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史怀哲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史怀哲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敬畏生命：史怀哲自传试读：

1875年1月14日，我出生于上阿尔萨斯区的凯瑟斯堡镇，在家里排行老二。父亲名叫路易斯·史怀哲，时任教会牧师，专门为人数不多的一群新教徒服务。祖父在下阿尔萨斯区的普法芬霍芬县做教师，同时还是一名管风琴师（他的三位兄弟也干着类似的行当）。至于母亲阿黛尔，出嫁前原本姓席林格，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家住上阿尔萨斯区孟斯特谷中的米尔巴克镇。

我呱呱落地才几个礼拜，父亲就带着一家子迁往孟斯特谷中的甘斯巴克镇。在那里，我和三个姐妹、一个弟弟一起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父亲时常患病，不过后来他的身体状况终于逐渐有所好转。战争期间，尽管法军的炮火从孚日山脉的制高点不断地向谷中扫射，致使甘斯巴克镇的大量建筑被毁、许多居民丧生，父亲仍然以七十岁高龄坚守在教区岗位，直到1925年寿终正寝。而我那可怜的母亲，早在1916年便已不幸于甘斯巴克镇通往威林泰尔的途中命丧骑兵的铁蹄之下。

当我五岁时，凭借外祖父留下的一架旧卧式钢琴，父亲开始对我进行音乐启蒙教育。虽然他的技法并不怎么高明，却总能即兴弹奏出悦耳动听的曲子。七岁那年，我在学校用小风琴给赞美诗曲调配上自创的和声，没想到竟然让老师颇感惊讶。一年后，尽管双脚几乎还够不着踏板，我却已经开始练习管风琴了。我对此种乐器的兴趣很可能遗传自外祖父，因为他不仅爱好弹奏，而且还乐于管风琴制作。据母亲所言，外祖父那出色的即兴演奏技艺在当年也算是颇有名气的。无论前往哪座城镇，他必定要了解一番当地的管风琴水平。闻听卢塞恩教堂新配置了一架知名的管风琴，他甚至专门赶去观看工人的安装过程。

及至九岁，我第一次获得允许，开始有机会在甘斯巴克镇的教会仪式上顶替管风琴师登台演奏。

截止到1884年秋季之前，我一直在甘斯巴克镇的村校里上学。随后，我又去孟斯特的实科中学（该中学根本没有开设古典语文课）念了一年，并且利用课余时间补修拉丁语私教课，以便为将来进入高级中学第五级做准备。1885年秋，我如愿被阿尔萨斯区米约桑镇的高级中学录取。教父跟我的祖父同父异母，也叫路易斯·史怀哲，当时担任全镇小学的行政委员，便十分好心地让我寄居在他家。否则，仅靠父亲那点微薄的薪水，除了养活一大家子，几乎是不可能供我上高级中学的。

叔公夫妇二人膝下无儿女，平日在家里对我严加管教，这对我倒是非常受用。每每回想起他们施与的恩惠，我就禁不住感激万分。

在甘斯巴克镇和孟斯特求学期间，尽管阅读与写作曾叫我吃过不少苦头，但课业总算马马虎虎过得去。可是到了高级中学，刚开始我却学得很差劲。究其原因，一方面要怪我懒懒散散、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由于我的拉丁语基础太薄弱，之前补的私教课仍不足以达到入学第五级的知识要求。直到升入第四级并遇上韦迈博士，他教会我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又给了我不少信心，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当然，经过头几堂课我便意识到：韦迈博士之所以能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无非源于他对每堂课都提前做足了准备。因此，他也成为我心目中认真负责的楷模。往后的日子里，我更是多次登门拜访过他。大战接近尾声时，我碰巧前往斯特拉斯堡小镇，也就是他安度晚年之所，便立马前去探视。不想竟意外听闻噩耗：长期的饥饿使得他神经失常，且早已寻了短见！

在米约桑镇求学时，我的音乐老师名叫尤金·梅奇，是圣斯蒂芬改革教会里一名年轻的管风琴师。而这也是他从柏林音乐学院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柏林期间，适逢人们对巴赫激情复燃，他则更是如痴如醉。我想，正因为梅奇老师的缘故，我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接触到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指挥的作品，并且从十五岁就开始接受规范的管风琴演奏指导。但不幸的是，1898年秋，梅奇老师竟由于感染风寒而英年早逝。当时，我还专门用法语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悼念他。后来它在米约桑被公开出版，并成为我生平刊出的第一篇文字。

自从进入高级中学，我把主要兴趣都放在了历史和自然科学上。至于语言和数学，我则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略有所成。不想没过多久，对于自己原本毫无特殊天赋的这些课程，我竟然也都钻研得入了迷。结果，升到高年级以后，尽管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上拔尖，却已进入到中上游。当然，说到作文，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倒常常都是高居第一。

及至最高年级，拉丁文和希腊文都由威廉·迪克校长亲自教授。他来自吕贝克城，为人德高望重。他在课堂上并不拘泥于常规的语言学说教，而是通过旁征博引古代哲学，让我们一窥近代思想的精妙所在。对于叔本华，他尤其推崇备至。

1893年6月18日，我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只可惜笔试部分发挥得不太理想，甚至连一向擅长的作文也不例外。然而在口试部分，凭借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我却引起了主考官（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阿布瑞特博士）的注意。结果，历史等级为“优秀”，外加几句赞美之词的衬托，顿时给我的毕业证书增色不少。否则，它恐怕只会显得平淡无奇。

同年10月，仰仗那位巴黎商人伯父的慷慨资助，我有幸拜在了巴黎管风琴大师夏尔玛丽·维多尔的门下。本来，维多尔先生通常只招收音乐学校管风琴专业的学生，可由于之前米约桑镇的老师已给我打下良好基础，他在听过我一番弹奏之后，终究还是破格将我录取。维多尔先生的指点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他不仅从根本上完善了我的技法，而且还敦促我在弹奏中尽量追求创造性。与此同时，多亏有他的教导，我对音乐结构体系的真谛才能了然于心。

记得维多尔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安排在金秋十月。那天阳光温暖，适逢俄国水兵在他们海军上将阿维兰的率领下造访巴黎，以庆祝法俄两国正式建交。只见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四处挤满翘首期待的人群。由于人多拥挤难于通行，待我好不容易赶到大师家中，已晚了许久。

1893年10月底，我考入斯特拉斯堡大学，住在了圣托马斯神学院（威廉学院）。院长是学识渊博的阿尔弗雷德教士，当时正潜心于完成加尔文作品的编纂工作。

尽管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没多久，却早已名声在外。全体师生不受传统所限，一心致力于实现现代大学这一宏伟理想。在教员中几乎见不到老迈的教授，整座校园生机勃勃，洋溢着无限青春活力。

我同时研习了神学和哲学两门课程。由于在高级中学期间我只学到希伯来语的一点皮毛，第一学期几乎都被耗费在希伯来语的入学资格考试上。所幸历尽艰辛，我总算于1894年2月17日顺利过关。之后，我又继续迎难而上，孜孜以求，才终于在希伯来语方面学有所成。

尽管当初希伯来语的入学资格考试让我焦头烂额，却丝毫没有打消我聆听海因里希·朱利叶斯·霍尔兹曼所讲授的福音书（即马太、马可和路加三福音书）比较课，以及威廉·文德尔班和西奥博尔德·齐格勒所开设的各类哲学史课程。

1894年4月1日，我开始为期一年的兵役。多亏有好心的队长（名叫克鲁尔）关照，我几乎每天都能在学校待到晚上十一点，以便聆听文德尔班先生授课。

当年秋天，部队开往奥克费尔登一带（即下阿尔萨斯）演习，我顺便把希腊文版的《圣经》也装进了背包。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神学学生想要获得奖学金，就必须在冬季学期开始时通过一项涉及三门课程的考试。幸好，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只需考一门，于是我选择了福音书比较课。

我之所以带上希腊文版的《圣经》去参加演习，为的就是避免考得太糟糕，不至于在可敬的霍尔兹曼先生面前丢脸。记得我那时候精力很旺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疲惫，甚至将夜晚和节假日都用来学习。早在暑假期间，我便已通读了霍尔兹曼所作的评注，因此其时只着重熟悉正文，并检验一下自己对他的评注和讲义究竟掌握了多少。没想到，这样一来我竟然收获颇丰。霍尔兹曼曾提出过假设，认为《马可福音》才是最古老的福音，其梗概正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之基础。该说法早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它似乎也证实了某个结论：耶稣的公共活动只能依靠《马可福音》方可作出解释。我对此一直困惑不已。剩下的日子，部队驻扎在古根汉村。某天，正当我仔细研读《马太福音》第十和第十一章的时候，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该章节所述内容之重要意义，仅仅代表了霍尔兹曼本人的观点，与《马可》或《马太》全无关联。《马太福音》第十章中记述了十二门徒的使命。临行前，耶稣曾有警示：他们很快就要大难临头。然而，最后类似的事情却并未发生。

耶稣还透露：在他们走遍以色列诸城邑之前，“人子”就会显现，这仅仅意味着神圣的弥赛亚的国度即将降临。因此，他对于众人的归返不会怀有任何期望。

可是，耶稣竟然又让他的门徒企盼一些并未发生之事，这到底该作何解释呢？

尽管霍尔兹曼作过阐释：关于耶稣，我们所处理的并非一个历史话语，而是一个由后人根据他生前之“耶稣语录”汇编而成的文本。针对此等说法，我却不敢苟同。毕竟，后人绝无可能让耶稣吐出一些最终都未能实现的妄言。

依照福音原文，我不得不相信：当时耶稣确实在预示众门徒即将遇难，并且超自然的“人子”随后便要降临。然而，他的这一预言终究也未能得到证实。

可耶稣怎会作出这种预期呢？而且，眼见事态背道而驰、出乎意料，他的内心究竟作何感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记录了施洗者约翰提出过的问题，以及耶稣给予的回答。在我看来，霍尔兹曼跟其他评注者一样，针对此处都未能有效地解开谜团。当约翰询问耶稣：您是否就是那个“即将来临之人”？他究竟有何所指？我暗自琢磨：假如说“当来之人”指的便是弥赛亚，那么在当时就已经毫无疑问了吗？参照后期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来看，弥赛亚降临必定会有一个前兆，即以利亚的复活。而且，对于这个之前所预期的以利亚，耶稣在告知众人（《马太福音》，11：14）施洗者约翰本人才是“即将来临的”以利亚时，曾有过“当来之人”这一说法。因此我推断，约翰在提问中所采用的措辞也具有相同含义。他并不曾派门徒前去询问耶稣：自己本人是否就是弥赛亚。尽管有些莫名其妙，他却很想从耶稣那里确认自己是否正是那个众望所归的弥赛亚之前兆——以利亚。

可耶稣为何不肯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呢？有人说含糊其辞恰恰是为了试探约翰的忠诚，这显然是在回避争论点，而且已经衍生出了不少蹩脚的布道内容。比较易于理解的假设是：耶稣之所以选择不置可否，就因为他还没打算将自我认定的身份公之于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关于施洗者约翰提问的解释都足以证明：在当时，信奉耶稣的人根本没有把他尊为弥赛亚。否则，如果他已经以任何方式被接受为弥赛亚的话，约翰必定会在提问的过程中表明这一点。

我作出新解释的另一个原因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那还是施洗者约翰的信使离开之后他对众人说的：“凡妇人所生者，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马太福音》，11：11）

对此，人们通常理解为：耶稣所言不过是在非难施洗者约翰，并试图将对方置于那些作为天国信徒追随自己左右的众人之下罢了。在我看来，这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很不得体，因为毕竟这些信徒也一样是妇人所生。摒弃此种解释的同时，我不禁又得出一种推测：通过将施洗者约翰与天国成员作对比，耶稣所考虑的乃是自然界和超自然弥赛亚世界之间的差异。作为尘世间的一介凡夫，约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伟大。可天国成员早已不同于自然界之人，伴随着弥赛亚国度的出现，他们也悄然经历着转变，并由此升格为一种超自然的状态，呈近似于天使般的模样。既然他们已经变成了超自然的生命，那么其中最卑微的也比活在这个即将消逝的自然世界中的最伟大人物强。的确，无论成为一名崇高或是卑微的成员，施洗者约翰终将回归天国。不过，他的伟大独一无二，远远超越了其他人类，则恰恰体现在其化身一直长存于自然界中。

因此，大一学年即将结束时，针对耶稣派遣众门徒执行使命前的种种言行，尽管有关诠释被普遍认为与历史相符，我却仍然倍感困惑。也正是这个原因，对于将耶稣生平看作是基于史实的诠释，我也逐渐开始产生了质疑。

演习结束回到家里，我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其中有一点我十分确信：耶稣所预示之王国，绝非他本人及其信徒能够在自然界中创建和实现的，它必须伴随着一个超自然时代的出现同步而生。

在不久后参加的一次考试中，由于觉得挺冒昧，我并未对霍尔兹曼有关耶稣生平的看法显露出任何质疑，毕竟那也是当时学界批评普遍接受的。当然，实际上我也根本没有机会那么做。要知道，霍尔兹曼为人之宽厚是出了名的。在二十分钟的面试过程中，他不仅对我这个因兵役而中断课业的年轻学生非常和蔼，而且竟然只要求把前三个福音的内容作一番概括性的比较就行。

接下来几年的大学生涯里，我时常忽略了其他课程，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独立钻研福音和有关耶稣生平的一些问题上。通过这些研究，我开始越发坚信：要想找到解开谜团之答案，关键就在于弄清楚耶稣派遣门徒完成使命时的谈话内容，身陷牢狱的施洗者约翰派人向耶稣提出过什么问题，以及耶稣在众门徒归来时所作出的具体反应。

我由衷地感到庆幸，与别国大学的做法不同，这所德国大学对于学生的学习并没有监管得太死，也不会以频繁的考试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而是尽量给每个人提供独立研习的机会！

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弥漫着一股极其自由的学术风气。除了霍尔兹曼，还有一位名叫卡尔·布德的《旧约全书》专家。他刚来斯特拉斯堡大学不久，是我最最喜欢的神学课老师。此人阐述学术问题的方式既简洁又巧妙，令人如沐春风。我觉得听他授课简直无异于一种美的享受。

除了神学课，我经常也会去听一些哲学课。

另外，我还师从贝勒曼的弟子雅各布斯涛尔学习音乐理论。他的某些思想未免有失偏颇，竟认为贝多芬之后的所有音乐作品都算不上艺术。不过，如果纯粹就对位法而言，我们倒是能从他那里学到很透彻的知识。对此，我自然满怀感激。

在我的音乐发展道路上，特别需要感谢的人是厄纳斯特·梅奇。他是我在米约桑的一位老师（即尤金·梅奇）的兄长，不仅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做管风琴手，而且在跟圣威廉教堂唱诗班共同发起的巴赫音乐会上担任过指挥。正是此人让我在清唱剧和受难曲中做管风琴伴奏的。刚开始，我只是在排练中给尤金·梅奇顶岗，等到了实际演出还得由他亲自出马。可没过多久，碰上尤金无法到场，我便能获得出演的宝贵机会。这样一来，尽管我当时还年轻，已经非常熟悉巴赫的作品不说，还能利用演奏大师的清唱剧和受难曲之良机学着处理一些临场问题。

十九世纪末，适逢巴赫作品开始复兴，斯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被列为最重要基地之一。厄纳斯特·梅奇对圣托马斯合唱指挥家（指J.S.巴赫）的作品颇有研究。尽管清唱剧和受难曲的现代化演绎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他却勇于成为摒弃这种表演方式的先驱之一。依靠著名的斯特拉斯堡管弦乐团为自己的合唱队伴奏，他始终坚持追求更为纯粹的表演风格。多少个夜晚，我们常常坐在一大堆清唱剧和受难曲的乐谱之间，热火朝天地探讨其恰当的演绎方式。在这些音乐会中，接替厄纳斯特·梅奇担任指挥的乃是他的儿子弗列兹·梅奇，亦即斯特拉斯堡音乐学院院长。

跟巴赫一样，理查德·瓦格纳也令我崇拜不已。记得我在米约桑还是个学生时，十六岁那年第一次有机会进剧院，听的便是瓦格纳的《汤豪舍》。没想到音乐产生的魔力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数日过后我才好不容易把注意力收回到学业上。

在斯特拉斯堡，由奥托·洛斯担任指挥的歌剧表演精彩绝伦，而我也有幸完全熟悉了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当然，只有《帕西法尔》是个例外，因为那时它仅仅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才会演出。1896年，亲往拜罗伊特音乐节欣赏《尼伯龙根指环》四联剧重演的难忘经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要知道，这还是1876年首演以来的第一次排演。虽然巴黎的朋友们早已赠予门票，可为了筹集旅途的各项费用，我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现如今，每当我欣赏瓦格纳的歌剧时，只要看到除音乐之外那种种哗众取宠的舞台效果，活像是在搞影展，我就不由得深感遗憾。回想之前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舞台布景，正是源于那份简朴，才产生了无比动人的感染力。不论是舞台设置还是整个表演本身，都满满地凝聚着已故大师的精髓。

弗格尔所扮演的火神洛格，唱词和动作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刚一亮相便立刻成为舞台上的焦点，在不经意之间已将全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有别于现代演员流行的做法，他并未穿着花里胡哨的戏服，也没有踏着洛格主题曲的节拍绕舞台翩翩起舞。唯一非比寻常的是他那件红色斗篷。他就这么随着音乐的律动，像是不由自主地，一会儿把斗篷甩到左肩，一会儿又突然甩到右肩，而眼神则始终关注着周遭的动向，但又超然于事外。因此，他明显象征着诸神之中一股不安分的破坏力量：轻率地大步向前迈进，直至迎来自己的毁灭。

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求学生涯很快即将结束。1897年夏季接近尾声时，我参加了第一次神学考试。而说起所谓的毕业论文，我们得到的题目是《施莱尔马赫的最后的晚餐说与〈新约全书〉思想及宗教改革者信念自白之比较》。全体考生都给安排了这样的作业，并且必须在为期八个礼拜的时间内完工。论文质量直接决定该考生是否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考试。

为了圆满完成写作任务，我只好再次研读福音书和耶稣生平。可是，就准备毕业考试而言，所有“最后的晚餐”的诠释，无论是教义性或是历史性的，都很难令人满意。关于耶稣和众门徒举行庆祝仪式之历史重大意义，以及原始基督教圣餐仪式起源之重要性，它们都不曾作出相应的论述。在施莱尔马赫的名著《教义学》中，他专门用一节来探讨“最后的晚餐”，其中某句评析引发了我无尽的深思。他指出：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有关“最后的晚餐”的记述，耶稣并没有嘱托门徒再次举行晚餐仪式。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明白一点：原始基督教团体之所以再次举行晚餐仪式，这只可能起源于耶稣的众门徒，而绝非他本人。可是，尽管施莱尔马赫以精辟的理论作出了相应的阐述，却并没有穷尽地探索其潜在的历史结果。这不禁令我如痴如醉，即便完成了资格论文也不肯中断研究。

我暗自琢磨：假如两部最古老的福音书中都不曾提及重新举办晚餐的指令，那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众门徒是自作主张，自发带领信徒们再次举行了这次晚餐仪式。然而，即便耶稣没有以言行予以明示，除非最后这次晚餐的本质决定了其重要性，他们才会那么做。既然一直以来，关于原始团体如何在没有耶稣指令的情况下举行晚餐仪式都无法得到澄清，我只好归结为：最后的晚餐所涉及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决定继续展开研究，以便彻底弄清楚一点：晚餐对于耶稣及其众门徒的重要性，与在天国（它即将出现）里举行的弥赛亚庆祝晚宴之间，是否果真毫无关联。第二章巴黎和柏林：1898年至1899年

1898年5月6日，我顺利通过了第一次神学考试（正式的国家级考试），然后整个暑假都待在斯特拉斯堡潜心钻研哲学。其间，我住在“旧鱼市36号”，当年歌德前来斯特拉斯堡求学时也曾寄居于这里。

文德尔班和齐格勒均是各自学科里的名师。文德尔班先生长于古代哲学，他所开设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研讨课程可谓我学生时代最美妙的记忆；而齐格勒先生则主要专攻伦理学和宗教哲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因早年毕业于图宾根的新教神学院，他授起课来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考试结束后，经由霍尔兹曼推荐，我有幸获得由圣托马斯教堂地方分会和神学院共同设置的“戈尔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可高达一千二百马克，为期六年。根据相关规定，奖学金获得者应在六年之内拿到斯特拉斯堡的神学学位证书，否则所领受的奖学金必须全额退还。

遵照西奥博尔德·齐格勒的建议，我决定首先将研究重心放在以哲学博士学位为目标的一篇论文上。记得那是个学期期末，当时他打着雨伞，就站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台阶上跟我交谈。他说，我的论文应该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作为主题。我欣然接受。1898年10月底，我动身前往巴黎的索邦神学院攻读哲学，同时继续跟随维多尔学习管风琴。

抵达巴黎后，我经常选择逃课。首先，该校入学考试的随意性就令我十分不满。而且，由于授课方式太过陈旧，尽管师资优良，他们却根本无法发挥各自所长，则更是让人对索邦神学院失望透顶。想想之前我在斯特拉斯堡习以为常的综合课程，这里竟然完全没有。教授们上课，要么只是围绕着考试大纲，要么就是做一些专题性的演讲，仅此而已。

有时候，我也会赶去新教神学院（位于阿拉哥大道）旁听路易斯·奥古斯特·萨巴蒂埃的教义课，以及由《新约全书》学者路易斯·尤金·梅内格兹讲授的其他课程。这两人都令我钦佩万分。不过总体来讲，寄居巴黎的那个冬天，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音乐课和攻读博士的论文准备工作上。

除了向维多尔学习管风琴（当时他已不再收我的学费），我又师从伊西多尔·菲利普（没多久他便成为音乐学院的教师）学习钢琴。与此同时，我还拜在玛丽·吉尔杜劳特曼的门下。她乃是弗朗茨·李斯特的高徒兼好友，也是土生土长的阿尔萨斯人。此人原本是一位知名的钢琴演奏家，曾有过一段短暂而又辉煌的舞台生涯，不过当时早已隐退，主要致力于钢琴演奏中生理机能方面的研究。恰逢她跟生理学家费勒以合作的方式在做试验，而我作为两人的实验对象，也有幸参与其中。对于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子，我真是说不出地感激！

根据杜劳特曼提出的理论，弹奏时手指必须尽可能感知它与琴键之间的关系。弹奏者应留意由肩膀到指尖的肌肉松弛度，以避免任何不由自主或无意识的额外动作。必须坚决摒弃指法练习仅仅是为了提高速度的观点。由于手指随时在动，它始终要以弹出理想的音色为目标。每一次洪亮的触键都要靠尽可能最快，同时也是最轻的按压来完成，但手指也应该感觉被按压的琴键是如何归位的。在琴键被按压并释放的一瞬间，手指其实也会发生细微的转动，要么向内（朝着拇指），要么向外（朝着小指）。当若干琴键接连受到按压时，手指的转动就会沿着同样的方向发出，而相应的基音与和音便实现了完美的有机结合。

由于手指转动的方向一直在变，所发出的基音自然也是彼此分离的。然而，通过有意识地调整手指和手掌的动作，弹奏者却可以兼顾不同的声音响度及乐节的准确度。为追求对琴键更强的感知能力和更亲密的联系，弹奏者还必须尽量练习手指触键的敏感度。随着这种敏感度的不断提高，弹奏者对音色和普通音质的反应也会变得更加敏锐。

玛丽·吉尔极力鼓吹这一理论，甚至还宣称：只要对手掌进行恰当的练习，即便是完全不懂音乐的人也能成为音乐大师。她从钢琴触键的生理机能出发，力图提出一条涵盖广义艺术本质的综合性理论。正因为如此，她有关艺术触觉之本质的言论原本是合理且极具说服力的，却由于混合了某些深奥、怪异的想法而黯然失色，也致使她的研究成果最终未能获得应有的认可。

在玛丽·吉尔的指导下，我终于彻底改造了自己的双手。多亏她精心的调教和省时的练习，我的手指越来越能够做到运用自如，而这对于弹奏管风琴显然也是大有裨益。

尽管从菲利普那里学到的钢琴技法较为传统，可它对于我来说同样是极其有用的，而且还能有效避免吉尔弹奏法中的褊狭性。由于两位老师彼此间全无好感，我还得竭力在他们面前隐瞒自己是对方的学生这一真相。想想我上午跟玛丽·吉尔学琴时得采用吉尔弹奏法，下午跟菲利普学琴时又得换作菲利普弹奏法，那种日子怎一个煎熬了得！

时至今日，我跟菲利普和维多尔两人依旧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只可惜玛丽·吉尔早在1925年便已离开人世。当年，仰仗维多尔的引荐，我在巴黎有幸结识了许多有趣的社会名流。而且，他对我的物质生活也是关怀备至。有好多次，当他察觉我因囊中羞涩而难以吃上一顿饱饭，课后便会带我去自己时常光顾的福伊约餐馆打牙祭。该餐馆离卢森堡宫不远，在那里我可以大快朵颐。

定居巴黎的两位叔叔和两位婶婶待我也挺不错。小叔名叫查尔斯，凭着自己在现代语言教学改革方面的不懈努力，当时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语言学家了。在他的引荐之下，我又有幸结识了大学里的一些学术人物。至此，巴黎让我逐渐产生一种浓浓的归属感。

虽然艺术探索和社会生活耗费掉不少精力，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却丝毫未受影响。由于身体状况良好，我即便经常熬夜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有时候，为了第二天上午能在维多尔面前完成弹奏任务，我甚至可以做到彻夜不眠不休。

国家图书馆里的借阅手续相当繁琐，想要弄到有关康德宗教哲学的文献资料几乎毫无可能。因此我决定免去麻烦，在没有参考任何相关资料的情况下直接大胆下笔。我倒想看看，通过单纯地研读康德本人的著作，自己的论文到底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结果。

研究这些原著的过程中，我竟发现康德在语言运用的细节上存在一些变化。比如说，在《纯粹理性批判》有关宗教议题的几个段落中，原本与康德基本观点相吻合的“理智的”（intelligible）一词，已被更为朴实的“先验的”（transcendental）一词所取代。于是，我又通读了他有关宗教哲学的著作，并且将所有意义重大的词语逐一找出，以便弄清相关联的具体语境，看看它们的意思是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此，我终于证明一点：文中探讨“纯粹理性规约”的一大段文字并非始于《纯粹理性批判》，而实际上是来自康德先前的另外一部作品。尽管本段文字跟后文有些不太搭调，他却依然放在了这里。哦，对了，之前那部作品的标题为《宗教哲学概述》。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对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涉及的先验辩证法之宗教哲学图式，康德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谈到的宗教哲学观，包括上帝、自由和不朽三个基本要素，也跟《纯粹理想批判》暗示的内容完全相左。而在《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他则更是彻底将包含着三要素的宗教哲学观弃之不顾。于是，这些晚期作品中所折射出的思想模式又再次将读者引回《宗教哲学概述》的套路中。

有关康德的宗教哲学，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它跟三要素之哲学观完全等同，可实际上它却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变过程中。这是因为，其批判唯心论的假设与道德律的宗教哲学诉求之间根本就水火不相容。在康德的著作中，他竭力促成批判宗教哲学与伦理宗教哲学协调一致，而这也终使得二者呈并行推进的态势。按照原先的设想，《纯粹理性批判》之先验辩证法部分已轻易地将二者融合在了一起，可他所建构的图式根本行不通。究其原因，主要是康德并没有继续坚持早年关于道德律的思想（正如《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法中所预示的那样），而是在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如此一来，这种更为深奥的道德律概念就引发若干宗教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大超出了康德有关宗教唯心主义的概念范畴。随着康德的宗教哲学之道德律不断深化，他渐渐无意于批判唯心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坚定信念。更重要的是，一旦康德的宗教思想完全被其最深的伦理所左右，“不朽”这个基本要素也就失去固有的存在价值。只可惜，康德并没有坚持以批判唯心主义作为其宗教哲学之依托，而是在道德律空前深化了的道德哲学思路上渐行渐远。在变得日渐深奥的同时，他终于再也无法做到前后一致。

1899年3月中旬，我返回斯特拉斯堡，将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递交给了西奥博尔德·齐格勒。他对此赞赏有加，并安排我于7月底进行论文答辩。

1899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待在柏林，主要忙于研读哲学著作。我的目标是将古代和现代的哲学经典都通读一遍。与此同时，我还前去旁听哈纳克、弗莱德雷尔、卡夫坦、保尔森以及齐美尔等人授课。在齐美尔的课堂上，我原先只是偶尔旁听，不想后来竟成为常客。

记得早在斯特拉斯堡时，我便饶有兴致地拜读过哈纳克的《教义史》。可后来得益于朋友的引荐，我才有幸结识作者，并登门拜访。此人学识之渊博、兴趣之广泛令我由衷叹服，以至于面对他的提问，我简直拘谨得不知该如何作答。往后的日子里，我陆续收到他寄来的许多明信片，情感真挚且内容丰富。哈纳克惯于以明信片与人交流。其中有两张内容翔实的卡片，还是1930年我在兰巴雷收到的，当时我刚刚出版了新书《神秘使徒保罗之神秘主义》，而那想必也是他留给我的绝笔了罢。

在此期间，我跟卡尔·斯图姆夫交往十分频繁。他在听力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让我倍感兴趣。于是，我时常参与他和助手进行的实验项目，而且如同在斯特拉斯堡跟玛丽·吉尔所做的那样，我又一次充当了两人的试验对象。

说到柏林的管风琴手，除了艾基迪之外，其他人都不免令我感到有些失望。这是因为，他们太过偏重于弹奏技巧的精湛性，却忽视了维多尔格外强调的真正意义上的风格适宜性。相较于巴黎圣叙尔皮斯教堂和圣母院内由卡瓦耶科尔亲手制作的乐器，柏林新式管风琴所发出的声音显得既沉闷又干涩，简直味同嚼蜡。

凭借维多尔的一封介绍信，我有幸拜访了威廉皇帝纪念教堂里的管风琴手海因里希·莱曼教授。他不仅允许我经常去练琴，还让我在他外出度假时帮着顶岗。托他的福，我后来又有机会结识了柏林的一些音乐家、画家及雕塑家。

在著名希腊主义者恩斯特·库尔丘斯的遗孀家中，我还结识了许多学术名流。由于我跟夫人时任科尔马学区督导的继子乃是故交，她对我格外热情。我在她家经常遇见赫尔曼·格林姆先生。此人不遗余力地帮我脱离所谓的异教邪说，只因那时候我始终坚持认为：第四福音与前三本福音在内容上根本无法做到协调一致。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在柏林有幸结识众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那该是何等的福气啊！

相较于巴黎，柏林的学术氛围对我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尽管巴黎贵为国际化大都市，其学术活动却显得自发而凌乱。外来者唯有充分适应了当地的特色风气，方能真正品味出它的妙处。与之相反，柏林的学术活动较为集中，并以组织规范、生机勃勃的大学为核心。而且，当时柏林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座在各方面稳步发展的地方小镇。总之，它对未来踌躇满志，到处散发出一种坚定的信念，这在同期的巴黎是根本感受不到的。要知道，当时巴黎正受困于德雷福斯案，早已分崩离析，乱作一团。因此，我碰巧在柏林最美好的年代认识并喜欢上了它。其淳朴自然的社会生活，以及居民们的热情好客，又最最令我难以忘怀。第三章斯特拉斯堡的早年岁月

1899年7月末，我赶回斯特拉斯堡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口试环节，齐格勒和文德尔班都认为我的发挥明显低于他们的预期，且与论文中所表现出的水准不符。这也难怪，若仅就备考而言，我当初待在斯图姆夫的实验室里无异于是在浪费时间。而且，因为偏重于研读原著，我几乎就没怎么吃透自己的教材。

1899年底，论文终于出版问世，书名定为《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西奥博尔德·齐格勒建议我去争取哲学院的编外讲师资格，而我却决定致力于神学事业。他又暗示，一旦我担任了哲学编外讲师，在众人面前主动进行传教活动恐招致非议，多有不便。可我认为，传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实难舍弃。想想每个礼拜天，在教堂会众面前宣讲生活之真谛，真乃人生一大快事啊！

之后我便一直留在了斯特拉斯堡。尽管不再是学生身份，我依然获准继续住在威廉学院（即圣托马斯神学院）的宿舍内。我确实很喜欢此处，以前学生年代就已经度过了无数的美妙时光。窗外有幽静的花园、参天的巨树，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这对于我即将开启的事业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刚一完成论文修改工作，我又开始努力争取传授神学的从业证书。之所以下定决心尽快拿到文凭，无非是想让出戈尔奖学金的名额，好让其他满足条件的学生早日享受这一恩惠。我的朋友耶格尔也是一名学生，在东方语言方面颇有天赋。就是为了他，我才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只可惜最后他却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是当上了斯特拉斯堡新教高级中学校长。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必急着定居下来，大可继续四处游历，或是去一些英国大学里深造。

1899年12月1日，我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里谋得一份实习牧师的差事。后来，当我通过了第二门神学考试，便开始被正式任命为牧师。值得一提的是，该门考试的考官通常由一些年长的牧师担任，我于1900年7月15日勉强及格。我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神学毕业论文上，疏于复习与考试相关的各神学分科，最终多亏牧师长老威尔的大力斡旋（他对我在教义史方面的知识挺满意），才得以侥幸过关。特别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其中赞美诗的作者及其生平，我实在知之甚少。

在圣尼古拉教堂里，总共只有两位老当益壮的牧师，分别叫尼特和格罗尔德。前者是我父亲在甘斯巴克镇的某位前任牧师，后者则是我一位舅父（他曾于圣尼古拉教堂任职，却不幸英年早逝）的密友。我被任命为两人的助手，主要是代为处理下午的礼拜、儿童主日礼拜以及坚信礼课等相关事宜。

对于指派的任务，我常常会感到其乐无穷。在下午的礼拜上，只要到场的信徒不多，我便拿出此前学自父亲的讲道路数，这既能使气氛变得融洽，又比在早礼拜上更能阐明自己内心所想。要知道，即使时至今日，我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羞怯。随着时光一年年流逝，两位老先生露面的次数开始越来越少，而我在早礼拜上讲道的机会则逐渐多了起来。我曾经将布道的内容完全写出，然后修改两、三稿才确定下来。可每到真正宣讲的时候，尽管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却并不照本宣科，还常常要作出适度的调整。

对于下午的礼拜，我仅看作是虔诚的冥想，而非正规的布道仪式。就因为持续时间太短，有一次某些会众终于对我提出了投诉。当时尼特牧师兼任“教士督察员”，接到反映后只好把我叫过去问话。见面后，他显得跟我一样尴尬不已。

尼特问我究竟该如何回复那些愤愤不平的会众，我告诉他：就说我只是一名蹩脚的助理牧师，一旦对经文内容再无高见，就只好选择闭口不语。于是，他温和地责备几句，便让我离开了。不过他却提醒我，讲道时间至少应该达到二十分钟以上。

尼特牧师代表着受虔信主义影响的正统派，而格罗尔德牧师则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尽管如此，两人却真正做到了友好互助、齐心协力地完成本职工作。事情无论大小，最终都能以极为和谐的方式圆满解决。于是乎，虽然这座地处圣托马斯神学院对面的教堂外表毫不起眼，倒也成绩斐然。

这些年间，只要礼拜天有空闲，我经常都会赶回甘斯巴克镇替父亲顶班。每个礼拜三次，从十一点到十二点，我都得在晨课结束后接着给男孩子们上信礼课。我尽可能少布置些家庭作业，以便给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带来纯粹的享受。而且，我还利用课堂的最后十分钟跟他们一起朗诵圣经中的文字及赞美诗中的诗节。如此一来，这些文字就会为孩子们所熟悉，甚至陪伴他们一辈子。我讲授教义的目的是给他们的心灵和思想灌注福音的伟大真理，好让宗教在他们的人生中体现出重要意义，使得他们在面对反教势力攻击时有力量与之抗衡。另外，我还努力激发他们内心对教会的热爱，以及对类似于主日礼拜中一小时心灵安宁的渴望。我教导孩子们既要尊重传统教义，同时又要坚信保罗的格言：基督精神所栖之处皆有自由。

所幸的是，当年我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的思想种子，如今已有不少生根发芽并完全长成。他们感激我曾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深深地植入其内心，不仅没有违背真理，反而还使之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也促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中继续坚持信教。

通过讲授这些宗教课，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确实遗传了先辈们的素养，颇有几分为人师表的潜质。

虽然我在圣尼古拉教堂里的月薪仅为一百马克，却已足够日常开销。毕竟，圣托马斯学院内的食宿都极其便宜。

这份差事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做学问并学习音乐。多亏两位牧师的关照，我甚至可以在孩子们放春假和秋假的时候离开斯特拉斯堡。在此期间，我只需找到一名顶岗牧师就行。可即便找不到别人帮忙，他俩也会非常贴心地亲自上阵。于是，每年我都有三个月的自由时间，包括复活节前一个月和秋季的两个月。为了继续跟着维多尔学琴，春假我通常都会待在巴黎，而秋假的大部分时间则会在甘斯巴克镇的家中陪父母度过。

在那些长期旅居巴黎的日子里，我还结识了许多难得的好友。与罗曼·罗兰初次相遇是1905年前后的事，刚开始我们在对方眼里仅仅是音乐家的身份。然而，当我们发现彼此都是性情中人，便很快成为挚友。

亨利·里希坦柏格虽然是个法国人，却精通德国文学，与我情谊深厚。罗伯特·明德，曾跟随我学习过音乐和哲学，于1918年之后去斯特拉斯堡便是接替了前者的工作。

此外，还有一次偶然的邂逅更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本世纪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地点就在狭窄的圣雅各路上。由于我赴约即将迟到，只好赶紧叫了一辆马车。当时，在一处十字路口遇上交通堵塞，各种车辆并排成两条长龙，半天也无法移动分毫。突然，旁边那辆敞篷马车上的乘客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他本来戴着一顶挺雅致的高顶帽（当年这种帽子在巴黎依然流行），可配着下面那颗丝毫也谈不上优雅的脑袋，却有着说不出的怪异。不过，当我仔细端详后（因为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竟然被一种超乎寻常的东西给迷住了。它与那张面孔上十足的高贵气息截然不同，不仅透出狂放不羁的原始野性，还带有无惧无悔的坚定意志，而我对于这种性格却是前所未见。凝视许久，我脑海中猛地灵光一现：这不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克列孟梭吗！

后来我听说，为了给克列孟梭画像，塞尚总共尝试过三次，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原因居然是他“根本无法描画出这样一个人”。我想，我完全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新世纪之初的数年内，我以德语在巴黎外语学会做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文学及哲学的讲座。迄今我仍然记得，这些演讲内容涉及尼采、叔本华、格哈德·豪普特曼、苏德曼的思想或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1900年8月，当时我正在准备有关尼采的演讲，不想竟突然传来噩耗：死亡终于让病痛中的他得到了解脱。

那些年日子虽然过得简单，对于我的创作却举足轻重。我投入了大量精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却并不急于求成。

因为难得空闲，再加上经济拮据，我已很少外出游历。直到1900年，我才好不容易有机会陪大伯母前往奥伯阿默高观看基督受难剧。谁曾想，相对于表演本身，舞台背后的自然美景甚至更令我印象深刻。毕竟，无论是来自《旧约全书》如画场景中的主要舞台动作，还是过于戏剧化的表演，或是剧本中存在的问题，抑或是陈腐且乏味的配乐，都让我感到十分烦腻。而唯一能深深打动我的，则是演员们对于各自扮演的角色极其投入，且满怀激情。

就基督受难剧而言，它本该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由村民以简单的方式在他们当中进行表演的。可是，受大量外来观众的影响，它被迫脱离了原有模式，已转变成一种旨在满足所有观众口味的舞台剧。对此，我们实在无法感到满意。不过，任何人只要对精神生活方面足够敏感，就不得不承认：尽管基督受难剧一直在变，奥伯阿默高人却始终尽心尽力，本着原先简易、朴实的精神在表演。

拜罗伊特音乐节照常举办的那些年里，碰上手头宽裕，我都会赶去接受心灵的洗礼。早在斯特拉斯堡撰写有关巴赫的著作时，我就已经认识了科西玛·瓦格纳夫人，而且对她印象深刻。关于我认为巴赫的音乐颇具描述性的观点，她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有一次，她利用来斯特拉斯堡拜访著名的教会史学家约翰内斯·菲克尔之便，让我在新教堂里用一架精致的默林管风琴弹奏一些巴赫圣咏前奏曲，以此阐释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她还给我讲述了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接受宗教指导的有趣细节，都是她决定皈依新教之后的事。虽然多次相遇，可在这位尊贵、艺术素养极高的奇女子面前，我却始终难免有几分羞怯。

至于齐格弗里德·瓦格纳，此人在许多方面都极具天赋，而我最最欣赏的却是他那简朴、谦逊的个性。任何人只要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见过他，无论对其所做的工作或是工作方式，都会由衷地赞不绝口。当然，他所创作的音乐也是内涵丰富、美妙且意味深长的。第四章1900年至1902年：最后的晚餐及耶稣生平研究

眼看有关康德的研究工作顺利完成，而我又继续专注于神学，因此重拾耶稣生平问题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要知道，早在求学之初，它就已经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本可搜集相关素材，然后撰写出一篇专题论文的。不过，研究最后的晚餐倒是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及兴趣。而关于耶稣生平的研究则直接让我萌生出研究原始基督教的想法。总之，最后的晚餐这一课题同时关乎两大主题，可以说是阐述耶稣信仰及原始基督教的核心。

我暗自琢磨，假如最后的晚餐之起源及重要性得不到澄清，我们显然无法充分理解耶稣和早期基督教时代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我们并未以最后的晚餐及洗礼为研究基础，也就根本不可能抓住有关耶稣信仰和原始基督教的真实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我开始酝酿着撰写一部最后的晚餐史，毕竟它跟耶稣生平及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也存在关联。写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进行初步的交代，就此前针对最后的晚餐之研究表明自己的立场，并笼统地把问题阐述一遍；然后集中叙述耶稣的思想及行为活动，以此阐释他与众门徒一同举行最后的晚餐仪式的缘由；最后将最后的晚餐放置在原始教会以及基督教最初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来探讨。

凭借以最后的晚餐为课题的论文，我于1900年7月21日顺利获得神学文凭（即神学方面的从业资格证书）。因论文第二部分围绕弥赛亚身份之谜及耶稣受难展开，1902年它又帮我在大学里谋得编外讲师一职。

我的第三项研究主要围绕原始基督教之最后的晚餐，而第四项研究则着重介绍《新约全书》及原始基督教的洗礼史。结题后，它们仅仅被我运用于课堂教学，并没有出版面世。依照原先的考虑，我只是把《历史耶稣之探索》当作耶稣生平简介的补充材料，却没想到它逐渐变成了厚厚一本书，而这也直接导致其他研究材料的出版计划搁浅。

不久，我又遇到新的阻碍：先是撰写有关巴赫的书稿，接着还要学医。眼看这些研究项目已接近尾声，我才有时间再次专注于神学，遂决定广泛搜集学界相关材料，以编写出一部使徒保罗思想研究史。届时，它将成为《历史耶稣之探索》的姊妹篇，同时也相当于新著保罗教义之导论。

基于对耶稣及保罗教义有了新的认识，我还打算针对基督教起源与早期发展、最后的晚餐以及洗礼等内容撰写一部历史。按照预定计划，它大概会在我结束初次非洲之行过后完成，因为少则一年半，多则两年，我便要返回欧洲。谁曾想，欧战的突然爆发却导致该计划流产。直到四年半过去了，我才得以重返欧洲大陆，而此时身体状况早已大不如前，就连生计也举步维艰。

另外，妨碍研究计划的还有一件事：我已经开始了《文明的哲学》的撰写工作。因此，“早期基督教最后的晚餐及洗礼史”便一直以手稿的形式被我用于课堂上，而迟迟未能整理出版。不过，其核心思想却在《神秘使徒保罗之神秘主义》中得到了明确阐述。

为解决最后的晚餐的相关疑难问题，我仔细查阅十九世纪末以前各位神学家所提出的种种解释，并力图揭示其真实本质。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尽管前人就早期基督教分配饼和葡萄汁的仪式作出了不同解释，但这些说法根本不可信。毕竟，仅靠复述耶稣的某些言辞，是绝对无法将饼和葡萄汁转变成他的圣体及圣血的。

早期基督教内的仪式，既非对耶稣赎罪之死作圣礼性重演，亦非一种简单的象征性呈现。就连有关耶稣与众门徒最后的晚餐的诠释，也是很久以后在天主教弥撒礼和新教徒举办的圣餐礼中，才作为一种赦罪象征给附加上去的。

尽管也许听着不可思议，但对于众门徒及早期的信徒而言，耶稣将饼和葡萄汁比作圣体及圣血的言辞绝非仪式本质之决定性因素。根据我们对原始基督教的了解，这些言辞在最初的会餐仪式中确实未曾被信徒们提起过。因此，当时仪式的主要内容显然不是耶稣所谓饼和葡萄汁即是圣体及圣血的金科玉律，而是人们对饼和葡萄汁所作出的一种感恩性祈祷。总之，无论对于耶稣与众门徒的最后的晚餐，或是对于早期基督徒群体隆重的会餐，这些推论都提供了一种意蕴，即指向期盼中的天国盛宴。

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最后的晚餐仪式被称作“圣餐礼”，即“感恩祈祷”。该仪式的举行时间并非一年一度的濯足节晚上，而是每个礼拜天的凌晨。它象征着耶稣的复活日，信徒们借此机会企盼他的回归及天国的降临。

在以《耶稣身份与耶稣受难之奥秘》为标题出版的耶稣生平简介中，我陈述了十九世纪对耶稣早期社会活动及布道的各种看法。它们被普遍当作是史实，并且霍尔兹曼在有关福音书的著作中也予以详细的论证。他的观点以两个概念为基础：第一，尽管当时在犹太人群体中流行对弥赛亚回归这种天真而现实的期盼，可耶稣对此并不赞同；第二，由于耶稣在经历一些初期成功之后接连遭遇到失败，他已决定坦然面对苦难和死亡。

十九世纪下半叶，神学界普遍认为：耶稣通过宣称在现世建立一个道德天国，竭力将信徒们的注意力从超自然的弥赛亚国度转移开来。因此，他并未将自己视为听众们想象中的弥赛亚，而是想方设法给他们灌注一种信念：神圣的、道德的弥赛亚最终会指引他们觅得真正的救世主。

刚开始，耶稣的说教确实很成功。可没多久，教众们在法利赛人和耶路撒冷统治者的蛊惑下，竟纷纷背他而去。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对上帝的意旨恍然大悟：为了天国，也为了确立自己神圣的弥赛亚身份，他必须慷慨赴死。于是，下一个逾越节那天，他毅然前往耶路撒冷，在受尽各种折磨过后，最终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当然，有关耶稣想法及决定的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两个基本概念皆有悖于事实。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这些最古老的原始资料中，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耶稣欲以一个精神化之国度，来消除当时非常普遍的、关于未来超自然天国的现实观。而且，即便是在那些福音书中，也并未记载耶稣先成功后失败的任何信息。

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述，耶稣一直存在于对弥赛亚的企盼之中。后期的犹太教坚持该观点，而古代先知及公元前165年前后问世的《但以理书》亦有相关记录。除此之外，在《以诺书》（公元前100年）、《所罗门诗篇》（公元前63年），以及《希腊语巴录启示录》和《以斯拉启示录》（约公元80年）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企盼。

类似同时代的其他人，耶稣认为弥赛亚亦即《但以理书》中提到的“人子”，自称将驾着天堂祥云而来。耶稣所宣扬的天国就是神圣的弥赛亚国度，将于自然界灭亡之时随人子的降临而缔造。他时常告诫听众要随时准备接受审判。如此一来，有些人会升入荣耀的天国，而有些人则会堕入受罚的地狱。他甚至大胆地预示众门徒：在最后的这次审判中，神的宝座周围一共会预留十二个席位，用于对以色列十二部落作出审判。

可见，从各种现实层面来讲，耶稣都认同了后期犹太教对弥赛亚的企盼。他不再试图将之神圣化，而是超越所有的戒律和经文，把自身强大的伦理精神注入其中。他要求人们务必践行绝对的爱之伦理，以此证明他们从属于上帝和弥赛亚，且即将被拣选为天国成员。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更宣布注定会受天之祜的人包括：质朴诚恳者、慈悲为怀者、维护和平者、心地纯净者、天国正义企盼者、勇于忏悔者、甘为天国牺牲者，以及童心未泯者。

以往神学研究的谬误是，多认为耶稣将晚期犹太教的弥赛亚企盼神圣化了。而实际上，他只不过将爱之伦理宗教引入其中。刚开始，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如此深奥、崇高的笃信和伦理，竟然也可以同如此单纯、现实的其他观点融合在一起。可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

为了否定将耶稣的行为活动划分为成功和失败两个阶段的假设，我们不妨指明一个事实：无论身处加利利还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在最后的日子里始终有大批狂热的信徒追随左右，以保护他免受伤害。凭借着这种支持，他甚至敢在神殿讲道时公然抨击法利赛人，并且将商贩和兑换者之流统统驱逐出去。

眼看奉命外出宣扬天国已近的众门徒业已归返，耶稣马上带领他们退居推罗城和西顿城的异教区。当然，此举绝非为了避敌。教众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叛离，只不过他希望有时间跟最亲近之人独处罢了。因此，当他再次现身加利利，众信徒很快又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就连他进入耶路撒冷之时，也是一路带着众多加利利的朝圣者去参加逾越节庆典的。那么，耶稣被捕并最终受难就只剩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屈服于当权者完全是出于自愿。整个判罪过程都在半夜里进行。黎明之前，耶路撒冷尚未苏醒，而耶稣已经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依据最古老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的明确表述，我对以往有关耶稣生平的错误诠释予以反驳，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耶稣的思想、言论及行为，全都基于他对世界末日已近、天国即将降临之期盼。而这种阐释被称为“末世论的”（它来自希腊语eschatos，意思是“末尾的”），与传统犹太基督教义中有关世界末日起因的内容恰好一致。

假若我们如此考量耶稣的生平（谨记：所谓事实性知识也仅限于耶稣的公开露面及其最终结局），便可得出以下结论：正如耶稣本人所言，天国乃尚未实现、存在于未来之事物，而他也并没有自认已经是弥赛亚。他坚信，唯有当弥赛亚国度降临，且那些命定之人进入超自然状态，他的弥赛亚身份才会得以显现。耶稣始终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守口如瓶。他仅以天国将至这一消息预告者的形象示人，而至于他的真实身份，听众们根本没必要知晓，因为待到天国降临之际，一切自然会大白于世。当然，对于那些认可他的人，如众门徒及接受他天国讯息的信徒，他倒是没有丝毫隐瞒。他甚至预示众信徒：人子（他通常以第三人称指代，似乎自己和人子并非同一人）很快就会接受他们。

至于自己及那些跟他一样对天国翘首以盼者，耶稣则认为：所有人先都得共同经历弥赛亚前的磨难，借此证明其信仰的忠诚。毕竟，根据晚期犹太教义中有关世界末日事件的描述，在受召升入弥赛亚国度之际，所有被拣选者皆因受制于反上帝势力而难逃一段时间的苦难。

到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到底是他公开露面数个礼拜还是数月之后，我们不得而知），耶稣确信：天国降临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于是他急忙派遣出众位门徒，让他们以两人一组的方式去以色列各城邑散播消息。在发布的指令中（《马太福音》10），耶稣也警示过他们：对弥赛亚即将降临前的苦难得有心理准备，因为大家可能会跟其他被拣选者一样遭受严酷的迫害，甚至牺牲性命。他虽然没有指望众人全身而退，却作出过保证：他们造访完以色列所有城邑之前，“人子的显现”（根据预期，它将会跟天国降临同时发生）恐怕已经成为了现实。

可是，他的预测并没有成真。众门徒不曾遭受任何苦难，便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关于弥赛亚前的苦难，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征兆，而弥赛亚国度自然也没有降临。对此结果，耶稣只能给自己提供一种解释：肯定还有什么必需之事尚未发生。

该认识终于使他明白：为了促成天国的降临，他——未来的弥赛亚，必须以受难和受死的方式替那些被选入天国的人赎罪，从而使他们免受弥赛亚前的折磨。

耶稣一直有所指望：仁慈的上帝必将免除中选者在弥赛亚前的各种苦难。在祈祷天国降临的主祷文中，他还吩咐信徒祈求上帝让他们免受“诱惑”，并以此从“罪恶”中得到解脱。这里，耶稣所提到的“诱惑”并非唆使个人进行道德犯罪之诱惑，而是世界末日来临之际在上帝授权之下的迫害活动。鉴于“恶魔”撒旦作为反上帝势力的代表，信徒们必将难逃毒手。

因此，耶稣毅然赴死前的想法是：上帝肯接受他为了替信徒们赎罪而自愿牺牲的决定。这样一来，众信徒便当真可免受弥赛亚前的苦难。要知道，他们本该通过受难和受死的方式才能净化身心，进而证明自己具备升入天国的资格。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