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迈克尔·内伯格,宋世锋译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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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大国博弈下的世界秩序新格局试读：
引子
对于世界大多数地方来说，《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就在那天，-位美军上尉漫步在家乡教堂的走廊里，与心爱的姑娘永结连理。尽管他在争中表现突出，证明了自已作为战场领袖的能力，不过他并不想以军事作为职业。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对进入世界政坛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渴望。他和另一位参战老兵签下一份租约，准备开一家男装店。战争已经结束，他希望未来能把时间放在家人和事业上，而不是用于战争。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一天，他考虑的不会是战争和结束战争的那个和平条约。
那一天在大西洋对岸，一位很有争议的英国政治家正在享受东山再起的欢愉。就在前几年，他蒙受羞辱，被排挤出政府，如今他身兼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个要职，对英国的国防政策拥有显著影响。他对战后世界感到焦虑，并且担心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扩散，因此鼓吹英国、美国和日本军队采取联合行动，在俄罗斯北部登陆，在俄罗斯的内战中支持亲沙皇的“白俄”。他不喜欢《凡尔赛和约》，称它是“荒唐和畸形”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个和约对德国削弱太多。他担心一个遭到肢解的德国会在欧洲造成权力真空，布尔什维克可能寻机填充。他想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认为签订《凡尔赛和约》错失了重塑战后世界的机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呼吁对这个和约进行重大修订，以维护德国的利益，因为它对德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在欧洲大陆上，只有德国才有可能制衡更为危险的俄罗斯。当他获得拟定战后和约的机会时，将主张不能把《凡尔赛和约》当成典范。
当时正在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中搏斗的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凡尔赛和约》。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热情已经受到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诅咒，他们在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向其屈服，在外交上进一步受到隔离。布尔什维克向德国投降后，德国获得在法国发动春季攻势的资源，几乎在那一年赢得战争。因此在德国投降后，战胜者们认为没有必要邀请布尔什维克政权到巴黎参加和谈。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来说——包括新获任命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凡尔赛和约》的相关问题和他们正与保皇派白军进行的生死斗争相比无足轻重，和约中只有组建新的波兰直接影响到他们。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对西方协约国支持白军的动作极为关注，他特别提到西方领袖们曾经说过的“扼杀在摇篮里”的威胁。多年以后，在新的战争造就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将有机会与说出这一话语的那个人见面，并且斩钉截铁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在这三个人中，有两人分别是英国陆军和空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苏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他们很可能已经预见到自己有一天将在战争与和平期间领导自己的国家。这两个人都认识到在巴黎谈判出来的新和平很脆弱，预言欧洲的和平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极具雄心，而且与本国的权力中枢极为接近，他们知道仅凭一个和约，解决不了自1914年那个不幸的夏天开始的致命的全球冲突所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在1919年可能都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他们将结成肩并肩的盟友共同作战的想法是滑稽的，尽管他们有生以来已经见惯了极端的变化，或许没有能再吓到他们。
第三个人是哈里·杜鲁门上尉，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国家在终结下一场战争时，他将统领的不是一支炮兵部队，而是整个国家。“到底谁是哈里·杜鲁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参谋长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海军上将听到民主党在1944年召开的代表大会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选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候选人后这样问道。杜鲁门只拿过高中文凭，在外交方面没有经验，他从一个失败的商人一跃而成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一道最奇异的轨迹。此外，当杜鲁门于1945年7月在柏林美丽的郊区波茨坦首次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时，知道他必须替代被自己形容为“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他也知道，在处理战时政策的大多数关键问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几乎都将他完全撇开。杜鲁门的政治生涯到了最重要的时刻，不幸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即将遇到的艰巨任务毫无准备。他甚至自1919年从法国战场上回国后，还没有再次离开过美国。
这三位同盟国领袖及其幕僚面对的任务就是让欧洲恢复和平和稳定，自从1914年的灾变以来，它们已经成为奢望。这三个人及其顾问的世界观都形成于1914-1918年的战争考验中。对斯大林来说，俄国革命和血腥的内战直接发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进一步证明，从战争转向和平所遇到的挑战不比战场上的挑战少。如果波茨坦三巨头像凡尔赛三巨头一样遇到失败，那么欧洲未来无法得到和平，只能收获新的冲突、死亡和更多的战争。
这三个人从战略利益和本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于战后的看法各有不同。那些年月，见惯了令人震惊的革命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了欧洲最强大的王朝，致使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控制欧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未来而争斗不息。第二次世界大战除掉了法西斯主义，不过也使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传统强国濒临崩溃。英国虽然名义上也是战争的伟大胜利者之一，也处在破产的边缘，即刻面临着失去维持其大国地位的帝国的危险。如今美国和苏联取代了欧洲传统列强，前者自1919年以后曾经在相当程度上疏离了欧洲，1945年时还存在着这样做的可能性；后者作为一个刚刚从血腥的战争中凯旋的革命政权，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可怕的噩梦，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则带来了诱人的未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欧洲的未来都不再专属于西欧国家掌握，他们甚至连主角也当不了。
这些人在1945年7月聚集到波茨坦，要把破碎的世界拼凑起来，在他们心中，1945年终结的这场战争并非开始于1939年，而是源自1914年。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Sir Anthony Eden）和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等人都说，两场世界大战不是独立的，而是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这种观念有着悠久传统，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查尔斯·雷平顿（Charles Repington）恰当地把他在1920年出版的畅销书命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他在该书中提出，始自1914年的全球性纠葛不会因《凡尔赛和约》而消失；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完全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世界性大战。美国军人亚历山大·克莱（Alexander Clay）也与雷平顿有着共鸣，当他在战后代表两方军人发表评论时说：“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预言，在25到50年内，这场战争会再次打响。因为我们预感到，它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处置。”
这场30年战争不仅包含了两次列强之间的世界大战，随着旧秩序在1914年解体，还涉及很多国内战争和地区性战争。正如波茨坦会议结束后威廉·莱希海军上将在日记中所说，“这意味着世界大战彻底终结，这场战争自1914年开始，1918年到1939年只是为了进行深入备战而暂时休战，如今终于结束了”。由于发生了俄波战争（1919-1921）和西班牙内战（1936-1939），欧洲人不像莱希那样认为中间20年是休战，然而波茨坦的政治家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历史，知道1945年面对的灾难并非源于德国1939年入侵波兰，而是始自1914年在波斯尼亚一个偏僻城市的街角上发生的刺杀一个相对不甚重要的大公的行动。
代表们汇聚到风景如画的波茨坦采琪莲霍夫宫（Cecilienhof Palace），与宫中游荡的幽灵共处一室。这座宫殿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本来是德国王储及其王妃的度假地，战后时刻提醒着政治家不要忘记以前的失败。德国人坚信很快就能取胜，他们在建造这座宫殿的同时，还投入巨大资源打了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世界大战。王储在战前是最为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分子之一，曾在西线战场领导一个集团军群。他从未有机会入住这座宫殿，在致命1914年夏季之前，这个曾经强大无比的政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似乎能永传万代，如今该宫殿只是让人们回忆起它的傲慢。30年过去了，现在德国根本没有了政府，只能听凭从前的敌人发落。
与凡尔赛宫里的幽灵相比，采琪莲霍夫宫的幽灵是小巫见大巫。每一个到波茨坦参加会议的人都把《凡尔赛和约》视为未能缔结和平的恐怖的历史警告。他们都相信，1919年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战争在20年后爆发。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极为敬仰这个和约的创造者伍德罗·威尔逊，杜鲁门就站在威尔逊的画像下面宣誓就职。然而，杜鲁门认为这个和约是威尔逊的最大失败，他在波茨坦会议开幕时提醒其他政治家们说，《凡尔赛和约》制造出“很多漏洞”，警告与会代表们要吸取那些经验教训，否则就可能重复历史。对于杜鲁门的这一观点，没有人表示异议；这位总统不需要提醒，其他两位领袖也都明白，如果他们不多做一些工作，以后必须付出无尽的代价才能防止凡尔赛的灾难重演。
当几代人商讨终结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时，欧洲的政治家们第二次聚集到一起，这足以证明《凡尔赛和约》毫无作用。在那个夏天，来到波茨坦的每个人似乎都批评过该和约及媾和的程序。在一些人看来，问题出在程序本身。《凡尔赛和约》是在一系列尴尬的妥协、交易和误解中产生的，不过一旦落实到纸面上，就成为具有效力的国际协议，甚至大多数观察家和与会者都能看到这个和约与生俱来的缺点。因此，很多政治家1945年来到波茨坦时，希望会议的作用不是制定有着具体政策的最终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以后还是得由他们或他们的继承者负责，他们希望会议能成为“三巨头”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为公平与和平的未来的象征。
此外，《凡尔赛和约》的数个原则到1945年已经破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1919年，列强为了使政治和种族边界相适应而做出的努力基本上是无效的，他们调整边界没有收获和平，反而刺激出新一轮的领土收复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再引发危机。早在1939年9月9日，即欧洲开始进入战争之前一个星期，英国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就认为，民族自决原则“是一个错误”，英国获得编辑们已经预言的胜利之后，无法利用它来指导和平进程。一般来说，他们的立场反映的是已经存在的看法；因此，民族自决原则在1919年的和谈时虽然是一个基石，在1945年却发挥不了太大作用。
英国外交部在1943年所写的一份评估对《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个基石——即国际联盟——也提出质疑。该文件没有对建立国际组织本身提出异议，但它断定未来成立的任何组织都不应该追随国联的民主模式。相反，大国应该进行直接掌管。按英国外交部的估计，既然只有三到四个大国能幸存到战争结束（美国、英国、苏联，或许还有中国），设计新的国际机构应该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因此，“不能再允许”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入大国行列”。这几个国家和其他小的地区强国一样，只能通过大国牢牢掌握的国际机构确保未来的安全需要。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他向美国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说，“两次世界大战都始于小国”。除了后来破例提升了法国的地位，这里可以看到以后变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心观念。
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们基本上都忘记了参议院在1919年拒绝《凡尔赛和约》时陈述的理由，当时美国的参议员们关心的是美国外交活动的自由会受到威胁。到1945年，美国人几乎都不记得或关心那些显然已经久远的争议。在波茨坦的美国外交官看来，那个和约的最大漏洞出现在财政方面，迫使美国不情愿地背上德国赔偿的负担，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也无法为持久的和平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帮助。相反，那些决定为全球性经济萧条创造了条件，由此导致纳粹党的崛起和战争在1939年爆发。
然而，少数1919年的思想的确延续了下来。比如条约应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不直接参与，就反映了凡尔赛会议的思想，这在波茨坦会议的安排中很明显。被占领的德国没有代表；意大利也没有；法国和波兰虽然有异议，认为自己处在胜利的一方，理应派出代表，但也是这样的待遇，因为三巨头不同意。波茨坦会议和凡尔赛会议一样，是胜利者的和平，再次由大国书写。
英国外交部的那份文件也包含了一个在1943年中期传阅的一个调查报告，内容是关于凡尔赛和会所犯的错误。这个很有见解的评估警告说，战争结束后的情况“与1918年时会有极大不同”。它预计德国受到的敌意要比1918年时还要强烈得多，并注意到这一次俄国人肯定会在设定和平条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法国不太有这个可能。与1919年时不同，同盟国在1945年需要占领整个德国，并与德国官员一道工作，哪怕——或者特别因为——这个国家不再存在政府。尽管纳粹政权投降了，会议的策划者们也不能保证德国游击队不会继续抵抗。此外，战争在欧洲结束后，与日本的战争还在持续，这意味着同盟国在长期占领和重建德国方面肯定只能投入有限的资源。最后，这份文件提到，对德国立刻进行救济和长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两项任务可能会比1918-1919年时艰巨很多倍。
尽管英国外交部注意到，“想预测事件如何演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了”，它的分析非同一般，指出了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他们批评凡尔赛和会时，指出其失败的经济机制恰恰摧毁了大国在1919年努力想重建的欧洲经济。他们也批评了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迎合反复无常的英国舆论，对于德国的处置太过严厉，而美国没有批准和约，“对其执行造成致命影响”。这一次，英国外交部认为，英国政府必须至少确保得到美国的合作，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逼迫德国人承认他们的彻底失败；能把俄国人往东挡多远就挡多远。
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西方政治家们竭尽全力，避免陷入回顾1919年时都看到的那场灾难。那时的人们没能为持久和平创造出条件，1945年的与会者想建立一个稳定与繁荣的欧洲。然而他们无法躲避凡尔赛会议留下的长长的阴影。他们不管在波茨坦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放心地告诉他们自己及其民众，他们没再重复1919年的错误。
然而，还有第三个幽灵在1945年夏季回荡于波茨坦的别墅和宫殿里，那就是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绥靖幽灵。很多美国和英国外交官已经开始认为苏联的行为是在重复1930年代德国的侵略性行径，苏联极度有选择地执行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更让他们感到警觉。他们以慕尼黑为前例，反对向俄国人（或者就此而言还有日本人）做出让步，立即让人想起1933年到1939年那段时间的恐怖和失败。慕尼黑的例子是一个有力的提醒，使人意识到绥靖的代价，对于相信这种类比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战争刚一结束，美国人与英国人在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中，就要使用更强硬的手段。
不管这些幽灵对于世界在1945年面对的问题是否有关联，波茨坦的与会者们都无法回避。政治家们在1945年做出的几乎每个决定都映照着1919年的巴黎和会与1938年的慕尼黑协议所象征的绥靖等事件。而这些事件并不久远。1919年时的那些人有时候利用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模糊的历史理解作为粗略指导，而在波茨坦参加会议、出席正式晚宴和社交活动的每个人与先前那些人都不一样，他们都亲眼看见了1914-1939年间发生的残酷事件，有些人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温斯顿·丘吉尔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强烈反对其政策的绥靖倾向，到波茨坦参加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慕尼黑的幽灵尤其萦绕于波茨坦的会堂中，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扩张幽灵并无二致。
新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曾经在1919年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低级顾问参加过巴黎和会，他或许就是说服威尔逊去巴黎开会的那个人。伯恩斯也觉察到过去的幽灵压在来到波茨坦的人们心中。伯恩斯断定，美国代表团犯了两个致命错误。首先，威尔逊总统拒绝任何共和党参议员随同他一起参加巴黎和会，因此导致和约在参议院遇阻。伯恩斯在众议院服务了14年，在参议院工作了10年，他向国会两院保证会及时通报波茨坦会议遇到的问题和正在进行的讨论。其次，他认为美国为了在战后解决欧洲的经济问题做出太多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德国赔偿进行经济支持。他相信，这个错误促使经济和政治陷入动荡，导致大萧条的发生。
因此，萦绕在波茨坦会议各代表团心头的幽灵似乎不像是来自遥远过去的警告，而是他们在有生之年现时决定的结果。俄国人也感觉到了它们，尽管他们没有参加过巴黎和会。于是在波茨坦会议开始的两个月之前，即1945年5月，斯大林警告杜鲁门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说，他希望在即将与杜鲁门和丘吉尔一同召开的会议上避免凡尔赛模式，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他在那个模式中看到的具体问题。然而，斯大林在其他场合曾向另一位美国人表示，不管三巨头在波茨坦达成了什么协议，他都担心美国参议院会予以拒绝，就像1920年拒绝《凡尔赛和约》那样。约瑟夫·斯大林不了解美国参议院，不管他与杜鲁门达成什么协议，该机构的活动都使这位苏联领袖疑惑是否靠得住。
本书的目的远非叙述政治家们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互相说了什么话，与此前关于这次会议的两种历史不同，本书有意避免“当时杜鲁门对斯大林说”之类的波茨坦会议日常活动记述。实际上，我利用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探索至少三大类主题。第一，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把波茨坦会议作为制造“冷战”的“第一枪”进行了详细研究，本书并不认为波茨坦会议开启了历史新篇章，而是终结了另一个时代。尽管波茨坦会议的参与者都知道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还会上升，然而他们还是把赌注压到美国和苏联会携手处理欧洲的问题上来。他们离开波茨坦时，并不确定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会马上到来或者不可避免。
不管波茨坦会议在助长“冷战”起初的发展方面应负什么责任（而这种责任在我看来实际上不大），与会者更为关心的是会议在结束1914年到1945年间的全面战争时代能起什么作用。因此，本书追随他们的脚步，研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几位领袖如何理解那个时代，以及他们如何设法解决未来世界将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它通过理解与会领袖们心目中的世界，来尽可能理解波茨坦会议。
第二，本书研究的是历史远见如何对波茨坦的与会者发挥作用。凡尔赛和慕尼黑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范例，徘徊在会场周围。一些与会者比其他人更了解历史，一些与会者更加热衷于政治目的，而非学术研究，但是，他们都清楚地感受到了历史的重担。当然，俄国人的历史观与美国和英国极为不同，对他们来说，大多数美国和英国观察家们在理解俄罗斯历史方面做得很不够，不知道斯大林及其臣民为何不能接受某些选择。政治家们对过去的理解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看待眼前和未来的方式。
第三，尽管在那一年有名望的人肯定会在本书中占据显著篇章，不过战略环境和历史理解限制和影响了可供这些所谓“伟人”利用的选项。《纽约时报》记者安妮·奥黑尔·麦考米克（Anne O'Hare McCormick）在会议的第一天写道，“此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性场合似乎关注到单一事件”。她相信，波茨坦就是那些事件中的一个，因为三巨头“掌握着世界上大多数的权力”。但是，她也注意到，这三个人会面处附近的柏林曾经是世界强权的象征，而如今只是一片“坟地”。那片坟地及它对1945年的男男女女所意味的一切，对政治家们所能达成的结果设定了重要界限。总之，本书论证了一些关于所谓“伟人”的历史理论的界限，尽管很多有力而重要的人多次出现在其中。那片坟地和有责任对它进行重建的人同样重要。
在探索第三个主题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波茨坦会议提供了多种有吸引力的研究方向。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美国战时外交的大部分关键决策都是罗斯福自己进行决断的，经常把他的国务院撇到一边。他还把新搭档的副总统哈里·杜鲁门蒙在鼓里，而杜鲁门急需罗斯福倾心帮助。在对外政策领域，这两个人相差十万八千里。罗斯福习惯于在大多数重要决策方面专断独行，他对国际事务有着深刻的洞察，而且更重要的是广受各国政治家们的尊敬。与之相比，杜鲁门在外交方面完全是个新手，就连那些渐渐喜欢和尊重他的观察家们也替他揪心。陪同杜鲁门去波茨坦并在那里承担了很多协助责任的威廉·莱希认为，杜鲁门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毫无准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他无法“预料一位在国际事务方面如此生疏的新总统如何做出决策”。
英国政府也经历着类似情况。英国大选结果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出炉，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以大比分落败，老对手工党上台。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对很多关键问题有着深刻理解，并且作为世界上最有力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享有很高的声望。会议还没开完他就不得不退出，不大起眼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留了下来，艾德礼曾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过副首相，但很少参与关键性的战略决策。丘吉尔喜欢以他惯用的诙谐方式嘲弄艾德礼，比如称他是“披着羊皮的羊”。艾德礼和杜鲁门一样，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声望远低于他的光芒耀眼的前任，他以维护贫民和工人阶级的权益而闻名。艾德礼的口号是“除非都有面包吃，才能考虑做蛋糕”，这与丘吉尔的风格一点也不一样。杜鲁门带了一位新的国务卿参加波茨坦会议，艾德礼也有新外长陪同，这意味着美英两国代表团的外交团队几乎都经历了彻底变化。
虽然美国和英国在人员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在政策方面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做出决策时，只在可发挥的范围内与其前任存在一些差别，他们两人都没有对本国的立场做过重大改变。对于这种令人惊异的稳定，不能用体制的惯性或他们本人的经验不足来解释。实际上，政策的延续只是凸显出战略和历史在决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当然，杜鲁门、艾德礼和波茨坦会议的其他代表团成员都经历过和他们的同代人一样的噩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凡尔赛和约》、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苏联的最高领导层当然没有出现类似变化，约瑟夫·斯大林自1922年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驻波兰大使于1927年遇刺以后，他急剧强化了控制力。那场刺杀使斯大林更加陷于偏执，使他不仅关心自己对权力的掌控，也担心自己会死亡。自1913年起到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之前，斯大林没有离开过苏联，部分原因就是安全上有顾虑。俄罗斯的体制直到今天依然神秘莫测，而且其体制内部存在着高度的妄想，斯大林和俄国人是波茨坦会议上最困难的因素。
最后，本书不想评价谁是波茨坦会议胜利者和失败者，也不为后来所导致的事件而赞赏或谴责谁。本书不做事后诸葛亮，不想对这些领袖们应该如何如何指手画脚。实际上，它不仅把这次会议置于1945年的环境中进行解释，还考虑到从1914年到1945年的整个战争时代。因此，最后我希望本书能超越波茨坦会议的那几个星期，深入洞察战争结束的方式、历史和战略环境在影响决策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单纯的历史能对现在起到何种影响。尽管波茨坦会议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都已经被遗忘，但如温斯顿·丘吉尔向哈里·杜鲁门所说，它肯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经验教训。
1945年的春天，美国、欧洲和世界历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像纳粹德国最终失败这类转变是人们早已预料到的，其他一些转变，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去世，使世人感到震惊。还有一些转变，如同恐怖的先兆一样，表明世界上的问题可能还没终结。这几个关键性的月份改变了那年夏天到波茨坦参加会议的领袖们面对的全球战略环境。由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集中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仅仅数星期之前的理解和设想显然已过时。战争结束在欧洲终于变成现实，领袖们开始面对重建的巨大挑战。然而，他们着手这些工作时所处的环境与他们曾经期望的已经不一样了。
德国即将战败，这一事实构成随后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背景，但是，重建欧洲和世界的进程早已经开始启动。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开幕，为期两个月的议程就此启动。50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制定新的《联合国宪章》的细节。与之前的国际联盟不同，联合国起步非常坚实，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倾力相助，盛大的开幕会议在加利福尼亚召开就是象征。这一次，美国领袖们一再许诺，美国不会重陷孤立主义，而要在制定世界性问题的国际解决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和平与重建是最优先考虑的议程。此外，世界各国在战争结束之前举行会议，希望能够从战争平稳过渡到和平，而1918年和1919年间的过渡太过混乱了。
同一天在数千英里外的东方，苏联军队集结了有史以来可能最为强大的兵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德国首都已经消耗掉了最后的配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对国家被占领后的前景感到绝望而自杀。尽管极为艰苦的战争还在持续，但对德国首都进行的围攻开始收紧了。所存在的疑问只是纳粹政权何时投降，而不是会不会投降，还有一个疑问是苏联军队在战斗中会对这座城市造成多大的破坏。
与此同时，在莱比锡东北部的易北河小镇托尔高（Torgau）附近，美军和苏军终于会师，这一重大事件成为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它似乎象征着战争就要结束。军人们进行欢庆，一位美国军官描述场面就像艾奥瓦（Iowa）野餐会，人们享用美食，互相拥抱，甚至有人开枪庆祝。军人们笑着握手的照片登上报纸的头版，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一天标志着老欧洲彻底终结，新欧洲正式诞生——在新的欧洲，德国人已被击败，权力的中心转移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照片和与它们有关的报道中没有法国人和英国人。1914年时期的大国不再掌握欧洲的命运，如今主要得看两个新的超级大国了。
但是，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似乎终于指日可待（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塑造新欧洲却不那么容易。虽然雅尔塔会议刚刚在两个月之前结束，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急剧转变。此外，对于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大国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共识。而且那次会议是在战争期间召开的，目的主要是商讨最终摧毁德国，而非重建欧洲。雅尔塔会议的主要协议是占领德国、划定新波兰的边界和关于战败国的赔偿政策等，而随着地缘形势的转变，它们变得不再适宜。
雅尔塔会议之后最重要的变化或许不是在德国，而是来自大西洋对岸的佐治亚州的平静小镇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那里与世长辞。罗斯福是美国和同盟国的战时决策及战后设想的灵魂人物，他的死为4月底的乐观进展蒙上了阴影。
罗斯福在39岁染上脊髓灰质炎，自从1921年就瘫痪了。他和他的幕僚极力向公众隐瞒瘫痪的事实，尽管这在华盛顿根本称不上秘密。罗斯福与国会的摩擦越来越多，不过他已掌权12年，因此能够集中权力，能够对行政部门进行有效管理，而且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由于他成功向公众隐瞒了自己的瘫痪问题，美国人眼中的罗斯福依然是强壮有力的。然而，夺走他生命的不是脊髓灰质炎，而是心脏病。
对于那些留心的人来说，罗斯福之死并非完全是意料之外。罗斯福当年是62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迟迟没有正式宣布在1944年参加第四次总统竞选，更加让人担心他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再担任4年的行政领导。在1944年的竞选过程中，罗斯福的健康越来越成为周围人关心的问题。8月，他在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Bremerton）发表演讲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胸痛。但他还是完成了讲话，事后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之处。
不过自布雷默顿事件发生后，罗斯福经常表现出明显的疲倦。他强烈希望能够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这个纽约老乡长期为他所鄙视，不过他公开露面的次数更少了。总统的体重下降多达20磅，而且用《华盛顿邮报》的话说，他似乎与人们“失去了联系”。邮报推测杜威的年轻（他在1944年才42岁）在大选最后几周将给他带来巨大的优势，有可能引发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选举翻盘。
研究者们此后发现很多关于罗斯福心脏问题的细节，还有一些医生不准确的诊断。他在1944年2月已经变得很容易疲劳，此时距布雷默顿事件还有好几个月。他莫名其妙地发烧，血压急剧升高。罗斯福的医生隐瞒了他的健康的严重问题，不仅公众不知道实情，就连那些最接近总统的人也被蒙在鼓里。一些在1944年见过罗斯福的人注意到他的身体情况的变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1944年7月与罗斯福会面后告诉妻子说，他觉得罗斯福看上去就像自己曾经见过的“人干”。“不出6个月，”麦克阿瑟预言道，“他就会躺入坟墓。”
流言四散传播，说总统参加会议时开始打瞌睡，圈内人担心他可能没有能力完成第四次任期。然而总统的医生公开宣布他的身体条件良好，把他的健康问题归因于近期患过一次感冒。9月份，为了减缓自己的健康状况所受到的关切，罗斯福发表了一次热烈的演讲，拉开总统竞选最后阶段的序幕。然后到10月底，他冒着严寒天气，乘坐敞篷车在纽约市的四个行政区巡游了4个小时，在布鲁克林的埃贝茨球场（Ebbets Field）顶着刺骨的暴风雨，在1万人面前发表政治巡回演说。
罗斯福在纽约市的表现暂时平息了人们对他的健康问题的担心，轻松赢得1944年的连任选举。罗斯福的医生再次公开表示总统的身体很好，媒体似乎更愿意把他先前的病情归因于感冒和他在指挥战争的同时还要参加大选造成的压力和紧张。考虑到罗斯福的工作存在的无数困难，面相老态和更容易疲倦并不使人惊讶。然而，周围人对罗斯福的血压持续攀升还是很关心。他的心脏开始萎缩。为他做检查的医生们对于诊断结果和什么是正确的治疗方案争执不休。
接近罗斯福的人能够看到他的身体在衰弱，但似乎不愿想象一个没有罗斯福的世界。他担任美国总统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人都要长，而且对世界各地的人来说好像是无可替代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血压已经上升到260/150，不过很多见到他的人，都与麦克阿瑟有着一样的感觉。最为不祥的可能是伍德罗·威尔逊的遗孀伊蒂丝告诉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的话：“他看上去和我丈夫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伊蒂丝把罗斯福与威尔逊进行了令人担心的比较之后两天，他离开美国，走上参加雅尔塔三巨头会议的艰苦旅程。罗斯福曾经在1919年参加了一部分凡尔赛会议，他对威尔逊极为敬仰，想恢复威尔逊关于创建国际性国家间组织，并依靠它来管理条约和解决冲突，从而消除战争的梦想。威尔逊在将《凡尔赛和约》提交给美国参议院时犯下策略失误，引发政治冲突，他在1919年秋季直接向美国人民寻求支持。日程安排过于繁忙，再加上疲劳和健康状况不佳，使威尔逊不堪重负。他在科罗拉多州的普艾布罗（Pueblo）中了风，一个星期之后在华盛顿又中了一次风，而且情况比第一次严重得多，实际上宣告了他的公职生涯终结。
罗斯福曾经在威尔逊政府担任过助理海军部长，他用过非常多的时间考虑威尔逊的得失。他喜欢坐在白宫里挂的威尔逊画像之下，思考联合国的设计方案，希望用它圆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梦想。罗斯福孜孜不倦为联合国打造基础，这场战争证明孤立主义无法在战后世界中保证美国的安全。部分源于罗斯福的努力，1945年创建的联合国远比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受欢迎。罗斯福也比威尔逊更为努力地争取参议院和美国人民的支持，以便让美国全面参与这个新生的国际组织。罗斯福不想让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历史再次上演。
威尔逊中风后导致偏瘫，罗斯福周围的人对此不能释怀。威尔逊的亲密顾问们——特别是他的妻子和医生——努力避免让媒体和很多高级政府官员得知他的身体情况。但是，1945年与1919年不一样，罗斯福的公众活动远多于威尔逊，他如果闭门不出，美国人肯定会注意到。如果罗斯福像威尔逊那样陷入瘫痪，1945年的媒体肯定会进行报道。罗斯福已经显露出身体衰弱的迹象，比以前更需要休息。如果他像威尔逊那样中风，会造成空前严重和政治上难以维持的后果。
在雅尔塔，一些很了解罗斯福的观察家们都提到过他的健康状况有危险。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觉得他父亲在会场上“看上去气色很差”，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Lord Moran）发现“总统的身体真的垮了”。莫兰的想法与麦克阿瑟数月前的话不约而同，认为罗斯福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从雅尔塔回国时，罗斯福和儿子谈起关于葬礼的安排。以前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而且就在私下里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些事。
不管是否承认，或者只是希望老总统会安然无事，大多数人依然期待罗斯福有时间休息以后，身体状况能得到改善。医生命令他少工作、少抽烟、改变饮食，给一个一眼就能看出状态的人提出这些比较小的建议，可能使其顾问有了安心的错觉。在雅尔塔给罗斯福当翻译的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注意到总统的“疲倦”状态，但是他却说：“尽管罗斯福看上去气色不好，不过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他已重病在身，我想不起有谁这样说过。”即使回到华盛顿以后，波伦也没有见到什么严重警告。“我一直担心罗斯福的病容，现在很多人显然都认为他生病了，”波伦回忆雅尔塔会议之后那几个星期时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就要死了……要是说罗斯福身边的人考虑过如何处理总统的病情的话，也没有人跟我提过。”
其他接近罗斯福的人与波伦看法一致，认为总统的身体虽然明显衰弱，但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乔治·M.埃尔西（George M.Elsey）是罗斯福的一位军事助手，每天都要与其见面，他忆起自己注意到总统的健康状况在下降，但直到罗斯福去世前一个星期，都没有太过担心。詹姆斯·伯恩斯作为罗斯福的顾问，与其会面的机会很多，在罗斯福去世前不久还和他讲过话，并认为总统已经从雅尔塔的劳累中康复。伯恩斯觉得他“像以前的很多时候一样，正在‘复原’”。
参谋长威廉·莱希称罗斯福为“队长”，这位总统周围的人不能想象没有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似乎也没有费神思索过万一最坏的情况发生，谁会出来替代他。当民主党在1944年开始选择罗斯福的竞选搭档时，总统的健康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大多数政治内行都认为罗斯福会获胜，但他们不想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冒任何风险，而罗斯福对杜威极为厌恶，所以他的竞选团队使用的力度更为猛烈。
民主党的策士们关心的不是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党内更为保守的势力对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越来越厌倦，因为他支持工会、支持民权运动。保守派在1940年反对提名华莱士未果，现在又打算更换新人，达到既踢开华莱士又为选举增添新活力的目的。但是，呼声比较高的替代人选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詹姆斯·伯恩斯长期浸淫于华盛顿的政治圈内，担任罗斯福的顾问已有多年，他是一个可能性的人选。伯恩斯出身南卡罗莱纳贫苦家庭，先后当过众议员、参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1942年应罗斯福之邀离开最高法院，担任新成立的战争动员局（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局长。这个机构虽然名气不响亮，但对价格、工资和美国总体经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罗斯福给予伯恩斯极大的自由，极少质疑他的决策，由此也使伯恩斯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罗斯福把伯恩斯称为他的“助理总统”，依靠他在国会中的经验帮助推进立法进程。伯恩斯的权力比华莱士大得多，对罗斯福的影响也大得多。在很多民主党保守派看来，伯恩斯显然是副总统候选人的不二之选，尽管对伯恩斯支持度最高的南方各州已经被民主党掌握，不再摇摆。
伯恩斯也自信会得到提名，虽然罗斯福没有向他表示过这样的意愿。尽管副总统的权力实际上比伯恩斯先前的职位小，但其荣誉是无可比拟的，能让他获得卓越成就，并补偿1940年民主党代表大会时的遭遇，当时他也以为自己会得到副总统提名，但是代表们却选择了华莱士。伯恩斯的朋友哈里·杜鲁门是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944年在芝加哥召开后，他提名伯恩斯担任罗斯福的搭档，部分原因是出于感谢伯恩斯为他竞选参议员时帮忙筹款。杜鲁门在1940年参选时，几乎陷于破产，伯恩斯说服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向杜鲁门提供急需的资金。随着反华莱士的势力发威，伯恩斯看来定要志得意满。
但是，伯恩斯也有很多反对者。民主党要是在1944年的大选中再次挑一个南方人与罗斯福搭档，这个南方人对于争取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加利福尼亚等预料为摇摆州地区的支持加不了分，更何况此人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伯恩斯坚定支持种族隔离，曾反对草拟出的反私刑法，这些立场使他在上述摇摆州中不受欢迎，罗斯福内部圈子中的自由派也不喜欢他，这些人想让华莱士继续干下去，或者再用一个自由派来替代。公然用这种种族隔离主义分子，不仅会给大选平添困难，也让罗斯福在战争结束后更难向世界兜售美国的原则。此外，伯恩斯在战争动员局所做的很多决策冒犯了劳工组织，他们的领袖涌到芝加哥，表达反对提名伯恩斯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意义，显示对华莱士的支持。
然而，如果罗斯福及其顾问出于对总统健康问题的担心，寻找一位能够入主白宫并可立即承担起责任的副总统，那么伯恩斯可能是明显的选择，或许还是不二之选。尽管他有着自己的缺点，但他在政府的三大部门都工作过，参加过巴黎和会，几乎与华盛顿的所有官方头面人物关系都很密切。的确，伯恩斯的保守主义立场让一些民主党领袖感到不快，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把他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没有选择他，表明民主党大佬们并没有真正相信本届副总统将会是下一任总统。相反，他们相信这次的选择就像其他大多数副总统一样，注定又将被历史埋没，其中包括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1933-1941）和第二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1-1945）。
当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幕时，副总统候选人还没定下来。罗斯福为本党两极分化所苦，不愿意由自己来挑选，使得其顾问和党内大佬搞不清他的意见。罗斯福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也传达出谁和他搭档都无所谓的微妙信息。与其他人一样，罗斯福似乎也没想到大会是在为他选择继承人。更让人不解的是当罗斯福最终决定换掉华莱士时，这位副总统还不知道此事。即使在大会召开后，罗斯福依然避开讨论副总统人选的问题，实际上把这个决定推给了其他民主党领袖。会议形势混乱，引发激烈的内斗，政治风向虽然对伯恩斯和华莱士都不利，但他们两人都自信会得到提名。“罗斯福和伯恩斯”的标语出现在大会上，同时反伯恩斯的代表们也加强了另找人选的活动。美联社驻参议院的记者称这次大会为“大佬之战”，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也不知道民主党领袖们可能选谁。伯恩斯显得太保守了，而华莱士又太自由。
因为需要第三个选择，民主党大佬们把目光转向了哈里·杜鲁门，这个默默无闻的密苏里人虽然没什么优势，却也不会得罪哪一方。虽然杜鲁门只比罗斯福小两岁，不过仍能透射出年轻、有活力和精神昂扬的形象，这些都是罗斯福不再拥有的。杜鲁门只读过高中，不是罗斯福喜欢的东海岸常春藤联盟出身，但他也没有伯恩斯和华莱士的那些短板。在讨论副总统人选时，早就有人提过他了，但之后又销声匿迹，因为他既缺乏经验，对这个职位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在选择杜鲁门时，民主党大佬们也没有把罗斯福的健康问题考虑在内，他们不觉得是在挑选下一任总统。来自布朗克斯（Bronx）的民主党要人爱德华·J.弗林（Edward J.Flynn）注意到，没有人真心支持杜鲁门，只是因为其他选择在火热喧嚣的党代会上被放弃，他“才被推举出来”。杜鲁门当时准备支持伯恩斯为副总统人选，几乎不相信党内大佬们以他取而代之，而且罗斯福也同意了。“哦，妈的，”杜鲁门听到罗斯福很快就会请他出来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以后说道，“为什么他不先和我说一声？”杜鲁门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他发表了一分钟的接受提名讲话，完全没有谈及政策问题。伯恩斯带着对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一肚子怨气离开了芝加哥。
尽管杜鲁门可能没赢取多少支持票，但罗斯福还是轻松击败对手，获得史无前例的第四次任期。选举人票从来没有出现问题，罗斯福的票数比1936年时的523张要少，不过1944年还是获得了432票，而杜威只有99票。后来杜鲁门回忆那次竞选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容易取胜的一次。在竞选过程中，杜鲁门小心谨慎，基本遵循民主党的路线，发表演说敦促美国人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反对在战争结束后重归孤立主义。杜鲁门果然没有为罗斯福和民主党拖后腿。
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表现很好，其中拿到20个众议院席位，使得总席位达到242个，而共和党只有191个；在参议院，民主党失去一个席位，不过还是以57:38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这些结果表明，罗斯福不会遇到威尔逊在1918年国会选举中面临的那些问题，那次选举恰好在停火前一个星期举行，结果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翻了盘。民主党在1945年不仅在参议院掌握了批准和平协议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罗斯福也不用像威尔逊那样不得不与公开持敌对立场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打交道。
选举结果对罗斯福和民主党来说一片大好。不过用杜鲁门的目的是在拉锯战中平衡选票，要是罗斯福去世或重病，他不太像入主白宫的人。他也不是罗斯福的心腹，实际上，在得到副总统提名之前，他已有一年多没见过总统了。1945年1月22日，罗斯福给新任副总统送了一张便条，要求他只能就“特别紧急”的事情与自己联系。罗斯福还要杜鲁门给他传递信息时“尽可能简短，以防阻碍通讯”。罗斯福的意思很清楚，他没有在自己因病不能视事时准备让杜鲁门接管政府的想法。
杜鲁门在各方面都急切需要帮助，他在参议院服务的十余年间，对外交政策没有太多关注。他与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从来没见过面，虽然他曾经主持过一些重要的参议院委员会，监督联邦政府战争计划的资金花费，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比伯恩斯少得多——在这方面他甚至比不上华莱士。
1943年，杜鲁门还是发现了一笔神秘经费，它是为一个被称为“S-1”的大规模计划——也被称为曼哈顿计划——拨出的。当他向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询问这笔款项时，史汀生只是告诉他用于“非常重要的秘密研究”，细节就连美国参议员也无权得知。杜鲁门相信了他的话，他们的交谈只持续了几秒钟。当杜鲁门后来询问有关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Hanford）附近建造的一处设施所花的款项时，在汉福德担任主管的将军告诉史汀生说，杜鲁门“令人讨厌，完全不值得信任”。他们决定不向杜鲁门透露在汉福德进行的钚研究，尽管杜鲁门在一些重要的参议院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杜鲁门无意中参与了建造原子弹的计划，不过他并不知道。
即使当上了副总统，杜鲁门对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大事了解的也不多。他任副总统期间，只与罗斯福单独见过两次面，而且期间都没有什么实质性交谈。杜鲁门注意到总统的健康状况在恶化，有一次看到罗斯福参加完会议后手抖得厉害，以至于不能把奶油倒进咖啡里。不过杜鲁门还是没想过自己可能很快就要接替罗斯福的工作，他也没要求罗斯福的顾问们向他通报每天的重要问题。杜鲁门和以前的副总统们一样，从公众的视线中淡出了，隐藏到白宫里的那位伟人身后。
罗斯福的核心圈子也不觉得有让杜鲁门了解局势的需要，他们在每天的简报中把他撇开，而且不让他进入白宫绝密的地图室，那里是战争信息的神经中枢。罗斯福的助手们没有与杜鲁门分享机密信息，除了少数例行内阁会议，没有邀请他参加过机密会议。罗斯福的俄语翻译查尔斯·波伦注意到，杜鲁门是“一位隐形副总统，和罗斯福见面的机会比我少多了，对美国外交关系的了解也没有我多”。罗斯福和斯特丁纽斯参加完雅尔塔会议回国后，都没有向杜鲁门通报有关情况。实际上，罗斯福内阁中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告诉副总统美国在雅尔塔达成过什么协议。
杜鲁门在总统决策中受到的隔绝令人惊讶，对此难以轻易解释，尤其是当罗斯福的健康出现问题，本应该认真按计划进行一些准备。一位驻白宫记者叹息道，“杜鲁门不了解发生的事情，罗斯福什么也不告诉他”。杜鲁门显然需要一切帮助，然而他就连雅尔塔谈判的秘密会议记录也看不到，史汀生也不认为杜鲁门当上副总统就意味着应该知晓曼哈顿计划。
杜鲁门受到孤立，再加上国务院的问题，对椭圆形办公室外交政策的进一步集权造成影响。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罗斯福喜欢亲自处理外交事务。1944年底，他用平庸的爱德华·斯特丁纽斯接替疾病缠身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担任国务卿。一系列丑闻动摇了这位总统对国务院的信任。在1943年与英国领导人举行的魁北克会议期间，赫尔与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赫尔指责韦尔斯在重要问题上越过他直接去找罗斯福。他们两人已经斗争了好几个月，赫尔在魁北克决定再也不能容忍这名下属的行为。为了想办法把韦尔斯踢出国务院，赫尔和美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罗斯福的心腹威廉·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开始在国会传播流言说，韦尔斯和两名非裔美国铁路搬运工有同性恋关系。赫尔知道罗斯福会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个丑闻被报界知道，于是要求他将韦尔斯解职；赫尔告诉罗斯福，如果不赶走韦尔斯，自己就辞职，并威胁要向媒体透露这个丑闻。罗斯福被赫尔气疯了，但他知道，不能让这样的大丑闻曝光。他提出让韦尔斯去一个拉美国家当大使以示安慰，但是韦尔斯拒绝了。他在辞职信中宣称，离开政府是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美国的杂志和报纸暗示，这件事的背后原因没有那么简单，但没有进行追踪。这件事使罗斯福和国务院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他与丘吉尔和斯大林通信不再让国务院经手，在大国会议上除了做记录和翻译，基本上不再依靠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这一切混乱，以及罗斯福处理对外政策的个人风格，使美国确定战后世界目标的进程更为复杂。伍德罗·威尔逊把国务院孤立起来，依靠的是个人密使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罗斯福与他不一样，倚重的是没有政府职务的顾问，如新政和租借法案的设计师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罗斯福用霍普金斯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去英国，并让他扮演一种非正式大使角色，从而绕开国务院。霍普金斯与罗斯福会面的次数比其他任何顾问都多，他甚至住在白宫，直到1943年发生一次丑闻后，罗斯福才不得不要求与他保持一点距离，那场丑闻与霍普金斯的妻子收受了英国媒体巨头们的奢华礼品有关。虽然有丑闻困扰，而且霍普金斯因患上胃癌而身体衰弱，他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是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
此外，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也为美国对外政策镀上他的个人色彩，他依靠自己的说服能力，并且几乎垄断着敏感信息。例如，查尔斯·波伦就发现这种风格在确定对外政策时是“一个严重缺陷”。罗斯福缺乏国务院的专家们进行指导，对很多世界热点地区没有深入的直接了解，他其实需要更多帮助，虽然他不愿意接受。“如果历史知识深厚，并对外国人的反应确实有着更好的理解，对总统来说会非常有用。”波伦说道。他试图引导罗斯福解决一些迷宫般的问题，威尔逊曾在1919年被类似问题所折磨。但是，罗斯福还是反对国务院的建议，就连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类地区研究专业人士的话也不听。
虽然波伦崇拜和尊敬罗斯福，但他越来越不赞同这位总统的外交决策。“要是对美国专家提交的意见书进行更多研究，对细节更加注意，对于美国人所持的大家都是‘好人’，只要投之以桃就会报之以李的信念不寄太大希望，”他后来写道，“也会有帮助的。”波伦相信罗斯福与俄国人打交道时存在致命弱点：他对“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和美国人——在思想上存在的巨大鸿沟缺少真正的理解。”罗斯福拒绝了蒲立德，使他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其结果是美国代表团在罗斯福的带领下进入大国会议室时，和威尔逊当年在巴黎时一样，对关键问题了解得不够。
然而，罗斯福确实既有能力又有原则来引导他。到易北河会师的时候，美国已经对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进行运用有了理解。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超世界其余国家，这使美国领导人获得有利时机，而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与1919年时截然不同。1944年7月，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举行了一场会议，共有44个国家参加，其中包括苏联。美国人明显掌握着决定权，这次会议使国际经济在世界历史上发生了最彻底的转变。
布雷顿森林会议创建的全球经济体系反映出美国的战后目标——最显著的是全球自由贸易和创建全球市场。为了稳定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用固定的全球汇率，将它们与美元挂钩，美元以战前35美元一盎司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其结果使得汇率体系和交易变得更能预测。并非巧合的是，协议也把国际储备货币从英镑转为唯一由黄金支持的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新的全球性机制，目的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它与解决政治问题的联合国相对应。这个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现在称为世界银行。每个成员国都要以自身经济规模为基础按比例向这些基金交纳经费，这意味着美国将在这两个组织中占主导地位。
各国领导人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着全球力量向着美国发生重大转变，此后用于全球发展的资金无论如何都将由华盛顿和纽约占大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他认为新体系的组成机构——尤其是银行方面的创新——对“短视的敲诈”进行了重要改进，那种“敲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灾难性的经济安排为典型。他曾在1920年出版的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对一战后的协议提出过有名的批评。此外，新体系通过将信贷和金融国际化，使欧洲重建的责任不再由濒临破产的英国来负担。这样确实也终结了英国拥有的世界经济的金融中心地位。
英国官员对这一变化感到伤痛，但他们知道本国对美国的财政支持是多么需要，因而难以抗拒。英格兰高级银行的官员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欺诈”和“英国受到的仅次于战争的最大打击”。一位美国财政官员注意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了伦敦失去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这一事实”。愤怒的英国官员对美国的强势策略极为不满，但凯恩斯知道，为了让英国这条船不致沉没，他必须请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租借法案援助，因而没有抱怨。凯恩斯离开布雷顿森林后去了渥太华，劝说加拿大政府向英国提供高达6.5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也反映出英国财政状况的恶劣程度。
布雷顿森林会议表明美国与1919年时已经远为不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依然是美国的世界观的基石，但美国一战后的经历让理想主义已经被消磨。1945年，美国人又有了自己的新力量，他们想用这种力量赋予的新手段将其理想推广至更大范围。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创造了一个充满美国信念的新世界，但是这一次和1919年时不一样，美国拥有了对以前的敌人和盟友施加其意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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