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套装共三册)(全插图修订本)(豆瓣9.2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伊萨克·多伊彻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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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三部曲(套装共三册)(全插图修订本)(豆瓣9.2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试读：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 “不断革命论”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员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

前言

第一章 权力与梦想

第二章 革出教门

第三章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

第四章 战斗间隙

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年

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

参考书目

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前言

第一章 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 “人民公敌”

第五章 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译者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1954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 (1959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1963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 1906-1967），生于当时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让诺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参加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后，侨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斯大林政治传记》、《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等。作者撰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册子和著作，存放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档案，俄共会议记录，《真理报》等俄文报刊，托洛茨基同时代人的著作、文章、书信及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作者依据这些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每日电讯》将其誉为“本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观察家》上说：“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另一位学者A.J.P.泰勒（Taylor）在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评论道：“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90年代，包括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还没有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超过多伊彻的这部权威性的托洛茨基传记。

本书第一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和残酷的派别斗争，也介绍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最初的流放生活，特别突出地评价了托洛茨基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三卷着重叙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以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本书依据的史料极为丰富，叙述详尽而有层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二卷

前言

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对全书译文作了一些技术处理：（1）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单词或词组均直接译成中文，没有采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单词再加注的方式；（2）原书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译文错误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译出，不再作注加以说明；（3）原书中的里程和距离均以英里为单位，这对英语读者比较方便，却让中国读者费解。所以，我们或是参照俄文原文改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4）为了便于读者核查参考，本书中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译文为准，所标卷数及页码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加注明；（5）由于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与本书作者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译本中没有。凡在中译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们在注中均标出“中文版”字样，未标“中文版”字样的，其卷数、页码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注明。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原由郑超麟先生组织王国龙、周任辛、喻守一翻译：王国龙译第一部，周任辛译第二部，喻守一译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后，家属将其译稿带回家乡留作纪念。现用的第三部译稿是由施用勤、张冰、刘虎合译的；施用勤译前言和第一章；张冰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刘虎译第五章和跋。全书的译校情况如下：《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国龙译，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周任辛译，刘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全书由施用勤、张以童统校。郑超麟先生虽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参考著作名称的翻译，都是经他审定的。遗憾的是郑超麟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同志通读了全书的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刘庸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把译文质量关，弥补了译校者的一些疏漏并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对人名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版权的联系过程中，得到英国汉学家、利兹大学教授格雷戈尔·本顿（Gregor Benton）博士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有关国际共运著作的专业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我们在该馆工作人员阎虹女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本书部分俄文参考书并据此纠正了原书中英译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讹误，从而提高了中译文的质量；另外，在核对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阎虹女士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原著各卷的书名是独立的，并没有总书名。中文版根据各卷书名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其定名为《先知三部曲》。

本书的翻译工作工程较大，且延宕数年，尽管全体译校者和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尽心尽力，但译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译者1998年11月28日于北京西单西斜街前言

我最初打算撰写俄国革命领袖传记三部曲时，只想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不是他的生平。托洛茨基的晚年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较之他早期的辉煌经历更能激起我深刻的想象。但当我再次思考时，我开始怀疑，如果不叙述托洛茨基的前期经历，能否使人完全理解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后我研究了史料及传记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是我刚刚见到的，我才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最后几年的戏剧性事件早在他的前期，甚至在他最早期的生涯中已扎下了多么深的根子。因此，我决定为他写两卷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记：《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卷叙述的或许可以说是托洛茨基的“崛起”；第二卷则可以说是他的“垮台”。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传统术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崛起当权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巅峰，失去权力也不等于是他的失败。

这两卷书的书名是受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那本书中的一段文字的启发，这段文字即在本书的卷首语页上。本书的研究阐明了这段文字所说的真理，但它对此也作了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马基雅维里认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这话当然符合实际。也许可怀疑的是：武装的先知与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不同以及胜利与毁灭的区别是否总像《君主论》一书的作者看到的那样清楚。我们在本书中首先看到，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中没有武装而获胜，以后我们看到，他武装起来，所向披靡，却又在甲胄的重压下被压弯了腰，因此，叙述他达到权力的巅峰的那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而后在构思《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他获胜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

我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使某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对苏联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而且不仅是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经历已经像一座埃及古墓，人们都知道墓中埋葬着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和用金字镌刻的有关死者生前功绩的记录；但经过盗墓及盗尸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芜凄凉、一无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过去藏有记录的痕迹。照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盗墓之徒持续不断的反复洗劫甚至对有独立见解的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经历的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的著作和他的档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敌对的同代人的大量回忆录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出版的俄国期刊的合订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保存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逐字逐句记录的报告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文件资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虽然其中少数资料只能在私人图书馆中找到。所有这些资料我都利用了。我的妻子除了与我共同分担查寻资料的工作，还在其他方面对这一研究工作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一起专门研究了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俄国革命前的期刊。我在那里发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学家很少用过的史料，我和我妻子还一起研究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里的托洛茨基档案。迄今为止，这个档案是苏联境外有关苏联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收藏库（在本卷末的参考书目中对这个档案作了简要说明）。

因此，我在这里没有理由再像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序言中那样为缺少传记史料而抱怨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写的这两个人物截然不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生平及活动毫不隐讳，不像斯大林那样守口如瓶。他让完全陌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探究他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他写了一部自传，而更重要的是有他的几十卷已出版的著作和难以计数的没有以单行本再版的论文、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发表的著作，这些都是不自觉地留下的可靠的自传线索。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使后人无法抹杀或篡改，甚至连他本人在个别情况下想这样做也办不到。

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要求传记作家为记述一个已写下自传的政治领袖的生平而进行辩解。我觉得本书情况对这一惯例也许是个例外。我经过批判性的认真考察后仍认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像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完全是真实的，然而它也留有作者对其反对斯大林的失败斗争所作自我辩解的痕迹。托洛茨基生前在《我的生平》的每一页中与盗墓之徒搏斗，他用带有自我赞扬味道的自卫行动回击斯大林派的全部诋毁。他对革命气候的变化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革命气候的变化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失败；但他却说是心胸狭隘、歹毒的篡权官僚集团阴谋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种说法显然不恰当。引起传记作者关注的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对自己的失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严酷的环境以及他的性格迫使他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托洛茨基的一生是真正的典型悲剧，或毋宁说是古典悲剧在当代政治现实中的重演；如果托洛茨基能揭示这一点的话，他确实是超人了。另一方面，传记作者看到，托洛茨基在处于成功的巅峰时像希腊戏剧中的主角一样感到内疚，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也一样一心要赎愆。我相信，对这种带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既无须辩解，也不该谴责。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试图按照斯大林及20世纪20年代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状况——即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强加给他的观点为自己辩解。斯大林指责他是列宁的死敌，因而托洛茨基急于证明自己完全忠于列宁并与列宁完全一致。1917年以后，他忠于列宁是无可置疑的；他们之间一致的观点确实不少，而且还都是在重大问题上。然而托洛茨基却抹杀了1903-1917年间他与列宁辩论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性，还抹杀了他与列宁后来的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按崇拜列宁的观点进行辩解，因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这就是与列宁相比而贬低他本人在关键时刻的作用，这主要指的是缩小他本人在十月起义和创建红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不使自己被看做是贬低列宁的人，他才贬低自己在这两件事上的功绩。这在自传文学中是极为罕见的手法。因为我不受忠于任何偶像的束缚，所以我试图恢复历史天平的原样。

最后，我总是特别注意作为作家、小册子作者、军事著作作者和记者的托洛茨基。他的大多数作品现在已都被广大读者遗忘了，而且也无处可寻，萧伯纳（Bernard Shaw）只凭不高明的译本就能判断托洛茨基的写作才能，他说这是“胜过朱纽斯（Junius）及伯克（Burke）”的作家。萧伯纳这样评述托洛茨基：“像莱辛（Lessing）所说的那样，当他砍下对手的头时，把它举起来，让人看到头颅里没有脑子，但他却不伤害他的牺牲者的人格。……他使他的牺牲者的政[1]治声誉扫地，却让此人保全面子。”考虑到本卷的篇幅和结构，不允许我更详尽地展示托洛茨基这方面的品格，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我希望能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对此加以弥补。伊萨克·多伊彻1952年10月致谢

我非常感谢爱·霍·卡尔教授和巴巴拉·沃德－杰克逊夫人的批评及友好的鼓励，他们读过本书几章的手稿；感谢唐纳德·泰尔曼，他读过本书的全文。伯纳德·辛格谙熟俄国生活，他这方面的知识对我大有裨益。我非常感谢D.M.达文先生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部成员，他们对本书文体的改进提出不少建议。雨果·迪尤尔和乔恩·基姆彻先生热情地帮助我，给我提供资料及有关著作，其中有些是现在罕见的传记资料。我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Wm.A.杰克逊教授及其助手，他们帮助我和我的妻子找到查阅托洛茨基档案材料的门路，我同样感谢胡佛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国家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牛津大学出版社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的慷慨资助，使我和我的妻子能在美国住上几个月并完成我们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工作的完成完全取决于能够进入上述美国图书馆。

我欠其他作者的人情债，将以在本书的脚注中表示谢意来偿还。卷首语摘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的英译本，该译本为《人人书库》中的一本，译者是W.K.马里奥特，摘录征得J.M.登特父子图书有限公司的许可。伊萨克·多伊彻……再也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制度更困难的了，再也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的敌人不但有在旧条件下干得一帆风顺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在新条件下可以干得不错却并不热心捍卫它的人……因此，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他人；也就是说，为实现其宏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他人，抑或使用武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很少成功，而且总是一无所获；但当他们依靠自己并使用武力时，他们就很少遭受危险。因而，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因为除了上述原因外，人们的天性反复无常，尽管说服他们并不困难，但要使他们坚信说服的意见却不容易。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当人们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如果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及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长期坚持实施他们的法典，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的遭遇一样：一旦群众不再相信他时，他就随同他的新制度一起毁灭了，因为他既无法使曾经信仰过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无法使不信仰他的人们信仰他。——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6章第一章 家庭和学校亚历山大二世肖像一幅刻画亚历山大二世宣读废除农奴制法令情景的图片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的统治已逐渐接近阴暗的末日。这个统治者的继位及其早年的改革曾在俄国社会上，甚至在流亡的革命者中引起非常乐观的希望。事实上是，他把俄国农民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因而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但他却在绝望的洞穴里度过其最后的岁月——像一只被革命者追捕的野兽，躲在皇宫里，以避开革命者的手枪和炸弹的袭击。

沙皇正在为他自己激起的希望落空而受惩罚：他几乎使社会上的每个阶级都失望了。在不少地主看来，沙皇仍然头戴皇冠、身穿皇袍在颠覆自己，地主们绝不原谅沙皇1861年的改革，这一改革剥夺了他们对农民的封建统治。在农民看来，沙皇解除了农奴制的重负只是为了让他们受贫困和债务的压榨：农奴在解放时不得不把他们耕种的许多土地还给贵族，而对留下的土地则要长期偿付大笔赎金。他们仍然尊重沙皇，把他当做他们的恩人和朋友，并且相信，是贵族违反沙皇的意愿骗走了解放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但是，在农民中已经激起了对土地的渴望，这一对土地的巨大渴望在半个多世纪中震撼着俄罗斯，并使它的身心都陷于狂热之中。

俄国社会的主要阶级仍是贵族和农民。城市中产阶级发展缓慢。但这个阶级和欧洲的资产阶级不同，它没有社会渊源，没有传统，没有本阶级的思想，没有自信，没有势力。小部分农民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产业工人阶级。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十年中，虽曾发生过最早的工业大罢工，但城市工人仍只被看做是背井离乡的农民。

这些阶级对皇位都不能构成威胁。每个阶级都希望君主本人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昭雪他们的冤屈。总之，没有一个阶级能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使自己的要求广为人知；没有一个阶级能集合本阶级的成员，积聚力量，组成一个代表本阶级的组织或政党。这样的阶级根本不存在。只有国家和教会有全国性的组织；但这两者的职能，即决定其形式及结构的职能，是压制而不是表达社会的不满。

只有一个集团，即知识分子集团起而向王朝挑战。各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一直没有进入官员行列中的人，对沙皇——解放者——不满的理由不亚于农民。沙皇先是激起他们对自由的渴望，继而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正如他激起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后使他们失望一样。亚历山大跟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一样，他虽没有用蝎尾鞭抽打知识分子，但还是用鞭子惩罚他们。他在教育和新闻出版方面的改革纯属敷衍，十分吝啬；全国的精神生活仍在警察、书刊检查制度和圣教公会的监控之下。沙皇给知识分子披上自由的外衣，因此，他拒绝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就使他们更痛苦、更屈辱。知识分子的自由被人玩弄了，他们企图报复；沙皇竭力驯服他们的倔强精神，所以他放弃了半自由主义的改良，代之以镇压来压制不断增强的反抗。

就数量而言，知识分子很弱。他们中积极革命的只是极少数。如果把他们反对拥有9000万臣民的统治者的斗争说成是大卫与歌利亚的决斗，还是夸大了他们的力量。整个19世纪70年代是知识分子反抗的典型的十年。在民粹派的和平的“教育及宣传”运动阶段所卷入的知识分子至多只有几千人；最后，在恐怖主义运动阶段，直接参加的男女斗士不到40人。但就是这40来人使沙皇在自己的国土中成为流亡者，并且牵制了整个帝国的力量。只有在一个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国家里，一个如此之小的集团的形象才能变得如此高大。知识分子与社会上的主要阶级不同，他们长于语言表达，而且都受过教育，这对分析危害国家的种种罪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制订出人们认为能医治这些罪恶的纲领。如果他们只想为自己说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政权进行挑战了。起初鼓舞他们的是巨大的幻想，幻想他们自己是全国的、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想把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同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结合起来，把自己的革命组织称为“土地和自由社”。他们渴望汲取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努力使之适合俄国的情况。他们梦想的新社会的支柱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农民。那个社会的基本细胞不是公有制的工厂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公社——在俄国残留的古老的农村公社。“19世纪70年代的人物”注定是革命的先驱。其实，并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支持他们。在这十年中他们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孤立，他们丢掉一些幻想也只是为了拾起另一些幻想。他们力图解决困境中的难题，有些难题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有些则是每一场革命运动都要遇到的。起初，他们试图推动农民起来行动，像拉甫罗夫（Лавров）的追随者那样启发俄国农民认识独裁的罪恶，或像巴枯宁那样竭尽全力鼓动农民反对沙皇。在这十年中，男女知识分子曾两次抛弃家庭和职业，为了接近农民的思想，他们力图作为农民生活在农民之中。一位负责监视这些男女知识分子的宪兵队将军曾写道：“大批的社会主义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及干劲从事这一运动，这在欧洲所有秘密社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的相反，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毫无结果。俄国农民仍相信沙皇——解放者，他们以冷漠、怀疑或赤裸裸的敌意对待民粹党人启发和鼓动他们的话。宪兵队和警察围捕“到民间去”的理想主义者；法庭判处他们长期监禁、苦役或流放。

由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逐渐被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中坚分子密谋策划的思想所取代，运动方式随之改变了。先前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到农村去这种运动始终是自发的，并没有得到任何核心的领导。而新的秘密团体必须是一个严格保密、联系紧密、纪律森严并具有强有力的领导的组织。其领导人热里雅鲍夫（小елябов）、基巴利契奇（Кибальчич）、索菲亚·佩罗夫斯卡娅（Софья Перовская）、维拉·菲格涅尔（Вера Фигнер）及其他领导人开始并不想进行恐怖行动；但他们的处境和事变的逻辑迫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1878年1月，青年妇女维拉·查苏利奇（Вера Засулич）——她后来影响了本书的主[2]人公——开枪刺杀彼得堡宪兵头子特列波夫（Tрепов）将军，以抗议他对政治犯的虐待和侮辱。在受审时，她揭露警察当局滥施酷刑的可怕罪行。被告的揭发使陪审团十分震惊，她的诚挚的理想主义又使他们深受感动，因此他们宣告她无罪。警察局企图在法庭外逮捕她，同情她的群众救了她，使她得以逃脱。沙皇命令：今后政治犯一律送交军事法庭，不再由陪审团审理。

查苏利奇的心血来潮之举及这一行动引起的反响给密谋分子指出了一条路。1879年，即本书记述的第一年，“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了。其中一派成员一心要从事恐怖活动直到推翻专制统治为止。他们成立[3]了一个新团体：民意党，或称自由党。他们的新纲领强调公民自由远远超过强调土地改革。另一个团体影响较小，它不重视恐怖主义的秘密活动，分裂后他们成立了“土地平分社”，主张平分土地。这个团体以普列汉诺夫为首，当时他流亡瑞士。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这个团体中产生的，而且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信件也是由这个团体带给俄国国内的革命者的。

1879年，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恐怖事件。2月，哈尔科夫省省长克罗泡特金（Кропоткин）亲王遭枪杀。3月，政治警察头子德林特恩将军遇刺。这一年中，沙皇曾两次死里逃生：3月间，一个革命党人向他开了五枪；夏天，沙皇从克里木的行宫归来时，几枚地雷在他的专列下面爆炸。接着是大规模的逮捕、绞刑及流放。但在1881年3月1日，密谋者刺杀沙皇终于成功。1881年古斯塔夫·布罗林的画作《刺杀亚历山大二世》

沙皇统治向全世界展示着其威严和权力的辉煌外观。然而，卡尔·马克思1879年4月在从伦敦写给一位俄国朋友的信中就已指出：这一外观掩盖着俄国社会的解体。他把亚历山大统治结束时的俄国情况与[4]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情况作了对比。的确，领导俄国革命的大多数人正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10年中诞生的。***左图，大卫·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父亲右图，安娜·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母亲

1879年，在远离这些激烈斗争场面的南乌克兰赫尔松省的阳光明媚、平静的草原上，大卫·列昂季耶维奇·勃朗施坦（Давид Леонтьевич Бронштейн）搬到靠近博布里涅兹小镇的一个庄园里住了下来。这块地产是他刚从亚诺夫斯基上校那里买来的，农庄因此得名为亚诺夫卡。沙皇把这500俄亩土地赐给上校作为对他服役的奖赏，但他经营农庄一直不成功，因而愿意把100俄亩土地卖给勃朗施坦，还另外租给后者200俄亩。这笔买卖在这年年初谈成。夏天，新农庄主和他的一家从邻近的村庄搬到庄园的茅屋里，这几间茅屋是连同土地一起买下来的。

勃朗施坦是犹太人，犹太人经营农业颇为罕见；但也有40来个犹太人农垦区散落在赫尔松草原上，他们都是从拥挤的犹太人聚居“区”里被排挤出来的过剩人口。在俄国，不许犹太人在聚居区以外居住，也就是说，不许在主要位于从波兰吞并来的西部各省的城镇以外居住，但允许他们自由定居在邻近黑海的南方草原上。18世纪末，那里的人烟稀少的肥沃土地已属于俄国，因此，沙皇急于向那里移民。正如移民史上常见的那样，这里的拓荒者也是外国移民及被流放的人。沙皇鼓励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去征服那里的荒原。定居的犹太人改善自己命运的时机到了。他们扎根乡间，享有某些优惠，而且避开了在犹太人聚居区经常面临的被驱逐及遭受暴行的危险。犹太人聚居区究竟能扩展多远，从来就不清楚。亚历山大一世曾准许稍加扩大，但尼古拉一世登上王位后不久就命令把犹太人赶回去。到19世纪中叶又把他们从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波尔塔瓦和基辅周围的城镇里赶出，被赶出来的人大多数又回到了范[5]围缩小了的拥挤的聚居区，而少数人则到草原上去谋生。

大概在19世纪50年代初，在这几次驱逐犹太人中的某一次，亚诺夫卡农庄新主人的父亲列夫·勃朗施坦及其一家离开第聂伯河东岸波尔塔瓦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小镇，在赫尔松省定居下来，他的子女长大后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但只有大卫一个人富裕起来，可以离开犹太人聚居区在亚诺夫卡作为一个独立的农民建立家业。

通常，移民都出自犹太居民中的最下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小镇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业格格不入，因此只有极少数在小镇中难以糊口的人才愿去从事农业。商人、工匠、放债人、经纪人、犹太教法典的虔诚信徒都宁愿住在犹太人聚居区，哪怕是生活悲惨的既定犹太人聚居区也行。他们极其蔑视农村生活，他们习惯称农民为“Am Haaret”（即乡下佬），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指对圣经一无所知的穷人和俗人。那些到草原上去谋生的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不怕艰苦而又陌生的劳动，而且他们与犹太教联系很少或全无联系。

亚诺夫卡的新主人肯定会被他的教友称为“乡下佬”的：他是文盲，不关心宗教，甚至还有些蔑视犹太教。尽管他只是第二代庄稼汉，但他已使自己成为十足的农民、自然之子，几乎让人看不出是犹太人了。在他家里，不讲依地语（即古日耳曼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而是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一起说。但勃朗施坦一家跟大多数俄国农民不同，他们根本就记不得农奴制了，在这空旷的草原上从未确立过牢固的农奴制。大卫·勃朗施坦是一个雄心勃勃、吃苦耐劳的边远地区的自由农，他决心使他的农庄兴旺发达，他无情地驱赶自己和他的雇工去辛勤劳动。他面前还有许多机会：因为他搬到亚诺夫卡时才30岁左右。

他妻子安娜（Анна）的身世不同。她不是在乡村而是在敖德萨或南方别的城镇长大的。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可以从图书馆借阅图书，偶尔也读读俄国小说，这在当时的俄国犹太妇女中是很少见的。她在娘家接受正统的犹太教传统教育，比丈夫更遵守教规，在安息日她不外出，不做针线活。她的中等阶级出身使她潜移默化地染上一点儿宗教的伪善。如果必要的话，她在安息日也干点儿针线活，但非常小心，不让人看到。她怎么会嫁给庄稼汉勃朗施坦，却不清楚。她儿子说，勃朗施坦年轻时仪表堂堂，她因此爱上了他。这使她娘家人不满，因为他们看不起乡下人。然而，这并非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年轻的勃朗施坦夫人起初对农村生活并不喜欢，但后来她尽力摆脱她的城市习惯，逐渐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在搬到亚诺夫卡之前她已生了四个孩子，来到亚诺夫卡之后的几个月，即1879年10月26日，她生了第五个孩子，是个男婴。按祖父的名字给他取名为列夫，他的祖父就是那[6]个离开波尔塔瓦附近犹太人城镇到草原来谋生的人。

由于命运的巧合，这个男孩生于10月26日（或新历11月7日），[7]正是38年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日子。***

这个男孩在亚诺夫卡度过了他一生中头一个九年。他的童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既不像“洒满阳光的林间空地”，也不像“饥饿、挨打受骂的阴暗深渊”。勃朗施坦一家过着勤劳节俭的暴发户的严苛生活，“每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心思都想着劳动和积累”。“亚诺夫卡的生活完全受田间劳动的节奏调整。除世界市场的粮价外，别[8]无其他紧要问题”；当时世界市场的粮价正在迅速下跌。尽管如此，勃朗施坦夫妇并不比大多数庄园主更看重钱财；为子女花钱他们[9]并不吝啬，而是竭尽全力使子女们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廖瓦出生时，大孩子已在城里上学；家里给婴儿雇了个保姆，很少有农民能享受到这样的奢侈。后来，亚诺夫卡大概还请过一位音乐教师，还打算把男孩们送到大学读书。但他的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未能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很多体贴，两个姊妹和保姆的深情钟爱却弥补了这一不足。廖瓦逐渐长大，长成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聪明伶俐，性情和善，深受父母、姊妹、佣人及农场雇工的喜爱。廖瓦（托洛茨基）9岁时的照片

按他那时所处的环境的标准来说，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勃朗施坦一家的农舍用泥土垛成，有五个房间，其中几间矮小阴暗，泥土的地面没铺地板，下大雨时顶棚漏雨；但当时的农民都住在这样泥垛的小房子里。此外还有一两间棚屋。廖瓦童年时，他家渐渐富裕起来，声望也越来越高，农作物的收成和牲畜都在增加；小屋附近建起了新的建筑物，紧靠着住房建了个大工棚，其中有作坊、厨房以及几间佣人住房，后面是一串大大小小的谷仓、马厩、牛棚、猪圈，等等；更远处，在水塘对岸的小丘下建了座大磨坊。显然，这是那片草原上唯一一座磨坊。夏天，附近及远处乡村的农民都来这里加工他们的谷物。他们要排队等上几个星期。天晴时，他们就露宿，雨天则睡在磨坊里面。他们用实物支付脱壳及磨粉费用，把1/10的谷物留给磨坊主。大卫·勃朗施坦起初把粮食卖给当地商人，但富裕起来之后，他在黑海岸边迅速发展起来的粮食港口尼古拉耶夫有了自己的代理批发商，通过后者出售他的粮食。几年后，若不是因为1881年颁布了新法令（该法令甚至禁止犹太人购买草原上的土地）的话，凭他的财力就不难在亚诺夫卡购买比他原有土地更多的土地。于是，他只能向邻居们租地，而且是大规模地租地。邻近的土地都属于“开始没落”的波兰及俄国地主，他们满不在乎地挥霍财产，一个个债台高筑。即便如此，他们仍住在豪华的乡村宅邸里。

这个男孩在这里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腐朽的社会阶级。格尔托潘诺夫家族是破落贵族的典型。过去，一个大村庄及整个一个乡都是以他们家的姓命名的，整个地区曾一度归他们所有。但这时，老格尔托潘诺夫已只剩400俄亩土地了，而且还都抵押或再抵押了。“我爸爸租了这些土地，向银行支付租金。格尔托潘诺夫靠给农民写请愿书、诉讼状和书信为生。他来我家做客时总把烟和糖往袖子里藏。他老婆也这么干，还唾沫星子横飞地给我们讲她的青春、她那众多的女仆、钢琴、绸缎和香水。他们的两个儿子几乎是文盲。小儿子维克多在我家作坊[10]里当过学徒。”不难想象，当勃朗施坦夫妇把自己和这样的邻居相比时会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而自豪。他们把自信、乐观、勤劳几乎都遗传给了他们的孩子。

父母和姊妹们都尽力想把小廖瓦留在家里或农舍附近，但农庄的忙碌和混乱对他的诱惑力太大，只有在冬季的那几个平静单调的月份里，全家的生活才集中在餐室里。隔壁作坊的魅力吸引着小廖瓦：机工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开始教他使用工具和材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全家的知心朋友，他在农舍里和东家同桌吃中饭和晚餐。这在一般犹太人家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机械师的技巧、玩笑及愉快的性格迷住了小廖瓦，他在《我的生平》中回忆这位机械师时，称其为在他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过，在作坊里，这个孩子不时会碰到其他雇工古怪脾气的发作。他多次偷听到他们用粗暴刺耳的话骂他的父母。这些话使他震惊，使他思考，令他难忘。

他从作坊溜到谷仓和牛棚，常常躲在阴凉的粮仓里玩捉迷藏。就这样，他逐渐熟悉了周围的人、牲畜及草原的广阔的空间。他跟姐姐学字母。当他注意到农民们为粮食及钱的事跟他父母在磨坊里发生争执时，他初步了解到数字的重要性。他注意到贫穷、苛刻和由此引起的软弱无力的反抗情景，他注视着半饥饿的雇工们在收获季节的罢工。“雇工们离开田地，聚集在主人的院子里，趴在仓房下的阴凉处等着，晃动着两只被麦秸划得伤痕累累的光脚。主人给他们送来了酸[11]奶、西瓜或半袋干海鱼，他们就重新回去干活，往往还唱着歌。”他还记得另一个场景：黄昏时，一群从地里回来的雇工双手前伸着，慢慢地挪动脚步，他们由于营养不良已患了夜盲症。一个卫生检查员来到亚诺夫卡，但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勃朗施坦夫妇对待雇工并不比别的雇主更坏，食物、汤及粥的供给也不比其他庄园更差。这一切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是无需夸张的。不少人在童年时也都目睹过这类情景，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可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革命家。使廖瓦心中点燃反对社会不公平的怒火并使他的思想转向反对现存制度还需要其他更复杂的影响。而当这些影响出现时，便会使他清晰地想起还储存在他记忆里的这些形象和情景，因而它们在他的感受及意识里起到更强烈的作用。这个孩子平时认为他周围的环境是合理的，可一旦看到他父亲极端苛刻的事例时，他就不知所措，把脸埋在餐室沙发的靠垫上忘情地哭起来。

他7岁时，父母送他到格罗莫克列亚的一所小学去上学。格罗莫克列亚离亚诺夫卡只有4俄里路，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聚居区。他在那里住在亲戚家中。他上的这所学校也许可称之为犹太小学，是一所私立犹太教会学校，使用依地语教学。学校教孩子学《圣经》，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依地语。课程表上还有作为附修课的俄语课和几节数学课。他不懂依地语，所以既听不懂老师的讲解，也跟不上同学。学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肮脏发臭的洞穴，这个习惯在田野上游玩的孩子在那里一定会闷得要死。成人们的作风也使他迷惑不解。有一次他看到，格罗莫克列亚的犹太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拖着一个放荡的女人走，无情地凌辱她，大声地辱骂她；还有一次看到移民们严厉地惩罚一个盗马贼。他还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村子的一边是犹太移民的肮脏茅舍，另一边是德国人居住的结实整齐的农舍。吸引他的当然不是犹太人的茅舍。

他在格罗莫克列亚住的时间不长。因为几个月后，勃朗施坦夫妇看到这个孩子闷闷不乐，决定领他回家。因而他与《圣经》告别，与那些愿意继续用古怪、单调的节奏把难懂的希伯来语短诗译成难懂的[12]依地语的同学们告别。但他在格罗莫克列亚的几个月中学会了读写俄文，回到亚诺夫卡后，他不倦地抄写手头几本书中的段落，后来写作文，背诵诗歌，还自己作诗。他开始帮父亲算账、记账。家人常拿他向前来做客的邻居炫耀。父母要他朗诵他写的诗歌，让他画画儿。起初他总是难为情地逃走，但不久就习惯于接受人家的称赞，而且期待着受人称赞。

他离开犹太学校后一年左右，一位客人来到亚诺夫卡，此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莫伊塞·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Моисей Филипович Шпинцер），他是勃朗施坦夫人的远房侄子，属城市中产阶级。“他既做点儿新闻工作，也兼做点儿统计工作”，他住在敖德萨，已接触到激进的自由思想。因为政治上有过小小的过失不准他进大学。他来亚诺夫卡养病，在这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在此期间，他对这一家中聪明纯朴的宠儿下了不少工夫。他还自愿要带这个孩子去敖德萨并负责这个孩子的教育。勃朗施坦夫妇同意了。于是在1888年秋天，廖瓦带着准备好的崭新的校服，包里还装着亚诺夫卡农庄厨房里所能做出的一切好吃的东西，含着既有离愁也有欢乐的泪水告别了家人。

黑海岸边的港口城市敖德萨是俄国的马赛。不过，它的历史不如马赛那么悠久。这是一座阳光灿烂、欢快的多民族城市，它向多种风尚和影响敞开大门。敖德萨人气质中的主要成分是南方人的奔放、对富丽堂皇的场面的喜爱以及富有温情。然而，廖瓦在敖德萨住了七年左右，这座城市及其气质远不及施宾策尔家对他的思想及个性产生的影响大。他以前从未进入过一个与他自己的家反差如此鲜明的家庭。起初，施宾策尔夫妇生活不大好，施宾策尔因进不了大学而处境不佳，她妻子当时是非教会办的犹太女子学校校长，是家庭的支柱。后来，施宾策尔成为有名的自由派出版家。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40年后结识了这对夫妇，说他们是“镇定沉着、和[13]蔼可亲的知识分子”。夫妇俩着手教这个孩子讲标准俄语，而不讲乌克兰语和俄语混在一起的家乡土话，他们使他的言谈举止优雅大方。他容易接受这种影响，也急于使自己从乡下顽童变成像样的学生。新的兴趣和欢乐在他面前展现出来。晚上，施宾策尔夫妇朗读俄国古典诗歌——普希金、莱蒙托夫及他们喜爱的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后者的诗是对沙皇制度造成的苦难的抗议。廖瓦听得入迷，如果催他从诗歌的金色云彩上降下来去上床睡觉时，他总要表示异议。他从施宾策尔口中第一次听到浮士德和格蕾芩的故事；《奥列维·特维斯特》使他感动得流泪；他还偷偷地读了托尔斯泰震撼人心而又阴沉的剧本《黑暗势力》，这个剧本刚被检查机构查禁，是成年人暗中谈论的主要话题。

施宾策尔为廖瓦选择了一所学校，可是他的年龄太小。但家乡的人口注册员填写出生证明时把他的出生日期提前了一年，解决了这个难题。更大的障碍是，前一年，即1887年，政府颁布的臭名昭著的限制入学人数的法令对犹太人入学作了十分严格的规定：即不得超过入学总人数的10%，有些地方不得超过5%或3%。犹太新生还要参加入学考试。廖瓦没读过小学，因此没考好。他被送入这所学校的预备班读了一年，预备班的犹太学生比外边申请入学的犹太学生享有优先入学权。

圣保罗实科中学是这所学校的校名，它不教希腊文、拉丁文。但学生在理科、数学及德、法现代语言方面比在古典中学能打下更好的基础。在进步知识分子看来，这种课程安排是合理的，可以使他们的孩子受到合理而实用的教育。圣保罗实科中学是敖德萨的德国路德派新教团体创办的，但也免不了俄国化，廖瓦进入这所学校时，这里已用俄语教学。但是，在学生和教师中有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他们分别信奉希腊东正教、路德教、罗马天主教及犹太教。如此之多的民族和宗教造成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这在俄国学校中是少见的。没有一个民族占优势，也没有偏袒某一个教派，甚至对希腊东正教也没有特殊的偏爱。最糟糕的事也仅是一个俄国教师经常拐弯抹角地找波兰学生的麻烦，或是东正教神父一贯用不那么露骨的蔑视凌辱犹太学生。但除此以外没有公开的歧视和迫害，因此非俄罗斯族的学生并没有自卑感。无疑，歧视是内在固有的，它存在于把俄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一事实中，但对此始终不满的可能只有德籍学生及其家长。犹太学生尽管入学时受人数的限制，不过一旦入了学就能得到公平待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圣保罗学校使廖瓦第一次尝到世界主义的滋味。他立刻成为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他无须别人为培养他而操心，也无须别人为他的功课担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超过别人对他的期

[14]望”。很快，他的老师们都承认他的天赋和勤奋，而且没多久他还博得了高年级同学的喜爱。但他拒不参加体育运动。他在黑海边度过的七年时间里从未钓过鱼、划过船或游过泳。他远离学校体育场，也许是因为早年一次模仿他人的体操动作时发生过事故，当时他从直梯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像蛆一样在地上蠕动”；也许还因为他觉得户外活动在亚诺夫卡更为适宜：“城市是学习和工作的地方”。他在班上的优异成绩足以巩固他的自信心。

在实科中学的七年中，他曾卷入过几次与校方的冲突，每次的结局都不算太糟。他曾编过一本校园杂志，其中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但因为教育部禁止这样的刊物，所以当他把杂志交给老师时，老师警告他不要再编下去。廖瓦没有把警告当耳旁风。二年级时，包括廖瓦在内的一批同学用嚎叫声把一个讨厌的老师哄出教室。校长把几个有领头闹事嫌疑的学生留下来，而把他这个全班第一名学生放走了，认为他是无可怀疑的。被留下来的学生中有人“出卖”了廖瓦。那个被冒犯的老师指着这个他一向引以自豪的孩子说：“最优秀的学生原来却是个道德畸形儿。”这个“道德畸形儿”因而被开除。他受到的这一打击后来得以缓和，是因为施宾策尔夫妇对自己所监护的孩子的理解和同情，也由于父亲的溺爱，被开除一事与其说使父亲生气，不如说使他觉得有趣。

翌年，廖瓦经考试复学后又成为学校引以自豪的宠儿，他也小心避免再出麻烦。不过，在高年级时他还是因作文之事跟其他同学一起与懒惰的老师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后者从不批改也不发还作文本；但这次他却没有受到惩罚。他在自传中用满足的语气描写他那次被开除的后果：“可以说，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这一事件全班形成了三个小集团：一极是告密和好忌妒的人；另一极是胸怀坦荡而勇敢的同学；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是摇摆不定的一群。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三种类型的集团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不[15]只一次地遇到过这类的集团……”在这段回忆中，敖德萨实科中学二年级看来确实像20年代因支持或反对托洛茨基而分裂的共产党的原型。

这时期，这个孩子的外貌和性格正在形成之中。他相貌英俊，面部肤色黝黑，脸形轮廓鲜明，五官端正。眼镜后面那双近视眼炯炯有神、异常灵活，满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非常注重仪表：穿着整洁、讲究，甚至有点儿时髦。他的模样像“高等布尔乔亚”[16]。他活泼、朝气蓬勃，而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像许多有天资的青年人一样，他的自我中心及渴望超群出众的思想也很强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可以希冀更多的东西。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都[17]管他叫首领，这不能不对他的性格产生影响”。对他不无批评但也十分欣赏的伊斯特曼曾讲到他早年表现出的强烈的好胜本能，并把它与众所周知的赛马的本能相提并论：“这种本能使赛马甚至在慢步溜达时至少也要用一只眼睛不断向后扫视跑道，看看赛场上有没有自认堪称对手的马。这种本能使它保持警惕，总之，这是一种非常讨厌[18]的性格——特别是在那些生来不好争快慢的马的眼中。”虽有不少同学追随廖瓦，但没有一个成为他的知己。

他在学校中没有受过重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老师们的性格。他们良莠不齐：有些明智善良，有些脾气古怪或有受贿的劣迹；就是最好的老师也很平庸，对他起不了促进作用。他的性格和想象力都是在施宾策尔家中形成的。他深受他们的宠爱和称赞，而他则报以诚挚的爱和感激。他居住在他们家期间，从最初几个星期欣喜地照看着施宾策尔夫妇的新生儿并看到婴儿最初的微笑起，直到最后离开，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未蒙上过阴影。许多年后，他的这两位良师益友才讲出他们和他之间唯一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初到这里时把他们珍爱的几本书卖了，用这钱给自己买糖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运气好，遇上了这样了不起的导师，使他与他们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智力兴趣。他们家的常客都是当地自由派报纸的编辑和文人。客人的来访及他们的谈话都使他着迷。在他看来，“作家、记者、演员的世界始终是最迷人的世界，只有最优秀[19]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当他开始跟这些人以及跟他注定要从事的职业接触时，他看这个世界时的激动心情，只有天生的文人才能理解。

敖德萨不是主要的，或者说不是最活跃的文学中心，在施宾策尔夫妇的朋友中没有俄国文学的巨子。尽管如此，这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还是毕恭毕敬地肃立在这座神殿的门口，虽然他并没有看到这个祭坛上的最高祭司。当地的自由派报纸深受新闻检查制度之苦，这些报纸拥有大胆而老练的作家，如B.M.多罗舍维奇（Дорошевич），他是写那种半文学半新闻报导文章的大师。有朝一日勃朗施坦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大显身手。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是廖瓦及其表哥、表嫂最喜爱的读物。施宾策尔建立出版社后，屋里总是堆满书籍、手稿和校样，廖瓦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阅读它们。看到印刷中的书籍，他感到兴奋，他喜欢闻新印出来的书籍散发的油墨芬芳。甚至在他后来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指挥重大战役的岁月中他仍保留着这一爱好。他是在这里爱上文字的，也是在这里初次听到他的作文由一位权威作家，当地的莎士比亚专家朗读。作家对小伙子的遣词造句手法赞不绝口，欣喜若狂。

剧院也使他着迷。“……我又迷上了敖德萨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歌剧……我甚至为赚钱买歌剧院的门票去当家庭教师。好几个月来，我悄悄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朱泽皮娜·乌盖特（Джузеппина Угет）。我觉得她是仙女下凡，暂时降临到敖德[20]萨的舞台上。”对剧院及聚光灯、服装及面具、歌剧中的激情及冲突的陶醉，对一个将要用强烈的戏剧感扮演其角色的人物来说，这是符合他青年时代的特点的。此人一生本身就具有古典悲剧的力量，堪称古典悲剧的典型。

廖瓦从敖德萨回到亚诺夫卡度暑假及圣诞节，有时回家养病。每次回来他都看到亚诺夫卡日益兴旺的明显迹象。他离开时，他家还是普通的富裕农民，他回来时，他家越来越像地主庄园。勃朗施坦夫妇已为他们自己及孩子们造起了乡间大宅邸，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生活、劳动。父亲每天还是在磨坊里跟农民为几袋面粉讨价还价，检查牛棚，在收割时节监督雇工干活，偶尔也亲自拿起钐刀割麦子。离家最近的邮局和火车站仍然有20多公里远。这里没有一个人订阅报纸，只有他母亲用经常劳作的手指指着一行行的字母吃力地读旧小说。

这几次回家使廖瓦充满复杂的感情。他还保留着不少乡下人的感情，使他感到在城里所受的压抑和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的乐趣。他在这里无拘无束，整天玩耍、散步、骑马。但他每次回来都觉得亚诺夫卡变得越来越陌生。他父母的追求狭隘得令他不能忍受，他们举止粗野，他们的生活道路毫无意义。他开始发现：农场主要多么冷酷无情地对待雇工和农民才能使自己兴旺发达；即使像在亚诺夫卡看到的那样，冷酷无情被家长式的乐善好施所缓和，也是大同小异。廖瓦在度假时经常帮他父亲记账和计算工资。有时，特别是老勃朗施坦认为工资的计算对挣工资的雇工过分有利时，父子之间就会发生争执。争执不免会引起雇工们的注意，这使农场主十分恼火。小伙子却不想审慎行事，而优越感更加深了他的抵触情绪。一个出身于文盲农民家庭的有知识的儿子有这种优越感并不奇怪。此时，整个农村生活都使他感到厌恶，无法容忍。一次，一个警察来到这里，因两名雇工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就要驱逐他们出境。他竭力抗议警察的粗暴，却毫无效果。他还看到穷人彼此之间也以野蛮粗暴相待。他对被压迫的人有朦胧的同情感，甚至对自己的特权地位也有更加朦胧的自责感。同样严重，也许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伤害是他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伤害他的正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农村守财奴、文盲暴发户的儿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则是富农的儿子。

他在敖德萨一直住到1896年。按规定，实科中学应有七个年级，但圣保罗实科中学只有六个年级。因此，他不得不到尼古拉耶夫市去读七年级，然后再准备报考大学。这时他已快满17岁了。但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种政治思想能够吸引他。一年前弗·恩格斯逝世这一事件没有在这个未来革命家的心上留下印象，甚至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他都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即使对自己的17岁年龄来说也是如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他还准备进大学学纯数学。吸引他的是想象和抽象的两条人生道路，后来，他努力在他的著作中把两者结合起来。政治活动暂时还没有吸引他。使他父亲失望的是他考虑步入学术生涯的前景，而他父亲宁愿他有一个务实的职业。他自己并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革命家。

这里无疑体现出时代精神。其他时期，青年人往往在学校就直接投身到秘密革命团体之中。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些组织由于新思想而行动起来、由于强烈的愿望而活跃起来，而且理所当然地膨胀起来的时候。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民意党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事件本身就是自杀行为。这一派的领袖指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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