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套装共3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克里斯多夫‧柯特曼,哈洛‧辛尼斯基,劳里•安•奥康娜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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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套装共3册)试读：

意大利的神经科学家研究运动对大脑的影响，不经意间发现哺乳动物神经系统的一个非常奇怪而且意想不到的特征。这个发现迅速导致了关于移情的生理学作用的种种研究。我们不仅内置了经验分享的功能，而且事实证明感觉和情绪比普通感冒更具传染性。

在19世纪80年代，帕尔玛大学的研究员把电极安到猕猴的运动前皮层，希望发现手部和嘴巴的运动会触发哪些神经元。他们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只有在猴子举起手臂时才会激活。显然，他们反复进行了这个实验想要确定结果——科学家都会这么做。但是，我很想看到他们当时的神情，因为当一个实验室助理在其中一个实验期间把冰激凌蛋卷送到猴子嘴边，这个动作激活了那只猴子的某些细胞。随后的研究揭示了我们的大脑里布满微小的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可以模仿其他生物的行为，最终能使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举止推测他们的情绪。

2008年9月，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社交智慧和领导生物学》（So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Biology of Leadership）中，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和理查德·伯亚斯（Richard Boyatzis）两人共同总结了我们用来激励、启迪和鼓舞周围其他人的方法：“镜像神经元对组织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领导者的情绪和行为会刺激下属模仿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这种刺激下属大脑里的神经回路产生的作用会是非常强大的。”

在戈尔曼和伯亚斯引用的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中，研究员玛丽·达斯不若（Marie Dasborough）观察到两种管理方式的影响。第一组员工得到消极的表现反馈和积极的情绪信号——足够多的微笑和点头认可；另一组员工则得到积极的反馈和消极的情绪信号——皱眉头或者眯起眼睛。结果显示，第一组得到消极的表现反馈和积极的情绪信号的员工比另一组得到积极的表现反馈和消极的情绪信号的员工更乐观。“实际上，”戈尔曼和伯亚斯总结道，“传递方式比信息本身更重要。每个人都知道，当人们感觉更好时表现更好。所以，如果领导者希望他的员工做出更大的成果，他就要继续严格要求，但要在团队中培养一种积极的氛围。那种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不能让神经起到这样的作用。”

像马敏锐察觉非语言信号一样，人类对话语背后的情绪信号的反应比对话语的内容和含义的反应更大。但是声音的语调、身体语言和镜像神经元都只是冰山一角。

在《兽医学报》（Veterinary Journal)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瑞典农业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开展了一项简单、有意义的研究：一个紧张的骑手对其坐骑的心率的影响。不同品种、不同年龄的二十七匹马由二十七名骑手领着或骑着。每一组的成员都戴着心率监视器，并分别四次通过两个长达三十米的跑道。然后，在最后一次，助理告诉下一个经过跑道的人，站在路边的一个人会在马经过时打开雨伞。

现在，像我这样和一匹活跃的骏马在一起多年的人，在看到这个小小的威胁时心里都吓了一跳。我是说，就是现在，坐在电脑前，一想到伞打开的声音我就心生畏惧，特别是当我注意到这就发生在距离我那匹阿拉伯骏马五英寸之外地方的时候。如果镜像神经元参与了这样明显的生理反应，它们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出画面。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研究者最终衡量的是想象的作用。这些科学上的恶作剧者并未打开雨伞（马投保的保险公司知道后会长舒一口气）。尽管如此，当骑手和马经过这个可疑而且冷酷的实验室助理身旁时，他们的心跳都忽然加速了。更惊人的是，马和牵引人之间没有观察到任何的行为差别，仅仅是牵引人将缰绳缩短了一点，这个可怕的信息就传达出来了。所以，当人牵着马走过时，人仅仅对伞将会打开的思考就足以使马产生警惕。毕竟我觉得那匹马应该听不懂瑞典语或其他语言的警告。

我们还是不要闪烁其词了。我们讨论的是一种温和的心灵感应，而且心灵感应（telepathy）和移情（empathy）、同情（sympathy）有着相同的词根。从字面上来讲，心灵感应是指“从远方就能感受到”。因为我们一直被教导，要把环境和身体分离。现代人也在抑制，而不是发展这种能力，但信息仍不时地通过“本能反应”和其他直觉形式反映出来。虽然经过文化洗礼的头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削弱和避开理性思考的作用，大脑本能地收集和处理躯体多方面的反应，就像电脑处理一个复杂的电子表格一样，在瞬间得到精确的信息。

虽然说逻辑有时很有用，但与梭形细胞协调下光速得出结论相比，就像吃了安眠药的蜗牛一样慢。梭形细胞是大多数脑细胞的四倍大，这些神经元的突起都特别长，使得它们可以更容易连接其他细胞，能以超高速传递对周围的印象、记忆、思想和感觉等信息。“这种情绪、信念和判断的高度连接形成了科学家口中的社会指导体系，”戈尔曼和伯亚斯强调说，“每当我们要从几个选择中选择最佳反应——哪怕只是日常生活中给待办事项排优先顺序——梭形细胞都会触发神经网络并开始发挥作用。这些细胞帮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适合这份工作。在二十分之一秒内我们的梭形细胞会载着我们对那些人的判断的信息发射出去；后续数据分析指出，这种直觉判断可能会非常准确。因此，只要领导者能感受他人的情绪，他们就无须担心根据这种判断做出行动会有什么不对。”

当然，两种方式都可行。梭形细胞、镜像神经元和马对人类想象中的威胁做出的心跳加速的反应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每个人——从你的员工到你的孩子、配偶、丈母娘到你的狗——都可以读取你的想法。但大家都是公平的，对吧？

这里有一条更有趣或者更恼人的消息，主要取决于你是否喜欢在别人面前隐藏情绪和意图。在《社交智慧：人类关系的新科学》（Social Intelligence:The New Scie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中，情绪智慧的先驱者丹尼尔·戈尔曼引用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试图抑制感觉的时候，不仅他的血压会升高，和他接触的人的血压也会升高。当然，测谎仪测试的就是神经兴奋的波动。然而，你不需要连接到机器上就能显示大脑的状态。有生命的生物已经注定可以在远处发送和接收信息。我们强调语言交流的文化在经年累月间弱化了我们对这一重要能力的觉察，但是任何保留和重获这种本能的人会比其他人的精神更强大。

人们不了解的“第六感”在非掠夺性动物，比如说马的身上可以得到体现。马遇到表里不一，试图隐藏愤怒、恐惧或哀伤，而以快乐的表象出现的人时，就会特别焦躁不安。这不是马对我们隐藏自己真实想法的审判，这看起来只是情绪的生理学反应及其传染的本性。在和马一起研究人类发展技能时，我经常看到这些马反映出被抑制的情绪，然后在骑手公开承认这种感觉的瞬间冷静下来——尽管这种情绪仍然存在。我再说一遍：为了让马放松下来根本不需要改变情绪。只要认识到自己的恐惧或者愤怒，只要变得表里一致，骑手就会有效降低自己的血压，尽管只是轻微地降低，但这足以降低马的血压，这时马就会表现出嘶鸣、舔舐、咀嚼或者低头的行为。

除非你是个反社会的人，当你害怕或愤怒时，哪怕你面无表情，你的血压、心率和呼吸都会加强。科学家最近发现，隐藏这些感觉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么复杂的过程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焦虑。（必须要说明的是，马能察觉到隐藏的情绪，而我却察觉不到。很奇怪的是，有时直到马有了和自己相同的表现，这个人才意识到自己的感觉。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客户承认这份之前被抑制的情绪之后，马就会放松下来，表现出嘶鸣、舔舐和咀嚼的行为。这些超出镜像神经元范畴的东西在人类身上同样适用，不然的话，一个抑制情绪的人的血压就不会让和他交往的人感到紧张。）

好消息是积极的感觉也会传染。在一个让他人身心疲惫的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真的感觉到安宁，那么他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镇静的感觉，这就是成为伟大骑手和伟大领袖的关键技能。实际上，在马背上的时间够长，我们伟大的沟通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en）也能很轻易成为炉火纯青的马语者。他能在挑战性的环境中安抚他人，不用说很多话就能集中他人的注意力，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你的情绪智慧有多高

1990年，心理学家彼得·萨洛威（Peter Salovey）和约翰·梅尔（John Mayer）共同引入了情绪智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社交智慧的一种形式，包括观察自己和他人的感觉和情绪，区分两者，然后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五年后，丹尼尔·戈尔曼有影响力的新书《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Emotional Intelligence: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拓展了这个理念，吸引了读者对此议题的广泛兴趣。从那时开始，无数的研究表明，甚至在科学家中，高情商在预示事业的成功时比智商和培训更重要。在建设和维持强大的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

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揭示了在工作中，最简单的人际互动中的错综复杂的生物学过程。这使戈尔曼意识到领导者尤其要管理好身体反应，而且要学着去调节他人身上的那些情绪-心理学线索和反应。在2002年的畅销书《第一领导力：实现情商的力量》（Primal Leadership:Realizing the Power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戈尔曼和理查德·伯亚斯、安妮·麦基（Annie McKee）一起揭示了一个组织成功或失败的神经科学原理。作者认为“情绪是会传染的”，这个发现“让领导者有了引导员工情绪的责任，以便对收入和战略有更好的影响”。

伟大的领导者激励我们。他们点燃我们的激情，激励我们做到最好。当我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我们效率如此高时，我们谈到战略、远见和理想。但事实却更简单：伟大领袖用情绪指挥工作。

在现代组织中，这种原始的情绪任务——虽然现在基本上察觉不到——对很多领导工作来说仍是最重要的：将集体情绪向积极的方向引导，消除不良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很简单，在任何人类组织中，领导者都有影响每个人情绪的最大能力。如果将人们的情绪向积极方面引导，那么员工的表现就会飙升；如果将人们的情绪向愠怒和焦虑方向引导，他们可能就会原地踏步。

在他2006年出版的《社交智慧：人际关系的新科学》（Social Intelligence:The New Scie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一书中，戈尔曼进一步阐明了这种现象。在他接下来和伯亚斯合作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他简述了这个突破性理念的历史，并做出定义：“有效领导力与大脑中一个强大的社交神经回路有关。这个概念拓展了情商的理念，此前我们仅局限在了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社交智慧是更加基于人际关系的评估领导力的构想，我们将其定义为一系列人际交往能力，这种能力构建在特定的神经回路（和相关的内分泌系统）上，可以让他人的表现更高效。”

借鉴了神经科学家的著作、研究、咨询事业和组织中情商研究协会的相关研究，戈尔曼和同事继续寻找方法“将新获得的关于镜像神经元和梭形细胞的知识”和其他生理学发现转化为“可以加强你和下属的神经联系的实用社交智慧行为”。

带我进入情绪和社交智慧的高级阶段的是：移情能力。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写第一本书《马之道》（The Tao of Equus)(2001年出版）时，情绪的传染性不仅被大家忽视，而且被怀疑论者反驳，怀疑论者认为这是通灵之类的胡言乱语。但是在反复观察到马准确模仿我的来访者的不经意的情绪之后，我开始为这种“情感共享”（shared emotion）的行为寻找科学依据。在那时，我只在神秘主义和新世纪的圈子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术语：人类学家E.理查德·索伦森（E.Richard Sorensen）的理念“社会官能认知”（socialsensual awareness）。在很多方面，我宁愿选择这个术语，因为这个词轻快有节奏。社会官能认知和影响传染相比，含义显然更积极。影响传染这个词是我在2001年艾利奥·弗拉塔罗利（Elio Frattaroli）的《药物治疗之泛滥，心理治疗之优越》（Healing the Soul in the Age of the Brain）中碰到的。这个词不仅解释了人们如何感觉到被他人的情绪所影响，而且其医学内涵在怀疑论中有更重要的地位。弗拉塔罗利的定义使人意识到一个人的潜在情绪可能影响他人。在他把这种事情归结为类似于传染疾病时，他认识到移情和反移情的传统咨询原则无法解释这种事——在一个案例中，他能清楚地觉察到病患潜在的自杀情绪，但正常的心理测试和其他权威的同事坚称这个人没有自杀意图。

弗拉塔罗利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可以觉察到客户的情绪，戈尔曼对利用神经学步骤来引导他人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的兴趣是一枚移情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已经被骑手们抛掷了几个世纪。如果你专注于训练这些轻浮、受虐或是经验不足的马，借鉴这些相关的技能不仅有效，甚至有时对你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你的马惊退、拱背或脱缰而逃的前一秒钟，它给你一种就像电流涌过身体的感觉，让你的胸口紧张、心率升高。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在这种信息传到大脑后，你可能觉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脖子后面毛发尽竖。有效地利用这种身体警报，能让你做到从容应对，甚至有可能扭转一个麻烦的逃窜行为。记住，梭形细胞可以在二十分之一秒内评估多种信息，然后选择最佳反应，给你足够的时间改变自己神经系统的反应，进而调整马的反应。最后，如何处理这有效的信息决定了你是否还在马背上。（如果你牵着它，它是否在背后站起来，用前腿把你踢倒在地上，用缰绳勒伤你，而它脱缰而逃，绕着农场尖叫，让整个马群发疯，甚至可能导致更不幸的连锁事件发生，包括导致附近训练场毫无准备的骑手坠马。）

经验不足的骑手会不由自主、本能地应对这么强大的情绪传染性，他们经常会缩成胎儿形状（非常不平衡），紧紧抓住马鬃，双腿夹紧马的身体。双腿的压力是“跑快点”的暗示，就像赛车手按下“涡轮增压”按钮，这会让马更快地向前冲。那些坚持挺过这个小小的过渡期的人将会体验到下一轮的反应——也就是越来越疯狂的拱背逃窜。这种反应主要是因为马要重新实现平衡，而疲惫的骑手挂在它的脖子上成了平衡的障碍。事实上，这种影响比单纯的障碍更糟：吓坏了的骑手，他高度紧张的神经系统会把自己屏住呼吸、胸口发闷、心跳加速的信息传给马，这就加强了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打破这种危险的循环需要非语言技能。如果你的身体很紧张却大喊“赶快离开这儿”“停下”“别紧张”之类的话对马来说毫无用处。然而，正如斯蒂芬妮·阿基多（Stephanie Agito）在圣诞之后骑马过程中发现的那样，听到伙伴大喊“魔兔之夜”可能会改变事情的走向。恐惧的对立面是什么

恐惧，特别是在社会动物中，是一种社会官能现象，作为能迅速传遍整个种族的移情警报来说是非常高效的。毕竟，马不需要转身大喊：“草丛中有一只狮子，为了安全起见，我认为应该向东逃，到那个山坡上再判断整个局势。”感受到威胁的马在一瞬间就能让上千磅的身躯进入战斗或逃跑反应，转身逃跑更不是问题，高度紧张的神经信号在神经系统中高速传递——传到附近的每一匹马、每一只鸟、每一只兔子、每一只鹿和每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中。然而，这种情绪分享可能会救人一命，也可能创造一种毁灭性的镜厅效应：骑手的血压升高或肌肉紧张都会加强马的恐惧，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在长耳野兔出现时，轻微、片刻的担心是正常的反应。

经验丰富的骑手有时意识到，用放松、专注、愉悦和快乐的情绪传染可以抵消恐惧带来的情绪传染，从而扭转逃窜行为。从生理学的角度，这意味着当你感觉到刺激即将传到你的身体时，你要让脊椎、直觉、下巴放松。不要紧靠在马身上，也不要抓马鬃，要稳稳地坐在马鞍上，保持灵活、平衡的姿势。恰当的微笑会很有帮助。记住，不一致的情绪——比如假装一切正常、掩盖恐惧——会导致你的血压升高，进而导致马的血压升高。然而，认为一只二十磅的长耳野兔会对你身下半吨重的满身肌肉的马造成什么威胁，那就太荒谬了。想到这里我都不禁笑出声来。

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和马的连接尤其危险。因为你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惊呆了，这样就把该怎么做和去哪里的选择留给了一匹焦虑倦怠的马。你没有优柔寡断，也没有试图断开超负荷感觉信息的连接，而是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将其作为输入信息。显然，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训练。让事情更困难的是，你必须调整自己对恐惧的生理反应以将马的情绪和注意力导向正确的轨道。如果你全身心投入，深呼吸，即使没有完全放松，身体也会重新达到均衡状态。你将坐骑的注意力集中到期望的结果上——要么从这合理的威胁中脱身，像一条威严而且愤怒的响尾蛇一样面对挑战；要么就沿着小路跑回家，就像一只野兔逃窜出来时那样。

当你有意要用恐惧的对立面影响他人时，你必须志在成功。然而，在马受到第一次惊吓的时候，斯蒂芬妮抑制的情绪被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话缓解了，而且事情证明，欢笑是扭转毁灭性的情绪趋势的最有效的方式。正如戈尔曼和伯亚斯揭示的，人类的确有一个特别的镜像神经元集合，“镜像神经元唯一的作用就是察觉他人的微笑或者大笑，从而做出微笑和大笑的反应。”显然，马是无法笑的，但骑手开心时经历的突然的情绪波动也具有跨物种的传染性。

无论你是骑手、家长、教师还是管理者，良好的幽默感可能是终极的秘密武器。幽默感不仅可以缓解失控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还能提高整体的表现。戈尔曼和伯亚斯引用了法比奥·萨拉（Fabio Sala）的研究。萨拉发现出色的领导者对员工微笑的次数要比平庸的领导者对员工微笑的次数多两倍。“其他研究者发现，好心情有助于让人更快地接受信息，并且迅速创新地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微笑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而，和大多数形式的情绪智慧一样，要想有效地笑，一个好的判断力和对微小变化的敏感至关重要。比如说，讽刺从本质上来说是表里不一的表现，让人们用油嘴滑舌但可能导致分裂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怒，让争论的双方都深受其害。那些赞同你观点的人可能会被你尖锐的措辞暂时吸引，但最后可能会得到愈加激烈的冷嘲热讽和责难，最终阻碍团队合作的开展和谈判的进行。那些被嘲讽的对象所感受到的侮辱会迅速转化成愤怒。人们经常用讽刺来火上浇油而不是用来平息事端。研究表明，当血压升高时，情绪智慧和创造力就会下降。

从另一方面来说，幽默则蕴含了一种积极的传染性力量，可以缓解人们的恐惧和愤怒，换来欢乐和愉悦的感觉，让人们更高效地合作。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说：“开玩笑是很严肃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时刻，英国首相用欢笑的力量缓解紧张情绪，在交流意见时用激励、抚慰或批评的语气。下面是些例子：“神经病就是既不肯听劝又不肯换个话题。”“政客的第一个能力在于能够预测明天、下周、下个月、明年会发生什么，第二个能力在于解释为什么预测失败了。”“绥靖者是喂鳄鱼的纵恶之人——希望鳄鱼最后一个吃他。”“勇气是不仅能站起来侃侃而谈，而且还能坐下来认真倾听。”反社会人格的优势

紧张和放松——和源自这些自发的神经系统信号的多种情绪——是一种高度复杂的非文字语言的基石。这种情绪信号功能的90%（人际交流的非语言层面）是瞬间产生的，可以说是心灵感应。这个特征加强了与同事和爱人的关系，而同时保护自己免受骗子、小偷和其他坏人的伤害。但是这种有着显著的沟通和影响的能力也有不足之处。我们天生的移情能力有时让我们遵从反社会神经系统所独具的特征，让像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吉姆·琼斯（Jim [1]Jones）之类的魅力型领导者肆虐，这在绝望的人群中更为常见。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认为反社会和精神病是官方临床术语反社会人格障碍过时的同义词。尽管如此，罗伯特·D.黑尔博士（Dr.Robert D.Hare）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发出的精神病清单（Psychopathy Checklist）仍然是最常用的检测工具。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主要症状包含：能说会道、肤浅、欺诈、善于控制他人，同时缺乏移情、自责、内疚和基本的感动。

看起来，反社会的人格中缺失了关键的情绪智慧和社交智慧循环能力，而认知能力依然完好无损。这种高智商、低情商的组合让患者心思迷乱，但对社交圈子里的其他人来说就很有害了。黑尔的报告指出：“神经病经常不仅机智而且雄辩。他们可以引人发笑，可以成为娱乐大家的健谈者，随时准备好迅速、机灵地反唇相讥，而且可以讲述不现实但却可信的故事，给自己增光添彩。他们可以很好地介绍自己，并且表现得惹人喜爱、风度翩翩。”然而，他们也经常“看起来缺乏某种情绪，这限制了他们感觉的广度和深度。虽然有时他们表现得冷血和无情，但他们倾向于强烈、肤浅、短时间内表达感情。认真的观察者会认为他们在表演，表象之下几乎没有内涵”。

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表现出感觉能力的严重损害，更无法把情绪当作信息。在实验室，使用生物医学录像机进行的实验揭示，反社会人格的确缺乏与恐惧相关的生理反应。然而，研究这种令人讨厌的人格的心理学家已经严重低估了这种奇怪的反常的重要性。这种反常对那些有着领导野心的人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天赋。

对大多数人来说，黑尔解释：“因疼痛和惩罚的威胁所产生的恐惧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也是行为的强大动力。但对反社会人格来说却不是这样；他们很开心地投身其中，也许他们知道什么会发生，但他们不在乎。”

从个人安全角度来说，这种情绪感知能力缺失的危险显而易见。但一旦你明白情绪传染在社交中的重要性，这种言外之意就变得非常恼人了。比如说，邪教领导者利用那些容易被自己的感觉带着走的人——从受虐待的幸存者到高度敏感的青少年到最近经历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的成年人。这种在其他人感觉压力很大的环境下散发着冷静、关注和魅力的能力——同时用最迷人、雄辩和智慧的方式讲述他们爱听的话——伴随着同样无情的举动，当追随者有了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苗头时，鞭策他们进入恐惧和愤怒的状态。加上一点聪明的操纵，反社会人格受损害的神经系统也能被错误地解释为上帝存在的证据，那些热爱和神灵沟通的人已经完全摒除了恐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群人中存在一些成功而且具有终极致命性的成员，会用宗教主题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的原因。

给一个情绪残疾的天才足够的时间、公共关注和责任，他就会最终展现出一个烂摊子，进而揭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你如何才能区分出一个温斯顿·丘吉尔和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并发挥前者的才能，避免后者带来的灾难呢？答案是增强自身的情绪和社交智慧，同时也要提高周围每个人的情绪智慧技能。这种重要的关乎数代人的事业是我们所建造的所有教堂中最主要的支撑部分。没有它，我们只能永远把时间、金钱和生命花在团队建设和处理恐怖主义的反社会行为上。【注释】

[1] 美国一名基督教牧师，人民圣殿教创始人。1978年，他使九百多名信徒在集体自杀和谋杀事件中死去。两种情绪暴力

同态复仇指对人身暴力、羞辱、失敬的各种行为的本能反应，包括复仇和怀恨在心，还有对微小威胁的反应过度，易让人进入混乱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发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同态复仇的行为刚开始看起来是对人身和情绪暴力的合理反应，这种反应随着掠夺性的“强权即公理”领导模式加强。但是，尤其就复仇而言，让受害者成了掠夺者，把创新的精力和创造力消耗在破坏性事务中。陷入征服和复仇不断循环的文化创造了古怪的创新者，但他们从未实现真正的潜能。

成吉思汗和安德鲁·杰克逊（Androw Jackson）都是才华横溢、充满魅力的领导者的极佳范例。他们的非掠夺力量因年少时期就接触战争和虐待而大为削弱。杰出的骑手对情绪技能90%的掌握让他们令人敬畏，因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影响广泛的代理人——无论情况是好是坏。被一些人拥立为救世主，被另一些人当作魔鬼，但成吉思汗和杰克逊都造成了巨大而且不必要的破坏。这些破坏在那些遭受最多痛苦的人的后代中仍潜藏着憎恨和悲痛。

这些苦恼的天才是有缺陷的世界各地信仰体系的产品。这个体系现在仍然普遍但在被慢慢侵蚀。在这个体系中，适者生存和“有控制力”的领导模式正让位于相互帮助和相互赋权的模式。当我们看到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游牧根基，看到道教和佛教的非掠夺哲学，看到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被长期忽视的把相互帮助作为进化因素的研究，看到人类——动物纽带的生物学，我们就很容易认识到，从教堂式思考的视角，攻击性、机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正越来越受到多元挑战。尽管人类试图用更聪明的方法，用宗教和科学证明继续使用非掠夺控制的等级结构的合理性，上帝和自然似乎站在一起共同缓和这些破坏性的行为。然而，若要痊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也不断被复仇和所有的有毒物打断。这是放任不管这种非正义、暴力和痛苦产生的不良后果所造成的。

在成吉思汗成长的文化中，部落经常遭受突袭、抢劫，而且在男人被杀、女人遭虏、孩子成孤儿时进行复仇。他父亲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俘获了他母亲，在他母亲被强暴后，成吉思汗出生了。在成吉思汗的父亲死后，母亲和儿子忍受着“过继”部落的遗弃。在年少时，成吉思汗就在类似的情况中救回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却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长子是不是亲生的。

然而，当代历史学家对成吉思汗的双重性格感到不解：他虽然在战争中冷酷无情，但与其他国王和征服者的行为相比，却显得更加慷慨、宗教宽容和文化创新。这意味着，在极端环境中，游牧的生活方式为发展移情和自控能力提供了帮助，或者这是因为在照顾大型动物时产生了催产素的原因。蒙古的创世神话也强调掠夺和非掠夺特征的融合——蒙古的始祖据说是狼和鹿交配后所生。成吉思汗从凶猛野蛮到体贴敏感的流畅转变看起来既是个人天赋，也是受到了文化和哲学的影响。

安德鲁·杰克逊突发的愤怒、嗜好复仇和对羞辱的极度敏感消弱了他作为第七任总统公平治理美国的能力。但是考虑到他的背景，他能变得正常都是了不起的事情。他在十四岁时就成了战犯，因反抗狱卒而被毒打，被迫生活在满是将死之人和腐烂尸体的牢房里。他的母亲，听到两个儿子被捕的消息，说服英国军官释放两个男孩。但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杰克逊的兄弟和母亲双双暴毙，他成了孤儿。

和很多战时创伤幸存者一样，杰克逊在害怕时是反恐惧型的，能够面对极端的身体痛苦、危险和暴力。而如果他面对和平时期关系的情绪挑战时，可能会情绪爆发或抽身离开。这严重削弱了他和其他人协作、恰当地表达不同的观点和周到地谈判的能力。

当涉及复仇，杰克逊的破坏性就显而易见了。他会横冲直撞。如果你惹恼了他，他会挑战你，和你决斗或是以其他显而易见的方法找你麻烦。但是，同样难以处理的是隐性复仇，特别是怀恨在心。采用这种策略的人更像是蓄意破坏者，半夜来到瓷器店，打碎几件瓷器，然后用胶水随意粘起来，希望名贵的盘子或碟子会在主人展示给客人的时候碎在自己手里。当然，地板看起来很干净，没有发生过暴力行为。但是和显性复仇一样，怀恨在心也削弱了和其他人协作、恰当地表达不同的观点和周到地谈判的能力。

关于在工作场所怀恨在心的研究表明，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采用这种方式。不管何种性别，任何崇尚这种奇怪的小小力量工具的人都感到毫无权利，或者缺乏关键的情绪智慧和谈判技巧以合理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创伤幸存者和面对微小威胁就一触即发的高度敏感的人会在短时间积累很多怨恨，极端的例子中他们经常频繁地跳槽。尽管他们有着高智商和伟大的想法，但在有晋升机会时，他们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作为新员工，怀恨在心的人不易辨认。但被某种形式挑战或误解时，他们并不会一决雌雄；他们会向后退，站在安全距离范围内暗中诋毁攻击者。那些显性报复的人在阻碍沟通、创新和解决问题方面很显而易见。这削弱了团队构建，并在长期来看伤害了自己和任何与他接触的人。

虽然显性报复会导致暴力和更多创伤，怀恨在心采用了另一种“拖沓”行为，用更安静、更微妙的方式通过挖苦、冷嘲热讽、沉默对待和闲言碎语进行破坏。后一种行为有时还包含把对手病态化的行为。在这种现在很流行的技巧中，业余的心理学家诊断冒犯者患有许多人格障碍。这种新世纪的物化和妖魔化，被伪装成关心的闲言碎语在加强，通过质疑团队成员心理健康的秘密对话慢慢地、有效地传播。

我们要知道，不管精确复仇、怀恨在心或是打击冒犯我们的对手的最初感觉是如何令人满足，这些努力最终都会事与愿违，在长期来看，会引发更多烦恼。这对那些想要在这种邪恶追求中招募士兵、造成无数伤亡的领导者来说更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乔治·华盛顿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不寻常的领导者。他的勇气和他在战场内外保持敏感的情绪力量相匹配。他举重若轻地缓和动荡的局势，让其他人冷静下来并集中注意力，同时散发出力量和权威，让美国士兵免受英国战犯复仇的影响。用这种方式，他减小了创伤，让很多被俘的雇佣兵成了支持者。但是华盛顿仍然是该规则的例外。安德鲁·杰克逊的攻击性和对任何威胁的本能反应在当代领导者中是比较常见的。他古怪的性格提供了典型的例证，说明当人类无法将身体力量、智慧、信仰和忍耐与情绪相匹配时，他们的破坏力非常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当某个人试图暗中破坏我的权威，伤害、[1]背叛或者侮辱我时，把这种折磨当作即兴的沙若仪式是很有帮助的。这种技能是我在跟午夜梅林训练时学会的。和这匹暴躁的马一起，我发现，如果在它突然变得富有攻击性时，我以坚定又好奇的态度坚持立场（而不是跑开或是愤怒地用棍棒打它）时，就避免了引发进一步的虐待，同时赢得了它的尊敬和信任。在我经历的人类攻击中，我还没有体验梅林第一次向我发怒，用后腿站起，用前腿踢打我时的那种恐惧。尽管如此，同样的技巧在令人生畏、充满敌意、惊慌失措或是极其愤怒的人中也奏效。

如果有人真的拿着棍棒找我麻烦，我肯定会朝相反方向跑或是试着保护自己。但是在情绪方面，沙若是改善人际争端的有效工具。承受一些语言暴力——等待正确的时机建设性地回应而不是满怀敌意地对待——是自控的有效行为，可以获得长期收益。考虑到社交智慧，这并不是玩弄受害者。这是要超越无意识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在极端的环境中保证自己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英勇的无为，让你可以在做出反应前，评估什么正在发生。

把潜在的敌人变成同事、朋友或者是尊敬的竞争者需要几个附加技巧。

首先，你必须增强自己对脆弱的忍耐力，而不惊慌失措。但是忍受攻击性和不尊重行为本身还不够。你还必须和攻击你的人协调解决攻击行为背后的动机，用同情的姿态实现这一对话。在这一努力中，理解如何和攻击者设立界限是很有帮助的，使用恐惧管理技巧，用体贴、不让人蒙羞的方式讨论不舒服的话题。

这种高级的社交智慧技能并无什么新奇之处。沙若这个词可能有点富拉尼部落的色彩，但这并不是创新的见地。在这些技艺精湛的牧民学到这一精髓的一千五百年前，耶稣也把相同的理念运用到了极致。不仅鼓励人们在被打之后把另一边脸凑上去让人打的行为，他还用非暴力不妥协的方式与极端的暴力抗争，表现出沙若的终极形式。在被钉到十字架上时，他仍张开双臂忍受痛苦，最后还劝诫人们要同情和宽恕。历史上那么多基督教徒都没能在压力下使用这一原则，足以说明耶稣是多么与众不同。但是人类意识和行为的进化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这种违背直觉的方式，不管你践行的是何种信仰。【注释】

[1] 沙若仪式是富拉尼部落每年一次的仪式性公共打斗，十五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挑战其他部落的人来进行一种紧张、奇怪的较量。这种较量和战斗技能并无太大关系，反倒是通过毫不退缩、不哭喊或不还击的方式来展示每个人忍耐恐惧和痛苦的能力。强烈情绪的后果——物化和投射

物化是赋予其他生物、组织和文化以愚昧、愚钝、有缺陷甚至本质上邪恶的特征。投射包括惩罚、拒绝甚至迫害那些有着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具有的弱点和黑暗品质的人。

因为没有必要考虑物体的感觉和需要，物化允许各种投机主义者——从政治家、牧师、教师、学者、科学家到征服者、恐怖分子、虐童者和反社会人格——证明放逐、破坏或者剥削任何动物的合理性。这种老掉牙的妖魔化做法在宗教极端分子中仍很流行——给我们合不来的人进行种族定性、性别定性，而且病态化的现代“艺术”也是物化的形式之一。

根据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观点，当我们以如下方式对待一个生灵的时候物化就发生了，这些方式有：把生灵当作工具、财产、缺少自决能力或可替代（因此就可以轻易牺牲）的东西。在所有的21世纪的文化中，动物是被合法物化的，尽管法律要求人道地对待和缓解一些国家的极端残忍行为。同样地，把人类当作愚昧、本能驱使的动物的方法仍用于压迫女人和否认世界上某些种族的权利。从这方面来说，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西方文明非常先进，但西方文明也是最近才开始从这种存在已久的现实中抽离。1906年，伦敦动物园把一名非洲布希人当作展品。在某些国家，猎杀原住民部落的许可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可以拿到的。在其他非洲和中东的亚文化中，买卖女人、毫无缘由地打她们、通过残忍的女性性器官切割来控制她们的性行为的做法仍然被宗教、羞耻感和传统加强。

当我们对已物化的人、文化和动物感受到强烈的情绪时，也经常涉及投射。这些情绪包括憎恨、厌恶或是极度不信任。投射意味着把这个人或组织当作我们不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黑暗品质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别人身上：一个保守的男性参议员恶意地反对同性恋权利，结果被抓到和另一个男人有外遇；一个臭名昭著的中东恐怖分子白天声称要抵抗西方社会的侵蚀，晚上却在线看黄片；四个亲密的同事调侃另一个同事的“大嘴巴”，诋毁她并说不能信任她，却丝毫没有认识到她们正在背后说人坏话。

要认识到自己的物化或是投射行为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当我们成功觉察到这种行为时也是非常不愉快的：开始认识到我们的这些行为会带来潮水般的羞辱和内疚，特别是当我们用这种“工具”伤害他人的时候。但是还是存在建设性地度过羞辱、责备和内疚时期的方法，让我们把这些方法当作通往一个更均衡、更多赋权状态的垫脚石。当我们停止把羞辱和内疚当作武器惩罚和控制他人时，这个吸污纳垢的过程就会滋养出新的成长。

但是，在所有我们试图掩饰的心理中，物化和投射的组合是最具破坏性的。我喜欢称之为致命二重奏，它们可以让最温文尔雅、满怀善意的人在为字面意义或比喻意义上的“圣战”服务时，突然挥起一些邪恶的工具，号召复仇、控制、威吓、羞辱、责备、内疚、拒绝、迫害和剥削。那些使用致命二重奏的领导者将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让子孙后代承受各种形式的创伤、不信任和同态复仇。希特勒就是最好的例子。他那破坏性、非常高效、极其有条理地物化犹太人的行为，以及把人类所有的缺点都投射到犹太种族上的能力仍在较小程度上被运用于日常生活。这些工具被运用到办公室、学校、训练场、教堂、家中，当然毫无疑问还被运用在政治争论中，被运用到那些没有希望、可以嘲笑的个体或组织目标上。

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感到沮丧或威胁时很容易采用物化和投射的手段，通常加上无数的羞辱和责备，加上令人心悸的讽刺和夸张。这就创造了一种不安和愤怒的最有害的混合物，而很多人，有时也包括我，发现当这种混合物效果不错时还是很有趣的（真是讽刺）：为政治服务的漫画、电台和电视节目就靠这些手段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将会为这些分裂形式的幽默付出什么代价？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取笑弱点、沮丧和低效的习惯时，少量的幽默可以带来愉悦感以减少内疚感。这些习惯都是人类在历史上竭力摆脱的，但却没有成功——至少目前没有成功。

认识到我们什么时候物化或者投射会立即减小破坏的影响力。最坏的影响是在人们无意识采用致命二重奏手段时发生。认识到物化就像认识到传染病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一样重要。在一个环境中被物化的人经常也会物化其他人，加上对不安和愤怒的投射，采用一种“选择性移情”的方式。比如说，这种不安和愤怒让受害人不信任或者惩罚任何让他们联想到最初施暴者的人（施暴者通过物化行为来利用他们）。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在心理咨询室才能处理好的事情，而这件事让人非常恼火的真相是物化和投射经常发生在工作场所，阻碍每个人顺利完成工作。比如说，我遇到过女性虐待幸存者，这些幸存者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经过心理咨询，但她们仍怀疑所有的男人都是感觉迟钝、不可信任的暴力掠夺者。在工作中，其中一些女人对任何性别的同事采取了情绪攻击的行为，她们觉得在面对微小威胁或者人际问题时小题大做是合理的。

这些建议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难让受害者承认自己也有感觉迟钝的可能性，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在一些情况下是过度反应的。让事情更糟的是，他们有时会选择一个特定的团队成员来妖魔化——这个人经常是团队中最具攻击性的男人或女人——把自己所有的黑暗品质都投射到那个人身上，断绝所有的沟通和创新。因为替罪羊总是邪恶而绝望的，他永远也无法为失态道歉，更别提讨论有人在其他情境下过度反应的可能性了。他所表现出的任何情绪智慧和社交智慧训练中的任何提高，都被那些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他身上的人完全无视，或是被当作表面现象和可疑的行为。“移情”这个术语是描述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对他人过度反应，那些人让我们想起在过去伤害我们的家庭成员、朋友、客户或者同事。如此，投射和移情可以形成对失控的情绪反应的双重打击，而这种情绪反应与当前的环境一点关系也没有。

要说明的是：投射是把自己内在感觉、觉察到的弱点，甚至是未意识到的力量归在其他人身上，因为你不能意识到或者固执地不想承认自己具备这些品质。移情是投射的特殊形式，它发生在当你对他人的想法和感觉被过去的重要关系强烈影响的时候。投射和移情都会引发消极或者看似积极的情绪和反应。

但是，即使积极的移情也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果一个新雇员的发型、微笑、声音或是更细微的言谈举止可以让你想起最喜欢的大学室友，你可能“本能”地信任这个新人，因为她让你想起久违的朋友。然后，当她举动不同时（因为她并不是你的大学室友），你可能会突然“本能”地感觉到背叛。

在雷茜的经历中，消极的移情和投射导致了她对梅林的虐待，甚至当时她可能感觉很合理。谁知道是什么激发了这种行为。雷茜可能在过去被一匹黑马伤害过。由于多数是在雄马身上发生这种事，她也可能借此发泄了所有对有攻击性男性的难以释怀的感觉，可能因为她被父亲、叔叔、丈夫或者情人虐待过。如果她从恍惚中苏醒，把梅林当作一匹有着独特历史和需要的马，她可能就会停止不必要的残暴对待，因为这在长期看来不会对她有任何好处，更别提那些成了她的替罪羊的“学生”了。

那些以勇气和洞察力直面致命二重奏的人会将破坏性转变为力量。当我们停止物化其他人、其他种族或者文化时，我们就能利用他们独特的能力和视角去实现更为宏大的目标。如果乔治·华盛顿没有做到那一点：不论种族、宗教和社会地位，只是把有天赋、正直、有勇气和有奉献精神的人任命到合适的职位，他能否打赢独立战争还很难说。如果他把自己的战马当作是愚昧、本能、可替代的物体，他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老纳尔逊的天赋，也无法进一步发展这些天赋。这些天赋让万里挑一的马可以不止一次地经历枪林弹雨，激励惊慌失措的部队参加到战斗中去。

投射也有一线光明的希望。那些最能启迪你或者激怒你的人经常模仿你本来拒绝承认的品质，让潜在的天赋和技能缺陷公之于众，如果要发展这些缺陷是很有用处的——如果置之不理会是很危险的。我极力推荐阅读黛比·福特（Debbie Ford）的《接纳不完美的自己》（The Dark Side of the Light Chasers），书中提供了相关领域的简单但有效的练习。

移情也会起作用。当你感受到对任何人或组织的强烈情绪时，花点时间想一下这种情绪是否是由过去的背叛、困难或者创伤触发。不要愤怒地攻击或是躲进绝对的恐惧中，分析一下哪些情绪源自当前的困境，哪些情绪属于过去。比如说，你可能认识到你的同事只是无意中说了那句你父亲说过的让你愤怒的一句话。如果你下意识地因为你父亲在二十年前说过的某些东西而惩罚同事，你可能会轻易损害一段有价值的工作关系，然后花费数周时间清理残局。

当投射或者移情侵害到人际交往时，注意到这个现象，然后集中精力于当前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很愤怒，无法清醒地思考那就早点结束会议。和教练、密友或者咨询师预约以解决这种来自过去的移情，或者探究同事反映出的任何未表现出来的个人素质。作为领导者，你也责无旁贷地要认识到什么时候其他人触发了这种投射或移情，帮助雇员有效地管理这种混乱。“集体移情”在更大的群体中出现时，给致命二重奏增加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维度。因为战争带来的创伤或者祖先与组织成员之间消极的经历，一些人认为这个组织是有内在缺陷的。但是认识到亚文化之一就是物化、妖魔化或剥削他人，标志着一个长期而且十分困难的过程的开始。允许人们从物化他人中获益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必须改变，这意味着要忍受改变过去习惯的不适感，以实现每个相关人员的利益。那些作为征服者或者控制者的人在开始会拒绝放弃通过剥削他人得来的一些优势。那些被物化或投射压迫的社会组织会重获自知和自尊，同时克制住复仇的冲动。

因为大多数社会认为致命二重奏需要数代的时间来改变，教堂式思考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大脑中没有长期的规划，敏感、善意的人们会变得沮丧和自满，责备压迫者的同时很少甚至不会帮助被压迫者。

但实际上，一点一滴都很有帮助。乔治·华盛顿看到那个时代的物化人群（包括奴隶、美国原住民、女人）拥有智慧、自决和独特的天赋（不可替代），有可能真的挽救了他的性命。他在人道地对待这些群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也认识到他一生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以这种方式，他以自己的行为树立表率，其他人可以模仿他的行为，进而改变无数被边缘化的人的地位。这些人在感受到被重视并得到权利之后也会积极地影响其他人。

华盛顿不断演化的对奴隶制的反应尤其让他认识到我们在改变普遍的、被文化加强的物化形式时的局限。他的家庭和朋友都是蓄奴者，开心地交易非洲黑奴，就像21世纪的美国人买卖表现优秀的马一般。但是当华盛顿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中帮助英军作战，并在独立战争时和法国结盟抵抗英国之后，他物化任何文化的能力都被大大地削弱。当他让心爱的战马退役时，出身名门的军官背叛了他，而富有天赋的奴隶如比利·李（Billy Lee）仍忠诚地为他服务，有时还会担任中级领导职务。

日渐觉悟的华盛顿拒绝麻木不仁地出售自己奴隶的家庭成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意味着他需要养活的人比劳作的人更多，并在过程中损失钱财。在他生命终结时，他认识到奴隶身份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把奴隶当作有社交和情感需要的智慧生物的行为在经济上并不可行。

可是，乔治·华盛顿总统为什么没有颁布法律废除奴隶制呢？信件表明，他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但在当时还不现实。在风起云涌的战后时期，他甚至都无法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募集资金偿还解放了美国的将士的欠款。他只是在处理来自新闻界和美国民众的大肆攻击的同时勉强通过了《杰伊条约》。

虽然他无法在那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作为领导者的威严被积极和消极的投射和移情严重削弱。相比之后的其他总统，华盛顿被一群人盛赞为救世主，同时这群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华盛顿会变成美国版的乔治国王或成吉思汗。一些移民所经历的征服过程和严格审讯的恐怖不足以被新民主的承诺消解，特别是当时奴隶制还在南方泛滥成灾。

在华盛顿总统任职期间，美国民众也开始发扬现在来说陈旧的传统，把自己的黑暗品质和最深的恐惧嫁祸到美国政府身上。直到今天——甚至在那些没有遭受直接压迫的人中——中央集权和暴政的结盟看起来是最初移民传递给后代的集体忧虑。这种强烈的恐惧和不信任的情绪指控将花费数代时间才能消亡。毕竟，美国只有230年的民主历史，虽然这民主有时纤弱，有时暴力，有时开明——而公然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但是，正如一些虐待幸存者把所有的男人物化为掠夺者，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政府当作替罪羊，而应从一开始就试图寻找更好的方式。最暴虐的情绪武器——羞辱和责备

当使用一种武器来保护自己、恐吓他人或者控制他们的行为时，羞辱是所有传统情绪工具中最古老也是最暴虐的。在讨论中，羞辱人就像是在原本合理的谈判中突然用球棒打人的脑袋，让互动的双方疑惑，进入防御状态并断绝沟通、移情、理解和阻碍周全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提出。

作为个人的情绪信息，内疚的相关感觉帮我们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越过界限、操纵、伤害或者忽视他人，帮助我们“重返正途”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这种情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对我们的行为负责，转而责备他人，就会挫伤个人责任感并迅速导致投射和物化。

我们经常把羞辱当作个人发展问题或是一个种族、宗教或者文化问题，但是这种社会兴趣也会在职业、教育和政治环境中造成各种破坏。人类羞辱别人以影响他们的行为、贬损他们、剥夺他们的权利的习惯历史悠久且阴险狡猾，大多数人在商业会谈中使用这种工具或者被人用这种工具攻击时并没有意识到。但是，研究表明，羞辱并不会有效地改变行为。事实上，这会增加不必要的抵抗、不信任和憎恨，让人彼此攻击、彼此羞辱或者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保持沉默。

社会工作者布琳·布朗（BrenéBrown）称羞愧为“无声的传染病”。在她2007年的畅销书《我以为只有我（但不是的）：关于至善论、官能不足和力量》［I Thanght It Was Just Me(but It Isn't）：Telling the Truth about Perfectionism feetionism,Inadeguacy and Power］中，她把很多研究和逸闻结合起来，表明“羞辱更可能会成为破坏性行为的源泉，而不是成为解决方案”。

和其他研究羞愧的科学家一样，布朗把这种有问题的情绪和更建设性的内疚相比较，用这句相互对照的话表明了两种情绪的区别：“我是坏人”（羞愧）相对“我做了坏事”（内疚）。当羞愧的人被控制时，我们表达了类似的情感：“你是坏人”相对“你做了坏事”。布朗观察到，羞愧事关我们是谁，内疚事关我们的行为。如果我因考试作弊而有内疚，我的自言自语可能会是这样：“我不应该再作弊了。这很蠢。作弊不是我想做的。”如果我因考试作弊而感觉羞愧，我的自言自语可能是这样：“我撒谎，我是个骗子。真蠢。我是个坏人。”

内疚是用一种行动或行为反抗我们的道德、价值和信仰。我们评估这种行为（比如作弊），然后在这种行为和我们想要成为的人不一致时感到内疚。羞愧关注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认为自己是坏人、骗子、一无是处的危险在于我们终将相信并践行这些品质。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的人更可能会继续作弊，比感觉到内疚的人更容易践行那个标签。

在和领导者、创新者、非营利组织、父母、教育家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团队一起工作中，我发现，当作控制工具滥用的羞辱是我所遇到的最惊人的低效行为。当然，我们看到这种技巧使用在政治中，每个人都试图用所有的方式羞辱对方。一心一意地想要证明对方是坏人，换句话说，证明对方有着无可救药的缺陷。

在公司环境中，我们很容易听到羞辱和让人羞愧的言论。很多宗教领袖用羞辱来控制宗教成员的行为，也会阻碍人们探索其他信仰，哪怕是那些同源而且使用相同圣典的宗教。无神论者羞辱有神论者或者有神论者羞辱无神论者；博士羞辱他们的实习生；学术专家使用羞辱性的言论在学生、同事和创新者中树立威信；骑术教官经常羞辱学生，让他们服从。而且对于人类这种独特的控制游戏，动物就算不是完全麻木的，至少也是高度抵抗的。我也曾见过很多骑手想要羞辱他们的马。

但是，就算在“开明的”社会互动家、心理健康专家和人类潜能运动的领导者中，羞辱性的言论也随处可见。我观察到团队构建环境中有数千种羞辱性的惯用语和姿势，每次都破坏了信任、创新、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我遇到很多客户，他们的职业生涯毫无必要地因领导、同事和下属的羞辱攻击而偏离正常的轨道。在工作场合羞辱人不仅是无声的传染病，而且是强大的非常难以改变的不良习惯。

让我给你一个常见但是温和的例子：一个国际知名的疗愈健康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告诉一个创始人：“你和这个组织再无关系了。”他是在全体员工会议上说的，有效地终结了他们二十年的友谊。他本可以轻松地说：“我认为你们部门的治疗方式需要改进。”相反，他粗暴地指责她守旧、过时、无药可救。她并不是在忍受首席执行官麻木不仁、竞争性、有意诋毁的言论之后离开组织的唯一一个核心团队成员。而且在当前的管理之下，她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很多指导原则都提供了将羞辱和责备从人际和组织关系中移除的策略——而不削弱探讨疑难问题的需要、增加个人的责任感、改变无效的行为。这些指导原则包括怎样管理传染性行为，掌握界限设定和自信的技巧，如何发展对脆弱的高度忍耐并减少利用其他人的脆弱对付他们的冲动，怎样化解恐慌，准备复杂的会谈。

很奇怪的是，根据布琳·布朗的一个重要研究，对避免羞辱的训练是至关重要的。在她2010年的畅销书《不完美的礼物》（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中，她巧妙地说明了为什么“设定界限和让人负责的恐惧”是很多人或工作应对羞辱的策略的原因。

作者自己“惊讶”地发现：“富有同情心的人都是有着严格原则的人。”但是布朗随后的转变让她可以理解这两者的联系。她承认，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是“甜美的——把批评、憎恨和愤怒留在心底，而把甜美表现在外”。今天，她描述自己为“真正的富有共情能力，更少地去批评和憎恨，更加严格地对待原则问题”。

但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更好地接受自己和他人，”布朗说道，“我们就会变得更富有共情能力。当然，在别人伤害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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