略。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可以说，一方面，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暗流险滩。无论是光辉前景还是暗流险滩，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面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西方文化侵略或文化霸权主义倾向，特别是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压倒性冲击，我们决不可以消极地走向反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而应该积极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否则，中国文化就很难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就面临着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四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宏大的课题。只有不忘过去、吸收外来、着眼将来，对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审时度势，才能拓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空间。要做好这个课题，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保持民族特色。从本质上讲，捍卫民族文化之特色，是维护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的首要前提，是一种历史责任，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根据。一种文化形态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最持久动力来源于该文化的内在精神及个性。同时，也正是这种内在精神及个性使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展示出独特的魅力。郭齐勇指出：“文化启蒙与资源认同、现代性与民族归属感、个体发展与国家富强、世界大势与民族文化个性，并不是对立的两极。”[10]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脱离本国文化的陶养。优秀的文化往往扎根于民族的独特土壤，但又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绝对的普遍性。越是具有民族性和个性的文化，往往越具有生命力，因而也越能“走出去”，越能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不能抛弃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反而要提升文化的个性和民族特色，并通过弘扬个性和特色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当今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它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其二，秉持自信意识。文化价值观上的独立与自信，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坚持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在价值上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精神，一个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强，一打就垮；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不打就垮。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被打败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被打败，从而放弃了自己文化的价值自信。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对于中国文化，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肯定和欣赏，有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文明和文化贡献给世界以经验和智慧，包括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用文明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所保障的文化持续延续，包括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等等。我们要相信自己文化的实力和魅力，要充满自信地将自己的文化展示给世界，并将能否展示给世界作为考察自己文化是否有实力和魅力的试金石。真正有实力和魅力的民族文化，一定能成为世界的文化，并赢得最大的普遍性。一种文化越是具有价值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谋求共识，并得到丰富、发展。

与这种文化自信意识相反的是民族虚无主义，自卑自鄙、自暴自弃。晚清以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出于一种强烈的屈辱感和自卑感，无限地颠覆、解构和丑化中国文化，丧失了文化自强意识。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与民族虚无主义相配套，有人把西方文化看作唯一真正的文明，看作世界文明的救世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文化神话。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走出去”变成了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上，必须坚决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全盘西化，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

其三，坚持开放意识。当然，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保持民族特色，这并不是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并不是拒绝人类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的世界文化理念。相反，必须反对民族自大心理，大力塑造中国文化的全球品质和世界品格。民族自大心理即妄自尊大，自我中心，拒绝接受一切新东西，只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看不到文化碰撞带来互补的可能，无端排斥人类文化中富有价值的共同准则。今天的时代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应该多元并存、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要尊重文化个性，包容文化差异。中国文化“走出去”，要避免封闭和自恋，保持宽容和包容，要坚持开放意识，以“有容乃大”的包容心态和宽容精神去对待异质文化的理念、习俗、生活方式，用平等对话、理智沟通去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不同民族的价值文化互有差异，但都各有所长，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尊重。储昭华认为：“现代性本身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就是各种价值层垒积淀、逐渐融合的过程，并为新的价值的融入提供了可能。”[11]

只有以开放的胸怀、兼容的态度，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丰富个性以及多样性，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积极对话，文化才能突破自己偏狭的私人立场，从而拥有不竭的发展活力。“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避免思想停滞、观念僵化、声音单调，增强社会主义学术和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12]如果中国文化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多地吸纳人类业已达成普遍共识的价值文化，那么中国文化“走出去”将更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文化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而要在交往实践中批判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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