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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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试读：
一桐达李家
一桐达李家
寄籍津沽
李叔同在南方的杭州出家，但他的家族却繁衍生息在北方的天津。在19世纪的天津，桐达李家属于上流社会之列。
与中国很多更著名的古城相比较，天津的历史算不上悠久，努力一点，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然而，这座城市却在明清时期脱颖而出，从军事驻防要地逐渐成长为北方一处重要的行政和商业中心。
明朝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天津正式筑城设卫，即天津卫，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右卫。清朝顺治年间，三卫合并，并设行政、盐务、税收等机构，初步具备了行政功能。雍正年间天津州设立，不久由州升府，下辖六县一州（即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沧州），天津由此成为一个区域性的行政中心。不过，与一般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城市相比，天津还有其另一方面的特征，即商业性，它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
在近代交通兴起之前，一个地区的成长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水路交通便利，依托南北运河漕运和华北的内河水运路线，天津与江南各省以及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并通过与辽宁、福建、广东、江浙的海运路线，成为沟通华北与东北、华北与东南地区的货物集散地。作为漕运在北方最重要的节点，每年开河后，南方的粮米源源北上天津，转运北京，促进了天津商业的繁盛。同时，渤海湾一带属海积平原，滩涂平坦广阔，日照长，蒸发大，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海盐的出产地，一般被称为长芦盐区。1400多年以前，今天的沧州一带设有长芦县，明朝以后沧州取代长芦，但长芦盐区之名仍然得到延续。长芦盐在清代占有重要位置，一度占到全国产盐量的十分之一。漕运和盐业，造就了天津的商业贸易和城市的繁荣，这其中所蕴含的商业机会，即便是今天的商人，也不会等闲视之。尽管盐业自古以来就控制在政府的手中，但国家不可能直接去经营，对于商人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在漕运和盐业的发展中，外来移民充斥了这座滨海的城市。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外来人口始终是天津人口增长的主体。从源头上来说，天津的土著居民并不多，它事实上始终就是一座移民城市。
桐达李家的先祖就属于移民这个范畴。
关于李家的籍贯，一般的说法是浙江平湖，这主要出自李叔同本人。1896年，李叔同随早年书法老师唐静岩学习时，曾请唐遍书钟鼎篆隶各体范帖24帧，以《唐静岩司马真迹》为名刊印，李叔同的题签即自署“当湖李成蹊”。所谓当湖，就是浙江平湖的古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叔同以李广平为名，在杭州参加乡试，第三场准考证为四十二号，上面的身份是“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这是李家籍贯的一个直接证据。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时，履历表上也填写了浙江平湖。李叔同的友人弟子也都是这种说法，有的虽然不具体，比如柳亚子就说李家本来是“浙西巨族”，但都承认李家是浙江人，有关李叔同的各种传记资料也将此说视为定论。有人推论，李家来津可能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当时朝廷为了开发天津的盐业，开拓财源，鼓励投资盐业，从南方招商引资，李家很有可能是在这时北上定居。
这种说法符合历史的背景。有清一代，在天津经营盐业的外地商人，主要的来源地是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来自南方的移民有相当的规模，很多人在天津累世经商，安居于天津，并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李叔同的父亲、盐商李世珍的会试履历表称李家“世居天津县镇海门外河东三甲”，根据研究者的考察，最晚在李世珍的曾祖时，李家就已经入籍天津。李世珍在世的时候，在天津城北的宜兴埠和张兴庄一带，已经埋葬了李家前三代20余位先人。
不过，李氏后人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称李家的祖上可能是由山西迁来。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说，李家郭氏老姨太太对家里的晚辈讲过，说李家的祖上由山西迁来，靠串街卖布为生；还说李家的老祖坟在天津城北的张兴庄和宜兴埠之间，已经埋葬了几代人。家中的老保姆也说过，在李孟娟六七岁时，曾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但李叔同的兄长——当时李家的掌门人李文熙没有答应。据李孟娟的推测，林子青1944年所编《弘一大师年谱》之所以记载李家是浙江平湖人，很可能是因为1902年各省补行庚子（1900）、辛丑（1901）科乡试，其时李叔同在杭州为应急而填成浙江的籍贯，以便就近应试，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是允许的，称作“寄籍”“入籍”或“冒籍”。至于李叔同后来在杭州任教时，也把籍贯填为浙江平湖，可能与他准备久居浙江或南方有关，所以不足为据。多年研究弘一法师的林子青，曾经在1964年就此询问过李叔同的侄子李麟玉，亦称有此一说。
李叔同次子李端称，他从小就听老人说过，李家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随燕王扫北移民到天津来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流传广泛，但很多人把洪洞大槐树看作是自己的根祖之地，恐怕是为了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附会而成的说法。当然，明朝初年确实有过从山西向天津方向的移民，李家究竟是否属于这次移民，虽然难以断定，但从上述情形看，李家来自山西的可能性确实很高。
旧时代在外地经商的同省、同府县之人，多在寄寓之地建立会馆，以方便同乡联络聚会。天津曾有三处山西会馆，最早的一处就在粮店后街李家宅邸的北面，是山西烟业商人在乾隆26年（1761年）建立，另外一处在锅店街，规模更为宏大，可见山西商人在天津的影响力。曾经在李家做过账房先生的徐耀廷之孙徐广中说，他祖父知道李世珍为山西会馆的建立出过钱。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李家祖先从山西迁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当然，以时间来看，李世珍很可能为山西会馆的某次修缮提供了资助。
根据这些证据，陈星在《芳草碧连天──弘一大师传》一书中，开篇将李叔同的祖籍定为山西。陈星还指出，李叔同虚言家世和虚写地名的情况并不止一次。比如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你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候李叔同的双亲皆已辞世，他也早在18岁时和俞氏结婚。再比如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说：“所写笔名同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陈星推论，这种情况或许与李叔同的性格有关。
不过，较晚的研究发现，浙江平湖可能只是李叔同生母的籍贯所在。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深，母子二人长期相依为命，他从少年时代就自认为浙江平湖人，其源头或许即在于此。
关于李家的来源，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自己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时，校长是弘一法师的侄子李麟玉，知道“李氏本是河北望族，祖辈曾在清朝做过大官”。朱光潜的这种记载不知从何而来，且李家是河北人的说法也只有他这一个出处，并无其他的佐证，或者只是误记而已。
不管李家最初是从哪里迁来，天津才是李叔同家族赖以生存和发达的土地。桐达李家的牌子是在天津创出来，也是在天津消失的。这是一个以天津为背景的家族，它兴衰的历史与这座城市相连，这一点毫无疑义。对于李叔同也是一样，这座城市赋予了他和他的家族成员人生的方向。
进士出身的盐商
桐达李家是一个盐商的家庭，创建这个名号的是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
根据李叔同早年在天津考县学时的一份考卷，李叔同祖父名李锐，叔祖父李锟，李锐一门单传至李世珍。
李世珍字筱楼，一般称为李筱楼。以往的说法是，李世珍生于1813年，卒于1884年；但前些年发现的1865年李世珍会试朱卷，其履历表上则填写为“道光辛巳年六月初五日吉时生”，也就是生于1821年。尽管这份履历表是李世珍生平最可靠的资料，但1813年的说法应该也是有依据的。弘一大师1932年手书的《佛说阿弥陀经》是大师生平最重要的墨宝，总共分十六天写成，题记中即有“岁次壬申六月，先进士公百二十龄诞辰”的说法，与1813年之说是相吻合的。关于李世珍的其他资料，也都支持1813年之说。因此，李世珍履历表所填的1821年，或许另有缘由。
李家寄籍天津之后，祖上最早从事什么营生难以知晓，虽然有串街卖布的说法，但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到李世珍这一代，这个家族的命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关键的人物则是进士出身的盐商李世珍。
中国的商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划分中，商人居于最末。在法律和社会上，商人遭到明显的歧视，历代关于贬斥商人、抑制商贾的律令不绝于史，从日常起居规范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在原则上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就等于剥夺了商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权利──在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提供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的正当途径，解草衣而升卿相的机会只属于乱世中的草莽英豪。社会上对商人的评价也很低，逐什一之利通常是被人看不起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指此而言，在中国商人向来不曾有过好形象，无商不奸的说法正印证了普通百姓对于商业活动所保持的态度。清朝雍正皇帝的上谕说：
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商，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工商皆其末也。
但是，商人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财富与金钱。金钱的力量有时是大于一切的。虽然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却可以凭借金钱买官入仕，得以跻身缙绅之列。商人最大的资本是财富，财富能够换来的东西很多，从好名声到官衔顶戴，街头苟利之徒成为官场客，老百姓自然要另眼相看。这样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在经商致富的大家族里，家族后一代甚至后几代的成员摆脱了土中刨食的艰难，就有条件专心读书，走科举之途，最终博得功名，光宗耀祖，商人家庭也就因此攀附上了特权阶层。科举考试名义上是公平的，但要一个人长期潜心读书以博得功名，家族的经济基础实则是重要的条件，寒门弟子在科举之路上往往要艰难得多，成功的机会也要小得多。
无论李世珍的先人从事什么行当，显然还不足以为他提供一个显赫的身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科举之路必然成为李世珍的选择。在旧时代，对于平民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最便捷的道路就是跃过龙门。千百万读书人战战兢兢、寒窗苦读，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黄粱美梦成真，李世珍的目标当然也不例外。
天津是从军事驻防地开始起步的，一直到清朝初年，事实上还是缺乏书卷传统的地区。宋元以来，中国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江南士人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文化成就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与文风颇盛的江南相比，天津的功名数量在一段时间里十分有限。整个明代，天津只有10名进士。但到清朝乾隆时期，天津科举功名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乾隆一朝，天津有30人获得进士功名。此后在整个19世纪，天津获得进士、举人功名的数量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津邑城内外，诗书几于比户，号文薮，科第不绝”。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更是天津科举的鼎盛时期。“天津科第好文风，二百年来运大通”，有清一代，天津县进士共有123名，科举功名的繁盛不仅在直隶（今天的河北省）首屈一指，在整个北方也是独一无二。天津之所以成为晚近以来北方新兴的文教之区，有各种因素的作用，但与举业的发达也不无关系。
科举风气的兴起，带动了一批一批当地士子投身其中。然而，这条路又谈何容易。李世珍的科举之路几乎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据说李世珍早年教过家馆，也就是私塾，一般说来，到家塾私学当教师，是屡试不中的读书人最常见的出路。可以推测，李世珍很早就开始在科举路上艰难奋斗，而且一开始并没有太见成效，一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乡试，李世珍才得中举人——这一年，他已经是32岁的人了。
30多岁中举当然不罕见，难得的是李世珍竟有毅力又熬过了21年。同治四年（1865），文曲星高照，李世珍终于中了进士，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般而言，过去的士子从束发读书，到八股文章可以完篇，有资格走进考场，大约是十年时间，所谓十年寒窗是也。如果一切顺利，30余岁可以博得进士功名。不过，在科举时代，50多岁的年龄中进士也不鲜见，只是对于李世珍来说，功名来得已经太迟了。以这样的年龄在官场上与那些新晋少年拼杀，他已经不可能有优势。
即便李世珍老骥伏枥，但只要看一看自己高中进士的年代，也应该有所醒悟。就在不到一年前的1864年的7月，曾国藩手创的湘军刚刚攻下了南京，绵延十数年的战争结束了，清朝前所未有的一次危机被化解了，解除了心腹之患的王朝里，多了一批以军功获得地位的汉族官员和将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一批中兴名臣成为王朝新政治势力的代表，与这些人比起来，李世珍们的前途显然要暗淡多了。也仅仅是在五年以前，来自海上的两个强敌英国和法国从大沽一路打到了北京，锦绣堂皇的一座圆明园化为灰烬，飘扬在北京上空的各国国旗，使皇城的空气里掺杂进了外人陌生的气息，令人恍然之中总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在这次战争中，天津也一度被英法联军占领，成为当地社会一段难忘的记忆。在这种氛围中，李世珍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仕途会是什么样的终局。
清代进士分为三个等第，也就是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在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榜上，李世珍为三甲第79位，三甲之首则是后来誉满天下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据称，中进士后的李世珍被分派为知县，但靠捐纳的弥补，被任命为吏部文选司主事。
清代官分九品，每一品又分正、从两级。主事只是一个中级官员。一般而言，清朝的官员60岁就要退休，称为致仕。以李世珍中进士的年龄，他在官场上发展前途已经大受限制。很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考虑，李世珍放弃了升迁的幻想。事实上，李世珍在中进士后，一直是以“吏部主事”同时又是“在籍绅士”的身份活跃在天津。
弘一法师圆寂后，一些关于弘一法师事迹的叙述中，曾称李叔同之父李世珍与李鸿章为同年进士，这是一个明显的讹误。李鸿章虽然只比李世珍小10岁，但早在道光二十七年亦即1847年即高中进士，当时李鸿章只有24岁。如此的青年进士，实不多见，说明李鸿章科举之路一帆风顺。相比而言，李世珍读书入仕的过程，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李鸿章后来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长驻天津，与李世珍有不少交往，但二人的科举道路实则迥异。
晚年的李筱楼是信佛的，或许佛已经教会他看破官场“红尘”，但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这是否也是他投身商业的一个精神动因。他的功名来得晚了一些，丧失了在官场上搏杀的机会，但进士的身份毕竟不同寻常，不仅使他在家乡获得了为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也直接帮助了他的盐商生涯。
在这几年间，太平天国虽然已告失败，但清朝还没有底定太平之局，北方的捻军还十分活跃。同治七年（1868），捻军由河南入直隶（今河北），攻打到天津附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修造围墙城壕，发动天津士绅组织民勇守卫。据记载，这次守城的除了水会（旧式城市消防组织）铺勇万人外，绅士吴惠元、张秉钧、李士（世）珍等各带民勇数千，登城助守。“旗帜灯火，昼夜相望，声势浩大，贼知有备，不敢逼近”。在击退捻军的进攻后，崇厚奏保出力人员。这年八月初二日，清廷上谕中有曰：
主事李世珍等均著赏戴花翎，李世珍、宋文寿均赏加四品衔。
这是李世珍一生获得的最高荣誉。
关于李世珍这一时期在天津社会的角色，只有一些零星材料可资参考。在捻军攻占直隶各州县时，献县训导陈成烈女眷多口投河而死，祁州学正于壮图也有多名女眷投井，二人均系天津人氏，事后有几位天津士绅就此呈请崇厚予以建祠表彰，李世珍即列名其中。1874年天津道丁寿昌以丁忧归乡守制，也是李世珍带头呈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留丁寿昌。曾在天津防守捻军的淮军将领郭松林1880年去世后，次年李世珍等人以其保全天津有功，出面禀请李鸿章，要求将郭松林附祀于天津曾国藩专祠。1883年李世珍率天津举贡生监56人，联名禀请附祀已故天津知府马绳武于丁寿昌天津专祠，禀稿中列举的马绳武的治津功绩，包括捐廉修葺天津文庙贡院，创建书院和义塾等等，并称天津“近科人文蔚起，皆该故守培养而成”。此外，曾任天津道的刘秉琳、天津知县的王炳燮去世后，李世珍也出头联名呈请李鸿章，以二人“清正廉明”为词，要求将二人附祀于曾国藩专祠。
李世珍的这些活动，表明他与当时的天津官场人物，特别是李鸿章有着堪称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马绳武附祀之事，尤其可见一点端倪。马绳武为安徽人，曾官至直隶晋州知州。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原天津知府被免职，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奏请以马绳武署任。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在清政府已发布新任天津知府人选的情形下，经李鸿章奏请，这一职位最终由马绳武出任，成为一个特例，可见李鸿章对马绳武的器重。1883年马绳武丁忧期间在安徽去世后，李世珍等禀请列马绳武于祀典，很可能并非普通的迎合举动。事实上，马绳武入祀之事还在北京引起了一位名叫邓承修的御史专门上折反对。从此种情形看，李世珍生前与这位晚清当权人物很可能并非仅属泛泛之交。
这种人脉的建立，与李世珍的进士身份有直接关系。李世珍中进士的那一年，三甲之首是吴汝纶。吴汝纶生于1840年，中进士时年仅25岁。吴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吴汝纶入李鸿章幕，长期活动于天津，1880年左右，他还一度担任天津知府。吴汝纶后来出任过深州、冀州的知州，又弃官从教，长期主持保定莲池书院，虽然与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就人脉而言，仍为李鸿章一系的重要人物。吴氏曾称，他最欣赏的两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李鸿章。甲午战争失败后，时人多痛诋李鸿章无能误国，而吴氏则坚决为李鸿章辩护，甚至因此被人骂为李鸿章的“孝子慈孙”。在科举时代，同一年得中者彼此称为同年，这种关系在官场上往往有重要的作用。李世珍与吴汝纶的同年关系，在李世珍的发达过程中是否提供过帮助，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李世珍家运的鼎盛，应该离不开与官方的良好关系。
不过，桐达李家真正为人所知，除了李世珍的进士牌子外，更主要的是它的财富。
李家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盐商家庭？一种说法是，李世珍的父亲寄籍津沽后，就经营盐业与银钱业。这种说法虽然难以证实，但应该是有道理的。李家三代单传，如果只是串街卖布为生，李世珍未必有机会直到50多岁还能应试。李世珍能够多年读书应试，似乎说明这一时期李家的境况已相当不错。当然，即便李家的命运很早就与盐相关，但李家真正著名起来，也是到他这个时代才实现的。
李世珍在世时，设在粮店后街宅院里的桐达钱庄，常常会有镖行护送着李家干盐务的收入，从河南引地源源而来。这种场面叫作来“镖”。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面的柜房里，人进人出，热闹极了。这种情景给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向李世珍的孙辈讲述过当年的情景。
李世珍为家族积累了多少财富，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天津盐商的富有是闻名的，民间有“天津八大家”的说法，八大家究竟是哪些家族并不固定，实际上是泛指天津城里的富户豪门，盐商在八大家中要占到一半。盐是生活的必需品，在中国，盐业的经营很早以前就垄断在国家手中。对政府而言，参与盐的经营显然有与商人争利的嫌疑，这不符合儒家正统文化精神；但盐业的巨额利润能够向政府提供可靠而稳定的财政来源，这对于任何一个王朝都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事实上，从西汉开始，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离开盐业收入的支持。有的时候是由政府出面进行垄断性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有的时候则是由民间生产，从事食盐生产的人被编进一种专门的户籍──灶户。而销售则由专商负责，这些人就是盐商。
天津的长芦盐商，是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与其他商人相比，盐商由政府甄选，由所谓身家清白的殷实富商充任，政府要考虑申请者的出身成分，官职大小，家资薄厚等。一般来说，能够成为盐商，多少都要有点官场背景。由于这些因素，盐商实际上也就有了半官商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盐商与一般商人有所不同，一般的商和贾──行商和坐商所要操心的是何种商品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要预测市场，核算成本，要掂量手里的流通资金，承担破产的风险。这些问题对盐商而言，有的也是需要煞费苦心的，但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并不是在这些问题上动脑筋，而是与政府打交道。相对而言，盐商经营活动的商业性质有限，从政府手里得到专营权，购买他们的商品──盐，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然后获利。不同的产盐地有不同的销售区域，这是由政府来掌握的，无须盐商操心。盐的价格也由政府规定，盐商只要执行即可，甚至每一州县盐的年度销售额也是由政府估算确定，以“引”来计算。盐商更像是为政府谋利的角色。中央财政机构──户部负责盐政，审核各盐区每年的盐税征收。户部每年印制引票，签发给各地的盐政官员，再由盐商向当地官员申报当年要承销的数额，办理一系列的手续，交上相关的费用，然后将盐运到指定的引地销售。
与一般商人相比较，盐商也承担市场和天灾之类的风险，但这类风险显然要小得多。只要能够与官场保持好关系，包括产盐地的盐政官员和引地──销售地的地方官员，盐就能为他们带来滚滚财源。尽管他们的利润要受到政府盐业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盐商们离不开政府，而政府要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又不承担任何风险，同样也离不开盐商，这使得盐商们尽管时不时会受到政府方面增加盐税的盘剥，但总能找到机会挽回自己的损失。盐商不仅是为人向往的一种职业，而且近似官商的身份也确实为他们在社会上找足了面子。蒲松龄的《儒林外史》中写道：“盐商宝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
恐怕这也是李叔同之父李世珍投身盐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清一代，天津是长芦盐的中心集散地。朝廷所设的长芦运司是专门负责天津盐务的机构，原来驻于沧州，康熙年间改驻天津。长芦盐主要行销河南、河北两省，其中销河北的称为直岸，河南称为豫岸，北京一带称京岸。长芦盐的鼎盛期是清朝最后几十年间，也就是李世珍的时代。每到产盐季节，大批芦盐从盐场运到天津海河东岸，盐包堆积成巨大的盐山，称为盐坨，形成绵延数里的壮观景象。1858年，一位外国人在抵达天津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
清晨，我们已到了天津近郊，由于我们是从东边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景象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大约两三百座巨大的盐坨在城的下游大约几百码长的河岸上排列着；这些盐坨长度不一，从二百英尺到六百英尺不等，宽度平均大约一百英尺；这些盐坨有二三十英尺高，形状像火车隆起的圆顶，上面盖着席子或者铺上秫秸，盐则装在袋子里。
盐为天津这座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而盐商则实际掌管着这些财富。长芦盐的销售数量，在清代定为60多万引，每引600斤。在河南的引地包括开封、陈州、怀庆、彰德、卫辉、南阳六府的绝大部分地区，凡53县，每县皆有一商专卖，县称专岸，商称专商。行盐以县境为界，此县之民不得购食彼县之盐，出界即为私盐，商人可雇募巡丁，分段堵截。岸销定额依丁口多寡，以每人日食盐3钱计，以运路远近确定售价。盐商认岸行盐，引岸可以子孙继承，而成恒产。
据称，李家的引岸也就是专销地在河南内黄县，这是李家经营多年的引地，也是为李世珍带来财富和荣耀的基地。李世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清末五十年，正是长芦盐的鼎盛期，巨额的金钱在盐商手中出出进进，盐商的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广，李家自然也不例外。盐商的经营属于大进大出型，往往需要大量资金的周转，天津的银钱业因此而发达。李家除了做盐商之外，还经营银钱业。以“桐达”为字号的钱铺很有一些名气，这从李家被称为“桐达李家”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钱铺平常经营银钱兑换，在盐商遇到周转困难时则提供资金。同样为盐商、后来又与李家结为姻亲的天津鼓楼东姚家的后人在回忆中提到，姚家在周转不灵时，桐达钱铺是经常提供资金的支持者之一。
零星的资料表明，在19世纪80、90年代，桐达号在天津的经营颇为成功。1886年1月，上海《申报》曾报道过一则桐达钱铺镖车被盗匪抢劫的消息，文中称：“桐达钱铺，开在河东，丰芦台有分号数处。东人李姓固多财善贾者。七月杪雇镖车五辆，装银二万两，由丰芦台运津，以道路多梗，请某局保镖派有镖丁两人，擎插枪旗，沿途护送。行至东堤头相近，突有盗匪数十人，手持枪械，打着胡哨而来，将车围住。车夫蝟缩，不敢声张，镖丁两人舍命争持，死于枪下，其银遂被盗匪分驮而去。现由该铺报县请缉”。不过，这则新闻似乎并不可靠，是该报在天津的“访事人”误报消息。次日《申报》更正云：
昨报津郡琐闻内，有桐达钱铺于上月杪雇镖车装银，在东堤头相近处遇盗，并毙镖丁两名等语。即据上海桐达分号友见报，传电至津号详询颠末，乃回电称实无其事。大都本馆在津访事人误听传言，合即更正。
虽然消息并不准确，但从这则报道中，可确切了解当时的桐达钱铺在上海也设有分号，可见其规模已相当可观。李叔同后来奉母南下上海，很可能就依托桐达的上海分号而生活。1901年在上海仁济善堂一份受捐清单中，列有“津帮桐达号洋三十元”，即应是桐达上海分号的捐款。1894年上海《申报》一则报道称，当年春，天津市场上钱价骤昂，桐达号从上海运钱到津缓解钱荒，消息传出，市场钱价即见走低：“个中人谓，桐达于贸易一道，素称老练，操奇计赢，每无遗策，彼即运钱而来，此中必有利益可图”，可见桐达号在天津市场上的影响力。
像几乎所有的传统家族一样，进士出身的盐商也组织了一个妻妾成群的旧家庭。李世珍有妻妾四人，原配姜氏，三位侧室郭氏、张氏、王氏。
在李筱楼的四位妻妾中，姜氏育有一子，为李叔同长兄。根据李家后人的说法，该子名为李文锦，早年去世。其本人育有一子，但该子也是婚后早亡。天津当地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指出，李世珍长子名为李文葆，确系早年去世，并留有子嗣。其子名为李绳武，婚后早亡，夫人王氏因悲伤誓以身殉，筱楼则诫曰：汝婆母尚在，宜承侍养之。王氏遂暂泯死念，事婆颇谨。另外，在李世珍的会试履历表上，该子之名也写作“文葆”。不过，虽然李文葆之名确有所据，但李家后人都称李世珍长子系李文锦，恐怕也不能说全然无据，故尚需存疑。这一支因为后代没有男性传下来，外人知之甚少。至于姜氏本人，则是活了84岁才去世。
李筱楼的第一侧室是郭氏或张氏（李端回忆说张氏是第一侧室，而李孟娟则以为郭氏为第一如夫人）。1865年李世珍参加会试时填写的家庭成员有“妻姜氏，妾张氏、郭氏”。从中可见，张氏应为李世珍第一侧室，郭氏则为第二侧室——其时李叔同生母王氏尚未进入李家。郭氏一生没有生育，常年靠诵经念佛打发岁月。满头白发的郭氏住在院中两明一暗三间房里，外间屋就是佛堂，每天晨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念佛。
张氏生养了李叔同的仲兄李文熙，文熙字桐冈，比李叔同年长12岁。
李世珍的第三侧室为王氏，也就是李叔同的生母。据李家后人透露，王氏名凤玲，原为李家使女。但根据平湖方面的说法，王氏原为平湖某儒商之女，1861年生于平湖乍浦，因为家道中落，适逢李世珍到乍浦，即被纳为侧室。李世珍纳王氏为妾时是不是在乍浦当地，并不能确证，但有关王氏出身的说法看起来还是有根据的。李家在上海有生意，纳王氏为侧室很可能是在上海，时间大约是1878年。从各种情形看，李世珍是因为李文熙身体单薄，“恐其不寿”，才把王氏纳为侧室，要为李家留下一炷香火。
根据李世珍会试时的资料，当时李世珍有六个女儿。长女婚前去世，二、三、四女分别适配他人，五女也确定了婚姻，六女则尚在幼年。但这些女儿后来的情形不得知悉。
在李世珍的四位妻妾中，姜氏和郭氏分别活了84岁和86岁，张氏和李叔同的生母则谢世较早，李叔同的母亲终年只有45岁。
生活在李家大宅的，除了李世珍和他的家人外，还有多名男女佣人。女佣们照料伺候妻妾的起居，都是带姓称呼为“某妈妈”，男佣则有看门房的、挑水的、拉车的、买东西的、做饭的等等。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又号漱筒。
粮店后街李善人
在近代天津的绅商中，李世珍虽然属于显赫一时的人物，但只是众多富有盐商中的一个。长芦盐商组织有芦纲公所，其中主事者称为“纲总”，由实力雄厚的盐商充当，负责处理盐商的公共事务。由于盐商在天津的经济地位，纲总是当地社会重要的头面人物。天津最著名的盐商几乎都有过担任纲总的资历，但李世珍并不在其中。李家过早的衰落，也使李世珍成为很快被遗忘的角色。如果不是因为李叔同，今天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他和他的家族的故事了。尽管没有多少资料可以帮助人们来了解这个盐商的喜怒哀乐，后人们一鳞半爪的印象和口传，也无助于我们描画关于这个盐商生活的全貌，但哪怕是片段的记忆，也聊胜于一片空白。社会的历史也好，个人的历史也好，其实总是由这些片段的记忆构筑起来的。
如果我们推测不错的话，李世珍应该是一个端谨克己、明练世故的人。他遵守儒家的教条，也很懂得世风的趋向，但轻易不会亦步亦趋。他明白在坚持立身原则和随俗浮游之间有一个可以左右逢源的所在，并巧妙地掌握了这种处世的技巧。他能够处理上至官场、下到仆人的种种关系，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关系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但他却能够在不动声色中游刃有余地化解各种危机和矛盾。他能够与李鸿章这样常驻天津的官员建立紧密的关系，也能让帮手和仆人一心一意效劳而不生怨言，绝不是小恩小惠就能做到。有的时候，他在家庭中是极其威严的，但又会不时流露出家长的慈爱，这使得人们既对他怀有敬畏之心，又觉得他亲切而富有人情味。李家本非天津土生土长，前人也未见留下什么资本，在李世珍手中能够一跃成为天津富商，没有一点过人之处显然是做不到的。他所接受的教育、所从事的事业和所处的时代，都决定了他是这样一个处处受人尊敬和佩服的角色。
天津盐商的财富，足以使一般人侧目。社会对盐商的评判，从下面这首歌谣里也可略见一斑：
津门之地本斥卤，第一生涯惟鹾贾。
盐坨堆积崇如山，遂使后人不知艰。
只道盐坨终可恃，双瞳何必识丁字。
学人衣食竞豪华，精英弃掷等泥沙。
一朝化去成乌有，公私交迫真债薮。
夙不忧人人孰忧，亲朋避之胥吏守。
吁嗟呼！自古有余则为患，安用盐坨堆如山？
君不见东家散财济贫穷，至今人称李善人。
又不见西家居奇矜独智，子孙曾无立锥地。
吁嗟呼！堆盐坨，堆几多！终不可恃乃若何？
盐商的财富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天津历来不乏兴也迅速、败也急促的盐商。有钱的时候，他们骄奢淫逸，门面阔气，出手不凡，但曾几何时，一切就成了过眼烟云。这里的原因，一方面是盐商与政治靠得太近，他们的经济地位是脆弱的，官场上稍有风吹草动，对盐商而言就是轩然大波。另一方面，在富贵奢华面前，盐商忘乎所以的也不在少数，败家破产也就是常见的了。
盐商的这种生活方式，也给天津社会风气带来了影响。坐拥巨资的盐商，“居则连甲第，出则联车骑，列鼎选妓，相竞为豪”，当地的士子往往投靠盐商，希望从中分得一点利益，“故读书者日衰”。清代中期曾经在天津任职的官员，不少人都抱怨过天津社会的这种奢靡之风，所谓“津俗华缛有余，诚笃不足”。在他们看来，天津的人心风俗趋于功利，就是因为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影响。读书人出身的李世珍可能已经意识到，财富未必足恃，如果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家族的命运可能就会在一夜间改变。李世珍选择举办慈善事业来赢得名望与地位，一度因此而成为天津著名的“善人”。说他热心公益也好，看淡钱财也好，沽名钓誉也好，无论如何，举办慈善活动事实上有助于家族扎根于社会，以尽可能地延续它的命运。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国家政权与小农社会是对立的两极。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机构对社会实行高度的集权控制，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将所有的社会事务一揽无余。在政府与无数的小农家庭之间，有一些地带是属于绅士阶层的，慈善活动就是一例。地方上的公共事务，诸如修桥铺路，兴办学塾，防火防盗，赈济抚恤，养老育孤等等，都是政府不能一一处理，而私人往往无力完成的麻烦事。惯常的做法就是，政府对这一类的慈善活动进行倡导、鼓励、支持，具体承办的则是地方绅士。绅士靠举办慈善活动，既可以在民间社会赢得美名，又可以借其在地方上的影响，与官方讨价还价，提高自己的地位。
商人本来就不为人所重，如何来赢得社会的信任就更显重要了。慈善事业为他们提供了提高社会声望的途径，有见识的盐商自然乐意从事。金钱买不到尊严，善举却能改善自己的形象。有清一代，天津盐商从来都是地方慈善活动中最积极的力量。李世珍明白这一点。他最大的善举，就是领头开办了备济社。
备济社成立于光绪二年（1876），是晚清天津最有影响的慈善机构之一。负责备济社事务的，除了李世珍，还有严克宽。严克宽即严修之父，为天津大盐商，曾担任过芦商纲总，也是著名的社会公益人士。备济社的资金由船捐、绅捐两部分组成，凡是天津、宁河、山东、奉天、江浙一带来天津贸易的海船，不论装的是什么货色，一律按该船装运粮食合计，每石捐银5厘，交给备济社绅董司事，是为船捐；所谓的绅捐，主要是盐商的捐款。两部分合起来是备济社的本金，本金发商生息，以利息银济贫备荒。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李世珍率先为该社捐银5千两，“尤属乐善不倦”。此外，严克宽和杨俊元、黄世熙、杨云章、李士铭及无名氏各捐银1千两，这些人都属于当地社会的头面人物。根据李鸿章的说法，1879年该社共收船捐银6100余两，除了用于当年水灾救济外，尚存2千余两，连同各人捐银共计1万4千两，垫足1万6千两发商生息，月息8厘。每年冬令将息款十分之三救济，其余十分之七，用于荒年助赈。
不难看出，李世珍创办的备济社实际上是官商合作的结果，否则不可能抽取船捐。包括李世珍在内的商人们当然要拿出一些钱，不过他们从中可以得到使用本金的明显好处。这处意在“久远”的慈善机构不仅在官方立案，而且得到保证，地方即使有紧要公事，也不能动用社中银两，这使它能够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1895年天津报纸有消息称：“本埠备济、济生两社，善举颇多，向有恤嫠各会以保名节。每年冬令除月钱外，每月加给或大米小米一斗，如遇有极贫者，加给棉衣等件。历年以来，已成旧例。昨闻该两社已照章接办孀妇等，有口皆碑矣。”民国二十年（1931）《天津志略》中记载说，备济社设于粮店后街孙家胡同，主办恤嫠、冬赈、种痘，并附设有一个诊疗所，主管人是天津名流、也是李叔同少年时代的老师赵元礼，此外另有董事五人，职员二人，种痘技师二人。赈米粮衣服，月施嫠妇，春秋二季种痘，等等。不过，此时桐达李家已经衰落，与备济社是否还有直接的关系，目前还难以确知。
除了备济社外，李世珍还设立存育社，这是一个专门在冬、春季节收留贫民的慈善机构。据当时的报道，存育社在1879年收养了300人。到1894年，存育社收留了4500名无家可归者。另外李世珍可能还兴办过义学一类的慈善教育机构。1895年冬天，天津当地的报纸说，存育社由李家独立举办，已有十多年，历年收养贫民五六百人，放小米粥每口两餐。
天津的盐商中曾经有过好几位“李善人”，嘉庆年间有一位李嘉善（静园）花了1万两银子救济过遭受水灾的四乡灾民，平时也喜好施放一点财米，被人称为李善人。因为经商累亏，后人挥霍无度，很快就为人遗忘了。另一位李善人则是与李世珍同时代的李春城家族，因为住在城内冰窖胡同，被称为“冰窖胡同李善人”，这家李善人贯穿祖孙三代，不只为天津人所熟知，就连外县、外省也很有名，是天津八大家之一。为了将两家区别开来，李世珍被称作“粮店后街李善人”。当然，与财更大、气更粗的李春城家族比较起来，他的名气尚有不及，后世人留意较少。
盐商的财富未必能为李世珍买来荣耀，但倡办备济社的善举却足以为乡人所称颂，也使他得以名垂于天津地方的历史记忆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天津府志》载：
李世珍，字筱楼，道光甲辰举人，同治乙丑进士，吏部文选司主事，七年以团防功得四品衔花翎。光绪五年纠同心建备济社，捐集巨资备荒年赈济之用，凡每岁施放钱、米、衣、药、棺木，及牛痘局、恤嫠会、义塾诸善举，皆取办焉。旧有寄生所，仿其规制，出资立有存育所，俱收养贫民。
慈善活动使李世珍得到李善人的名号，在另一方面，善人的名称也与李世珍亲佛好放生的习性有关。关于这一点，胡宅梵的《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文，留下了一鳞半爪的记载。文中写道：
筱楼公精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工夫。饮食起居，悉以《论语·乡党》篇为则，不稍违。晚年乐善好施，设义塾，创备济社，范围甚广，用人极多，专事抚恤贫寒孤妇，施舍衣食棺木。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并计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给票据，至岁暮，凭票支付。又设存育所，每届冬季，收养乞丐，不使冻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年斥资千万计，而不少吝惜，津人咸颂之曰“李善人”。性喜放生，所放鱼鸟不知凡几。公自长子死后，仅存庶生次子，又多病，恐复夭亡，乃娶师之生母。当师诞生日，捕者以鱼虾踵门求买放生，聚绕若会，状极拥挤，鱼盆之水，溢于外者，几汇流成渠矣，公则尽数买而放之。又放鸟亦甚多。自后每逢师生辰，必大举放生如故。
胡自述这篇文章是民国十九年（1930）弘一法师莅慈溪金仙寺，根据法师讲述而成，又经过弘一法师的亲笔改正，可作为“真实史”。不过，讲述这段历史的弘一法师既然是佛门中人，就不能排除他在叙述时的倾向性，但总体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李叔同当然不可能看到自己诞生当日父亲大买鱼虾放生的情景，但那个场景一定给李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述给了年长后的李叔同。
世间之事，总是难全。李世珍以理学和禅悦修身养性，晚年又亲佛法，乐放生，好施舍，以善人的形象示人，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对自己家族所得到的已经很满足了，不过也不排除他在这种自得中会感到有些消沉。对于苦挨到50多岁才中进士的李世珍来说，本来的愿望恐怕不是做一个盐商。虽说是商人的念头也许会在他的心头不时掠过，人之将老使他有了一生无所作为的感觉，家族的事业聊可自慰，但没有走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仕途，可能会让他产生些许懊丧。
李世珍另外一个遗憾是，虽然贵为进士，富为盐商，但却门丁不旺。长子、长孙的早逝，使他一直到西归之时，也没有过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日子。1880年李叔同出生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尽管多一个儿子会让他略感欣慰，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岁月已经有限，文熙多病，文涛年幼，他已经来不及看到桐达李家的未来了，这大概也是他晚年不无伤感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作为儒生还是商人，李世珍的人生都堪称成功。他亲手打造了桐达李家的鼎盛，也永久地留在了地方历史记忆之中。不过，人生总有谢幕的时刻。李世珍营造了一个显赫的时代，但他已经没有时间目睹这个大家庭此后的命运了。光绪十年（1884）九月，李世珍因痢疾病故，从此，这个家族便失去了强有力的大家长。
二裂变年代
二裂变年代
父业的继承人
李世珍的病故，对这个正在蒸蒸日上的家族来说不是时候，他身后留下了姜氏、郭氏、王氏三位妻妾（张氏先前已去世），此时长子李文葆已夭亡，而同为庶出的李文熙和李叔同分别是16岁和4岁，没有谁能负起照看这个家族的责任。
不过，凭着李世珍打下的根基，李家在天津的声望还在惯性地延续，一时间倒也没有露出衰相。李世珍生前显然意识到自己家族的问题所在，为儿孙的命运有过深思熟虑，做过一番仔细安排。由他疏通理顺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保证了李家一个时期的继续繁荣。
李世珍为他的家族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他的丧事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有钱的盐商讲究出大殡，家势如日中天的桐达李家也不例外。李世珍的葬礼隆重而气派，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点主”（旧时为死者书写“×××之神主”的灵牌时，在“主”字上预先少写上面的一点，出殡时请获得功名的人添上，称为“点主”），清军将领马三元（即马玉崑，时随李鸿章在直隶办理营务）“报门”（出殡前由全副戎装的武官首先祭奠，称为“报门”），可见李家与官场不凡的关系。
李世珍去世十二年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李叔同在写给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的信中还有语及李鸿章之处：“李鸿章兄至九月初间，可以来津。王文韶兄降三级留用。”王文韶调任同一职位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事，此时李世珍已过世多年，但李家显然仍保持了与官场人物的来往。李叔同早年曾为李鸿章刻过两方名章“鸿章私印”、“少荃”，也可说明这一点。
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官方保持紧密的关系是盐商的日常必修课。每年每月每个节庆，盐商都要对大大小小的官员上下打点。有的是惯常的规费，有的则以节礼、寿礼、太太礼等各种各样的名目送出去。除了直接负责盐政的官员外，地方官员从天津知县、知府，一直到直隶总督乃至京城翰林院、都察院官员，都是他们照拂的对象。在粮店后街的那座大宅院里，李世珍恐怕有过无数次迎来送往。
这种关系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赤裸裸的金钱往来，加上亲朋故旧、门生世交、儿女姻亲等等，各种名目编织在一起，形成的是一个繁复的社会关系网络。盐商的富贵荣华也是靠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支持和延续。
桐达李家的继承人李文熙的婚姻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李文熙生于同治七年（1868），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李文熙原配卢氏，卢氏故去后，继配鼓楼东姚氏。姚氏娘家也是著名的盐商，李文熙的岳父姚学源曾经担任长芦纲总，与清末大臣李鸿藻是表兄弟（李鸿藻的生母、嗣母都是姚学源的亲姑姑），由李鸿章做媒，李鸿藻之子李煜瀛（石曾）又娶姚学源三女姚彤宣为妻，可谓亲上加亲。李文熙续娶的则是姚学源长女，如此一来，桐达李家通过鼓楼东姚家就建立了一条与官府沟通的渠道。这条渠道是否发生过作用不得而知，但这一背景是他人所不能忽视的。当然，作为礼尚往来的回报，姚家的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桐达钱铺是背后的支撑者之一。
在李世珍身后，正是靠这些关系，李氏家族声势能够一如从前。
李世珍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为李家留下了几位忠心耿耿的“臣子”。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账房先生徐耀廷。徐为李家效劳了大半生，李筱楼是他的老东家，李文熙、李叔同是他的少东家，祖一辈父一辈交情颇深。李叔同被徐家的孙辈称为“老李三爷”，可见彼此的信任非同一般。徐耀廷比李叔同年长23岁，徐的哥哥为天津名画家，徐本人曾在各盐商家设馆教书多年，幼承家学，也能书画篆刻，是李叔同早年学习书画的一位启蒙老师，两人为忘年交，关系颇密。直到20世纪80年代，徐家孙辈手中还保留了李叔同4岁时的照片和一些墨迹文物。
另外两位在李叔同次子李端的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就是桐达钱铺的刘大爷和郑三爷。从现在的资料看，这两人一名刘锡保（辅清），一名郑金鼎（彤勋）。郑彤勋的名字在1896年李叔同给徐耀廷的信中出现过，应该是李家多年的老臣。李世珍去世多年后，两人还代李家打理钱铺生意。庚子事变后，天津商会设立，从现有资料看，刘锡保从一开始就担任商会会董。1905~1906年全津各行业加入商会清单上，钱商业的第一位就是桐达号，铺掌姓名为郑彤勋。1908年的一份天津商会会董行董经营事业简明表中，列有刘锡保之名：“同知县刘锡宝，天津县人，系桐达银号执事，贸易多年，由行董公举为会董”。另外，在1905、1906年天津商务总会会董名单中，也列有桐达银号执事刘锡保的名字。1907、1909年刘锡保和郑金鼎也都在会董名单上。这一方面说明二人是业内很有影响的人士，另一方面也说明李家桐达号钱铺的影响力。除了钱铺之外，两人还照料着李家的日常事务。李叔同次子李端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他记事起，这个大家庭一直由二伯父李文熙当家主事，里里外外，则是由桐达钱铺的刘大爷和郑三爷两位老人代为照料。
李文熙考取过秀才，也参加过乡试，这应该是李世珍身后的事情了。在19世纪80、90年代，秀才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对于李文熙来说，博得这样一个功名，只不过是证明这个盐商世家仍然有自己的书卷传统。尽管这是李世珍立足于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资本，但对于他的后代而言，情形已经不同。
从八国联军侵华之役、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到1911年清朝灭亡，天津在动荡的时代经历了一个重建的过程。在追随袁世凯的北洋新权贵在这个城市兴起的同时，桐达李家则趋于衰落。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家在天津仍然属于富绅之列。义和团运动后，天津设立了奥租界，李世珍晚年购置的院落正好处于奥租界范围，李文熙是租界当然的士绅，在华人组织中也有过董事之类的身份。
能够证明李家这一时期社会地位的资料很少。有一则是这样的：伦敦泰晤士报馆刊有《英文百科全书》，该馆西人麦基理由日本到天津，为出售此书，欲查天津富商巨绅住址、姓名，以便分送书目。天津商务总会开列了一份50名富绅的名单，李文熙即在其中：“李宅，桐冈，河东粮店街。”
像所有的旧式大家庭一样，桐达李家也是一个强调守礼宗法的家族。偏好理学的李世珍以“存朴”相标榜，但个人的修身养性并不意味着家庭内部关系的开明，热衷禅学也不能同宽宏大量画等号。相反，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存在着旧家族常见的各种规矩。据称，李筱楼的长子李文葆曾育有一子，但该子婚后早亡，其妻以念经打发居孀的日子。在她的婆婆死后，为了“尽孝”吞金而死。我们无法揣测事实的真相，但一个年轻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做了结，显然不是那个时代的特例。
尽管这个家族已经趋于衰落，但家族的生活原则还在延续。当年的李世珍对儿子有过什么训导无从得知，我们私下里可以认为李叔同的性格恐怕比李文熙更接近父亲，但丧父时已有16岁的李文熙显然才是李家门风的传人。尽管他的才干逊于父亲，但严厉可能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叔同次子李端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二伯父治家甚严，从他对我四哥的管教上可以看出来。四哥麟符，字相章，早年得羊角疯病，有些呆傻，他犯病时，二伯父就让家人把他捆起来。有一次来了一个道士化缘，四哥用棍子打了道士，经众人劝说，又给道士钱，才算了事。二伯父出诊归来后知道此事，就让家人把四哥的衣服脱光，扣在院中的大缸里冻着。当时我母亲出面，带着一家女眷跪地相求，才答应把四哥放出来。（《家事琐记》）
作为家长，李文熙对家庭成员包括自己亲生儿子的这种处置方式，很可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李文熙在继配姚氏故去后，因为一次出诊从人力车上摔下，伤了胳膊，要有人照顾和扶持他的生活，就另买了一个穷家姑娘卢佩琴结婚，算作姨奶奶。算起来，这位卢姓女子与李文熙大约有30岁左右的年龄差距。这位姨奶奶来后，李文熙让她吃了断生汤，一辈子不再生养。
李文熙的这种做法，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他觉得已经年老体衰，家中子女已多，无须养育；或者是觉得这位姨奶奶的出身与李家的门户并不般配，而不愿意与一个穷人家的女子生养后代。作为一个显赫世家的继承人，这样的做法对他来说可能是很自然的，对当时的社会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无论如何，他剥夺了一个女性生儿育女的权利，在这件事情上，多少表现出了一个家长生杀予夺的权力。卢氏到李家时的身份是侧室，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李文熙儿女的商议，才被“扶正”，不再以姨太太对待，改为继母。1981年这位卢氏奶奶故去，终年80岁，她见到了李家二门的三代儿孙，但没有她亲身的生养。
李家的规矩也体现在年节时祭拜先祖的繁文缛节上。李端回忆幼年过春节时的情景，他说：
每年过春节，我家都是由我的二伯父在大年三十夜，先在佛堂和李氏宗祠这两处地方焚香磕头，以后相继的是我的三哥、四哥、七哥、九哥和我这几个晚辈男子跟着磕头。家中的佛堂在前院三间北房，即我奶奶住的外屋中，李氏宗祠在后院南房我们住的外屋间。记得磕头时我排在最后，因为是小孩跟着前后院跑，有时忙得才磕两个头就起来追前边走的人，心里也是紧张害怕。（《先父李叔同事迹片段》）
在社会的变化中，旧家族往往也要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但在各种规矩的限制下，新事物要为旧家族接受并不容易，小小的煤球炉子也不例外。李端回忆母亲故去时的情景说：
在母亲去世前，曾请水阁医院的大夫来看过，不记得大夫说她患的是甚么病，只记得大夫说这间房子很冷，不适于病人养病。那时，我们住在后院南房，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子，我母亲的屋中只生一个炭火盆。限于当时大家庭的规矩，虽然市上已有煤球炉或有带烟筒的铁炉子，但我们家中在冬天还是生炭火盆。（《家事琐记》）
在旧时代，女性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李世珍这一代是一门单传，对家族的人丁兴旺自然十分看重。文葆早殇，文熙多病，虽然有好几位姨太太，却很少生育，这可能让他颇感焦灼。王氏之得以被纳妾，李叔同之得以来到人世，正是李世珍为了延续李家香火不断采取的举措。郭氏没有生儿育女，在他眼中自然没有地位，在家庭里只能受到冷落。据说李世珍生前留有遗书，待郭氏故后将这位没有为李家生养一儿半女的姨太太从后门抬出入土。当郭氏于1923年农历正月初五故去后，李文熙因为父命在身，但又于心不忍，所以就推说年老有病，由孙辈们主持，从李宅前门抬出，并与李世珍合葬在一起。
在传统家族中，女性成员要遵守种种限制，行为举止不悖礼法，这从出入家门的小事也能看出来。在桐达李家，女眷要乘轿而行，轿子要一直抬进院内，前院与后院之间的意园，就是女眷平时上轿和下轿的地方，这一规矩在李端的幼年仍然保持着。
李文熙自幼身体单薄，所以很早就学过中医。当初学医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这会成为桐达李家谋生的手段。李文熙在家道中落后弃商从医，悬壶济世。50岁后又学西医，兼通西药、生理等学。在他已经做了祖父之后，还勤学不辍，背英文的病名、药名，解剖青蛙，医室里摆着石膏人头模型和人体解剖挂图。当时不通行医生的名称，李文熙被尊为“李二爷”。李家大宅前院柜房，也就是原来的桐达钱铺，是李文熙坐诊的地方。李文熙一般上午在这里应诊，下午出诊。作为当时天津的名医，李文熙的出诊费是附近1元，远处2、3元，过海河到英法租界则是4元，因为病家多，所以家里中、晚饭都不能定时。
李文熙对继承父业、做盐商和钱商的感受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他对医术显然很有兴趣。给人看病开方后，他都会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留底，回家后再整理成医案保存。在他去世后，这些医案由其子李麟玉保存，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在医家看病的时候，遇到前面的大夫开的方子不对时他也有脾气。有一次，连襟李石曾的母亲病重，之前为李母看病的大夫开了一味“蛤蚧”中药，李文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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