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小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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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试读：
民以食为天（刘再复）——章小东的《吃饭》
刘再复在海外的生涯中，我和李泽厚先生共同的最为亲近的年轻朋友，要数章小东（章靳以之女）和她的丈夫孔海立（孔罗荪之子）了。“关系”往往会影响评价，所以文学批评者最好不要和文学作者的关系过于紧密。不过，我们今天一起谈论小东的小说，第一原则还是严守文学的尊严，面对的是小说《吃饭》的文本，而不是友人章小东。
小东这几年发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火烧经》（这个题目起得不错），已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推荐者是大家熟知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葛浩文与王德威。德威兄还特别作了一篇认真的序文，他衷心觉得小东的小说写得好。《吃饭》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我从马里兰剑梅处把小说打印稿带回科罗拉多时，先请泽厚兄阅读。他眼睛不太好，无法阅读文本。我把故事情节讲给他听，还给他读了一些段落。他听了之后说：“小东不简单，把海外的生活如实写下来。我还是喜欢这种现实主义的写法。”
泽厚兄如此肯定小东的小说，还和小说的主题有关。小说干脆以“吃饭”命名，不怕人家讥讽“不雅”，文本与题目契合，整部小说写的全是吃饭的故事。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故事娓娓道来，不刻意雕琢，文笔质朴而干净，主题明晰而突出，写实写得让人忘记是小说，仿佛是一部生活笔记。这种文体，早已有人称作“纪实小说”。书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写了一段李泽厚的“吃饭哲学”：吃饭？我想起来著名美学家的“吃饭哲学”，那位思想界的巨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冠上一个通俗的名字“吃饭哲学”，遭到不少假正经的学者们的讥讽。然而对我来说，反而还是“吃饭哲学”更加直接贴切。就好像台湾人把文雅的“如厕、方便、解手”等直接称为“放屎”一样，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吃饭实在是人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件大事，为了吃饭许多人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我不也是违背了自己吗？想到这里有些感伤，看着酒杯里空空荡荡的清酒，嘴巴里泛起苦涩。
小东认同“吃饭哲学”的理念，但整部小说却一点也不理念。相反，这是一部最见生活血肉和生活气息的小说。读了之后，我们简直可以闻到包子的香味、牛排的焦味、土豆烧牛肉的美味，甚至可以看到萝卜黄瓜的雪白粉嫩，咸菜豌豆的碧绿生青。用王安忆的语言说，这叫做“生活的肌理”。章小东的《火烧经》写的是国内的生活，那是动荡的年月，也是连饭也吃不上的年月；而这一部《吃饭》，写的则是海外的生活，这是平常的岁月，也是寻找“饭碗”的岁月，然而，却又是找到饭碗却丢失了“吃饭味道”的岁月。小说这样结束：“我找到了吃饭，却丢失了味道，这是我在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年少的时候，在家乡上海，在父亲、母亲、外婆的温馨“卵翼”里吃饭，哪怕吃不饱，但饭菜样样都飘着亲情渗入的香味。那时虽然清贫，但不知道吃饭的艰难。出国之后，才知道在海外谋生很不简单。谋求吃饱饭，创造一个生活的前提，这是大事。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自由。没有这个前提，什么北美大地，什么温柔之乡，什么美妙理想，一切都不属于我。
读了小东的小说，我几乎经历了一次“惊醒”。原来，我的生活太舒适了。到了海外之后，虽说是漂泊，实际上却生活在自己的名声之下，在校园里自始至终拿一份薪俸，既无政治干扰，又无衣食之忧，简直是生活在一片乐土之上。读了《吃饭》，才重新想起了吃饭之难。连小东一家之难，也在阅读时才发觉。一个赤手空拳的文科留学生丈夫，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一个只会中文、不会英文的知识女子，三个人组成的家庭，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展开全新的生活。身边没有祖国，没有父母，没有兄弟亲人。在新的国度与新的规范中，仅靠丈夫的一点奖学金是不够的，必须自己去打工，但是刚刚出国时没有绿卡，打工不合法，一旦打工，移民局的官员随时都可以“带走”，而偷偷打工，每小时只有四美元的工资，为了这四美元，小东必须从B城转换两次公共汽车去D城，可是因为英语不好，在转车途中总是阴差阳错，充满迷失的恐惧，几乎像在历险。每天都有一份惊心动魄的“历险记”，本是上海上层社会的知识女性，到了美国，经历一番历险，方知吃饭的艰难。用这种艰难换来的“饭”自然不再香喷喷，而是充满苦味，而为了省钱，总是去抢购便宜货。小鸡降价（一只一点五美元），立即去抢购二十只；西瓜降价（九十九美分一个），赶紧去买二十个。结果最后几个烂在地毯上，吃的时候，不仅没有甜味，还有臭味。尝到饮食的苦味与臭味之后，才懂得什么叫做生活。
但小说并未停留于此，作者还把笔触伸向社会的上层与底层，社会两极的生活如此不同。上层什么都吃腻了，生命的课题是节食与减肥，他们需要小东一家去做客时带去的是咸菜咸萝卜。而在社会底层，穷人们为了一口饭吃，简单无奇不有，“无所不用其极”。能找到一份工作“卖力”算是幸运，倘若无法“卖力”，则有肉卖肉，有灵卖灵。读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涂脂抹粉去脱衣舞场上班的故事和一个“垮掉青年”在樱花时节里向游客倾诉自己为了一口饭吃而卖身给两个老女人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后者，那个名字叫做大卫的小伙子，父亲在中国城的餐馆里打杂，母亲在车衣厂做工。十七岁时他因一时冲动而离家出走。然后糊里糊涂地坐上“灰狗”（大巴士车）直奔拉斯维加斯，一路上被颠簸得五腑六脏都要从嘴里跳出来，辛苦不算什么，接下去便是无路可走，无饭可吃。为了活下去，他到处找工作，帮人打扫房屋，清理下水道，替富人捡狗屎，但还是难以活下去。最后，他竟然宣布：“只要给钱，我什么服务都做，甚至取悦男人。”他除了先后成为两个老女人的包养男人之外，便是充当男妓。包养他的第二个女人是俄国新贵，这个变态女性只和二十岁以下的小“鸭”上床，经验老到，心狠手辣，而且是一个性施虐狂。“每次做爱的时候，她都要把大卫紧紧绑在床上，然后鞭打、刀割甚至烧灼。她要看到大卫啼哭叫喊一直到大声求饶，求饶声越大她就越兴奋，甚至亢奋得不能自制。事后，大卫便会得到令他甘心情愿忍受这遍体鳞伤的报酬。大卫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坏人，他在浑身是病的时候，只求父母能原谅他，让他最后见一面。他的人性还在，之所以充当“肉人”、充当动物、充当玩物，只是为了生存。《吃饭》作者写到这些故事时，才写到美国生活中那些鲜为人知的“质地”，那是自由世界另一面的真实。由此，也才让人感到，吃饭，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尖锐、多么致命的问题。没有饭吃，会把一个人推到多荒远、多黑暗的地步。没有饭吃，不仅没有自由，而且没有尊严，甚至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区别于禽兽的尊严都没有。“只要有钱，我什么服务都做，甚至取悦男人”，名为大卫的小伙子这一绝望中的宣言，是无耻，但也是无奈，它揭示人性的脆弱，更揭示生存的残酷。而另一种人，即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在小说中则是另一种绝境。他们不是“卖肉”，而是“卖灵”。所谓“卖灵”，是指顾不得那么多书生面子了。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但她为了多赚几个钱，也在周末到餐馆“充当任人使唤的下人”。特别有意思的是，男老板还特意给她一条带着一个大口袋的围裙。这口袋是装小费用的。尽管干活辛苦，但胸前口袋不断鼓胀，却使她兴奋不已。所以她对丈夫说：“这个资本主义已经把我的士大夫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念头统统冲到下水道里去了。”《吃饭》作者说“惟有读书高”的念头被冲到下水道去还属于自嘲，而她周围有些从国内出来的“士人”才真的活得完全没有尊严。《吃饭》作者在D城周刊工作时，遇到一个名叫毕芦（人们称他“毕教授”）的“士人”，他虽然能写点新闻稿，却没有固定的工作，偶尔到“周刊”里打点“写稿工”，总是神色紧张，饿兮兮的，上班时竟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女老板出门时，他立即走到洗手间，把老板刚刚吃完午饭还没有刷洗的饭盒和筷子刷洗一遍，用手纸擦干，然后装入他的垃圾袋里。这个在大陆当过“右派分子”的“士人”，到了海外仍然心有余悸，饥饿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他，有时竟然能连续吃五盒蛋炒饭。他每周到孤儿院去义务劳动两小时，也是为了把孤儿们吃剩下的饭拿回家。大约是读到这些故事，连李泽厚都说，小东小说写得很真实，但有些地方是不是有些夸张？而我则认为，李泽厚先生和我一样，早已远离社会底层那些为饭食而挣扎的人们了。尽管能以最明确的语言说明“吃饭”乃是人生第一要义，但要深知人生的艰辛与残酷，那还是得自己去体验。小东体验得多些，所以她明白没有饭吃时可以让“士人”斯文扫地，于是写出了真切的小说。而我们体验得少一些，则只能从小东提供的故事里，更加深化对于“吃饭哲学”的认识，觉得“吃饭”问题的确是极大的问题。所谓“人权”、“人道”，离开“吃饭”，只能是一句空话。最大的善，应是让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绝对的“真”（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让人类得以生存、温饱与发展。那些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家，不过是一些徒作空言、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谈家。而那些嘲笑“吃饭哲学”的高士雅人，更是一些不知人间疾苦也不知众生温饱乃国家第一大事的高调妄人。“吃饭哲学”，是李泽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表述。他讲的“吃饭”，不仅是指“食”，而是指“衣食住行”这一人类物质性生活整体。所谓“历史本体论”，便是指“衣食住行”乃是历史最根本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文化、思想、情感、意识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永远不会过时。泽厚兄认为，人是历史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以衣食住行为根本并不断改善它们的存在。他说：人的嘴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也就是争取“吃”的权利和“说”的权利。首先，吃不饱饭要呐喊要说话，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吃饱了饭便更要说话，也就是更有底气说话，更有力量说话；但这说话并不是跟着某些人唱革命高调或唱平等高调。“文化大革命”时，革命调子唱得最高，但肚子最饿。“大跃进”时期，什么调子都高，结果饿死的人最多。现在也有人继续唱高调，这些高调者是不是还要回到吃不饱的“文革”时代或“大跃进”的时代呢？
中国的民间智慧早已揭示：“民以食为天”，吃饭乃是天大的事。可是，自命清高的知识人却不屑一顾，似乎不值一谈，而我们在《告别革命》的对话中则郑重地又作一番阐释。关于“吃饭哲学”，笔者有幸听到李泽厚先生多次谈论，其要义有下列三点：（一）“吃饭”是为了活着，即为了创造生存前提。（二）活着并不仅是为了吃饭。因此有了饭吃之后，活的意义便成了一个问题。既然活着不是为了吃饭，那么到底为什么还要活？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有的为自己的名利而活，有的为子孙的幸福而活，有的为国家的强大而活，有的为上帝而活，有的为“主义”而活，等等。活的意义必须自己去选择去确定，不能由他人规定与确定。（三）当不能吃饱饭时，个人为自身活着与亲者活着而作的努力，也仍然很有意义。以这三条“吃饭哲学”原则阅读章小东的“吃饭小说”，便能明白故事叙述者为什么为吃饭如此打拼，又为什么有了饭吃之后又感到饭的无味。人毕竟是人，人的肚子害怕被饥饿所折磨，而人的脑子则害怕被空虚所盘踞。是肚子重要，还是脑子重要，其实两者没有轻重之分，只有先后之分。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文化、情感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道破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第一基石和第一贡献乃是揭示这一“先后”的真理。因此，在讲述情感是最后的实在时（参见李泽厚《我的哲学提纲》），应当补充说，这实在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基础，那就是人类的生存与延续。换句话说，是“情本体”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存在，那就是“生存本体”。
以往（出国之前就开始了）李泽厚先生讲“本体”这一大概念时，只讲“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两者都是历史的产物。出国后，李泽厚又讲“情本体”，其实，情本体也属于心理本体。现在谈论李泽厚的文章罗列太多“本体”，甚至还出现“度本体”，但“度”只是带有本体性的实践活动，并非就是本体。而“情本体”也不仅是世俗生活中那种情感，它又包括规范和塑造一代代人的心理形式。道德之所以具有绝对性，正是它包含着永恒意义的心理形式。立德，便是建立绝对心理形式。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首先是立德，即首先是建立超功利的绝对道德形式。这种形式，正是中国的“上帝”。但不管是“情”，是“心理”，是“道德”，是“意义”，它们又都依赖一个更根本的基础，这就是“生存本体”，所以李泽厚先生近年来一再讲述“历史本体论”和“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道德不是物质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它相对“吃饭”（衣食住行），具有很重要的独立性，但它的内容即伦理又与人类具体的生存条件即时代有关，道德的改进需要历史条件。西方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妇女才赢得选举权，到了本世纪，黑人才可能当选总统。奥巴马也是历史的产物，而这里又都是经过许多人不断的艰苦奋斗才取得的，这种种奋斗也构成了“活着为什么”的意义。
章小东《吃饭》小说的精神内涵，其价值正是她在有意无意中捕捉到人类的终极本体。李泽厚肯定这部小说，恐怕也正是他说的“情本体”不再是被人们所误解的那种抽象的框架，而是紧密地与人的生存（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小说中所展示的生活细节，本身就是价值，它处处都在证明，情背后是一个更根本的绝对性存在，是一个“人首先要吃饭”的真理。二〇一二年五月六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如果你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法国美食家
写在前面——红烧狗肉和罂粟花
睡梦当中，电话铃遽然狂响，儿子的声音从大不列颠传送过来，这个六尺汉子正在太阳当头的牛津校园用手机和我通话：“英国人问我，有没有吃过狗肉？”“没有，当然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大声撒谎。“那么，侬有没有吃过狗肉？”“怎么可能？妈妈从来也不会吃宠物的。”我继续撒谎。“那就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下了课再给侬打电话。”
儿子的电话挂断了，黑暗里留给我的只是一片嗡嗡的拨号声。看了看夜光表上显示的时间，长短针渐渐走向一条竖线。“今天的黑夜怎么这么长？”我想了想便披上睡袍，走到硕大的玻璃窗前。拉开厚实的窗帘，窗子下面万籁俱寂的庭院正幽幽地向我显示出鬼魂一般的阴森。邻家的老狗在它的狗房子里发出坦然的鼻鼾，似乎正在享受黎明前最后的安详。
我把我的前额轻轻贴在冰冷的玻璃平面上，突然，在我的眼前跃出小孃孃的身影。我那被黄浦江吞没的小孃孃，此时此刻，正兴冲冲地拎了一刀狗肉朝着我走过来。她仍旧穿着那件被我幼时的保姆胖妈想办法搓皱的的确良衬衫，三脚两步地从后门冲进来。她把手里的狗肉对着如今早已仙逝的胖妈高高举起，胖妈连忙接过来问：“哪里来的？可是新鲜？”“当然新鲜，这是我们这群‘黑帮’在郊区劳动的时候，乡下人为了换粮票，偷偷卖给我们的。”小孃孃说着，就快手快脚地清洗起这块狗肉来了。
我站在水池子的旁边，看着自来水哗哗地流淌在这块新鲜的狗肉上面，遥远褪色的记忆渐渐被冲洗得显露出来。那块狗肉好像没有皮，粉红颜色，被一层白色的筋膜包裹着。小孃孃找不到红烧狗肉的菜谱，胖妈讲她会做，就好像红烧牛肉一样。于是大锅烧开水，把切成块状的狗肉投入，除净腥血，又在一口铁锅里放入食油烧至冒烟，下狗肉煸炒，加入黄酒、酱油、白糖和葱姜，又下花椒、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小孃孃和胖妈挽着袖子忙得不亦乐乎，把个厨房间弄得乒乓乱响，等到狗肉装入一只砂锅炖，煤气改用小火时，母亲回来了。
母亲一看到小孃孃就说：“侬胆子太大了，怎么敢溜回来？”“乐乐哮喘，吃狗肉会好的呢。我不敢回去，怕保姆阿莘出去报告，所以就到这里来了，一整条的狗呢，足够大家大吃一顿。剩下的请胖妈帮我送去给乐乐吃，我就赶末班车回乡下，没有人会知道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侬这样奔波，不累死才怪呢。”母亲怜爱地绞了一块热水毛巾递给小孃孃，又冲了一杯麦乳精。胖妈则在另一个煤气炉头上哗啦哗啦地炒面粉，一会儿面粉炒得焦黄，胖妈用筷尖挑了一小撮塞进小孃孃嘴巴里。“真香，里面拌了芝麻，留一点给东东吧。”小孃孃说。“不用，东东在家里，总有的吃，侬带去好了，再加一点糖。”母亲说。
说着说着，狗肉烧好了，满屋子的奇香。胖妈给大家盛好饭，又连汤带汁地舀了一勺狗肉盖在上面，姐姐看到了说：“五香狗肉盖浇饭啊！”“乡下人的狗是吃屎长大的，我在乡下劳动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饿狗，跟在小孩子的背后，舔伊拉刚刚拉完屎的屁股，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我是不吃这种龌龊东西的。胖妈给我烧一碗泡饭，加一点咸菜就可以了。”母亲说。“不要乱讲，有句老话‘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呢。这肉香得一塌糊涂，侬晓得吧？广东人称狗肉是三六香肉。”小孃孃说。“为什么是三六香肉啊？”我问。“三加六就是九，‘九’的广东发音和‘狗’相同，为了避免直呼其‘狗’，让侬妈妈这样的人感到不舒服，就拐弯抹角地称之为‘三六香肉’了。”小孃孃回答。
尽管母亲对那顿五香狗肉盖浇饭大煞风景，但一直到今天，我和姐姐回想起来，那仍旧是最美味的一顿狗肉了，鲜嫩筋道。还有身处逆境仍旧津津有味地带领我们大嚼狗肉的小孃孃，始终不能让我们忘怀。
……
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侬在厨房里煮红烧肉，那肉极其的香，侬讲，这叫香肉，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叫‘香肉’啊？是不是真有‘香肉’呢？馋得我口水都要滴下来了。”“做梦的事情怎么可以当真？侬大概很久没有吃妈妈煮的菜了，回来吧，妈妈想侬了。”
我曾经说过，儿子就是到了八十岁，在妈妈的眼睛里仍旧是个小孩子。可是现在，我怎么告诉这个在视狗为宠物的国度里长大的孩子，把一条大狗当作他最好的朋友的儿子，他梦里吃的“香肉”就是狗肉呢？
儿子吃狗肉，是在丈夫赴美求学以后的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了。我一个人背着儿子上下班，他教我唱歌，我教他讲话。风里来雨里去，我把儿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把我抱得亲亲热热。我到食堂里给他买了一个肉包子，那只包子热乎乎的雪雪白，硕大一个。儿子高兴得用两只手紧紧捧牢，他“啊唔”一口，放在手里看了看缺了口的包子说：“咦，没有肉啊！”“侬的嘴巴太小了，还没有咬到肉呢，再咬一口！”
儿子“啊唔”又一口：“还没有肉。”声音有些沮丧。
我拿起包子看了看说：“哦哟，这一口咬得太大，把肉一口咬进嘴巴里，吞下去了，还不知道啊！”
旁边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拉拉说：“不是咬得太大，而是肉太少了，一口咬不到，两口就咬过去了。现在肉紧张，过几天我想办法给侬弄一点香肉，让他好好吃一顿。”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到底是肉少还是钱少，总之，在那些刚刚出道的大学生为国家的前途大叫“痛苦”的时候，我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少妇，实实在在地为现实生活大叫“痛苦”。我会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痛苦”，同时为儿子没有肉吃而更加“痛苦”。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那时候为什么肉会如此紧张，“肉”都到哪里去了呢？
两天以后是星期六，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拉拉把一个沉甸甸的蒲包塞在我的办公桌底下说：“好东西，送给你的儿子。”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趁着午休，一个人急急匆匆拖着这只沉甸甸的蒲包回家。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我从花园的侧门溜进去，把蒲包丢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面，抬起头来，看一眼没有温度的太阳，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是一个从来也没有弄过狗肉的人，为了我的儿子，我必须亲自动手。我好像看到了小孃孃在为乐乐烧狗肉，小孃孃朝着我笑了笑，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
于是我一咬牙扯开了蒲包，立刻倒抽一口冷气，向后退去，一张狰狞的狗脸呈现到了我的面前。怎么和当年小孃孃拎进来的狗肉是不一样的呀？小孃孃拎进来的是狗肉，而这却是一条刚刚杀死的全狗。狗的鼻子被重锤击烂，喉咙口被切开，血已经放得干干净净。可怕的是森白的牙齿和爆出的眼珠子，那两只怨恨的眼睛盯着我，使我觳觫。这以后，我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两只怨恨的眼睛，常常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它们紧紧地盯着我，让我不得安宁。
我飞快地把狗翻过身体，不要再看到那张狰狞的面孔，然后偷出姐姐的美工刀，在狗的后背上一刀切下去，割开了滑唧唧的狗皮。美工刀极其锋利，使用起来相当顺手，就好像手术刀一般。刀尖沿着狗皮底下的脂肪割过去，很快就把整张狗皮都剥了下来。遇到艰难之处，干脆把四只爪子、尾巴和脑袋一起砍掉。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屏息静气，就好像是一个熟练的屠夫。连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心狠手辣惊呆，我想这大概就是人的动物性——弱肉强食。
剥了皮的狗瘫软在水池子里，就好像一个蜷缩在那里的婴孩，淡黄色的阳光冰冷地洒落在粉红色的狗肉上，我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操作。仍旧是那把美工刀，狠狠戳入狗的屁眼，一下子就把肚子破开了，鲜红的内脏还有些余热，让人感到恶心，我以为我会趴在墙根旁边呕吐，但是没有。我非常镇定，飞快地操作。
这一天的红烧狗肉是母亲烹饪的，我把整条狗都剁成了小块，就交给了退休在家的母亲，自己则回到办公室上班。下班拉着儿子的小手回家，还没有走进家门就闻到了厨房间里芳香四溢，母亲好像忘记了她早先说过的狗吃屎的故事，竟然带着我的儿子大快朵颐，儿子高兴地把个小肚子吃得滚滚圆。
但是这一天，命该我倒霉，一口狗肉还没有咽下去，一根骨头卡到了喉咙口，儿子和母亲轮流拍打我的后背，那根骨头仍旧不上不下卡得我眼冒金星，几乎断气。最后只好把我放在姐姐的残疾车上，拖到后马路上的五官科医院挂急诊。一位年轻的护士动刀动钳，就好像我剥狗肉一样，好不容易血肉模糊地拔出那根狗骨头，她大惊失色地说：“啊哟，侬吃的是什么鱼啊，怎么骨头这么大？”
我没有回答。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只听见母亲拥着儿子坐在床上看菜谱，这本印满了彩色照片的菜谱是儿子最早的启蒙书。他们俩一问一答：“走油蹄髈好吃？”“好吃咯！”“糖醋排骨好吃？”“好吃咯！”
想起来有些奇怪，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好像从来也没有这么津津有味地陪我看过菜谱，只有一把戒尺紧握在手，逼我背诵：“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背这篇《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是我最愤恨的了，远比《三字经》拗口难读。背到最后，母亲总归还会加上一句：“记住，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这都是顶顶重要的呢。”
喉咙口的疼痛一阵紧一阵，母亲和儿子的笑语让我无法入睡，于是夹着被窝睡到挂着父亲遗像的客厅。我感觉到，父亲慈爱的大手覆盖在我的眼睛上，疼痛渐渐离我而去。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嘟、嘟、嘟、嘟——”地叫了起来，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年轻的母亲穿着一身花布旗袍，悠悠地来到我的面前……
她说：“起来了，太阳升起了。”
“……”“起来了，该要上学了。”
“……”“起来了，要吃饭了。”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然而，房间里一片寂静，至于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大概老早就被扔在阳台上，任凭风吹雨打变成灰烬了呢。这时候一口冷风撞进喉咙里，我开始咳嗽。
我拼了命地咳嗽，从早咳到晚，从冬天咳到春天，从春天咳到夏天、秋天，又是冬天，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打针还是吃药，舶来货还是偏方，都止不了我的咳嗽，我知道我不会好了，这是上苍对我的惩罚，我不得不甘心受罚，因为我几乎活剥了一条狗皮，我认命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形销骨立，窗子外面刚刚还是红日高照，一忽儿就变成电闪雷鸣，初夏的狂风暴雨让我联想起好婆的话：“打雷忽闪都是天老爷发脾气。”不由祈求天神，让所有的惩罚都落到我的头上吧，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一想到幼小儿子即将失去母亲，人生的道路上谁会来照顾他吃饭？不由心痛。
一阵声嘶力竭的狂咳，把我逼到头昏眼花的境地，我以为马上就要断气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顶头雷，把我震得跳了起来，同时看到门外闪进一个小老头儿，再仔细一看，那是图书馆员老丁，据说老丁当年是蒋介石的卫队长，后来因为舍不得家小，没有跟随主子出逃，在监狱里蹲了三十年。放出来以后，就被安排在我们单位的图书馆，任一闲职，算是落实政策了。我记不得以前是否听到过这个沉默的老丁讲话，我以为他是哑巴。
此刻，老丁站在我前面，毫无表情地说：“窗子下面有一片红、紫、白色，向上开放的花，每朵花有四个花瓣，单生枝头，妖艳绚丽。叶子大而光滑，呈椭圆形。大雨过后去把花瓣外面的壳剥下来，不要洗，泡水喝，侬会好的。”
我咳嗽咳到了肝肠寸断的地步，办公室外面过路的同事无不为之心痛，甚至连这个哑巴也开口说话了。老丁说完，立刻就在大门口消失了，甩下被他震慑的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当中发呆。人的求生欲往往是不可理喻的，一想到老丁刚才说的“侬会好的”这几个字，我立刻跳将起来，不管是真还是假，想都不想一下就扑进瓢泼大雨当中。
果真，沿着大楼的花坛里面站立着一束半人高的花丛，花茎直立，花叶互生，边缘是不规则粗齿，具有羽毛形状，忽闪着银色光泽的绿色，呈现出幽幽森森的气势。那粉色的花朵有一种薄纸的质地，孤零零地高高地开放在花茎的顶端，下面还有一根长梗，很有挑逗的意味。我贪婪地把所有花瓣外面的壳都剥了下来，包进一块花手绢。雨突然停了下来，天边升起一道七色的彩虹，被剥去外壳的鲜花，一朵朵在雨后的阳光底下耷拉下了脑袋。
回到办公室，把花壳投入保暖杯，注入开水，一串青汲汲的水泡从杯底泛起，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喝下去，立刻整个的喉咙都被一股辛涩的味道充胀得麻木了，我以为我会呕吐出来，不料却好像中了邪一般一口一口喝得精光。喝光了以后咂咂嘴巴，里面生出一股轻微的甘甜，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感觉，当时我并不知道，刚刚喝下去的就是“魔鬼之花”。
回到家里，母亲的鼻子在我周边嗅来嗅去，她说：“侬到啥地方去过啦？怎么身上有一股阿芙蓉的味道啊？当年我外公的鸦片房里充满了这种味道哦，侬的好婆是最痛恨的了。”
我没有回答，心里却打鼓，又一想：中国解放那么多年了，怎么会允许在国家机关里种植罂粟？一定是母亲弄错了。
不幸的是，母亲是对的；幸运的是，我顽固的恶疾——咳嗽停止了。我不知道应该感谢老丁还是痛恨老丁，第二天当我赶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远远就看到老丁握着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地把那片花的脑袋剪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他隐晦地翻了翻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曾经趴在那片土地上寻找被老丁摧毁的花朵，结果那里褐色的泥土就好像是张开了神秘嘴巴，把那绚烂华美的碎片统统吞咽了下去。只是在我身体里面，留下了永远的迷恋。
十多年以后，前往呼兰河一位女作家的故居参观。同行者们高举着照相机，集中在这个女人早年的居所里流连忘返。大家都想在那里窥探到女作家成功的秘笈。只有我一个人，百般无聊地漫游到了后院。
到了后院，我突然立定了下来，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这个被女作家视为天堂的菜园子里，竟密密麻麻地种植了深埋在我鲜血里的罂粟花！这花比老丁指点我泡水的花更加鲜艳，更加茂盛，拳头般大小的花朵多为半重瓣或重瓣，它们如火如荼地争奇斗艳。我感到自己的心脏急剧地跳动，生怕惊动这些神的精灵。我轻手轻脚地走到跟前，在那股久违的奇特香味当中，跌倒在黑色的泥土地上。
头顶上面是一片碧蓝的天空，拥挤的白云在那里变幻着，透过密密匝匝的罂粟花瓣，一时间我看到了火烧云。真的，我在这罂粟花的当中，看到了诡谲的火烧云。
女作家带着罂粟的毒素离开了她的呼兰河，到处寻找她的前途；而我则带着罂粟的毒素漂流到了异国他乡，到处寻找“吃饭”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伊登’，人人不愁饭吃……”胖妈双台下巴上面那两片厚嘟嘟的嘴唇皮，在我眼前忽隐忽现，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我不会忘记，胖妈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很早很早以前，一个冰冷的清晨。我一个人坐在饭厅里一张八仙桌子的后面，两只脚荡来荡去，苦巴巴地看着鼻子下面的一小盘卷心菜根。这些卷心菜根是胖妈从小菜场里捡来的，冲洗干净放在清水里煮熟，然后撒了两粒粗盐放到了我的面前。
旁边一座老式的立钟，咔嗒咔嗒地向前赶路，沉重的黄铜钟摆前面的玻璃门上，映现出一缕袅袅升起的热气，这是从我的早餐——卷心菜根里冒出来的。我用小手拨拉来拨拉去这盘子卷心菜根，我咽不下去，心想：“要是有一口稀饭，只要有一口稀饭，我就听话一天，不吵也不闹。”
那个年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仍旧是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那台笨重的无线电，音量被正在梳洗的母亲扭转到最高一挡，无线电里传出来一男一女两个义愤填膺的声音，一字一句批评苏联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讲话，他们说这是修正主义。“伊拉啥事体这么凶？为什么这么恨土豆烧牛肉？我喜欢土豆烧牛肉，我喜欢修正主义。”我嘟囔了一声。
母亲听见了惊慌失措，她跑到我的面前说：“不许瞎讲，小小的人，当心吃官司。”“那不是修正主义，那个地方叫‘伊登’，人人不愁饭吃……”胖妈说。“侬最好不要把这种邪教的东西弄过来毒害东东！”母亲说。
这就是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早晨，面对着一盆咽不下去的卷心菜根，我第一次听到“伊登”这个名字，从此铭刻心间，终生不忘。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决定整理行装，出门远行去寻找“伊登”，寻找“吃饭”的地方了。然而让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出身在穷乡僻壤的胖妈，怎么会知道“伊登”？！
记得，临行之前，母亲固执地把一件件做饭的家什和基本调料塞进我已经超重的箱子，脸上呈现的是生离死别的悲哀。她说：“出门在外，最要紧的是吃饭。凡是可以和侬一起吃饭的人，就会是侬的朋友。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就不会是侬这个中国人的朋友！”
于是，我一到美国，就开始邀请大家来吃饭。二十多年过去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一共请过多少人来吃饭，一共去过多少人家吃饭。我只知道，在无数次的吃饭当中，我把我的爱、我的生命，全部地奉献……
我一直想告诉母亲关于我的“吃饭”的故事，却因为忙于寻找“吃饭”，拖过了一天又一天；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等待我的“吃饭”的故事，却因为害怕打搅我的“吃饭”，等待了一天又一天。
终于，一切趋向定当，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坐在母亲身边，告诉母亲，关于我的“吃饭”的故事了。不料，母亲已经不会聆听我的故事，不会吃饭了。对此我感到心痛。
假如可以让我在吃饭和母亲当中重新选择，我一定会选择后者。然而人生无悔，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因此，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母亲写的。我要让母亲知道，我这二十多年吃饭的故事；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朋友写的，我要让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是如何在这无根的土地上吃饭的；我的这本《吃饭》是为我的儿子写的，我要让我的儿子知道，“无论在何时何地，最要紧的是吃饭——民以食为天！”《吃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物是虚构的。假如你发现其中的人物很像你，那一定不是你，只是你也许有过类似的经历，纯属巧合。而我仅仅是把这二十多年吃饭的故事，全部拼拢在一起。
我感觉到远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已经开始倾听我的故事了……
请客和吃饭
拖着沉重的锅碗瓢盆，牵着儿子的小手，上飞机下飞机百般周折，总算到达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波德市，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环顾四周有些失望，这里与我想像当中的“伊登”相差甚远。一个男人在我身边忙进忙出，感觉有些奇怪，困思懵懂地想：这个陌生的男人，就是和我结婚了十年的丈夫吗？从今以后我就要和他在一个锅子里吃饭了吗？
记得苏青有本小说《结婚十年》，讲的是她维系了十年就结束了的婚姻史。而我结婚了十年，才刚刚要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因为自结婚开始，我和丈夫便长期分居在两地。特别是五年以前，丈夫干脆出国深造了。五年了，儿子都已经五岁了，在他记忆当中的爸爸，仅仅是电话当中叫儿子的声音以及信封里拆出来的照片。
正想着，这个男人从冰箱里拎出来一爿冻得“贼骨铁硬”的猪猡肋排骨，砰一声扔到水池里对我说：“今天有二十多个留学生和他们的太太要过来为你接风……”
我一下子从时差当中清醒过来：“什么？是今天？马上就要请客？离开始吃饭的时间只有几小时了！”“不要紧张，这不是请客，是吃饭。”丈夫说。“请客和吃饭有什么不一样？”我问。“当然不一样，‘请客’是东道主全包，‘吃饭’通常是朋友聚餐。来‘吃饭’的人自会带一盆小菜，或者一瓶老酒。因此，你只要准备一道够我们三人吃的菜就可以了。”丈夫说完了又加了一句，“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有些糊涂了，不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留学生是等我，还是等吃饭。听上去“吃饭”要比“请客”简单得多，可是对我这个在上海烧饭向来有保姆打下手的人来说，一时间，只会对着一整爿肋排骨不知从哪里割下去。
整爿肋排骨躺在水池里满满当当，看样子就是二十多个人也可以吃得畅透畅透。有肉总归是开心的，我拧开热水龙头，看着冰块在水柱底下一点点融化，自己的脑袋也随之活泛起来。
难怪大家都想到美国来，在这里就是当个卖肉的人也比在上海轻松。这一整爿的肋排骨在上海只配吊在肉摊头前面的铁钩上，让顾客用两只手指头翻来翻去挑选的。选中了，那个套着一张油汲汲的橡胶围裙的男人，就会嘿一声吆喝着，把这爿排骨拎到他的案板上，用一把古早的朴刀，梁山好汉一般，乒里乓啷一顿乱斩，立时，一块块一寸见方的小排骨，便打理得干干净净，带回家里，只需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一下，就可以下锅了。而这里的肋排骨，好像是刚刚从屠宰场里运出来的一样，斩也不斩就卖出来了。
美国猪猡似乎比中国猪猡大出很多，一整爿的肋排骨，足有三尺多长，一尺多宽，两指多厚，又极其沉重。我试着把肋排骨从水池里拎出来，不料手一抖，喀隆嗵一声，冰冷的肋排骨又跌回了水池里。“什么声音？你要我帮忙吗？”正爬在客厅里的地毯上，和儿子一起摆弄那只从上海带过来的变形金刚的丈夫问。“妈妈，侬弄痛了吗？让我看看……”儿子飞到我身边说。“没有关系，侬去玩吧。”我弯下身体亲了亲儿子，感觉到自己又有力气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顿饭，绝对不可以认输。”
别转身体把丈夫原有的一大套窄窄的长着牙齿的不锈钢刀具，放到了橱柜的高处。然后从鼓鼓囊囊的行李箱里找出母亲塞进去的那包烧饭家什，其中有菜刀、案板、擀面杖以及固体酱油和各种香料，还有一小瓶醋。这些东西占据了整个的厨房，我看着它们满意地笑了笑，因为它们就好像是我，从此要成为这里的主人。
我把钢刀放在肋排骨上面比试了一下，效仿卖肉人的架势，先是顺着骨头把肋骨切成一条条的，然后才把这一条条的肋骨一寸一寸斩断。我以为很难斩，结果还好，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软骨头，三分之一是可以斩得动的硬骨头，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厉害的。
差不多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肋排骨分割好，这时候手臂有些酸痛了。想起来在上海是轮不到我下厨。曾经在姐姐坐月子的时候，我把一镬子红烧肉烧得焦炭一般，连鸡也不要吃。不料，一漂洋过海，就变得能干起来，幸亏母亲把那本印满了彩色照片的菜谱（也就是儿子最早的启蒙书）送给了我，我便可以操刀掌勺当起了主厨。
我拉开冰箱，发现里面的蔬菜都是成双成对的，两大包土豆、两大包圆辣椒、两大个包心菜。我暗自笑起来，这是美国买一送一的便宜货。看起来我那个从来都是大手大脚大少爷的丈夫，也学会了搨便宜。
冰箱下面的保鲜抽屉塞得满满登登，拉了拉，拉不开，里面有东西卡住了。再用一把力：“哇！这是什么菜呀？怎么如此巨大？顶天立地把整个抽屉撑得扑扑满。”“怎么样，看不懂了吧？这是上海白菜啊，人家讲这菜就好像是中国来的移民，一代比一代发，几十年下来，比美国人还高大。你芝加哥婶婶的重孙，不是比你婶婶几乎高出一倍吗？今天这一棵菜，足够大家吃一顿了。旁边抽屉里还有两棵芹菜，也是一样大的。”丈夫说。
我拔出这棵上海白菜，和上海小菜场里的小白菜相比，就好像到了恐龙世界。还好母亲最后坚持塞给我一只黑漆漆的炒菜镬子。炒菜镬子是生铁铸成的，够大，够结实。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在丈夫那只小小的平底锅里把这些排骨和菜弄熟呢。
我马上找出镬子，架到灶头上。不料新的问题发生了：中国的煤气灶上面有一个可以翻上翻下的架子，无论大镬子还是小镬子都可以稳稳当当坐在里面。而这里的炉灶是用电的，平塌塌一个铁架子，煞煞平地搁在一圈圈的电热丝上面，尖底的炒菜镬子放在那里滚来滚去，一放手就打翻。我眼珠子一转，看到小花园里有一只种花的瓦盆，便先小心翼翼地把瓦盆的底部敲掉，又冲洗干净倒扣在炉口上，虽然边沿敲得像狗啃一般，但是那只炒菜镬子搁在上面，倒也稳稳当当。
为了自己的小聪明，我很有些得意。等到暮色渐渐降临的时候，一道经过改良的无锡肉骨头已经用小火炖在炉灶上了，那棵巨型的白菜也被我切成一片片铺在肉骨头的底下。此刻厨房间里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香气，令人陶醉。我想起来好婆的话：“米饭、小菜都是通人性的东西，只要用心对待，就会得到回报。”
我顺手拔出一双母亲给我带来的筷子，插到肋排骨当中试了试，突然我的手哆嗦了一下，我发现这是一双我小时候用过的象牙筷……
母亲一定是有心让我把这双象牙筷带出国的，这是我的象牙筷，上面有个豁口，是被我砸出来的。那还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坐在好婆家的灶披间里吃早饭。旁边一扇卍字纹花窗的外面，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在烟雨蒙蒙的雾色当中，正孕育着自己新生的果实。
好婆把醉夫和乳腐放到我的面前，又端出一碗昨天晚上吃剩的咸菜黄鱼汤，我连汤带鱼舀出一勺放到嘴巴里。啊哟，那鲜美的滋味一直渗透到我的骨子里。
一个和尚拄着一把收起的湿漉漉的油布伞，阴沉沉地站在我的对面看着我，良久以后他对我的好婆说：“小姑娘要远行吃饭。”“远到哪里？”“远到伊的血缘够不着的地方，远到年年月月不相见的地方，远到中秋的晚上不能回家吃饭的地方……”“不要乱讲，瘌痢头，侬给我滚出去。”我生气了，愤怒地把手中的象牙筷对着他扔了过去，筷子砸在桌子上，又反弹了起来。“看到没有，我说对了，本来伊的筷子捏得老老高，就是要远行，现在又把筷子扔了出去，幸亏被我接着，不然的话，小姑娘一辈子也回不来了。”说着，他把筷子轻轻放回到我的面前。
我看了看筷子，筷子顶上砸出一个豁口。我有心有意捏低一点，无用！我的命不幸被那个和尚言中，我真的出门远行了。想到这里有些百感交集，我要把这双筷子清洗干净，收藏起来，留给我的儿子，告诉他，这就是妈妈远行的命。
此刻，玩累了的儿子在卧室里津津有味地听他的父亲讲解《三国》，厨房间里一张可以加长的餐桌已经摆好在客厅的当中，餐桌的一边放着一大摞纸盘子和一包塑料叉子。椅子倒不是放在餐桌旁边的，而是远离餐桌立在墙边排成了一排，就好像是冷眼关注着房间里发生的一切。看着这张空空荡荡的餐桌，不由有些感伤，想不出来和丈夫分别的这多年当中，他是怎样坐在那里吃饭的，他会一个人吃饭吗？我实在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了。
趁着客人们还没有到达的空当儿，我把我的行李箱搬进储藏室，这只老式的牛皮箱子还是父亲的，父亲每次出国都会带着它。当母亲把这只箱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知道母亲是想告诉我，父亲永远陪伴在我身边。
我把箱子打开，立刻有一股遥远的亲情把我紧紧包裹。我心痛地抚摸着箱子的每一个角落，发现逝去的年代在这里留下了一道裂缝。我找出针线正准备修补，突然，我的手就好像被烫到一般缩了回来，这是因为我把手探到这条裂缝当中，在箱子的内衬底下触到一件硬物。
我屏息静气，一分钟以后轻轻把这个硬物抽了出来。我发现这是一个陈旧得霉迹斑斓的小纸筒，上面还有父亲的签名，并注有小字。“购于”后面是一行俄语，我看不懂。我把小纸筒轻轻捧到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幅印刷得极其精致的油画。这是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1927年的作品《自动售货机》，我的心颤抖了。
远处挺拔陡峭的落基山峰，正幽幽地站立在我的窗子的外面，带着郁闷的眼睛注视着我，黯然神伤地压抑着我。我茫茫然地抚摸着手中小小的画卷，一个戴黄色毡帽的年轻女人坐到了我的面前。她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她有没有亲友和家人？为什么会如此孤独寂寞地坐在这家空旷的餐厅里？是不是也要到这里来寻找“吃饭”？父亲想要透过这幅画告诉我什么呢？
我的手指轻轻地滑过油印的画面，怅然若失地静静等待着里面那个凝视着一片空白的女人会给我一个回答。就这样，不知道时光流失了多久，大门被推开了。我好像没有听见敲门，眼睛一眨，一大群赤着脚的留学生们涌进来。他们很自然地把鞋子脱在门外，又七嘴八舌地和我打招呼，打断了我的思绪。紧接着，这些人熟门熟路地到厨房间找出各自需要的餐具，刀叉碗筷，都是我刚刚想找又找不到的呢。顿时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好像这些客人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而我却变成了外人。
我有些张惶失措，最后看了一眼画面上的女人，她浑身上下流露着的苍凉，立刻向我逼迫过来。“好香啊！”一个高头大马的北京女孩惊叫了起来。
我回头一看，她已经把那只炒菜镬子端出来了。我连忙跑到厨房抽出砧墩板，又把那只倒扣的瓦盆拨拉到砧墩板上，然后放到餐桌正当中，炒菜镬子刚刚好地搁了上去。“哟，真聪明，很有古朴的艺术感。”女孩子说。“那当然，啥叫上海人啊！”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一边说一边把一只密封的锡纸盘子放到了砧墩板的旁边。
这时候，我发现那张不小的餐桌上已经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碗盘，这些碗盘的上面，多数蒙着一张保鲜纸，或者抿紧了一张锡纸头。“啊呀，我忘记烧饭了呢！”我说。“算了，电饭煲太小了，只够煮三个人的饭。反正菜够多，不要饭了。”丈夫说。
我没有回答，只是快手快脚在一只玻璃烤盘里洗好米，又按照比例放进水，抿上锡纸，放进预热好了的烤箱。记得好婆对我讲过：“‘吃饭’一定要有饭，不然的话，就不是吃饭！”
这还是在那个瘌痢头和尚对好婆讲了我要远行吃饭以后，好婆特别关照我的话。那时候，她真的把我当成了即将要远行吃饭的外孙女。这天，好婆一边怜爱地为我添饭，一边告诉我：“每一个人都要出去找饭吃的，到了吃饭的时间，连佛也要出去找饭吃。佛教里的《金刚经》就是从吃饭开始的，这是最平常的事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常人，更要以平常心对待。”“妈妈，我可以吃那个肉骨头了吗？快要被大家吃光了呢。”正在我沉浸在回忆当中的时候，儿子飞过来，抱着我的腿问。
我一看，真的！大家早已围着餐桌开始夹菜了，那一大镬子的肋排骨飞速消失。我连忙找出儿子的专用碗筷，赶紧为他夹了几块肉骨头说：“当然，侬总归是第一的。”“伊拉怎么都坐在地板上吃饭的啦？我也可以在地板上吃饭吗？”儿子问。“不可以，我们坐到那张写字台边上去。”丈夫走过来说，并带着他坐到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从旁边拉过来了一把椅子。“我再去给你拿一点蚝油牛肉，这蚝油牛肉一向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菜呢。”我听到丈夫对儿子说。“我咬来咬去咬不动，还是吃肉骨头，这肉骨头真好吃，比好婆从无锡带来的还好吃。”“真的！大家都在抢呢……”丈夫说。
我暗自笑了笑，便走到洗手间把自己梳洗干净，这才走出来加入到大家中间。我和大家一样，一只手端着一个纸盘子，到餐桌上面拿菜。“喂，这是谁烤的火鸡腿啊？怎么割不动的呢？”“我烤了一个多小时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那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看着他带来的锡纸盘子，一筹莫展地说。
我一看，那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带着后腚的火鸡腿，烤得焦焦黄黄的，煞是好看，只是一刀下去，丝毫不动。那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拿着洋刀在鸡腿上割来割去，终于下了狠心用力砍下去，鲜血立刻冒了出来。“啊呀，根本没有烤熟呢，你以为便宜的火鸡腿这么好烤的吗？”“快点扔到厨房里去，血淋淋的，太恶心了！”
男青年神情沮丧地端起了锡纸盘子，我伸手接了过来，端到厨房间里。后面跟进了那个北京女孩。“你的手艺真不错，一眨眼工夫，肋排骨全都吃没了！”她把那只底朝天的炒菜镬子交给我。“哦，谢谢你帮忙。对不起，怎么称呼？”我看着她问。“叫我菲小姐好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一个同居的美国男朋友，就是站在那里喝啤酒的，他叫瑞。”菲小姐说着，远距离和瑞做了一个大方的飞吻。
我别转过身体，把那只血淋淋的火鸡腿夹到砧墩板上，先用钢刀把鸡腿剁成小块，然后连汤带肉一起倒进炒菜镬子，又切了两个洋葱和几个土豆，大火翻滚起来。想起来了儿子最喜欢咖喱，便倒了一些进去，立刻香气扑鼻。正好烤箱里的米饭烤好了，我抓着毛巾把烤盘拖了出来，轻手轻脚地剥开锡纸，只见一粒粒晶莹剔透如珠似玉的米饭呈现到面前。我把米饭拨到了一边，又把新煮熟的咖喱火鸡堆放了进去。“哇！真漂亮！侬会变戏法啊！”那个火鸡的主人走进来说。“哟，上海人啊？”我说。“对，我叫天润，是工程系的，老婆还在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真谢谢侬今天帮了我的忙，不然的话，我就太尴尬了。”天润一边说一边把咖喱鸡饭端回到了餐桌上。“咖喱火鸡饭！好好吃啊！”“很聪明的改良，烤出来的米饭真香！”就在大家围着那盘子咖喱火鸡饭惊呼的同时，冷不防大门呼啦一下被推开了，跌跌撞撞地冲进来一个面如死灰的大男人。这个人长发披肩，胡子拉碴，他甩去两只鞋子以后，就一屁股坐到地毯上，呼哧呼哧地喘气。“陈钢，你怎么啦？撞到鬼啦？”
“……”“喝口水，不要急。”丈夫走过去，从一只放满冰块的硬塑料箱子里摸出一瓶白水递给他。有人告诉我，他是艺术系的。
陈钢喝完水缓过气来便开始说话：“啊哟，吓死人啦，我刚刚从桥底下走过来，碰到抢劫了！”“真的？！你脑子不清楚啊，那些无家可归的美国人都会蜗居在那里的呢。”“就是啊，我以为我这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偷了个懒，抄了个近道。不料一走到黑黝黝的桥洞下面，一群墨漆黑的人就围了上来。黑暗当中，只看见一个个眼珠子发着白光。他们把我包围在中间，摩拳擦掌像要吃掉我一样，把我吓得七窍生烟，几乎瘫软到地上。”“你们这些新留学生都习惯把钱都背在身上，以为存在银行里不方便，这下惨了，被强盗来了个兜底端。”有人说。“还好，还好，我狗急跳墙，一辈子的智商立时三刻统统发动起来。真的，我从来也没有这样伶牙俐齿过，我立刻说：‘啊！兄弟们啊！你我都是阶级兄弟，你们的皮肤是黑的，我的皮肤也不白啊，我们都是兄弟，阶级兄弟啊……你们没有钱，我也是没有钱的……我们是无产阶级兄弟，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兄弟啊！’说着，我哆哆嗦嗦地把口袋里装零钱的皮夹子拿出来给他们看。”“这些人买你的账吗？”“我打开皮夹子，里面只有一块钱和几个硬币，那个领头的黑人看了看说：‘你怎么这么穷？看看我的皮夹子。’说着便从身上摸出一个很有派头的真皮钱包，里面有好几张大票子，他一边给我看，一边抽出一张塞在我的皮夹子里说：‘好了，你太穷了，我们是兄弟，就分你一张吧。’”
陈钢的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得心惊肉跳，一时说不出话来，不知是谁率先大笑一声，登时一发不可收，引出了满屋子的哄堂大笑。
笑声当中陈钢又说：“不要嘲笑好不好，我吓得把一盘子菜都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呢。”笑声戛然而止，然而不到一分钟再次更响地爆发起来。正在大家笑得人仰马翻的时候，大门又一次被推开，伸进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脑袋，这是丈夫的师弟史哲。史哲手里拎着两只巴掌大的鲮鱼罐头，他光着脚，站在陈钢的旁边，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对着他笑，有些窘迫地进退两难。
他举起手，把两只鲮鱼罐头向大家晃了晃说：“很鲜。”“什么？你把中国城过期的罐头拿过来唬弄我们啊？”大家一边说一边继续大笑。“过期了吗？我没有注意，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就拿过来了。”“别装蒜啦，九十九分，买一送一，以为我们不知道？又不是小学生做造句，还‘因为……所以……’呢。”
看到大家对着这个新来者唇枪舌剑地攻击，我感到有些于心不忍，于是走过去，接过罐头说：“我也蛮喜欢的，我来打开吧。刚刚过期是没有关系的。”
有人递给我一把开罐刀，我把开好的罐头安置在餐桌上面，这才去找来自己刚才装了一半小菜的纸盘子，继续夹菜。夹了大半盆，看到靠墙有个空座椅，便坐了过去。“你辛苦了，快歇一歇。可惜你煮的菜都没有了，那道咖喱火鸡饭真好吃，连那只烤盘也刮得干干净净了，你一口都没有尝到。真不好意思。”“这样才好呢，大家喜欢就好，自己煮菜自己吃起来总是没有味道的，还是吃别人煮的菜新鲜。”“那道凉粉是我做的，你吃吃看，喜欢吗？”“上海人叫麻腐，我最喜欢了，你做得很入味，又很清爽，这里有买的吗？”“这里哪会买到这么好的凉粉，是小珍自己用绿豆做的。功夫很大的呢，为了这盘凉粉，小珍大概一大早就开始忙起来了。”旁边一个北方口音的留学生说。“张莉，你不要这么说，我比较笨一点，所以动作慢……”那个小珍谦虚地说，并借口添菜，离开了。“小珍是留学生太太，丈夫没有拿到全奖，又有一个小贝贝，不能出去打工，家境差一些。她很要面子，每次出来‘吃饭’，总是花费最大的力气，用最基本的原料做出特别的小菜。不会弄两只便宜罐头来蒙混一下。”另外一个留学生太太跟我小声地说。“对了，你的手艺这么好，我可以介绍你到中餐馆打工。我打工的那家餐馆老板，总是对我另眼看待的。”那个张莉对我说。“为什么？”旁边有人问。“因为老板一看到我就认定我是高干子弟，他讲我和别人的气质不一样。”张莉得意地吹嘘。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有一点俗气的女人说：“是有一点不一样。”“最让老板佩服的还是那道蚝油牛肉，你吃了没有啊？那可是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呢。”“哦？”我想起来儿子刚刚咬来咬去咬不动的牛肉。
正好这时候有人在另外一边叫了一声张莉，她说：“你看，我是一个忙人，又有人叫我了呢，我去去就来。”
张莉离开以后，旁边的一个南京太太说：“没有什么稀奇，她父亲不过是北京的一个局长，这种局长在北京多如牛毛，只有这种小人物才会到处显摆自己。那个叫她的东北人也是一个局长的女儿，小地方的物资局局长，可不得了，大概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一来就用现款买了部新车，在我们这里还是第一个呢！”“听说了吗？化工系的小吴，出了车祸。”“怎么搞的？他喜欢自称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好不容易积攒了几百美元，买了部三手还不知道是四手车子，车子报销了吗？太不小心了。”“没有出人命就是不幸当中的大幸了呢，拖了一车的废报纸去回收站卖，报纸没有卖掉，车子报废了……”
“……”
吃吃说说，不知不觉地到了深更半夜，餐桌上一片杯盘狼藉。丈夫摸出一个半人多高的黑色塑料垃圾袋，大家把手里的纸盘子、塑料叉子以及残渣余孽纷纷丢了进去，最后还有一大盘剩余的蚝油牛肉，丈夫端起来看也不看，毫不犹豫地倒进了垃圾袋。
客人们七手八脚地帮我把桌子收拾干净以后，便各自夹起空盘子道别，只留下那只满满登登的垃圾袋。
我把已经睡熟的儿子安顿到床上，灯光下面，一张天真无瑕面孔上，呈现出来一片明朗的阳光，我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儿子睡梦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我感觉到我的鲜血在他的身体里面流淌。
丈夫摸出一瓶五粮液，那还是十年前结婚的时候存积下来的，只是随着时间流逝，里面的酒精挥发得只剩下半瓶了。他无声地走到我的背后，我转过身体，面对面地看着他，有些陌生，有些尴尬。
他递给我一个酒杯说：“辛苦了……”
我以为他会感谢我一个人把儿子带大，不料他说：“这顿饭让你辛苦了，谢谢。”
风鸡和BBQ
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光大亮。我想起来了，我和我的上海已经远隔重洋。儿子正趴在我的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说：“妈妈，侬睡觉的时候嘴巴一动一动的，一定在吃好东西。”
我笑起来，把儿子抱到怀里说：“妈妈正在梦里啃一块肉骨头，眼睛张开来一看，原来是侬啊！”“不要啃我啊！爸爸说了，今天晚上有个外国教授请我们去吃饭，是吃烤肉，叫BBQ，有很多很多的肉骨头呢。”
原来我和丈夫分别五年又重逢的故事，对美国人来说就好像是天方夜谭一般，许多人都想来看看我们，丈夫的一个老师约翰教授便决定在他的家里举办一个盛大的BBQ，邀请大家一起来欢迎我和儿子。“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猴子，有什么好看的？”“你比猴子好看多了。”丈夫已经恢复以前的样子，开始和我调侃。“我们是不是也要带一盘子小菜？”“约翰教授特别关照，我们是特邀的客人，免带小菜。我现在要到学校里去了，你们自己在家里好好休息。”
丈夫走了，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儿子拉我到厨房说：“爸爸很有钱呢！他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好像永远都吃不光的啊。”“真的吗？侬怎么晓得的？”“侬看，冰箱里有很多很多的肉，还有冰激凌，墙壁角落里有一箱箱的雪碧和可口可乐，在上海，好婆总归是一瓶一瓶买的。我最喜欢雪碧了，可以喝一罐吗？”
我知道这种易拉罐的饮料，在美国是最大众化的了，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我说：“一大早喝这种易拉罐不大好，还是先吃早饭，好吗？”
儿子听话地点了点头。
吃过早饭以后，我把房间收拾了一遍，然后整理冰箱。不料一拉开冷冻室的门，里面噼里啪滚落出来四只圆滚滚的冰坨子。“啊哟，这是什么东西啦，还好没有打到我的脚。”我叫了起来。“妈妈，我来帮侬。”“不要，不要，小心冰到侬的小手，妈妈心疼的呢。”说话间，我已经把四只冰坨子捡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四只真空包装的白腊克鸡。白腊克鸡在上海，一般是不上台面的。这种洋鸡的肉头虽然比较厚，却泡乎乎的，又有些腥气。我呆瞪瞪地看着一并排的四只鸡，原本想把这四只鸡一起放回冰箱，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空当儿塞进去，最终只塞进了两只。“妈妈，侬是不是可以来陪我看电视呢？很好玩的呢！”“等我想办法把这两只鸡放回到冰箱里就来，我怎么也塞不回去了。”“像好婆一样，挂到阳台上去好了。”“对了，那是风鸡！让我来做风鸡吧。”儿子的话提醒了我，我立刻把两只鸡扔到水池子里，一边拧开热水化冰，一边剪开包装清洗干净，又拔出钢刀破开鸡的后背，撒上盐和香料，用一根竹筷把鸡撑直了，最后找出两根小绳子，把两只香喷喷的鸡挂到了屋檐下。
一切收拾停当，我便泡了杯热茶，安安心心地搂着儿子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电视里播放的是动画片，讲的是老鼠和猫的故事，不知为什么那只强悍的猫终归斗不过机灵的小老鼠，儿子看得哈哈大笑，我却有些担忧：“这个故事怎么有一点颠倒黑白，好坏不分的呢？”
但是整个故事的情节十分热闹，妙趣横生，弄得我也被吸引进去，抱着儿子开心得大笑。就在我们俩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电话铃声突然大作，一时间把我和儿子吓得跳了起来。“啥人会打电话来呢？”“这只电话铃的声音怎么这么响啊，吓煞我了。”“不要吓，妈妈去接。”说着，我便走过去拎起了电话。
电话的那一头是个外国女人，我告诉她：“我不懂英语啊，拼写，拼写……”
我捧着本英汉小词典，来来去去好几个回合，总算拼凑出几个单词，那是：“小动物”、“虐待”、“悬挂”、“鸟类”、“抗议”……这是什么意思？
电话那一头的女人有些强硬起来，再笨的人也会领悟到这里面一定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无奈听不懂。我心急如焚满头大汗，两只眼睛盯着窗子外面的停车场，祈祷着可以冒出来一个人帮我一下。
然而无望，一个偌大的停车场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只有那两只悬挂在屋檐底下的风鸡，孤零零地在微风底下晃过来晃过去。
啊哟！鸡！一定是这两只风鸡发生了问题！这个女人在抗议我虐待小动物呢，好像还讲，一歇歇有人要来示威……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一下子醒悟过来，放下电话，直奔外面，把两只风鸡拎了下来，又快速地跑回到房间里，然后抓起电话说：“No鸡！No鸡！”
许久，电话的那一头吐出了一个词：“Thanks。”然后咯楞噔一声挂上了。
儿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妈妈，侬做啥？跑进跑出就好像那只叫汤姆的猫咪？”“对了，妈妈这只猫咪被老鼠捉牢了。”
吃过午饭，又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看了看手表，快五点钟了。我把儿子叫起来，为他换上一套出客的衣服，又涂了一点防晒油，自己则穿上一条长裙和一件绣花短衫。母子俩便光光鲜鲜地到大门外面的绿地上，等待丈夫一起出去BBQ。“咦，这么大的花园，还有滑滑梯、荡秋千，怎么一个人也没有的啦？”儿子大概想起来在上海排长队等待滑梯的情景。他一个人兴奋地在那里爬上滑下，很快就好像有些无聊起来，小小一个人站在滑梯的顶上，两只小手扶着栏杆向远处眺望。不一会儿，他开心地跳起脚来，他说：“妈妈，妈妈，有人了，有人了。”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收垃圾的工人，他们开进来一辆巨大的垃圾车，把一个三四米见方足有半吨重的垃圾箱，一下子就叉了起来，倒完了垃圾又把垃圾箱轻轻放了回去，然后便把垃圾车开走了。一切就在几分钟里发生和完成，却让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儿子快速地从滑梯上面滑了下来，跳到我的身上和我紧紧拥抱，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幼小的身体是那么单薄。
这时候一辆细轮子的自行车飞一般滑到我的面前，一个高挑的金发小伙子对我说了声：“嗨！”
接着又说：“风鸡，风鸡……风鸡啊！……”
我顿时慌了手脚，怎么又是“风鸡”啊，是不是来找我抗议的？于是结结巴巴对他说：“No风鸡！No风鸡！”
他固执地说：“风鸡，风鸡……风鸡啊！……”
我急起来了，打着手势解释：“No风鸡，风鸡吃掉了！没有了，吃掉了！！”“什么？？吃掉了？”他瞪大了眼睛，流露出惊恐万状的样子。
丈夫回来的时候，刚巧看到自己的老婆笔笔挺地站立在门口的台阶上，面对着台阶下面的一个老外，急吼吼地分辩，于是匆匆把他那辆蓝色的别克停稳在停车位上，便一路小跑过来。
他先和那个老外打了个招呼，然后抱了抱儿子向我介绍：“这是大卫，刚才他自我介绍告诉你说，他是我们对门邻居计凤的男朋友……”我愕然。计凤？凤计？风鸡？外国人先叫名字后叫姓，所以计凤就变成了风鸡了？！“哈哈哈，怎么样，我劝你还是脱掉那件‘独立’的外衣，来依靠依靠你的丈夫吧，不然的话，隔壁的计凤就要被你当成风鸡吃掉了！”丈夫幸灾乐祸地继续大笑。“侬不是讲要带我们去BBQ吗？还不走啊！”我转移了话题。“好吧，先回去换衣服啊。”“不是换好了吗？侬看，妈妈还搨过嘴唇膏呢！好看吧？”儿子说。“好看，好看，我以为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为了迎接我啊，原来是为了吃饭。不过去参加BBQ，不用穿长裙，只要牛仔裤就行了。”
等到我们一行三人到达约翰教授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一式T恤衫、牛仔裤、运动鞋了。
约翰教授的家坐落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小街的两边已经停满了各式的汽车，好像都是来参加BBQ的。快到约翰教授家门口的时候，丈夫突然停下脚步说：“对了，有一件事我先要和你讲清楚。”“什么事？”我被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吓了一跳，是不是他想告诉我这些年他吃饭的秘密？“我就是想告诉你，这里是西方国家，男人见了女人的礼仪总是要拥抱一下，亲吻一下，法国人还要亲吻两下，你不要见怪，都是正常的。”
我松了口气，立刻笑道：“啊哈，太好了，我只要看到男人，立刻吊到伊的头颈上亲来亲去就可以了。”“不可以！”丈夫叫起来，我大笑。
这时候，儿子打断了我们的对话：“不得了，这里有这么多人啊，我今天从早到晚除了你们以外，一共才看见四个人：两个人是收垃圾的，一个人是送信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刚刚那个叫‘风鸡、风鸡’的大卫。我还以为，这里是个没有人的地方呢。”儿子扳着手指头数来数去。“你记性真好，小脑筋把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么清楚。”丈夫夸奖着儿子。“因为人太少了，我才记得的。要是在好婆家里，我就数不清了。咦，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
我用力嗅了嗅鼻子，连我这个长期患有慢性鼻炎的人，也可以闻到空气里蔓延着一股奇特的肉香。“喂！你们来啦，就从院子里进来，大家都在等待你们呢！”一个讲着有美国口音的中文的老外一身牛仔打扮，隔着院子的栅栏和我们打招呼。“他就是约翰教授。”丈夫说。“看上去有些像工人，不大像知识分子。”我说。
此刻这个约翰教授正站在一个长方形的地洞旁边，地洞的周围用石头垒起了一道矮墙，那里面是燃烧的树枝和木炭，上面有一个铁丝网，铁丝网上面是一排排的猪肉、牛肉、鸡腿、香肠，等等。那些涂满了酱汁的肉类，被炭火烧烤得吱吱作响，熔化的脂肪不时滴到树枝和木炭上，溅起点点火星。“欢迎，欢迎你这个远道来的客人，约翰为了让你们尝一尝正宗的BBQ，今天特别起了个大早，搭起了这个改良的印第安人的地灶，味道就是不一样啊。”一个精瘦的华裔女人对着我们说。这是约翰教授的太太，台湾人。“太麻烦了，真不好意思。”我说。“谢谢！”丈夫连忙加了一句。“哦，这是你们的儿子啊？好可爱啊！”约翰教授太太又说。“哪里啊……”我还没有说完，丈夫又抢着回答：“谢谢，谢谢！”
约翰教授太太笑着对我说：“昨天我和你丈夫谈到你们分别五年以后的重逢，他告诉我你们将重新认识一次，重新恋爱一次呢，真浪漫。”
我连忙回答：“谢谢。”同时看了一眼有些窘迫的丈夫，心里说：“我学得很快吧！不就是别人讲一句好话，马上回答一个‘谢谢’吗？”
周边不少男女围拢过来，他们纷纷向我们祝贺，祝贺我们的重逢。于是我不断地向他们“谢谢”。“嗨，来吧，这一批肉烤好了，小伙子，先来一块！你几岁了？”约翰教授大声招呼我的儿子。“五岁！谢谢！真香！”我的儿子也学得很快。
接着，大家都托着一个硬纸盘过去拿肉。我在约翰太太的帮助下，夹了猪肉牛肉和一根香肠，又加上番茄酱、胡椒粉和盐等调料，便走到旁边吃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吃BBQ，确实别有风味。特别是那块牛肉，虽然硬了一点，但是很有嚼劲，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大家边烤边食边饮边谈，不亦乐乎。我用眼睛搜索到我的儿子，看到他正努力地对付一根肉骨头，弄得满脸是酱，丈夫走过去，用一大把餐巾纸在他的嘴巴上擦来擦去，让我感到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抬起头来，张望一下日光，这里的白天怎么会一直亮下去的呢？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头顶上的太阳仍旧金光灿烂，就好像刚刚升起来一样。
一个高挑的华裔女学生坐到了我的旁边，她说：“我叫美珍，台湾来的，就住在你的楼上，有空上来玩。”“谢谢，请多关照。”我连忙说。“不用客气，你初来乍到，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些华人朋友，周末一起去查经班，很热闹的。”美珍热情地说。“好——”我一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查经班，又不好意思询问，坐在对面一个小巧的太太，好像看出来了我的窘迫，等到美珍去拿玉米的时候，她就坐到了我的身边。
她说：“我叫阿颖，从香港来的。美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查经班是教会活动，那就是一大群华人在一起吃吃饭，学学《圣经》。我看到你有一个极其可爱的儿子，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天主教的活动，圣母是最慈爱的了，你会感觉到她很亲近。”
阿颖刚刚说完，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孩走过来说：“我叫艾米，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法国人。刚刚你的儿子告诉我，过一个星期他就要上学了。我想，等到你儿子上学以后，你会很寂寞的，我让我的朋友来教你英文好吗？”“你的朋友来教我英文？”“是的，免费上门教学，连教科书也是赠送的呢！”“这么好？你的朋友不用读书、上班吗？”我有些不能相信的样子问。“当然要读书、上班。但这是奉献，是比所有其他事情都重要的呢，我也和他们一样，每个星期都要抽出一天来奉献的。”“向社会奉献吗？”“向上帝奉献，我们所享受的一切都来自上帝，他造太阳给我们日光，造月亮和星星使我们晚上也有点光，造地球给我们居住……”
艾米的眼睛里充满了虔诚，一字一句地说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佛教以外的宗教思想，我感到很新鲜。想起来西方文化当中，有两大传统——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化又是以古希伯来文化为基础的，它们既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基石，又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信仰，以至生活习惯，却没有想到，宗教文化会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我一边听一边想：看起来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首先就要了解这里的宗教文化。
正想着，儿子举了一只盘子飞到我跟前，他说：“妈妈，妈妈，侬吃一口，这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真好吃，有一点像上海天鹅阁的奶油焗面呢！”“这叫意大利千层肉酱面，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通常用四五层新鲜的鸡蛋面片组成，每层里面填入肉糜、奶油调味汁、番茄酱、干乳酪等，放在烤箱里烤出来的。”阿颖热心地向我解释说。“真的很香啊，我好像没有吃到番茄酱呢。”“马琳是摩门教徒，摩门教禁绝烟、酒、咖啡和茶。他们吃粗粮加工的产品、水果、蔬菜和有限的肉类，所以马琳做的意大利千层肉酱面比较清淡，也比较适合华人的胃口。”阿颖又说。
这时候胖乎乎的马琳走过来了，阿颖马上笑着用英文说：“马琳，他们都喜欢你的肉酱面呢！”“太好了，下次到我家里来吧，我们有很多华人兄弟姊妹呢。”阿颖帮我翻译了这句话。“谢谢。”
接下来阿颖、马琳、艾米和美珍等都围在一起有说有笑，一点儿也没有教派之间分歧的争执。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新旧教之间的血腥。
我的感觉很好，我喜欢这种和睦相处、太太平平的生活。这时候又走过来了一位马太太，她自我介绍是天津人。一听到我的祖籍也是天津，立刻拉着我的手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我笑起来了，我告诉她：“事实上，我只有到天津去过一次，还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呢。”
马太太说：“无论你是哪里人，都是中国大陆人，就都算是老乡了。你刚刚来，先休息两天，过两天我来介绍你到中国餐馆打工，可以先给客人倒倒茶水，以后做熟了，就可以端盘子了，到那时候，你就出头了，一个周末就可以赚到一两百美金呢。”
我笑了笑说：“那就谢谢了。”嘴巴里却泛起一股说不出的酸苦。远处的丈夫大概注意到了我的异常，他举着一瓶啤酒走到我的跟前，我接了过来，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马太太是个很热心的人，一定是要介绍你去餐馆打工，这事情不急，过几天，等你在家感到无聊了再说。事实上，你只要一个星期去打一两天工，一个月打两三百美金，付付房钱就可以了，其他时间仍旧可以在家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不要为吃饭担心。”
马太太和丈夫的话让我感到悲哀，在美国出头的日子难道就是端盘子吗？“伊登”，我的“伊登”变得梦幻一般，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八十年代的留学生和现在的留学生完全不同，我们不仅不可能从家里得到资助，因为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父母老早就清贫得一无所有了；我们还要想办法克扣自己，逢年过节寄些美金回去。几乎每一个留学生和他们的太太都在打苦工。
我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自己的两只手，尽管在出国之前就做好要和钢笔再见的准备，却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不甘心，我在心里对着父亲的在天之灵呼喊：“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我一定要自己站起来！”
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太阳一落下去，远处的落基山就变得阴沉起来，诡谲地聚集起野地里的冷风，无声无息地侵袭着我软弱的身体，把刚才那点儿祥和一扫而光，我感到无依无靠。
BBQ的篝火渐渐熄灭，约翰教授和他的太太把剩余的食品分别装进一个个食品袋里，然后分发给大家。就在大家纷纷起身说再见的时候，一辆破旧的福特汽车带着巨大的声响嘎一声停到了大门口。“哦哟，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们都吃饱喝足要结束了呢！”
来人木噱噱地跌撞进了大门，这是一个谢了顶的小个子男人，他扶着门框说：“我太太死了，刚刚在大街上出了车祸，被撞死了……”
“……”“怎么可能？我下午还看到过她……”
约翰教授的太太用眼神阻止了说话的人，然后把这个谢顶的男人扶到椅子上。这个男人就好像没有知觉一般，直挺挺地杵在那里。许久，突然趴到桌子上，发出了女人般的哭号。
原来他的太太打两份工，中午在快餐店卖快餐，下午收工以后便赶到市中心的一家中餐馆端盘子。这天，快餐店结账的时候发现少了二十美金，老板拉长了面孔一定要她找出来。后来还是老板的太太回来讲，是她取了二十美金给女儿买裙子，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这时候马上就要到四点钟了，于是这个打工太太急急忙忙跨上自行车就往市中心赶。
打工太太一身的疲惫，一肚子的怨气，十字路口忘记朝左看一看，正巧一个失业潦倒的白女人驾驶了一辆“老坦克”，一个右转，乒乓一声，打工太太连人带车一起飞到她的前车盖上，又乒乓一声，弹到了旁边路牌的钢筋水泥柱子上，立刻肝脑涂地。
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击倒。一个外国女教授流着眼泪从外面走进来，她说：“我第一次看到你太太的时候，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只是非常和善地看着我笑，我一点也不了解她。后来我开始了解她了，可以和她对话，这不是因为我向她靠近过去，而是她向我靠近过来，她艰苦地学习英语。留学生的太太们都很艰苦……”
约翰太太说：“她艰苦到了连一顶自行车的安全帽也舍不得买，为了让儿子早一点出来，节省了每一块美金……”
丈夫一只手搂着儿子，一只手捂着儿子的耳朵对我说：“没有想到我们这批中国人第一个死亡的是因为飞来横祸……我有全额奖学金，艰苦一点，够了……”
这个原本是欢迎我到来的BBQ，结果变成了送别一个暴死的太太。离开约翰教授家的时候，大家连说声再见的心情都没有了。第二天早晨，丈夫到学校去之前，走到我的面前，用力地抱了抱我。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对我说：“好好待着……”
而在我听来则是：“好好活着！”
太阳升起来了，我和儿子穿戴整齐走出门去。在我儿子的手里有一只废弃的可口可乐易拉罐，易拉罐的顶部已经被我剪成了花边样，我们在小溪旁边停了下来，轻轻把易拉罐放进水里，灌满了溪水，又在路边的草地里，摘下一朵朵不知名的小野花。我把野花插进了易拉罐，然后走到那个十字路口。
老远就看到在那个十字路口，钢筋水泥柱子的路牌底下，安放着一个翠绿的自行车安全帽，安全帽是崭新的，上面的标牌都还没有来得及撕去。我把我的易拉罐安置在安全帽的旁边，然后拉着儿子向这位不知名的、从未谋面的先行者致哀。
眼面前突然浮现起北京白云观里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从明朝开始就悬挂在那里的，其中的七个字在我眼前久久不能拂去：“天下无如吃饭难。”“伊登”离开我更加遥远了。
蛋糕和春卷
两个星期以后，我开始到科罗拉多州的华文周刊上班，其实在周刊工作和在餐馆打工并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天我推着一车新出版的刊物在中国城各个商店分发，迎面撞到利用课余时间在餐馆打工的陈钢。陈钢正推着一车垃圾从厨房后门出来，看到我有些尴尬。
我灵机一动说：“一车子杂志，一车子垃圾，价值是一样的。”
陈钢想了想突然明白了，他大笑，我也笑了。当时科州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美元，无论在周刊还是在餐馆都是每小时四美元，因此垃圾和杂志的价值就变成一样的了。至于在餐馆端盘子，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要看顾客出手是否大方了。《科州华文周刊》编辑部设立在丹佛市，与我所居住波德小城之间还相隔了两个城市，当我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心里有些发毛，丈夫站在一边说：“你自己想清楚，每天上下班要倒换两辆汽车呢！”
我仿佛听到话里还有一句话：“你行吗？”
我看了看墙壁上那幅《自动售货机》里的女人，咬了咬牙回答：“我想清楚了。”
现在这幅《自动售货机》已经装入镜框挂到我的床头上了，镜框里原本是丈夫和留学生们的合影，被我压到油画的背后。我给画面上这个孤寂的女人起了一个名字叫Sharon，这一天一大早醒来，睁开眼睛就对着画里的Sharon说：“我要去上班了……”
Sharon没有回答，我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那张涂满了厚厚一层白粉的面孔，在白粉底下的眉宇之间，我仿佛窥视到那里充满了恐惧。这恐惧，是来自对陌生的未来的无法探知。这就是我，怎样的未来将会在前面等待着我呢？我打了一个寒战。
儿子爬到我的身边说：“不要担心，隔壁的小珍阿姨让我回来就到她家里去，一歇歇爸爸就回来了，再一歇歇侬就回来了。”儿子说着，听上去不是我要安慰他，而是他在安慰我。
吃完早饭，我把儿子送到学校，看着他小小一个人背着一个大书包，一步一步地走进那个陌生的环境，我有些心痛。儿子转身看了看我，我很想跑过去抱一抱他，但是他向我挥了挥手，便走进教室去了。
儿子在我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我有些失落。身边的丈夫掏出四张一美元的钞票放在我面前说：“看清楚了吗？上车的时候往售票机里塞两张，然后让司机给你一张票根，凭着票根，你可以免费转乘丹佛的市内汽车。”
我拿过钞票，胡乱地放进口袋里，拎起午饭盒子就急匆匆地去赶长途汽车了。汽车站离开我的家不远，步行了十来分钟，看见前面有个玻璃亭子，里面还有一排干干净净的木头椅子。我刚刚想坐下来歇口气，一辆巨大的汽车就在我的前面停了下来。一个健壮的黑女人坐在司机座位上，笑容可掬地向我打招呼。我手忙脚乱地把两张钞票塞进售票机，不料，两张钞票塞进去了，那个黑女人仍旧伸出五根手指头。
我指了指售票机，表示我已经把车钱塞进去了，黑女人则比手划脚地解释了一大番，最后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2.50”。我明白了，车票涨价了。我想到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美元了，那是我的回程车费，现在我该怎么办？黑女人看明白了我的窘迫，她宽容地向我摆了摆手，先是示意我可以上车，然后又从她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了两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让我放进口袋里，这是添给我回程时候用的。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汽车开始上路了，我把自己安置在第一排的座位上，前面就是一块硕大的玻璃，玻璃底下一辆辆小汽车在奔驰，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一时间，落基山的风景尽收眼底。车厢里没有几个乘客，和上海拥挤到了像沙丁鱼罐头一般的公共汽车有着天壤之别。大家友好地向我点头打招呼，使我感到很安逸，我有些开心起来，我想这就是我在美国迈出去的第一步。
长途汽车停在丹佛的市中心，街道很宽，行人不多，每一个人都好像很愉快，我在街角找到了我要倒换的车辆，我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条街名：17街。
上了市内汽车以后，我便开始数站头，在我数到第十三个站头的时候，华文周刊到了。
华文周刊坐落在一个中国购物中心的二楼，在一个拐角处，我找到了一块印有“周刊”字样的门牌。这毕竟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我慎重地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那扇玻璃门。一时间，我愣住了，那里面就好像打过仗一样，书刊、杂志、废纸一天世界。
女老板看到我来了，如同老熟人一般，急急忙忙说：“你来了就好，明天出刊，今天是最忙的呢。你是有经验的，看着做吧。先把上星期的版样拆下来，再把新的文章补上去，我要出去收广告费了。”
话没有说完，人已经出去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她又返了回来：“你看我这人忙得糊涂了，钥匙到哪里去了？东东，你先帮我找一找我的钥匙好吗，谢了，谢了……”“钥匙啊？什么钥匙？你手上不是有一串钥匙吗？”我说。“哦，真的呢，原来就在我自己的手里啊！谢谢，谢谢！我来不及了，要走了。对了，有广告要记下来啊，广告是最重要的！下午有个学生妹妹会来打字，你就交给她要打字的资料……中午还有一个台湾太太会来上班，她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有问题你就问她好了，周刊的事情就拜托了，拜拜！”女老板一阵风似的旋了出去，我只好硬紧头皮应付。
女老板一走，两部电话铃此起彼伏，我一边排版一边接电话，一会儿是分类广告，一会儿是社区消息，还好讲的都是中文，总算可以应付。快到中午时分，果真来了一个面善的台湾太太，她告诉我她在这里是半职，因为是新闻系毕业的，总不愿意放弃老本行，所以来了这家周刊。说着她就坐下来写专访，她写得很快，又把我接到的社区消息按前后次序整理了一遍，便把这些稿子一份份夹在一起，说是到了下午，一并交给学生妹妹打字。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位台湾太太叫怡君，嫁了一个韩国人。她和我同年同月出生，家里除了丈夫和两个女儿以外，还有一个七旬的老父。
正忙着，学生妹妹走进来了，她腼腆地看着我笑了笑，就坐到一台电脑前面开始打字，而我则趁这个当儿赶快吃饭。饭盒子里的饭菜是昨天晚上丈夫就装好了的，里面除了蔬菜炒肉片以外，还有一块大排骨。这块大排骨是我留给丈夫吃中午饭的，他把排骨埋在我的饭底下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样的关爱了，有些受宠若惊。
昨天晚上的排骨炸得又香又脆，达不到天鹅阁的水准，也有红房子的水准。我是用从美国超级市场里买来的面包粉做出来的，但我的做法和美国人的做法不同。美国人在涂面包粉之前会先蘸上鸡蛋和盐，而我则是蘸上了酱油，撒一点点菱粉，用刀背拍了一遍，再拍上面包粉，这样炸出来的排骨可以称之为中国味道的西式排骨。
丈夫和儿子一人啃了两大块排骨，吃完以后，丈夫抚摸着自己饱胀的肚子说：“不得了，天天吃大餐，我们都要变成大胖子了。”
不知道什么道理，在上海习惯称吃西餐为“大餐”，中国菜则是“小菜”。刚刚结婚的那阵子，因为常常到天鹅阁吃“大餐”，朋友们开玩笑送来一块横匾，上面写着两个字，“合肥”，至今还挂在我上海的床头呢，想到这里不由笑出声来了。
正笑着，外面走进来了一个穿着风衣的美国大男人，他的面孔不善，一丝笑容也没有，对着我讲了一大串英语，我一点头绪也摸不到。回过头去一看，怡君刚刚出去买午饭了，那个学生妹妹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整个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由紧张起来。
我对他说：“这里是周刊，你懂不懂？周刊的办公室是不允许闲人随便进出的，你给我出去！出去！”
这个男人显然听不懂我的话语，却明白了我的逐客令。他变得粗暴起来，哇啦哇啦恶狠狠地大叫，我反而不再害怕，站起来用我的身体向他逼过去，哇啦哇啦地骂了回去。大男人节节败退，退到大门口的时候，我打开大门，顺势推了他一下，把他关到门外去了，又在他的鼻子前面把门锁扣上。
大男人气得眼珠子也要跳出来了，后来想想假如他真是坏人的话，一拳头就可以把这扇玻璃门打烂，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只是气急败坏地站在玻璃大门外面，从他的公事包里抓出一本小本子，气呼呼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撕了下来，啪一声贴到了玻璃门上。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我自己呼哧呼哧地喘气，我拖来一把椅子，面对着大门坐在那里，继续吃饭。正在这个时候，玻璃门外面露出两个惶恐不安的脑袋，再一看，原来是女老板和怡君，她们俩在下面的停车场刚巧遇到，远远地看见了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幕。
女老板一脚跨进周刊，就抓住我的肩膀大声地说：“东东啊！你好大胆啊！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那是移民局来查身份的呀！”
怡君说：“我刚刚在下面买牛肉面，那个在餐馆里端盘子、没有工卡的王小姐就被移民官带走了呢。我心里打鼓，因为学生妹妹只有在校内打工的身份，想不到被你误打误撞，撞过了这一关。”
女老板说：“我也是为学生妹妹捏了一把汗，咦，学生妹妹到哪里去了？”
学生妹妹的脑袋从厕所里伸了出来，原来她一直躲在马桶间。学生妹妹是没有事情了，而我则必须带着身份证和打工卡去见移民官，这就是那张贴在玻璃门上的纸头上的命令。还好，移民局的汽车还停在停车场上，女老板带着我找到了那个移民官。
刚才凶神恶煞的移民官，现在倒变得客气起来，他认真地验证了我的身份，最后放行的时候还对我讲了一句：“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女老板欢天喜地地说：“有吐！有吐！”“有吐”，这是我后来最喜欢用的一句英语，样样好话飞过来的时候，只要“有吐”出去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吐”错地方的时候，那是后话。而当时女老板看到万事大吉了，便拉着我就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赶着忙碌去了。
这一天，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把周刊的版样全部做好，那年代还没有电脑排版，每一条消息每一个广告都是用手贴上去的，到了最后几个小时，连女老板的老公也在下班以后赶过来，一起劳作。总算做完了，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
女老板要亲自把大样送进印刷厂，我则急急忙忙去赶那辆回程的市内公共汽车。上了汽车发现，黑暗当中只有我一个乘客，年轻的司机问了我一句话，我摇了摇头，他看我听不懂也不再追问，挥了挥手，说了一声“OK！”就上路了。
我仍旧把疲惫的身体安置在公共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面对着偌大的玻璃窗打了个哈欠。那里的街景早就被一片墨色吞噬，惟有两道直射的车灯仿佛是在隧道里映出变形的想像。我好像替代了《自动售货机》里的Sharon，坐在空无一人的餐厅当中。
我开始数站头。大概在数到第五个站头的时候，汽车停到了人行道的边边上。车门打开了，并没有乘客上来，只听到一阵嗡嗡的声响，公共汽车的台阶变成一片平板延伸了出去。我把脑袋伸出去看热闹，只见一辆残疾车上到平板当中，那平板就好像升降机一般，稳稳当当地升了上来。就这样，这片平板反复升降了两次，带上来一对腿脚不方便的男女。汽车司机站了起来，把他背后的一排座位翻了起来，腾出一排空位，把他们的残疾车安置在那里。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接下去那片平板又恢复成台阶，车门关好了，公共汽车继续上路。
那对坐在残疾车上的男女，像两只小鸟一样一并排坐在那里，卿卿我我地说起了悄悄话，我则想起了我的姐姐。我坐在轮椅里的姐姐，一辈子也没有享受过这种升降机呢，每次上下公共汽车，都是那样的艰难。姐姐比我聪明，读书读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比我漂亮，却因为残疾，历经坎坷。此时此刻，我的姐姐在上海不知道正在干什么，我为她的遭遇感到不平。
我一边想一边数站头，当我数到第十三个站头的时候，我预先站了起来，那对坐在轮椅里的男女立刻示意我坐下，并帮助我拉了一下车窗上面的一根绳索，绳索一拉，就发出了门铃一般的响声，司机座位上头的一盏电灯亮了起来，上面呈现出来“要求停车”字样，司机从反光镜里对着我说了声：“OK。”便把车子停到了站头上。“谢谢！”我跳下公共汽车，对着司机和那对男女挥手道谢，汽车开走了。
汽车开走了，我一个人站在月台上，想到只要上了那辆长途汽车，就可以到家了，立刻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街口上，完全不是我早上换车的地方。
一定是出鬼了！明明是同样的汽车，十三个站头，怎么会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呢？那时候我不知道市中心的街道多数都是单行道，来去汽车的站头设立在不同的地方。这里不是17街，而是16街。虽然17街和16街相差只有一条街，却有着天壤之别。16街是条步行街，白天这里是上班族的天下，那些摩登男女一个个夹着个公事包，一本正经地匆匆赶路。可是到了夜晚，到了只有酒吧还开门的时候，马路上除了酒鬼，就是要饭的了。
孤身一人站立在酒鬼和要饭的当中，语言不通又迷失了道路，我只有心惊胆战。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到处都是墨漆黑的黑人，其中有一个人正醉醺醺地向着我走过来。“哈啰！贝贝，过来……”
我的脚骨发抖了，无知觉地后退着，我想我的末日到了。
正在这时候，我忽然看见拐弯角上走出来一对年轻的黑人男女，他们西装革履，时装打扮，我就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飞奔过去。我当时只会说两个单词，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波德”。这对男女大概被我突如其来的出现吓得瞠目结舌，但立刻明白了我窘迫的处境，只是无奈听不懂我的话语。他们看到我急到了火烧火燎的样子，不知怎么办才好。
幸亏那个女人灵机一动，从皮包里摸出一支笔和一本记事簿，她比划着让我在上面画画，我明白了，便在那张纸上面画了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个人，我指着图画告诉他们：“我……汽车……波德……”又急中生智想出来另外一个单词：“家”。
那聪明的女人想了想恍然大悟，她向那个男人解释了一番以后，那个男人一拍脑门对我说：“跟着我，跟着我！”
这三个字是我熟悉的，因为当时上海的电视里正在播放《跟我学》这档学英语的节目。于是我便跟着这对男女穿过了马路，他们的长腿迈得很快，我几乎奔跑起来，当我们到了下一个路口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停到了我的面前。这不是我要乘坐的长途汽车，这对男女却不由我分说，就把我塞进车子里。车门在我的脑后刷一声关上了，那对男女隔着车窗和司机解释着什么，又向我挥手道别。
我很焦急，我不知道这辆汽车会把我带到哪里，我的口袋里又没有多余的钱来乘坐这辆汽车。然而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举目观望的时候发现，这辆车子相当拥挤，而且都是已经喝得烂醉的黑人，我是其中惟一的女人，我要瘫倒下去了。
车窗外面摩天大楼的茶色玻璃散发出冰冷的寒气，车窗里面的黑人兄弟热气腾腾地喧哗，他们看到我亢奋起来，拍手跺地在车厢里又唱又跳。整辆汽车跟随着他们跳动的节奏，剧烈地晃动起来，越来越厉害，幅度之大，我以为汽车要打翻了。
我尽量缩小身体，两只手紧紧抱住了汽车里的扶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回家，能不能看到我心爱的儿子，想到这里，我为自己在美国找吃饭如此艰难而感到心酸。
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里的酒鬼们突然大呼小叫起来，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到车门在我的面前打开，车子停在一个斜坡的旁边。这里不是车站，可是车子上的人一起轰我下去。我的后背瑟瑟发冷，斜坡下面是高速公路的进口处，他们难道是想把我推到高速公路上，集体谋杀我吗？我死死抱住钢管不放手，恨不得和钢管融为一体。
见我不肯下车，两个彪形大汉立刻挤过来，他们一边一个把我架了起来，我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就好像一只小鸡一样，两只脚悬到半空当中。他们拎着我从斜坡上面冲下去，所有的人都在叫喊，只有我咬紧了嘴唇。我想明天早上，我那支离破碎的尸体将被人们在高速公路上发现，我只希望不要太可怕，不要吓到我的儿子。
夜间的冷风在我的耳边呼啸，我抬起头来，最后看了一眼满天的繁星，一轮明月挂在正前方，我和我的儿子说了声再见，便把眼睛闭上。
突然，风停了，叫喊声变成了欢呼声，我感觉到我的两只脚站立到了坚硬的地板上。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我已经被放进了一辆公共汽车里。早上把我带进城的女司机正冲着我微笑，那两个把我架进汽车的大黑人，站在汽车外面的黑暗当中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对着我摆了摆手说再见。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在市中心奔跑的公共汽车是步行街上的免费汽车，那对年轻的黑人男女特别关照司机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因为晚上八点以后的长途汽车是一小时一班，所以司机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以后直接赶到了车站。不料老远就看到去波德的汽车已经开出车站，于是大家嘶声叫喊，堵截了出站的汽车……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这群素不相识的黑人兄弟，我知道我不会再和他们相会。很久以后，当我可以用英语叙述我的故事，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那个长途汽车的女司机，她听了以后，指了指自己的皮肤对我说：“记住，以后看到这样肤色的人遇到困难，请帮助他。”
这个长途汽车的女司机开始教我英语，她是我到美国以后的第一个英语老师，那还是在我被两个大男人架进她的汽车时她自己决定的。当时我惊恐未定地坐到了第一排的座位上，她教我说：“可以告诉我吗，到波德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她一路开车一路说：“到波德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我的家在那里。”我一字一句地跟她学：“到波德的公共汽车站在哪里？我的家在那里。”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远远地看到落基山山顶有一颗巨大的五角星，丈夫告诉过我，那是因为美国的一架飞机惨遭歹徒劫机，那些人质一直没有办法回家，于是，落基山的居民们就设法在美国最高的落基山顶建造了这颗星星，他们希望这些人质可以在远处感觉到——星星底下就是他们的家。
我看着星星在心里说：“星星底下就是我的家。”
当我推开家门的时候，坐在沙发里相互依偎着已经睡着了的丈夫和儿子一下子惊醒，儿子飞到我的怀里，我扔掉了手里的包包，紧紧抱着他，他说：“对不起妈妈，我没有到床上去睡觉，因为今天是侬第一天上班，我一定要等侬的。”
儿子说着又从我身上跳了下来，到冰箱里拿出一块变了形的蛋糕，丈夫说这是儿子学校里发的，自己舍不得吃，一路上捏回来要留给妈妈。
我把蛋糕放到一只盘子里，丈夫又从烤箱里端出一盘脆膨膨的春卷。“谁做的？这么专业！”我问。“是爸爸看着书做的，专门去买了黄芽菜，皮子外面还沾了发面粉，放在油里炸的时候就胖起来了，好像老城隍庙里买来的一模一样。就是在炸的时候，手手上面烫出一只泡！”儿子说。
我晓得丈夫不会做饭，能够做出这些春卷是不容易的，我似乎看到他这么多年一个人吃饭的模样。丈夫把烫伤的手藏到了背后说：“没有关系，一点点。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是在上海延安路陕西路口一家半地下室里的小吃店里吃春卷。”看着蛋糕和春卷，我想说：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伊登”啊。
漏馅的饺子
到美国以后第一次吃中国饺子，竟然是在我的美国朋友凯蒂家里。凯蒂是我幼年时代的朋友蕾蕾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漂洋过海。蕾蕾托她到上海来的时候，给我的儿子带了一块巧克力，我们就认识了，而且混得像老朋友一样。
凯蒂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来是在初夏时分，这个高挑的美国女孩，随意地披了一件淡雅的夏装，把办公室里小青年的眼珠子都勾出来了。他们挤眉弄眼地示意我留她一起吃午饭，我发现她什么也没有吃。只是用筷子挑了几根冷面，又用一个小汤匙喝了两口鸡毛菜汤，就不再喝了，因为汤里有味精。后来她说鸡毛菜比菠菜好吃，就把汤里的菜都挑出来吃掉了。她对我说，早就在宾馆的饭厅里听到过鸡毛菜，只是“鸡毛”这两个字让人恶心，所以一直不敢尝试，没有想到这个“鸡毛”这么鲜嫩。
我笑了，告诉她，四川还有一道叫“蚂蚁上树”的名菜，也是很有滋味的呢，但是凯蒂和蚂蚁无缘。我发现凯蒂和很多美味都无缘，她几乎是个绝食者，我以为她不习惯中国饭，她告诉我说，她很喜欢中国菜，她不是绝食她是节食，基本吃素。“节食，为什么？”我无法理解。
她说：“我的外祖母因为不节食，五十岁的时候就乓一下死掉了，我的母亲因为不节食，六十岁的时候就乓一下死掉了……”
我想她大概要说，如果她不节食的话，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会乓一下死掉。可是对我来说，如果可以舒舒服服地活到七十岁，乓一下死掉也是开心的呢。像她现在这样节食真是痛苦，每次都要我带她到各个地方去品尝上海特色，但是真的带她到西藏路去吃排骨年糕、威海卫路去吃炒面大王、老城隍庙去吃南翔小笼的时候，她总在一边咽口水。
没有想到，我到了美国在华文周刊刚刚工作了两个星期，凯蒂就设法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笑道：“怎么样，很吃惊吧，我一下子就找到你了！你现在是出大风头了，我在纽约的电视里都看到你了呢。”“怎么会？我虽然在周刊工作，但那是地方小周刊，和电视台没有关系啊！”“和你的工作无关，和吃东西有关。”
原来这天是我第一次领工资，虽然钱不多，但毕竟是我辛苦了两个星期的报酬，我很高兴。下班的时候，女老板带我到对面的银行帮我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又告诉我联邦街上有一家超市的东西又便宜又新鲜，就是要自备购物袋。“我去看看吧。”说着，就在家得宝公司的门口，扯了一卷免费的塑料绳子，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前往那家便宜货超市。
虽然在丹佛来来去去只有两个星期，可是此时此刻我已经误打误撞变成了“老丹佛”了，特别是每天都要经过的联邦大街和市中心，对我来说，简直熟悉得就好像是上海的淮海路一样。当我找到那家便宜货超市的时候，门口正在举办促销，一长排敞口的冰箱里放满了一只只小母鸡。这种鸡还没有两个拳头大，但是烤出来比白腊克鸡好吃多了呢。只是这种鸡比较贵一点，通常和大鸡一样价钱，两美金一只。而今天的促销价是买一送一，不过一次要买足二十只。我仔细查看了包装纸上的日期，又翻来翻去挑出最大个的，二十只小鸡足有二三十磅呢。
二十美金可以买到二十只小鸡真是空前便宜，因为便宜也就忘记了重量，挑好了小鸡就去付钱，付了钱才想起来这个超市没有购物袋。还好备有那卷家得宝公司的免费的塑料绳子。于是我找了一个空当儿把绳子打开，又把二十只小鸡一分二，然后一只一只就好像上海小菜场里缚螃蟹一样把它们缚成两串。
拎起来试了试，有些重，可以说是很重，不去管它了，想到回家为儿子做一道他最喜欢的八珍烤鸡，便一咬牙一手一串拎了起来，上了直达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可是还没有到步行街就发现这里有些异常，今天既不是节假日又不是休息天，市中心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我拎着鸡，跳下了公共汽车，已经有些熟识的司机对我说了声：“再见！”我想也没有想就回答了一句：“有吐！”吐出来以后才发现不对，这个“有吐”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再见”后面就不可以用“有吐”！但是已经吐出去收不回来了，好在公共汽车的司机知道我是一个新移民，不会在意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天三K党在这里集会，想像当中的三K党都是面目狰狞恐怖的样子，不然的话怎么一定要用一只三角形的帽子把整个的脑袋包起来呢？但事实上三K党公开横行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在美国只有一部分州允许他们的存在。我始终没有弄清楚科州是否允许三K党存在，只相信他们的集会申请得到了批准，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警察保护他们呢？
要动用警察保护他们，是因为反对者的声势巨大，当三K党途经步行街的时候，那些污秽的垃圾就会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我以为这个时候他们的三角帽只是用来保护他们的脑袋。按照我的性格是最好挤到最前面看热闹，无奈手里拎着两大串小鸡，只能十分困难地挤在满是反对者的人行道上行进。
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在三K党的最后是压阵的警察，警察们排着横队，背着身体向后退。在三K党和警察的当中有个五六米的空当儿，于是我灵机一动就钻到空当儿里去了。这里既没有人挤到我，也没有垃圾飞过来，我以为是最安全的了。只是没有想到电视台的摄像头对准了我，这也就是凯蒂在纽约的电视里看到我的缘由。
这个镜头虽然播放了不到一分钟，但也是相当奇怪的了：一个东方女人手里拎着两大串“泰森”小鸡，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三K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不要被误认为是泰森的广告才好呢。“哈哈哈……”凯蒂在电话的那一头大笑。“走在三K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你是什么感觉？”凯蒂终于停止了笑声问道。“你想作电话采访吗？告诉你吧，我在数八珍烤鸡的八样料，那是：茴香、花椒、桂皮、肉豆蔻、丁香、葱、姜、酱油，还要加一些中国人的补药。”我回答。“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的家就在波德，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明天我要从纽约飞回去，我的父亲说请你全家来吃饭。”
停了一下凯蒂又加了一句：“我告诉过我的家人，你是中国最好的厨师，是不是可以带一道真正的中国菜？别忘记要素食。”
放下电话我有些手足无措，蕾蕾曾经告诉过我：“凯蒂出身于底子殷实的犹太老家庭，住在一幢绿荫环抱的豪宅里。她的母亲去世以后，她的父亲又有续弦，女方也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家里的规矩很大的呢。”蕾蕾又补充了一句。
果真如此，当天的信箱里就躺着一只沉甸甸的信封，上面没有邮戳，是由专人送来的，因为家里没有人，就放在信箱里了。打开一看是一份精致的请柬，上面还印了一个棕红色的火漆徽章。请柬上面的字好像是用鹅毛笔写出来的一样，粗细有致。
丈夫看了看说：“现在这样的家庭在美国也是不多的了。”“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去呢？蒸一笼素菜包子？”我问。
丈夫回答：“不好，根据我的经验，美国人最不喜欢这种白乎乎的泡乎乎的东西了，还不如春卷。”“不好，凯蒂不吃油炸食品的。伊也很少吃麻薯这一类的中式甜食。”我说。“算了，不要做菜了，送一条真丝围巾或者两面绣的摆设……”丈夫说。“不好，不好，凯蒂是个中国通，伊在上海的时候，我专门带伊到苏州的工艺品门市部去买了一大捆这种东西呢。再说，伊点明要真正的中国菜。”
我第一次发现，到有钱人家去做客，实在是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呢。我有些后悔，不应该答应去吃饭的，甚至不应该和凯蒂认识的。这时候小珍带着女儿过来串门，进门就问：“什么东西这么香？”
丈夫说：“是八珍烤鸡烤好了吧？先吃烤鸡！不要为这个凯蒂头痛了，还有一天时间去想呢。”
儿子说：“我已经隔着烤箱的玻璃看了好几次了呢，金黄金黄的，我的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手来了。”
我笑了，儿子最后的那句话完全是我母亲的口气。我想起了我在上海的家人，此时此刻他们应该起床了，母亲还不知道，我已经把她的拿手菜八珍烤鸡改良成为美国菜了呢。
小珍在一边说：“别人做一道八珍烤鸡要五六个小时，先要把各种香料放在锅子里煮两个小时，等汤冷却以后，还要把鸡放进去浸泡两小时，再加葱姜料酒腌制，最后才挂在烤箱里烤。你回家最多才一个多小时，入味吗？”“你尝尝。”我得意地说。
自从去上班以后，便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在美国打拼吃饭，样样事情都要做得快。不然的话，一家三口的嘴巴都只好扎起来了呢。“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小珍问。“先把小鸡冲洗干净，再用针线把鸡脖子缝起来，插上三根筷子，让小鸡可以倒站在那里了。这才把香料找出来，配不齐的就用美国超市里的九层塔、意大利香芹等代替，然后一起放进打肉机里打碎和酱油搅拌在一起，用手再把这自制的香料酱在小鸡的身上抹一遍，余料倒进剪去屁股的鸡肚子里，塞进烤箱里。因为所有的香料都打成了粉末加上酱油，很快就会渗入到鸡肉里。二十分钟以后，喷香的八珍烤鸡就可以吃啦。”“打肉机可以把茴香、花椒、桂皮也打碎吗？”小珍问。
我看了一眼丈夫说：“打是打得碎的，但是想要打成粉，只好用咖啡研磨器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丈夫就惊呼起来了：“啊哟，明天早上我的巴西咖啡就会变成‘八珍咖啡’啦！不过家里咖啡研磨器也太老式了，对了，你今天好像发工资了，是不是可以送我一台新的呢？太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丈夫高兴起来。
我无话可说，我正计划要给儿子买一台任天堂游戏机，那是需要一百多美元的。为了我的儿子，我得加紧打工。
第二天是星期五，不用到周刊上班，原本的计划是，每星期五上午在家休息，下午到儿子小学里的书店义务工作一小时，算是我的一个小奉献。其实这个义工也不是完全没有报酬的，儿子因为这一小时，可以到书店拿一本免费的新书。这实在是蛮合算的，美国的书籍极其昂贵，一本小人书常常超过四美元的呢。一小时即可以拿到一本书，又可以了解一下儿子在学校里的情况，还可以顺便学学英文，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可惜小学里的书店一个学期只开张两个月，一年只有十六个星期，我得抓紧时间去把这十六个星期的义工时间都登记下来，那就是十六本新书啦。
这一天清晨，我比往常起得还要早，丈夫在被窝里说：“义务劳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半，你用不到这么早就起来的。”
我说：“侬不用管我，我不要浪费上午和中午，我要到餐馆里去打工了。”
丈夫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坐在床上睁大了眼睛问：“你说什么？你不是一向以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到餐馆去端盘子的吗？”
我说：“这个资本主义已经把我那种士大夫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念头统统冲到下水道里去了。现在我先走了，等一下儿子醒来告诉伊，下午就可以看到妈妈了，伊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等一等，现在这么早，餐馆还没有开门呢，你这是到哪里去啊！”丈夫赤着脚追了出来。
我告诉他，那是两份工作，先是在一家快餐店包春卷，然后再到隔壁一间中餐馆端盘子。说着，我就把两只脚插进一双上海生产的回力牌运动鞋里，出门了。
想起来有些奇怪，这双运动鞋还是老丁送给我的。那天午饭以后，老丁夹了一个申报纸卷起的包包走过来，他把纸包塞在我手里说：“送侬一双运动鞋，我看到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穿着运动鞋走路，在一个陌生的人群当中走路。”“老丁侬看错了，我穿运动鞋会生湿气的。”那时候我刚刚拿到签证，还没有告诉单位里的任何一个人。
老丁仍旧固执地说：“侬要多准备几双运动鞋，侬要走很多很多的路。”
此时此刻，我就是穿着这双运动鞋，混杂在上班族当中，行走在波德的大街上。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对着那挂在钢筋水泥柱子上的路牌默默地低下了脑袋，我想告诉倒在这里的先行者，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决不让自己跌倒，为了这个不知名的、波德留学生当中第一个死去的人，更加坚强地活着。
我知道快餐店跻身在繁忙的购物中心的角落里，只是在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购物中心还没有开门，里面空无一人。从后门踏进厨房，立刻被一股油汲汲的味道包围住了，两个粗短的墨西哥男人，把一大脸盆春卷馅和一大摞春卷皮搬到我的面前。
这些春卷皮比大馄饨皮还要厚，春卷馅是用超市里最廉价的包心菜、胡萝卜、炒熟的猪肉牛肉糜搅拌在一起的，里面还有一种美国的木耳。这种木耳硬扎扎的，咬起来沙沙响。我看见墨西哥人舀了一大勺味精进去，难怪不少美国人就好像中了邪一般喜欢这春卷，只是这春卷吃下去，就会像老鼠吃了药一般，拼命喝水的呢。
一大脸盆的春卷馅很快就包完了，又搬来一盆，也包完了。女老板惊喜得目瞪口呆，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手抓馅，一只手一卷就可以把春卷包好的呢，你真快！”说着就从钱箱里拿出十美元塞在我的手里，又说：“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啊！”
我来不及和女老板客套，别转身体直冲隔壁的中餐馆，因为周边公司的不少白领都到这里来用午餐，中午显得特别繁忙。男老板扔给我一条带着一个大口袋的围裙，后来我才知道这只口袋是装小费的。
照理说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充当一个任人使唤的下人，应该有些悲哀或者颓丧。可是没有，因为我胸前的口袋不断地鼓胀，对此我兴奋不已。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微笑竟然是可以换钱的。依仗着自己的体力，穿梭在前厅的餐桌当中，很快就变得驾轻就熟了。收工的时候，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钢镚和纸币，数了数，才两个小时竟有二十多美元，难怪有人说我在周刊耍笔杆子是浪费时间呢。
只是松懈下来就感觉到了浑身酸痛，先是那只巨大的托盘，五个手指顶在肩膀上，那里至少一菜一汤一碗饭，加上碗筷杯盘、啤酒饮料，啊哟，我的手指都红肿起来啦！这时候老板递给我一只饭盒，里面装好了他的两道拿手菜，一道叫“左将军鸡”，另一道叫“蘑菇丐盘”。我好像在中国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两道菜，后来电脑搜索，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左中堂将军”和鸡有什么关联。至于“蘑菇丐盘”听上去有一点丐帮的气势，实际上不过是蘑菇炒鸡片，里面也有很多味精。
这天下午，做完义工，带着儿子一路走回家，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儿子举着他的小人书，在我身前身后跑来跑去，告诉我学校里的故事，我们俩穿过小河浜、大草坪。突然，儿子跑到我的面前，认真地对我说：“今天妈妈来接我，我真开心。”
我蹲下身子，紧紧抱住我的儿子，他的小身体完完全全贴在我的身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回到家里，扭开电视，那里面又是我们最喜欢的《老鼠和猫》，于是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啃那道“左将军鸡”，味道有一点像麦当劳里的炸鸡块蘸番茄酱。儿子突然问：“今天晚上我们吃炸小鸡好吗？”“啊呀！不好了，今天晚上要到凯蒂家去吃晚饭，我还没有想出来带什么菜呢！伊拉喜欢素食，怎么办？”“咸菜萝卜各人喜欢。”儿子顺口说了一句母亲常说的上海话，立马让我茅塞顿开。
想起来前几天超市里的小红萝卜降价，一美元买了十把。我打开冰箱拿出萝卜清洗干净，加了一根美国大黄瓜，又用上海带过来的日本刮刀刮成了细丝，用盐腌了一下；另外在切下来的萝卜缨子里撒上粗盐，起了一个油锅，爆香葱花。我先把萝卜丝和黄瓜丝里的水挤干，滚烫的葱油浇了上去，立刻香气扑鼻。萝卜缨子也腌好了，切得细细的，原本应该和毛豆一起炒一下，因为没有毛豆，只能用超市里的冰冻小豌豆代替。等到丈夫从学校里回来的时候，一盆冷盘——萝卜黄瓜雪白粉嫩；一盆小炒——咸菜豌豆碧绿生青，而我则老早就抱着儿子坐在沙发里，一边看那只猫被老鼠捉弄得逃来逃去，一边哈哈大笑。
正在这时候，凯蒂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到家，如果可以的话，她让我们早一点动身，因为她家在山里面，她担心天黑了不好开车。
我们三人穿戴整齐上路了。
丈夫自如地驾驶着小车缓慢地在环山道上爬坡，看看两边，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吓得我只有把儿子紧紧围在手臂里，终于儿子大叫起来了：“妈妈，侬快要挤死我啦！”
丈夫大笑：“放心，我是不会把你们开到山崖底下去的。”“看起来富人不好当呢，每天开车提心吊胆，寿命也要吓短的。”“哪有富人还要开车的？这么大的富豪都有私人司机。”
说着，小车转了一个弯，那是一条更加窄小的道路，路口还有一个小牌子，儿子指着上面一串字母说：“这个字我刚刚学过，叫‘私人的’。”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凯蒂的家到了，这条路是他们私家拥有的路，不相干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
丈夫的话音未落，前面一幢大房子里的狗群狂叫一片。同时听到凯蒂喝狗的声音：“停下来，停下来，这是我的客人。”紧接着就看到凯蒂张开双臂向我们迎了过来。
凯蒂和我们一一拥抱，先把我的两盘菜端进房子，然后带我们去看她的马。我知道凯蒂喜欢马，在上海的时候我打开我的皮夹子，给她看儿子的照片，而她则打开她的皮夹子，给我看她的马的照片。此刻这匹油光锃亮的高头大马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凯蒂把我的儿子举到马背上，牵着马在草场上散步。秋日里西下的太阳正笼罩着我们，微风吹散了我们的头发，我说：“凯蒂，你的家真美……”“谢谢，是很美，但是母亲去世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很少回家，这次还是因为你来了……”“凯蒂！凯蒂！……”远处的叫喊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凯蒂看了看手表说：“快吃饭了，我们去洗手吧。”
踏进洗手间时我目瞪口呆，一面巨大的镜子铺满了一堵墙壁，四周镶满了电灯，把一尘不染的洗手间照得雪亮，连我面孔上几粒不引人注目的雀斑也被照得清清楚楚，我洗了洗手，连忙逃了出来。儿子进去以后也马上窜了出来，他一把捉牢我说：“妈妈，马桶是钞票啊！”“什么意思？”我又回到洗手间，刚才没有注意，原来那只抽水马桶是特制的，用一种透明的材料，材料当中镶满了硬币，一个个闪闪发亮。后来凯蒂告诉我，这些都是她后母的设计。
距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点空隙，凯蒂带我们参观了她的卧室，那里面有一张巨大的画像，上面是一个和凯蒂很相像的女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凯蒂的母亲。奇怪的是在房间的一角，有一台木头的织布机和一台纺车，织布机上还有一张没有织完的毯子，凯蒂坐在矮凳上摇了两下纺车，脸上悲苦的神情，让我不敢发问。
终于有人来请我们到餐厅去了，这里有一张一二十尺长的餐桌。凯蒂的父亲正襟危坐在顶头面，她的后母远开八只脚地坐在他的对面，凯蒂说，无论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一起吃饭。他的父母总是这样面对面坐着吃饭的。凯蒂的父亲是个谢了顶的老头，他让我和丈夫坐在他的左右侧，我的右手边是儿子，丈夫的左手边是凯蒂，再下面是他们的邻居，凯蒂看到我疑惑的样子笑着解释说：“这是我们最近的邻居，他们居住在好几英里以外。”
大家坐定以后，凯蒂的父亲开始致欢迎词。这个拥有豪宅的主人是当地一家大医院的老板，他的欢迎词非常长，首先是欢迎我们这些远道的客人和他们的近邻以及久不回家的女儿，又赞美了丰富的食物，再就是时事新闻包括他医院里的病人、非洲的饥民……总之在他的讲话当中，我的两只眼睛一直盯牢餐桌当中一排盖着银盖子的银盘，想像着里面的山珍海味。眼面前镂花的银质刀叉明光锃亮；身上一张绸缎的餐巾上面精细地刺绣着一个大大的G字，这是凯蒂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那些英国瓷器上的蓝色图案，倒有一点像我好婆家里餐具上的花纹……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总算开饭了，首先上来的是一盆鲜红的番茄汤，凯蒂介绍这是用西班牙的番茄和中国芹菜再加上意大利的香料和橄榄油制成的，很有营养。我舀了一勺还没有放到嘴巴里，儿子在旁边轻轻说：“妈妈，侬慢点喝，是冰的。”
接下来凯蒂又介绍说，她的后母为了招待我们这家中国客人，特别花费了一个下午，制作了一道最正宗的中国主菜，那就是放在中间盖着银盖子的盘子里的——饺子！凯蒂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拎起一个个银盖子。
啊哟，这是什么饺子啊？皮和馅子统统分道扬镳，一堆堆可怜巴巴地贴在银盖子下面的镶着金边的盘子上。饺子皮是用杂粮面粉制成的，黑乎乎的，我和儿子努力地把凯蒂分在我们盘子里的饺子皮和饺子馅往嘴巴里放。虽然淡而无味，却品尝到了美国家庭招待客人的认真。凯蒂的父亲和他的邻居好像并不在乎放在嘴巴里的食物，只是不断地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争执不休，丈夫偶尔也会参与。
最后那道菜大家一抢而空，那就是放在中间一只高脚盘子里的萝卜黄瓜和咸菜豌豆。凯蒂的后母把咸菜豌豆放在盘子的中间，萝卜黄瓜围在四周，这两道最普通的咸菜、萝卜变得高贵起来。就好像是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就连咸菜、萝卜，也要包装呀。
这天晚上回家的路上，当我们的小车远离凯蒂家的时候，我在黑暗当中问丈夫和儿子：“你们在想什么？”“家里的炸小鸡！”他们俩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从来也没有免费的大餐
刚刚过了金色的九月，一转眼就迎来了万圣节，紧接着又是感恩节。打开房门，外面已经是大雪纷飞了。科州的冬天来得早，清晨在冰冻的雪地里追赶汽车，一脚一滑，常常会有陌生的小车停到身边，摇开结满冰花的窗子问：“你需要帮助吗？”“谢谢，公共汽车站就在前面呢！”挥了挥手道别，心想这个世界真好，随即便涌出来一份暖洋洋的感觉。
下班回家，丈夫已经把一只风鸡放在汽锅里焖煮得满屋子飘香。一家三口热乎乎地坐在一起吃晚饭，突然大门被推开，小珍和她的丈夫撞了进来。“我们上了你的老当啦！”一向温柔的小珍一进门就有些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我一吓，差一点把手里的汤碗打翻。丈夫连忙把他们两个请到沙发上坐下，又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龙井茶，问清缘由。
原来，前几天小珍丈夫的一篇论文发表，得到他们系里的一个优秀论文奖，还有两百美元的奖金呢。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于是小珍夫妇商量，决定阔绰一次，邀请导师到中餐馆去吃一顿中国饭。
可是哪一家中餐馆好呢？正巧手边有一份科州的华文周刊，其中“工商报导”栏目里刊登了一篇我写的“人间仙境，美味中餐”，特别介绍了一家中国城新开张的中餐馆。那里面对餐馆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清洁卫生、美味佳肴、服务态度无不加以赞美，特别是一道道特色菜，读起来不由让人馋涎欲滴。
小珍夫妇读着读着就决定了，他们要到这家被我描写得美轮美奂的餐馆“真好味”去请客。这天小珍夫妇驾驶着他们的小车，在中国城里转来转去，还迷失道路，总算找到这家餐馆的时候，发现那是坐落在垃圾回收场对面的一家小餐馆。踏进餐馆的大门，立刻在心里大告不妙，那地板滑唧唧的，不知道多少油腻积存在上面。无奈导师已经端坐在没有桌布的桌子后面了，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坐了过去。
接下去的事情更加悲惨，几道冷菜黏嗒嗒的，一定是放在冰箱里好几天了，再要一道宫保鸡丁，上面的花生米已经返潮，还有些发耗的味道……
小珍说：“我一边在心里臭骂你，一边还要面带笑容应付那个美国导师，你真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少怨气啊！”
看着小珍差不多要落下眼泪的样子，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内疚。自从到了这家华文周刊，我不再用我的名字“东东”写文章了，通常是用“小西”。有一点“南辕北辙”的意思。我说过，我已经练成了不用头脑只用手写文章的本事。在这里做新闻，最要紧的是学会做“钞票的喉舌”。一份广告收进来了，那就是钞票，就是生存，就是有饭吃了，常常一家餐馆的门是朝哪里开的都不知道，就会对着一张广告单子写出一篇天花乱坠的文章。
看在吃饭的分上，什么样的文章都会写出来的。有一次一个华商的太太不幸逝世，我连这个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也没有看到过，对着一份讣告，竟然写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第一个上当的又是这个小珍。那天她捧着周刊，流着眼泪和我商量，说是要给这个逝者的孩子捐一点钱。
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老实的小珍上当实在有些于心不忍，真不知道怎样赔偿她才好。突然想起来，今天早上坐在长途汽车上，一个已经混得很熟的同车乘客丽莎告诉我，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她丈夫的教堂要举办盛大的晚餐，可以邀请我的全家以及华人朋友去参加。
我知道丽莎的丈夫是个牧师，主持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长老会教堂的工作，已经好几次让我到他们的教堂里去了，还说要开车来接我呢。想到这里，我立刻对小珍说：“小珍，餐馆的事真是对不起你了，这样吧，我来找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吃火鸡大餐吧，好吗？”“有没有大火鸡啊？”小珍三岁的女儿扬起小脑袋问。“有，当然有，就好像动画片里的一模一样。”我先要安抚好小珍的宝贝女儿。
果真有效，小女孩高兴地跳来跳去：“吃火鸡喽！吃火鸡喽！”“不要跳，不要跳。小心跳出毛病。”小珍的气一下子消了一大半，丈夫又拿出来一大把儿子在万圣节的时候要来的糖果塞在小女孩的手里，小女孩愈加高兴了，小珍只好笑了，不过在小珍离开的时候，我还答应她，下次她再要请客的时候，我一定帮她做一桌子最好的中国菜。
我刚刚把小珍一家送出门外，丈夫一把抓我进来问：“你真的有地方可以去吃免费的火鸡大餐啊？这种吃白食的机会对于留学生来说是最受欢迎的了，在什么地方？可以带多少人去？”“当然啦，就是那家最大的长老会教堂，丽莎说可以带朋友，没有说多少人呢。侬想带多少人？”
丈夫说去年的火鸡大餐是在一个嫁给了美国人的台湾太太家里吃的，曾经答应过今年要请他们一家来吃火鸡，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来的单身母亲是那个台湾太太的好朋友，她们总是在一起的，丈夫也到她家里吃过饭，还有一对刚刚从北京来的夫妇，还有……
听到这里，我立马打断了他说：“不得了，侬要带多少人啊，别人以为我这是吃大户呢！让我先去问问丽莎再说。”同时心里又在想：原来我不在的时候，丈夫就是这样到处吃饭的呀，不知道欠了别人多少饭呢！
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对丽莎说：“丽莎，我大概有三十多个朋友想来参加火鸡大餐……”
没有想到丽莎一听就兴奋地叫了起来：“真的吗？太好了！我的丈夫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的。我开教会里的大车来接你们吧！”“真的不会给你们的教会带来麻烦吗？”我有些怀疑地问。
丽莎当即回答：“不会，不会，我们教会是最欢迎朋友的，看到有这么多新朋友来和我们一起庆祝感恩节，我的丈夫一定会高兴得给我一个大大的亲吻呢！好了，到时间我来接你们吧。”丽莎的样子，就好像不来接我们，我们会逃走一样。“我们自己开车来好了，你去接其他更加需要接的人吧。”
感恩节的早上，刚刚起床，小珍就打电话过来，说是因为晚上不用准备晚餐，白天可以放松一下，她邀请我们一起去丹佛观看感恩游行。于是我们两家，合开一辆小车，到达丹佛的市中心。老远看到许多大公司都扎起了彩车，还有中小学生的仪仗队，以及戏剧表演、体育比赛等。想起来这个节日原本是为了感谢上帝的恩惠，感谢印第安人帮助“五月花”的船民生存下来，还有庆祝丰收的意思。现在除了感谢上帝、庆祝丰收以外，感谢印第安人的部分相对缩小，我到美国好几个月了，好像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印第安人呢。我问丈夫：“印第安人在哪儿？”
丈夫回答：“那是要到专门的地方才可以看到的，真正的印第安人现在是很少见到的。”
儿子说：“我们学校里就有一个印第安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没有什么两样。这几天，他们全家都到他的祖母家里去过节了。”
丈夫说：“你那个印第安小朋友早就是混血混得不能再混了，他们标榜自己是印第安人是有好处的，升学可以减很多分。有意思的是那个小朋友的祖母好像还是个华人，他的爸爸说他母亲会做烤鸭，他们要去吃烤鸭的。”
听起来感恩节也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中秋节。许多远离家庭的亲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集在一起，品尝美味的感恩节火鸡。
讲到感恩节火鸡就想起来晚上的火鸡大餐，因此一看完游行，就急急忙忙地回家。胡乱吃了几口饭，各自到床上休息了一下，还不到三点半，丈夫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出发了，因为感恩节的火鸡大餐一般是从下午四点钟就开始的。
长老会教堂坐落在波德的一个小山坡上，老远就可以看到古老的尖顶。那上面还有一个就好像是成龙的《警察的故事》里面的大钟，每到敲钟的时候，全波德都可以听到的呢。此刻大钟正当当当当地敲响了四下，雄伟浑厚的钟声让人对整个的教堂肃然起敬。
我们的小车到达教堂跟前的时候，丽莎已经站在台阶上张望了，当她看到我们的小车队，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她比手划脚地把我们引向停车场，然后带领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教堂大厅。大厅里面热气腾腾，喜气洋洋。一排排几十尺长的桌子，从头到尾从左到右铺满了整个大厅。丽莎把我们三十多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地坐在其中的一张长桌的两边，刚刚坐定，隔壁桌子上的教友就反过身子来和我们打招呼，原来我们是他们教堂的第一批中国客人。
火鸡大餐开始了，丽莎的丈夫摇着一只铃铛让大家安静下来，并带领大家祷告，感谢上帝的恩赐，其中特别感谢上帝为他们带来了我们这些中国朋友。而对我这个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烤火鸡的人来说，在神父讲话的当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前面那张长桌上的一排火鸡上面了，只看到一只只火鸡烧烤得焦焦黄黄，还没有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就闻到诱人的味道了，简直就是香飘万里。
牧师冗长的演讲总算结束了，他非常慎重地举起一把长长的带着牙齿的钢刀，从火鸡的胸脯开始，精细地一刀一刀切出薄片，然后招呼大家排着队上前分享。在那张放着火鸡的长桌上，除了火鸡以外还有红薯、玉米、南瓜饼、红莓苔子果冻等。特别是在火鸡的旁边，小山一般高高地堆起来了黄乎乎黏乎乎的食品，丽莎介绍说：“这是干面包、蔬菜、火腿肉拌好各种调料塞在火鸡肚子里同烤出来的‘四大福’，很有味道的呢，你尝尝。”
我看了看这个“四大福”很不雅观，碍于丽莎的热情只好舀了一小勺。又看到大家都在排队要火鸡胸脯，旁边油光锃亮的火鸡腿和火鸡翅膀竟然无人问津，原来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肉有红白之分，牛肉、猪肉是红肉，鸡肉、鸭肉是白肉，但是鸡肉鸭肉里面的胸脯是白肉，翅膀和腿又是红肉。他们以为白肉是健康的高级的，红肉是不健康的廉价的。其实白肉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死肉”，红肉才是“活肉”。丈夫已经变成美国人了，要了一大片白肉，我则仍旧是中国人的脑筋，给儿子叉起一个鸡腿，自己要了一只翅膀，就回到座位上去了。
周围的教友们都把火鸡蘸着红莓苔子果冻一同吃，我看到丈夫的盘子里也有一堆果冻，要过来一点儿，放在鸡肉上试了试，不大习惯，和那个“四大福”差不多味道，甜汲汲咸汲汲的，远不如撒上椒盐来得味美。可惜这里没有椒盐，只好将就一下撒了一点盐。
那只火鸡翅膀真是硕大，越是到骨头之处越是鲜美，听说宋美龄也还是中国人的脑筋，晚年在纽约的寓所里，只喜欢吃火鸡脖子和带骨头的部位，弄得她手下的中国人因为整天要吃老太太剩下的鸡胸脯叫苦不迭。我走到那张放着火鸡的长桌前，看来看去找不到火鸡脖子，想必这种部位在西方人眼睛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好像在我家里的鸡翘，还没有烹调就被扔到垃圾箱里了。
这天的火鸡大餐吃到我再也不想吃火鸡为止，丽莎看到我喜欢鸡腿鸡翅膀，不容我拒绝就把剩余的几十只鸡腿鸡翅膀都装在食品袋里送给了我，说是请我帮忙，谢谢我了，不要浪费呢。
吃饱喝足回到家里，不知为什么那么疲倦，三个人倒头就睡，一直到第二天的天光大亮，后来听说火鸡肉有催眠的作用。
按照常规感恩节是在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从这一天起将连续休假，但是华文周刊需要把前一天送到印刷厂的大样拿回来，拆干净，才不会影响下一周的出刊。于是感恩节的第二天，丈夫说：“今天还是过节，公共汽车减少班次，我送你去上班吧，反正拆大样很快，我和儿子等你一下，然后一起去看看艺术博物馆，这几天免费呢。”
到了办公室，推开大门，发现里面除了女老板夫妇以外，还有一个毕芦。
毕芦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我进华文周刊以前就在那里工作了，好像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又不是收广告的、记账的、打字的。他不是全职，也不是半职，只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坐在周刊的办公室里了。女老板让他写文章，他很能写文章，赞美的骂人的，什么文章都能写，写完了以后还会恭恭敬敬地把他的真名和工卡号写在后面。一开始我弄不清楚其中的奥秘，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要吃饭的钱，也就不再追究了。
第一次看到毕芦是在最繁忙的星期三，我正忙得手脚并用的样子，女老板说：“不要急，让我打个电话把毕芦叫过来，帮你一下。”电话打过去不到十分钟，毕芦就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撞进来了。我以为是收垃圾的，一脚把一个废纸篓踢到他的垃圾袋旁边，他似乎有一点不高兴了。一本正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满了头衔的名片对我说：“我姓毕，是教授。”
我没有理会，只是把一堆社区消息推到他的面前说：“老板让你写一下有关社区活动的报道，那里面有电话号，不清楚的地方打电话去问。”
讲老实话，有人来帮我写社区活动的报道是我最开心的呢，因为这是最难写的。华人社区里面为了一点点小小的权益，钩心斗角，弄不好引起口舌大战，实在惹不起。毕芦听了我的话，便接过那摞社区消息，看也没看就放到写字桌的上面，随后走到洗手间，把女老板刚刚吃完午饭还没有刷洗的饭盒子和筷子刷洗了一遍，用手纸擦了擦干，就走到他的垃圾袋旁边，打开口袋狠狠地挖出一盒蛋炒饭来了。
他坐在我的前面“咂吧咂吧”大声吞咽，弄得我烦躁至极，而他越发放肆起来，干脆跷着二郎腿，摇头晃脑地吃了一盒又一盒。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么一个老头儿，竟然连续吃了五盒蛋炒饭。当他吃完第三盒饭的时候，大概是有力气说话了，他就告诉我，他每周一次到旁边的孤儿院去义务劳动两个小时，工作是照顾那些孤儿吃饭，孤儿们吃剩下的饭，他就可以拿回家，差不多可以吃一个星期，一直到下周再去拿。
听到这儿不由让我动了恻隐之心，心想这个老头儿虽然有饭吃，但是天天吃这种垃圾一样的剩饭，和那个人人不愁吃饭的“伊登”相差太远了。他的子女如果知道的话，会多么心疼啊。正在这当儿，毕芦总算吃完了，他舒舒服服地对着我打了一个饱嗝，又从笔筒里拔出一把裁纸刀，肆无忌惮地剔起了牙齿。就在我感到极为恶心的时候，女老板在隔壁发话了：“毕教授啊，东东很忙呢，你赶快帮帮她吧，不然的话她加班晚了，赶不上汽车，回不去了呢。”“没有关系，回不去就住我那儿吧。”“我可以住到怡君家里去的。”“喔哟，你还怕我会吃了你？”毕芦说着，眼睛里突然露出猥琐的目光。“他妈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我正忙得气不打一处来，看到这个糟老头子的手偷偷放到我握笔的手上，一气之下骂了出去，接着又指着他的鼻子说：“自重一些，毕芦——！”
不料，那个“芦”字还没有落音，毕芦就好像一颗子弹一样跳将起来，笔笔挺地对着我来了个大立正，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喊：“有！”
这声音把写字桌也震动了，女老板吓得几乎从椅子上掉下来，打字小姐把一摞打字稿统统掉到地上，我惊呆了。幸好这时候怡君推门进来，她一看到这个阵势连忙说：“毕教授来啦，快写报道啊，今天我还想早一点回去接孩子呢。”“我……”毕芦气馁下来。
怡君继续：“毕教授，我给你倒一杯水吧，快写啊！”
事后怡君告诉我：“这个毕芦在中国大陆因为‘极右’被关押在大牢里二十多年，因此一听到有人叫他‘毕芦’就会条件反射，以为是在监狱里了，给你来个大立正，大叫一声‘有’，活活把你吓死。不过通过今天这件事，他不敢再惹你了。”
这天下班的时候，女老板突然想起了她的饭盒，找来找去找不到了，她一拍脑门说：“一定又是那个毕芦拿走了，他已经拿走我一箱子的饭盒了呢，我明天都没有饭盒带饭了。”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女老板和怡君虽然在背后叫毕芦，可是在毕芦的面前绝对是称呼他为“毕教授”或者“毕先生”的。按照女老板的话是：“多叫一声教授，少出很多麻烦。”只有我不甘心叫他“教授”，因为他做出来的事情实在不像一个教授。有一天，毕芦突然问我：“你的母亲是不是姓陶？”
我心里奇怪，他怎么知道我的母亲姓陶？再一想不奇怪了，早上要给母亲寄信，匆匆忙忙忘记塞进邮筒，还放在包包里呢。一定是毕芦偷看过我的包了，他有窥视别人东西的习惯，实在是可恶。但仔细想想又有些可怜，七十多岁的人了，为了吃饭，背着个垃圾袋到处奔波，顾不得脸皮了，只要有人出钱让他写文章，他就会坐在那里按照出钱者的意愿，“吭哧吭哧”写半天。有人讥讽他没有自己的立场，他气得浑身发抖说：“我！我是知识分子，不和你们这些没有知识的人一般见识！”事后，又照样“吭哧吭哧”为别人写文章，那腔调就好像鲁迅笔下的阿Q。
感恩节的第二天，当我们一家三口踏进办公室的时候，毕芦第一个跳起来和我丈夫握手，俨然一副老板的面孔。当他知道我的丈夫是东北人的时候，立刻讲：“我们是老乡，我认识你父亲，你的母亲很漂亮，哪天我到你家里去好好和你聊一聊。”
正在拆大样的我来不及阻止，丈夫已经糊里糊涂地答应了，毕芦一看到丈夫被他骗进，高兴得两只手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好了，他得寸进尺地说：“明天就去吧。”“不行，明天我们有安排！我要去看小珍！”我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老先生明天有空，就让他明天晚上来吃晚饭吧，小珍可以白天去看的。”丈夫竟然不接翎子，弄得我气不打一处来，这一天和丈夫一路斗嘴回到家。
第二天一大早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子外面一片雪白，儿子趴在窗台上看着雪景说：“外面真冷啊，一个人也没有呢！”
我伸了个懒腰说：“快到被子里去，不要着凉了。被子里真舒服，再睡一会儿吧。”“嗵嗵嗵……”突然大门被敲打得山响，我和丈夫惊吓得同时跳将起来，儿子倒一下子缩进了被子里。“啊哟！一定是失火啦！”我们对视了一下，立刻一起冲出去开门。
大门外面站立着冻得快成冰坨子的毕芦。“不得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到这儿来啦？出了什么事？”丈夫问。“你，你不是请我来吃、吃饭的吗，我赶、赶、赶了早车，就来、来、来啦。”毕芦挂着结了冰的鼻涕，打着冷战说。
我听了简直就要昏厥过去了：“那是吃晚饭，现在是早上九点钟还不到，早饭还没有吃呢！”“正好，正好，总算赶上吃早饭了。”毕芦做出一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的模样说。“毕芦！你太过分了！”说完，我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然后一甩手进了卧室，留下他独自面对那个笔笔挺地来了个大立正，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叫喊的“有！”的毕芦。
进了卧室，坐在床沿上越想越殟塞，好不容易一个长假，都让这个毕芦给搅没了。丈夫走进来，看到我眼泪汪汪的样子只好连连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会弄出这等事情呢。”
看着丈夫一副挜求苦恼样子，只好无言。刚刚缓过气来，一想不好了，瞪大了眼睛发问：“毕芦在哪里？一个人在客厅里吗？这是一个有偷看别人东西，还有顺手牵羊习惯的人呢！”
我一边说一边跳了出去，只看到毕芦正从丈夫的高帮皮鞋里摸出两只臭袜子，往自己的赤脚上套，我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叫：“毕芦，今天你不许动我家里的一针一线，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丢出去！像你这样的人，真应该在监狱里再关二十年！”这以后，毕芦就一直赤着一只脚，拎着一只来不及穿上去的臭袜子，笔笔挺地站在门背后，等待有人上来解围。最终还是我的丈夫看不过去了，把他解救出来吃饭。
这一天这个毕芦真的在我家里吃了早饭，吃了中饭，又吃了晚饭，把丽莎送给我的一大堆火鸡腿鸡翅膀统统吃光，还把冰箱里原本要倒出去的、几天以前的剩菜剩饭也都打扫干净了。临走的时候，毕芦装模作样地要把脚上的臭袜子脱下来，丈夫说：“天这么冷，不穿袜子脚要冻伤的，你就穿回去吧。”
我说：“你脱下来，我也要丢出去的呢，记住，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见！”
毕芦终于走了，他用手掌抹了抹嘴巴，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走到路灯下面，蹲了下来，两只手伸到鞋子里抓脚，又站起来向前走，又蹲下来抓脚。我站在窗子里面看着他这个样子反反复复地一直走到大街上，丈夫问：“这个人的脚有毛病吗？”
我笑起来：“侬忘记啦，这双袜子是侬发脚气的时候穿的，我还没来得及扔出去！”
儿子走过来问：“这是啥人啊？”“吃白食的。”我回答。“什么叫吃白食的？”“就是免费吃饭。”“哦，我知道了，就好像我们到教堂去吃免费的火鸡大餐一样的吧？”
萧山萝卜干和雪地上的“比萨”
在科州生活的那几年，除了和丈夫儿子一起吃饭以外，最多就是和丹丹在一起吃饭了。丹丹是我在周刊工作了半年以后才出现的，那时候怡君另谋职位离开了周刊，毕芦也因为不习惯我吼他“毕芦”，只能躲在家里写文章，于是正在州立大学攻读会计专业的丹丹，就在课余时间里到周刊来帮忙了。
丹丹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手快脚快讲话快，骂人也快，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第一次在周刊一起吃饭的时候，打开饭盒子，丹丹就夹了几根金黄色的萝卜干放到我的碗里，我咬了一口嘣嘣脆，连忙问：“真是稀罕物，这么香，哪里买到的？我丈夫最喜欢萧山萝卜干了。”
丹丹回答：“对不起，买是没有的，自家做的。”
原来她用的就是最一般的白萝卜，连皮切成条，然后用盐和八角花椒腌一下，挤出水分，把萝卜放到风口吹干，又放回刚才挤出来的水里泡一会儿，再风干，再泡，一直到萝卜水全部都被萝卜吃回去了，而且风干了，一淘箩最正宗的萧山萝卜干也就做好了。丹丹还教我做山芋干，煮熟的山芋里面混进芝麻，按在饼干盒子的盖子里，风干了再切成片。
我们俩就这样一边嚼山芋干、萝卜干，一边吃饭，很快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当我们把大样送进印刷厂的时候，一个工人告诉我们：“附近一家超市要举办一个‘月光大拍卖’的活动，很好玩的呢！”
丹丹一听，晚饭也顾不上吃啦，拉着我，换好运动鞋就赶了过去。到了那里月亮刚好升起来。满月的银光，铺洒了一地，映照着停车场上拥挤的汽车。一忽儿有个举着铃铛的小丑出来开门，大家蜂拥而上，一起冲进店堂。这个小丑不断地摇铃，铃铛摇到哪里，哪里的东西就会降价。丹丹和我手挽着手，生怕被疯狂的购物者挤倒，又不甘心遗漏减价的好东西。跑来跑去，不一会儿就是浑身臭汗了。
随即抽奖活动开始啦，只看到一个名字跳出来，那个主持者对着手里的纸条翻来翻去念不出声：“Zh……Zh……长颈鹿啊？”
丹丹对着我大叫起来：“这不是你吗？美国人念不来‘章’，‘Zh’就变成‘长颈鹿’啦！”
我哭笑不得，上去领了两瓶墨西哥的调味粉，便和丹丹一起离开了超市。随后丹丹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我抱着大包小包站在那里等待末班车。寂静的黑夜里，一辆漆黑的“宝马”，嘎一声急促地停到我的身边，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打开车门，战战兢兢地走到我的面前，他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圈说：“老天爷！这不是真的，越战的时候，你明明死在我的面前，是我开枪打死了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接着，这个西装革履的老男人又语无伦次地反反复复对着我讲述，他在打死我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几乎夜夜都要梦到我，梦到我血淋淋地向他索命，索两条人命，因为那时候我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一开始，我完全被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宝马”男人吓呆了，但是很快就回过神来，并被他的真挚感动。刚刚要开口向他解释，只看见丹丹急急忙忙把车子又开了回来，她也嘎一声把车停到我的身边说：“快上车，我送你到长途汽车总站去。小心，这一定是个酒鬼或者是个坏人！”
我来不及分辩，就被丹丹一把拖到汽车上，紧接着她狠狠踩下油门，小车就好像上了膛的子弹，嗖一下蹿了出去。回过头去透过小车的后窗，看到那个男人一副怊怅若失的样子，我对丹丹说：“这个开‘宝马’的男人正在忏悔，看样子不是一个坏人。”
丹丹立刻反驳：“不要以为开‘宝马’的都是好人！说不定是人贩子！世界上坏人多得是，你这么容易上当受骗，总有一天被人家卖到非洲去！”
我笑了，我说：“不要这么谨慎好不好，想把我卖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呢！”
不料第二天，如此谨慎的丹丹，做出来一件极其不谨慎的事情。这天下班，刚刚长途跋涉地回到波德，前脚踏进大门，电话铃就响了起来。丹丹在电话的那一头气喘吁吁地说：“明天有二十多个人来我家吃饭，你过来帮我一下！”“哪里冒出来的吃客？刚刚在办公室好像没有听到你说有客人来呢！”我感到奇怪。“我也是几分钟以前才决定的。”原来丹丹吃完晚饭和她的丈夫若为一起到附近的购物中心散步，小夫妻一踏进商场，就看到一大群东方人的面孔，他们聚集在一家西装店的橱窗外面交头接耳，当他们确定了丹丹和若为是自己的同胞，立刻好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一般围了过来。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国内来的杂技代表团，途经丹佛，因为气候原因滞留在这里了。
看着这群陌生人可怜巴巴的样子，丹丹和若为竟然当即决定，明天请他们全体人员到家里吃一顿中国饭。“好大胆！你忘记了自己刚刚说过的‘世界上坏人多得是’了吗？”我问。“不会的，不会的，成都来的，是老乡啊。”丹丹兴奋地说，好像来的都是她的亲戚一样。“这么多人怎么挤得进你家的公寓啊？”我问。“没有关系，都是中国人，挤挤热闹。”丹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小公寓只有一个卧室。“好吧。”我的回答有些勉强，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五，好不容易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不过为了丹丹，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接了儿子就和丈夫一起直冲丹丹的家，来不及喝口热水便和丹丹合伙做菜。先做一道红油炒手，因为没有荠菜，就用美国人做沙拉的荸荠菜代替，这种菜清香里面带一点苦，剁碎以后和猪肉虾肉拌在一起还真有一点荠菜的滋味。至于红油里面的辣椒和花椒，当然都是用我丈夫淘汰下来的那只咖啡机搅拌打碎的。
丹丹特别从超市搬回来了一只美国人用来做野餐会的猪前腿，在小阳台上架起炸锅，做出一道巨大的走油蹄髈。就在这道奇香扑鼻的走油蹄髈引起街坊邻里的注意的时候，若为提早下班赶回来了，他要显摆一下自己的身手，做一道正宗的鱼香茄子。
通常男人做菜都要女人打下手的，可是若为不一样，他一个人包办，生怕我们把他的绝活弄坏了。只见他先把一个个美国大茄子洗干净，一破二，用两根筷子夹在两边，斜刀切成十字花，又撒上面粉，放进刚才炸蹄髈的大油里炸得金黄开花，然后另起油锅，放入葱姜蒜郫县豆瓣酱等，大火翻滚，盖上的锅盖焖了焖，打开盖子一看，哇，麻辣软糯，色香味俱全。“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老公还有这一手？”丹丹欢呼起来了。
若为也得意地吹嘘：“当然啦，你老公还是挺能干的呢！好了，我们两个男人出车去接客人，你们准备开饭吧。”等到这群热热闹闹的杂技演员进门的时候，我和丹丹已经把家里所有的平面都拼凑到了一起，变成了一张高高低低的长桌，一直从厨房间延伸到客厅里。上面摆满了热菜和冷菜。大家迫不及待地挤进了座位，其中一人变戏法一样摸出一瓶五粮液。
若为大叫一声：“啊哟，这才是真正的好酒！”“好酒！”丈夫完全忘记了他还要开车。
我已经弄不清自己最后是怎么回家的，只记得回到家里以后，丈夫跌跌撞撞地从车子里下来，站在寂天寞地的停车场上对我说：“真要谢谢若为兄，很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那时候若为已经是工薪阶层的人了，有时会请我们外出吃饭。除了中国餐馆以外也尝试了越南菜、韩国菜。有一次一个外来户在丹佛开了一家点菜式的自助餐馆，老板大概有心要推广真正的中国菜，每一道菜都亲自掌厨。他让顾客自由点菜，随点随做，吃饱为此，结果每一个顾客都记熟最昂贵的几道菜。那菜做得非常地道，食客们个个称好，只有若为说：“这家店的老板发疯了，做菜不赚钱，只会付出，不会收回，不看好。”
果真不久，这家店就倒闭了。我和丹丹送报纸的时候，看到那位老板哭丧着脸坐在中国城的门口。他说丹佛的人把他的家产统统吃光，现在连个住处也没有了，暂时和一个过路的李大厨挤在一起。
和李大厨相识是另外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华文周刊的阅览室堆积了不少台湾运过来的书本读物，一天下午，李大厨进来翻看书报，自我介绍说，他是外州来的，因为这里的冬天一片冰天雪地，不宜开车跨越落基山，所以暂时在这里歇息一段时间，顺便想找一份当大厨的短工做做。
我记不清李大厨是从芝加哥开车过来，途经丹佛，要到加州去；或者是从加州过来，途经丹佛，要到芝加哥去。印象当中，这个胖乎乎的老头儿好像有计划要开一家餐馆。于是，女老板便起劲地帮李大厨翻阅报纸，寻找分类广告里招聘厨师的消息，同时也介绍丹佛的情况，一会儿就混熟了。
当女老板得知这位李大厨和我同住波德，灵机一动便说：“李先生你看，又要下雪了，请你回去的时候把我的小姐带回到波德好吗？省得她赶公车了。”
说着又跑进办公室对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快跟李先生的车回去吧，省时又省钱。”
一听到可以省时又省钱，我站起来就跟着这个李大厨上路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后怕，那时候怎么不多想一想，万一这个人是个坏人，哪怕不是坏人，只是在半道上干点坏事，那是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冰天雪地里，只有死路一条了。然而在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一头钻进了李大厨的车子。
李大厨驾驶着一辆前长后长的老坦克美国车，看得出来这部汽车曾经豪华过，破烂的座椅都是真皮的。这种汽车里面的空间很大，虽然破旧，但是坐在宽敞的座椅上还是很舒适的。我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后面的半个车厢里堆满了各种杂物，散发出一股乌糟糟的味道。有意思的是这位李大厨，一只手扶挡着方向盘，一只手悠闲地搁在车窗上，尽管驾驶着一辆破车，那气势却好像是坐在一辆豪华的大红旗轿车里面。“姑娘，在国内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李大厨一开口怎么不像一个大厨，而有一种久违的官腔？
我偷偷打量了一下李大厨，胖乎乎的一个老头儿，看不出具体年龄，总有六十多岁了。我决定主动出击：“李先生，您在国内是从事什么工作呢？听口音是北京来的吧？听说您当过大夫？为什么要改行当大厨啊？”“我不是在医院当大夫的……我很会做菜，但大厨不是我的专业……”李大厨绕了个圈子，没有直接回答。“哇，您是私人医生啊？‘文革’以后好像没有私人医生了呢，您靠什么生活？”“姑娘，你年轻，你不会知道我的工作的。我在国内的时候，做过很多的事情。你不会懂的。现在我有子女在芝加哥，我写作。”“写作？我也写作。李先生，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拜读您的大作。”“不要客气。”李大厨说完就沉默了，我突然发现，李大厨刚刚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开错一个岔口，完全是反方向。我惊叫起来：“下一个出口赶快出去！”
李大厨吓一跳，急急忙忙把车停靠到路边，我们彻底迷路了。
这一天终于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我谢了谢李大厨。李大厨坐在他的老坦克里摇下车窗对我说：“姑娘，对不起了，原本以为可以让你早一点回家，不料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再见，希望你以后会读到我的作品。”
李大厨的老坦克在黑暗当中消失了，一切都好像梦幻一般。我转身逃出寒冷推开了家门，意外的是热烘烘的客厅里都是人，丈夫冲过来对我说：“大家已经准备几路出发去寻找你呢，丹丹打了几十个电话询问，所有人都吓昏了！”
我感到很温暖，电话铃又响了，我拎起了电话告诉丹丹说：“我饿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以后我决定学习开车，当我可以独自驾驶着别克车奔驰在科州的高速公路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好。我常常会在半途把汽车停到休息区，一个人站在那片高土地上看天。清澈的天空好像并不是那么遥远，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拱形屋顶高高地架在落基山脉上。一时间，那座通常是雄浑威严的落基山变得柔和起来。远远看过去，峻峭的山峰竟和我的眼睛平行，我深深吸了口气，真有一种两脚入地三尺，天地和自己融为一体的感觉。
我喜欢开车，习惯从联邦大街穿过，丈夫和丹丹总是让我避开这条嘈杂的马路，但是我就是嗜好嘈杂。有时候目睹警察在这里追缉毒贩，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只是没有遇到过枪战，心里感到有些欠缺。
又是一个星期四，完成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口袋里揣着工资，欢欢喜喜地开车回家。刚刚混入联邦大街上拥挤的快车道，我的汽车喇叭突然不按自响起来。这是一辆老式汽车，喇叭特别洪亮，一声接着一声就好像打着节拍的恶作剧。前前后后的汽车都亢奋起来，和着我的汽车，一起按响了喇叭，有的人还在汽车里扭来扭去，汽车也被他们带动得跳起舞来了，整条联邦大街响彻疯狂的喇叭声，而我却魂飞胆落，慌了手脚。
我紧张得满头大汗，左右摆弄，然而这个喇叭就是不肯停止。我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如果有人被这喇叭声激怒，就可以开枪把我打死。旁边一辆汽车里的一个大黑人，一开始也和大家一起开心地按喇叭，但很快就弄清楚了我的处境，于是不顾危险，把自己的汽车横到慢车道当中，阻挡其他车辆的行进，让我的车子转到路边的一个停车场。
黝黑的停车场上一盏照明灯也没有，我从车子里跳了出来，喇叭继续狂叫。我围着汽车转了三个圆圈，一筹莫展。突然，旁边一幢无窗的大房子打开了一扇小门，里面强烈的灯光直刺我的眼睛。在这白炽的光亮里面，我看到有三个彪悍的男人朝着我走过来，“今天死定了！”我想。
原来这幢外面看上去黑黢黢，里面却灯火辉煌的大房子，是个相当有名的脱衣舞俱乐部，那里面很有些不愿被媒体曝光的人物，当然绝对不能允许一阵紧过一阵的汽车喇叭声在大门口招揽行人的瞩目。那三个彪悍的男人应该是俱乐部的警卫？保镖？打手？他们走到近处，面目并不狰狞，很快就让我的喇叭停止了叫喊，看到我面如土色惊魂未定的样子，立刻递给了我一瓶苏打水，又邀请我进去稍稍歇息。
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的一次走进这种场所，那里面的音乐声和起哄声震耳欲聋，一个已经脱光得只剩下一条丁字裤的女人，正爬在一根闪亮的钢管上表演各种动作，有人拿出一张钞票塞到她的裤子里，她便扭动起来，又有人塞钞票……
我觉得奇怪，这些塞钞票的人并不动手动脚，塞了钞票就放女人离开，有的甚至都不多看一眼。后来才知道，很多人只是借着这里闹哄哄的环境谈生意。当这个女人扭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人已经不年轻了，浓妆艳抹掩盖不了岁月的伤痕，刺鼻的香水抑制不了疲惫的气息。同时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这个人似乎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到过。
我冥思苦想一路想到家里，一直想到跳进澡盆，拧开自来水龙头，急遽的水柱哗哗地从我的头顶上面冲洗下来，我就好像是身处瓢泼大雨之中。透过敞开的浴室门，我一眼看到床头上面的Sharon，Sharon坐在无桌布的餐桌后面，桌子底下露出两条光溜溜赤裸的腿，让我感到从她心底里散发出来的寒冷。
突然，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大雨的天气，我在雨中追赶公共汽车，一个牙齿脱落的女人，搂着一个半黑的小男孩在车棚底下躲避。因为她帮我叫住了启动的汽车，我谢了谢她。就是她，我很难忘记那张苍老的面孔，当时我想不出来是怎样一种吃饭的生活，会把这个女人压榨得牙齿全无？不料会在这个脱衣舞俱乐部再次见面。
后来在这个公共汽车站上，我又看到过这个半黑的小男孩。小男孩顶着一头卷曲的褐发，跟随着进站的汽车奔跑。小朋友们邀请他一起去玩，他回答：“你们去吧，我不能去，我正忙着呢！”说着便抓住停在路边的汽车的车门，开口询问驾驶员：“你看到过我的爸爸吗？请你叫他回来吃饭，我和妈妈在等他……”
这实在是一幅凄惨的画面，我感到悲哀。正想着，丹丹来电话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我情绪的异常，于是说：“喂，不要为别人感伤了，还是周末一起到新开张的金矿赌城去玩一玩，我们的女老板在那里抢到了一份整版的广告，上面还印有赠送的餐券呢。”
金矿赌城坐落在科州的中心，是一座著名的山城，长期以来以金矿闻名，据说当年孙中山还到那里去游说过。后来金矿不再产金子了，萧条了很久。我刚刚到达科州的时候，金矿还是一个具有淘金历史的旅游点。秋日里安静的山城，被金色的阳光包围着，干燥的稻草和硕大的南瓜扎扎实实地堆放在沿街的店门口。这些店堂里，到处可以看到原始的金片和晶莹剔透的珠宝，只是没有什么人光顾。现在为了经济发展，整个城市重新建设，那些古老的剧场、酒店甚至住宅都变成了赌场。
我们是乘坐赌场的专车进入赌城的，因为我的儿子太小，不被允许进入赌场的大厅，所以我们商量好了，轮流用餐券在餐厅陪儿子吃饭，轮流到赌场去拉老虎机。不知道是因为那天赌场新开张，老虎机出钱的几率特别高，还是我们的手气特别好，我们每个人都赢了钱。我抓着一大把一下子从机器里面吐出来的钢镚，高兴地跑回餐厅，我告诉儿子，这些钱是给他买玩具的。
这时候，儿子却十分痛苦地看着我说：“妈妈，我吃了太多的大虾和牛肉，闷牢了呢。”“哦哟，快点到马桶间去啊！”我抓起儿子就跑，心急忙慌一脚踏错进了男厕所，那里面一大排站着尿尿的男人一起回过头来。我一吓，以为这些人要把我扭送到保安部门去了，就好像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个男生误闯女厕所被开除那样呢。不料这些男人看到我开心得一塌糊涂，一起善意地欢呼起来：“欢迎，欢迎，进来吧！”
我只好一边对他们说：“对不起，走错门了……”一边逃了出来。
回到餐厅，只看到丈夫和若为，有说有笑地大吃大喝。那里的大虾非常新鲜，从这一天起我学会了一种新的烹调方式，那就是只要原料新鲜，就不用放任何作料，清水里煮一煮，原汁原味比什么都好吃。丹丹原本是个海鲜过敏的人，看到我们如此陶醉的样子，便不顾一切地拿出“冒死吃河豚”的勇气，和我们一起饕餮海鲜大餐。
正吃到撑肠拄腹的时候，一个面熟的陌生台湾太太走过来，她看了看我们说：“一个大陆来的学生，刚刚出了车祸，死了……”
所有的食物一下子都卡在喉咙里了，丹丹站起来说：“回去吧。”
我们两家人坐上了回程的班车，车上无论是赢钱的还是输钱的，都兴奋交流着对新赌城感想，只有我们四个人，个个哭丧着脸。车子到了终点站，我们决定驱车前往出事现场。
若为说：“开一辆车吧，可以壮胆。”“随便，我反正没有力气开车了。”我说。
当若为把车子停稳在那座出事的小山坡旁边的时候，警察已经到了，我和丹丹出示周刊的名片，便被允许进入现场。这里是孤山野岭，寒风凛冽，一辆陈旧的本田汽车从斜坡上滑下来，狠狠地撞在一棵大树上。我摸出了一只傻瓜机，绕到正面，当即心中冰凉，倒抽一口冷气。只见整个车头都撞得凹进去了，一个魂飞魄散的脑袋，从前车玻璃里破窗而出，头破血流地卡在那里。前车盖上，还有一块从他嘴巴里喷出来的、没有吞咽下去的馒头。我的手剧烈地颤抖，无法按下快门。
丹丹走到我的身边支撑着我，我们俩无声地为这位和我们一样远离家乡的陌生人默哀。在他那辆破车外面的雪地上，散乱着一小堆比萨，这是从车子里撞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外卖。
看着这张无生命的年轻的脸，我问：“这样出来吃饭值得吗？”
丹丹回答：“就好像赌博。”
我说：“他输了。”
丹丹说：“我们更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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