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百科(第四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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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百科(第四卷)试读：

前言

一个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一个曾威风凛凛的东方巨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曾几何时，这个国度曾最早使用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火器，诞生了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无数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创造了驱逐匈奴、连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神话。然而，先哲已逝，辉煌不再，战争带给这个国家的，更多的竟然是屈辱。时至今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屈辱所带来的隐痛。历史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军事百科》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回首往事，为昔日的辉煌而自豪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昨日的屈辱，当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每一个理智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肩负的历史重任。《中国军事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再现中国军事历史的大型图书，它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军事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地介绍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进程，全方位介绍中国军事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全书共分为四卷十二大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卷国防历史、边疆治理、治边方略；第二卷著名战役、历代军制、军事制度；第三卷军事通信、历代兵书、雄兵利器；第四卷

谍海寻踪

全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军队和战争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翔实客观地记述和评析了我国5000年包括历代军制、重要战争、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有关方面在内的军事历史基本内容，力求正确地总结前人在军事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军事百科》的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灿烂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本书由竭宝峰任主编，李穆南、周卫华、张林任副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杨慧、王闯、张欣、王冉、杨家俊、龙晶晶、李萌、刘淑华、陈静、曹金丽、陈世新、李伟、陈磊、吴志樵等。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和历史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短，工作量大，可能有诸多不足，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中国军事百科》编委会谍海寻踪

间谍史话

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见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很早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知”与“战”的内在联系和实施次序。即“知”与“战”二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先“知彼知己”，然后方能“百战不殆”。正如春秋军事家管仲所说：“不明于敌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之士，不先陈也。”所谓“知”和“明”，实际上就是间谍情报活动，而其显然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说战争是间谍的温床，而间谍则是战争的产儿。因此，要探间谍活动的起源年代和产生原因，就必须先追溯战争的源头。

战争，在甲骨文中称为“争”或“伐”，也称为“战”、“兵”、“戎”、“征”等，“战争”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吴子兵法》一书。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战争为“原始社会末期战争”（距今约五千年）。如“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尧攻兜丹水之战”和“舜、禹对三苗之战”等。在“舜、禹对三苗之战”中，禹就是根据“三苗蠢蠢欲动，图谋不轨”的情报而兴兵讨伐的。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时，“执玉帛者万国”，荀子也说：“古有万国。”又因为当时存在“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约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多变局面，使得“以石为兵”的参战或观战各方，都极力想探察敌方的虚实和窥视邻族的意图，从而避免盲目行动。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的特定需求下，“知彼知己”的这一永恒真理，便在战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萌芽产生了。而“知彼”的这一任务又势必要由专人承担执行，这样的人，就是间谍。

因此，古代中国的间谍活动应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纵观世界历史，中国的间谍活动的产生年代当居其之首，并且有文字记载的间谍人物也是世界间谍之始祖。目前国内史学界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间谍活动见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又认为《圣经》中所提到的娣莱拉是“地球上第一个女间谍——情报鼻祖”，孰是孰非？还是以史实来回答吧。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是这样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斯巴达王兄阿伽门农率领大军远征围攻特洛伊九年不下，后采用“智囊”奥德修斯之计，将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装退兵。特伊洛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搬进城内。夜间，伏兵从木马中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军乘机涌人，摧毁了特洛伊城。

根据这一传说和后世学者对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考证，“特洛伊木马”之事发生在约公元前12世纪，而中国春秋古书《左传》明文记载了“少康使女艾谍浇”一事，却在约公元前20世纪，早于“特洛伊木马”之事达800年之久。《圣经》中记载约于公元前10世纪时，在地中海东岸的菲利斯部落里有一名少女叫娣莱拉，她在希伯莱人与菲利斯人的一场血战中，被希伯莱土兵俘虏，惨遭蹂躏，后被一牧羊老妪救出。菲利斯酋长为了谋杀希伯莱勇士参孙，便派娣莱拉对参孙进行色情间谍活动。参孙果然中计，并于酣睡中被剪去聊以维持体力的七绺头发，只得束手就擒。菲利斯酋长下令用参孙的头去祭祀夏收节。参孙在被押进神殿时，怒视了娣莱拉一眼，便一头撞塌了神殿，与娣莱拉同归于尽。事后，希伯莱人厚葬了参孙，也出人意料地厚葬了娣莱拉，并在她的墓碑上刻道：“她毁了一个英雄，同时却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这样做的女人。”

在中国战略《吕氏春秋》一书中则记载了早于娣莱拉600年前，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的一件女间谍案例。商汤派伊尹为间谍，多次打入夏朝内部，并收买了夏桀的宠妃妹喜，妹喜向伊尹提供了夏桀军事部署的绝密战略情报，从而使商汤制定了正确的作战计划，终于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不仅在诸多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而且也首开世界间谍史之先河，成为世界间谍史的源头。

由于年代久远，夏、商两代的间谍活动文献记载稀少，仅见“女艾谍浇”；“伊尹间夏”；“妹喜泄密”；“吕牙间商”；“崇侯虎侦监姬昌”；“姬发使间探朝歌”；“祖伊暗察国人”等几例，其中“伊尹间夏”和“吕牙间商”二例，被《孙子兵法·用间篇》引用。

纵观这一萌芽时期的各类间谍活动，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间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军事领域。从被称为“间谍始祖”的女艾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来看，其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而展开的。这时期的

间谍理论

二是这一系列间谍活动都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派遣、指挥。少康与女艾；商汤与伊尹；周文王与吕牙；商纣与祟侯虎等，都是君与臣的关系，也都是在最高层进行的。这些间谍活动为后世春秋的孙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用间史料，成为《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理论基础。正如《孙子兵法》所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时的用间，实际上成了君遣臣行的状况，其层次规格之高，令人惊叹。由于少康首开以臣子女艾为间之端，后世历代君主均步其后尘，视间谍活动为制胜之法宝，而且还不断扩大其范围，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对抗性领域中都广泛地展开间谍情报活动。间谍发展期

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军，纣王自焚而亡。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为了控制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他表面上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暗地里却派自己的兄弟三人，留在殷地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史称“三监”。这一政治性的内部监控事件，打破了以往间谍活动仅用于军事和针对敌方的局限，扩大了间谍活动的领域，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从金文史料看：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也照例设置像“三监”一样的“诸监”。如《仲纪幾簋》记载道：“仲幾父使幾使于诸侯诸监”。表明“诸侯”与“诸监”并存。“诸监”是中国最古设置的间谍专职官员。

至周王朝第十代国君周厉王时，政治性监控活动达到了高潮。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因此招致“国人滂王”。周厉王盛怒之下，便派遣了卫国的巫士，“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当然，周厉王并非凭借一个巫士或所谓有“神灵”就能“弭滂”，他主要采用的就是派遣间谍对国内臣民进行政治性间谍侦察和控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又记载道：“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说明周厉王后期对臣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监控，竟然使得人们在对面相遇时，也不敢以言论王，惟恐被周厉王的间谍听见，只得互相使个眼色，以表示内心愤懑罢了，可见其监控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大。究其后世历朝历代的特务恐怖统治之由，莫不出于周厉王的这一“创举”。

反映周朝职官制的《周礼》一书，在《秋官》一章中记载道：“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三曰邦谍。”历代注家都认为“邦汋”和“邦谍”说的就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秋官》中所说的官职，是掌管“邦禁”的“刑官”，可见周代时已出现归属于“刑官”的严密而系统的间谍职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也就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据统计，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间，共发生了614次战争，其中春秋为384次，战国为230次。又据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序》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下，其战争的特点也是多方位的。即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宣传斗争等紧密交织在一起，间谍活动的领域因此也大为拓展，并逐渐具有全局战略性，间谍的任务也由单一性扩大到集多任于一身。

各政治、军事统治者在这争霸称雄、兼并土地、以强凌弱的复杂激烈战争中，难以准确及时地驾驭风云多变、气象无常的战争进程，于是就特别借重和依赖于间谍，因为不“知彼”，就无法去“乱彼”，更谈不上去“破彼”。只有先“知彼”，才能因势制宜、随机应变和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战争产生了间谍，战争的发展也随之发展了间谍活动。间谍犹如战争的一个“身影”，随着战争的种种变化而相应变化。

春秋战国间谍活动的全方位展开和飞跃进展，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两个深奥的道理，即：一是军事斗争必须和政治、外交、经济、宣传诸领域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并非是打赢战争的惟一手段和最好办法，如果先掌握和了解敌方或他方的虚实，实际上就等于大大增强了己方的实力和削弱了敌方或他方的实力，甚至可以“兵不血刃”而战胜对方。这两点认识在春秋末期产生的《孙子兵法》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其理论化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如宋代欧阳修所说的“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力”的高层次战争阶段。因此间谍的地位也日显其重要性。如《孙子兵法》所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所以可以称春秋战国为“间谍黄金时代”。

春秋间谍史的头等大事，当属《孙子兵法》的问世。它的问世是古代中国间谍活动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子兵法》是世界第一部兵书，而其中的“用间篇”也是世界最早的用间专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孙武在“用间篇”中科学、缜密、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用间之利害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任务、谋略、招募和范例，形成了完整的间谍系统理论，在当时及对后代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用间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是谍报界的基本指导思想，堪称为不朽的间谍理论。《孙子兵法》实际上是对春秋前的各类战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一部兵书，其中的“用间篇”也是在对以往间谍案例的归纳概括基础上，升华为理论精粹。反过来，也可以从“用间篇”中找到夏、商、周间谍案例及用间思想的明显痕迹。譬如：“用间篇”中所说的“五间”，都能在三代间谍史中得到印证：

因间——城濮之战中，晋将先轸利用楚人掌握了解了楚军的情报，从而大获全胜；楚宋之战中，宋将华元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由乡间引路，竟乘夜进入楚营摸到了楚将子反的床上，胁迫楚军议和。

内间——越王勾践以吴国太宰伯嚭为内间，窃情报、乱吴国、杀忠臣，最终灭吴称霸；田氏家族派田豹打入权臣阚止家族充当家臣，探知阚止准备袭击田氏家族的机密，从而使得田氏家族先发制人，除掉了阚止。

反间——鄢陵之战中，晋将苗贲皇巧用楚军俘虏为反间，不战而胜楚军；平阴之战中，晋将范宣子以齐大夫析文子为友间，透露假情报，又制造了假部队，一举吓跑了强大的齐军。

死间——郑武公在袭击胡国前，以其女为死间，迷惑了胡君，乘其不备灭了胡国；吴王闽庐先后派专诸、要离为死间，成功地暗杀了政敌吴王僚及其子庆忌。

生间——史书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多次往返于双方；韩原之战中，晋惠公派出大夫韩简为间，韩简侦探到秦军军事秘密后，又独自返回报告。

春秋的间谍活动，除了在军事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外，也扩展到了政治、外交等领域。

公元前686年，齐国的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和齐襄公的后妃，暗中联合监控齐襄公。当齐襄公后妃密告其在野外狩猎的行踪时，公孙无知等人便袭杀了齐襄公，发动了一场宫廷夺权的政变。

像专诸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等行动性暗杀间谍活动，都属于政治间谍事件。

公元前629年，晋秦联军围攻郑国，郑文公于危难之际，采纳大夫佚之狐之计，派烛之武为间，夜缒城下，去秦营秘密游说秦穆公。烛之武用晓之以利害的娴熟外交辞令，终于说动了秦穆公弃城而去，从而离间破坏了晋秦联军，保全了郑国。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去世之际，兴兵伐楚。他又派季札出使晋国，以窥视中原各国对吴攻楚的反映，季札成功地刺探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只因吴王僚被暗杀而束之高阁。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受孔子委派，为了保全鲁国的安全，出使齐、吴、晋、越四国。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连连得手，竟使四国的统治者对他言听计从，互相残杀。司马迁评论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堪称间谍外交大师。

秦秋时的间谍专职官员主要设置在军队中，其中以晋国最为突出。晋军专设“候正”或“候奄”一职，与军尉、舆尉、司空、司马同属一级官阶，具有较高的地位。正因为间谍情报对于国家、军队的存亡胜败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招募选择间谍上，多以“上智者”为间。然而，由于其进行的是“事莫密于间”的绝密活动，所以一旦败露泄漏，也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据《左传·宣公八年》记载：“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这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最早见诸于史书的惩处间谍的记载。《左传·哀公十六年》又说：“楚太子建与晋人谋袭郑……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郑人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周礼·秋官·掌戮》也说：“掌戮，掌断杀贼，谍而搏之。”郑玄注：“谍谓奸寇反间者，谍与贼罪大者斩之，小者杀之。”《孙子兵法·用间篇》则说得更明白：“间事未发而先闻乾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由此可见，春秋时代在间谍的使用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纪律制度，表明当时的间谍活动正趋于成熟。

战国间谍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合纵连横的间谍活动为中心。尤其是秦国，已经把连横间谍活动做为统一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如果说春秋时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么战国时则是“国之大事，在间在戎”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已指出：“秦国阴遣谍士赍持金玉，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肯者，利剑刺之。”采用收买贿赂与暗杀行刺等软硬兼施的间谍手段，先是分化瓦解，扰乱破坏敌国内部，然后再配合以凶猛的军事行动，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统一六国的目的。

合纵连横的间谍代表人物有：魏国的公孙衍；秦国的张仪和范睢、顿弱和姚贾；燕国的苏秦和苏代兄弟等。他们的间谍活动常常带有战略性质，对于国家存亡、军队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和直接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间谍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中又以秦国的历代君王为其魁首。从春秋秦穆公策反西戎由余始，秦孝公、秦昭王、秦始皇等国君都极其重视用间。尤其是秦始皇可以说是战国高层用间的集大成者，像派间谍“行金万斤于魏”收买晋鄙门客为间，谗毁并借魏王之手罢免了秦国宿敌信陵君；“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致使赵国名将李牧被杀；遣顿弱携万金，“东游韩魏”，“北游燕赵”，大破合纵阵营；又于燕赵齐楚“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之际，命姚贾约车百乘，载金千斤，出游四国，离间各方，以绝其谋，以罢其兵等，都是秦始皇的用间杰作。

战国其它领域的间谍活动也相当活跃。譬如张孟谈以外交手段策反韩魏联军；田单以宣传手段迷惑骑劫；赵奢以反间手段欺骗秦军；郑国以经济手段企图削弱秦国；燕太子丹以暗杀手段行刺秦王等，都比春秋的间谍活动范围大为扩展。

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还有两个突出点：这就是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和间谍技术的更新。

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旧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却由于缺乏人才而步履艰难。于是招揽人才便成了当务之急。像“燕昭王设黄金台”；齐国临淄稷下设学宫等，都是为此目的。而当时最为活跃的阶层就是“土”。于是一度形成“礼贤下士”的风气，各国有权势者竞相“养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齐国盂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稍后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其门下都有几千“士”之多，所以“士”也称为“客”、“食客”和“门下客”。这些食客皆身怀绝技，学属多门，即使只有“鸡鸣狗盗”一技之长的也被搜罗其内。他们为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事务，著书立说，无所不为。究其核心是为其主出谋划策，四处行间，所以《六韬》中称间谍为“游士”。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私人间谍集团。这一私人间谍集团的能量极大，以致于影响并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存亡胜负。譬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就明白无疑地指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信陵君）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信陵君不但利用“士”在国外编织了巨大而缜密的间谍网，即使在国内，也四处暗插间谍，窃取上至王宫下自百姓的各类情报。

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间谍活动正逐步走向组织化和规范化。为后世国家

间谍机构

战国之前，

间谍技术

战国秦将樗里疾又发明了窃听术；《墨子》中记载了当时已经有了窃听器——听瓮。它们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窃听术和窃听器。战国后期荆轲在暗刺秦始皇时，则运用了短刃匕首涂毒药的暗杀技术，使古代间谍暗杀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间谍活动的需求促使各类间谍技术的发明，而间谍技术的产生又反过来促进了间谍活动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15年后便灭亡了。在这短短的十五年中，间谍活动却有了重大的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反间谍（即今称之为双重间谍或逆用间谍）活动上。曹操像

用间与反间，犹如一对孪生子，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一起“降世”。二者互为对立，又相互依存，真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楚汉相争时，刘邦的重要谋臣陈平是一名反间行家。他利用项羽使者对其谋士范增进行反间，翦除了项羽的得力臂膀；匈奴以刘邦使者反间汉军，以至于刘邦被围困白登山上，几乎做了俘虏，这是第一次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反间活动。秦代的反间活动均属高层的战略行动，对政治局面和军事格局的变化都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譬如陈平策反项羽大司马周殷和以美人图离间匈奴；韩信背水之战前的间谍侦探和以郦食其为死间；郦食其暗杀陈留令和刺探魏王豹军事情报等间谍活动，都加速了刘邦称帝和项羽自刎乌江的战争进程，而且也都各具特色，为后世所仿效。

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匈奴等部落频频侵扰边疆，所以间谍活动又延伸到了西域边远地区，以确保边区平定和国家安全。譬如西汉“马邑间谍事件”；张骞为“断匈奴右臂”两次出使西域；唐蒙以商人为公开搜集夜郎国情报的对象；东汉班超以龟兹国俘虏为反间；段颖反间袭鲜卑；刘秀以塞外羌族人为间等，都是中原对边远地区激烈、频繁的间谍与反间谍战。

汉代的间谍活动较之前代在范围上有所扩大，即从基本上用于军事斗争的领域，扩展到了政治斗争领域。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派其女刘陵到长安为间；赵广汉遣间充任门卒监视丞相府。东汉时，梁翼使间盯梢同胞兄弟；汉桓帝凭间发动宫廷政变；窦皇后命侍者监控宋贵人等间谍活动，对汉代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与动荡，使明争暗斗的政治对抗又蒙上了一层更神秘的面纱，也使其斗争更激烈化、秘密化和戏剧化。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东周与三国是两个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是战争与间谍的大发展时期。而三国在其短短的四十五年中，就发生战争71次，并且都为大规模的水陆之战。其作战方式、指挥艺术、军事思想与间谍活动都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间谍活动，较之以往更转奇、更转妙、更转秘和更转险。周鲂“间书”诱曹休、司马懿反间破孔明是奇例；白衣渡江擒关羽、曹操谈笑间韩遂是其妙例；张松暗潜作内应、隐蕃受命奔东吴是其秘例；王允收买吕布暗杀董卓、黄盖诈降破曹军是其险例。

曹操在当时可谓是一代用间大师。他认为：“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并亲自注释了《孙子兵法》，首开《孙子兵法》注释之先河。后人称其为：“魏武之神机猛绝，犹依孙吴。”其手下的蒋济、董昭、司马懿、程昱、贾诩、国渊、隐蕃等人都是用间的行家里手，在三国中用间最繁最精。其次是东吴，如周瑜、黄盖、吕蒙、孙韵、顾雍、周鲂等人，也多精于用间。相比之下，蜀汉在间谍活动方面最为薄弱，仅见张松、法正等几例。三国最终的结局是魏国先灭蜀汉，后灭东吴，这恐怕也与间谍情报活动不无关系吧？

魏国霸府的“校事”和吴国的“中书”，清代史学家俞正燮认为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专职间谍机构。魏国反间谍专家国渊以语言分析、笔迹鉴定等方法，侦破匿名信一事，又是世界间谍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反间谍技术，对于后世乃至当今都具有巨大影响和借鉴意义。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晋朝。由于以司马氏为首的门阀统治集团竞为奢侈，强取豪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各地起义军也蜂拥而起，战事频频。因此，各类间谍活动也随之而日趋活跃。公元303年，起义军领袖李雄以朴泰为间谍，并采用苦肉计，大破官军，这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军用间战胜官军的最早记载。

东晋名将祖逖与羯族作战时，对违心依附于羯族的汉人，采取“皆听两属”的策略，实际上是运用了“双重间谍”的手法。为了保护一些暗中为晋朝搜集情报的间谍，祖逖又常率兵去假装包抄抢掠这些人，以表示与这些人为敌，从而免遭羯族的怀疑。所以只要羯族“有异谋，（祖逖）辄密以闻”。

羯族将领石勒也极善于用间，其手段也颇为老辣娴熟。他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连环间谍活动，先后灭掉了劲敌王浚和刘琨，为称霸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间谍活动起到了决定百万大军胜负的关键作用。前秦苻坚派东晋降将朱序为间，去策反东晋大将谢石，他万万没有料到朱序“身在曹营心在汉”，竟充当了晋军的间谍，从而导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惨重失败。这是一起用间人而反被人间的典型间谍与反间谍案例。

南北朝时的用间特点是摹仿笔迹、仿造书信。刘宋名将毛德祖以此反间谍手段间杀了北魏将领公孙袁。北周大将韦孝宽又继承发展其手法，制造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先后除掉了东魏间谍头目牛道恒和北齐名将斛律光。

仅存37年的隋朝，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谍影憧憧。像隋炀帝杨广就是凭借间谍情报，使隋文帝废掉太子杨勇，并取而代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斐矩，他是一位被当今史学界称为“完全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情报顾问尼古拉誉为最杰出的情报天才雅各布媲美”的卓越间谍活动家。自春秋时，牛贩弦高假命犒秦军始，商人参与间谍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至隋代斐矩则大大发展了这一领域的间谍活动，他利用各方商人以公开合法手段搜集大量政治和军事情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斐矩还创造性地使文字情报与军用地图溶于一体，将间谍情报推进至一个史无前例的崭新阶段。

盛唐三百年，并非刀枪入库，偃旗息鼓。据统计，在此期间共发生192次战争，尤其对突厥、吐蕃、回纥、平定叛军、“安史之乱”等战争，均为大规模的激烈战斗，间谍活动也在各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在政治斗争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武则天监控元老派；杨国忠刺探安禄山；安禄山反间唐玄宗；史思明窃听杀唐将；李辅国监控皇后；崔胤暗察唐昭宗；李伪造诏书反叛等事件都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以间谍活动为行动之先导。

在军事斗争方面，安兴贵自荐诱李轨；李世民冒除间突厥；突厥蒙骗李渊杀猛将；李愬反间袭蔡州；黄巢用间破唐军等事件，都充分利用间谍情报，大力发挥间谍作用，因而取得了无法用武力获胜的巨大胜利。

在唐代间谍史中，有两点最引人注目，那就是政治间谍组织的出现和间谍理论的新突破。

唐肃宗时的中书令李辅国私下成立的“察事厅子”是对廷臣官吏进行监视、侦探的政治特务组织，在当时和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藩镇势力，为了窥探观察中央政府的动向，在长安设立了许多间谍情报组织“进奏院”，它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

唐代名将李靖的《李靖兵法》；隐者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赵蕤的《长短经》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的《孙子》注本等，都对用间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是李靖“间所以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的辩证用间思想，成为继《孙子兵法》后的第二个间谍理论高峰。

宋代是古代中国间谍发展史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所以有着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是间谍活动具有战略性。譬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对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的作战前，均派出战略间谍进行情报活动；南宋间谍获取金兵修造兵船、训练水师的情报，断定他们将从海路侵袭其腹地江浙一带；金人派秦桧为内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南宋王朝；种世衡以法崧为间，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激起了西夏内乱，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等。从这些重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朝野内外，前线后方，都十分重视用间，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

其次是间谍地位大为提高。自北宋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后，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并登上大雅之堂，将宋初“士大夫耻于言兵”之风一扫而空。不光军人崇间，即使是文人也大大提倡用间。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辙和大学者司马光、沈括、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写专文专论和注释《孙子兵法》，主张“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并实行“厚赏以精间谍”的政策。连正史《宋史》、《金史》也为姜绶、张顺立等间谍专门单独立传，可谓重视之至。

再次是间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诸如“密码”（字验），空飘（纸鸢）、窃听（箭囊听枕）、密藏（蜡丸）、信号（鸽子）、秘语（以物名谐音）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是间谍理论及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曾公亮的《武经总经》；许洞的《虎钤经》；华岳的《翠微北征录》；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陈规的《守城录》；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的《孙子兵法》注本和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并序》等，对用间与反间都有精辟独到的见地，与唐代《李靖兵法》共同形成了自《孙子兵法》以来的一个群体用间理论体系。宋太祖赵匡胤成立“皇城司”（也称为“皇城探事司”），成为继唐代“察事厅子”和“进奏院”后又一个高层政治间谍机构。皇城司不但对内，而且还对外从事间谍活动。它常常派间谍以外交人员的合法身份，跟随外交使团出访，以便随时进行监控。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现代外交间谍之先声，它与后代的大使、武官等公开合法的情报人员几无区别。间谍鼎盛期

自公元1206年中国北方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蒙军与金军、夏军、宋军以及中亚、欧洲诸军的战争性质，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战争规模之大，距离之远，时间之长，用间之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成吉思汗征金前，充分利用往来蒙、金的使节、商人、官吏以及金国叛逃者，广泛搜集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等情报。特别是招降金国使者耶律阿海和派遣间谍札八儿出使金国行间，获得了大量金国绝密情报。他在攻宋时，又得力于投降蒙军的宋军将领，从而“察军（宋军）情伪，专务乘乱”，被后世称为“不愧为善于用间之佼佼者”。为了征西，成吉思汗派出大批间谍以商人身份出没于中亚。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所派的间谍随花刺子模国商队前往讹打刺国时，被全部捕杀，成吉思汗随即远征中亚。如果没有充分的中亚诸地情报，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征行动几无可能。

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命速不台会合拔都，率十万大军进攻欧洲。速不台和拔都派出大量商人间谍搜集到了有关欧洲一些国家宫廷及部落的内部情况，各地城市的防御；各派宗教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进军道路及放牧草地等情报，对其军事行动具有重大价值。蒙军到达里海北岸时，奇卜察真人与匈牙利人组成联军抵抗，速不台派出间谍潜入匈军进行离间，奇卜察真人竟反被匈牙利人所驱杀。速不台攻陷俄罗斯基辅城后，在进军喀尔巴阡山北麓加里西亚平原时，曾将间谍搜集的情报进行整理研判，并制成一幅“敌情判断要图”。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间谍与反间谍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三个领域之中。元军在袭捕南宋名相文天祥、策反南宋将领洪都统、诱击红巾军等军事事件中，都是由间谍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情报后才获得成功。忽必烈曾十分慎重地说过：“宋善用间。”所以对反间谍活动也极为重视。元军先后破获多起宋军间谍案，最多时一次竟捕获上百名之多。对宋军用离间手段企图除掉有关元军猛将的间谍活动，忽必烈也一一予以明察反击，没有上当。

在政治斗争中，元代的权臣在“伺帝起居”、“间谍两宫”的高层间谍活动中十分活跃。为了侦控汉人，元廷实行了社制，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的监视。

由于元代统治区域广阔，中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大量亚洲、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也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不乏从事间谍活动者。元廷曾先后破获了日本、安南等国从事的几起间谍大案。同时为了征战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及中亚、欧洲诸地，也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许多情报搜集活动。这些新现象标志着中国间谍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一个新阶段：即中外外交间谍与反间谍战时期。

明代是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一个新高峰，尤其在政治监控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王朝历代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对臣属的控制极严，常常亲自秘遣间谍随时随地进行各类侦察。于是臣属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招募收买宫内间谍对皇帝进行反窃听和反窥探。当时便有人对明世宗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之左右，皆嵩（指严嵩）之间谍。”从而造成明代宫廷内部多次祸乱。

自从朱元璋建立间谍特务组织锦衣卫后，又相继组建了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使中国古代间谍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黑暗恐怖统治时期。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太监为头子的特务活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灾害，史称“厂卫之祸”。这一黑暗的政治现象上继唐代察事厅子、宋代皇城司之后，下启清代密探活动的密札制度之先。

在军事斗争中，间谍手段也不断翻新，高招迭出，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巧妙运用乡间和反间。如朱元璋以看门老头行间陈友谅；王守仁妙计迷惑朱宸濠；孔镛智擒霸匪阿溪；沈希仪遣赵臣诱惑岑璋等。二是大量使用商人为间。如熊景“阴遣人衣商人服”镇瑶人；沈希仪“阴求得素于瑶人商贩”探情报等。三是农民起义军的用间水平大为提高。朱元璋曾多次告诫部将，农民起义军“尚间谍”。李自成在破洛阳、陷开封、克北京之战中，都非常娴熟地使用大量间谍，对明廷及其军队的虚实了如指掌。张献忠一手导演的“假内江王”间谍案，更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中的杰作。张自成也与朱元璋多次进行用间与反间的激烈较量。

在中外关系方面，由于出现了日本倭寇沿海侵扰的新情况，明王朝十分重视反间谍活动。像胡宗宪诱捕倭间；王忬捣毁倭寇间谍网；戚继光开武学馆训练间谍反倭寇等，都有力地打击了倭寇猖獗的间谍活动。此外，还破获多起安南、葡萄牙、法国、英国和沙俄等国的间谍要案。由于明代不具备元代影响周边国家地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对于反间谍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强烈的安全防范意识，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措施予以严厉打击。

明代的间谍理论也有长足进展。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无名氏《草庐经略》；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何良臣《陈纪》；何守法《投笔肤谈》；揭暄《兵经百字》；吕坤《救命书》；尹宾商《兵》等兵书，均列有间谍专论。从而形成了古代间谍理论继春秋战国、唐宋以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当历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代阶段——清代时，间谍活动也反映出了其独有的特点，即对内严加侦控而对外疏于防范。

清王朝虽然废掉了明代的厂卫制度，但对其臣民的侦控较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大行密探（也叫逻察）和密札制度。皇帝直接派出密探或密令各地“各派眼目访缉”，以对臣民“严加伺察”，并大力鼓励以密札形式进行告密，“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密奏”，一时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康熙还派间谍以“织造官员”身份为掩护，前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在当地建立秘密谍报站。

清太宗皇太极于明清之际，用间诱降了明军尚可喜、洪承畴等大将，特别是采用高超反间计谋，借明崇祯之手杀掉了一代名将袁崇焕，使明王朝“自坏长城”，走向灭亡。康熙在平叛噶尔丹之乱时，以“神探”淖克浑为间，掌握了叛军详情，一举获得光显寺大捷。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清军往往以间谍为“开路先导”，在间杀朱一贵、吴八月等起义军将领时，都是动用了内间策应的方法。尤其在与太平天国军作战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间谍战。陈玉成以陈文效诱间清军，大败“妖九”李续宾；杨秀清捕杀近千名天京城里的清军内间。清军更是无处不用间。天京城内爆发了由清军策划的“张继庚间谍事件”，使太平天国蒙受巨大损失。曾国藩也密令组建“情报采编所”和编纂《贼情汇纂》，以对付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年间，朱逢甲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间书》。它以《孙子兵法》和《李靖兵法》为理论依据，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几千年的间谍活动，成为对古代间谍理论进行总结的集大成者，在古代间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王朝对国内的间谍侦察活动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但对于来自国外的间谍活动则掉以轻心，疏于防范。

康熙年间，沙俄多次派间谍以“使者”身份前往中国，以仔细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测量北京城墙数据”、“探知中华帝国军事实力和物资资源”。雍正年间，叶卡捷琳娜一世以祝贺雍正登基为名，派间谍沿途“竭力搜集中国边境情报并绘制地图”。沙俄还以“科学队”、“探险队”和“东正教布道团”为幌子，频繁出没中国边疆刺探情报，盗窃或绘制中国地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掌握了中国海防详细情报的沙俄间谍竟然充当英法联军的向导，致使北京门户大沽口炮台陷落。

此外，像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间谍船”；设在中印边境的“蒙哥马利间谍训练营”及派往西藏的“朝圣者”；法国的“耶稣会”驻京公使馆；日本的“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都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猖獗的间谍活动，为侵略中国的殖民战争做了大量充分的战前准备。

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对此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虽然在一些有识之士“警惕内勾外引”的大声疾呼下，也进行了像广西捕获缅甸间谍、允许杨光生发表《不得已》和《辟邪论》、支持林则徐“禁鸦片，除内奸”等反间谍活动，但都由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陈腐观念而对间谍情报活动不予重视，以致根本无法继续展开，甚至遭到干扰和压制。

清王朝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腐朽本质，终于导致了帝国列强大规模的入侵。清代统治者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于宣统年间，仓促组建了军谘处第二厅，以负责对外反间谍活动。然而此时已为时过晚，回天无力。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军谘处第二厅成立仅半年后，便走到了尽头，彻底地覆灭了。五千年中国古代间谍史也因此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间谍理论《孙子兵法》

春秋末齐国孙武撰。孙武，字长卿，其生卒年代不详。约于二千五百年前为避齐乱而奔吴国为将。《孙子兵法》凡十三篇，其篇次名为：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军事著作，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第一兵书”。主要版本有《十一家注孙子》本、《武经七书》本、银雀山汉简本和日本樱田本。至今已有几十种外文及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孙子兵法·用间篇》是世界上最早最详尽的间谍专论，是中外间谍理论的源头。正如明代兵学家茅元仪在《武备志》中所说：“前孙子者，孙子无遗；后孙子者，无遗孙子。”按《用间篇》的内容结构，可分为五大部分：用间的利害及意义；用间的类别及作用；用间的原则及纪律；用间的任务及谋略；用间的范例及招募。用间的利害及意义

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这是讲的不用间而战的巨大弊端。如果为了吝惜“爵禄百金”而不重用间谍，则“不知敌之情”，就会耗费更多的钱财和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的将帅、大臣，乃至君主都是“不仁之至”。

孙子又以“明君贤将”来予以对照。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

这是讲用间的裨益。强调要“先知”、“知敌之情”，再“动而胜人”。曹操详细注释道：“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情之实也。”“爵禄百金”与“日费千金”简直无法相比，善以重金用间者胜，惜于百金不用间者败，这是一条古今最基本的用间通则。孙子对于“先知”，也具有朴素的惟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先知”，“必取于人”，这在当时信奉鬼神天象卜卦的迷信社会中，尤为可贵。用间的类别及作用

孙子说：“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孙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科学地将间谍划分为五个类别，后世几乎无可增改。如果再按敌我双方的角度来划分，又可将“五间”分为两大类：一是敌方的乡间、内间和反间；一是己方的死间和生间。由于乡间、内间、死间、生间的作用仅具单方面，所以孙子极为重视具有双向作用的“反间”，认为“反间不可不厚也”。从深一层意义上看：“反间”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后世“双重逆用间谍”，思想的萌芽。

孙子对“五间”的作用也言之甚详。他敏锐地分析出五类间谍作用各具特长又各有局限，所以明确提出了“五间俱起”的综合用间法。唐代李筌和宁代张预在注《孙子》时说：“五间者，因五人用之”；“五间循环而用”，均未得其真谛。五间可分可合，可独行也可合用，所以孙子说是“俱起”，这样敌方便难以同时应付。“五间俱起”的效用是呈几何等级递增，成为间谍战中克敌制胜的法宝。用间的原则及纪律

孙子说：“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处不用间。”

孙子论述了用间的原则为：亲、厚、密；用间者的素质为：圣智、仁义、微妙；用间的时空为：无处不用间。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用间则必败无疑。孙子把用间的原则提到了在当时社会中最高道德和最高智慧的顶点，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用间活动的成败。尤其是他提出的“无处不用间”的观点，确立了用间并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其深度和广度是无限的原则。

孙子又以间谍活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用间的纪律。他说：“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这是承上文“事莫密于间”再作进一步论述。孙子坚决主张杀掉已泄密的间谍和探听到秘密的人，这乍看是残酷无情的，但在当时这一主张显然是正确的。这一铁的纪律是古代从事间谍活动者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要么“守口如瓶”，要么“杀人灭口”，两者必居其一。用间的任务及谋略

孙子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从这些间谍任务来看，孙子仅局限于“击军、攻城、杀人”时，先知“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的姓名，尚未论及到打入敌方高层内部、从事除了军事情报以外的其它情报的搜集的间谍。他还提到要利用敌方的间谍，要“因而利之，导而舍之”，将反间视为正确灵活运用“五间”的关键，“知之必在于反间”。孙子清楚地看到：用己方的间谍，必须做到对间谍“亲、厚、密”，缺一不可。当派遣间谍出去后，会有可能被利诱、被捕获、被逼供或不慎漏嘴等多方面的泄密危险，而利用敌方间谍则全无此种弊害，即使利用敌间失败，也是有益而无害。这条用间谋略一直被后世所推崇和奉行。用间的范例

孙子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举古代圣贤伊挚和吕牙兴殷、兴周的间谍活动为范例，说明了用间的两个要点：一是其重要性，即间谍活动是“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及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二是其特殊性，即间谍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后人评论孙子时指出：“孙子尚智。”孙子以圣贤行间来强调招募间谍必须“以上智为间”，这样才“必成大功”。同时，他也认识到：即使有上智之人，但如果没有“明君贤将”，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被束之高阁，废之不行。这就从间谍本身素质和用间者素质两个方面来说明用间必须双方协调配合。孙子在其它篇章里，也经常提到士卒与将帅的素质，在《用间篇》中则更是屡次强调间谍与国君的相辅相成，将用间提到了最高层次上来论述，这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孙子在《虚实篇》中也讲到：“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这里又提出一个对付“深间”、“智者”的谋略，即示形。所谓“示形”，即如《作战篇》说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自身防御“至于无形”，则使敌方无法“窥”和无法“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反间谋略。

但是也应当提出：孙子对间谍的利弊、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谋略、史例、招募等都深为精通，特别是对反间更是远见卓识，独具慧眼，然而却偏偏对派遣己方间谍的任务、方式等不甚熟谙，仅仅着眼于军事情报（还是战线前方的军事情报）的搜集。这一缺陷的原因是孙子过分强调“反间”而导致的。正因为反间的实施非常困难，机遇甚少，并带有被动性，所以主动派遣己方间谍从事积极的间谍活动，这才是古今中外间谍活动的主体。反间与之则相辅相成，各具效用。由于孙子在谋略上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完美理想主义者，因此他偏于反间的思想也不足为怪。《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用间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当今国际间谍战中，除了在具体战术手段上有所不同外，在用间的战略思想上，至今也尚无重大突破。《孙子兵法》依然对现代间谍理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堪称为不朽的用间理论。《六韬》

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六韬》。由于该书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即吕尚）对话的形式写成。于是相传为姜太公所撰。经历代学者考证，《六韬》非殷周之际兵书，而是后人依托姜太公之名而作，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周显王时。北宋元丰年间该书被列入《武经七传》，定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对间谍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明确提出了对外（敌方）和对内（己方）的间谍与反间谋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的具体专职人员的配备、组织及技术。《六韬·王翼第十八》在论述古代军队统帅部的编成时说：“凡举兵帅师……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的分工职责明确，其中有五类二十四人与间谍活动有直接关联：“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闇蜀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并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伏鼓旗三人”是分管军事保密通讯和制造假情报以欺骗敌方；“耳目七人”是从各方面去侦探。值得指出的是：“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一句中的“军中之情”后人大多认为是指“敌军内部情况”，这是误解。敌军内部情况的侦探，是“游士”所为，所以在“游士八人”中已明确提到：“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军中之情”应当是指己方军队内所发生的变动情况。也就是说“耳目”的主要职责是督察监视己方的防区和军队，以防内变。“羽翼四人”是从事“以弱敌心”的心理战的间谍人员，主要对敌进行宣传攻势；“游士八人”是针对敌方的，负责刺探侦察敌方情报，反间谍及收买敌方内间；“术士二人”是装神弄鬼，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瓦解敌方斗志或者借此激励己方斗志。

这五类二十四人，是古代军队指挥机构中专职间谍的人员，由此推论，也应当有相应固定的组织机构，所以《六韬》是世界间谍史上有关间谍机构最早记载的文献。但是因为《六韬》的这一记载是周武王问姜太公时的对话，尚无史料来证实当时是否已形成这一间谍机构，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论述探讨。《武韬·发启第十三》又说：“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这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检验一个人，既看外表之言行，又察内心之意图。还须注意其亲近或疏远什么人，从而予以正确地判别掌握。《龙韬·选将第二十》更是提出了“知士之高下”的极为详尽的考察检验方法——“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人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七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六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此“八征”虽说是对“士”而言，但实际上也包括了招募、培养和考察间谍的方法标准。即使是当今中外间谍考验的方法，也不外乎此“八征”，至多增加一个“假枪毙”而已。至于反间破敌，《武韬·文伐第十五》又有“十二节”之法，很具参考价值。“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略。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和空虚。八曰：赂以重金，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收其豪杰，内积甚厚……阴纳智土……纳勇土……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宝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十二节”可以用“顺、分、赂、娱、留、间、收、利、尊、信、塞、迷”十二字来概括。《孙子兵法》主张“五间俱起”，如果再辅之以此“十二节并发”的方法，敌方的“智者”和“谋士”则全然无力应付了。《武韬·三疑第十七》又说：“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这是着眼于敌方最高层内部的间谍活动。其中“离亲以亲”（要离间敌方亲信，必先收买这个亲信的亲信）的用间思想，具有颇为神奇的作用。因为用这个亲信的亲信去进行离间活动，既能深得内情，有很大的成功把握，而且又因为是间接行间，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以至于“敌方的亲信”被推上断头台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的鬼。《龙韬·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手段——阴符和阴书。阴符、阴书的出现，在间谍情报传递方式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源头。《六韬》中的用间与反间理论，已趋于成熟，可视之为一部间谍理论教材。虽然它在用间战略思想上还没能超出《孙子兵法》，但是在用间战术方式上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古代间谍理论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李靖兵法》

李靖，唐初著名军事家。因功晋封为卫国公，所以又称李卫公。（571～649）唐高祖李渊曾赞誉他说：“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李靖著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原书已佚，其部分内容保存在《通典》之中。清代学者汪宗沂据多种类书的李靖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使李靖兵法得以流传。

自《六韬》问世后至唐代，无论兵书及间谍理论的数量和质量，都没能超过《孙子兵法》和《六韬》。虽然史书的艺文志著录的兵书有数十种，但可惜几乎全部失传。尤其是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竟也没有记述较为完整系统的间谍理论传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兵燹战火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汉董仲舒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致。

因此，《李靖兵法》中的间谍理论，成为承上启下之作。《李靖兵法·将务兵谋》一章中，有论及间谍的大段叙述，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八间”——“夫战之取胜者，此岂求之于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

李靖特别注重于主动派间谍去离间敌方，这较之《孙子兵法》以反间为本则更为积极主动。此“八间”可归为两大类：内政类和外交类。内政类为“间君”、“间亲”、“间贤”、间能”、“间左右”；外交类为“间助”、“间邻好”、“间纵横”。李靖并举了古代六名著名间谍“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睢”为例，来说明“皆凭此术而成功”的观点。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靖提出了“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的思想。这与其前的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和其后的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强调用兵、用间均无“常法”，须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第二部分是“五道”——“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

此“五道”是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五间”的具体解释和阐发。清代朱逢甲在《间书》中说：“李卫公兵法所言五间，与孙子兵法相表里。”如“因其邑人”（利用当地人）即“因间”；“因其仕子”（利用敌方官员）即“内间”；“因敌之使”（利用敌国使臣）即“反间”；“审择贤能”（审慎选择有才能之人）即“生间”；“佯缓罪戾”（假意释放罪犯）即“死间”。

第三部分是“四因敌”——一因“敌有宠嬖”；二因“敌有重臣失势”；三因“敌有亲贵左右”；四因“敌若使聘于我”。

这段论述属于用间战术，指进一步离间敌方的具体手段。李靖另外也提到“若（敌）上骄下怨”，可用“离而间”的方法。对敌方的“宠嬖”、“重臣”、“亲贵左右”的离间，是照应上文的“间亲”、“间贤”、“间能”；对敌方的“使节”的离间，则是呼应上文的“间助”、“间邻好”、“间纵横”。论述一层深入一层，说明也越来越具体。李靖再三强调：要达到离间敌方的目的，则必须“啖于厚利”。要以“珍玩”、“珍宝”、“珍味”等去“啖敌”，否则便无从下手。这一思想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它确实是古今用间的常规手法之一。

第四部分是“一利一弊”——“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

这一部分是李靖用间思想的精华所在。他将己方主动的间谍行动与对敌方的反间并举而论，比《孙子兵法》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他又反复强调在反间中假情报的运用（共五次），可见对其极为重视。相反，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敌方的假情报同样也会对己方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他慎重明确地提出了“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这一著名的用间辩证思想，开辟了反间谍理论的一个崭新天地。

李靖又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反假情报和反离间的两个正确方法：一是对于各类情报，必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从理念和实际两方面去分析考察，这其实就是情报的验证、辨析和判定。二是对君主必须“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以此加强己方阵营的反离间防御，不被敌间乘隙而入。重视攻与守的结合，大大推动发展了古代的用间理论。但是遗憾的是，李靖只是论及了文武大臣对国君的“忠以尽节”，而没有涉及到国君对文武大臣的信赖，仅限于单方面的忠信这是很不够的，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敌间不去“间亲”、“间贤”、“间能”，而是像李靖已经提到的“间君”，那么“忠以尽节，信以竭诚”的文武大臣便岌岌可危了，这些防御敌间的措施也将随着君主的疑心而土崩瓦解。

李靖还在《部伍营阵》篇内多次并详细地论述了“耳目”、“探候”、“听子”、“游奕”、“烽燧”、“防奸人”、“远探”、“地听”等侦察敌情、防间反谍和窃听等间谍活动方法及技术手段，堪称为一部“间谍小百科全书”。

总观其要，《李靖兵法》用间思想的精华具有战略指导和战术启发的意义，可将其概括为四句话：用间其妙非一；察于心而参于事；间能成亦能败；忠以尽节。《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称《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著的一部兵书。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其生平事迹，史书语焉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他曾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孙子兵法》二卷、《太白阴经》十卷等五种著作。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有唐抄本《阃外春秋》两种，但已残缺不全，其中李筌的进书表的末尾署道：“天宝二年六月十五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可见其主要活动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约712～756）。《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成书后流传不广，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征集到一个抄本，所以存有多处残缺讹误。

李筌有其独特的用间思想，他在《太白阴经》中专门辟有论述间谍的章节：《行人篇第二十三》。这是继《孙子兵法·用间篇》至唐的一千三百多年中，惟一一部设有间谍专章的兵书。称间谍为“行人”，是李筌首称，也是有他的双重寓意的。一是“行人”即“出行之人”，李筌举古代伊尹、吕望、李斯、韩信、荀彧、贾允、崔浩等人为例，这些人均为出行此国而实为彼国行间任事之人；二是“行人”在古时本身便具有间谍性质，略同于《孙子兵法》说的“生间”。由此可知李筌着重于往返于敌我、具有活动性的“行人”间谍，这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后代“五间”中的主要行间类别。

李筌说：“将帅能够收买敌人而任用他，以此来获取敌人的情报，那么战争还怕会不胜利吗？所以说：收买、搜罗了敌人的贤能，敌国就会倾败、空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明显，李筌的用间观是着眼于一个“人”字，无论敌我，只要是贤能之人，必当千方百计予以提拔重用或收买搜罗。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有能力大小之分，能力大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有一般能力的人则应不予使用。李筌这一把人的因素放在一切之首的用间人才观，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后人重视借鉴。

李筌又说：“用间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敌方以合法身份前来侦探的间谍，己方可以给他高官厚禄，并详察他的言语，从而打乱他的间谍活动计划。如果敌方间谍投降己方就委以重任；如果是假投降就杀掉灭口。二是己方派间谍去探察敌国君主、大臣、左右、执事谁贤谁愚；内外近侍谁贪谁廉；传令官员、门客幕僚谁君子谁小人；探知这些情报后，才能因势行动。”李筌先论反敌方间谍的具体措施，后述派己方间谍的主要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李筌依然着眼于人的素质优劣、能力大小和操行高下。

关于反间谍，李筌又提到用“察其辞”的交谈技巧来诱套、辨察敌方的情报。他在《数有探心篇第八》中对此详细加以叙述：“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

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与敌方间谍交谈时，首先要估摸对方的心理，其次要察颜观色，揣测对方的内心变化，然后还要听对方的语言声调，最后再“考辨”对方的言语。将此四者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对敌方间谍的总印象。如果对方说的与他“心、容、声”所反映的不一致，那么就“反而求之”。李筌又说：“既得其心，反射其意。”只要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就可根据他说“是”（其实为“不是”）或他说“不是”（其实为“是”）来完全控制调动对方。

李筌又详述了对不同的间谍对象采取不同的交谈技巧，他说：“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异，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

正因为投不同对象之所好，所以能使对方与你有“共同语言”，这就容易诱使对方了。李筌对此总结道：“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阻。”李筌关于用间时交谈技巧的大段论述，在古兵书中极为罕见，他实际是开辟了“用间心理学”和“用间语言学”的新领域，在间谍理论史上具有首创之功。

李筌还极为重视用间的保密性。他说：“施展谋略权术就会使谲诈欺骗应运而生。邻国之间有往来就会有间谍活动，这就必须要起用深藏不露之人来行间谍之事。”他又说：“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间谍计谋与行动，须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这样，即使是古时传说中最善于观察的“离娄”也“不见其形”；最擅长听闻的“师旷”也“不聆其声”。要争取达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完全无影无踪的地步。

李筌尚道，在《太白阴经》中也不免有迷信成份和阴阳占验等糟粕，这是应当批判的。《杜牧注<孙子>》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代著名学者。其祖父为编撰《通典》的史学家杜佑。世称杜牧“最喜论兵”，多研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佑与杜牧祖孙两代均对《孙子兵法》予以详注，尤其是杜牧，清人毕以珣《孙子叙录》称“杜牧注最为详赡”。杜牧曾引用142个古战例和18部古兵书来注解佐证《孙子兵法》，是《孙子兵法》自曹操首注后至唐以来最为详尽的注本，突出表现了杜牧稳重、谨慎的用间思想。

杜牧在注“内间”时说：“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因败丧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赂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

杜牧在这里将《孙子兵法》的“内间”涵义更为详细具体化了，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间思想，即：内间的任务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搜集敌国情报，离间敌方君臣，也可以探获敌方间谍对付己方的阴谋。这就把内间的作用扩大了，改变了以往认为内间只执行单一任务的旧观念。

杜牧在注“生间”时认为“生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外表要“愚”、“劣”，不易引人注意；二是体力要“骄捷劲勇”、“能忍饥寒”，以此保证在远道险阻的“往来相通”中有足够充沛的体力；三是内心要“聪明”、“心壮”、“闲于鄙事”、垢耻”，这是必须具备高度灵活的智慧和坚定深沉的性格。对其所见所闻的罪恶与丑陋言行，当采取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的态度，有强烈的克制力。对任何侮辱的言行则应具有含辱忍耻的意志力。杜牧又说：“厚貌深情，险于山川，非圣人莫能知。”再次强调“厚貌深情”的间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杜牧对己方用间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有的间谍为己方服务，是因为贪图钱财。这些人往往碌碌无为，根本得不到敌方的真实情报。于是他们便会胡编乱造一些虚假情报来应付讨赏。虽然他们不是敌方所派，也不愿为敌方服务，但这些假情报将会给己方造成混乱及损失。所以对此类间谍，必须“用心渊妙，乃能酌情伪虚实也。”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用间应当是智、勇、忠之人，不可起用庸俗之人，否则可能贻误大事。

杜牧对用间与反间的斗争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欲攻战，先须知敌所用之人贤愚巧拙，则量材以应之。”先计量敌方间谍的虚实强弱，再派遣己方相应的间谍去活动，使已方各等级的间谍所用得当，各尽其能和有的放矢。犹如孙膑赛马之计：我上对敌中；我中对敌下，我下对敌上，虽一负但终以二胜而占其上风。

杜牧特别重视用间中的“厚利”，他说：“若敌间以利导之，尚可使为我反间，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乡间、内间也。此言使间非利不可。”这与李靖用间思想完全一致。它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反映了“无常敌，无常友，而有常利”的战略变化规律。总之，杜牧的用间思想核心为“非间不可，使间非利不可”。《草庐经略》《草庐经略》，无名氏撰。从书名看，作者无疑是以隐居茅庐的诸葛亮自命，因此作者当为一位隐士。从书中内容推断，它约成书于明万历初年（1573年左右）。清代宋庆曾为其作《序言》说：“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后人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草庐经略》有“诡谲、尚秘、军号、斥堠、间谍、乡导、防伏、内应”等专章，均论及到用间。

书中说：“用间之法，尤极其精，不可不阐其义。五间俱起，固当聪而角其同。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觇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亦当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这是说派遣多名互不相识之人，同时去行间探情，返回后，用间者则根据各人的报告，予以考察辨别情报的真伪，是一种实用的情报辨识术。

书中又说了为什么要派遣互不相识之人为间谍的理由：“何者？为间之人一相知，则必符同其说，以巧用其奸，而吾反为间所诳矣。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扃，能遁其情乎？”这里说明了一个用间计谋：行间必须单线联系。即间谍与大本营的纵向联系，不容许间谍与间谍之间的横向联系，以此来加强其保密性和保证行间的成功性。但是有一点，书中没有认识到，那就是纵向单线联系，并非仅仅为了防止间谍之间“同其说”和“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行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间谍本身的安全。

在用间的利弊上，书中认为：“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间可常恃耶？”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即间可用而不可恃。这一用间思想在此后被何守法的《投笔肤谈·谍间篇》所接受采纳。

在防奸反谍方面，《草庐经略》重视以联络暗号来予以防范。这类暗号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物品或文字。为了更为保密，还须设制“外号”和“内号”，“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在充当策应内间方面，书中认为：“选我慧黠之士，其精锐一可当百者，佯为商贾，先事而往。”当己方“兵临城下，应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彻，诈呼敌入，兵民嚣乱，乘机成事”。如果敌城防守坚固，久攻不下，则采用一种用间谋略：“久而围之，猝解而远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卖薪负贩，彼必无疑。”间谍乘敌城久困乏资之际，化装成想乘机发战争财的贪利小贩商人，不易引起怀疑。己方军队则乘敌城开门贩卖售买物品、放松警惕之机，“外兵倍道而袭，”与间谍里应外合，攻克敌城。不过《草庐经略》也慎重地告诫道：“大抵奸细在内，宜早应之于外，久则败露，非胜算也。”《草庐经略》的用间思想，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均较之前世有所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尤其在“恃间”的利弊、“五间俱起”的具体实施、利用商人为间等方面，均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可惜以往常被谈兵论间者所忽视，一直泯埋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可行的运用。《投笔肤谈》

何守法，号“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所撰《投笔肤谈》，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约1600年左右）。从书尾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可知其为明万历年间解元。此书上下两卷十三篇，作者在“引言”冲说：“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投笔肤谈》十三篇中有“谍间第五”、“敌情第六”、“方士第十”三篇涉及到用间理论，可综合概括为四个部分。知敌情“不费己力”

何守法说：“非谍何以索其情，非间何以投其术哉？”用间时把敌“情”与我“术”联系起来，从而因敌而制胜。他提出了一个“不费己力而功自功”的用间术：“伐人以主”、谋人以臣”、“散交合斗”。即利用敌间去“伐其主”、“谋其臣”和“合其斗”。何守法又用譬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虎口拔牙、送肉饲虎、扛戈追虎和投石击虎的人，没有不被虎吃掉的。应当让别人去拔虎牙，送肉饲虎和追虎、击虎，自己则不必亲自去做；最妙的是自己隐蔽起来投石去击虎诱虎，使别人受其害。”何守法对此总结道：“此以虎喻敌……身当其虎，必被所伤；使人当之，则可旁观而取其利。”这说的是利用敌间反间。但是在现实用间中，这一“间谍妙计”不易运用自如。因为你想“使人当之”，别人也想“使你当之”；你想“旁观而取他利”，他人也想“旁观以取你利”。须择时而用。“得敌情乘而勿失”

何守法说：“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敌情亦难得。”正因为敌我双方都千方百计要防止机密的泄露，所以情报就非常难以得到，即使得到了一些敌情，也往往是假多于真，甚至全是假情报。因此，“如得敌情（指较可靠真实的情报），乘而勿失。不得敌情，形之乃知。能形敌而得其情者，兵之妙也。”情报难得，稍纵即逝，必须乘机迅速行动而决不可错过机会。何守法提出了一条获取情报的新途径，即“敌之情状，有用间而得者，亦有因形而得者”；“形敌而得其情”。在“用间不得敌情”的被动局面下，采用故意调动军队，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诱骗敌方暴露出他的虚实真伪，这也是一条巧妙的用间术，应予以重视。乱敌方“先察后行”“先察”是说“当先采物价之腾平，察风俗之好尚，目间人事之喜怒，觇上下之乘和”。这里注意到了利用平常的合法场所和普通的方法去“察敌情”。但为了不被敌方故意制造的假象所骗，则应当“谍之所告，心当预明”，需要明察详辨。“后行”是说“然后因隙间亲，因佞间忠，因利间争，因疑间废，诳其语言，乱其行止，离其腹心，散其交与”。先得敌情，方可乱敌。间谍“可用而不可恃”

何守法在《谍间第五》篇末总结道：“故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他又说：“用之，谓善用之也。非识机者不能，故曰智；恃之，即信听之不察，故曰愚。智、愚分而胜、负判。”

何守法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些间谍技术，如“刻木为鸟，束蒿为人，树栅为城，结草为阵，封鸽代谍”等，与其用间理论相得益彰。总之，何守法的用间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注意到敌我双方用间的相互性和一致性，又极明确地提出了“间可用而不可恃”的正确观念，大大充实了以往的用间理论，填补了有关的空白，成为明代间谍理论的殿军。《兵经百字》

揭暄，字子宜。生卒年代不详，清初人。据载：揭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学使吴炳见之，惊曰：此异人异书也。”《兵法》又称《兵经百字》、《兵镜百篇》和《兵法圆机》。揭暄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闷而死。《兵经百宇》分“智”、“法”、“术”三部，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都有解说论述，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揭暄的用间思想散见于《兵经百字》各篇之中，现予以分述。“预布叠筹”

揭暄在全书首端开门见山便谈间：“在作战中，要抓住战机和造势，在准确地识别和判断敌情后，再与之交战才有胜利把握……要从我变来推知敌变，再由敌变来决定我变，并能控制局势，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化……总之，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都要以周全谨慎为基础，能巧妙地使用反间，才算是做到了诡秘。”这里讲的是“识敌”、“判敌”、“交敌”、“控敌”、从而“胜敌”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特别要着重指出的是“预布叠筹”，即：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一用间思想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发展，它已将用间提到了有效组织、周密计划、科学管理的一个新高度来论述。揭暄认识到用间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所以十分重视“预布”，用相应的预设方案，快速、及时、可供选择地去应付各种突发事变。这种“预布叠筹”的用间思想，要求有大胆的假想思维和丰富的用间经验，尽可能地顾及到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前因后果及利益弊端，以供用间决策者有更大的思考空间、选择余地和更多的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用间决策者既可以依据具体事变而选择某一相应预设方案，又能从其它方案中取长补短，制定出一项最优的行动方案。揭暄这一用间思想，具有重大的借鉴实用价值，实为现代谍报学之先声。“言为剑锋”

揭暄把语言喻为“剑锋”。他说：“用这一方法大多很离奇：有的散布虚张声势的谣言来协助计谋的实施；有的暂且借助假话来掩盖即将准备的行动；有的对敌方营垒的人进行诬陷，造成敌方内部的猜疑；有的故作谦卑骗取敌方丧失警惕；有的故意泄露假情报使敌方上当，或有意说反话来诱骗敌方；有的用危言耸听去震骇敌方，使之丧胆；有的装成痴呆，假装受骗，假装发怒，假装高兴，从而麻痹敌方；有的假意口吐狂言，故意说梦话，说胡话，或假托鬼神，用眼神、形态、手势、踩脚、傻笑等不言而言，去蒙骗敌方。”揭暄对此总结道：“运言而制机宜”，即要因机而运用语言，灵活机动。

把语言、表情、声调和举止列入权谋之列，唐代李筌已初涉及，而揭暄则予以大幅度的创新发展。用谣言、假话、反话、危言、狂言甚至胡话、梦话去欺骗敌方，可谓“唇枪舌剑”；用悲哀、痴呆、假怒、伪喜、信神、眼神、姿势、傻笑去间诈敌方，又可谓是“假痴不颠”。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用间杰作，其作用正如揭暄所说：“善言者，胜驱精骑。”“无时不谨”

谨小慎微，高度敏感警觉，是一个间谍的必备素质。揭暄说：“战场上无论何时都是危险的，所以任何时候都得谨慎。一到军中就必须随时都感到将有敌间在窥探一样……遇到山林和险要，更当警觉敌间在暗处伏探。”“四知廉得”

对于“知敌情”的用间方法，揭暄有详细论述，他说：“最微妙莫过于对敌情的侦知。用自己主观想法来猜测及推断，远不如用四种方法去察明敌方的虚实为准。第一是利用与敌方有私交的人；第二是派出间谍；第三是组织侦察；第四是利用乡导。从与敌方有私交的人中，可以探知有关敌方计谋的情报；从谍报密件中，可以了解敌方的虚实；从侦察情报中，可以获知敌方的行动；从乡导中，可以掌握作战地形的曲直、险易等。”

用“通”（与敌方有私交的人）、“谍”（己方间谍）、“侦”（己方侦察人员）、“乡”（乡导）——这“四知”去“廉得”（察明）敌方实情。显然，此“四知”应当并举而又各有侧重。“四知”是手段，“廉得”才是目的。“四知”是古代的用间情报识别术。“间者祛敌”

揭暄把间谍的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侦知敌情”，即“四知廉得”；一类是“离间敌人”，即“间者祛敌”，这是科学合理的。离间敌人的间谍种类共有十六种，即：去离间的生间；去诱骗的死间；伪造书信的书间；故意失落文件的文间；散布谣言的言间；编造歌谣间敌的谣间；创作歌曲减弱敌志的歌间；从事收买的赂间；假贡礼品的物间；伪许官职的爵间；反用敌人的敌间；利用同乡的乡间；假交朋友的友间；运用美女的女间；以恩惠招募的恩间；以威逼恐吓的威间。

此十六间，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孙子的具体用间术，所欠缺的是，揭暄没有提到“行动性暗杀间谍”，这是不该有的遗漏。“谋成于密”

揭暄说：“谋成于密，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细而推之，慎不间发。”他又说：“要防止于言谈之中泄露秘密；要警惕从容貌之中泄露秘密；还要当心于睡梦之中说梦话而泄密……如果某些情报可以对某些需要利用的人说的，也不妨先告知一个大概，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坦露这些秘密是为了更好的保密。”这是一条藏秘于公开的“不秘所以为秘”的重要用间保密原则。“言谈”泄露主要是因为“言多必失”，应当“守口如瓶”；“容貌”泄露主要是因为“喜怒形于色”，应当“不露声色”；揭暄提到“恐泄于梦寐”，乍一看似乎有此偏颇离奇，欠合情理。但是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用间失败案例，确实有许多是“泄于梦寐”而事败身亡的。防止“泄于梦寐”的方法也为一些间谍所发明，如单独寝，俯身卧、蒙头睡，睡前口含食物等。

此外，揭暄还提到情报传递的保密法。他说：“远距离联络，写信应用密码代号，即不成一定的字体、没有一定的格式，也不要用纸和竹简。即使是传递情报者，也不知其意。如果万一落人敌手，也无法破译。”“勾术”

这是从破坏敌国的内政、外交两方面说的。“勾取敌人的亲信为己方暗通情报；勾取敌人的勇士为己方的内应”，这里说的是破敌之内政，即“伐谋”；“争取邻国作为己国的声援；争取边远国家协助己国攻击敌国”，这里说的是破敌之外交，即“伐交”。要做到这两点，非间不可。揭暄以“胜在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恃”的观点贯穿此四勾之术，可见其重视并善于借力去克敌制胜。“点眼术”

揭暄说：“敌必有所恃而动者，眼也。如人有眼，手足举动斯便利。”以“眼”比喻“情报”，所以间谍也叫“眼线”或“耳目”。为了使敌方“绝其生而丧其明”，就当运用“点眼术”。如“敌以谋士为眼”，则用间谍去搞掉他；如“敌以勇将为眼”，则用间谍去除掉他；如“敌以亲信为眼”，则用间谍去离间他。“丧其眼”则必然会“绝其生”，这是“制敌之要法”。《兵经百字》是清初用间理论的代表作，承上而启下，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曾被著名学者魏源选中而编入《皇朝经世文编》之中；李鸿章也将其收进《兵法七种》广为刊行。但是揭暄为了凑齐“百字”，则有强分硬离之弊。此外，揭暄还有些自命不凡，缺乏儒将风度。他在“凡例”中说：“兵法，从来只有流传而无体系的经典著作《武经七书》也支离破碎……《武经七书》中的思想只是对付劣将，而我这本书则是立足于制服能将。”这就盲目自大，不足为取了。《间书》

朱逢甲，字莲生，清末人，生卒年代不详。时人称其为“多材艺邃经学”之“奇才”。著有《间书》、《平黔策》及修撰《兴义府志》。朱逢甲在《间书·自序》中说：“撰间书一卷，以己言为纲，引群书之言与事为目以证之。用间之法，略备于斯。”时年为咸丰五年冬（1855）。其撰著《间书》的目的是替清军镇压农民起义而出谋划策，表现了其仇视农民起义，效忠清室的反动性。但是由于该书是古代中国存世的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书中又汇集并分类引用了大量古代用间史料实例，所以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参考借鉴作用。《间书》共分为六个部分，以间谍实例为主线，分述有关用间理论。

为间谍正名。通过对宋人王应麟的间谍观念的批驳，来证明间谍在政治、军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举女艾、伊挚、吕牙、子贡四名“古之贤人”，及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从事间谍的活动，来为间谍正名，认为：“拯民水火，即身为间，何伤？”

汇释间谍术语。朱逢甲从《六韬》、《周礼》、《尔雅》、《左传》、《说文解宇》、《曷鸟冠子》、《史记》、《后汉书》等八部古书，罗列有关间谍术语予以简释。虽然有些解释模糊不清或牵强附会，但还是可取的为多。

列举古代著名兵书及名将重间言行。先列举《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中的用间理论，再举李靖、信陵君、韩信和李光弼等古代名将“皆重用间”案例，分别佐证其用间观点。

强调名将与名将对抗时，胜负取决于用间。他先举秦将白起与赵将廉颇“皆名将也，秦用间，则秦胜”；又举战国秦灭赵之战中，秦将王翦和赵将李牧“亦皆名将也，秦又用间，则秦又胜”。视一“间”字为名将对抗胜负之关键。

使用间谍的方法。朱逢甲认为：“论用间之法，《孙子》所言之五间，最为精微详尽。”他又并举“秦求晋鄙客间信陵君”、“汉陈平间范增”、“春秋子木间郑国”三例及宋代苏辙论间之语，来加以说明用间的“亲、厚、密。”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用间术：“今饷既匮乏，万不能以如许金行间。然过吝金，亦间不行。莫若汰兵练而选锐，锐选则饷减，而以所减饷金之半行间，斯两得之。”在财政拮局的困境下，采取精简兵员的措施，调拨出资金去行间，就能同时保证军队的实力和情报的获取。这种“以精兵增资金”，“以行间抵军力”的用间思想颇为新颖实用，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他在详述《李卫公兵法》中的“七间”时，相应举了有关用间案例和方法：“间君”为子贡之于吴越；“间亲”为秦间之于信陵君；“间能”为苏厉之于白起；“间助”为张孟谈之于韩、魏；“间邻”为张仪之于楚王；“间左右”为秦间之于郭开；“间纵横”为燕人之于苏秦。朱逢甲认为此“七间”中以“间能、间助为要”。他又说：“读古人兵书，不必泥其词，而刻舟求剑，贵神明而交通之。”强调心领神会，灵活运用，反对一味崇古，死搬硬套。

举大量案例分述五间。这一部分是《间书》中的最主要部分，汇纂了古代几千年用间的主要案例。

死间——举春秋关其思、楚汉郦食其、唐代唐俭、三国俞赞、南朝檀道济之叛卒、西夏李元昊之间谍等七例。朱逢甲说：“今欲间，宜先张兵威以胁之，待其间行而降，出不意以击之，无不济。”他已看到了外部军事实力与内部行间的互相配合关系及作用，也认识到最后解决问题需要靠军队“出不意以击之”。

反间——举楚汉秦将间李良、西魏韦孝宽间牛道恒、唐代韦皋间吐蕃、宋代岳飞间刘豫和种世衡间野利旺荣、明代王守仁和李充嗣间朱宸濠、战国赵奢间秦谍、汉代陈平间范增、唐代李愬间吴元济和高仁厚间阡能、宋代赵匡胤间林仁肇和岳飞间曹成、李允则间契丹、战国田单间乐毅和秦国间信陵君、后周韦孝宽间斛律光、春秋斗比伯间隋少师、汉代匈奴间刘邦和班超间龟兹王、东晋刘曜间麦菊允、十六国乞伏乾归间吕延等二十余例，史料丰富。朱逢甲还十分重视“仿手迹而作伪图章”，认为“不反间则不能胜”，“一纸书，贤于十万师”。

乡间——举南北朝候渊间韩楼、西魏杨侃间薛修义、明代赵臣间岑猛和孔镛间阿溪等四例。但是此四个案例不属于典型的乡间，而是与反间杂揉在一起。

内间——举战国张仪之于靳尚和郑袖、汉代陈平之于阏氏、南北朝贺若弼之于陈国间谍、唐代契丹之于唐军俘虏、宋代张齐贤之于契丹、韩世忠之于魏良臣、刘锜之于曹成等七例。此节编排杂乱，开始说内间，后又说反间，脉胳不清，概念欠明。

生间——举春秋卫国礼至，郑国烛之武，宋国华元，战国赵国张孟谈，三国黄盖，东汉冯异，唐代王晙，宋代种世衡手下番将，五代王鹞、刘手下油郎，宋代小长老、江北名僧，明代康茂才手下看门人、熊景手下商人、沈希仪手下小贩等十七例，内容编排也混乱不清。从中可知朱逢甲对乡间、内间、反间和生间的界限不甚明了，因而导致举例不当。

整部《间书》约举80个用间案例，上自夏，下至清，跨度为几千年。从所举之例看，朱逢甲主要是从以往《孙子兵法》的各类注本及历代兵书、类书中辑录汇纂而成，无多发明。况且材料大大多于论点，在用间案例后的按语中，也缺乏具有创见发明的用间思想，并偏重于战术性而较少论述其战略性。尤其是在引用大段李靖兵法时，却有意不引其“间能成亦能倾败”的核心观点，表现了朱逢甲“间谍万能”的错误偏见。由于《间书》是中国古代的惟一存世间谍专著，又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世，所以它便成为中国古代间谍理论的压轴之作了。间谍机构战国养士

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已经有从事间谍活动的专职人员，一般以“家臣”担任。《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道：“夏后之臣曰孟涂。”《左传·哀公元年》也说：“使女艾谍浇。”杜预注：“女艾，少康之臣，谍候也。”

商纣王曾秘遣崇侯虎专门对周文王进行监控，随时报告周文王的一言一行。在商朝，巫史掌握着国家政权、军事、教育、历法、司法、记事、档案保管和占卜、祭祀等大权，尤其是其中的司法跟情报活动与间谍机构的发展有紧密关联。《礼记·月令》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故后代有“大理”、“遒人”等监察之专职官。

周武王灭纣王建西周后，设置了主管内外情报的职官。他派自己的三个兄弟对纣王之子武庚进行长期监控，史称“三监”。在外事方面，设掌管天子与诸候之间朝觐、聘问、监视等事务的官职为“大行人”；受王命出使侦察的官职为“行人”（也称“行理”、“行李”）；在边境名义上接待外国人、暗里盘查的官职为“候人”；掌管关隘往来之人的官职为“关尹”；负责语言翻译的官职为“舌人”。周厉王就效仿“三监”，“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首开大范围白色恐怖统治之先河。

春秋时，夏朝家臣（即后世之“士”）从事间谍活动的遗风犹存，并且愈演愈烈，至战国达到顶峰。《左传·文公十七年》说：“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预注：“执讯，通讯问之官。”此外，当时文献中出现了较为详细记载的间谍机构和职官。《周礼·秋官·土师》记载道：“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第一项与第三项与间谍活动直接相关。“邦汋”之“汋”，汉代郑玄注为“斟酌”之义，“邦汋”即郑玄所注“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汉时尚书掌机密，有刺探尚书秘事，斟酌私知，故举为况也。”“邦谍”，郑玄注：“为异国反间。”陆德明解释为：“异国欲来侵伐，先遣人往间，候取其委曲，反来说之，其言谍谍然，故谓之邦谍。用兵之策，勿善于此。故《孙子兵法》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以争一日之胜，而爵禄金宝于人者，非民之将。故三军之事，莫密于反间。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惟圣贤将能用间以成，此兵之要者也。”“邦汋”其实是“行间”；“邦谍”其实是“反间”，可见当时间谍活动的分工已臻细密。不过由于《周礼》成书年代有不同说法，所以有人认为对“士师”职务的记述，可能是后人所托。但是，即使《周礼》中有后人所增所托的内容，但从“汋”、“谍”在其中的语言意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运用了西周的古义，当为原文原义。

齐国曾设有“里尉”一职，专门负责监视平民的出入言行，其主要职责是侦探“匹夫有不善”和“奸人”，然后上报，并“可得而诛”。晋国则在军中设有“候正”或“候奄”的官职。杜预注：“候正，主斥候。”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为：“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清代顾栋高《左传大事年表》卷十说：“候奄当即候正，《国语》作元候。”这些均与西周的“候人”义近。“候”，《广雅·释诂》说：“司见也。《吕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后代的“候人”、“候吏”、“候兵”、“候官”、“候讠同”等，都是与间谍侦探有关的官职。秦国设有相当国君秘书性质的官职“御史”，往往掌管情报工作。《史记·滑稽列传》说：“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杨宽《战国史》认为他们是“国君的耳目”。《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前注多认为“门者”为“看守城门之人”，“舍人”为“宫中近侍”，不确。其实，“门人”（也叫“门下”、“门子”）均为主要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者。《史记，信陵君列传》：“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汉书，高祖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孙子说“令吾间必索知”“门者”、“舍人”的姓名及有关情况，就是为了与其进行间谍或反间谍战。这些间谍职官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譬如三国时曹操的“霸府”，就设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郎中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四十二人，舍人若干人。其中舍人负责通讯、情报工作。东吴则设有“中书通事舍人”，负责秘密侦探。

战国时记载间谍专职的主要文献是《六韬》。《六韬·龙韬·王翼第十八》说：“伏旗鼓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闇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其中“伏旗鼓”主要是制造假情报；“耳目”主要是侦察敌方情报和监控己方军队；“羽翼”主要是从事以假象迷惑敌人和宣传战；“游士”主要是刺探敌方内情；“术士”主要是以迷信鬼神对敌进行心理战。由此可知：《六韬》反映的战国时期的间谍机构已趋于成熟，但仅限于军事领域。由于“王翼第十八”说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是姜太公吕尚对周文王的建议，所以我们不知战国时是否已有这样的实际编制机构。不过从整篇反映出来的严密的组织结构、合理的人员编制和明确的职责任务等内容来看，不可能是空泛之谈，当有所本。

战国又盛行养士之风。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养士达几千人之多。这些士，往往身怀绝技，学属多门。他们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行办事务，著书立说。但其主要的作用是“出奇策异智而转危为安，易亡为存”。可视之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智囊团”。但是在这一“智囊团”中，又有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谍报人员之多，活动之广，成效之大，亦为后世所罕见。所以有人称其为“战国私人间谍集团”。纵观战国的间谍活动，几乎都是这些“士”在扮演主要角色。“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养有几千士之多，其中有许多分布在魏国的周边国家中，对邻国朝廷大事无所不晓。在信陵君救赵国盗虎符的间谍活动中，他得心应手地使用了候嬴、朱亥、如姬三名间谍，成功地盗取了虎符，解了赵国之围。这种典型的间谍集团虽说不是国立的，但是已具有间谍机构的雏型。其特点是：间谍只向其主子一人负责，他人全然不知其中内情；主子根据间谍的特长，分派相应的间谍任务；间谍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渠道；有严格的间谍纪律，触犯者难逃其惩罚；间谍对主子也多抱“士为知己者死”之心，一旦暴露，往往以自杀报效。秦汉魏晋南北朝间谍机构

秦代仅有短短的十五年，但其国家体制、机构却较战国有较大的发展和完善。在间谍机构专职人员的设置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因为统一了六国，所以秦国以往对外的间谍活动，转移到对国内有关方面的侦探，主要是针对军队和六国旧民。

为了防止兵变，秦中央政府临时设置了监军和护军（也称护军都尉），下有候、骑长等主管情报的军官。常常凭“口籍”（口令）和“铁符”（通行凭证）来盘查往来之人，从中索捕间谍。为了缉捕往来间谍奸人，又设置了“求盗”一职，名义上是掌捕盗贼，但实际上主要的任务是反间谍。秦始皇派出大批耳目，监视六国旧民，以防旧贵族暗中串通，策划谋反。有时甚至为了缉捕一个间谍，不惜滥杀一大批无辜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总考》说：“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知；一人犯罪，邻里坐之。”贾谊《新书·保傅篇》也说：“秦之俗，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奸也。”

西汉时的“中期”或“内朝”，是主管间谍活动的国家机构。中朝官议事，往往是极其秘密的。譬如《汉书》记载：张安世以东骑将军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外内无间……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孔光以光禄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可见其保密纪律极其严格。此外，“督之捕盗贼，禁察逾侈”的“直指绣衣使者”和军中的“候官”、“候长”，也是负责谍报活动的官员。

三国时，除了曹操在以幕僚人员为主的“霸府”内首设负责谍报、通讯的“舍人”外，还设有秘密间谍“校事”这一职官。其职掌为最高统治者充当耳目，刺探臣民言行。以后蜀国和吴国也相继设立校事。至曹丕为帝时，校事权任益重，上察宫庙，下慑众官。其中校事卢洪、赵达等人，常以爱憎行事，擅作威福。校事刘慈更是行踪诡秘，四处窥探，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但其中有不少枉屈之人。后来黄门侍郎程晓上疏极言校事之弊，于是遂罢校事官。在东吴，校事也叫“中书”。孙权时有吕壹和秦博担任此职，二人精于行间暗探之术，被后人称为“用法（指行间的能力）探刻”。他们“举罪纠奸，纤介必闻”，成为孙权的“千里目”和“顺风耳”。孙皓时的校事张立，诡计多端，手法奇特，“吏民皆以之为害”，以致人人自危，惟恐被校事跟踪告密。后来在一片责难声中，“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

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七·校事》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或谓之典校，或谓之校曹，或谓之校郎，或谓之校官。”

据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御史台》中说，当时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后，实际上成为直接受皇帝控制的耳目之司，监控臣下的一言一行，权力极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并主张“风闻奏事”，实际是鼓励告密，因此也名之为“风闻访知”。但这是公开的监控机关。秘密侦探的设置就是校事。魏国利用这两大监控机关，有力地维护了皇权和监察群臣公民。

目前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间谍机构始于唐代的“察事厅子”，但从三国的校官设置来看，已具间谍机构成熟、完善的组织编制、人员配备、领属关系和专门任务等特征，因此，中国古代间谍机构当始于三国。譬如当时吴国的中书机构即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设中书令、中书仆射为其长官，掌州郡文书，奉命作诏并领校事（秘密间谍）。其下有丞、侍郎、宜诏郎、中书通事舍人（负责间谍与反间谍）等。唐肃宗时，设立“察事厅子”的李辅国，也是中书令，掌管情报工作。可见三国吴国的中书令、校事和中书通事舍人等的间谍职责及官职名称，一直至唐还有着巨大的影响。吴国在朝中还设立“察战”的间谍官职，《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道：“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裴松之注：“察战，吴官名，今扬都有察战巷。”从中可窥探出当时的间谍“察战”有其固定的组织地点，所以后人称那里为“察战巷”。《三国志》还记载：“（孙）皓大怒，遣察战赍药赐奋……父子皆饮药死。”吴国在边境也设有反间谍组织，称之为“刺奸屯”，“每刺奸屯有五兵，贼曹（屯长）一人”。负责边境的反间谍和报警等任务。

南北朝时，为了监控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刺史，设置了“典签”一职，常由皇帝派亲信担任此职，充当皇帝的耳目。“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其“威权甚重，号为签师”。譬如刘宋时，宋文帝听信典签密报，杀掉了功臣檀道济。宋文帝还大量任命亲信为典签、中书令、中书舍人、尚书令等，负责担任间谍情报工作，以至于造成“诸王不王，臣不臣，典签为上”的不正常局面。史书曾记载：“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要之。”他们使诸王、刺史“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伸，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莫由己”。典签把监控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了诸王、刺史等上层官吏，甚至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从而激起诸王和刺史对皇帝与典签的怨恨。当时的豫州刺史萧晃，就曾一怒之下，杀掉时时窥探其言行的典签；荆州刺史萧子响，不仅杀了典签，还起兵造反。梁以后，典签渐废。隋唐间谍机构

隋时，隋文帝对臣下官吏的侦探日益加强，其监控组织也日趋严密。不仅有直接受皇帝控制的公开的独立监察机构——御史台，而且皇帝还设置了许多秘密的耳目。隋文帝经常派心腹亲信侦察内外百官，甚至秘密派间谍假意给贪官污吏或政治对手送贿赂，一旦官吏接受贿赂，便立即处死。在军事上，隋朝设立了左右武侯，除负责皇帝警卫外，还负责“执捕奸非”的反间谍工作和侦察皇帝途经地点的官府内情。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其严密的间谍活动，对唐朝有着很大的影响。

唐初时，武则天为了镇压唐宗室旧臣的反抗，就效法隋文帝，广布间谍密探，时时暗中侦察打听这些人的踪迹，并鼓励告密，使唐宗室诸王及旧臣惶惶不可终日。唐肃宗时，太监李辅国权倾朝野，为了镇压对其不满的文臣武将，秘密成立了一个拥有数十人的间谍机构，以侦探臣僚。这些间谍称之为“察事厅子”或“察事听儿”，专门从事秘密侦探活动。只要有谁敢背后讥讽李辅国的，立即会被侦知而拘捕拷打，即使是权力很大的御史台和大理寺也不敢过问。李岘为相时，他实在无法忍受李辅国秘密特务的横行霸道，便冒死上朝叩头状告李辅国专权乱国，唐肃宗这才削夺了李辅国的权力，“察事等并停”。唐末时，李辅国设置的“察事厅子”还有其余波。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在广陵，曾厚资雇用了一百多人为密探，专以刺探官吏百姓的秘情隐私，人称“察子”。唐代罗隐在《广陵妖乱志》中也记载道：“得百余人，厚其官慵，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

唐朝御史台的察院也充当皇帝的耳目，负责暗中侦探情报工作。“安史之乱”后，又设置了“非常官”——监军，作为皇帝的代表，“监视刑赏，奏察违谬”，对军队进行有效监控，其作用类似南北朝的典签。

关于唐代的另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进奏院，历来史学家无述。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六院四辖·进奏院》说：“唐藩镇皆置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太平兴国六年，简知后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

进奏院名义上是地方藩镇势力驻守在中央京城的联络机构，向中央政府及时“进奏”各地情况，但实际上是各地藩镇势力在京城搜集中央和其他各地情报的一个间谍情报机构。他们定期把中央政府和京城内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内部的倾轧、军事情报、皇帝行踪、大臣活动等情报，向本地区的藩镇首脑即节度使秘密汇报，从而使远处外地的节度使及时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有关动向，以便制定相应的措施。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藩镇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营造了专门的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藩镇势力渐强，为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便将这些邸舍美其名曰“进奏院”，暗中却使其作为情报搜集的间谍机构。到了唐代后期时，这种进奏院在长安竟多达五十几个。

这时，进奏院首脑官员的级别也较多，甚至有与中央御史大夫相当的级别。他们向藩镇传递情报的渠道主要是利用官驿。

由于进奏院这一间谍机构的出现，竟促使我国最早的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该报为雕版印刷，由进奏院人员编辑。内容涉及面很广，主要是搜集来的政治、军事情报。它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也不多，一般为每行十五字，每页十三行，一律使用楷书大字。因为它主要是提供给进奏院首脑官员和各地节度使参阅，所以印数极少，亦无一张留传下来。现在只能从中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才略知一二。

唐代进奏院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地位，大大超过李辅国的“察事厅子”机构，其存在时间之久、规模之巨、人员之多、作用之大都是前世无可比拟的。尤其是《开元杂报》的问世，形成了中国新闻报纸的源头，同时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情报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开端。各地藩镇利用进奏院对中央京城进行情报搜集，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非常及时准确。它为以后藩镇的割据叛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派来的亲信吉温为进奏院留后（首脑）搜集刺探情报，为日后叛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新唐书·酷吏》卷二百〇九记载道：“吉温，故宰相顼之子也。性阴诡，果于事……时太子文学薛嶷得幸，引温（吉温）入见，玄宗目之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罢之。”后来由于吉温“佐讯”时，运用“楚械搒掠”的酷刑，受到李林甫的赞赏，吉温则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由于吉温与罗希奭大行酷刑，“相勗为虐”，时人号为“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

在“杨国忠、安禄山方尊宠，高力士居中用事”时，“吉温皆媚附之”，但最接近安禄山，史称“兄事禄山”。吉温对安禄山曾密谂曰：“李右相虽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见遇久，亦不显以官。公若荐我为宰相，我处公要任，则右相可挤矣。禄山大悦，亟称温才，天予亦忘前语。于是禄山领河东节度，表温自副。”杨国忠当政后，又“引拜御史中亟，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从此，吉温便以进奏院为间谍基地，向安禄山提供了大量宫廷绝密情报。“朝廷动静辄报，不淹宿而知。天宝十三载，禄山入朝，领闲厩使，荐温武部侍郎以为副”。由于安禄山在京城有吉温把持进奏院，隐瞒了许多“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的“阴有逆谋”，而许多要求中央拨粮拨款等报告，“进奏无不允”。

后因“国忠与禄山争宠，而温昵禄山甚，国忠不善也”。杨国忠派兵突击搜查了吉温的住宅，捕杀了安禄山安插在进奏院的间谍李超和安岱。然后上奏唐玄宗，“遣人发其状。斥温澧阳长史……贬端溪尉，”最终“俄遣使者杀温等五人”。彻底捣毁了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间谍机构——进奏院。

但是为时已晚，安禄山在吉温死后的五个月终于大举叛乱。如果说安禄山在京城没有吉温指挥的进奏院，那么其即使怀有叛心，也难于实施，不可能驾铁车长驱南下，一举攻占洛阳。从史书记载来看，吉温通过进奏院向安禄山提供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譬如“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唐玄宗便派心腹中官辅璆琳前往“觇之”。安禄山在其到来之前，便从吉温处得知内情，于是运用反间手法，使辅璆琳“得其贿赂，盛言其忠”。杨国忠见一计不成，又向唐玄宗提议召安禄山进京，并说：“召必不至。”可是由于安禄山从吉温处掌握了宫内朝廷的内部情报，断定无性命之虞，便“洎召之而至”，大大出于杨国忠的意料。安禄山乘机“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

安禄山胆敢冒死进京，又不断受到唐玄宗的亲厚，最后在唐王朝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发叛乱，都是与进奏院提供的情报分不开的。宋明清间谍机构

唐时曾设有“武德司”，掌管传布皇帝诏命。唐卢龙节度使朱泚曾以李忠正为“皇城使”。五代时的“皇城使”主要由皇帝亲信担任，以拱卫皇城，至宋代沿设。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祖改“武德司”为“皇城司”（或称“皇城探事司”），其主管人员为“皇城司斡当官”七人，“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并统率所属的“皇城卒”（或称“探事卒”和“察子”），“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是对内、对外的专职谍报机构。

宋真宗时，门使王遵度入主皇城司，便派遣皇城卒在国内各地四处窥探侦察，并滥用侦察特权，不论皇城卒密告哪一个人，都不由分说地予以逮捕拷打。

宋仁宗时，皇城司监控的主要对象竟为宰相。苏东坡在《上皇帝书》中说：“事关廊庙，则宰相侍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皇帝又以台谏、监察御史配合皇城司行动，鼓励“风闻弹人”，奏弹不当也不负任何责任。并规定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叫做“月课”，皇城卒则随时随刻可以密告。弄得朝廷百官，人人惶恐自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宰相章得象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另一宰相李源，竟被取了一个“没嘴葫芦”的绰号。宋朝对外的监控活动也主要由皇城司执行。当时朝廷规定：凡出使契丹的使者，必须由两名皇城卒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跟随出访，以便随时监视、控制使者。

南宋时，金国大间谍秦桧控制皇城司，大兴特务恐怖统治。《宋史·秦桧传》记载：“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谗议即捕治。”曾力荐岳飞抗金的宰相赵鼎，因与秦桧意见不合，被罢官贬谪，在边远地区仍遭到秦桧的胁迫，终不食而死。其门人故吏闻讯后，仅叹息了几声，便被皇城察事侦知，于是“亦加以罪”。这种告密与特务统治，使朝野上下日夜担心会飞来横祸，连通书信互致问候，甚至互相串门拜访，也顾忌身后跟有“尾巴”。一时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秦桧正是利用了宋高宗的怂恿支持和数百名皇城卒日夜在京城内外的侦探，才得以维持其独裁统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采探之法》说：“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可见当时边境设置有专门的情报间谍机构——边铺。

明初时，明太祖朱元璋效仿三国“霸府”的“校事”，设置了检校官。其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朱元璋派心腹亲信高见贤、夏煜、凌锐和杨完善等人任检校官，做为其在京城的耳目，监控臣僚。朱元璋赞扬这些检校官为“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由于检校官只管察听、告密，而且品位极低，没有直接扣押、审讯和处罚的权力，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特地设置了一个系统完备的间谍特务机构——锦衣卫（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名义上锦衣卫是负责皇帝安全的亲军卫队，但是实际上负有特殊的任务，即从事间谍侦控活动。锦衣卫最初是由皇帝的仪仗队“仪鸾司”改建而来，1367年时又改名为“拱卫司”，三年后又更名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专属警卫部队。锦衣卫成立后，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统率包括将军、力士、校尉等官卒共一千五百多人。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主要职责为“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五品，掌管缉捕、审讯及行政事务。自其成立后，朱元璋便将一切重大案件委之以锦衣卫处理，所以时人称锦衣卫奉诏办案为“诏狱”。至明世宗时，锦衣卫人数竟达十五、六万，比成立时扩大了一百倍。

由于朱元璋曾做过僧人，剃过光头和做过盗贼，所以极为忌讳“生”（音同僧）、“光”、“则”（音同贼）和“道”（音同盗），并暗中派锦衣卫去街头巷尾四处暗察，侦探有什么人在背地里触迕这些忌讳字眼，指桑骂槐地诅咒他。朝廷有些官员在上表文时，无意写了“作则垂宪”、“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和“圣德作则”等一些贺语，朱元璋便认作是骂他为“贼”，即令锦衣卫当场“廷杖”至死。一篇贺表中有一段赞美朱元璋的话：“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后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喝令锦衣卫将上表者打入死牢。另有一位老臣的表文中有“天下有道”四个字，朱元璋发怒说：“这该死的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

正因为有如此多疑暴戾的皇帝，所以锦衣卫也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朱元璋赋予锦衣卫的“廷杖”特权，极为残酷。朱元璋曾下令锦衣卫将其亲侄子朱文正用“廷杖”活活打死。明武宗和明世宗也曾让锦衣卫“廷杖”几百人，当场打死几十人。成为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例。锦衣卫的酷刑名目繁多，有“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拶、夹棍等五种酷刑；有使“百骨尽脱”的“琵琶刑”；有套戴三百多斤重的“枷刑”；还有断脊、刺心、坠指、灌鼻、钉指、炮烙、挺棍、燕儿飞、拦马棍和一种煮沥青以剥人皮的惨绝人寰的酷刑。《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

锦衣卫的胡作非为，使朝野忿愤不满，朱元璋自己也发现锦衣卫恃仗特权，严酷凌虐，势力日大，于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决定罢撤锦衣卫，下令焚毁刑具。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为了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又恢复了锦衣卫，并宠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纪纲便又大行间谍特务活动，四处布置密探耳目，时时侦察或刺探，甚至栽赃诬陷，又使锦衣卫的恐怖特务统治死灰复燃。明英宗复辟后，更是利用纵容锦衣卫，“虑廷臣党比，欲知外事，倚锦衣卫官校为耳目”。一直到（1644）明朝覆灭，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构也随之灭亡，前后时间达二百六十年之久。

明朝除锦衣卫这一间谍特务机关外，还有并称“三厂”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一面废除洪武诏令不用，恢复了锦衣卫诏狱，一面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了另一间谍特务机构，即东厂。其主要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并命亲信太监为东厂提督。人们将锦衣卫和东厂并称为“厂卫”。东厂人员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最狡猾最狠毒的特务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挡头”）若干人，率有“番子”（侦探间谍的称呼）数千人，分赴各官衙和各地从事监视和侦探。

值得指出的是：朱棣在控制、驾驭间谍机构方面，有其独特的手段。他一方面让锦衣卫人员调入东厂，一方面又暗使东厂提督监视锦衣卫，使厂、卫两家互相牵制，不得擅权，并都单独直接向朱棣负责报告，从而使朱棣得心应手地控制调动厂卫两家为其服务。

明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又设立了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叫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其规模比东厂大一倍。汪直“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拣以闻。”汪直上任不久，朝野各地便深受西厂特务的监视、诬告、酷刑之苦，大学士商辂冒死上奏道：“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得其无意外不测之变！”明宪宗表面上对商辂大发脾气，但内心对汪直的权势开始提防。由于东厂太监提督尚铭不服汪直的指挥，便决定先发制人。他派“番子”暗中时时跟踪侦察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然后立即密告明宪宗，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了西厂和汪直。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太监刘瑾在把持东厂的同时又恢复了西厂，并控制了锦衣卫，“厂卫之势合矣”。1508年，刘瑾又秘密设立了另一个间谍特务机构——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自己亲自任提督，其权势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锦衣卫、东西厂也都在内行厂的监视控制之下。明代的间谍特务机构至此达到顶点，刘瑾也因此被称为“立地皇帝”，可见其权势之大。

刘瑾操纵“三厂一卫”，对朝野进行了大规模的特务活动。“毛举宫僚细过，散布校尉（即间谍），远近候伺，使人救过不瞻”。间谍特务遍布全国各地，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诬告冤死的官民达数万人之多。譬如为明王朝立有汗马功劳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得罪了刘瑾，当场被拖下去痛打五十大板，并贬官流放至边远地区。心胸狭窄的刘瑾还是不放过他，暗遣内行厂“番子”在路上跟踪窥伺王守仁，欲乘机刺杀他。王守仁绝望之下，只好在深夜假装投河自杀，留下了绝命诗，并浮帽子、鞋子于水上，这才摆脱了“番子”的盯梢，拣回了一条命。当时之人，听见“内行厂”三个字，无不毛发耸然，惊恐万状。

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与朝廷文武大臣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御任监军张永乘明武宗酒醉之时，单独告发了刘瑾的谋反阴谋，促使明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当明武宗得知从刘瑾家中搜出了金银珠宝数百万、一枚伪玺及衮衣、玉带、兵器等禁物，特别是发现刘瑾时时拿在手里的扇子中竟藏着两把微型匕首，明武宗大发雷霆，下旨将其押往诏狱审判。不久，刘瑾和他的亲族十五人以及党徒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使杨玉等全部被处死。西厂和内行厂也全都被撤销。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太监魏忠贤阉党专政，间谍特务恐怖统治之祸亦随之而来。魏忠贤派亲信控制了锦衣卫和东厂，派出千余名“番子”四处侦探，名为“打桩”，此外还勾结京城的流氓无赖，鼓励告密，名为“打事件”。凡告发一件事，便付一定的赏钱，名为“买起数”或“买事件”。在朝廷各衙门中都派有东厂“番子”监督，名为“坐记”；凡拷讯重犯时，必须有“番子”到场监审，名为“听记”。如“听记”未到，则不得开审。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厂卫之毒极矣”。

东厂的特务侦察任务是在每月初一以抽签的方式分配。数百名“番子”轮流抽签，抽到哪支签，则去监视侦察某一对象，时间为一个月。所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在深夜从宫门缝中投入，再由宦官直接呈送皇帝，所以皇帝对全国各地之事随时巨细皆知。魏忠贤也因此倍受恩宠，号为“九千岁”。其门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臭名昭著的阉党骨干。他们把持朝廷大权，无所不为。副都御史杨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也由此遭到魏忠贤东厂“番子”的诬告，终被活活折磨而死。从此，朝臣或趋炎附势，或缄口不语，外臣也纷纷奉承拍马。浙江巡抚潘汝桢为魏忠贤在杭州西湖畔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普德祠。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精巧，与宫殿一般。祠中的魏忠贤塑像，用纯金铸成，连腹中五脏六腑都是用珠宝玛瑙制成，衣着华丽，与帝王相差无几。1627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朝野官民纷纷上疏奏劾。崇祯帝责问潘汝桢为魏忠贤营造与帝王同等规模的普德祠一事，嘉兴贡生钱嘉徵又上书列举魏忠贤利用厂卫犯下的十大罪状，要求清除魏门奸党。魏忠贤惊恐之中，畏罪上吊自杀。崇桢帝下诏分其尸首，悬其首级示众。但是，崇桢帝却又派心腹太监提督东厂，“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止”。到1644年明王朝灭亡，厂祸也与卫祸一样，同时走向灭亡。

明朝的间谍特务机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绝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三厂一卫”的间谍特务机构，非但没有加强明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定，反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力量，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间谍机构及其活动的畸形发展状态。间谍机构的多方设置和职责界限不明，又造成了各机构之间彼此互相倾轧、互相拆台、互相邀功的混乱局面，使间谍侦察活动畸变成为诬陷造谣行为，使审讯演变为逼、供、信的严刑拷打。真实性大打折扣，真伪混杂，难辨一是，从而导致其最终必然走向衰亡。

清时，鉴于明朝间谍特务机构祸乱朝纲的教训，“易锦衣为銮仪”，做为仪仗机构，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厂卫的阴影，“銮仪卫”依然“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的侦察特权。另设有“察院”，其职责为“专司京师访缉逃盗，稽察奸宄等事”。后来因为给事中张国宪上疏力陈请“罢缉事员役”，銮仪卫才被取消秘密侦察的特权。

清代虽然没有正式公开的间谍机构，但是统治者对臣民的侦控丝毫不亚于前代。其主要方法有二，即：皇帝亲自派遣心腹侍卫外出从事间谍活动及施行密折制度，形成了有间谍活动之实无间谍机构之名的特殊用间形态。

雍正皇帝在这两点上最下功夫。他设置“观风整俗使”，去各地侦探督抚的情报，又派心腹侍卫（也叫“逻察”）在京城内外到处秘密行动，窥察臣僚的一言一行。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和直隶总督李绂等，离京赴任时，雍正都密遣“逻察”扮作“忠愚之随从”或“厚道之仆人”，与其同行，对其进行跟踪侦察。不过，雍正用间的思想似乎借鉴于李靖的“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的思想，他仅仅给予“逻察”以暗察权，但不赋予拘杀特权。以至造成他既相信间谍但又不重用间谍的状况。他派甲间谍去侦察别人，又派乙间谍去侦察甲间谍，从中筛选出真实的情报。由于皇帝派出的密探人员不足以遍布各地，所以皇帝便常常专谕各地督抚派遣间谍以弥补不足。尤其是对付民间秘密结社，曾多次采用“每一州县各派眼目一人访缉”的用间方式。“密折言事”制度始于康熙，盛行雍正、乾隆。雍正曾亲自制定科道官员实行密折言事的制度：“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止言一事，无论大小事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言之故。”这样，就把间谍职责寓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职能之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密察密奏之网，牢牢地监控着中央与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即使是“风闻之事”，也必须“即行密奏”。康熙时，为了绝对控制臣民，康熙不但鼓励密折制度，还将心腹“逻察”派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署”，使其成为皇帝直接设立的三个秘密情报站。

由于密折制度要求各级官吏按规定频频上奏，所以官吏们后来实在无事可奏时，或海阔天空泛泛而谈，或鸡毛蒜皮敷衍了事。康熙曾就此埋怨道：“设立科、道官员，特为参奏政事，今观都御史以至科、道，条奏者甚少”；“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有人奏，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雍正为了鼓励密折上奏和严格密折纪律，曾规定：“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为切要。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之，临贻害于汝非浅，追悔亦莫及矣。”如有泄漏者，不论是有意或无意，“概照泄漏军机律治罪。”

清咸丰年间，清王朝为了镇压对付太平天国，又成立了“情报采编所”。当时湖北巡抚衙门的低级巡捕官张德坚，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明审暗察，获取了太平天国的众多绝密情报。于是他又将其分门别类，编成了一册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汇编，但未引起上司的重视。直到张德坚托人辗转攀附上湘军头领曾国藩后，才被曾国藩看中。于是曾国藩下令由张德坚负责组建了一个专门对付太平天国的情报采编所，编辑了一本《贼情汇纂》。《贼情汇纂》有十二卷，起迄时间为1805年至1856年，对太平天国的主要首领、制度、宗教、文化、兵员成分、军队数量、根据地和物资储备等情况，都搜集了大量的情报，而且极为详细准确，“彼（太平天国）中一举一动，纤悉靡遗”。书后又有大量附录和有关太平天国文告、印信、服饰、旗帜等附图。《贼情汇纂》编完之后，情报采编所也便自行解散了。

清道光年间，各帝国列强频频派间谍前往中国大肆进行侦察活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沿海以从商为名，在停泊的海域内，测量水道、海湾，绘制航海图。1880年，日本人山县有朋上呈给日本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间谍在中国刺探获得的情报所编纂的。1886年，日本人在汉口建立的“乐善堂”就是日本间谍中心，此后又扩展到了北京、天津、重庆、长沙等地。“乐善堂”头目荒尾精在上海成立的所谓“日清贸易研究所”，则是彻头彻尾的间谍大本营。1893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中将也悄悄潜到朝鲜的釜山、仁川和中国京、津、沪、南京等地，重点窥探清军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和地形地貌等，为不久爆发的甲午战争准备绘制了朝鲜、中国东三省和渤海湾的详细军事地图。清政府对俄、英、法、德、日等国间谍以“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等身份为掩护从事的间谍活动，竟无丝毫提防察觉，直至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后，才知大事不好。于是在清末，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现代的间谍机构——军咨处第二厅，专门负责对外各国的间谍与反间谍活动。该厅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共设有五个科，以具体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国别进行分科。第一是日本、朝鲜科；第二是俄国科；第三是英国、美国及使用英语国家科；第四是德国、奥国及使用德语国家科；第五是法国、意大利及使用法语国家科。

军咨处第二厅主要职责是对外反间谍，对内的间谍机构不见于文献，但其间谍活动依然是遵循康熙开创的“逻察”和“密折”制度，摇摇欲坠地一直维持到清王朝的彻底覆灭。间谍技术窃听

世界上最早的窃听器是我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墨子·备穴第六十二》记载道：“今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革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引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即罋），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辨方所远近。”唐杜佑《通典》引李靖语说：“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有孔城地道声，并声闻瓮中，而辨之方所近远矣”。宋代陈规《守城录》也记载：“闻虏于太山庙穴地道，高广丈有半，将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属议。张斌曰：‘兵法当设瓮听，以无目人司之，知其远近。’皆此种罂听之遗法，用瞽目人者，取其用心专一。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记作“缶听”。

唐代还有一种更简便易携带和更具效果的窃听器问世。《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游奕地听篇”记载道：“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鹿（葫芦形空心枕头），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应于胡鹿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鹿，尤妙。”《李靖兵法》卷中“部伍营阵”篇说：“至夜，每阵前百步外，各着‘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听子’勿合眼睛……令人枕空胡禄卧……则先防备。”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说：“令少壮者，枕大空葫芦，卧幽静处，人行二十里外，东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地聪。”

由此可知：地听（或称：瓮听、罂听、缶听）是用来探听城外有无挖地道之声；葫鹿（或称：胡禄、葫芦、地聪）则是用来窃听有无人马行走之声。用途相同，对象各异，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亦有记载。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又记载了另一种窃听器：箭囊听枕。它是用军士们装箭用的牛皮箭囊吹足气后，作卧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沈括不仅描述了“箭囊听枕”的作用，而且还指出其中的科学道理，即是一种利用声学效应的共鸣箱。明末时，张献忠就常用此法“伏路静听”，准确掌握了敌军动向。

在江南一带，还有一种因地制宜的“竹管窃听器”，它是用一根根凿穿内节的细长毛竹连接在一起，敷设在地下、水下或隐蔽在地上和建筑物内，进行较短距离的窃听。通讯

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古代的情报通讯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十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尚未叛清时，奉诏讨伐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吴三桂见敌军兵众将精，便下令各路军队“于六归河会剿”，但命令中却将“六归”误书为音近字“陆广”，结果各路将领不知其意，造成“三路声息隔绝”，“吴三桂受困二月，粮尽”，岌岌可危。幸得贵州提督李本深从敌方间谍口中得知真相，急忙“整兵入援，困乃解”。魏源对此曾感叹道：“以一字之误，几覆全军，亦史世罕见。可见古大将亲治军书之不可忽。”

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古代约有五种通讯方式。利用邮驿

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邮驿的记载，一般多作“”。周代又称为“传”、“馆”。春秋战国时称“遽”、“邮”、“置”。战国有“骑传候”专管情报快速传递。秦汉魏晋时称“驿”。唐时又称“馆”。宋时称“急递”。元时称“站赤”。明清时则称“邮驿”。

司马迁《史记》说，舜时曾设置二十二名“纳言官”，“明通四方耳目”，“夙夜出入”，专司传递情报之职责。西周时的“大行人”、“小行人”和“行夫”都是利用步行或车船传递情报。春秋时，又出现了“乘遽”的单骑快马通信。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郑国子产探知公孙里叛乱情报后，利用“乘遽”返回都城平叛。当时的“乘遽”和“邮”的传递速度极快，正如孔子所比喻的那样：“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战国时，又出现了私人间谍情报通讯网，譬如信陵君在魏国情报官急报赵国边境烽火四起时，稳若泰山地劝魏王不必惊慌，“此乃赵王狩猎也”。可见信陵君有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完备、及时地向他密告情报。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也自有一套通信系统，名义上是互通问候家书，实际上是情报通讯网。

魏晋时，又设立了“健步”、“急脚子”和“快行子”的邮卒，但他们更多地是传递军事情报。为了使其制度化，魏文帝曹丕还制定了《邮驿令》这一我国最早的邮驿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插羽”，即紧急公文或绝密情报必须插上羽毛，日夜不停地传递，颇类似于后世的鸡毛信。

三国时，曹操派蒋干为间去吴军大营中劝降周瑜和刺探军情时，就是利用东吴独有的“水驿”，前往周瑜军营的。

宋时，邮驿日益军事化。由“急脚递”、“马递”、“步递”等“铺兵”担任。宋太祖还下诏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又建立了“斥堠铺”和“摆铺”。以兵代民通信，完全是为了军事保密的需要。所以为了防止“铺兵”逃跑泄密，就在其背、胸、面、臂上，刺上青字，以此加以控制。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聚探》也记载道：“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今日聚探，尽革前弊。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他又说：“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之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

南宋时还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通信法规，即《金玉新书》。其中规定：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盗窃或泄露者，处以斩刑。元代也制定有《站赤条例》，设“铺马札子”为情报传递员。明清时，邮驿几乎完全军事情报化。譬如朱元璋曾明令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清时的军机处常常在情报上写有“马上飞递”字样，要求快速传送。密札制度也是由邮驿来完成的。利用动物

春秋时始用马来传递情报。南北朝时，用骆驼来送情报，叫做“驼驿”。唐代还设有“明驼使”，大将哥舒翰就常用此向唐玄宗传送各地藩镇情报。还有用犬狗的。晋时，陆机就常把书信装在竹筒里，绑在一只叫“黄耳”的骏犬颈上，传送到几百里路之遥的地方去。元代设立的“狗站”，则更是边境中的专职情报通信站。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鸽子来传递情报。鸽子是被人类最早使用传递情报的动物之一。据《圣经》记载：上古洪水泛滥时，挪亚乘方舟逃生，为了得知洪水是否退落，便派鸽子前往侦察，如洪水已退，便叫鸽子衔一条橄榄枝回来。不久，鸽子衔一枝鲜橄榄枝飞回，挪亚驾方舟前去一看，洪水果然已退。

我国古代最早使用鸽子传递消息的记载，见于五代王仁裕所写的《开元天宝遗事》：“张九龄（唐玄宗时的宰相）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脚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另据唐代文献记载，当时还有用经过训练过的燕子和海东青（鹘）来送信等方法。

宋时，鸽子便完全应用到了间谍情报的传递上。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福与怿（福即宋主将任福；怿即宋前锋桑怿）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房置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是哨家鸽百余，自盒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大败宋军，福等皆战死。”这是西夏军队布下伏兵，用一百多只军用信鸽来作为伏兵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方术第十》称此为“封鸽代谍”。据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南宋时，川陕宣抚使张浚前去视察素以“纪律极严”著称的曲端的军队。张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庭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鲜明。”曲端平时以鸽传送信息练兵，战时则以鸽传送情报调兵，可谓运用之娴熟。利用烽燧

最早利用烽燧传递情报的记载是《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火以望火光也。”“皆山上安之，有寇举之。”《墨子》中已有专门解释烽燧的论述：“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遣卒候者无过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无厌逮。”史学家岑仲勉注道：“此言派出斥候及烽火告警法。卒候，今名侦探或间谍。”《史记·魏公子列传》说：“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人界。”可见都是以烽燧来传递报警情报。秦汉时，建立了大量烽火台，“起烽燧，十里一候。”又叫“亭”、“烽台”、“烟墩”、“墩台”等。近年出土的秦制铜“杜虎符”上有十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汉代居延汉简中有《塞上烽火品约》，品约规定：若敌寇不满一千人，则燔一积薪，超过一千便燔二积薪，若攻亭障则燔三积薪。隋唐时，又规定：“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

由于烽燧敌我均可见，所以又制定了特别的形式来予以保密。譬如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反泄》中说：“我秘敌泄，则胜常在我。”“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二曰旗帜……三曰金鼓……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则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因为烽燧信号单调显目，不可能传递复杂绝密情报，所以其作用局限于边境较为简单的情报通讯传递。利用水漂

即利用流动不息的河水，从上游向下游传送紧急军事情报。隋大业十一年（615）时，隋炀帝被突厥重重包围于雁门，形势极为危急。隋炀帝几次派人突围外出去搬救兵，都被突厥捕杀或受阻。于是，隋炀帝“从围中以木系诏书，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果然，下游隋军得信后，立即发兵救援，击退了突厥。《隋书》还记载隋将史万岁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无法与主帅杨素取得联系。史万岁急中生智，将战场军事情报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终于漂到了杨素的帅营。杨素根据情报及时调遣军队开往前线。明代用间大师王守仁在与叛军朱宸濠作战时，就制作了数十万块“免死牌”，牌上刻写着只要叛军士卒谁持有该牌，便可在战败被俘时免予死罪等字样，然后投入长江上游，木牌顺流漂至明军久攻不下的安庆朱宸濠军营中，人人蜂拥争抢，军心涣散，逃兵不计其数。王守仁利用水力传递瓦解敌军的“情报”，有力地摧毁了朱宸濠的军队。被后人称之为“水电报”。利用纸鸢

纸鸢是我国古代情报通讯的独特发明。早在战国时，《墨子·鲁问》就记载道：“公输子削竹木为昔隹，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虽然所述夸大，但这种纸鸢的前身在许多古文献中均有记载，并称之为“木鸢”或“飞鸢”。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记述：“今之风筝，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豨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豨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这是最早关于纸鸢用于间谍情报传递的记载。《资治通鉴》卷一六二完整详细地记载了南北朝梁末年侯景叛乱，梁太子萧纲用纸鸢传递情报的史实：“台城与援军性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鸢，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压胜（一种迷信的说法），射而下之。”这是用纸鸢来传递书信情报。

唐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谋反，率兵围攻临洺。临洺城守将张伾拼死抵抗，唐军将领马燧率援军营救，被田悦军队阻隔在城外。张伾为了与马燧取得联系，以便内外夹攻田悦，便写了一封情报书信，拴在纸鸢上。此“风鸢高百余丈。过悦（田悦）营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马燧）营噪，迎之，得书”。马燧由此得知临洺城内详细情况和张伾的作战行动方案。

1232年，蒙兵与金兵相争。蒙军围攻金代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金廷丞相完颜白撒为了从内部瓦解分化蒙军，便命令部下将策反信绑在纸鸢上，“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

有时也用箭矢来传递情报。《初学记》记载道：“赵氏兵书曰：矢一名信往。”《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三国时，曹操为了离间东吴与关羽，将孙权的密书用箭射入关羽营内和樊城曹操守军中，成功地实施了离间计。明代吕坤的《救命书》卷下说：“用善谍之卒，能知贼魁所用腹心主谋及左右才能之人，访获字迹，摹为降书，令善射者拴贴箭上，相约会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令上下猜疑，自相杀害。”密码

间谍情报运用密码进行传递通讯的方法有五种。阴符、阴书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符”的释义是：“符，信也……分而相合。”《孙子兵法·九地篇》已指出“夷关折符”，曹操与杜牧分别注道：“谋定，则闭关以绝其符信，勿通其使”，“夷关折符者，不令国人出入。盖恐敌人有间使潜来，或藏形隐迹，由危历险，或窃符盗信，假托姓名，而来窥我也。”阴符是刻画有特殊符号或制成不规则牙状边缘的信物凭证，其作用为传递情报，调兵遣将。《六韬·阴符第二十四》有专章论述古代阴符的密码：“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

这种由主将事先暗自规定尺寸长短的阴符，其所代表的“言语”就是一种情报密码。阴符有铜制、玉制、木制、竹制等。阴符也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特殊通行证。《墨子·号令第七十》中说：“有分守者，大将必与为信符。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符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一般铜符是为传递情报调动部队之用；木、竹符为特使“出入征险”通行之用。譬如战国信陵君派女间谍如姬窃取魏王铜符，然后“矫魏王令代晋鄙”，夺兵权而救赵国。楚怀王发给鄂君竹符，遣其巡历长江沿岸。

阴书是比阴符更进一步的情报传递密码。《六韬·阴书第二十五》也有专章论述：“武王问太公曰：其事烦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遣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总圣智，莫之能识。”所谓“一合而再离”，即将一份完整的情报截成三份，分写在三枚竹简上；所谓“三发而一知”，即派三个人分别持此三枚竹简，分别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再将三枚竹简合而为一，便能读通其意义了。这样，送情报的人互不得知传送情报的内容，即使有一人或二人被敌方捕获，也不会泄密。

后世出现文字横写格式后，又采用竖截的方式予以保密。譬如明代有一份情报为：“今昧方之阵中，粮食当绝，早与诸将相议，急需运送，此事必勿急攻。”按“一合而再离”这份情报被截为三份：

分持之人均莫知其意。但将三者左右拼合，再横读，就现出原文了。

阴书较之阴符，其所包含的意义容量要大得多，也详细得多。但是其保密的程度还是不高，即使没有获得三份截文，也能从中窥探揣摩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如从上述阴书的第一、三份中可推测出与：粮食”有关；从第二份中又可猜出“急需”什么物资，因此阴书在实际中使用的并不多，文献史书中保留下来的记载也很少。暗号

以暗号互通信息或传递情报，古已有之。记之较详的是明代无名氏兵书《草庐经略·军号》：“军营有夜号也，恃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暮夜往来逻军，必低声询问，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号须记载，以便稽查，毋得重复，亦勿有心，恐有心则为人所觉，而重复则雷同，尤使敌易测也。营外巡视，伏路之军，亦别有号，盘诘外奸，使无所容。先发外号，遣之使出，始发内号，勿令预闻，恐敌擒获因而泄露也。”

三国曹操以“鸡肋”为暗号，意为退兵；南北朝奚达武“觇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军将士服，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具知敌之情状而返”；唐代李光弼派间谍“自地道入，得军号”；宋代韩世忠“穿贼营，候者呼问，世忠先得军号，随声应之”等案例，都讲的暗号互通信息的作用。这一用法一直沿袭下来。譬如明末兵书《车营叩答合编·第五十九答》就记载了防止敌方间谍化装混入己方军营而规定的种种识别信号。

至于传递情报的暗号，最详尽的莫过于清代的“茶阵”、“路符”和“体态语”。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从中国掠夺去的这方面的详细史料文献。譬如表示“求救”的暗号为：将一只茶碗注满茶水。回答时，如能救者则饮尽半碗茶，如不能救，则弃洒碗中之茶再另倒茶而饮。又如将四只茶盅并排一字形放置，表示将赴危险之境，如饮了第一杯则意为“去替死”。“路符”也是一种秘密暗号。譬如在某人必经途中，在泥土上画一个大圆圈，表示前面有人接头；画一条蛇，表示执行任务时有人协助；画五个并排三角形，表示将进行刺杀行动。“体态语”有多种多样，有手势语、身势语、情态语等。譬如遇有紧急情况，则举扇过头，轻摇三下，表示招人参加战事；又如把右手拇指握在其余四指之外，放在头上，则表示“处境危险，紧急求助”的含意。

此外，还有一种以物品读音的谐声来作为一种情报暗号。譬如北宋种世衡派间谍法崧前往西夏进行反间，“遣法崧以枣及画龟为书置蜡丸中，遗旺荣，喻以‘早’、‘归’之意”。“枣”谐“早”音，“龟”谐“归”音。这一类传递情报的暗号需事先约定，但它与阴符一样，所容纳的信息量很小，因此所传递的情报内容也就很有限了。字验

宋仁宗时诏令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编撰的《武经总要》卷十五曾详细记载了这一情报通讯方法。所谓“字验”，即将各种情报用四十字的一首诗中的一些字来表示。具体要求是：所选的诗不得有重复之字，诗中的每一个字依次表示某一情报。如需报告某一情报，便在诗中规定的某一个字下加上一个符号即可。对方收到后，只需查对密码本即可译出情报内容。譬如《武经总要》记载道：先将军中联络的有关情报编为四十项，即：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牛车、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土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如果出现了四十项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情况，则书写一首五言律诗（五字一句，共八句，正好四十个字），按四十项的次序，用一个记号写在五言律诗的第几个字下即可。譬如出现了“被贼围”的情况，按四十项的次序是第三十一项，于是随意写一首五言律诗，譬如用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然后在这首诗的第三十一个字“又送王孙去”的“又”字下加个记号，即表示“被贼围”的情报。

这种情报传递的密码，只要对译本不落入敌方，不论是间谍叛变或被敌方捕获，都无法破译其内容，是一种使用简便而又高度保密的情报通讯手段。据《宋史·舆服志六》记载，“字验”为符彦卿在《军律》中所创制。后人李淑又将四十字减省为二十八个字，这样就需用七言绝句（七字一句，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来相配了。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利害》也记载了“字验”的方法，但分称其为“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华岳说：“彼有惧其递角（传递信号用的符节）之泄漏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所乞之事，此名递之法也。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辨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反切密码

这是明代名将戚继光所发明创制。它是用古代反切的注音方法来编制密码。反切注音方法为：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即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和反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切出所需注释字的字音。譬如要注“谍”这个字音，则用“得斜”两个字来注音，即取“得”字的声母“d”；取“斜”字的韵母“ie”及“斜”宇的声调，拼切成dié音，就是“谍”的字音。

反切密码法利用反切的原理编了两首歌：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

用这首歌的前十五个字作为不同声母的代表字。即柳字代表“1”；边字代表“b”，以下依次类推（注意：古字的读音有些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同）。

另一首歌是：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

用这首歌的三十六个字作为不同韵母的代表字（注意：其中的金与宾、梅与杯、遮与奇的韵母相同，实际上只有三十三个不同韵母的代表字）。

然后将十五个声母代表字和三十六个韵母代表字按次编上号码，再将当时字音的八个声调也按顺序编上号码。这就形成了传递情报的反切密码，可以用此注出任何字的读音。戚继光由此还编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来作为教材，进行专门训练。

譬如要传递“已潜入”这一情报，根据歌词，“已”的声母与“莺”同，编码为“十一”；韵母与“西”同，编码为“二十五”；声调是上声，编码是“三”，“已”字的反切密码就是：11·25·3。用书写数字或用拍掌次数即可知道。同样，“潜”的声母与“求”同，编码是“三”；韵母与“天”同，编码是“三十一”；声调是阳平，编码是“二”。又如“入”的声母与“日”同，编码是“九”；韵母与“孤”同，编码是“十四”，声调是入声，编码是“四”。这样，“已潜入”的反切密码就是11·25·3——3·31·2——9·14·4。这种反切密码与现代的电讯密码基本一致。如果再使用方言进行编码，则根本就无法对其进行破译。明码加密

清末时，电报技术输入中国。1871年由上海大北水线电报公司，选用了六千八百九十七个汉字，代以四码数字，编成中国最早的电报明码本。但是为了保密，又设计了将明码本加密的方法，形成了较复杂的密码。这一密码被清末军事及商业情报机构使用，传递发送了众多方面的间谍情报。

明码加密的具体方法是：譬如“布”这个字的电报电码为1530，加密和减密的钥匙均为9853。先用明码的四个数字分别与加密钥匙的四个数字相加：1加9为“10”，凡“10”都作“0”；5加8为“13”，须隐去“10”，只作“3”；3加5为“8”；0（看作“10”）加3为“13”，须隐去“10”，只作3。那么“布”的明码1530就成了密码0383。接收到这四个密码后，再以此减去解密钥匙的四个数字，即：0（看作“10”）减9为“1”；3（看作前已隐去的“10”再加上3为13）减8为“5”；8减5为“3”；3减3为“0”，解密后的数字为1530，又回到明码上去了。代号

代号是为了对间谍真实姓名、间谍机构、行动方案及有关情报进行保密而规定的代称。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很早就采用这一技术手段了。南宋华岳《翠微北征录·利害》记载道：“彼有惧其递角（传递情报用的符节）之泄露也……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递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扎之代称……以至于水陆山险皆有别名，左右前后皆有异号。”

这里讲的主要是以代号传递有关情报。其采用的方法非常巧妙，或以五色为代号；或以天干地支为代号，其保密性很高，并且避免重复，有多种变化。将部队驻扎地及有关水陆山险及左右前后的营地都编上代号，有利于间谍传递情报。相反，如果将敌方的营地和地段也编上代号，则能更简便更保密地进行间谍活动。

明代时，为间谍制定代号的记载也屡见不鲜。譬如《流寇志》卷二曾记载道：明末，明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疯狂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运动，他们一方面派出大批军队进行残酷围剿，一方面在各城镇大肆搜捕农民起义军派出的间谍。当时，明军曾在长天捕获了三名起义军间谍，他们都有间谍代号，分别叫“乌风鬼”、“黑旋风”和“鬼见愁”。可见当时的间谍代号类似于绰号。从时代和命名上看，其与《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有关，如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鼓上蚤时迁等，这种以绰号为间谍代号的命名法，在清代也很流行。隐语

秘语也叫“隐语”、“谬语”或“廋辞”，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说：“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左传·宜公十二年》记载：“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以秘语来传递间谍情报的事例，我国由来已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专论秘语的“谐隐篇”。文中记载：“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刘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王）、齐威（王），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东方朔），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早在春秋时，《左传·宣公十二年》便记载道：“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服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经，哭，井则已。’”这段秘语究竟为何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学家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两军敌对，自不便正言，故为隐语以喻之。”可见此为传递机密的秘语。《左传·哀公十三年》又有记载：“吴申叔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紫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呼曰，庚癸乎，则诺。’”晋代杜预注：“军中不得出粮，故为私隐。‘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据《列女仁智传·鲁臧孙母》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窥察军情时被拘禁。他暗中探知齐国正准备秘密兴兵偷袭鲁国。于是他将此情报用秘语写了一封信给家中老母，信中说：“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余。”全如一封思念亲人的家信。臧文仲之母接信后便“破译”了此信中的情报，她泣道：“吾子拘有木治矣（被刑械系囚）！‘敛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城外百姓）内（纳）之于城中也。‘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促）飨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纹理交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有木治系子于狱矣。‘冠缨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饥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

自魏晋出现反切法后，立即被运用于秘语之中。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反切语八种》中说：“中国古代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是用反切的秘密语。”《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成子阁”是“石子冈”的反切音，“成阁”相切为“石”；“阁成”相切为“冈”。此为古代反切秘语之先声。后世的一些切口语，多有“武备”类，由此传递军事情报。

也有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譬如南宋时，原为宋朝旧臣的施宜生作为金国的特派使节，前往南宋都城临安。金人怕其向南宋泄露金兵即将大举进袭的情报，派了八名侍从间谍紧随在施宜生左右，予以严密监视。施宜生一次乘侍从间谍稍离片刻之机，对南宋吏部尚书张涛说：“今天北风（暗指北方的金国）刮得很厉害呀！”然后他又拿起案上的一支毛笔自言自语道：“笔来，笔来（笔与毕同意，即金兵即将倾巢而来）。”张涛心领神会，立即将情报上奏朝廷。可惜施宜生在以秘语传递情报时，被金国的副使节听到，回到金国后，立即被捕杀。

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也记载：“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髻”与“三十六计”谐音。

古代以秘语传递情报的案例很多。譬如唐时，黄国公李在给越王李贞的信中就运用了秘语，信中说：“内人（指武则天）病渐重，恐须早治（指起兵反叛），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乃速相报。”又譬如称侦察探风为“踩盘子”、称暗杀为“打食”、称盯梢为“跟人”、称间谍为“眼线”、称望风为“赏景”、称危险为“风紧”、称逃跑为“得风”、称被捕为“失风”、称爆炸为“响子”、称枪为“条子”、称刀为“千金”、称子弹为“非子”、称大炮为“黑狗”、称炸药为“狗粪”、称交战为“交亮”、称死为“碎了”、称打胜仗为“落胃”、称打败仗为“让地皮”、称粮尽为“在陈”等等。

由清人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一书中，记录了太平天国军队的许多情报秘语。譬如卷五《伪军制下》辑有《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凡十九事；又卷八《伪文告下》中辑有《隐语》凡三十三事。其中兵器的秘语有：

大炮改称“洋装”、鸟枪改称“营枪”、火药改称“红粉”、刀改称“云中雪”、火弹改称“先锋包”等。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极为重视军事情报的保密，并将此运用到间谍情报的传递上，以增强其保密性。

此外，还有一种自汉代以来的拆字法，也常被后代间谍借用来传递情报。譬如《后汉书·五行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一语，范晔注释为：“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暗指董卓将亡。又如称兵为“丘八”、称刘（繁体字）为“卯金刀”、称谢为“言身寸”、称王为“一士”、称裴为“非衣”等。

明代唐顺之纂辑的兵书《武编》，被人称为：“虚实强弱之形，进退作止之废，间谍秘诡之权，靡不毕具。”其书卷二在“用间”、“反间”、“使间”、“乡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漏间”、“不信间”、“谍间”、“察间”之后，还专门辟有“隐语”一节，记载了大量间谍秘语。暗器

春秋末，姬光为了谋杀吴王僚，设下鱼宴请吴王僚前来品尝。又派刺客专诸把“鱼肠剑”藏在炙鱼肚里，乘端上鱼之时，突然从鱼肚中拔出“鱼肠剑”，朝吴王僚猛力刺去，锋利无比的剑刃刺穿其铠甲，直入胸膛，吴王僚当场毙命。可见这种“鱼肠剑”的体积很小，刀锋极利。《越绝书》曾记载说：“欧治作五剑，小刑二，一曰鱼肠。”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称其为“松纹剑”。后人因此而又称其为“专诸进”。《释名·释兵》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显然是说剑是一种非正规作战的兵器，用来“防检非常”。我国最早的青铜剑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其剑身中间较厚，称为脊；两侧有刃；前端尖锐，称为锋；后部有柄。全长不过一尺（古制，比今制短），有如一片柳叶，非常灵巧。

战国末，燕太子丹派遣荆轲为行动性暗杀间谍，前往秦国去刺杀秦始皇。临行前，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药之”，以其刺人，一见血便“人无不立死”。《战国策·燕策三》说：“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史记·荆轲传》也说：“不得持尺寸之兵。”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中，其体积必小，一直到“图穷”才“匕见”。《三国志·魏书·典韦传》记载了藏于怀中的微型匕首：“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典韦）为报之。永（李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侯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记载了一次暗杀曹操未遂的间谍案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魏书·叔孙俊传》记有“两刃匕首”：“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杀之。”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欲暗杀魏荥阳太守王慧龙，“遣刺客吕玄伯刺之……吕玄伯阳为降人，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得尺刀”。由于这类微型匕首极难防备，后人又称其为“不忽备”。譬如晋代张载《匕首铭》说：“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通俗文》说，“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另一种暗杀武器是毒矢。早在春秋即已出现。《周礼·迹人》记载道，“毒矢射者。”《后汉书·耿弇传》附《耿恭传》说东汉耿恭攻匈奴时，“以毒药傅矢”，“杀伤甚众”。宋代《百将传》卷四谓之为“汉家箭神”。《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也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医曰：‘矢镞有毒，毒人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隋唐时，东北族“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中者立死”。李商隐《异俗诗》称之为“虎箭”：“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钅舌。”少数民族还有一种“吹矢”，即将一支尖针签浸上毒，放在竹筒里，用嘴一吹，毒矢即无声飞出，命中率极高，被射中者立即“血封喉”而死。

这些毒矢被间谍在暗杀中运用得极为娴熟。宋代以后又扩大了其运用范围。譬如出现了带毒的脱手镖（也叫“铁镖”，分：光杆镖、毒镖、带衣镖）、金钱镖（将大铜钱圆边磨出锋利刃口）、袖箭（也叫掷箭）、飞刺、飞刀、飞石、如意珠（也叫“尖铁丸”）、枣核箭（也叫“铁橄榄”和“核子钉”）。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曾记载：“铁蒺藜为鬼箭，掷远为飘石。”间谍用这些暗器一来防身，二来暗杀。其携带方便隐蔽，杀伤力强。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卷一〇二中说：“袖箭者，箭短而镞重，自袖忽发，可以御人三十步之远。”《金史·抹燃史扢搭传》称为“手箭”，“史扢搭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

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一种“九矢铅心神毒火雷”，可同时发射九支毒矢，一旦射中，“见血封喉，顷刻毙命”。还有被称为“机发暗器”的“袖炮”和“铁鸳鸯”等暗器。

戚继光曾在营地禁区内布置了暗弩、铁蒺藜、自犯钢轮火等暗器，以杀伤前来侦探的敌方间谍。尤其是“自犯钢轮火”，实际上是戚继光发明创造的我国第一代多用途地雷。它由卡子和绳索控制，一旦被绊动，立即喷射毒焰杀伤敌方，并同时具有报警的作用。这一“秘密武器”，当时极少有人知其底细，敌方间谍对此惊惧万分，称为“神火”。毒药

以毒药进行暗杀，古已有之。《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隋时，大将长孙晟与突厥作战，长孙晟说：“突厥饮泉，易可行毒。”便派间谍“取诸药毒水上流”。清代朱逢甲《间书》记载了宋代名将刘在顺昌之战中，采用多种用间手段，迷惑诱骗金兀术上当受骗，并“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者。饮，夷三族……时天大暑，敌远来疲……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

宋真宗时，大将曹克明任边远地区巡检。“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鸡犬。’克明曰：‘当以试人。’即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精明的曹克明由此而躲过了一次毒药暗杀。

明代兵书《城守筹略》及《兵机类纂》均有“毒水毒酒”、“毒酒毙贼”的记载。《武经总要》卷六专门设有“防毒”论述，规定“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凡敌人遣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买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明代何守法《投笔肤谈·物略第十一》也有防毒方法：“金杯注酒，遇鸩（毒酒）则焰生。银箸尝食，遇毒则色变。”密写

为了不使情报显露丝毫痕迹，又能够顺利地传递到目的地，于是古代间谍史上又出现了“密写”技术。即用明矾水或米汤书写情报，待明矾水干后，纸上不留任何痕迹。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来可保密，二来可保护传递情报的间谍不暴露身份。

南宋时，秘书省正字曹辅受枢密院之命，身带用明矾书写的情报，秘密前往兴仁，将情报交给宋将曹楙。曹楙将此空白纸浸入水中，即显出情报字迹。

1216年，强悍的蒙古兵围攻太原城，太原宣抚使乌古论礼也用明矾水写紧急求援情报，派间谍急送京师告急。

清代著名的“矾书案”，更是运用这一手段的典型间谍案件。1675年，康熙立第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但是胤礽却大肆扩张势力，甚至与康熙分庭抗礼。康熙深恐被大搞间谍暗探活动的皇太子“今日被鸩，明日遇害”的阴谋手段杀害，以胤礽“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之罪名，废掉了胤礽皇太子位，并将其禁锢起来。

1715年春，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侵扰哈密。康熙发兵前往征讨。胤礽得知这一情报后，想利用这一机会摆脱软禁。胤礽将常为胤礽福晋治病的一名叫贺孟的医生用重金买通，使之成为其向外传递情报的间谍。胤礽用明矾水书写一封密信，派贺孟潜出宫去交给正红旗满州都统公普奇，密令其到康熙处为自己求情，并保举他为讨伐阿拉布坦的大将军，这样便可以借机恢复皇太子的地位。但是，这一秘密被辅国公阿布兰侦知，立即向康熙告发，致使胤礽恢复皇储地位的阴谋彻底破灭。化装

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战具类》记载：“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南宋时，二十岁的岳飞应募为“勇敢士”，曾“易金兵服”，潜入金营，撞上巡逻兵，便以娴熟的女真话答腔应付。凭借化装，岳飞在壁垒森严的金营中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受到了上司的褒奖。

南宋陈规《守城录》卷三说：“贼至黄州，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是夜……攻围黄州城及肆掠黄陂县。”这是贼兵利用人们恐慌金兵的心理，化装成金兵以震慑南宋军民。

唐代《李靖兵法·将务兵谋》记载了另一种形式的间谍化装：“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托微禽而幽伏于丛林，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这是在鞋底刻上野兽的足形，或把头部伪装成禽鸟，将自己隐匿起来的化装。将不得已暴露的部分（如足迹、头部）化装成兽足迹和禽鸟首，以此迷惑敌人，借以靠近敌人窃取情报。

明代时，曾破广西大藤峡乡兵的韩雍，在用间与反间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在提督两广军务时，探知有人欲遣间谍暗杀他。于是他“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但是韩雍知道，光靠消极防备是很难阻止暗杀行动的。于是他对心怀可疑的人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化装心理战”：他“内藏磁石，以铁屑涂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鬓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韩雍利用磁石和铁屑的化装，使其成为一个“魁岸”的可怕人物，有效地震慑住敌方，瓦解了暗杀间谍的行刺意志。伪造

唐时，湖州佐史江琛对刺史裴光书阴怀私怨，为了陷害除掉裴光书，江琛派间谍暗中窃取了裴光书的一些私人信件。江琛“割取其书，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这是采取割书拼凑成文的技术手段，诬陷裴光书与徐敬业暗中串通，阴谋叛乱。武则天得知后命令御史予以调查，御史“往推之”，认为“书是光（裴光书）书，语非光语”。但是，“前后三使并不能决”。武则天又“令张楚金劾之”。张楚金也与御史的看法一致，但是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字是裴光书的字，但是话却不是裴光书的话。一天，张楚金见限命破案期限日近，又难以交差，满腹忧患，“仰卧西窗”。他望着日光穿透了西窗上窗纸的余影，突然受到了启发，“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江琛“割取其字”的伪造技术极为高明，居然毫无破绽，天衣无缝。但文献记载疏于详述，不得知其具体制作过程了。

清代朱逢甲《间书》记述了明代李充嗣伪造朝廷间谍火牌一事：“十五年（1520），贼兵（朱宸濠）陷九江。公（李充嗣）自将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九檄皖城，锐（杨锐，皖城指挥使）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克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

朱逢甲评论此事说：“以火牌反问，犹之以书者，此正善于变化者。”

南北朝时有伪造“符信”的间谍案例。高欢“计图尔朱兆，阴收众心。乃诈为兆（尔朱兆）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遂愁怨。又伪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高欢利用伪造书信惑众，又伪造符信夺兵权，终于使其阴谋得逞。

南宋时，充当金人大间谍的秦桧，为了搞乱南宋经济和谋取暴利，曾伪造“铸钱”。让假钱在市场上流通，使京都市场“物价大昂”，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混乱，从而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拆封

古代情报的传递方式主要是信件，但是，信件又很容易被人拆封，从而使情报泄密。因此早在战国时，就有了“封泥”。“封泥”是在简书用绳捆扎好的绳结处贴上封泥，并盖上玺印，以防被人暗中私拆。出现纸张后，又有了“钤印”。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记载了元代的情报信件保密法：“若军情极其紧急，便书信，然后密封起来再传递……在信封上注明从某处至某处，君主给予每个边将以黑色钤印，以便边将将其盖在信封上以防泄密。”

由于“封泥”和“钤印”，给企图私拆情报信件的间谍带来了困难，于是他们也相应发明了“秘密拆封术”，即采用火烘烤、蒸气熏等方法。譬如明代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但是尚书陈汝言对岳正怨恨极深，便派遣私人间谍将岳正“逮系诏狱，拷掠备至……手梏急，气奔欲死”。由于岳正犯的是“诏狱案”，便在致人死地的紧手梏上贴上了封印纸，任何人不得揭开。有一个叫杨四的人见岳正奄奄一息，如果不解松手梏，岳正必死无疑。于是他用酒灌醉了陈汝言的间谍，想解松岳正的手梏。但是他一见手梏上有封印纸，便无奈地说：“梏有封印，奈何？”岳正说：“可烧鏊（烙饼器，铁制、平圆，也叫“鏊盘”）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这是用一定温度的平铁器，去烘喷有细微水珠的封纸，待封纸干了，就拆封了。杨四用此法果然揭开了封印，“挎其中”（即把手梏的洞挖大）后，“复钉而封之”。陈汝言的间谍酒醒后“觉有异”，但不敢擅自揭开封印，另外换上紧手梏，只得作罢。密藏

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四“蜡弹”章说：“以帛写机密事，外用蜡固，陷于股肱皮膜之间，所以防在路之浮沈漏泄也。”史书最早记载以蜡丸密藏情报是在756年，《新唐书·颜真卿传》：“肃宗已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

蜡丸也称为“蜡书”或“蜡弹”。唐代宗大历元年，华州节度使周智光谋叛，局势岌岌可危。唐代宗欲密令河东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回京平叛，但是京师四周均被周智光的密探势力所控制。为了防止诏书泄密，唐代宗“召于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赵纵“请为蜡书”，撕下帛片，在上面书写诏令，然后揉紧帛片为一小团，外面以蜡封裹。再秘遣家僮绕水道将诏书送至郭子仪的军营中。

用以传递诏令的蜡丸密书也称为“蜡诏”。《资治通鉴·后唐》：“梁主登建国楼，面择亲信厚赐之，使衣野服，赍蜡诏，促段凝军。”胡三省注：“蜡诏，犹蜡书也。命出于上，故谓之蜡诏。”

蜡丸密书作为密藏手段，在五代及宋时运用得较为广泛。《旧五代史·尹晖传》：“时范延光据邺谋叛，以晖失意，密使人赍蜡弹，以荣利啖之。”《宋史·李显忠传》：“显忠至东京，刘麟喜之，授南路钤辖，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在密藏蜡书的方式中，主要有“密缝”、“封股”（即割开腿肚子）和“吞腹”。北宋用间大师种世衡对西夏猛将野利旺荣进行反间时，“乃草遗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北宋末年，“金人再犯京师，内外不相闻。朝廷募忠勇士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绶（姜绶）以忠翊郎应募，乃以到股藏书，缒下南壁”。南宋时，岳飞“得兀术谍者”，佯为酒后错认为是自己派出去的间谍，“谍冀缓死，即诡服。（岳飞）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十一家注孙子》宋代张预对《用间篇》“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一句注释说：“欲使敌人杀其贤能，乃令死士持虚伪以赴之；吾间至敌，为彼所得，彼以诳事为实，必俱杀之。我朝曹太尉尝贷（赦免）人死，使伪为僧，吞蜡弹入西夏。至，则为其所囚。僧以弹（蜡弹）告，即下之。开读，乃所遗彼谋臣书也。戎主怒，诛其臣，并杀其僧。”

此外，还有一些木、竹制的情报密藏器。宋真宗时，设立情报传信牌，漆木为牌，长六寸，宽三寸，腹背刻字而中间分开，置凿枘可开可合。传递情报时，将情报小纸条插入牌中槽内，系于脖颈上。据《金玉新书》记载，宋代还有一种小竹筒用于密藏情报，两边洞口用蜡封固，沿途情报传递站铺都要严格检查石蜡封印是否动过，从而保证情报不被泄露。附录：世界军事间谍探秘FBI与克格勃合作“间谍之旅”

实际的间谍活动并不像好莱坞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惊险离奇，它可能就发生在你家后院。近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巷尾不时出现一队队“间谍之旅”的游客，他们来到一些并不起眼、看似平常的“景点”，聆听导游讲述其历史上曾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间谍故事，而更有意思的是，创办这一旅游项目的是“冷战”时期的一对老对手，57岁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谍报专家戴维·梅杰和66岁的前苏联克格勃超级间谍奥列格·卡卢金。这一绝妙的组合给“间谍之旅”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普通人眼里，“间谍”是一种充满神秘、刺激和危险性的职业，因此对其抱有浓重的好奇心。“间谍之旅”的创办人梅杰和卡卢金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好奇心，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资源，做起了“间谍”的生意。作为前美国反情报专家的梅杰，在他24年FBI的工作生涯中，办的最大的一起案子就是在1985年破获的为前苏联工作的美国海军准尉约翰·沃克的间谍案，而当时负责沃克策反和联系工作的正是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克格勃站高级谍报官员卡卢金。边防军勋章（反面）

1994年，梅杰从FBI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后，与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反间谍训练公司。由于长期从事间谍工作的缘故，使他总是以一种不同于普通人的眼光看待华盛顿这座城市，认为“它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曾私下为他的客户们提供过类似“间谍之旅”的旅游服务，带他们去一些他自己过去经常出没的地方，讲解一些发生在那里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但他后来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一服务公开化呢？”因此，他吸收了现已成为他公司一名高级讲师的卡卢金入伙，共同开办了每月两次、历时3个小时、每人55美元的“间谍之旅”。谈到他们之间的合作，卡卢金说：“的确，我们过去是对手，各为其主工作。但我们现在却在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奔忙。”

他们目前在华盛顿开发了40多个“景点”，如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苏联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用于传递情报的邮箱；俄罗斯驻美大使馆附近的栅栏，那是前苏联间谍、美国人埃德温·穆尔抛弃绝密文件的地方等等。对此，梅杰解释道：“实际的间谍活动并不像好莱坞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惊险离奇，它可能就发生在你家后院。”

目前，他们两人对这一旅游项目的前景充满信心，因为他们对开发新“旅游景点”以补充旅游线路一事从不担心。正像梅杰所说：“当前，间谍战仍很活跃，如前不久发生的‘汉森间谍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也许就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正在传递着情报。”新式“间谍”趣谈

间谍，古来有之，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军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技术间谍和智斗高技术间谍的故事。

高技术间谍主要有三种：“网间”。通过电脑网络系统进行间谍活动，有的用网络获取情报又发出假情报，有的袭击敌国的电脑系统破坏其网络服务器，更有高手能通过网络“劫持”敌军事卫星系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黑客”参战发生在科索沃战争中；“星间”。侦察卫星作间谍，又称“太空间谍”。美国和北约的50多颗卫星，在南斯拉夫上空盘旋，拍摄照片，窃听电话，搜集各种电子信号，几分钟后，就能把情报资料送到白宫；“机间”。多种新型侦察机作间谍。战略侦察机、无人侦察机和微型侦察机等，利用高精度电子侦察与照相侦察设备，不断截获敌方政府、军队的通信，搜集敌雷达的数据情报，直接为战机提供目标网络坐标。

智斗高技术间谍的故事十分引人入胜。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军民运用高科技知识，创新反侦测战法，与敌人的“星间”和“机间”开展反情报战，譬如针对北约情报技术中的热成像系统，把坦克等大量重型武器藏进常绿树林中。美国的侦察卫星、侦察飞机使用的热成像仪就不能测到坦克发出的热成像信号。更令人叫绝的是，在离坦克不太远的地方点上一盏小油灯，严重干扰热成像仪的侦测，误导美军根据假情报打歪了目标，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PN-IA无源夜视装置

既然有了高科技间谍，为什么还不断发生美、俄的间谍战呢？因为要搞到藏在对方“头脑”或保险柜里的绝密情报，还得靠“人间”。公主不是好间谍

提起间谍，人们总会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像007那样身怀绝技、机智无比的神秘人物。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在浩瀚的谍海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令人哭笑不得的外行间谍，努尔·艾娜雅特·汗就是其中的一位。

不具备间谍素质的她竟成了一名间谍

努尔1915年出生于印度南部一个王公家庭，幼年移居法国，因而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1940年法国战败，努尔随家人逃到了英国。英国皇家空军特别行动署看中了她良好的语言素质，便把她招募为特工。从此，努尔·艾娜雅特·汗便开始了她短暂而又可悲的谍报生涯。

努尔容易激动，性情暴躁，不谙世故。特别行动署给她下的评语是：“老好人，爱幻想，情绪不稳定，脑筋不太好，不善于保护自己。”各种迹象表明，努尔并不适合从事谍报工作。

考虑到努尔的培训成绩较差，特别行动署起初不同意把她派往法国。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英国在法国的秘密电台陆续被破坏，特别行动署急需向前方补充新的无线电发报员，于是他们也就顾不上精挑细选了。1943年6月，努尔被派往巴黎的一个情报小组充当无线电发报员，代号麦德琳。

屡屡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努尔来到巴黎后，由于缺乏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工作中屡屡犯下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在头一次执行秘密传递情报的任务中，努尔将在英国培训时教官所教授的技能全都抛在了脑后。她竟然把获取的德军驻防图拿在手中，未采取任何反跟踪措施便径直来到指定的接头地点。更可笑的是，在接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怎么也想不起接头的暗号。情急之下，她竟然把地图展开，向每一个行人试探。努尔的举动招来了行人奇怪的目光，身旁很快便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多亏前来接头的两位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及时装做当地精神病疗养院的工作人员，以寻找走失病人为名，才使她摆脱了困境。

然而，努尔并没有从这次行动中吸取教训。不久，她奉命携带发报机到一处郊区旅馆向伦敦拍发一份长篇电文。在完成任务离开时，她将密码本和记有巴黎全体地下抵抗组织人员名单的工作手册遗在了房间里。幸运之神再一次降临到努尔头上：旅馆的老板是一个法兰西民族主义者，他没有向盖世太保告发努尔，而是从工作手册上找到她的电话号码，及时通知她领走名册。当努尔的法国同事知道这件事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实在不敢相信，这就是伦敦派来的“专业人员”！隐藏于棒球帽内的摄录机

这一次，她不像以前那么走运了

两个多月以后，努尔决定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市区靠近福奇街的一套公寓。她自以为地处闹市，正符合“大隐隐于市”的古训，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经过“周密思考”才选中的新发报地点竟然与盖世太保的秘密总部只有一街之隔！

努尔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固定在深夜11时至凌晨2时。由于她选择的房间隔音性极差，而她敲击发报机按键的手法又极重，因而经常吵得周围邻居难以入睡。没过几天，她就成为这条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这一次，努尔就没有以前那么走运了：邻居中有一个叫蕾妮的女人，是个法奸。她为了几千法郎的奖赏，把努尔出卖给了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搜查努尔的房间时，从壁橱里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令盖世太保吃惊的是，笔记本上居然整整齐齐地记录着努尔每一次收发的电文。对此惟一的解释是：这个可怜的女人误解了上级的指示——特别行动署让她谨慎处理电文，原意是要求她及时销毁文稿，而她却理解为将电文存档。

尽管从业务上讲，努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行，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却展现了一名“职业”地下工作者应有的风采：这位从小娇生惯养的印度公主面对死亡，表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她虽然饱受各种严刑拷打的折磨，但直到生命终止，也没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为了表彰努尔这位外行间谍的坚贞不屈，特追授她乔治勋章和帝国勋章。皮鞋里的秘密

1969年3月的一天早晨。美国驻罗马尼亚武官莫尔和往常一样，在用特制的收讯机调试波段，进行侦听工作。他慢慢地旋转着调节波段的旋钮，一阵刺耳的杂音过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从收讯机里徐徐传出，他清晰地听到大使馆里的高级外交官正和同事讨论工作，内容涉及本国的军事外交机密。莫尔大惊失色，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是窃听器！”他的脑海里立即闪过这一念头。外交官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收讯机里呢？莫尔不敢怠慢，迅速拿起一张公文纸，在上面“沙沙沙”地写了一句话，来到外交官的办公室，连门也顾不上敲就闯了进去。外交官对他的莽撞表示不满，皱了皱眉头正欲训斥，却见莫尔飞快地递给他一张纸条。外交官强压火气，迅速扫了一眼，只见上面潦草地写着：“请你说着话走出办公室，但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内容，因为你的声音正在被窃听。”

外交官换成了一副疑惑、吃惊和纳闷的神态。他按照莫尔的话一面往屋外走，一面不动声色地话锋一转说：“莫尔，你来得正好，今天的天气不错，咱们出去走走，在屋子里都快闷死了。”

莫尔也一边仔细观察，一边随口应付：“是啊，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浪漫呀。”

两人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交谈着，莫尔拉着外交官到了设置收讯机的房间。他们目瞪口呆地发现两人的对话依然响在收讯机里。由此可见，窃听器不在外交官的办公室里，而在外交官的身上。隐蔽的叶片刀

两人依然不动声色地聊些天南地北、轻松愉快的琐事。莫尔却像一只猎狗一样围着外交官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细瞧慢瞅，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莫尔便示意外交官脱衣服。外交官言听计从，最后不得不把内裤都脱了下来，光着屁股在原地转圈，可连他的咳嗽声都依然清晰地出现在收讯机里。那该死的神秘玩意儿到底藏在哪里呢？难道被放进了我的某个器官？外交官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莫尔眼睛一亮：外交官的皮鞋放在一旁给忘了检查。莫尔赶紧抓起皮鞋左看右看，啥也没找着。不知所措中，莫尔一只手提一只皮鞋，掂了掂，感觉出左鞋比右鞋稍稍重了一点点。他用力撕开鞋后跟，两人惊讶地发现，在鞋后跟的夹层里藏着一个微型窃听器。

窃听器怎么会钻进外交官的皮鞋跟里呢？外交官细细回忆，顿时恍然大悟。原来，3天前，外交官的皮鞋破了一条小口子，他吩咐大使馆的女佣人拿去修理一下。他哪里知道，这位看上去其貌不扬、老老实实的女佣原来是克格勃训练有素的间谍！

女佣把皮鞋拿到同伙那里，进行了“技术修理”。专业情报人员在里面放了一个重量不到两盎司的大功率窃听器；在鞋后跟上还挖了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眼，让麦克风的一端露出发丝一般细小的一点。

美国高级外交官的皮鞋成了无偿为克格勃输送情报的秘密通道。莫尔的一个意外所获，不仅清除了潜藏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女间谍，还挖出了外交官皮鞋里的一颗后患无穷的“秘密炸弹”。军史上的泄密事件

宴会泄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商人途经华沙时应邀赴宴，同桌有一位德军高级参谋傲慢地说，美国支持英国和法国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我们将在凡尔登发动一次决定性进攻。美国商人迅速将此信息报告了美驻英大使馆，美又向法通报。从而使德军在凡尔登战役中遭到惨败。

明码泄密

1914年8月20日夜，德国无线电台报务员听到萨松诺夫指挥的两路俄军在无线电里用明码联系作战计划。德军将领兴登堡率军沿铁路线急行军3天，包围了一路俄军，使俄10万人马全军覆没。另一路也遭同样命运。

邮票泄密

二战期间，法国炮兵排长腓力每天给妻子去一封信，并叮嘱妻子不可将他的驻地告诉任何人。妻子一女友是德国间谍，以集邮为名，揭去他每次来信的邮票。后来，腓力写信说：“半月中我们换了5次阵地，而敌人大炮总能跟踪射击，部队伤亡很大，我也身负重伤……”

报纸泄密

二战期间，一个叫雅各布的英国人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详尽地公布了德军的编制结构、160多名部队指挥官的简历，甚至对德军新成立的装甲师的步兵小分队也作了介绍。希特勒为此勃然大怒，下令追查。原来，雅各布是个有心人，长期搜集德国报纸上发表的涉及军事情况的报道，积累了大量资料和卡片，经过综合研究，整理出了大量的军事秘密。

照片泄密

二战前，美国《纽约时报》在柏林设立世界新闻图片机构。葛兹先生数年来每天都光临选购，此人系德国情报机关少校。他从一新照片上认出上面的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林法”号，他仔细研究其炮径、炮塔、舰形，于是这些军事机密被德国情报机关获得了。俄海军最高机密漂到日本

俄罗斯近来真是祸不单行，继莫斯科地下行人隧道炸弹爆炸造成12人死亡、核潜艇“库尔斯克”号118名艇员全体殉国之后，莫斯科电视塔又发生冲天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才熄灭，这座其一度引为自豪的世界第二高的建筑物恐怕也毁了。正所谓屋漏又逢连夜雨，总统普京说话了：“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的项目及整个国家已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确实，俄罗斯“病”得很重，最近在日本海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神秘的金属漂浮物

今年7月26日，正在日本北海道根室附近海面作业的渔民发现一个铁制网状巨大漂浮物。经过调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8月22日宣布，这个巨大漂浮物是俄罗斯海军的潜艇探测装置。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沉入巴伦支海海底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探测装置漂进日本海域自然再一次让俄海军陷入尴尬。

7月26日，日本北海道渔民正在北海道根室附近的海面作业时，突然发现海里有一个金属的网状巨大漂浮物，样子十分神秘。渔民们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可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也从未见过这种模样怪异的庞然大物，后经他们与俄罗斯方面联系后，俄方告诉日方，这是他们国家监测海底音响的天线，并于7月28日派海军船只将其运回。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军方发言人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漂至日本近海的是俄方水中音响监测部门的天线的一部分，不属于机密器械。“精明”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大大方方地让俄罗斯海军在7月28日拉走了“天线”，但在“天线”被带走之前，他们还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将这一“天线”的上下左右、内外结构均作了仔细勘查，并拍摄了照片和录像，还潜入海里将其水中的部分也拍了下来，以留作日后的分析研究资料。

潜艇探测装置真相大白

海上自卫队的功夫果然了得，经过近一个月的潜心研究分析，他们搞清了这一不明漂浮物是俄海军最新式的潜艇探测装置，它的名字叫做“DNESTR"。“DNES-TR”通常被放置在俄罗斯海军潜水艇基地附近的海底，它与另外一个叫做“MGK-607”的声波定位仪组合后，能够探测到150公里以外的潜艇，尤其擅长发现浅海海域中的潜艇。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关系密切的分析人士说，“DNESTR”肯定是机密器械，从俄海军迅速派船只将其运回一事中就可以看出来。据日本《东京新闻》8月23日报道，美国海军一直特别关注俄罗斯海军的这一最高机密。这下可好，这一机密器械自己跑到别人的眼皮底下，使对它感兴趣的人们得来全不费功夫。香烟隐藏物

俄海军力量曰薄西山

日本方面分析，“DNESTR”可能是被放置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基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海底的。关于它造访日本海域的原因，这可能是地震使它离开原来的位置，漂浮在海面上了。日本推断，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俄海军力量已今非昔比，装备维护管理每况愈下。

在1990年，俄罗斯海军曾拥有航空母舰、潜水艇、巡洋舰等各类船只2987艘，总吨位数居世界首位。但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原因，俄军备力量日趋削减，到1999年时，俄海军的舰只减少到502艘，其潜水艇数量更由1990年的344艘减少至72艘。目前虽然有40艘潜水艇在执行任务，但因削减经费预算，与其有关的各种装备的维护管理越来越困难，终于导致接连出现令俄海军尴尬的事情。这使人们不禁要问：俄罗斯及其海军真的日薄西山了吗？网站曝光间谍露馅

公开了英国军情六处117名特工的名字；

公开了日本情报机构600多名特工的名字；

透露英国曾密谋暗杀卡扎菲；

透露军情六处密谋暗杀戴安娜；

透露中情局密谋推翻伊朗领导人默萨德；

公开英美的窃听网络“阶梯”和“肉食者；

揭露美国中情局在手机上安装窃听器；……

几年前，因特网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站：Cryptome.org。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网站，令喜欢探寻秘密的间谍世界的人着迷——在这个网站上，人们可以阅读到世界各大间谍机构的绝密档案。

专找间谍的事

这个网站的创立者名叫约翰·扬。今天，扬已经像他创立的网站那样声名远播。“我是一个怪胎，一个迷途的人，一个罪犯。”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自己。“Cryptome.org”发表的绝密档案常常使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一类的间谍机构狼狈不堪，有时更让它们恼羞成怒。正因为如此，网站经常出现莫名其妙地就被切断的现象，有时甚至接连几天都上不去。但不管怎样折腾，“Cryptome.org”还是挺过来了，名声也越来越大。“他是真的明星”

约翰·扬的办公室位于纽约曼哈顿。为了采访他，记者通过对他的雇员的层层盘问，才得以和他见面。其神秘程度，简直不亚于一个真正的间谍机构。但是好不容易见着他的面以后，扬却轻描淡写，把自己说得非常普通，仿佛要让记者为自己的努力感到后悔似的。

扬说，他建立这个网站只是出于自己的业余爱好，他只是间谍世界的一个爱好者，一个旁观者。人们之所以会那么看重他，只是因为他“碰巧”能得到一些秘密档案。“我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图书馆，一个反叛的图书馆。”扬说，“人们有权决定是否相信上面的东西。”

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著名侦探记者尼克·菲尔丁对扬的评价和扬的自我评价有很大的出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明星。他是一个英雄，他所做的一切是那样令人目瞪口呆，但又是那样重要。”华尔PPK手枪“幸运”的扬“Cryptome.org”创办之初，只是一个关注有关隐私的技术发展过程的网站。但不久，扬就发现一些和情报机构有密切联系的人时不时会给自己传送一些秘密信息。

后来，Cryptome.org网站便开始有了一些情报机构的秘密档案：例如中情局对伊朗和朝鲜核威胁的评估档案，因特网供应商经常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客户资料的内幕……这些档案曾轰动一时。

扬为何如此神通广大，他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秘密档案？“其实并不是我神通广大，都是一些连我都不知道身份的人自愿给我提供了这些信息。有些档案可能还是情报机构故意透露给我的，目的是要测试大众对他们的一些行动的反应。”扬解释说。

改变了FBI的态度

在透露英国军情六处曾试图谋杀卡扎菲的档案以后，曾有情报人员要求因特网供应商把这一信息清除，但遭到拒绝。

硬的不行来软的，无计可施的情报机构不得不改变了策略。最近，扬收到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封短信。这封信使扬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联邦调查局在信中一改往日的骄横态度，语气变得异常温和。这一次是因为日本政府不满“Cryptome.org”公开了它的情报机构的运作情况。

联邦调查局在信中说：“我们谨代表日本有关机构向您转达他们的请求，他们请求您放弃有关他们的一些档案。”一个钱包泄露天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德国占领西欧多数国家后，欧洲大陆的难民不断涌入英国。1942年，荷兰流亡英国的军官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在英国反间谍机构保安局领导下，负责领导西欧难民的鉴别工作。4月的一天，他审查一名37岁的比利时鱼商阿尔丰斯·路易斯·昂冈尼·蒂莫芒斯，该人看来很普通，历史清白，口供可信。但最后检查他的随身物品时，发现有一个粗糙的旧钱包，内里夹有一个装灰色粉末的信封，一小捆桔棍（妇女们常用来修指甲的小棍）和一小团药棉。平托上校马上认定蒂莫芒斯是一名德国派遣间谍，将其逮捕。因为他随身带了在英国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的密写工具。隐藏的匕首一语泄密弹药库遭炸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天晚上，德军军官别利茨和伦格与他们的俄语教员娜佳约会。别利茨对娜佳说：“和你这样漂亮的小姐分别我真舍不得！”“怎么，你要到别处去？”娜佳惊奇地问。“过几天我要到红缚尔休假。”“那可是个好地方。”娜佳高兴地说。伦格急忙插话：“可是那里现在是个火药桶，只要一颗炸弹落下来，就会送你去见上帝的，哈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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