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勇（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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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承接与范式转换：从鲍德里亚看西方后马克思主义试读：
自序
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注到鲍德里亚以来，鲍德里亚思想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时至今日，其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不仅在于其思想的丰富和厚度，更在于其思想与当今社会的高度连接。作为后发国家，一些社会问题的彰显在我们和西方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差，其理论所揭示的诸多在西方已经发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也许正在显现，也正因此，其理论给我们更强的现实临在感。
随着对鲍德里亚思想研究的深入，一个核心问题——“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理论是什么关系”——凸显出来，这关系到鲍德里亚的思想方位，甚至折射着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当然，就这一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如仰海峰教授等认为，早期的鲍德里亚续写了马克思，并沿用了马克思的某些方法，如用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1]来分析消费社会的物；而张一兵教授等则将其视为马克思理论的颠覆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门内逆子，……鲍德里亚与其他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敌人完全不同，后者大多只是浮于表地简单攻[2]击马克思思想……而鲍德里亚则直接、准确地定向爆破”。但学界对鲍德里亚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逻辑关系仍缺乏系统的阐述，如鲍德里亚是怎样续写马克思（从马克思出发），又是怎样颠覆马克思（远离马克思）的？这种远离又将走向何处？鲍德里亚理论展现了后马克思主义何种症候？这些问题影响着对鲍德里亚理论的定位，也影响着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旨归。
本书通过对鲍德里亚思想的梳理分析并回答了鲍德里亚“怎样从马克思出发”到“又怎样远离马克思”的问题。现实比理论更能言说一个人的立场和倾向，通过分析鲍德里亚对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运动以及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态度，有力地展现了其作为激进左派的政治立场以及摆脱“陈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的问题域，坚持“物体系统”指涉的不是实体世界，而是在主体客体社会存在框架内展开的对象性关系，延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并且坚持政治经济学逻辑和符号逻辑的双重分析路径，以期改变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的理论状况。他毫不掩饰自己此时的理论志向：“当下的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任务，从马克思主义[3]的分析出发，并试图超越它”。而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鲍德里亚把《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时期坚持的双轨分析路径变成了单轨路径即符号学分析，并以此“超越”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建立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这是鲍德里亚在理论上实质性远离马克思。《生产之镜》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彻底颠覆和否定了马克思理论，完成了与马克思理论的分道扬镳。
本书回答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出发”到“远离马克思”的路径：“问题承接、范式革命”。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彻底批判中展示社会的未来和革命的道路”的理论使命，因此，他后期虽远离了马克思，但这种远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在马克思理论与目标相背离（他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既是他对“五月风暴”教训认知的结果，更是对“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这一社会重大转变认知的结果）的情况下，其远离是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另寻“途径”的结果。这也解释了鲍德里亚为什么远离了马克思可还是左派，为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把他和马克思完全对立起来；通过“范式革命”创造了新的批判范式并解构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乎所有的概念和结构，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批判逻辑——符号价值/资本基础上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这是资本形态变革（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到文化/符号资本）在鲍德里亚批判范式上的再现，更是消费社会符号价值居于主导地位的范式镜像，这也说明了鲍德里亚为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远离马克思的道路上，鲍德里亚走出了一条“问题承接、范式革命”的理论理路。
本书回答了鲍德里亚远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历史图景”的变迁和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确认。与马克思理论产生的时代相比，无人否认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导社会的资本形态也由工业资本、生产资本转向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消费资本等；全球化的控制方式由“实体性”向“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后殖民”的结构转变；从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中心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等。如何构建适应这一新变化的“概念图式”？依据不同的“中轴”，按照“趋中性”的原则，即“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一切逻辑中作为首[4]要逻辑的动能原理”，理论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消费社会等。
这个新社会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则是人和社会被消费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被“驯化”的大众沉浸于消费乌托邦的疯狂和痴迷，被“摄魂”的大众陷入“集体无意识”和“虚假主体性”的异化状态。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大众敏感的好奇心和追逐欲，创造着看不到尽头的“希望”，诱惑着无止境的“虚假需求”，把大众引向“希望”与“想象”，从而失去对现实的批判力，“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5]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被消费意识形态控制的大众，在自以为充当自己的主人“选择”商品时，实际上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6]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正是社会新图景的消费社会确认，对其消费意识形态、消费乌托邦等的确认，才有了鲍德里亚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革命。“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历史是事件的变迁，而社会是许多不同关系织成的网，这些关系是不能只靠观察来认识的。……知识就是我们用以建立各种关系的范畴的作用，……一个概念性的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7]尽管鲍德里亚的概念图式还存在很多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比如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生产主义等），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新社会图景具有深刻的解释力。
鲍德里亚的范式革命不仅是揭示和批判消费异化的有力工具，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延续。如书中所述，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文化作为普遍渗透性的因素已经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环节，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再作为生产的“副产品”处在生产链条的末端，而是作为生产的引导性因素处在生产的首位。鲍德里亚在内的很多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建立有说服力的理论图式，“颠覆所谓‘生产主义’理论模式，走向‘消费社会’理论模式，就成为从福柯、列斐伏尔到鲍德里亚、阿德勒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思绪”（见《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第36页）。他们都从理论上揭示了，“文化不再成为线性决定论的末端现象或者‘副现象’，文化产业成为占时代主导地位的产业，历史观也从以往的整[8]个线性决定论图式变成了当代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图式”。也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图式在解答现实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问题承接、范式革命”不仅展现了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廓清了鲍德里亚的理论方位，也蕴含着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轨迹。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承接了马克思的问题，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源；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式并重构新的范式则是其“后”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如此，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亦是如此。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站在资本主义历史图景发生变迁——晚期资本主义生成——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理论指向，之所以采取这种批判范式，正是由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图景的基本确认。詹姆逊认为，与古典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观念是后现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就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走向文化批判就是其在新的语境下的出场形态。除了詹姆逊外，居伊·德波的景观意识形态批判、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也都体现着“承接问题与范式再造”的出场轨
[9]迹。
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的过程中，由于误读（姑且这么认为吧）常常把马克思反对的认为就是马克思的来加以批判，对于这种理论“栽赃”我们当然要加以揭露和批判。但我们更应看到其解答问题的眼界和理论的时代感，如凯尔纳所言，“在马克思区分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鲍德里亚又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在这种符号价值中，商品的价值是以它们所带来的声誉以及它们所展现社会地位和[10]权力的方式来衡量的”。再如波斯特所言，“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始终没能达到这样的分析，他忽略了交换价值借以变成一种表意符号的转型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机器是以生产和劳动作为其模型的，所以它不可能使‘生产符号的社会劳动’能被理解，而这种社会劳动基于一种不同的逻辑，符号流通本身就能生产剩余价值，这是一[11]种不基于利润而基于合法性的价值”。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和解答问题的眼界是具有时代感的，即便他们的理论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因此，汲取鲍德里亚思想在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视界和理论贡献，正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重要的他山之石。张天勇2017年1月于伦敦大学[1]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11～17页。[2] 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魅》，《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第17页。[3]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32页。[4]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第29页。[5]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9页。[6]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231页。[7]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王宏周等译，第8页。[8]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王宏周等译，第8页。[9] 参见拙文《问题承接与范式转换：鲍德里亚思想的深层逻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2期，第48页。[10]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48页。[11]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48页。 第一章 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出发
在鲍德里亚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延续马克思到远离马克思的转换，这种转换鲜明地体现在其《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等著作中。这种转化既是对其所处的那个急剧变革时代的思考，又是对各种思潮批判转换的过程。早期其站在激进的政治立场，参加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团体，为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前景充满希望和激情，也为共产党的失利而愤怒。在对共产党失利的诸多反思中，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出现了问题成为一个关键，这成为其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机”，在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远离和否定了马克思。
早期的鲍德里亚“续写”的马克思主要原因在于：从现实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行动看，那时的鲍德里亚是支持和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当时的法国共产党的失利又使他觉得马克思的理论要往前推进，因此，现实理论创造的初衷是为法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分析并促进其发展，不是为了推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从其最初的理论逻辑看，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对物体系和消费社会的符号学分析，仍然是在主客体辩证关系的框架中展开；他分析的起点“物”以及对物的理解延续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商品”和“资本”的逻辑：物和商品本质上都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世界，而是在主客体框架内展开的对象性关系；其对资本主义符号学分析路径的建立更是延续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内在逻辑。第一节“五月风暴”与鲍德里亚
面对现实的态度比理论本身更能说明一个人的立场倾向，分析“五月风暴”及鲍德里亚对其的反思和态度，是透视其政治立场及其与马克思关系的一个重要支点。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经济发展趋软、反对派势力不断壮大以及广大青年学生受西方学潮（美国的反战学潮以及由马丁·路德·金被杀引起的社会暴动、欧洲青年反“越战”大游行等）的影响，对现存制度不满逐渐升级等一系列矛盾交叉汇集的总爆发。在“敢于思考！敢于言说！敢于行动！”等极具冲击力的口号的推动下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深刻地影响了戴高乐政府和法国社会甚至整个世界，被称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英国记者帕特勒·西尔所说：“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个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1]晕目眩。”每一个身处时代的当事人、社会团体、党派等都无法回避这一事件，鲍德里亚也是如此。一 “五月风暴”及左派立场“五月风暴”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生以改善生活条件为导火索发动的一场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导致了教育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过“黄金发展”时期的年轻人追求改变生活方式，发起普遍运动的一个高潮。这场由学生发起、历时月余的运动，打乱了法国当时较为稳健的政治进程。面对不断扩大化的学生运动，法国当局和右翼势力对此事件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但面对革命的大好形势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法共、毛派和托派的行为和立场则令人深思。正是这些左派的立场和做法，使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对马克思理论反思甚至怀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走向。
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稳步发展的轨道，技术的革新、政策的调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西方社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之相伴的是丰富的物质生活。60年代发动学生运动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大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同于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他们生活比较富裕，生存环境比较优越。但当局严格的管制，资本家令人目光眩晕的消费导向，令他们处在“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生活境地，“大学不再是教育中心，它大批量生产循规蹈矩，具有高技能和高压姿态的‘机器人’来满足商业和政府的需要。假借人道的名义，使你获得服从各种规则的能力，当你接受训练，那些告诉你该何去何从的种种规则已剥夺了你思考的自由，你所获得的只有[2]技术和服从”。正是如此状态的年轻人受到了一系列激进思想的冲击，发出了冲破现实牢笼变革生活方式的愤怒。
面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异化对生活造成的极大压抑，当时指向异化的批判理论大多包含着文化反叛色彩，激情思想冲击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成为点燃这些被异化深深压抑的年轻人的双重推力。
点燃学生反抗激情的思想火焰，掀起学生运动洪流的激进思想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社会批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其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中对资本主义的单面性（只有肯定，没有否定性批判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正逐步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3]。人和社会都变成了对现存社会只持肯定态度的、单向度的人和社会，文化认同也变成了单向度的，文化变成了铜臭气息极浓的物质化、商业化、技术化和标准化，文化被其曾经努力批判的社会所同化而变成同谋，不再发挥批判的和否定的作用。要打破这种单向度的、集权的和病态的社会成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底呐喊和现实冲动。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所倡导的“人的绝对自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破工业社会造就的人性压抑、人文泯灭的社会桎梏等观念更是如久旱之甘霖浸入被单向度化的年轻人的身心，成为其与现实做斗争的强力精神武器。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革命斗争给了他们由理论到现实的“他山之石”，第三世界的反抗斗争，尤其是越南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激起了大批青年学生的反战浪潮和革命激情。60年代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革命洪流”慷慨激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反当权派的口号和革命激情，与遭受压抑的法国青年内心渴望不谋而合，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客观上讲，中国轰轰烈烈的运动对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毛泽东也成了他们的偶像，《毛主席语录》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在内外力的推动下，法国学生的革命激情被点燃。1968年5月，以反对现行教育体制为突破口掀起的革命运动，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教育危机，抗议政府镇压学生，号召全国教师、学生罢课以示抗议。学生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社会各界向学生发起了声援行动，萨特等一些知识精英呼吁“所有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4]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1968年5月9日萨特还签署了一项支持血红色呢过运动的声明，“学生为摆脱异化的[5]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5月12日，他在卢森堡电台发表长篇讲话：“这些造反的青年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兄长们所过的那种社会，他们不要以过去那样的社会作为他们的未来……，学生们回敬镇压者的暴力行为，是自卫性的，是被逼出来的。……学生的[6]斗争必须找到出路，必须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5月13日，法国爆发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工人也加入了运动中，革命斗争的形势进一步高涨，整个社会陷入了革命的狂欢中。“五月风暴”由单纯的学生运动上升为社会运动，教育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5月25日，农民加入了运动队伍，学生运动上升为学生、工人、农民等共同参与的社会运动，危及了戴高乐政权，演变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政府作出让步，戴高乐解散议会和右翼势力的反攻中，运动走向低潮。
对于这场运动，法共党内虽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是反对和否定
[7]的。在运动的一开始，法共即激烈地批评该运动，5月3日法共在报纸《人道报》发表了严厉批评学生激进运动的文章，发动运动的学生被描述为“主要由大资产阶级子女构成的并由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领导的某些组织的成员”，“是资产阶级冒险分子”，指责他们成[8]了被戴高乐利用的工具。法共认为工人阶级是当代社会唯一革命的阶级，法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唯一革命的政党，认为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是对法共意识形态和战略的挑战，学生事实上变成了“反共的戴高乐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力量的行列”；“在反共运动中，这些左派团体成为服务于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的反革命力量。”法共二号人物马歇谴责学生运动，强调应同左倾宗教团体进行斗争并使其孤[9]立。法共理论杂志《共产主义手册》的编辑莱昂·菲盖尔（Leo Figueres）把学生归类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认为学生的冒险主义类似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极左路线，是短暂的、孤注一掷的暴力表现和屈服、仇恨与不切实际的空想幻想。其不具备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毅力和决心。克洛·普雷沃（Claud Prevost）强调大多数学生的命运是未知的、不确定的，他们或成为资产阶级，或成为半无产者。学生的不确定性在其政治行为中显露无遗。“由于是非同类的社会阶层，学生运动表现形式各异：异类的，甚至自相矛[10]盾，而机会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总之，面对这场学生发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法共的上层领导非常清晰坚定地予以反对，把运动定性为资产阶级运动，把学生运动定性为统治者的阵营，不是去引导革命，而是对学生运动的缺点大加贬斥，他们害怕革命、不敢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
左翼团体毛派，即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反对单独的学生运动，对学生自发的状态不满。在“五月风暴”中，虽然有部分毛派分子曾参与运动，但并未形成气候。毛派分子与法共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反应非常相似，他们都反对并拒绝参加学生斗争，都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假革命，都认为学生是小资产阶级，其革命的策略与自己的战略不符，都是偶然的、凌乱的无组织的活动。
左翼团体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主要有“革命青年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革命青年联盟认为学生积极分子大多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对学生积极分子的运动缺乏热情，反对自发性的、失范的、没有指导的暴力运动。革命青年联盟曾试图把学生和工人联合成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没能成功。面对“五月风暴”的浪潮，采取了与毛派组织相类似的态度，他们大多认为，独立的学生运动是明确目的的，投机性的小资产阶级必将一事无成。共产主义革命青年联盟极其厌恶官僚机构，他们认为法共机构官僚化是其非激进化的根源。因而它的各委员会非常灵活但组织结构涣散。这些委员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也没有协调机制，而是各行其是。面对松散的无明确目的的学生运动，他们反对成立组织引导学生以避免将学生组织机构官僚化的危险。
总之，|五月风暴|这场由学生发动、工人农民参与的运动，带来了法国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使戴高乐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势，法国左翼的表现令人失望，基本采取了拒斥、反对甚至推到对立面要与之斗争的境地，特别是具有整合各方反对力量并引导运动方向的法共的表现令人失望，这种失望导致各界对其政治动向、指导思想全面反思、批判和纠正。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走向。二 鲍德里亚的态度
任何一个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真正的法国思想家，都不可能对二战以来法国最轰轰烈烈的运动无动于衷，可以说这个事件深刻地影响了鲍德里亚和他的理论走向，最直接地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参加当时的革命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组织，支持“五月风暴”。鲍德里亚站在萨特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方，参与激进刊物《乌托邦》的编辑，参与了穆尔曼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救世主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法译（1968年）积极为“五月风暴”造势。“在《乌托邦》中刊出了两篇文章：《游戏心态与警察》及《技术的社会实践》。前一篇是有关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11]思索。”他本人也认为此时自己是个乌托邦主义者。
第二，尖锐批判法共等左翼在运动中的态度，反思其指导思想/理论。鲍德里亚与当时的许多左翼人士一样，对于法国共产党在支援“五月风暴”中无所作为，甚至走到学生运动的反面的态度极其失望。在反思法共等何以如此时，包括鲍德里亚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大都认为法共在现实上的失败作为的根源在于其指导思想——马克思理论——的过时。这种反思很难使他们再继续追随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反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教条化，并陷入还原论的泥潭。在此之后他系统地反思了自己的理论，并开始激烈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他的整个学术转向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而这种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也影响到了他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全面理解（如把马克思主义归为生产主义的等）。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分化：拒斥工业文明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五月风暴”之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出现了剧烈分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重新反思马克思理论之后，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批判马克思，他们把矛头指向对以主体性和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即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而马克思主义则因为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主义特征而被认为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共谋者从而遭到批判，在鲍德里亚的作品中，分明地体现着这种倾向和理论走向。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五月风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盛衰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场新型抗议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到历史的前台，使它由长期蛰居的“地下”状态转到地上，并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开来，被奉为“新左派”造反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正是“五月风暴”的失败，使一些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哺育起来的“新左派”幻灭并转向，在法国变成极右的“新哲学家”，并且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昙花一现大放异彩之后，又和“新左派”运动一起重新走向低潮。在60年代末期经历了“五月风暴”的洗礼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意大利左翼社会党人丁伯纳罗（Sebast-ano Tim Pallaro）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巴德汉（Pranah Bardhan）和加拿大教授威廉·肖（William Shao）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高兹和阿格尔等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的马克思主义”等快速发展起来。从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是“五月风暴”的结
[12]果。
第三，对“五月风暴”自身的研究，着重研究了媒介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五月风暴”爆发的1968年，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发表，对于法国发生的以学生为先锋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尤其是革命中媒介的作用进行了革命性的思考和分析，以1968年革命为直接分析对象的媒介思考集中体现在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媒介的挽歌》中。
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学生走上街头成为运动的主流，“如果说媒介在法国（19）68革命中自发参与了革命运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能会遭到反对的话，那么至少在某一个行动时刻，媒介确实与权力结构针锋相对了。正是在这种决裂中，在这种颠覆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颠覆性的策略得以建构，同时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象征行动’理论亦由此得以详尽阐发：通过连锁反应的力量来凸显媒介。运用它们的力量将信息即时传递出去。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媒介的影响是[13]颠覆性的”。“（19）68年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让我们确信在这一时期媒介发挥着颠覆性的作用。偏远的电台与报纸将学生运动散播到每一个地方。如果学生是起爆器，那么媒介就是共鸣器。此外，统治者又公开指责媒介‘正在玩革命的游戏’。但这些争[14]论都是缺乏一些分析”。“在（19）68年5月中，真正革命的媒介是那一面面以及墙壁上的宣言，印刷的和手写的标语，那一条条街道，成为了这些宣言大行其道的地方——所有的事物都在瞬间被铭刻，给出与反馈、言说与回应在同样的时空中运动着，具有交互性和敌对性。在这一意义上，街道成为大众媒介选择和颠覆的形式，因为街道不同于媒介，后者可以传递那些无回应的信息，构建远距离的传播网络。它是一个言说的象征性交换，它是充满争论的空间，稍纵即逝，并非永恒：这种理想性的言说并不反映在媒介的理想性的屏幕之上。后者被再生产所规划，[15]被媒介还原为一种景观，这种言说被消耗殆尽”。他分明洞察到了这场运动中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的运用在运动中的价值，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支撑新时期的革命运动，媒介的革命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这三点不仅能看出“五月风暴”对鲍德里亚的深刻影响和鲍德里亚总研究中对其的重视，更反映了鲍德里亚激进左派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鲍德里亚“反”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否定，而是对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在他眼里是目的和手段已经发生了背离，即社会环境和阶段的变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在新的时代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要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就需要发展甚至改变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鲍德里亚理论发展内嵌的逻辑。第二节物的符号化与《物体系》《物体系》是由鲍德里亚（尚·布西亚）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常见物件分析入手，细致分析了充斥于现代人生活里的各种“物”的变化，尤其指出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反功能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借此得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结论，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秘密，确立批判现代社会的标靶。在对“物”的分析过程中延续了马克思的分析路径，并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推向当代”，通过物这个客体展示主体的存在状态，延续马克思的异化问题域：“主体的存在样态‘反映’于客体的存在样态，这便是布西亚（鲍德里亚——笔者注）在《物体系》一书中的基本提问起点。同时，就此观点，此书可以摆在历史人类学的书架上，其中所进行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物体系的[16]民族志，而它的内含基础，则是马克思的人类学。”“然而作为批评思维，而非只是纯粹描述，《物体系》亦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思潮中[17]的‘异化’和‘物化’的问题丛结。”如林志明在《物体系》译后记中所言，“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批判，集中于生产程序，马尔库塞和戈尔德曼则集中于技术官僚体制中的理性化组织问题，而我们可以说布希亚质疑的是消费层次。质疑的基础相同（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不过异化问题的处理层面，则随着问题重心的移转而改变。”[18]这种说法虽难免偏颇，但也揭示了鲍德里亚物体系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某种内在关联。“《物体系》提出的基本主张，究其根柢，乃是物向符号的转化（conversion）。这四个体系，实际上是此一转化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可以由它们基本构成物品身上脱离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它们可以重叠地应用在同一种物品上，作为三种决定其意义的模式。在表面上，《物体系》提出了一套物品的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建构，但在根柢处，物品的符号化程序，才是《物体系》中描述和批判的社会[19]性程序。”我们就从分析物体系的三种符号化模式入手分析其《物体系》的思想架构，体会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一 功能性与功能化
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物的符号化过程其实就是物的功能性（功能物）向物的功能化转变的过程，在物的符号化中“功能性”和“功能化”是两个杠杆词汇，特别是在阐述功能物符号化（此外，其还阐述了非功能物、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的符号化）的过程中，二者相伴出现，用鲍德里亚的话说，符号化的第一种类型（功能物的符号化类型），也即最关键、最普遍的类型就是功能物功能化的过程，这也是由传统物到现代物的过程。
功能性指的是物自身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效用，是物品的自然属性与人的客观需求之间的内在连接，指的是物的使用价值，功能性“是物品本质的实现，存在于它的真实世界及人的需要间的准确〔适[20]应〕关系”。水能解渴、火能取暖、粮能解饥、衣能避寒、土能垒屋等说的就是事物的功能性。功能物指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对人的日常生活有深刻影响的、能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的事物。一件功能物往往主要满足人的一样需求，也就是事物与目的往往是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功能化”指的是物功能性的泛化，即功能物从单一的目的指向性中（事物与目的的一一对应关系）解放出来可以指向多目的性，也就是物和人的多种需求能够组合结合，形成事物与目的“一对多”的关系，“功能化丝毫不代表适应一个目的，而是代表适应一个体制或[21]一个系统”。鲍德里亚把功能化的本质概括为对传统体系三个面向，即物的基本功能、冲动和初等需要以及对这两者的象征关系的否认和超越，进入一个不同于物原有功能的二次度功能，在一个新的体系中，其意义指向的建立实际上就交给了主体，由主体去组合，在这种新的组合中实现主体的身份或意义，其中符号物的自然意义只是一个载体，而其自身的属性则被隐藏，“在这样的体系内，自然的存在总被推翻，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具有否认、缺席和（不在场）无罪证明[22]性质的体系”。鲍德里亚提到的布尔乔亚时代家具里的镜子，在传统的意义里象征着中心和权威，作为功能化的镜子，主体可以根据需要只想自己需要的目的，可以摆在平民家里或者房屋的任何一个空间。染发，作为初等级功能那就是改变了头发的颜色（这种改变往往对人体是有害的，比如会伤害人的皮肤），二次度功能是其代表着染发主体的时髦、青春的个性与活力。这些物品都脱离了其与原初功能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处在二次度甚至是多次度功能体系中，实现了由功能性到功能化的转变。
由功能性的物到功能化的物（当然不仅仅如此，还有非功能性的物、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到功能化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鲍德里亚整个符号体系建构的支点，也是在他的视野中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支点，是其继承到批判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的一个重要支点。二 符号化模式1.功能物的符号化
功能物的符号化：去象征化、符号化。
鲍德里亚从日常生活中的家具和生活中常见的设施着手进行分析，他发现传统物件都经历着一个“象征性”被剥离而不断被功能化的过程，剥离象征性被功能化的物正是功能物符号化的前提。
鲍德里亚首先分析了家具的去象征性过程，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家具及其摆设具有鲜明的象征性意义，“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要的整套家具。……每套家具互别苗头，相互紧挨，并参与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它们环绕着一条轴线并列，这条轴线则稳固了操守行止的时序规律：家庭对它自身永久保持的象征性存在。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房间，又在其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并穿戴其象征尊荣——如此，整座[23]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人际关系的整合。”布尔乔亚时代的家具摆设，是建立在传统和权威的父权体制基础上的，家具布置的核心首先是父权核心的象征，“所有的家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紧地融合于整体中，分别以大橱和［位于房中央的］大床为中心，环布散置。……功能单一、无机动性、庄严巍然、层级标签”。[24]在家具的摆设里不仅鲜明地并首要地体现着父权中心的同时，也体现着各成员间复杂的关系、位置和层级。
但是布尔乔亚典型的家具结构随着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转变，传统笨重的、单一功能的家具逐渐被灵活的、功能多样的家具取代，“屋角长沙发、靠角落摆的床、矮桌子、搁板架子、元件家具取代了古老的家具项目。组织方式也改变了：床隐身为软垫长椅，大碗橱和衣柜则让位给可隐身自如的现代壁橱。东西变得可以随时折曲、伸张、消失、出场，运用自如。……如果说古老的饭厅充满了沉重的道德规范，那么‘现代’的室内，在它的巧妙发明气息中，却时常给[25]人为了功能考虑、草率解决的感受”。现代社会，家具的摆设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庄严和单一功能，而是根据功能化的需要“随意”设置和摆放，家具的形状、样式、位置都因功能的需要而调整，其传统的道德价值等象征意义被打破，家具成为“功能化”的物。“现代家具组合所呈现的状况：结构已被破坏却未重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出现，前来弥补过去的象征体系所负载的表达力。……由于这些事物不再行使且不再象征道德上的禁制，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因此它们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个人不再经由这些事物的中介紧密地联系于家庭。他在它们的能动性、它们的多功能用途中找到了组织上更大的自由，这一点反映了他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26]拘束的空间。”事实上，家具的摆设解放正是现代社会人性解放、人性自由的一个表征。传统家具结构在解体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不再从属于某种道德意义的规约，表面上看，它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但正是这种失去，使它才有可能成为功能物，成为现代人的意义载体和现代人风格重组的中介。
在鲍德里亚看来，传统的物件是象征性的载体，当然被象征性所固化甚至僵化，物件的去象征性使物件不再被固化的象征性制约，而可以根据实际的功能需要自由组合，“每一单件都有多重组合可能：[27]您可以随意调整，在家中创造出您所梦想的精致气氛”。被去象征性的物件到底能组合成什么样的图景，不再是由其自身的本能所决定，而取决于组合者的策略，“老家具的实质（substance）和形式（forme）被决绝地抛弃了，以便以一个极自由的功能游戏取代之。我们不再赋予物品‘灵魂’，物品也不再给您象征性的临在感；关系成为客观的性质，它只是排列布置和游戏的关系。它的价值也不再属[28]于本能或心理层面，它只是策略层面的价值”。也就是说，物品自身的价值已不再是传统的固有的，不再是物品与生俱来的，不再是带给每个人同一的意义，面对物品的人不再具有先入为主的临在感。也即物品带给欣赏者或持有者的意义不再来自物品的自然本身，象征性不再是物品自身的“本能”。
为进一步说明物品的去象征性的功能化的去向，鲍德里亚在解读布尔乔亚经典家居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生活中的物品，比如镜子与画像、时间与时钟等。
在传统社会里，镜子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传统农家中没有镜子存在，或许甚至是害怕它吧：镜子有一点像巫婆。在布尔乔亚家中正好相反，在墙上、衣橱上、餐橱碗柜上，还有雕花镶板上处处布置繁衍玻璃镜子；这种作风还遗留在今天的大众化系列家具设计中。”[29]传统农家没有镜子不是因为贫穷买不起，而是镜子的象征性与农家的身份地位不相符，也就是说镜子的象征性对普通农家来说是被排斥的。它象征着高贵和中心性，“镜子的角色，是在各处表达一个意义反复、丰饶有余、反应反射的意识形态：此发现将自我外貌繁衍增值的特权，亦可玩赏其家产。更一般地说，镜子属于象征层次，它不[30]只反映个人的特征，它的生成发展也和个人意识的兴起相随”。
但是，到了现代，镜子的传统象征意义不再，它不再象征高贵、中心和繁衍，而只是一件普通的帮助人整理衣冠的物品，“然而，如今情况已不相同。在当代以功能为主导的家具组合中，已不能再为反射而反射。镜子当然继续存在：但它现在只是在洗手间里，执行其基本功能，而且不再镶框。镜子现在既然只为社交要求的衣冠整齐提供功能明确的服务，它便由家庭主体性所要求的优雅和权势中解放出来”。从优雅和权势中解放出来的镜子也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它的摆设才能根据需要而随意搁置，不用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对其心怀敬畏/高高挂起。
通过对这些生活中的物件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化的分析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在传统社会中物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附有严格的道德意义，每件物品都有特殊的指涉，物品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物品的体系共组了一个道德体系场，这个场展现着居于其中的每个人的地位，体现着当时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的工业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使物品间就具有了完全的可通约性，作为工业品的家居摆设也就失去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投注，传统家具沉重的道德规范意义被抽离，面临物的（道德）临在感丧失，那么，物及其组合（传统社会的物体系）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结构也就被解构了。这种解构为物品的自由组合提供了可能，使它能够超越原来的“功能”处在一个二次度的“功能”中，这就是现代社会功能化的物。
在物去象征性和功能化的途中，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工业化生产造就的产品的无限复制打破了它原有的神圣性。技术和功能化处在共时态的结构中，技术发展越快，指物发展水平越高，物品的功能化程度也就越高，鲍德里亚引用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位熟悉钟表机械的魔术师，做了一个自动木偶（automate）。由于木偶是这么完美，动作如此柔软自然，当魔术师和他的作品一起在台上出现时，观众反而无法区别谁是真人谁是木偶。此时魔术师被迫把自己的手势机械化，而且以极高的巧妙，使得他自己的外表产生轻微的破绽，如此他的表演才能得到意义，因为与其让观众到后来因为长时间搞不清楚谁是‘真的’，因此陷入深深的焦虑中，还不如让他[31]们把人当作机器，把机器当作人”。这个故事说明，技术器具过度完美时，它会变成手势的综合，比传统需要手势的器具更为高超，传统的器具需要手势来展现它，而完美的器具则比人的手势本身更完美，甚至让人难以分出真假。完美的器具达到了取代人的手势的功能，技术的进步使物的功能化程度大大提高。“技术物所强制规定的行为举止是不连续的，是一串贫乏的手势、一串作为记号的手势，其中毫无节奏可言。这便像是故事中的魔术师，面对他所制造的完美机器，只有把自己解体，把自己机械化。人反而被它的结构性投射的严密一致，推送到一个不一致的地位上。面对功能物，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深化，和与世界炫人[32]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
在传统社会，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样物品几乎与特定的道德意义、价值相连接。比如家中高贵的椅子总是摆在最显眼、最庄严的位置，而且一般由父亲来坐，它代表着在特定范围内特殊的地位和权威。而如果年轻的后辈占有这个位置则被认为不孝或者没有道德，那一定会受到批判甚至惩罚。卧室也是如此，面南朝北的正屋为尊屋，等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都与道德价值相衔接成为有特定道德象征性的物品，与其自身的功能相远离。现代社会使物品与道德结构体系相分离，不再处在单一“回应”的固定闭环中，而是处在开放性的空间中，根据功能性优化组合的需要可以“任意”地连接，物品被解放了。
在现代社会，物品与道德价值、意义的连接逐渐被打破成为可随意摆放的物品，那么，失去了道德体系结构的物体系如何形成一个体系呢？也即去象征性的物怎么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被解放了的物品如何进入一种新的结构，成为物体系。鲍德里亚认为，这是气氛的功能，即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演算的结果，功能物的体系化遵循着“气氛”的逻辑。
家具等去象征化使得它们成为纯功能性的，从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不再是来自自然的、品位的统一，而是存在于符号文化体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物品能够逃脱这个逻辑。气氛的逻辑一个层面是物体直接意指层面排列组合的整体协调逻辑；另一个层面也是更重要的层面，是物体系统的文化性、文化功能，即文化意指层面的协调逻辑。这种文化层面的协调逻辑越来越超越事物直接意指的逻辑，后者则越来越降为次度逻辑。“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就物品而言，正是它拥有超越它的‘功能’的可能性，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并且也代表有可能，在一个普遍的记[33]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也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家具的自由摆设、色彩与材质的自由组合以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从而使物品具有个性特色的符号，同时物品还能通过与其他物品的差异来体现拥有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区分的符号。传统功能物的体系通过去象征化、功能化和气氛的协调机制下演变为物的功能体系，演变为一种社会符号体系。这是物体系的奥秘，这个奥秘延续了马克思对商品物化分析的客观论述理论。
如上所述，解放了的物品在特定的空间中具有两层功能性：一是作为物品使用价值层面的功能性，即直接有效发挥其自然功能的功能性；二是作为文化层面的功能性，即可彰显物品使用者的身份、个性、地位等的文化意义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依靠形状、材质、颜色、空间组合等形成的整体“气氛”来体现。也正因此，适应这一趋势的行业、职业和专门人才在现代社会快速兴起，“迈向摆设的社会学”“摆设人”（鲍德里亚语）（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语叫“空间设计学”“设计人”）等流行开来。2.非功能物的符号化
在时间的流转和空间的变迁中，一些古老的独一无二的物品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的功能性，成为一种特殊意义的存在，越来越“似乎与功能计算的要求相抵触，它们回应的是另一种意愿：见证、回忆、怀旧、逃避”。这些远离其自身功能性物品在现代社会被重新编码，进入新的符号系列，成为这个社会有机的一部分而存在。
功能物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物件，这类物件的鲜明特点是具有有用性，源于其使用价值能直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类物品，它不具有明显的有用性，或者它主要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的有用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直接的物质需要，而是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心理和文化的需要，是情感和文化的符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巴洛克的、民俗的、异国情调的、古老的物品。……我们可能[34]会倾向去把它们视为传统和象征体系的劫余”。这类物品虽与功能物非常不同，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鲍德里亚主要论证了古物和收藏两类非功能物的符号化。
古物具有明显的非有用性，越久远的古物越是离它自身的原始功能越遥远，其甚至已经完全否定了自身的原始功能。比如发掘出土的秦砖汉瓦、蚕丝衣、兵马俑、青铜剑、木马车等与其原初的功能性如建房、遮体、制敌等几乎没有一点关系，今天不仅不再用它建房、遮体，而是保存在建设豪华、环境优美的博物馆的精致窗罩内，供人神圣地“瞻仰”，“当它指涉过去时，则纯粹是在神话逻辑里。不再有实用的情况出现，它完全是作为记号存在的。它是非结构的，它否定结构，它是否认初等功能的极限点。然而，它并非无功能，亦不是单纯的‘装饰’，在系统的框架里，它有一个十分特定的功能：它代表[35]时间”。古物不再“实用”，而是记录历史和时间的符号。历史性是它的第一个符号价值，古物是一种符号化的历史或历史的符号化。
功能物的符号化意味着自然（物）以自然性的身份进入我们的文化系统、符号系统，满足人们功能性层面的需要。那么古物和收藏则是历史（物）以历史性的身份进入我们的文化系统、符号系统。就像自然性是对自然的排除一样，历史性也是对历史的排除，古物进入我们的视野，其历史性的价值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人们的心理机制，人对现实存在焦虑，这种焦虑会因为缺乏历史而大大深化。古物回应的正是人们这种心理的焦虑，对此鲍德里亚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分析：
古物所回应的要求，是作为中介性之存有、作为完美的存有。神话学中的物品，它的时间便是完美“完成”（parfait）：它们在现在的续存就好像它们在过去曾经存在，也就因此，它们是自己存在的基础，“真诚”（authentique）的存有。就其强烈的意义来说，古物总是一张“家庭照”。这是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之下，过去的存有变得淹远得难以追忆的程序，那就好像是在想象中，以中间省略的方式去连接两段时间。这一点，当然是功能物所不及的，它们只在现时存在，以直述句、实用命令句的方式存在，它们的存有仅止于其使用，却不能说它们在过去存在过，而且，如果说它们对空间环境能够或多或少地完成任务，对实践环境却是无能为力。功能物效率高，神话学物品则已完满达成。它所意指的事件，便是诞生。我不是［只］存在于现时之物，这样的东西给人带来焦虑，我是曾经存在的事物，而沿着此物给我作记号的一条诞生线索反追溯，我由现时深潜时间之流：心理退化。古[36]物便是如此地演出一出源起于神话的剧目。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功能物是当下之存在，是“现时存在”，只能满足现在的功能性需求，这种功能物的存在止于使用，是一种无父无母的存在，仅仅是指向当下的日常生活，不管其多么繁富，但终归缺乏意义的深度，它无法满足人们对历史感的需求；古物的存在是一个中介，是一个历史性的中介，它是“曾经的存在”，是真正的存有，它以自己的存在来证明现在事物的续存，满足人们对起源性追求的心理需求。“在古物的神话学中，必须区别两个面向：一是对起源的怀念，另一面向则是对真确性的执迷。对我而言，两者似皆来自由古物的时间密闭性所构成的，对［自我的］出生，一个神话式的回唤——出生代表曾有父母。向根源反向演化显然是向着母亲退化：物品越古老，它越能使我们接近一个先前的时代，接近‘神圣’、自然、[37]原始知识，等等。”越古老的物品越能让我们触摸到久远的先贤和神圣，越能感觉到今天之物，特别是我们人类自己一种深厚的历史存在感。古物作为曾经的存在、作为中介把过去某个遥远的点和现在桥接，成为现在的某种程度某个侧面的原点。同时古物是真确性的符号，它让人们相信过去确实如此，代表着真实的过去，正是这种真确性让人们对于现在何以如此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解决或者缓解。在历史性和真确性双向指向的基础上，我们在某方面与过去连接并建立跨时空的传承关系，古物“表现出的，是一种对确定性的执迷：作品的来源、年代、作者、签名。只要一件物品曾经属于某个名人大公，这个简单的事实就会给它一种价值。手工艺品的魅力来自它曾经过某个人的手，而此人的工作仍留痕其中：这是一个曾经被创造过的东西的魅力（也就因此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创造的那一刻，无法恢复）。然而，对创造痕迹的追寻，由真实的留痕到签名，也是对传承关系和对父性超越（transcendance paternelle）的追寻。真确性永远由父亲处来：它才是价值的源头。古物在想象中激起的，与朝向母亲乳房的[38]退化同时的，便是这种崇高的传承关系”。
正是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古物时，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其是什么时代的，时间越久远我们越会感觉到其厚重，越能带我们“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局限而“穿越”历史的纵深去触摸祖先的生活，感知我们的源头，越是历史悠久的文物就越能担当我们和古人沟通的中介，我们对所有古典文物的敬仰和虔诚都是对我们人类自身过往以及人类自身的源头迷思，就像挪亚方舟一样，它传递着曾经“灭亡”时代的“鲜活”信息，历时性——历史的意义是文物的首要价值。
古物的另一个符号价值是“真确性”，古物是古人生活中直接与之打交道的物件，它是古人生活最真实的记载或者最能代表古人生活的真实存在，对现代人来说，古物无疑是古人最真实的替身，它代表着真实和确证。“历时性”和“真确性”共同构成了古物的符号价值。
正是古物变成了历时性和真确性的符号，桥接了当下的现在和远古的过往，在跨时空的传承中减缓人们对当下存在状态和生存状态的溯源性焦虑与真确性的渴求，所以不管现在的工匠如何技艺高超，造出的产品如何超越古人，古人的产品如何粗糙，今人也莫不在古老事物面前俯首，也不敢丝毫否定古者的智慧。所以，尽管今人生产的产品琳琅满目，但古物市场依旧红红火火，遍布世界的角角落落，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大量古物被盗卖，古物黑市猖獗，以至于鲍德里亚慨叹，“西班牙古罗马殖民区及跳蚤市场都不足以供应西方世界里布尔乔亚室内原始部落般的吞噬欲望和怀旧伤感。有越来越多的圣母像、圣人像、绘画，由博物馆和教堂中消失。他们的黑市买主便是一些过于新颖的华厦的有钱屋主，而且是为了他们深沉的满足。最后，这是文化上的矛盾，却是经济上的真相：现在只有[39]赝品才能满足对‘真确性’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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