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雷声,张士信,孙能俨,马光舜

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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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戏试读：

五音戏主要流传于山东中部地区的济南、淄博两大区域。另外，潍坊市西部、滨州市南部地区的一些区县内也有流传。其分布范围，东西长约二百公里，南北长约一百五十公里，这是山东省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人口约有一千二百万。

这一带大部分是山区，南部是山东丘陵的一部分。北部是鲁北平原的一部分，河流较多，黄河、小清河、淄河、孝妇河等都流经此地。其交通比较发达，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横穿东西，津浦铁路、京福高速公路纵贯南北，小清河的水运直通渤海湾。该地区物产矿藏丰富，经贸发达。济南章丘明水香米，历代均为贡品。煤、铁矿石、铝矾土、耐火黏土、石灰岩、陶瓷土、重晶石等储藏丰富。淄博的陶瓷、丝绸、琉璃等，名闻中外。具有三百多年“旱码头”历史的周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这里的人文环境更是优越，是山东省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济南是历代文人墨客的驻足之地，明代起又成为山东的政治中心。杜甫在此留下“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诗句，这里有李清照故居，也有《老残游记》中所描写的济南“七十二泉”的美丽风光。淄博不仅是齐国故都所在地，也有蒲松龄、王渔洋、赵执信等名人的故居。这些都为五音戏这种独特剧种的生成、繁衍和发展提供了一片文化的沃土。

五音戏系“肘鼓子”声腔系统。肘鼓子兴起之后，由于它腔调优美，唱词浅显易懂，剧目占用演员少，一时间村村都有肘鼓子戏，人人都会哼几句，出现了村各一腔、人各一调的现象。受方言和环境的影响，在二百多年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东、西、北三路。潍坊、青州、临朐一带为东路，邹平、章丘、淄博一带为西路，惠民、滨县、博兴、广饶一带为北路。受贫困和战乱的影响，再加上没有突出的领军人物，东路和北路肘鼓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销声匿迹了。现在的五音戏属于西路肘鼓子。淄博市五音戏剧院是目前这个珍稀剧种的唯一的五音戏表演专业院团。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

说到五音戏，就不能不提到五音戏的代表人物邓洪山（艺名“鲜樱桃”）。他1903年生于历城县，1996年卒于山东淄博。他像一面旗帜，带领西路肘鼓子一班人马，艰苦奋斗，拼搏了近一个世纪，终于将五音戏这一戏曲园地中的奇葩保存、延续下来，并逐步将这一稀有剧种推向全国，使它焕发出极强的生命力。

关于五音戏的历史，过去一直没有文字记载，只能根据老艺人的回忆和他们的师承关系，一点一点地向前推算。邹平县肘鼓子艺人高增寿（1886年生）、崔学文（1886年生）两人回忆，在他们学戏的时候，常听师傅讲，“约在一百多年前，有个唱东路肘鼓子的曹然生（艺名‘曹莱子’）。他是唱包头的（旦角），极为有名，后辈一直传颂”。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以唱小生著称、艺名叫“铁笛”的演员，因他的嗓子条件好，晚上没风时唱戏的声音能传出十里路远，人送外号“铁笛”。他勇于探索创新，如今五音戏中小生用的“立调”（即假嗓翻高的唱法）就是他创造的。邓洪山讲：“我从小跟父亲邓九星、母亲邓张氏学戏，父亲的老师是荀兴旺，荀的老师就是铁笛。”我们将曹然生—铁笛—荀兴旺—邓九星—邓洪山几辈艺人的相传时间计算起来可知，五音戏至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当时他们都已经成立了肘鼓子班社，在形成班社以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是由“秧歌腔”演变成肘鼓子的过程。据多方权威考证，五音戏是由秧歌腔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说，五音戏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

五音戏从起源演变至今，大体上经历了秧歌腔（姑娘腔）—肘鼓子（或“周姑子”）—五音戏这三个阶段。02历史渊源

秧歌腔和姑娘腔可以称作五音戏的源头，而从秧歌腔到肘鼓子，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多的是已从比较单一的歌舞表演形式转化为初具“唱、念、做、打”的戏曲表现形式。随着新的表演特征的发展，观众将肘鼓子戏改叫“五音戏”。1951年五音剧社更名为淄博市五音剧团，从此五音戏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并以崭新的面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2.1　秧歌腔和姑娘腔

之所以将秧歌腔和姑娘腔称作五音戏的源头，是因为“秧歌”这一艺术形式和“姑娘腔”这一流行曲调，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影响。这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关于秧歌腔的起源，清代翟灏在《通俗篇》中说道:“今有秧歌，本妇（给田间劳作的人送饭的妇女）所唱也。《武村旧事》元夕舞队之‘村田乐’即此。”这里指的是农民在田间地头所唱的一些劳动歌曲，包括山歌和田歌。当时北方称这些演唱形式为秧歌，而南方称之为花鼓。清代康熙年间的《百戏竹枝词·打花鼓》说：“打花鼓，凤阳妇人多工者，又名秧歌，盖农人赛会之戏。”周贻白也说：“按打花鼓的表演形式，基本和跳秧歌是一个路子，不过在北方叫秧歌，在南方则叫花鼓。因为两者都是来自农村社火中高跷或竹马之类。”所以，山东一带的肘鼓子前身或被称作“花鼓秧歌”。

关于姑娘腔的说法，明代万历年间抄本《钵中莲传奇》中，有山东姑娘腔的记载，此曲调曾被吸收进昆曲的《麒麟阁》和《虹霓关》等剧目中。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写道：“唱姑娘，齐剧也，亦姑娘腔。”周贻白也谈道：“今之柳琴戏，亦名肘鼓子，即为此一唱调之遗音。”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都同属于肘鼓子系列，它们的唱腔当然也是姑娘腔的遗音了。

从以上记载来看，打着花鼓唱姑娘腔，于明代时在山东境内就已盛行了。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就明确指出这是“齐剧也”。有些原始的痕迹至今还保留在五音戏的许多传统剧目当中，比如《大裁衣》中就这样唱道：

我就会打鼓，

你就会敲锣，

打起锣鼓唱秧歌，

秧歌唱来唱秧歌。

五音戏老艺人邓洪山、明鸿钧也都说过：“听老一辈子的艺人们说，五音戏是由秧歌腔发展起来的。”由此推断五音戏是由花鼓秧歌发展而来的，是有道理的。

既然五音戏是由花鼓秧歌发展而来，最初它是怎么形成一个地方戏曲剧种的呢？相传，古时候在章丘、历城一带，逢农闲、节庆之时，农民便自发地组织起来，用边歌边舞的秧歌形式，或庆贺丰收，或祝颂太平，自娱自乐。这期间便有许多文人加入进来，或为其填词，或为其编故事，大大地丰富了这些表演节目的内容。柴玲华演出的《拐磨子》剧照

据邓洪山、明鸿钧说，传统戏《拐磨子》《借髢髻》就是这样产生的。说是本县有个叫“车丹”的退隐老臣，常在门前大树下面乘凉、看书，他深受这些秧歌腔的触动，在大伙的央求之下，根据当地真实的故事，编写了《拐磨子》《借髢髻》两出戏。这也是五音戏代代相传的“祖宗戏”。《拐磨子》的唱腔，除去插入一支〔太平年〕的曲牌外，其余全是用一问一答的民歌“逗歌”形式贯穿全剧。《借髢髻》则是以半说半唱的大段数板来叙述剧情的。还有一些传统戏如《皮有子上吊》《下关东》等，基本上都是以锣鼓说唱的形式来表现的。从这些剧目上都能看出秧歌腔的痕迹。

说到编戏的隐退老臣，不禁让人想起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曲作家李开先。李开先是明代“嘉庆八才子”之一，官至太常寺少卿。他的家乡就是五音戏的发源地章丘县。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戏曲剧本，以他为首组成的“富文堂词会”，聚集了大批填词高手和艺术家，曾是山东省文化艺术的中心，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

他的许多作品都极具民间色彩，除《宝剑记》是选取官府的题材外，其他大多是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戏曲剧目。从剧本的名字上就能看出端倪，如《一笑散》《打哑禅》《园林午梦》《搅道场》《三枝花大闹土地堂》等。他因上书抨击朝政被罢官，回乡赋闲将近三十年，作为一个写戏高手，面对家乡盛行的“秧歌腔”，他能无动于衷吗？也许那个编写《拐磨子》的老臣就是李开先。当然这只是猜想，真实情况只有待后人去考证，假若真是他，那么五音戏的历史也将会大大向前推进了。2.2　肘鼓子或周姑子

从秧歌腔到肘鼓子，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多的是已从比较单一的歌舞表演形式转化为初具“唱、念、做、打”的戏曲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它已经具有了表现人物、叙述故事的功能，即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特质。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把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不再叫作“秧歌腔”，而根据它的一些新的表演特征，改称“肘鼓子”或“周姑子”了。

关于“肘鼓子”名称的由来，可见纪根垠《茂腔》一文。其中提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一种是它在演出时，演员肘悬小鼓，击奏为节，边唱边舞（表示扭动臀部和臂部的姿态），所以称它为“肘鼓子”。另一种是鲁南一带，过去流行一种敲击狗皮鼓，替村民开锁子念神歌、驱魔镇邪的迷信职业，经常按照编成的“轴子”（悬挂的连环画）照图唱曲。所敲的狗皮鼓上缀着铁环，唱时用手摇晃（当地土语称之为“肘”，即“扭”的意思），同时用竹签敲击，以成节奏，当地群众通称它为“肘鼓子”。这些表现形式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跳神》中，也有所描写，大意是：济南的风俗，闺中女子有病，请一个老巫婆来，打着铁环单面鼓，盘旋起舞，名曰“‘跳神’……这种表演形式，京城中尤为盛行”。

关于“周姑子”名称的由来,有这样的说法。很早以前，在章丘县境内，有座尼姑庵，庵内有个姓周的尼姑，她外出化缘时学会了不少秧歌腔，后来她根据自己青灯黄卷的寂寞生活，编创出《尼姑思凡》一剧，到处演唱。此事被庵主发现后，庵主便以触犯佛门清规为由将其逐出尼姑庵。从此她流落街头，四处乞讨。久而久之，人们便把她唱的秧歌腔，称为“周姑子”了。

早期五音戏与其他地方戏一样，都存在着一剧多名现象，如茂腔、柳腔又叫“本肘鼓”“茂肘鼓”“郑国戏”等。周贻白先生认为“周姑子”是“肘鼓子”的讹传，看来不无道理。

早期五音戏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所演出的都是小生、小旦、小丑即所谓“三小”戏，或者“二小”戏。剧情是比较简单的短小剧目，如《拐磨子》《借髢髻》《王小赶脚》《王二姐思夫》《双生赶船》《安安送米》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析其原因，它本来就是在花鼓秧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庄户民间艺术，它的服务对象就是农村的老百姓。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土地的大肆掠夺和兼并，再加上后来列强的入侵，农民的生活非常贫苦，许多人便使用唱肘鼓子戏这种手段来求食谋生。这时的肘鼓子戏以“一人要饭唱门子，三五人搭班唱地摊，一家人为伍村头场院盘凳子”的形式流传在广大农村乡间。据邓洪山讲，他小时候经常拿着手锣挨门挨户地去讨饭，腿上被狗咬的伤疤还清晰可见。他一家四口在章丘县绣惠街上“盘凳子”，一唱就是十几年。这也是五音戏在漫长的二百余年中没有得到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邓洪山与其女邓秀珠表演的《王小赶脚》剧照邓洪山与明鸿钧演出的《王二姐思夫》剧照

肘鼓子的相对快速发展时期，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章丘梆子（东路梆子）已走向衰落，人们便将目光转向了浅显易懂、风趣诙谐的肘鼓子戏。艺人们也在多年的艺术积累和表演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突破多年沉寂的局面，不再满足于“三小”和“盘凳子”，开始向相对较大的剧种学习，搬演较大型的剧目，甚至从书摊上买来小画书，自编自演起传奇故事。时间不长，肘鼓子戏便在剧目数量、艺术水准、演出范围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是剧目逐渐丰富起来，已不仅局限于以往表现夫妻生活、邻里关系的家长里短一类的剧目，为了适应观众的不同爱好和要求，开始向多种领域的题材拓展。如神话剧《天河配》《天台山》《宝莲灯》，历史故事剧《全忠孝》《国公图》《破洪州》，连台本戏《五女兴唐传》《白玉楼》《金镯玉环记》《金鞭记》等。

演出的阵容逐渐齐全，不再满足于一人唱门子、三五人唱地摊、一家人“盘凳子”的演出形式，开始出现七八个人、十几个人组班演出的活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型剧目需要齐全的行当，人手少了没法演；二是演出场地开始从乡村走向城市，场面大了，不能再因陋就简而影响演出声誉。

演出的水准得到提高。肘鼓子戏进城后，不再仅是作为一种讨饭乞食的手段，而是都在极力创造自己的名角，提高本剧种的知名度。民国初期，在济南知名度最高的肘鼓子戏演员是“跟柱子”李德兴，他虽长得又粗又黑，但是演起旦角戏来却是满堂彩。当地流传着“摸摸跟柱子的辫子，一辈子不想汉子”的说法。邓洪山经常向他求教、学习，1917年，他们二人在济南南岗子还同台演出“双包头戏”（即两个旦角配合演出）《王定保借当》《李香莲卖画》《灌药》等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为了提高戏班的演出水平，邓洪山又找到当时的著名小生明鸿钧，与其搭档演出，二人的合作一时誉满城乡。还有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名演员，也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组班演出，一时间，肘鼓子戏在城乡两地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这不仅提高了演出水平，也扩大了剧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演出范围扩大。昔日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小戏，这时已不满足于走街串巷的演出，开始走进大城市展现自身。邓洪山带领的这个戏班，除在章丘、周村、张店、博山一带活动外，还东到潍坊，南到临朐、沂源、徐州，西到济南、齐河，北到惠民、博兴等地演出。长年在济南府的肘鼓子戏班，有时多达四五个。他们经常演出的地方有“风顺茶园”“文举茶园”“民乐茶园”等。邓洪山的戏班在“风顺茶园”一驻就是二十余年。只因为他在当时的名气最大，山东督办张宗昌1925年为母祝寿时，特在珍珠泉搭台演戏，专门邀请了邓洪山与京剧名流余叔岩、梅兰芳同台演出。邓洪山饰演的《王小赶脚》中的二姑娘，深受梅兰芳的赞赏，二人亦从此结下友谊，经常交往。

1933年底至1934年春，邓洪山率班去北平演出，在城南游艺园长达半年多，归途中在天津作了短暂演出。在京期间，他与梅兰芳多次会面交谈，相互切磋技艺，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梅兰芳不仅赠其戏衣和宝剑，还赠送了100块银元。梅兰芳的好友、戏剧理论家齐如山还请邓洪俊（邓洪山的弟弟）为其绘制了八幅花脸脸谱，收藏起来。

京城唱响后，邓洪山和肘鼓子戏引起社会的关注。原齐鲁大学教授马彦祥为支持、帮扶这一地方小戏，主动介绍他们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于是，1935年10月，邓洪山带领着包括司鼓手冯兰亭、打锣手李云祥和他的两个侄子邓吉庆（艺名“小云童”）、邓吉祥（艺名“小樱桃”）的“五人班”（当时此班在济南已有三十多人），乘火车赶赴上海，灌制了《王小赶脚》《王二姐思夫》《安安送米》《松林会》《站花墙》《祝英台》《尼姑思凡》七个戏，计六张唱片。上海百代公司除付给他660块大洋作为报酬之外，还赠与一面书有“五音泰斗”四字的锦旗，以彰显他的艺术成就。回到济南之后，邓洪山将660块大洋的报酬，绝大部分用在了购买戏衣、头钗以及置办道具上，整个舞台演出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每次开戏之前，将这面书有“五音泰斗”的锦旗挂在剧场的一侧，以显示戏班所取得的荣耀。久而久之，观众们就将肘鼓子戏改叫“五音戏”。之后不久，随着唱片的全国发行，五音戏的名声也远播四海，邓洪山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山东境内大人小孩没有一个不知道“鲜樱桃”这个名字的，这对以后五音戏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5年，上海百代公司为邓洪山灌制首张唱片，唱片上文字为：五音花衫鲜樱桃《王小赶脚》

之后，各地纷纷组建起肘鼓子戏班社，济南比较有名气的班社就有“樱兰社”“樱发社”“邓明社”“五音剧社”等，济南、淄博、邹平一带的广大农村也纷纷组建了许多以演戏为主业的演出班社，如淄博的刘芳玉（“万盏灯”）、邓吉祥等人，组建起的班社规模都比较大。据山东省戏剧研究室的调查，仅邹平县内就有地佛村、城关、好生店村、鲍庄、崔家庄、周家庄、马家台等十余个村落组建长年活动的业余戏班，有的历史长达五十多年。

肘鼓子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期积淀，自身求新求变的结果；二是“肘鼓子”经常与东路梆子、莱芜梆子、河北梆子、坐唱扬琴（吕剧前身）等，组成三合班、六合班同台演出，相互学习，横向借鉴，交流提高技艺的同时丰富了演出剧目。如邓洪山曾跟随东路梆子名演员韩振铎（“咬断弦”）学戏半年多，不光学习了表演，还从该剧种移植了《双锁山》《合凤裙》《反徐州》《天仙配》等二十余出戏；三是东、西、北三路肘鼓子逐渐融合，不仅演员同台演出，各路的特长也被综合利用，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1960年，邓洪山（前排左二）与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前排左三）在一起

历来艺术的发展、繁荣都是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肘鼓子戏刚刚有所发展，却接连赶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国人民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肘鼓子戏因此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所有的班社均告解体。在济南解放的前夕，为避战乱，邓洪山也逃出济南，进入章丘南部的山区隐藏起来，肘鼓子戏班社也无影无踪。2.3　五音戏时期与邓洪山终生合作的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家明洪钧剧照

1949年初，邓洪山走出了深山，约集了三十余人。先在淄博周村成立了五音剧社，随后又与明鸿钧、刘芳玉两个戏班合并，三班合一，统称五音剧社。剧社人员已达到五十余名，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演出艺术团体，1950年在淄博博山向政府申请登记落户。各级政府尽力扶持，先是当地政府拨款500元，随后山东省文化局又拨款2000元，作为领军人物的邓洪山和明鸿钧也把个人多年积攒和购置的戏衣捐献给剧社。1951年五音剧社更名为淄博市五音剧团，由邓洪山任团长。从此五音戏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并以崭新的面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1952年，山东省召开第一届文代会，邓洪山应邀参加了会议，并被推荐为山东省政协委员。省戏剧研究室又派纪根垠、王其德等同志深入五音剧团，帮助挖掘整理五音戏传统剧目，整理出了至今仍盛演不衰的传统剧目《王小赶脚》《拐磨子》《王二姐思夫》、《彩楼记》《双生赶船》《亲家婆顶嘴》等十多出戏，这些都成为五音戏的经典保留剧目。

1953年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要求，剧团经过多次摸索和尝试，终于将弦乐伴奏加入五音戏，结束了五音戏二百多年无弦乐伴奏的历史。新文艺工作者牟仁钧为板式唱腔试加了一板的过门音乐，由二胡试奏，开创了五音戏文场伴奏的先河。在以后多年的伴奏实践中，张晓峰、丁慎德、孙能俨等人一面即兴伴奏，一面编写过门音乐，将文武场结合在一起为各类唱腔伴奏，并逐步将其规范完善，直至发展为今天五音戏音乐伴奏的形式。

1954年，五音戏带着《彩楼记》《王小赶脚》和现代戏《夏收之夜》，参加了山东省戏剧会演，邓洪山、明鸿钧等演员获奖。之后不久，邓洪山又带着《王小赶脚》《彩楼记》等传统剧目，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华东地区地方戏曲会演”，并在开幕式上代表与会演员作了讲话。在这次演出活动中，邓洪山作为演员获一等金质奖章，明鸿钧获二等奖章。这是五音戏继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后，再次登上上海的大舞台。20世纪50年代邓洪山率团在益都大众剧场演出时的海报

1956年，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淄博市五音剧社由自负盈亏的集体单位转制为国营单位。大会在益都剧场举行，剧社由此易名为国营淄博市五音剧团，邓洪山任第一任团长。剧团从烟台、青岛、潍坊等地招收了包括孙能俨、张兆兰、谭庆娟、梁义善、朱宝奎等一批新的学员，五音剧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六十多名演职人员的中型剧团。同年秋天，邓洪山受中央音乐学院之邀，赶赴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前址）授课近两个月。在音乐学院，他亲自向学员传授了《王小赶脚》《拐磨子》《安安送米》《王二姐思夫》《赶花船》等五个小戏，并作了精彩的示范演出，其精湛的表演和技艺多次受到当时学院院长吕骥的赞扬和肯定。五音戏《墙头记》剧照

1957年的秋天，由指导员闫喜凤倡导、孙能俨操琴，五音戏的主弦开始试用板胡伴奏，剧团主要在淄博和附近地市的乡村演出。在淄川乡村演出时，副团长赵云生偶然间在房东的家里发现了一本蒲松龄俚曲《墙头记》手抄本，感觉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好故事，便与邓洪山、张举珍共同将其改编成五音戏《二子争父》（赵云生执笔），将其搬上了舞台。这是五音戏第一次自编自演的由蒲松龄《聊斋志异》改编的剧目。接下来，在第二年的淄博市文艺会演中，受到空前的肯定和好评。1959年，该剧在泉城济南为山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演出和公演，引起了省、市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剧本遂由专家进行了修改，发表在当时的《群众艺术》上，作者为以邓洪山、张举珍、赵云生（执笔）组成的创作集体。后来，此剧由鲁剧研究室集体研究讨论、孙秋潮执笔，重新改编，恢复原著剧名《墙头记》，由山东梆子剧团演出并拍成电影。1958年，剧院前辈们肩挑16条扁担走遍了淄博及周边地区的山山水水，徒步实现送戏上山

1958年，五音剧团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送文艺下乡，为工农兵服务。以邓洪山为团长的五音剧团，带头向政府和文化局提出要求，带领部分演员深入淄博偏远山区，送戏上门，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剧团分成两个演出队，一个队继续在城市厂矿演出，另一个队由邓洪山带领，进入偏远山区为农民演出。由于路途艰难，为方便演出行动，他们尽量简化行李，并置备16条扁担，用扁担挑着行李和服装道具。剧团克服了当时交通落后的困难，足迹遍及深山老峪和偏远地带，历时四十多天，步行五百多里，途经七个乡十五个演出地点，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常常一天连演三场。1960年现代戏《姑嫂争先》剧照

这次演出活动受到了省、市领导的表扬。省报相继刊登了有关的消息，《戏剧报》也进行了转载报道，从而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文化部认为五音剧团不仅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其剧种本身也极富民间特色和地域特色，遂要求五音剧团1960年国庆前进京汇报演出，同时指示：“要有五音戏的传统剧目的同时，自创出一台新的剧目。”

1960年8月，五音剧团经过精心的加工排练，带着《王小赶脚》《王二姐思夫》《拐磨子》《亲家婆顶嘴》四个传统小戏和现代戏《姑嫂争先》，以及新创编的聊斋新戏《胭脂》，在济南向省里作了汇报演出，之后，于9月底抵达北京。

国庆节的当日，剧团人员高兴地观看了国庆游行庆祝活动，而邓洪山等人更是应邀登上观礼台。从9月28日进京到12月13日回到淄博，剧团先后在国务院西华门里小礼堂、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俱乐部、中央党校等地向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之后又在东市场、大栅栏、长安剧院等地进行了公演。观看演出的除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等，还有众多的文艺界著名人士，如梅兰芳、荀慧生、欧阳予倩、陶钝、马少波、赵寻、马彦祥、张君秋等。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五音剧团的部分青年演员，在国务院举办的晚会上，他聆听了邓洪山和女演员谭庆娟清唱的五音戏唱段，给予高度评价。

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看过五音戏之后高兴地说:“山东送来了一台子好戏，看了很受启发。”欧阳予倩说：“看出老艺人基本功好，青年有希望，山东剧种多，这一枝花是另有千秋的。”《胭脂》剧照

1961年初，按全国巡演规划，五音剧团借势南下，奔赴江苏、上海、浙江、舟山群岛、胶东半岛等地巡回演出，主要演出剧目有《胭脂》《王二姐思夫》《墙头记》等。演出地域范围之广，市外演出时间之长，在五音戏历史上是罕见的。剧团首站到达徐州，之后到达南京、镇江、常州、无锡等地，当时的票价是3角、5角、7角。也许是因为语言和剧种的障碍，剧场的上座率并不是很高，平均在七成左右。

江苏行之后，随即进入上海市大众剧场演出。在上海的十天内，上海文艺界联合会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越剧、沪剧名家以及赵朴初先生对五音剧团的演出作了高度的评价。剧团在杭州演出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观看了五音戏的演出之后，亲自登上舞台，向观众介绍邓洪山的表演特点和五音戏的艺术特色。在得到许多领导、专家的肯定后，全团上下更是信心十足。在上海演出之余，全团的演职员专门学习观看了越剧《红楼梦》，对越剧演员的表演以及灯光、服装、化妆等深感佩服和喜爱，决定移植该剧，以丰富五音戏的演出剧目，提高自身的演出水平。在巡演过程中，主创人员已将《红楼梦》的唱腔和音乐全部设计完成，演员一边演出一边排练。当剧团从上海辗转青岛、烟台、潍坊回到淄博时，一出完整的五音戏《红楼梦》已全部排练完成。剧团及时向全市人民汇报公演，受到领导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赏。这次南下演出，不仅跨地域进一步宣传了五音戏，也让所有的演职人员大开眼界，学习和掌握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使五音戏从表演到灯、服、道、效、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对五音戏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进京演出的成功，南下巡演的收获，极大地鼓舞了剧团所有演职人员的士气。在不间断演出的同时，剧团根据五音戏独有的地域特点，结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由赵云生执笔，邓洪山、张举珍参与改编，将同名小说《姊妹易嫁》改编成五音戏，并成功演出汇报。随后，在山东省文化厅举办的重点剧目训练班上，五音剧团的段成佑带着剧本，与参与修改《姊妹易嫁》的临沂地区戏曲研究室的王慎斋一起，重新改编了此剧。之后由五音剧团作了首演。上演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1965年，该戏被山东省吕剧团移植为吕剧，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并由香港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同名电影。吕剧著名演员林建华、钱玉玲在拜师会上，同拜邓洪山为师。1960年，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观看演出后上台与演员合影1960年，梅兰芳先生与演职员合影原五音剧团合影

这一时期，五音剧团先后排演了《琼花》《缫丝姑娘》《阮八姐》等现代剧目，并应邀到潍坊、青岛、烟台、石岛、荣成、威海、昌邑等地进行演出。“文化大革命”期间，五音戏突然停住了发展的脚步，剧团停止了所有演出活动，邓洪山也未能避免被批斗的厄运。1968年，他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判刑十年，逮捕入狱。他的后代也都被下放到农村和厂矿，为五音戏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五音戏世家随之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次年初，以“五音戏是靡靡之音，不能表现英雄人物”等为由，将五音剧团强制解散。剧团物资被分配给了京剧团、文工团，演职人员大部分被下放到工厂，极少数人转入文化单位工作。就这样，传承了二百多年，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五音戏销声匿迹了，仅有的一家五音戏专业团体，就此消亡了。《缫丝姑娘》剧照

经过各级领导的多方努力和酷爱五音戏群众的呼吁，1975年，五音剧团的建制得以恢复，剧团演职人员参加当年省里的文艺会演。时隔六年，原来剧团的人员已流散难聚，各方面人员一时难以召齐。当时临淄县（刚刚由昌潍地区划归淄博市管辖，现为淄博市临淄区）吕剧团已升格为淄博市吕剧团，于是，以淄博市吕剧团为基础，加上召回的一部分原五音剧团的演职员，共一百多人，组成新的剧团，并将其更名为淄博市五音剧团，主演五音戏，兼演吕剧，使得中断近十年的五音戏，重新走上了传承和发展之路。

1977年，服刑整整十年的邓洪山获释出狱，得以平反。举国上下迎来了文艺发展新的春天，这时的五音剧团也焕发出新的生机，陆续排演了五音戏《红霞万朵》和由肖鸣改编的《春申江上》，并恢复排演了《红楼梦》《姊妹易嫁》《墙头记》《胭脂》以及许多五音戏的传统经典剧目，还有《半把剪刀》等优秀移植剧目。观众见到久违的五音戏，更是喜爱有加。在济南的演出曾出现连演24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盛况。五音戏的元气逐步得以恢复。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淄博五音剧团又相继改编了聊斋新戏《侠女》（邱亦兵改编）《窦女》（陈倩、王敦正、安圣佑根据《聊斋志异·窦氏》改编）在省里和市里的会演中均得到很好的评价。1983年还被山东电视台拍摄成五音戏电视片。

1984年，由陈倩、王敦正、傅冠明、安圣佑创作的五音戏现代戏《豆花飘香》，参加了山东省第二届戏剧月会演，荣获了包括优秀剧目奖在内的七项八个奖。1985年1月1日，剧团带着该剧与《窦女》一起进京演出。邓洪山也随团前往，并以81岁的高龄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了《王小赶脚》一剧，受到在京专家们的高度赞赏。在座谈会上，著名戏剧家马少波当场挥毫，写下“窈窕少妇惹人怜，笑语声声扬玉鞭。谁信耄耋扮二姐，依稀五月樱桃鲜”的诗句。《红楼梦》剧照《姊妹易嫁》剧照1985年，耄耋之年的邓洪山表演《王二姐思夫》

这次进京期间，邓洪山和新凤霞两位艺术家相见恨晚。评剧艺术家新凤霞执意要磕头拜邓洪山为师，在大家的劝阻下，尽管身体不便，还是在轮椅上行了拜师礼。她说：“当年我在济南撂地摊时，你是大明星，我不敢高攀，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邓洪山与新凤霞、吴祖光夫妇愉快地交流技艺、合影留念。

为了表彰邓洪山在五音戏的继承和发展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淄博市政府于1985年7月7日，在淄博宾馆礼堂举行了“邓洪山先生舞台生涯75周年座谈会”，省、市领导、戏剧专家及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邓洪山彩扮表演了传统五音戏《王二姐思夫》，这是他舞台生涯的最后一场演出。同时，他喜收了包括霍俊萍、吕凤琴在内的十名关门弟子，并担任新成立的五音戏研究会的会长。研究会名誉会长为马少波、萧红。

五音戏研究会成立之后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挖掘、搜集、整理五音戏的传统剧目和音乐。在众人的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快就完成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东卷》五音戏部分的编纂工作。

同时，在传统剧目的挖掘改编方面，也有重大收获。张士信根据邓洪山的口述，将从未有人挖掘整理过的五音戏《双换魂》挖掘整理后，改编为《换魂记》（作者张士信、赵云生、刘承杰）。《换魂记》参加了在泰安举办的“山东省传统剧目推陈出新剧本研讨会”，得到了省艺术研究室和省文化厅艺术处的大力支持，作为山东省第三届戏剧月展演剧目连演数场，轰动泉城。这一剧目获得了剧本奖、导演奖、作曲奖、表演奖等五项十一个奖。

与此同时，剧团创编的五音戏现代戏《石臼泉》（作者王敦正、陈倩）作为正式参演剧目获得优秀剧本奖、优秀导演奖、优秀作曲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十一项十四个奖。《石臼泉》剧本发表在《戏剧丛刊》1986年第6期；《换魂记》剧本先后分别发表在《戏剧丛刊》《齐鲁剧作》《山东新时期十年优秀剧本选》，并获首届“泰山文艺奖”。

1987年12月3日，《换魂记》《石臼泉》被选送进京演出。历时15天，两剧分别在广和剧场、吉祥剧院公演后，《换魂记》又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和中央党校礼堂演出。

在京期间，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还在朝阳区政协接待室和邓洪山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交谈。赵寻看了五音戏《换魂记》后，当晚就写出《从〈换魂记〉看中国式的荒诞剧》一文，发表在《戏剧电影报》上。吴雪说：这是个很绝的戏，看起来比较简单，实际上有深刻的内涵，在戏剧史上有历史价值，有很高的文学性。《石臼泉》剧照《换魂记》剧照《豆花飘香》剧照

1988年4月1日，第五届《中国戏剧》（原《戏剧报》）梅花奖评比结果在京揭晓，包括十个剧种的13个省市的21名演员获此殊荣。淄博市五音剧团的霍俊萍榜上有名，她是我省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戏曲演员，也是继邓洪山之后五音戏的又一代表人物。

同年9月，因《换魂记》在京演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戏曲学会专门在淄博召开了“全国探索性剧目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专家张庚、赵寻、马少波、郭汉城、顾锡东、龚和德、薛若琳、苏国荣、徐棻、王文章、王蕴明、沈达人、纪根垠等四十余人，齐集淄博，对《换魂记》《屈原》《潘金莲》等十余个剧目进行了探讨。会议期间，观看了《换魂记》《知县推磨》等五音戏剧目。

在这前后的几年中，五音戏没有停止剧目创新的步伐，先后创排了现代戏《豆花飘香》《八哥戏柳》《春打六九头》等戏，对省市级的各类奖项均有斩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作为剧团领头人的霍俊萍，在抓聊斋戏的同时，也注重加强现代戏的创作。剧团在剧目创编和生产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由张彭、王其德改编的聊斋戏《续黄粱》，宋本善改编的聊斋戏《乔女》分别在山东省第四届和第六届戏剧艺术节的演出中获得多项大奖，并分别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和淄博市“精品工程”奖。

由王敦正、陈倩创作的现代戏《腊八姐》，从1995年参加山东省第五届艺术节会演获剧目一等奖之后，又接连不断获得各种奖项。1996年获得山东省“精品工程”奖，2000年获得“第八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第一名，2001年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获中国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而其主演霍俊萍也因该剧中一号人物腊八姐形象的成功塑造，在第十九届梅花奖的评选中，以第一名再度当选，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位“二度梅花奖”获得者。

1996年12月7日，五音戏创始人、享年94岁的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五音事业。邓洪山的去世对五音戏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1998年，淄博市五音剧团在体制、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改为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2002年，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在淄博举办“霍俊萍表演艺术研讨会”，对她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彰。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在坚持原有的开发“蒲文化”、出人出戏出效益宗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办院宗旨：“创作是立院之本、演出是生存之本、人才是强院之本。”在新一任院长的带领下，剧院在五音戏的剧目创作与人才发掘培养等方面下大力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2年7月举办了聊斋系列剧展演活动,演出的剧目是新编《墙头记》、新编《姊妹易嫁》及新编《翠霞》《乔女》《窦女》《续黄粱》六个剧目，演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加强与相关戏曲院团间的艺术交流与合作，扩大五音戏的知名度，2003年、2004年分别与上海越剧院和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缔结为“友好剧院”，院团之间在业务表演上相互帮助，在生产创作和演出交流中相互借鉴提高，使剧院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乔女》剧照《续黄粱》剧照《腊八姐》剧照

2004年9月，大型五音戏交响乐演唱会暨五音戏精选唱段专辑《五音神韵》首发式在淄博剧院成功举办，此举开创了山东省地方戏与交响乐相结合的先河。

2005年5月，剧院“申遗”筹备工作组成立。第二年，在淄博市五音戏剧院迎来建院50周年之际，五音戏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5年8月9日，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在淄博剧院录制了《王小赶脚》《拐磨子》《亲家婆顶嘴》三个小戏，并于2006年正式播出。2006年，五音戏《拐磨子》的精彩片段，首登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与此同时，剧院倾心打造的聊斋新剧目《云翠仙》于2006年11月受邀参加了“第八届上海艺术节”的演出，在天蟾舞台演出的过程中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在演出结束后，不顾年高体迈上台接见演员，她握着演员的手连声说：“太好了，应该常来上海演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何占豪看后激动地说：“五音戏了不起，宁可不看美国的音乐剧《猫》，也要看山东的五音戏《云翠仙》。”剧中的主演吕凤琴因此获得了白玉兰提名奖。2007年10月，该剧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07年，剧院获得文化部首设的“文化遗产日”奖。剧院于次年在首都剧场举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统戏曲专场”演出中也大获成功。霍俊萍与山东五音戏更是受到京城戏迷和文化部领导的高度赞扬。“京城百戏鸣，五音惊四座。”霍俊萍演的《王小赶脚》全长9分钟，这让京城戏迷觉得不过瘾，于是，文化部领导决定延长15分钟。《墙头记》剧照《翠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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