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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大庆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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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地位分析和体系改革试读：

当下的中国，正全面寻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全面的创新中，开放的创新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开放的创新是国家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是对外开放战略面向新目标的需要，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需要。中国需要培育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开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空间，即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新开放”。

在未来5—10年中，需要推进新开放，其核心是构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战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东南部创体制、中西部上层次的东西并进格局。一、以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参加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为动力构建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重要现象。这一趋势将大大提高对各国开放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内容上更多涉及各国国内体制和政府职能而成为对改革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特别相关的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有效应对这两个谈判将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的情况下，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各国推进国家间经贸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选择。

对中国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双重意义。就对外开放而言，这将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对外投资的空间。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这一领域扩大开放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实现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机遇，中国有条件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平等互利，公平对待我对外投资扩大，并尽早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

就国内改革而言，推进BIT谈判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经济制度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审批制以及政府职能上的多方面问题，已经远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而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要求正与国内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能够有效地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在开放中赢得竞争。在大部分主题上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一体化与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就能够在开放型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必须坚持。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区分政府主导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要坚持原则，并要求美方承认中国经济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二、以探索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再次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课题。沿海地区的开放不仅有着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意义，而且承担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探索、试验的责任。

在新的阶段上，开放升级的内涵包括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开放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体制性开放。1979年搞经济特区是政策性开放起步的标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区的核心。在这以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各种意义上的特殊政策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在前30多年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对旧体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整个经济走上开放道路，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继续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作用有限，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不利，地方政府间的政策竞争降低了开放的整体效益。特别是特殊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与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与服务业的低开放度都制约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要把体制性开放作为实施新开放的基本要求。所谓体制性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既要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导向作用，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中的互补作用，又要把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中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体制探索。沿海地区自贸区建设是新开放的标志，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是整个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上体制性开放的试验田。要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贸易区试验真正产生全局性的意义。为此，对自由贸易区应明确以下要求：

第一，体制机制的可复制性。要明确自由贸易区是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飞地。因此，更优惠的税收、关税、政府补贴或土地价格不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为全局性的政府减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复制性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广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自由贸易区的重点要放在国家未完成的各项改革的探索上，以发现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通过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构造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现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通过参照国际规范与惯例形成各项改革的有效举措。通过试验到复制推进全国改革是新开放的顶层设计，因而“可复制性”必然是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是对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试验。从外资外贸的规模上讲，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是从产业上讲，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特别是金融与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形成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方向。要通过自由贸易区对这些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开放检验的方式，发现外部冲击，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操作性试验发现其中的难点与问题，为国家全面推进这些市场化重大举措提供依据。因此，新开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化与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题，新开放就在于利用国际规范与外部动力推进这一改革。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是市场开放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根据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新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对跨国公司约束要求的增强，东道国政府要防止跨国公司环境倾销，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要监督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进步和人才成长，在开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新开放就在于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在坚持开放中有效形成这些职能，提高开放水平。

由此可见，科学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利于建设开放型的经济体系。由于自由贸易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境内关外保税区，不是封闭的，而是试验性的，因而运行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隔离，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扩散将是其重要特征。科学有效地把握自由贸易区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及时发挥自由贸易区体制的模式传递作用，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从试验到推广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推进新开放，将带来整个沿海地区开放的升级和改革的深化，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新局面。三、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各具特色的联动发展为目标，创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30多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面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展目标迈进阶段到来之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在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上，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应当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各地区的开放却不能采用同一模式。内陆和沿边地区都不能简单重复东部开放的道路。中国开放的基本经验和东部模式的核心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不应当直接作为内陆或沿边地区的模板。国家整体致力于地区间均衡发展之时，也正是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之际。与沿海当年的出口导向型相比，内陆地区要实现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而这正是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发展条件下，内陆地区获得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的机遇，即以进口关键装备、零部件实现自主投资与创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与此不同，沿边地区则既不可能是外资拉动型的，也不可能是出口导向或进口推动型的，而应当以与相邻国家的双边或诸边合作为特点，其具体模式因地而异。

第二，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目标要升级，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开放战略的目标定位。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必须实现战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其中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以及各战略经济区域都需要实现升级，才能形成各地区协同升级，各战略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目标既取决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又要从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相应目标。沿海、内陆和沿边各地区都要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确定不同的开放目标。现代服务业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未来开放的主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面向外部市场也仍然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以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并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内陆其他地区则更多需要致力于资源产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沿边地区有的要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有的要以双边诸边经济合作推进稳定周边环境的建设，从而启动各具特色的发展。

第三，各地区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新的协同与互动关系。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各地战略与开放模式上需要形成协同与互动关系。前30年开放中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向沿海曾经是沿海地区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提高了内陆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推动了脱贫事业。随着劳动力结构与数量的变化以及内陆发展机遇的扩大，这种协同与互动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沿海出口加工型产业特别是轻型低运输成本类产品向内陆转移既可以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沿海地区腾出空间实现结构进步。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既要走开放型发展模式，又应当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相互支撑。在沿海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内陆体现开放型竞争的实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又能为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产业配套和人才流动等各个方面增强沿边对外合作的水平。从总体上讲，优化国家的区域开放格局要形成三个战略的协同：一是深化改革，使沿海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二是扩大内需，将外资引向内陆地区；三是创新模式，以多样化构建沿边对外合作。

第四，衡量开放推进的指标需要历史性地改进。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沿海地区以外资外贸规模作为开放度指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国家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也不同，内陆地区应探索以新的指标来鉴定开放水平。在新阶段上，沿海地区开放要以现代服务业外资引进为重点，同时关注现代制造业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方面的各种国民经济效益指标。沿海中心城市还要关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的实施进程，以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沿海地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推进中国走出去进程和主动构建国际分工能力，获得中国高级稀缺要素，应成为沿海大城市的战略重点。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仍然需要以外资与外贸来体现开放度的提升，但在制造业出口上要更多注重现代高端产业和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贸易方式上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发展相对更高的速度，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加值的提升。进口既是中国市场优势的体现，也是内陆地区在开放中发展的路径之一，内陆以进口而不是单纯以出口体现开放，是与以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要注重具体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外资外贸，以此来体现其经济与政治辐射的影响。

第五，对外开放战略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总战略中的一个方面，要服务服从于国际总战略，为总战略的需要定位。区域战略的选择同样要贯彻这一原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要成为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结构进步和开放领域扩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已经向国内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法律制度，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课题。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需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化将成为沿海地区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陆地区的市场战略同样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体现水平的同时，内陆地区要体现规模与实力，沿边地区要体现策略与多样化，共同构建中国开放的整体部署。大西南是中国沿边地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其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将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这一国家战略，又将对内陆地区产生积极影响。张幼文　徐明棋2013年9月序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发生了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一个是2002年欧元正式投入流通；另一个是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两件事情都曾经被许多人解读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明证。但是，最近一年多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和美元汇率的强势反弹不断提醒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金融市场交易者和关注国际经济的普通民众，对国际货币金融事务持一厢情愿的态度是多么地无知和可怕。

随着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政府改变了过去对货币国际化问题的消极态度，开始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明确表示希望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国际化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使得一些学者和官员对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前景非常乐观，有些甚至估计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人民币就将对美元的地位形成直接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革。

我认为美元霸权仍然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仍将惯性运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创建一种可以约束美国肆意增加美元发行量、降低全球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那种“推倒重来”的过激做法并不理性。

为什么美元仍将是本位货币？因为能够提供国际本位货币的国家必须要有实力，在有多种货币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实力主要体现在国家竞争力上，而不是某个经济体的总量规模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欧元与日元是国际化的货币，人民币则是正在想要走向国际化的货币。这四种货币的供给者，即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与中国，究竟是依靠什么要素参与国际竞争的？简单说来，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要素是“知识”，欧元区国家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要素是“审美”，日本依靠的是“技术”，而中国依靠的则是“廉价劳动”。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一目了然，美国处在国际分工的高端，中国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日本处在国际分工的中间层面上，而欧元区国家则在国际垂直分工的体系之外专门从事异质性高端消费品与制成品的生产活动。这种国家竞争力的差异不改变，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就不会改变。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目前条件并不成熟。存量效应方面，从最近10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人民币发行主要源于外汇占款，这意味着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在双边或者多边的贸易中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的货币，那么由此造成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替代会导致美元汇率的贬值，进而造成中国巨大规模存量美元储备资产的损失。流量效应方面，从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连续多年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速已经开始放缓，对外贸易也开始由顺差转向逆差，一旦中国经济增速向下的拐点出现，人民币产生贬值压力，可能会引发挤兑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人民币将为国际社会做空的筹码，从而让中国经济处于高度的风险之中。

在说明我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观点后，再来评价一下姚大庆博士的这本专著。该书综合运用理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外有关国际货币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货币国际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在不少方面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是近年来国际货币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一本著作。

该书从货币职能的扩展出发，对货币国际地位的概念界定、衡量标准和决定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创新观点有：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是货币国际地位的基础；货币搜寻模型是研究货币国际地位的具有微观基础的基本理论工具；判断货币国际地位不能只看交易量，必须使用网络分析方法；货币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具有国家结构差异，等等。

该书对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创新观点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货币权力不降反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规则放大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的不断扩大导致各成员国之间的异质性增大，已经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这是导致欧元区危机的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滞后于中国经济总量，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等等。

该书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证。主要创新观点有：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后国际货币秩序需要重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行制度存在份额分配不均衡、选区划分不合理、投票规则不公平等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推进国际货币事务的全球治理；区域货币合作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路径，等等。

全书结构完整，思路清晰，不仅有运用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规范分析，也有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学术热点的跨学科研究，还有基于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数据的实证检验。以这些理论研究为基础，书中提出的有关政策建议就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决策参考价值。

本书是姚大庆博士近年来在国际货币经济学领域不断研究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值此出版之际，我乐意作序，介绍给关心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问题的读者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2015年4月15日导　论

向松祚在《美元霸权史》中有这样一段述评：

2003年12月13日，美国驻伊拉克特种部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抓住了布什总统最大的仇敌萨达姆。当全世界人民怀着各种情绪，观看美军士兵逮住狼狈不堪的萨达姆时，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千躲万藏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随身携带的，不是别的任何财物，而是75万美元钞票，全部都是崭新的100美元现钞。

只有了解当今人类金融货币体系的人士，才能深刻认识这75万美元的深刻象征含义和难以言表的巨大讽刺。萨达姆是极少数敢于与美国叫板的国家领袖，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当他国破家亡、被迫逃难之时，却又不得不携带美元！为什么不携带伊拉克本国货币？为什么不携带欧元、日元、英镑或人民币？普天之下都知道问题的简单答案，那就是：当今世界，只有美元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接受，都有人心甘情愿储存美元，美元可以兑换任何其他货币或购买几乎所有物品和服务（顺便说一句：全世界天文数字般的毒品和走私买卖，几乎全部都是美元交易）。一句话，美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硬通货，它到世界每个角落，畅通无阻。

这就是美元本位制，一个极其简单却最不平凡的事实，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之影响是如此巨大和深入，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去思考它的多重含义。然而，假若我们不从理论逻辑和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外交角度，深入剖析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巨大影响，我们的战略和决策就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

是的，我们的时代是美元本位制时代，是美元霸权时代，是美元决定世界经济、金融、货币制度运行规则的时代，是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支配世界的时代。寻求美元本位制度下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技巧，实乃各国经济金融外交的头等大事，稍有不慎，本国经济之“制高点”和真正命脉就将落入他人之手。第一节研究背景

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结束已经有10多年了。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世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欧洲经历了债务危机，中国则在经历着增长方式的艰难调整。环顾世界，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曾经的挑战者欧元如今也自顾不暇，新生的竞争者人民币尚且弱小。即使全世界都在抱怨美元的霸权，但他们又不得不接受这种霸权，在这种霸权的规则下进行各种货币金融活动。这就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现实。一、国际背景

本书研究的国际背景，是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艰难实践。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学术界已经在讨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影响和解决之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9月25日呼吁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对经济与贸易全球化作出必要的“国际规范”。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发表宣言，提出要全面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之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适应未来的挑战。2009年2月22日，二十国集团峰会欧洲筹备会呼吁，只有对国际货币体系实行结构性改革才能彻底走出危机。一些学者指出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的关系。Stanley Fischer（2003）认为要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其核心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2008年12月14日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在国内学者中，何帆（2005）指出美元霸权是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徐明棋（2006）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缺少促使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机制，导致世界经济失衡。黄泽民（2008）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传导机制不对称，使美国可以轻易地将国内危机向世界传导。华民（2009）认为，美国在执行一种“金融核战略”，利用管理纸币本位下的美元霸权，美国可以通过有利于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谋私，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为应对欧元的挑战过度增加流动性的结果。

然而，虽然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似乎已成为各方共识，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步履维艰。为了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不断上升的权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于2010年11月通过了此前由二十国集团韩国首尔峰会同意的份额改革方案，将超过6%的份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改革董事会使其更具代表性，其成员全部由选举产生。改革完成后，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决权份额将增加4.5%～14.3%，其中中国的份额将从原来的3.72%升至6.39%，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会员国。这是近70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具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转移方案，被视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但是，由于美国两党政治斗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转移和治理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受阻。此举使国际社会质疑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所作承诺的诚意和能力。并且，由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实际拥有“一票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在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进展。二、国内背景

本书研究的国内背景，是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进行中。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里程碑。这是因为2009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开始从传统的“人民币非国际化政策”转向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中国在这一特殊时期出台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成为金融大国的基本条件。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金融的崛起，金融崛起是巩固经济崛起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保证。中国金融的崛起，一方面要求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另一方面要求建立以交易人民币产品为主要业务的国际金融中心。从以上逻辑关系来看，只有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大国。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的重要条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这场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中国的视点来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有必要根据自身的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然而，只要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人民币就无法成为特别提款权的构成货币，这一状况明显限制了中国的作用。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符合中国作为债权大国的利益。作为全球主要债权大国，保护对外投资利益是中国对外金融的重要课题，而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中国对外投资风险。在人民币非国际化阶段，中国的对外债权主要为美元资产，在这一状况下，美元贬值有可能使中国对外投资蒙受巨大的损失。降低以上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开放人民币对外投资业务，鼓励本国居民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为此，中国政府有必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实施5年来，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境外债券发行、央行货币互换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按照国际交易量计算，2013年，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九大货币。但是人民币的实际国际地位可能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提升，因为这些交易主要发生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之间。这提醒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国际货币地位的衡量指标。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方法一、研究目的

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试图回答以下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什么是货币的国际地位，如何进行衡量，它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认识世界。如果我们只是笼统地根据少数几个数据指标来谈论所谓的美元霸权，或者因此沾沾自喜于人民币国际交易量的迅速增加，将严重地误导我们对国际货币形势的判断和相应的政策选择。本书将在对货币国际地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判断、分项衡量、量化评价和网络分析方法，对现实中的货币国际地位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进一步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寻找货币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

第二，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地位如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代表国际货币的三种模式。美元成为霸权货币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后超级大国的加冕仪式；欧元的诞生是欧洲国家联合自强争取与美国地位平等的大胆尝试；而人民币国际化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热切期盼。除此以外，我们还将探讨，美元的国际地位有哪些深层的制度安排；欧元区迅速扩大的实践中是否隐藏着内在的制度缺陷；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它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互动关系？

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有什么解决路径？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各种改革方案层出不穷，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讨论是其中的重点。但是，美国国会的阻挠让各方都满心期待的改革方案停滞不前。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全球治理，其现实路径不是在庙堂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是通过货币国际化和区域货币合作逐渐改变美元独一无二的核心货币地位。二、研究方法（一）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是本书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判断、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还是主要国际货币波动的效应，都需要运用数据分析和计量经济方法进行研究。（二）理论研究方法“离开了理论的指导，实践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本书对国际货币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规范的理论分析。关于货币的国际地位，本书论述了国际可交易性的概念，并运用一个标准的搜寻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可交易性强的货币会具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三）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货币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策主动性，这使得对国际货币地位的争夺成为主要国家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话题。本书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国际货币秩序、全球公共产品、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第三节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一、分析框架

除导论外，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从货币的国际地位这一核心概念入手，首先从理论上探讨由货币职能扩展引出的货币国际地位问题，然后定量研究货币国际地位的衡量指标和决定因素。第二部分是案例分析，分别研究了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演变、影响因素和效应。第三部分是政策应用，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背景、重点、方向和路径。具体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图0-1。图0-1　本书的逻辑框架二、主要内容

第一章研究货币国际地位的概念和模型。货币国际地位是货币职能从国内向国际扩展的结果，它与货币权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货币国际地位的基础是其国际可交易性，但前者对后者又有一定的反作用。运用一个标准的搜寻模型，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可交易性强的货币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

第二章分析货币国际地位的衡量指标和决定因素。货币国际地位可以定性判断，也可以按照其职能分别进行衡量，还可以主观地设定权重加以综合评价。但这些方法都各有缺陷，特别是有的没有考虑到货币交易形成的网络关系。本章使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对货币国际地位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建立一个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其决定因素。

第三章研究美元的国际地位。首先从历史的视角介绍美元国际地位的演变，接下来重点讨论美元国际地位形成的原因。在通常的综合国力等因素之外，本章重点探讨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设计对强化美元国际地位的作用。本章还对美元在国际初级产品计价中的地位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四章研究欧元的国际地位。首先对欧元创立后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作一个简单回顾，然后讨论为什么欧元区不断扩大会引起欧元的不稳定和欧债危机及其影响。本章最后一节讨论了欧元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验证了目前欧元区一体化程度不足的结论。

第五章研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首先对人民币境外流通量进行一个估计，并由此对人民币国际地位作出判断和评价。接下来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的前景。本章最后一节讨论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

第六章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背景。世界经济失衡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危机要求国际货币秩序重构。在介绍各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后，本章进行了综合比较。

第七章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点，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肩负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它的制度缺陷。在讨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各种方案和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后，本章给出了后危机时期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建议。

第八章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即全球治理。首先讨论了全球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接下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由此证明国际货币体系全球治理的必要性。鉴于少数国家的阻挠导致了目前的改革方案无法落实，本章提出以加快多国货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第九章给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路径，即以区域货币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首先以冰岛危机为案例，说明在全球化环境中小国独立货币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需要加强合作以应对外部冲击。接下来讨论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及其缺陷。由于东亚地区国家差异较大，货币合作难以得到实质性推进。本章还研究了金砖国家货币合作，提出这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可行路径。第四节本书的创新和局限一、主要创新（一）理论的创新

首先，本书从理论上探讨了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货币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国际可交易性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基础作用，并运用货币搜寻模型来解释这种作用的内在机理。

其次，本书对最优货币区的检验标准和方法进行了重要的拓展，从边界效应、贸易效应等方面研究了欧元区的不断扩大导致的一体化程度不足问题，对欧债危机和欧元地位变化作出了理论解释。

最后，本书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国际货币研究，讨论了全球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并指出必须用全球治理的方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二）研究方法的创新

首先，本书在数理模型构建上，建立了一个货币搜寻的交易环境比较两种交易均衡状态的优劣，并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方法定量研究，证明国际可交易性较强的工具货币具有更高的国际地位。

其次，本书把信息科学领域的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国际货币地位研究，论证了不能仅凭借货币国际交易的绝对数量来评价其国际地位，而要综合考虑这些交易的网络关系。

最后，本书各章普遍运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各种相关问题，如对货币国际地位决定因素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对欧元区共同边界效应的检验，对人民币境外流通量的估计，等等。二、局限和不足

由于作者研究能力、资料来源和时间精力所限，本书仍然存在诸多的局限和不足。例如，本书中的货币搜寻模型是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如果构建一个动态搜寻模型可以更好地模拟国际货币地位的变化过程。再如，如果能获得世界主要商品交易的结算币种数据，可以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等问题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部分，如果运用合作博弈理论进行更多的规范分析，可望提出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建议。这些将是下一步研究的内容。第一章货币国际地位的理论分析第一节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货币的国际地位一、货币职能扩展与货币的国际地位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国际货币的起源和职能有经典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如果充当国际货币的只能是金银等贵金属，货币的国际地位就成为金银的相对地位。

金属货币的国际地位由其内在价值高低所决定。艾肯格林在《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中记述了黄金、白银的相对价值与国际地位的关系：

在整个中世纪，银是主导货币。其他金属要么太重（如铜），要么太轻（如黄金），不便于将它们铸造成一定价值的硬币用于交易。金币发端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在13世纪进行了商业革命，商人们发现用它来结算大额交易很便利。1255年，法国国王路易四世发行了金币。到14世纪，整个欧洲在大额交易中都使用黄金。但是在日常交易中，银币还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生动地写道：“惨白的银子，在人们手中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1]而黄金是“炫目的……米达斯王的坚硬的食物。”

但是在现实中，充当国际货币的是各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即使在金本位时期，在国际间流通的也是英镑、法国法郎等。主权货币代替贵金属充当国际货币是历史的必然。这就使主权货币职能从国内发展到国际。

金本位要求保持各国货币的固定含金量，这样国际货币的相对地位由它们的相对含金量所决定。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即1盎司黄金的价格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这个价格一直延续到[2]1931年。英镑由于价值高并且稳定，成为金本位时期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占所有外汇储备的40%。其次是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加起来也占约40%，其余储备货币主要由瑞士法郎、丹麦克朗和美国美元等[3]构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时期。英国工商业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迫出售大量的国外资产，英镑与黄金的固定平价也就难以维持。美元成为英镑强有力的挑战者。货币的国际地位不只受到市场交易者的关注，而且成为大国间政治谈判的重要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元凭借与黄金和其他各国货币的“双挂钩”制度，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投资活动的主要货币，也成为世界各国官方储备的重要资产。美元的国际地位，有赖于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保持与黄金固定比价的主权货币。

随着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署，世界正式进入以不兑现的信用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时代。各国货币发行摆脱了黄金储备的约束，黄金非货币化，多种储备货币并存。主权货币职能极大扩展，而货币的国际地位问题凸显。二、货币地位与货币权力的关系

货币地位与货币权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大致上讲，货币地位指一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与其他货币的相互关系，而货币权力指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所具有的权力。

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国际关系行[4]为体对其他行为体实施影响的能力”。世界上各国际关系行为体以权力为基础的互动，使整个世界形成一种权力结构。在国际货币关系中，货币权力（monetary power）指各国（地区）在货币事务上独立决策并对其他国家（地区）实施影响的能力。Cohen指出，国际货币[5]权力包括两个部分：自治力（autonomy）和影响力（influence）。影响力是改变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如果一国能够强迫或诱使别国改变其行动，该国就在此事务上具有影响力。自治力指一国独立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指去影响别国，而是指能够不受别国影响。

自治力是货币权力的基础，是其具有影响力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国可以不受外部约束地追求其目标时，它才可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各国自治力的关键在于外部失衡的调整责任由谁承担。各国的经济通过国际收支联系起来，一国的顺差就是其他国家的逆差。当一国被迫采取措施扭转国际收支失衡时，它的（内部）政策独立性就受到外部失衡的干扰，从而丧失了自治力。因此，一国货币权力的基础是避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导致被迫调整的能力。

根据调整方式的不同，自治力可以分为推迟力（power to delay）和转嫁力（power to deflect）。推迟力是通过推迟调整时间来减小调整成本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国际流动性状况，包括外汇储备和借入外债的能力。

转嫁力是把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的能力，它取决于一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刺激（stimulus）和反应（response）。转嫁力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一国经济的开放度和适应能力。经济开放度的常用指标是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开放度越大，国内产业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所以开放度与转嫁力成反向相关。适应能力的指标包括要素的流动性、信息的可得性和管理者才能等，适应力越强，经济调整的速度越快，转嫁力越大。

影响力的形式有被动（passive）和主动（active）两种。由于国际货币关系本质上的相互性，在一国获得自治力的同时，它也取得了对其他国家（被动）的影响力，这相当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当一国有意识地利用其实力强迫或诱使别国改变其对内和对外的货币经济政策时，就称该国具有主动的影响力。主动的影响力不仅需要有影响别国的能力，而且需要有影响别国的意愿，后者又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结构。三、货币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经验（一）英镑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经验

英镑国际地位的提升，是英国产业革命后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而自发形成的。在16世纪初期，英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岛国。随着17世纪英国率先开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使英国在18世纪后确立了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英镑也在19世纪发展为首要的国际货币。

首先，英国经济实力增强推动了英镑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从1700年至1820年的一个世纪里，英国迅速上升为世界商业霸主。1700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2.9%，1820年上升为5.2%，1870年进一步上升到9.1%。英国强大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在世界各地的商品倾销，在此期间英国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英国航运量在1700年约占世界航运能力的1/5，到1820年则超过世界的40%。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860年英国的进口量占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总量的30%。外国贸易商发现，进口英国工业品时必须接受英镑为计价结算货币，而向英国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时以英镑计价更容易打开英国市场。在1860年到1914年间，大约60%的世界贸易以英镑作为计价结算货币。

其次，英国的资本输出推动英镑在国际投融资中使用。1706年英国以8%的利率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提供了50万英镑的贷款，在1759年拿破仑战争时期向奥地利提供了620万英镑贷款。19世纪，英国向法国、普鲁士、俄国、拉丁美洲、希腊和美国等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贷款。在1913年以前，英国的对外投资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表1-1　主要国家对外投资：1825—1913年（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金德尔伯格（2007）。“N”表示无数据。

再次，英镑的币值稳定有利于它在国际交易和储备中的使用。1816年英国议会通过《金本位制度法案》，规定以黄金作为发行英镑的价值基础。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很多贸易伙伴在英格兰银行建立账户，大宗商品进出口的期货交易在伦敦进行，这些都为英镑价值的稳定提供了保障。事实上，英镑的黄金价格从1717年到1931年一直是固定的，其中只在1797～1819年和1914～1925年[6]间出现过波动。外国投资者对英镑币值稳定的信心促使他们持有英镑。据统计，1899年在可以识别的外汇储备货币分布中，英镑的比重为49.6%，处于主导地位。

英镑地位在20世纪逐渐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英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实力此消彼长。1913年，英国持有世界货币黄金的9%，到1925年下降到7%；而同期北美的份额[7]从25%上升到45%。英镑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下滑，以国际贸易结算为例，英镑结算占世界贸易结算的比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50%，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40%，60年代下降到23%，[8]到1980年时只占6%左右。

英镑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经验是：国家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但世界头号强国的货币最终会上升到世界首要货币的地位。当然，这里的经济实力不仅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更体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核心竞争力等质量指标。根据麦迪森的估计，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即使在1870年最高时也只有9.1%，不仅低于当时中国的比重17.2%，甚至低于其殖民地印度的比重12.2%。但是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9]1870年英国为3 191（单位：1990年国际元），是中国和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倍以上。至于两者在经济制度、科学技术、思想启蒙、法律体系等领域的差距，更是有天壤之别。对于今天的人民币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显著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虽然会有一定的提升，但不宜操之过急，不能指望人民币可以迅速超过欧元达到世界第二大货币的地位。（二）美元国际地位变化的历史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在短期内迅速成为国际核心货币。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1789年建国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用不到100年的时间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英国的水平。根据麦迪森的估计，187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0 179（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元），美国为98 374（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元），两者已经非常接近。到1913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4 618（单位同前），美国为517 383（单位同前），后者是前者的2.3倍。

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没有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而同步提升。1913年，全球主要的35个国家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10]份额不到5%，英镑占38%。在1860年到1914年间，以英镑计价的国际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经济受到打击，无力在战后维持金本位制，只能实行金块本位制，而美国则实行金币本位制。这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得到较快上升。1928年，全球主要的35个国家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增加到19%，但仍低于英镑的份额4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40年，外国持有的英镑流动性资产仍是美元资产的2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英国、法国受到重创，而美国则迅速崛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的民用消费品生产只有1939年的一半，出口额不足战前的1/3，对外债务高达120亿美元，黄金储备只有区区100万美元。而美国工业制成品占世界的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9%，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200.8亿美元，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不断打击英镑，抬升美元的国际货币作用，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步取得世界货币金融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霸权与国际金本位制中的英镑霸权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霸权产生的方式不同。英镑霸权是国际经济交往中自发产生的，它具有松散性的特点。各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英镑，是由于英镑有大英帝国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而且比黄金携带方便。当然，各国只要愿意，也可以直接将黄金用于国际支付。因此，英镑霸权是非正式的。而美元霸权是通过国际协议确立的，它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签约国的正式协定作为依据，并由专门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和实施，是由各国确认的正式霸权。

其次，霸权覆盖的范围不同。英镑霸权名义上覆盖整个世界，实际上主要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870年至1914年的英镑霸权时期，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整个世界的时期。世界各国，无论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了这个体系。但由于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非常落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很少，英镑霸权实际上主要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元霸权时期，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比起19世纪大大地增加了，美元霸权体系的影响遍及全世界。

再次，霸权货币与黄金的关系不同。在英镑霸权时期，各国货币（包括英镑）的含金量是由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和黄金储备自行规定的，它们都是充当一定量黄金的代表，而只有黄金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货币。虽然有些国家出于方便会储备一些英镑，但黄金仍是最主要的储备资产。因此，英镑是从属于黄金的。而在美元霸权时，美元等同于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通过美元间接与黄金相联系。美元已经成为独立的储备资产，而黄金的地位则逐渐边缘化。

最后，霸权货币国的国际责任不同。在英镑霸权时期，如果一国与英国发生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该国与英国共同承担调整责任。例如在英国出现逆差时，短期内英国可以用英镑向外国支付，但英镑供给的增加必将导致外汇市场上英镑汇率下跌。当跌幅超过黄金输送点时，外国将拒收英镑，要求直接以黄金支付。这时为了维持英镑汇率，英国必须收缩国内需求，减少逆差。而在美元霸权时，美元是其他各国货币的价值尺度，美国是唯一不需要对其货币汇率进行干预的国家。如果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它可以直接以美元对外支付，外国出口商并不能以美元向美国兑付黄金。这一特权使美国拥有推行国内经济政策的极大自由。

美元国际地位变化的主要经验是，强大的国家实力与正确的国家战略，有助于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从1870年到1945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英国，但美元的国际地位低于英镑。这说明由于国际货币惯性的存在，一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引起其货币国际地位的相应上升。但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举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核心货币，正是美国数十年实力积累和战略谋划的结果。四、关于国家经济实力与货币国际地位的新观点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很快，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它们货币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出现相当幅度的提升。这一方面表明在国际货币中存在明显的“网络效应”，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其发行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用传统的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储备资产三个指标来衡量货币国际地位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这些指标都是事后统计的，不一定能及时反映货币国际地位的实际变化。

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和Martin Kessler试图用新的思路研究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他们认为，国际货币的记账单位职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对于个人和企业体现为它充当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记账（开发票）货币，对于公共部门则体现为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用它作为本币的货币锚或钉住货币。以往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是因为既缺乏企业记账开票的货币构成比例数据，各国政府一般也不公布本国货币所钉住的外币种类和结构。

Subramanian和Kessler认为，如果一种国际货币被其他国家当作“参考货币（reference currency）”，则其他国家货币与该种国际货币间存在更大程度的共同运动（co-movements）。这种共同运动可能是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度下钉住政策导致的，也可能是市场力量推动的。而一种货币成为参考货币，也有利于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因为双边汇率的稳定将促使私人部门在交易中更多地使用这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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