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湖光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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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霸者逐鹿——明蒙战争试读：
序言
明朝与蒙古贵族统治阶级的战争，是一场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各种大小规模的战事层出不穷、难以统计。然而，双方主力真正进行过的决战只有九次，分别是洪武年间的太原之战、沈儿峪之战、岭北之战、捕鱼儿海之战，永乐年间的克鲁伦河之战、兀儿古纳河之战、忽兰忽失温之战，正统年间的土木之战与北京保卫战。几乎每一场决战之后，失败的一方都会总结经验教训对军队进行改革，及时更新武器装备，并对步、骑等兵种作出合理的调整，以期待在下一次决战中克敌制胜。就这样，长枪兵、神机营、团营等新型部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如果有谁因循守旧、拒绝改革，就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保证击败敌人，弄不好还会吃败仗。而传统文人津津乐道的谋略等一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只起到辅助作用。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元明战争史的脉络，才会察觉血腥的战争竟然能够促进军队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曲折的，但并非停滞不前。
笔者长期研究明代蒙古史，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作了详尽完备的搜集，多年来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以求写成一部“信史”。书中没有将史料简单地堆砌在一起，而是力图删繁就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敌对双方统帅部的决策与两军进行决战的具体过程，并从中总结出战争的发展规律，力图揭开输赢的秘密。全书十七万字左右，配图六十多幅，其中笔者亲自绘制了二十幅军事形势图，以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楔子从精英到渣滓——元朝正规军的前世今生
自古以来，不管多么强大的军队，总有盛极而衰的一日，此乃历史的规律。兴起于十三世纪初的蒙古军队，就是一个好例子。
蒙古军队的创始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带领着游牧骑兵从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出发，以排山倒海之势把一个又一个的对手践踏于铁蹄之下，一生号称“灭国四十”，势力范围东至层峦叠嶂的大兴安岭山脉，南至人稠物穰的中原地区，西至横跨欧亚的钦察草原。他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继续南征北战，指挥着那些剽悍的游牧军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远征，他们四处出击，飞越千山万水，远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西南亚及欧洲等地，不但统一了分裂的中国，而且几乎“征服了半个世界”，使蒙古帝国（后来演变为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成为有史以来领土最辽阔的国家。
回顾古代的世界军事史，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蒙古军队的显赫武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拥有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指挥员、最训练有素的士兵与最先进的兵器。◎成吉思汗之像
可能有人对蒙古军队拥有这么多“世界之最”感到不服气，故此，需要列举事实加以分析。首先要说一说的是这支军队之中那些最出色的指挥员，正是在他们的指挥之下这支军队才能有多次远征欧亚大陆的壮举，远征的距离长达几千甚至上万公里。这种远离后方的作战方式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同时也要求军队各级将领具备高超的指挥技巧与组织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快行军速度，他们必须尽量减轻负担，通常只是带着“羊马随行”，不再花费额外的人力物力来“运送粮饷”，军中将士在途中渴则饮马奶，饥则宰羊，必要时在野外狩猎解决给养问题，射杀兔、鹿、野猪等野兽为食，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四处抄掠”，“取粮于敌”。宿营时，部队不管数量多么庞大，都能够尽量做到“不生烟火”，以免暴露行踪，打草惊蛇。正因为具有如此出色的远征能力，他们才能灵活运用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迂回战法”，达到“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作战效果。这种打法是先让部分兵力摆出正面进攻的姿势，以牵制敌人，再派出奇兵长途奔袭，包抄迂回到敌军阵线的背后，配合正面部队前后夹击敌人。例如在公元1219年（蒙古太祖十四年，金兴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秋，成吉思汗率领十万人马进行第一次西征时采用过这种打法，当时，他为了对付雄霸中亚的花剌子模，派遣部分兵力沿着锡尔河发起助攻，自己与四儿子拖雷一起带着主力穿过人烟罕至、宽达几百公里的基西尔库姆大沙漠，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于次年二月成功攻克对方的要害据点布哈拉，接着以破竹之势席卷河中地区，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彻底击败了号称拥有四十万军队的对手。蒙古的军事领袖使用骑兵迂回包抄的战例多不胜数，后来，随着军队的扩编与兵种的健全，他们还使用水师打迂回战。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九月初，蒙古将领伯颜奉忽必烈之命带着二十万大军从襄阳出发，分兵多路南下，主力绕过宋军在两淮地区坚固的防线，乘船从汉水进入长江，沿途击破数十万宋军的阻挡，再浩浩荡荡地奔流入东海，前后历时一年多，经过二千多公里的航程，由海路迂回驶进钱塘江，最终在其它部队的配合下迫使南宋首都临安竖起降旗。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蒙古统治者的大迂回战法能够充分体现出他们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大气磅礴的指挥艺术，就凭这一招，他们在那个时代就足以鹤立鸡群，有资格被列入最出色指挥员的名单之中。这些人之中的佼佼者有成吉思汗及其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那一辈，闻名遐迩的有拔都、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等等，此外，还有听命于成吉思汗家族的名将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速不台等异姓封建主，可谓将帅如云，人才济济。
蒙古军队常胜的原因除了拥有最出色的指挥员之外，还因为这支部队的士卒总是比敌人更加训练有素。众所周知，掠夺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大多数出色的牧民同时也是出色的骑兵。《蒙鞑备录》称“鞑人（泛指蒙古人）生长于鞍马之间，每个人都自行练习作战技能，以便适应自春至冬、时时打猎的生涯。故此，蒙古部落的军队没有步卒，全是骑士”。凭着骑兵起家的蒙古军队虽然后来在南征北战中逐渐建立起步兵、水师等其它兵种，然而其嫡系的武装力量始终是传统的骑兵，因而最值得重点刻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描写骑兵扬威耀武的名句。综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若论骑兵武功之盛，没有哪一支能比得上蒙古骑兵。蒙古骑兵的一大特色是马多，军中的每一名将士均配备着数匹马（从两三匹到五六匹不等），行军之时可以每天轮流乘坐，以免战马疲于奔命。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马匹不论严寒酷暑均暴露于野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经过牧民的训练后在长途行军时可以一连数日不进食，还有余力继续前行。牧民自幼与马匹打交道，当长到十五岁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
骑兵可分为轻装骑兵与重装骑兵。
轻装骑兵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他们一般带着两支弓。蒙古弓属于反射式弓（弓弦松弛后弓的形体向相反的方向弯曲），主要用动物的角与木材等材料混合制作，威力比较大。士兵们一般携带六十支箭，其中有三十支“轻镞”，其特点是“镞小而锐”，最大射程可达二三百码，能够远距离杀伤敌人；另外还有三十支“重镞”，其特点是“镞大而宽”，虽然射程稍近，但穿透力更强，击中敌人后可一举而“破肤穿肩”。他们用机动灵活的方式四出游动作战，必要时可承担起哨探的责任，作为先头部队前进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进行侦察警戒，在战斗时，也能有效地寻找敌人的弱点以避实击虚，而胯下的马匹大多数没有铠甲，以免累赘。◎蒙古轻装骑兵
重装骑兵携带着刀剑、枪矛、斧头、盾牌、骨朵、套索等兵器，他们穿着厚厚的重甲，有时候甚至连坐骑也披挂着用皮革、铜铁等物制造的防护装具，以加强防御能力，因而在史书中又被称为“铁骑”。他们战时的任务是冲锋陷阵，接近敌人之后进行搏斗。在配备的兵器之中，常用于近战的是又薄又弯的环刀。此类刀又叫“回回刀”，泛指由中亚、西亚伊斯兰国家制作的刀具，刀形弯曲是为了便于马上砍杀挑刺。除了刀剑之外，枪矛也非常重要，而骑兵使用的是骑枪。骑枪有长短之分，枪刃皆如凿子般坚硬，刺中目标时不打滑。◎蒙古重装骑兵
蒙古骑兵纵横欧亚，先后与东欧的俄罗斯（古称斡罗斯）骑兵、西欧的德意志条顿骑士、中国金朝的女真骑兵、埃及的马木留克骑兵等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骑兵部队打过仗，鲜有败迹。在骑兵与骑兵的较量中，蒙古游牧战士常用的战术有点怪，他们往往先出动轻装骑兵进行骚扰式的进攻，并充分利用这个兵种机动能力强的特点进行大踏步进退——在对方前进的时候后撤，或者在对方后撤时前进——不论何种情况之下都与敌人保持一段距离，尽量使用弓箭等投射性兵器在有效的射程之内杀伤对手。等到对方的伤亡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改由重装骑兵收拾残局，贴身近战。
由此可见，打硬仗、啃硬骨头的苦差事主要依靠重装骑兵来干。《黑鞑事略》等史料记载，蒙古骑兵冲锋陷阵，全靠前锋，那些身穿铠甲打头阵的“开路先锋”实际就是重装骑兵，他们占了骑兵总数的十分之三左右。他们身上披着柳叶甲、罗圈甲、锁子甲等铠甲，一起列队猛冲，一般首先使用手里拿着的各式枪矛，刺向挡在前面的敌人。枪矛的穿透力非常强，常常一下子就贯穿前面的目标，并且不容易拔出，有时由于冲击力过于强大，它们甚至会在瞬间断为两截。如果真的发生上述情况，蒙古骑兵会立即丢掉断枪，抽出随身携带着的“轻便而犀利”的环刀，劈向敌人，挥刀之法是“俯身低头，向前睨视，置刀于马鬃之上，当奔驰到敌人之前，再反手用刀尖，砍向敌人的面目、手足”。
难怪史书在评论蒙古骑兵的作战技术时说道：“其长技，以弓矢为第一，环刀次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轻装骑兵与重装骑兵的作用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事实上，蒙古骑兵各兵种在战场上互相配合，战法也多种多样，比如他们喜欢摆出弧形战阵，围攻对手，并把老弱置于阵后，以便让聚集于前面的壮士及时抓住机会发起进攻。除了强攻之外，他们还会用巧计取胜，常见的一种战术是在布阵围攻敌人时故意留个缺口，引诱敌人从这个缺口中撤退，意图趁机使用骑兵预备队进行追击，充分利用骑兵速度快的优势大开杀戒。此外，万一强攻失利，他们马上“以聚为散”，四散而走，以迷惑敌人的追兵。有时，他们还会让少数骑兵在战斗时佯败而走，敌军如果中计紧追不舍，则往往被其预先埋伏的大部队歼灭。轻装骑兵与重装骑兵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轻装骑兵有时会手持短兵器近战，重装骑兵也会挽弓射箭远距离杀伤敌人。在特殊的情况下，无论轻重骑兵，都会下马步战。
众所周知，骑兵擅长野战而不擅长攻坚。当蒙古人进入中原等农耕地区后，由于常常碰到坚城壁垒，所以需要组建步兵协助攻坚。步兵队伍最初由下马的骑兵改编而成，后来，则主要由投诚者、俘虏与在占领区之内招集、签发与掳掠而来的壮丁组成，这些人在实战中不断得到锻炼，因而战斗力不容忽视。其中，步兵之中善于使用抛石机的“炮手军”逐渐在攻城掠地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在进攻金朝、大理以及阿拉伯诸国的重要战役中都发挥出色，日益受到蒙古贵族的重视。
蒙古军队本来对水战不太在行，其后南下攻打中原时，经常在江河湖汊地区作战，便因地制宜招降纳叛，组建了水师。水师开始成立时规模不算大，装备的只是一些“木筏”“革舟”之类的船只，主要用于运送军队与粮饷，直到十三世纪中后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蒙古统治者为了南下江南进攻偏安一隅的南宋，决定扩建水师。此时，蒙古人仍然是“水战不如宋”，只能依赖汉人降将刘整等人在前线督造战舰，不惜花费重金“造船五千艘”，同时日以续夜地操练七万水师士卒，史载他们即使遇上雨天不能出操，亦“画地为船”而练习，终于大幅度提高了水师的战斗力，并超越了宋军水师，为灭掉南宋小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过去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游牧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农耕民族相比均处于落后状态，因而从草原上起家的蒙古军队使用的武器并不先进。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支军队不但拥有最训练有素的将士，而且将士们使用着许多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器。蒙古军队善于博采众长，为己所用，在他们的骑兵装备的各类弯刀之中，最厉害的是用“镔铁”制成的“大马士革刀”，这种久负盛名的短兵器由历来以制作刀剑而闻名的阿拉伯国家制造，可能在十三世纪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蒙古军队之中。此外，他们的远程兵器也很优良，比如军队之中装备的一种“靴车神凤弩”，射程可达八百步（一步相当于五尺），这是继承与发展了中原的制弩技术的结果。
在步兵装备的各种攻坚器械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抛石机。蒙古统治者在消灭南宋的关键一役之中，为了攻打南宋重兵驻守的襄阳，专门从中东的藩属国伊儿汗国征调优秀的回回工匠亦思马因等人制造巨型抛石机，这种兵器利用杠杆原理来抛射石块打击目标。杠杆可绕轴自由转动，它的一端固定了一个重物，当重物迅速下坠时，便使装有弹袋的另一端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力，可以将弹袋中的石弹抛掷出去。它一次能射出上百公斤重的巨石，《元史》记载它发射时“声震天地，所击之处无不摧陷，入地七尺”。据说襄阳守将因惧怕该型抛石机的威力而屈膝投降，故此，这种先进的“回回炮”又被誉为“襄阳炮”。◎使用抛石机攻城的蒙古军队
蒙古水师的装备也日新月异，这支军队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掌握了汉人的造船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并能够制造重达四五百吨的战船，后来在航海进攻日本时曾动用过上千艘战舰，质量远远超过对手，如果这些战舰不是恰巧被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历史可能会改写。
随着火药的发明，那时的战争已经出现了各类火器。蒙古军队用兵中原，对汉人制造的火器深为赏识，军队上层领导者积极选募工匠研究与仿制这类先进的兵器，并在出征中亚、欧洲、中东与日本时加以使用。这些火器主要有使用抛石机抛射的火球，用弓发射的火箭，还有罐装火药等爆炸性火器，这些新式兵器足以令各国的敌人大为震惊。特别要指出的是，蒙古军人在远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带到了阿拉伯与欧洲，促进了上述地区火器的研制与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蒙古人又拥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更是如虎添翼。1970年7月在我国黑龙江省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一支铜制火铳，它铸造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使用方法是点燃填充在药室里面的火药，利用产生的气压从管口射出弹丸。这是现代金属枪械的祖宗。由此证明，《元史》记载的军中组建了“什伍相联”的火铳部队，是有事实根据的。这在世界军事技术史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元代铜火铳（《文物》1973年第11期）
蒙古帝国虽然在军事上拥有不少“世界之最”，但其过度扩张，早已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伏笔。成吉思汗后裔作为“天之骄子”，他们前仆后继地攀登上光辉的巅峰，然后又以不可遏止之势往下滑，走向穷途末路，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是漫长而充满戏剧性的。帝国的第四代大汗蒙哥汗死后，有实力的藩属国已经产生叛离之心，并试图走向独立。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他镇压内乱，一度使帝国重振声威。他成功地在十三世纪后半期消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在汉人的眼中，他是皇帝；在蒙古人的眼中，他是大汗。当时，表面上隶属于元朝的藩属国主要有四个，即是西域阿尔泰山附近的“窝阔台汗国”、锡尔河流域的“察合台汗国”、从中亚钦察草原到欧洲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国”与控制中东阿母河和叙利亚等地的“伊儿汗国”。不过，山高皇帝远，这些由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藩属国虽然仍然奉元朝为宗主国，但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
忽必烈统一天下之后，多次用兵海外，先后对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诸国发起进攻，但大多数以挫败告终。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后，元朝虽然已经不再举行徒劳无功的海外远征，可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帝位之争从未平息过，一些权臣趁机任意废立皇帝、操纵朝政，他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不惜互相残杀，致使政局长期不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332年（至顺三年）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才暂告一段落，可内部的明争暗斗仍然存在，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妥懽帖睦尔，史称“元顺帝”，此人治国无方，主政时不但未能制止朝廷长期存在的挥霍浪费现象，反而令其进一步加剧。因为信奉喇嘛教，他在佛事上不惜花费巨额资金，而且常常在宫中大摆奢华的宴会，用以招待上层的贵族与官僚，并给予慷慨的赏赐以达到拉拢人心、巩固帝位的目的。他的任意妄为使得政府的财政开支捉襟见肘，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
虽然元朝统治者由草原入主中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有选择地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改用汉法治理汉地，但是他们作为征服王朝，还保留着很多蒙古旧制度的弊端，特别是将天下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四等，致使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都主要由蒙古贵族担任，色目人（包括钦察、畏吾儿、回回、唐兀等欧亚部族人）因善长理财而成为蒙古统治阶级的得力助手，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包括淮河以北的汉、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以及四川、云南两省的汉人）、南人（指淮河以南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只有少数上层人物能够获得有限的参政机会。蒙古、色目等贵族大臣平日过着骄侈暴佚、荒淫无度的生活，引起了连锁反应，地方上的各级官吏有样学样，致使腐化现象愈演愈烈，就像时人所评论的那样：“君主居于深宫，臣子在外面作威作福，各样官职可以靠贿赂而获得，各种罪行可以按人情而赦免。”在国家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为了使纸醉金迷的生活得以支撑下去，官员们倒行逆施、巧立名目，用滥发纸钞等方法对民间进行竭泽而渔般的搜括，令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必将激化，全国各地已经处于风暴来袭的前夜，蒙古贵族统治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
政权，是镇压之权！元朝上层统治者文治不行，但他们在马上取得天下，潜意识中总是想靠雄赳赳的武夫用武力来维持统治，保卫大元江山。
元朝的正规军由蒙古军队发展而成，它的总数一直是个谜，各种文献没有留下记录。《元史》记载蒙古统治者以“兵籍”为“军机重务”，禁止汉人阅其数目，即使是在皇帝身边负责军旅事务的高级官员，也只有一二人知其详情，“故有国百年”，其兵数的多寡，后人不知详情。
元军内部，级别森严，武夫之中，人分三六九等。这支部队主要由中央宿卫组织与地方镇戍军队两大部分组成。
中央宿卫组织包括“怯薛”与侍卫亲军。“怯薛”这个来自游牧民族的词语含有“宿卫”之意，其组织则源于成吉思汗深为信赖的护卫军，经过忽必烈主政时的重组与扩建，到了元朝中后期已经包含着大量蒙古、色目贵族子孙与汉人、南人的官宦子弟，人数过万。他们作为皇帝的亲信、扈从，驻守于皇宫周围，肩负着保护皇帝、后妃人身安全的重任，承担着皇室的各种差役事务。他们在元帝亲征时才随军而行，平时极少出征作战，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少爷兵”。他们的战斗力与开国时期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在政治上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享受着羡煞旁人的高福利待遇，还有机会直接被皇帝调动到政府机构里面，破格任命为官，根据元人姚遂的《牧庵集》记载，当时出身于怯薛的官员竟占了全国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侍卫亲军是忽必烈参考中国古代一些王朝的中央禁卫部队而设置的，其兵力全盛时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到了元顺帝在位时已经成为了正规军的主力。这支部队可分为汉人卫军、色目卫军、蒙古卫军与东宫后宫卫军等四类。无论哪一类侍卫亲军的待遇都远远比不上怯薛，但所干的活却多得多，其作为朝廷常备的主力军，既要保卫首都（即“大都”，位于今北京）安全，又要随时准备出外征战。为了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他们还要屯田自备军饷与服各种徭役，因而对战斗力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蒙古贵族为了睡得高枕无忧，还在全国各地布置了大批军队，统称为地方镇戍军队。地方镇戍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新附军。
元朝的统治阶级既然是以蒙古族为核心的，那么，以蒙古人为主的蒙古军自然成为嫡系，处于高人一等的地位。蒙古军中既有直属于中央政府的武装力量，也有封建贵族的私兵，其主要任务是保护蒙古本土与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安宁。元朝对蒙古草原这个祖宗的龙兴之地采取特殊的政策，为了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而不惜剥削国内其它地区，多年以来从各省迁来大批人口发展生产，并运来大量物质财富以满足各级贵族、官吏与军队的需求，因而有“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说法，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军人与既得利益集团沾上了边，日子还算过得去。元朝为了与分封在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蒙古贵族加强联系，经常给予这些人大量的岁赠与名目繁杂的赏赉，而封建贵族手下的私兵，也能分一杯羹。
探马赤军是从蒙古部落各个千户、万户等组织之中抽出来担任先锋、镇守等任务的军队，其成员除了蒙古人之外，还有色目人及汉人，因为军队中的成员主要来自蒙古部落，所以也被蒙古贵族统治阶级视为自己人。他们驻扎于北方各省的要害地带，形成固定的镇戍区域，军中大批牧民逐渐适应了农耕地区的生活，并参与屯田，越来越多的人从“以射猎为俗”演变到知晓“耕垦播殖”之法，渐渐成为务农的“华人”。探马赤军是地方镇戍军队的中坚力量，征战与戍守任务一向比较繁重，致使一些军人陷入贫困之中，《元史》记载有的军人为了“跋涉万里”进行远征，不得不出售“田产”，甚至卖儿鬻女，以筹集费用。总的来说，探马赤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的情况胜于汉军与新附军。
汉军主要由中国北部、四川局部地区、云南等地方的各族人民组成。新附军主要由南宋降军改编而成，因为统治阶级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军队，治军时亲疏有别、赏罚不明，所以汉军与新附军好像是后娘养的孩子，其政治地位与各种待遇最差，不但远远不及蒙古军，也比不上探马赤军。忽必烈刚死不久，军队管理不善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时边疆屯有数十万部队，仓库却没有充足存粮，首先承受苦果的自然是汉军与新附军，他们镇戍的重点也在距离元朝首都（政治中心）很遥远的南方，军中时常不按时发饷，士兵普遍贫乏不堪，再加上不用打仗的时候就干一些苦、脏、累的劳役，士气非常低落。
军队内部无论是陆军还是水师，也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均主要采取世袭制度，当官的世世代代是官，当兵的世世代代是兵，导致贤人上不去，愚人下不来。对军人出身异乎寻常的重视，成了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的原因之一。元顺帝与军中的大部分辅臣都是凭着家庭背景才能登上梦寐以求的位置的，并没有亲历过战争，也缺少作战经验，对他们而言，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等列祖列宗亲冒矢石、带领百战之师千里迂回的壮举已经成为神话。
自从元朝灭掉南宋之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各族人民的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一直没有间断过，但规模都比较小，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有限，因而驻于长城之内的大部分军队逐渐过上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生活。昔日那些扬威世界的将领，如今他们的子孙整天沉缅于声色犬马、酒池肉林之中，不再训练有素，其中尤以蒙古、色目军人为甚。史载，军中的主要将帅大多是承袭其父祖之职，一些昔日的王牌部队现在充满了乳臭未干的膏粱子弟，他们往往手无挽弓之力，不能骑射，失去了祖传的看家本领，因为要想熟练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以锻炼出强大的体力与高超的技巧，这对于过惯了优越生活的纨绔子弟显然是缘木求鱼。军中的汉人、南人也难以保持战斗力，因为他们深受蒙古贵族的猜忌与压制。鼠目寸光的蒙古统治者为了确保长治久安而制定了荒谬的法律，尽量不让汉人与南人的老百姓拥有武器，甚至对汉军及新附军也严加防范，只有出征时才发给军械，不出征则将之收回统一保管，因而对汉族军人的训练造成诸多不便，驻守于各地的大量士卒只知服劳役，不懂战阵，不知“击刺之法”，到后来干脆“废武事不讲”。
元朝立国未满百年，军队已经彻底腐朽衰败，上层的将领普遍碌碌无为，他们对军队中种种光怪陆离的事情熟视无睹，中下层的官兵也是上行下效，尸位素餐。部队龙蛇混杂，成为了一盘散沙，缺乏应付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在战场上就必然会闹笑话。《元史·顺帝本纪》记录了一个突出的例子，1347年（至正七年）十一月，一伙海盗劫掠长江沿岸的江阴、通州、泰州、镇江、真州一带，这班铤而走险的家伙不过三十六人，军队出动万余兵力讨伐不能取胜，反为所败。这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表明一些正规军的素质不仅未能超过盗贼，也许还在盗贼之下。个别将士的所作所为甚至与盗贼无异，例如元末著名学者宋濂在自己的文集中记载，元朝有些地方镇戍士兵以执行公务的名义于白昼挥舞刀戟行走于市，吓唬路人夺取货物。
综上所述，元末军人的总体水平与他们的老祖宗相比一落千丈，指挥官沦为了最差劲的指挥员，士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们有机会使用火铳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但不堪一战，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严酷的事实即将证明元朝正规军已经逐渐丧失保卫江山的能力，他们难以应付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而蒙古人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各个藩属国，也先后被内忧外患所困扰，自顾不暇，无力互相策应。第一章群雄并起与军阀混战
元军战斗力一日不如一日，越来越难以胜任镇压各种敌对势力的任务，渐渐地露出了外强中干的本质。当官府高压统治手段逐渐失效时，受压迫的老百姓立即会爆发出惊人的反弹力，把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掀翻在地。
火山终于爆发！1351年（至正十一年），黄河南北掀起了一场足以颠覆元朝的大起义。
起义军以受压迫最为严重的汉人、南人为主，其中首先发难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都是出自佛教净土宗的白莲教徒。面对世间不平之事，就算不食人间烟火的佛都会发怒，更何况是吃五谷杂粮的人。
白莲教主要信仰“弥陀净土”与“弥勒净土”，认为只需口念“阿弥陀佛”及“弥勒佛”，死后便可以往生佛国。由于该教没有什么高深的教义，而且修法简单，故在老百姓中比较盛行，后来又吸收了明教等民间宗教的教义，使信徒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历尽苦难的老百姓盼望改变现状，他们诵经结社，焚香聚会，在多次遭到元政府查封的情况下仍然屡禁不止。根据一些宗教典籍的说法，“阿弥陀佛”与“弥勒佛”等宗教偶像在亿万年之后会降临人间，超度众生，到了那个时候，人间也会变得像天堂一样幸福无比，妙不可言，因此从南北朝开始，一些农民起义者已经依托“弥勒在现实世界中降生”的口号，反抗官府的暴虐统治。元朝建立之后也曾发生过几次这样的造反事件，但都被统治者镇压。然而白莲教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元顺帝在位期间，又死灰复燃，有成为燎原之势的迹象。
白莲教徒利用元政府召集十几万军民在黄河黄陵冈、白茅口、阳青村等地修理河道、堵塞决口的机会，暗中将一具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埋藏在黄陵冈的那一段黄河故道中，并事先在民众中有计划地宣传天下即将大乱的消息。当掘河的民夫挖出独眼石人时，无不纷纷议论，群情愤激。很多治河的民夫在白莲教徒的鼓动下，早已狂热地相信弥勒佛等神明必将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并带领苍生创造人间天堂。也就是说，改朝换代的时候即将到来。独眼石人的出现，加强了他们揭竿而起、用武力推翻元朝的决心。
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自称为宋徽宗第八世孙，准备于五月初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先发难。他手下将领刘福通自称为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裔，计划带着三千人马起兵。不料在正式起义之前，竟然走漏了风声，韩山童被元政府差人擒杀。刘福通被迫提前起义，率部攻占了颍州。很多在黄陵冈治河的民夫闻讯赶来会合，一时声势大振。起义军用红布包裹着头，身穿红袄，并以红旗为号，所以叫“红巾军”，简称“红军”。起义者以白莲教教徒为主，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其他宗教人士，例如道教、明教教徒等。
红巾军的高级将领都出自民间，没有任何指挥经验，一切只能从零开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士卒们也缺乏训练，仅仅就武器而言，起义军与装备精良的元军相比有天壤之别，就像历史上很多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一样，他们衣不蔽体的身上没有铠甲的覆盖，手里拿着的武器除了钗、钯、锄头、锤子、镰刀等各种生产工具之外，其余的大多由竹、木制成，好像一支叫化子军队。◎身穿汉式戎衣的元代武士
红巾军造反的消息传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朝廷君臣的态度很坚决，反应也颇为迅速，马上以侍卫亲军中的精锐部队——阿速卫军为主力，会合多支汉军前往镇压。阿速人是“绿睛回回”，属于色目人。南下的阿速卫军总共六千人，号称“精悍，善于骑射”，擅长轻装骑兵的打法，这种打法就是利用骑兵机动能力比步兵强的特点时进时退，刻意与对手保持一段距离，尽量使用弓箭等远程兵器反复向对手射击。随着时间的流逝，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一方因伤亡的增加必然会出现信心危机，距离末日也就不远了。
如果阿速人能够正常发挥他们的骑射本领，斩木揭竿而起的红巾军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势必在劫难逃。可是，实践证明阿速卫军作为元军中的精锐部队完全是浪得虚名，他们在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等高级将领的带领下向战区前进时出尽了洋相。军中的将领只顾饮酒作乐，放任士兵骚扰百姓，对于“剿敌”的具体措施却漫不经心，军国大事仿佛成了儿戏。两军相遇，胜利的天平立刻倒向红巾军这一边，因为义军之中的教徒有宗教信仰，内心相信打败官兵，颠覆朝廷之后就会过上人间天堂般的好日子，即使战死也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而在战斗中前赴后继。人心涣散的元军严重低估了白莲教徒的献身精神，刚交手便一触即溃，指挥无能的统帅赫厮挥鞭骑马带头逃命，还大声叫道：“阿卜！阿卜！”（“阿卜”的意思是快跑）这个逃跑将军不久死于上蔡，阿速卫在败退的过程中损失了一半人马。
起义军凭着宗教热情奇迹般扭转了乾坤，并乘胜攻击了河南上蔡、南阳、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处，所到之处，或者开仓放粮或者劫富济贫。元政府军队无法平定事态，有的地方驻军甚至吓得不战而逃。星星之火就这样演变成为燎原之势，黄河南北、两淮等地方的贫苦农民不断入伙，队伍逐渐扩大到十万余人。刘福通领导的起义军长期活动于元朝的河南江北行省——这个行省在长江以北，范围广及现在的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后来，其军事影响力扩展到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北、陕西、东北等地，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这支队伍为北方红巾军。
几乎与此同时，反抗官府的浪潮在南方迅速漫延开来：江苏徐州爆发了以芝麻李等人为首的起义，长江以北的濠州豪杰也前呼后应地发难，一支信奉白莲教的队伍及时活跃在长江沿岸，以彭莹玉、徐寿辉等人为首，占据蕲水（今湖北浠水）、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这支队伍大多数人穿着简陋的“短衣草屦”，手里的枪矛是削竹制成的，甚至以木杷等农具为武器，史称南方红巾军。此外，还有起源于湘汉之间的北琐红巾军以及起源于豫北的南琐红巾军。
一些以贩私盐为业的武装集团在南方崛起，他们的势力范围局限于江浙沿海一带，经常在红巾军与元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左右逢源。
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队伍，天下已经大乱。当惊魂未定的元朝上层统治者回过神来的时候，新一轮较量即将开始。朝廷下狠手处分了反攻颍州时临阵而逃的一些将领，并于同年九月再次派遣十万卫军南下，统帅是当朝丞相脱脱的亲弟弟也先帖木儿，助手是卫王宽彻哥。为了壮大声势，统治阶级从蒙古草原的各个千户中抽调了一批人参加对河南的征讨。到了十二月，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战绩，出征元军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按部就班地反攻，很快收复了上蔡，杀死了刘福通的手下韩咬儿，并于次年（至正十二年）三月，相继拿下南阳、汝宁。◎元末群雄起义形势图
红巾军在血的事实面前终于明白仅靠宗教热情难以彻底打垮“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刘福通及时吸取了教训，暂时放弃了与元军打正规战的想法，转而采取偷袭的战术，他在夜间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屯于汝宁沙河之旁的一支元军。这支元军并非地方上的乌合之众，而是由从京师出发的侍卫亲军与蒙古军组成，有数万人。领军之将是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这家伙日夜沉溺于酒色，在营中醉卧不醒，糊里糊涂地在睡梦中死于义军的刀下。群龙无首的元军一退数百里，撤至项城。事实证明，“夜战”是起义军致胜的好办法。直到一个月后，元军才重新集结力量返回了沙河，然而前次惨败给很多将士留下了心理阴影，他们旧地重游时个个风声鹤唳，自相惊扰，竟然在某个夜晚不战而乱，争先恐后地往回跑，途中抛弃了大量军械、粮食、车辆等后勤辎重。统帅也先帖木儿一口气跑回了汴梁南边的朱仙镇。元军先后两次大溃退足以令先人蒙丑，昔日蒙古骑兵引以为傲的大迂回战法似乎早已失传。
刘福通缴获了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顿时给部队换了装，昔日竹、木等临时救急的武器如今变成了坚甲利刃，因而实力大增，声势一时无两。
元朝征讨刘福通一再失利，便痛定思痛，把矛头转向芝麻李与徐寿辉，决定先挑弱的来打，再及其余。丞相脱脱得知亲弟弟也先帖木儿在前线惨败，再也坐不住了，亲自督师从大都出发，沿途会合河南等省的“二十万户”地方部队，杀向江苏。在激烈战事中，脱脱的战马被铁翎箭射中，但他不为所动，继续挥师猛攻，于九月打下了徐州，屠城后班师回朝。义军领袖芝麻李在逃亡途中被捕杀。不久，南方红巾军的根据地蕲水也被元朝从河南、四川调来的地方部队攻陷，徐寿辉率残部撤入黄梅山与沔阳湖之中，彭莹玉转战到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时战死。在此期间，元军还先后歼灭了转战在襄阳、峡州（今湖北宜昌）等地的南、北琐红巾军。
元朝“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的战略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正准备集中全力解决徐寿辉的时候，形势却突然一变，以贩私盐为业的张士诚于1353年（至正十三年）五月异军突起，举着反旗带领人马占据泰州、高邮等地，迫使元军分兵镇驻淮安，让徐寿辉转危为安。元朝慌忙抽调陕西、四川、湖广、江浙等省的地方部队围攻张士诚，却因准备不充分溃败而回。
元朝的大好局势竟然被斜刺里杀出的张士诚破坏了，脱脱对此感到难以容忍，毅然再次亲征，与之决战。这是开战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决战，元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于九月倾巢而出，驻京各卫部队、蒙古军、诸王属下各部人马纷纷听令，甚至连西域、西番等边陲地区的酋长也发兵来助。南下大军号称“百万”，旌旗相连，长达千里，金鼓之声，震天动地，史载“出师之盛”，空前未有。
十一月，元军来到了地处水乡地区、背靠大湖的高邮，在城外大败守军。张士诚退入城中坚守不出。元军虽然分兵攻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但始终未能拿下高邮。围城期间，元军的精锐骑兵因受到地形的限制乏善可陈，他们的表现比不上临时参战的义丁（民团）。《元史·石普传》记载，汉人军官石普带着从民间招募的一万步兵攻打北门，就在快要得手之时却功亏一篑。原来后面压阵的军官为了抢功，派遣一千蒙古骑兵，突然越过石普所部，试图强行冲入城中，不料遭到城中义军的拼命抵抗，一筹莫展，怯战的蒙古士兵纷纷掉转马头往回跑，甚至有一些骑兵在惊惶失措中掉入了城池附近的水里。蒙古骑兵鲁莽冒失的撤退行动对围城的步兵造成不良的影响，城外陷入一片混乱，石普被趁机反击的义军杀死。
如果说元军反攻颍州时显示出阿速卫精锐的轻装骑兵是浪得虚名，那么高邮一战就暴露了蒙古重装骑兵的无能。
围城持续了个把月的时候，脱脱被朝廷的政敌以“战局迁延不决，浪费钱财”为由弹劾。元顺帝相信谗言，让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省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前往前线解除脱脱官职，令其交出兵权，并将其调离部队。这名权臣后来被朝廷枉杀，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元军阵前易帅而军心动荡，个别忠于脱脱的将领竟然拔刀刎颈而死，以示抗议。月阔察儿、雪雪不得人心，根本指挥不动各路军队，致使“百万”之师因内部倾轧而自乱阵脚，在高邮城下一哄而散。张士诚阴差阳错地化险为夷。◎元顺帝之像
元朝在高邮决战的失利成了整场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这个日薄西山的政权再也没有办法纠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围剿义军，《庚申外史》声称围城“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四处流浪、无所依附的人到后来干脆加入了红巾军。红巾军吸纳了大量朝廷的武装力量为己所用，有利于部队建设的正规化，战斗力必然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全国各地群雄重新活跃起来，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斗争高潮。
从种种迹象来看，当时最有能力颠覆元朝政权的似乎是北方红巾军。北方红巾军为了凝聚人心，趁此良机建立了政权与元朝分庭抗礼。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忠于故主的刘福通在亳州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帝，号称“小明王”，国号为“宋”，年号“龙凤”，史称“龙凤政权”。韩林儿只不过是一个精神领袖，军政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刘福通手中。
亳州在成为红巾军临时首都的同时也成了元军重要的扫荡目标。反复的拉锯战致使义军的根据地内满目疮痍、哀鸿遍野。
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地方武装不断施加的压力，决心把战火引向忠于元朝的地区——特别是那些尚未被战火波及的地区。他派出部队进行试探式的攻击，顺利打到了山东与陕西。其后，鉴于部下在山东取得的辉煌战果，他又决定于1357年（至正十七年）秋季举行战略反攻，出动东、中、西三路军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攻击的范围遍及鲁、晋、冀以及关中（今渭河平原一带）、秦陇（指今陕、甘之地）等地。其中，东路军由山东北伐大都；中路军绕道山西、河北，形成对大都的夹击；西路军则进入陕西，支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义军。可见，三路出击以东、中两路为重点，最主要的目的地是大都。众所周知，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一旦失守，将会对局势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
大反攻开始了。东路军于1358年（至正十八年）二月从山东杀入河北，一路攻城陷地，经沧州、通州（今北京通州区）等地逼近大都。
大都城里的蒙古贵族老爷们人心惶惶，惊骇不已。朝中之臣有的人劝元顺帝离开京城“北巡”，以避敌锋芒，还有的提出“迁都关陕（指陕西地区）”的建议，众说纷纭，元顺帝权衡再三，最后决定调集重兵围截长驱直入的红巾军。尸位素餐的元朝正规军终于在柳林（今北京通州区境内）这个地方好像起死回生一样恢复了神志，奇迹般打退了远道而来、喘息未定的红巾军，逼其退回山东。
东路军退却后，很快便因内讧而一蹶不振。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大都尚未到沦陷的时候，元顺帝命不该绝，因为元军还有狗急跳墙，反噬一口的能力。
中路军为了配合东路军的行动而绕道山西进入河北，但尚未到达大都时东路军已经败退。元朝得以集中力量对付中路军，迫其重返山西。
至此，红巾军攻击大都的战略完全失败，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与全盛时期蒙古军队的大迂回战法非常相似，但分进合击的两路军队在时间上协同不好，这反映出义军将领的指挥水平仍有待提高。
然而，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却一波三折。返回山西的中路军北上兴和路（今河北张北），杀出塞外，于1358年（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冷不防地攻克了兵力空虚的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附近），将城中富丽堂皇的宫阙焚毁殆尽。上都是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之地，它的失陷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当时正值冬季，元顺帝在大都办公，躲过了这场变乱，但这名末代皇帝从此直到元亡都没有临幸过上都。而起义军拿下上都不久便弃城继续向东进军，一路打到了朝鲜半岛，由于孤军过于深入，不可能得到中原主力的任何援助，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后最终被官军镇压。◎北方红巾军三路北伐图
东路军与中路军先后失败了，转战于陕西的西路军，也终因势穷力竭而被元军地方部队击溃，残余势力流窜于四川、湖北等地。只有刘福通本人于1358年（至正十八年）率领留在中原的主力攻陷了河南汴梁（今河南开封），并以此为新的首都，算是为北方红巾军挽回了一点面子。
元朝之所以能够重振雄风，全部击败了三路出击的红巾军，是因为很多新成立的地方部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其中，察罕帖木儿所部首先在陕西参与镇压了红巾军的西路军，接着移师山西、河北等地阻击中路军，简直成了朝廷的救火队，哪里有险情就往哪里去。
元朝地方部队的崛起与朝廷正规军的没落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正规军在应付各地的起义时暴露出了纸老虎的本质，让昔日不可一世的蒙古贵族脸上无光，他们为了拯救这个垂死的政权，不得不放权，企图“借刀杀人”，默许各地的官绅地主阶层自行组织地方武装，与起义军抗衡。
各地的官僚、地主中的精英出手了，他们为了保护本阶层的权势与利益，遂开始组织“义军”“义丁”“乡军”“民兵”等名目繁多的地方武装集团。在林林总总的地方武装之中，比较著名的是元将答失八都鲁一手组建的部队。答失八都鲁本是一员普通的将领，他在率领出自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的三千探马赤军于1352年（至正十二年）在荆襄镇压南方红巾军时感到兵力不足，便于当地招募两万“义丁”，结果，这支由正规军与地方武装合并而成的部队经过重新集训之后，多次在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征战获胜，具备比较强的战斗能力。另外一支威名显赫的“乡军”与前文提及的察罕帖木儿有关。察罕帖木儿祖籍西域，出生于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是原驻颍州的探马赤军后代，他与罗山吏员李思齐于1352年（至正十二年）联手组织地方武装，在黄河下游及关陕地区围剿各路北方红巾军，逐渐控制了河南、陕西、山西的部分地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因而日益受到元廷的重视，所部被划入官军系统之中。察罕帖木儿的部队虽然由地方武装集团起家，但新人事新作风，军中将领升迁时不怎么“论资排辈”，而是比较注重个人能力，因而指挥能力普遍强于元朝正规军之中那些仅仅凭着高贵的血统就能够步步高升的纨绔子弟。由于察罕帖木儿本人出身于探马赤军户，而他手下也有不少人在正规军中服过役，故此，他的军队顺理成章地继承与发展了蒙古军队的传统战术。元代的探马赤军户由于长期驻扎在固定的镇戍区域，军中大批牧民早已适应了农耕地区的生活，这些人从“以射猎为俗”演变到逐渐知晓耕垦田地，慢慢融入农耕社会之中，他们的子孙后代对游牧民族传统的骑射习俗更是日益生疏，故此，察罕帖木儿所部最抢眼的不是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的轻装骑兵，而是仗恃刀枪剑戟打硬仗、贴身肉搏的重装骑兵。那时全国各地的起义军大部分都是步兵，而重装骑兵——“铁骑”在突破步兵防御阵地的能力上比轻装骑兵更胜一筹，所以常常被当作“以骑制步”的拳头部队来使用，战绩最为彪炳。比较显著的例子是1357年（至正十七年）在陕西镇压红巾军西路军的凤翔之战，当时一股红巾军围困了这座城市，排列的战阵“厚达数十重”，察罕帖木儿亲自带领铁骑，昼夜不停地奔驰二百里赶赴救援，到达城外时，他把军队分为左右翼进行突击。守军亦开门鼓噪而出，对围城之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红巾军全线溃退，很多人自相践蹂而死，沿途伏尸百余里。元军斩首数万，一举平定关中。耀眼的战绩使这股新生力量好比在腐烂的元朝军事机构之中长出的新肌，尽管要恢复原有的各项功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其综合作战能力还是远胜于元朝正规军的。
在元军获得新生力量补充的同时，北方红巾军的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刘福通是草莽英雄，他只靠掠夺敌人的物资来维持部队的生存，这种不重视建设根据地、不重视发展生产的“流寇思想”使之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包藏着迅速失败的危险。部分红巾军将士虽然具有狂热的宗教情绪，但毕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难免受到缺衣少食的影响，他们为了填饱肚子而四处扰民，情况极端严重时军队内部竟然发生人吃人的事情。
1359年（至正十九年）的汴梁之战是元朝与北方红巾军生死较量的关键一役，它是元朝自高邮之战后又一次主动策划的决战，不过这一次地方部队成了主力。当时，在粉碎红巾军三路北征中立下累累战功的察罕帖木儿被朝廷委以重任，指挥各路元军反扑。他本人亲率大军于五月抵达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部），遣兵攻占汴梁南面的归德（今河南商丘）、亳州、陈州（今河南淮阳）、上蔡等地，而主力在战船的配合下沿着黄河水陆并进，直取红巾军的首都汴梁。为了增加胜算，他一再补充兵力，先调陕西军经潼关入豫，后调山西军越过太行山南下。各路大军俱会师于汴梁城下，迅速夺取了外城。踌躇满志的察罕帖木儿亲自带领铁骑屯于城外的杏花营，手下诸将环绕着城墙而筑垒，把汴梁围了个水泄不通。刘福通擅长的利用夜间偷袭的战术在元军坚固的营垒之前已不能奏效，只能困守危城。
在围城期间，元军不止一次采取“引蛇出洞”之策，故意用老弱残兵为饵，把对手引出城外，然后出动铁骑等伏兵进行猛攻，一再重创了试图突围的红巾军。围城的战事一直持续到八月份，察罕帖木儿通过谍报得知婴城而守的刘福通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果断发起总攻，各个城门成了元军重点打击的对象，当激战到夜间时，汴梁终于易手。红巾军首领韩林儿、刘福通仅率数百骑从东门杀出条血路南逃，从此一蹶不振。察罕帖木儿捉获了数万俘虏，同时下令对城内幸存的二十万居民采取安抚之策，以收买人心。
一战定乾坤！汴梁既克，元军立即席卷河南，分兵镇驻关陕、荆襄（指位于长江中游与汉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及其周围附属地区）、河洛（指河南的黄河、洛河流域）、江淮（指长江、淮河一带）等地，并集结重兵屯于太行山周围，各个营垒的旌旗连绵不绝，长达数千里。完全剿灭北方红巾军似乎已经指日可待。高高树起主帅旗帜的察罕帖木儿以铁骑为先锋，带动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由豫入鲁，一路屡战屡捷，连克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今山东聊城）、东平、济宁、济南等地，到了第二年，已经基本平定了山东，仅剩益都一座孤城未下而已。这时，察罕帖木儿已官拜中书省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真是威震朝野。
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即将瓦解，但黄河南北的战火不仅未能平息，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这是因为各地的军阀在煽风点火，史称“兵祸缠绵不解”，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桀骜不驯的军阀由实力越来越壮大的元朝地方部队演变而来，他们割据一方，对坐镇大都遥控指挥的蒙古贵族统治阶级变得阳奉阴违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显示蒙古贵族“借刀杀人”的计划弄巧成拙，铁一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军阀武装都是不太听使唤的“双刃剑”，在杀敌的同时也存在刺伤自身的可能性。他们不但与起义军作战，军阀内部也互相混战，甚至还与元朝正规军大动干戈。
元朝的内讧始自那些声名显赫的军阀头子。一度与察罕帖木儿齐名的答失八都鲁在红巾军三路北伐期间，曾移师山西，镇守大同，切断了红巾军中路军与汴梁主力的联系，他在北方与刘福通作战互有成败，因连年积功而官至河南行省左丞相、知行枢密院事与四川行省左丞相等职。答失八都鲁死后，改由儿子孛罗帖木儿统率旧部。这时，已经攻占汴梁的察罕帖木儿的地盘越来越大，引起了孛罗帖木儿的嫉妒，他暗中准备趁察罕帖木儿进犯山东之机夺取晋、冀之地。元顺帝察觉了两大势力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了避免内战，便开始插手准备调停，这位末代皇帝于1360年（至正二十年）八月下旨要以山西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为界，让孛罗帖木儿驻于关北，察罕帖木儿守于关南，敦促双方井水不犯河水，但桀骜不驯的孛罗帖木儿于九月突然越过石岭关，首先挑起争端。调解不成的元顺帝采取了偏袒孛罗帖木儿的态度，原因可能是对势力如日中天的察罕帖木儿不太放心。他于十月重新下旨将处于察罕帖木儿实际控制之下的山西太原地区（冀宁路）付与孛罗帖木儿，这种“拉偏架”的行为让察罕帖木儿很不满意，因而拒绝移防是自然的事。
利欲熏心的孛罗帖木儿在朝廷的暗中支持下有恃无恐，挥师抢占察罕帖木儿在晋冀的地盘，公然挑起了内战。身处豫鲁前线与红巾军鏖战的察罕帖木儿不得不分兵对付威胁其侧后方的孛罗帖木儿。就这样，两支与元朝探马赤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地方武装在北方展开混战，它们装备的兵器与使用的战术都差不多，一时之间谁也吞并不了谁，打得难解难分。元顺帝眼见事情越闹越大，屡次派人进行调停，但效果有限。内战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各种牛鬼蛇神就纷纷跳出来，即使是智者亦难以善其后。在此期间，与察罕帖木儿同时起家的李思齐已升至四川行省右丞，成为了地方军政大员，他在陕西为争地盘也断断续续打了几年内战，对手是靠镇压红巾军西路军发迹的张良弼（时任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驻军于蓝田的张良弼本来受察罕帖木儿的节制，他于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倒向孛罗帖木儿，因而被驻军于凤翔的李思齐猛攻。北方老百姓原本就在群雄并起的日子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现在再遭遇军阀混战，真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兵强马壮的察罕帖木儿从不惧怕两线作战，他一面参与军阀混战，一面继续讨伐北方红巾军残部，就在山东即将平定、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万万想不到一件偶发事件使形势急转直下，他因一时疏忽，于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在益都城外被叛将刺杀，虽然继承其位的养子王保保（胡名“扩廊帖木儿”）是一名百折不挠、具有钢铁般意志、后来甚至以“奇男子”之名而享誉天下的人，但却因号召力比不上养父，难以号令各路元军，致使元朝的中兴事业峰回路转、功败垂成。
就像俗语所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王保保为了替亡于军中的养父复仇，于同年十一月攻下益都，清除了所有的敌对势力，控制了山东。王保保在前方血战，孛罗帖木儿却在后方捣乱，他趁机联合张良弼占据了真定路，威胁王保保所部的侧后。王保保不得不回师与李思齐一起联手对付孛罗帖木儿，两军连连在陕西等地交锋，打了个不亦乐乎。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六月，随着孛罗帖木儿部将竹贞的降附，王保保慢慢占了上风。四个月后，两军在太原再次交锋，孛罗帖木儿失利而还，始终夺取不了太原这个朝思暮想的好地方。
军阀混战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地方越来越多，战火先后漫延到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省，到最后连京城也未能幸免。当时，地方上的军阀完全不把元朝中央政府放在眼内，而元中央政府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的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与军阀勾勾搭搭，实际上已经分裂为两派：元顺帝与部分权贵在背后给孛罗帖木儿撑腰，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及皇后奇氏则支持王保保。
皇太子在丞相搠思监的暗中扶持之下谋划废掉元顺帝而自立，便找借口指责元顺帝的支持者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他挟持元顺帝下旨解除孛罗帖木儿的兵权。孛罗帖木儿不服气，于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四月派出大队兵马来到京城讨要说法。这支地方军阀队伍决心与驻京的元朝正规军主力部队决一雌雄。元朝正规军曾在六年之前让企图攻打京城的北方红巾军付出了尸山血海的代价，可惜现在已经不复当年之勇，驻京部队根本无力阻止来势汹汹的孛罗帖木儿，只能靠边站。皇太子见势不妙，在侍卫亲军的保护下出城东走。这意味着元朝正规军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已被地方军阀扯了下来。必须指出的是，孛罗帖木儿虽然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京城，但不代表他已成为实力最强的军阀，除非他能够打败生平最大的对手王保保。而王保保正在隔岸观火，耐心等待着出手的时机。
为了防止王保保乘虚而入威胁自己在山西的地盘，孛罗帖木儿入京敦促元顺帝捕杀丞相搠思监等人，达到目的之后，立即回师大同，以防万一。
孛罗帖木儿前脚刚走，皇太子后脚便回到京城，双方依旧互相敌视。皇太子明白，要想取胜只能依靠地方军阀，不能依靠正规部队，故此采取“军阀打军阀”的办法，公开征调王保保的军队攻打孛罗帖木儿。王保保看见时机已到，便积极响应，于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五月率领主力进驻太原，并分兵三路，让部将白锁住带着三万东路军协防京城，部将关保带着五万西路军出击大同，而部将貊高、竹贞则带着四万中路军配合西路军行动。
谁知孛罗帖木儿不按章出牌，采取孤注一掷的打法，仅以少数部队留守大同牵制九万围城敌军，自己亲自督领大部分人马于七月取道居庸关第二次进犯京城。出城迎战的皇太子兵败受挫，不得不在白锁住的保护下逃往王保保的根据地太原。
孛罗帖木儿再次控制京城，而且打算长期住下去。已经对局势失去控制能力的元顺帝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任命这名飞扬跋扈的悍将为中书省右丞相，总制天下兵马，付与其军政大权。
号称总制天下兵马的孛罗帖木儿不过是个空头司令，王保保根本不买他的账，不但命令手下继续围攻大同，而且还打算抽兵反攻京城。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三月，身在太原的皇太子急调岭北（岭北行省原先叫和林行省，辖境为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辽阳（管辖范围包括今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以及俄罗斯东部地区的部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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