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淑芳 主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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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创业的故事(《大潮》丛书)试读：
前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13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万众一心，锐意进取，艰苦创业，砥砺奋进，铸就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史诗般的辉煌。古老的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综合实力大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根本性转变。
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冲破人民公社旧体制、创造“大包干”的农民，抓住时代机遇、不惧风险、突破固有思维的个体经营者，艰苦创业、矢志不渝、勇于实践的企业家，为民族复兴与腾飞砥砺前行的科学工作者，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大国工匠，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城市发展与崛起身先士卒、殚精竭虑的书记与市长，以及勇敢面对变革、迎接命运挑战的普通百姓……千军万马汇聚成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亲历者，我们有幸融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情涌动的一滴水甚至一朵浪花。当一个个亲历者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化作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字，当我们阅读这些饱含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文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禁砰然澎湃而来，激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几十年来，人民政协各级机构征集编辑了大量反映改革开放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文史资料，我们择其精华编辑了《大潮》丛书，通过亲历者讲述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记录历史，见证岁月，讴歌时代。韩淑芳2018年6月第一章农民：田埂上走出的闯将《人民日报》称我为“全国养鸡大王”朱明春渴望转正的农民工
我是瓯海梧埏大堡底村人，1965年毕业于温州勤俭中学，因父亲早年经商做过生意，出身不算好，从此我便开始了艰难人生。先是在父亲的食品经营站上班——“亦工亦农”。从1966年到1979年间，我在经营站收猪、杀猪、卖肉、加工，当会计、当出纳，勤奋好学使我几乎干遍了经营站所有的工作岗位。
很快，我这个20多岁的农民工当了副站长。我心里慌兮兮地对站长说：“我是农民工，能领导‘工人阶级’吗？”站长安慰说会给我转正的。这使我又惊又喜，转正，这就意味着我会有城镇户口、职工粮食关系了！那时我对“工人阶级”是极其羡慕的，每月发工资发粮票，看病到单位撕一张“三联单”……
然而，我这个农民工副站长的日子并不好过。那时农户养的猪全部由国家收购，农民没有积极性。生产队畜牧场的猪瘦得头上长角，农家的猪私自宰杀就要没收……我身为副站长，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心底又很同情农民。于是在梧埏区长支持下，我凭着手中一点小小的权力，就出台了个土政策：一头猪收购21公斤，余下的由农民自行处置，对此农民很是快活。但不久在“两个凡是”原则的衡量下，我被说成是支持资本主义。市食品公司也怪罪下来：生猪收购不上来，就是因为你支持这个土政策，还说我这个副站长是“雨伞骨底戳出”！矛盾由此产生，领导啖我以利：你何必固执己见，按上面的意思办就是了，要不你这农民工的副站长恐怕就难转正。
我生性耿直，负气地说，我一个月才28元，回家去河里摸螺蛳也有30元，不干了。全国养鸡大王
农村一是养猪二是养鸡，养猪要一年，养鸡只要120天，于是我就选择了养鸡。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不断创新，不久即推出了浅笼高密度饲养技术（1983年华东五省市在温召开会议推广这一技术，温州人所说的“牢监鸡”由此产生）。当时我在自家猪圈上养鸡，一天有个鸡贩见我一下子出手200只活鸡，紧张兮兮地说，这么多鸡是哪来的？不会是偷来的吧。新技术随之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温州地区肉鸡产量大幅度提高。我也因此成为温州乃至华东地区规模化养鸡的带头人。
此间，我还在温州首次试验成功批量电箱孵化小鸡，每箱一万只蛋，一次投入十几箱。当时梧埏区公所的16名干部，有15人在家养鸡，于是有人戏称区机关是“区鸡关”。
然而危机也随之而来。原先农户的鸡全部由国家食品公司收购，想自己卖也不许。而当农村政策放宽使市场上的鸡越来越多的时候，食品公司在经营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干脆就不收购了，农民的鸡卖不动了，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于是一场讨论在当时的《浙南大众》（即《温州日报》）展开。讨论旷日持久，而我却要为自己、也为广大农户解决肉鸡出路问题。不久我就推出了新招：一是将整鸡分割成鸡块卖；二是加工成烤鸡，现烤现卖；三是在菜市场设摊位给个体户，由此温州菜市场出现了卖活鸡的摊位，一些人从此经营烤箱（这几招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创）。
从此，我成为温州最为知名的农民企业家和新闻人物之一，《人民日报》称我为“全国养鸡大王”，1989年，我被评为全国劳模，到北京见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并与他们合影。
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的创业注定要经历磨难。后来粮食政策改变造成的饲料提价紧缺，使我一度又处于危机之中。在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总算又过了这一关。想起这些往事，我十分感慨，这全都靠了董朝才、刘锡荣等市领导的支持理解。区长一句话艰辛八年路
在养鸡的10余年中，我可说是宵衣旰食，连大年三十都待在鸡场。1989年后，我深感身心疲劳不再养鸡，但我的农业、农民情结始终没有了断。作为一名知名农民企业家，我也始终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因此在1992年瓯海区的新春农业座谈会上，区长叶际仁的一句话使我又一次跳进了一个充满风险的新行业——奶业。
这一跳使我艰辛地跋涉了八年，并使我与儿子成就了“一鸣蛋奶”的品牌。
经济转型期的游戏规则变幻无常，1992年因市场原因，温州乳品企业突然拒收农户牛奶。如同琼浆玉液的牛奶，连半公斤五角钱也没人要，瓯海奶农只得忍痛倾倒牛奶、宰杀奶牛。响应政府号召欲养牛致富的农户蒙受了巨大损失，瓯海区3万头奶牛一度只剩2000余头。有感于经济法制的缺失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护，区长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牛奶比水便宜我想不通！坚信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畸形现象必定改变。”
此前，在浙江农业大学读书的长子朱立科曾对我说过，教科书上说气候温润的温州是中国奶业最发达的地区……区长一番体察农情的感慨使我想起了儿子的这段话，更因为我自己也曾深受“背信弃义”之苦，于是我慨然而起：加工销售牛奶，为重振温州奶业搏一把！
我倾己所有投入资金，区政府慨然批准给了120万元无息贷款，我联系农户承诺收购牛奶，使日渐减少的奶农又看到了希望。
我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区政府也不可谓不支持，然而从1992年开始到2001年间，投身奶业使我进入了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这是因为市场并不因你有决心而好起来，牛奶还是卖不动。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我们倒了近500万公斤牛奶，价值近千万元！奶农和我们的关系犹如皮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能叫奶农吃亏啊！
令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瓯海的奶农和公司职工在这段困难时期给了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我曾拖欠农户奶款三个月，员工也两个月没有工资，但大家都默默地坚守着，坚信我总有一天会走出来！1998年情况稍有好转，到2001年，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随着“一鸣蛋奶”品牌形象的提升，市场终于接受了我们。
今天，以我为董事长、儿子朱立科为总经理的一鸣食品公司已拥有68个奶牛场、近6000头奶牛、10万羽蛋鸡、一个鲜奶加工厂、一个面包厂、110多家奶吧连锁经营店。当然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是，一鸣食品公司是我市农业龙头企业，我们联系了一大批奶农、草农和蛋农，这些农户不再像当年那样得不到保障了。我正在与他们一起，为发展温州的订单农业、提升温州农业生产力、为农民增收而共同努力。一唱雄鸡天下白“一鸣”奶业发展最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大环境，另外创立品牌也是至关重要的。1993年，我参加广交会，广东省工商局有个取名馆，根据行业特点给我们取了七八个名称，我选取“一鸣”，“一唱雄鸡天下白”！有了品牌商标后就像儿子生下来了，就得好好把他养大成人。
我创业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决策是培养儿子接班。长子朱立科温一中毕业，高考上线后我就让儿子填报浙农大，当时老师说温一中的毕业生没有第一志愿填浙农大的，但我还是坚持。立科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的次年，正是“一鸣”起步之际，打造“一鸣”品牌的重任自然就落到这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朱氏第二代身上了。立科不负厚望，以年轻人的优势在打造“一鸣”品牌方面颇有建树，成为瓯海区企业界新秀。我的次子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在南京开了个“一鸣”奶吧，其雄心自然是要将父兄创建的奶吧连锁品牌推向全国。
几十年来，妻子给了我很好的支持，后方很稳，妻子为我们三个洗衣烧饭搞好后勤。
我创业的成功还有赖于诚信务实。创业几十年来我应酬不多，一般都回家吃饭，靠踏踏实实的工作争取领导支持。正是这种老实本分使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当年因相互担保拖欠银行贷款，法院完全可以查封拍卖我的公司房产。
我对法院说，让我慢慢还吧。
法院最后还是相信了我。
后来也是这样，有一年为解决生产急需的用地，我跨县在平阳得到了84亩土地，不久瓯海区政府也表示可提供用地。谁都知道现在的土地有多值钱，要不要？我对儿子说，不能要，我们不能做圈地的事。
我为温州农业产业化做了一定的贡献，党和政府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是全国劳模、省人大代表，从第一届起，我就是区政协委员，现在是瓯海区政协常委，我被称为“瓯海区老革命”。感慨：农业苦，农业难“一唱雄鸡天下白”，今天一鸣食品已成为温州首屈一指的奶业公司，“一鸣”奶吧遍布温州，“一鸣”品牌也已深入人心。在市区学院路有了800平方米的公司办公楼，投资四五千万的平阳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中，还在泰顺建立了奶牛基地。因为小腿受伤骨折，我已有多月没来上班了，但公司运转一切正常。日前记者来到学院大厦一鸣食品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时，我正在看一本线装本的《古文观止》。
记者朋友对我说：董事长当到这个份上，说明你成功了。我笑笑勉强认可，企业的重担已交到第二代身上了。不过我今天丝毫没有可以松口气的感觉。回顾几十年“与鸡共舞、与牛结伴”的创业历程，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农业难搞了。农业是个弱势行业，它不仅存在普遍的市场竞争风险，而且还要面对行业的特殊问题。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天吃饭，不像皮鞋、服装那样可以加班突击，比如牛也要十月怀胎才能产崽。而今天更有禽流感之类的天灾，办公室难坐啊……
今天，我还有着从未有过的压力和责任感，现在全公司光工资一月就要200万元，想想这个我不能没有压力。今天国家政策的大气候很好，公司的发展趋势也很好，但看似风平浪静，我也得有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没准就会冒出个事来：有一次公司一名锅炉工腹泻被认为可能是传染病，有关部门出于职守马上将公司所有部门全部贴了封条，生产不能进行就意味着又要倒牛奶了！后来总算还好，工人经化验平安无事。
有一年，温州市举行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座谈会，我在会上发表感言说：我们很清楚自己处在一个弱势行业，我们的合作伙伴奶农、草农、经营店小业主（大都是下岗买断职工）也是弱势群体，我深知他们投资、赚钱不容易，这么多的农户和经营者跟着我们，我们要对他们负责。
农业难搞，奶业尤难搞，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多多给予我支持理解和帮助，因为我是农业龙头企业，带着弱势群体的团队，从事弱势行业，承担着农业产业化的重任……（作者为温州规模化养鸡第一人）从抓捕名单上的“电器大王”，到十大风云浙商郑元忠少年壮志不言愁
1998年9月，我被评选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可谓风光占尽，名闻遐迩。可有谁知道，我最早的“知名度”，却是与“犯罪”“通缉”“囚犯”联系在一起的。
1982年初春，乍暖还寒的季节，轰动温州的“八大王”事件，让我声名远播。所谓“八大王”，是指乐清市（当时为县）柳市镇上八名涉足商海、以搞专业经营而小有成就的农民。我因搞低压电器零件，故被称为“电器大王”。
我是怎样成为“电器大王”的呢？
我生长在柳市农村，为求温饱，我同大多数读过书、有知识、有理想的农村青年一样，顽强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柳市，以其特有的人文环境，为我的人生之路涂抹了过多的悲喜色彩。
柳市是乐清市的一个古镇，据说2000多年前，这里便因“商贾聚于柳树下，交易繁盛而成市”。至20世纪50年代初，柳市镇仍因商贸交易远近闻名。只是从开办公社以后，颓败成为彻头彻尾的“百业皆废唯务农”的大农村。可这里人多地少，任你“学大寨”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仍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
我天资较聪颖，上学读书颇有悟性，理想是上大学，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也为自己贫穷的家庭争口气。可我生不逢时，初中刚读完，就赶上了“文革”，把我的一切梦想全“革”成泡影。18岁回到村里，当上了人民公社社员，开始了战天斗地的生涯。但我毕竟是一个热血男儿，在那种生存环境里没有沉沦，而是苦苦探索着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崎岖之路。我曾随县里的“取经团”，到大寨去参观取经；曾带领一伙年轻人到湖北、江西的“三线建设”工地修路盖房；曾跋山涉水去修水闸、打隧道……这些闯世界的经历，尽管不可能给我的命运带来根本转变，却使我丰富了人生阅历，体味了世态炎凉，为我日后的起步打下了基础。失落的世界
高尔基说：“曲折和坎坷是弱者的悬崖，是强者的阶梯。”当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经济的端倪初显时，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开始迈上了创业的一个新阶梯。“电器大王”由此而起步。
具有传统商贾意识的柳市人，是温州人的典型代表。这个北临雁荡、东临大海的小镇，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对传统的为官入仕、光宗耀祖不以为然，却将“闯天下不畏其苦，善商营敢为人先”视为真本领。
在“文革”后期，许多国营工厂生产陷入了停顿，使一些商品“链条”不能环环相扣。于是，精明的柳市人或明或暗地搞起一些小作坊，挂着“村办企业”的招牌，为大厂加工一些零部件，经济效益颇为诱人。尽管上面三天两头地批评，仍挡不住这股小生产的洪流。至20世纪70年代末，已形成一股生产低压电器的势不可当的潮流。为推销产品，一大批供销人员应运而生。我看出“跑供销”比整天窝在工程队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便毅然辞去工程队头头的职务，加入了跑供销的大军行列。
我跑供销，不辞劳苦，加之为人讲诚信，很快“跑”出了一番名堂。最现实的是两年跑来了一万多元收入。当时的“万元户”非常了得，我成了村里的一个人物，很多人找我取经，让我介绍“门路”，更多的人加入了跑供销的行列。
这时我却不跑了，我要办厂，自己生产低压电器，自己当老板。很快，我生产的产品因为质量过硬而迅速打开了销路，我也随之比别人更快地富了起来。富起来的重要标志，就是我家新盖起了显眼的四间砖瓦楼房。村里村外，不少人都知道“这小伙子发啦”！
此时，我的“电器大王”之称谓，虽没有命名，事实上写进了柳市的经济发展史册。
在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主导的国度里，“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农民意识仍然十分顽固，富裕仍羞羞怯怯地不敢“光明正大”。一有风吹草动，“谁富谁倒霉”便不可避免了。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从上至下的思想交锋中，范例甚多。我就不幸成为这种交锋中被击中的“出头鸟”。
1982年春，一场冠以“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为名的“斗争”，使温州成为重点，而柳市又成为重中之重。先富起来的、冒尖的和经济往来多的人，在劫难逃。工作组浩浩荡荡开进柳市，查账，抓人，一时间柳市乌云压顶，人人自危。工作组根据经营者的特点，开列出“八大王”作为典型，一律抓捕。这时，我才正式得到了“电器大王”的名号。不过，这不是在领奖台上，而是在工作组抓捕的名单上。
刚至而立之年的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凭辛勤劳动和艰苦创业、遵纪守法挣了一些钱，怎么就成了罪过？我申辩，我据理力争，我委屈地诉说，换来的只是“态度恶劣”“抗拒从严”的斥责。我无可奈何，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收容审查指令下达之前，我含泪辞别了父母妻儿，连夜远走他乡。从此，我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逃亡”生涯。敢问路在何方“八大王”事件经过两年多的曲折经历，最终于1984年平反。《人民日报》曾就此事件发表文章，称这是“历史上的大玩笑”。
在这次突然而至的灾难中，“八大王”经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是可想而知的。事件平息之后，我们走出牢房，曾有一次不同寻常的聚会。聚会的议题是“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八大王”并非等闲之辈。我们个个脑瓜活络，敢作敢为，不仅有超前的经济意识，也具备洞察政治风云的灵敏性。现在得以平反，查收的财产也大部分归还。就我们当时的经济实力而言，就是这辈子什么也不干，也不会坐吃山空。是进还是退，困惑着我们。我们对现实政策的多变性，对“上边有好经，下边念走调”颇有体会。对“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已有心惊肉跳的切肤之痛。八个人议论来议论去，最终达成共识：急流勇退，藏起锋芒，轻轻松松过小康，不能再当“大王”啦……
这次聚会之后，我想轻松一下，可怎么也轻松不下来。妻子千方百计地给我做可口的饭菜，可我食不甘味；家庭有舒适安静的环境，可我彻夜难眠。我不仅不轻松，反而变得烦躁不安……常常扪心自问，难道我就这样急流勇退，把人生追求告一段落？这样就能证明我对啦？改革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我得以平反不就是证明吗？我刚刚32岁，今后的路还长哪……
我是在外“逃亡”一年多后回到家乡的，回来不久，便被抓进看守所，被关押了半年多。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除了不停地写申诉信外，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10多年来，我殚精竭虑地跑供销、办企业，忙得昏天黑地，难得平静地面对自己，深层次地想些问题。看守所里，我才得到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机会。我反复回味着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成功时的因素、失策时的教训，以及国家大势的走向、个人命运未卜的吉凶……我想得很多很多。
我忆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啊，改革开放之路，农民办企业之路，本来就没有现成的路，还不是靠群众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吗？闯出来的路，自然是“多歧路”，不可能一马平川。怎么动不动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呢？这绝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流政策。总有一天，我会出去，我是无罪的。我要紧紧抓住机遇，再干一场。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搏击俱乐部
东山再起，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的思想升华了很多。我是柳市最早搞电器的农民之一，后来群起而上，平地冒出成百上千的加工电器小作坊。农民用原始的“前店后厂”方式，以“少投入、多盈利”的观念，以赚一把是一把的短视行为，来从事现代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势必带来粗制滥造、假冒伪劣、质量低下等现象。如此下去，必将被市场所淘汰。要想使企业上一个台阶，必须走出这一小生产的低级模式，向现代化企业靠拢。
于是，我东奔西走，把自己思考的这些路数，与知音者探讨交流，达成共识后，便和几位朋友合股，组建起了股份合作制的“乐清精益开关厂”。这一组合，无论从设备、人员、生产、技术上，还是从资金运作、供销渠道，都有了一个新局面。新厂创办之初，我就确立了“以提高员工素质为本，以提高产品质量立厂，以提高企业信誉求发展”的“精益求精”精神，无疑这是向企业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此后，我又在全县股份合作企业的整顿中，主动接受市级有关部门的检查，规范了股份合作的体制，领取了乐清001号“股份合作规范企业合格证书”，成为柳市众多股份合作企业的先行者。经过三年的运作和发展，精益开关厂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获得了广大用户的好评。1989年，“精益”率先在柳市低压电器行业，获得了机械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精益”的产品进入“国家级”高档行列，企业信誉大大提高。1991年，企业产值达到1000万元。“精益”被评为温州市明星企业，我也荣获“温州明星企业家”称号。
如果孤立地看待我和“精益”开关厂这几年的变化，可能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可是，当我们翻阅这一时期的政治“晴雨表”，回忆一下某些私营企业的另一种命运，就会有个新的认识。
1990年前后，报刊上的一些文章颇为热闹，其热闹的焦点是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交锋。如1990年1月，北京某理论性杂志，在文章中公开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还有的报刊干脆直截了当地点出：“像浙江温州、福建石狮这些地方，个体私有经营已超过国有经济，难道不该问一问姓‘社’姓‘资’吗？”
至于此一时期的民间传言就更令人忧心忡忡了，什么“中央要取消个体户啦”，“穷的穷富的富，还是什么社会主义，该查查那些有钱的啦”，“改革开放该收一收，要抓阶级斗争啦”，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是大环境。如果说，这大环境尚难直接左右我的话，且来看看柳市电器这一时期的小环境。此时期，柳市的电器生产作坊和门市部，已猛增到数千家，几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某些质量低劣、假冒产品在全国各地屡出事故，造成很坏影响。1988年，国家工商局对柳市生产伪劣电器，提出严厉的批评。1990年，国务院发出29号文件，就柳市生产销售无证、伪劣产品，发布处理意见。煤炭工业部等一些部门，专门通令不许购买使用柳市电器产品。国家七个部、局和省、市、县三级均派出工作组，来整顿查处柳市的电器生产，大量的伪劣产品被当众销毁，一些生产企业纷纷倒闭。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和小环境下，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国家机械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我不仅立于不败之地，名利双收，而且为“精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要上大学
1992年初秋，我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我在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出高薪50万元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自己却背起背包到温州大学去上学了。
我的上学，不是如某些人的去“镀金”“进修”，混“文凭”，而是实打实地成为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的学生。
消息传出时，有人惊讶，有人猜测，有人不解，众说纷纭。连亲朋好友，也纷纷登门打探虚实，郑元忠想干什么？
只有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说起上大学这一愿望，由来已久了。我从入学开始，就对学习求知十分渴望，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们也夸我是块上大学的“料”。我自己也有个理想，就是能跨进大学校门，成为有知识的青年。可是我兄弟姐妹七个，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供不起我上大学。再加上“文革”一来，彻底打碎了我的大学梦。为此，我多年来耿耿于怀。后来结婚生子，经商办厂，年龄渐大，事务繁忙，也就不再做大学梦了。
1990年前后，企业办得顺当，人际交往日广，结识了不少上过大学、有知识有水平的朋友。朋友相见，无话不说。我常听这些朋友侃侃而谈现代企业管理、中外先进科学技术、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等，颇受触动，深感没有知识、不掌握先进的理论就要落伍，要想求得企业的长久发展，成为驾驭现代化企业的“老板”，必须补上这一课。
1990年，我招聘了10名大学生，通过观察，我感到这些大学生观念新鲜、知识面广，工作效率高。而作为老板，与这些大学生比，我在有些问题上自愧弗如，这更坚定了我上大学的念头。可真要迈出这一步，谈何容易？首先是考虑自己离开几年，企业垮了怎么办？现在企业已不是我个人的了，我要对股东、员工们负责任。另外，自己毕竟已40岁了，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还能学进去吗？再说，自己多年来风风火火地跑惯了，还坐得住吗？还有，精益企业我是当家的，我走了，能行吗？
为此，我几次到温州大学，找系主任商量，得到系主任的大力支持，并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做了合适的安排，让我直接从大学二年级学起，再利用课余时间补一年级的课程，争取两年内完成三年的全部学业。
最后，系主任意味深长地说：“这两年冷板凳，你要是能坐得住，就是一次了不起的‘修行’，怕就怕你坐不住啊……”
亲戚、朋友、家眷也担心：“两年能坚持下来吗？”
我笑着说：“坚持不下来，拿不到毕业证，我就不回来见你们……”
别人担心的、我自己考虑到的所有细节，我都一一安排妥当。1992年秋，我迈进了温州大学的校门，住进了普通的学生宿舍，谢绝了所有应酬，认认真真地过起了大学生活。不过，我是大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了。“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我在不惑之年，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难道我仅仅是为了圆一个始于童年的大学梦吗？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是一个真理。”上大学是我追求人生更高目标的一个新台阶。再战江湖
两年的温州大学学府生活，在我捧起那红彤彤的毕业证书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关于这两年的大学生活，我用了一句话概括：“学到一肚子的知识，减去了10斤肉。”
熟悉我的朋友们，渐渐发现了我的变化。过去的我以“胆大”闻名，敢想敢说敢干，就是在看守所里囚禁，我也没被吓倒。应该说我是条汉子，否则我也不会在思潮纷乱的改革之初，闯出一片海阔天空。但这种“胆大”中，也夹杂着鲁莽之气，缺少智慧和灵光。
走出校门，重返商海，我的目光已不仅仅是盯上柳市一隅，囿于电器一行，我胸中展开了更宽阔的天地。
此时，我手中已有可运作的资金上千万元，有人劝我扩大电器经营规模，重塑“电器大王”形象；有人劝我投资房地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快就可赚一把；也有人劝我别盲目投资，等等再说……对朋友的种种劝说忠告，我一概笑而纳之，不辩驳，不争论。但我心中已有了另一片天地。
我从学校出来带了10位同学和老师，来到刚刚起步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2000万元，建起了占地八亩的“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成为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之一。庄吉公司初创，便不同凡响，完全按着现代化企业规模运行，厂房请名家设计，设备引进了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的一流生产线，员工用高素质的标准招聘，一切起点都让服装同行们惊讶。
在中国传统的经商之道中，有句俗语，叫“不熟不做”。任何一个精明的商人，也不敢把命运押在陌生的行业上。
我从熟悉的电器行业，硬是“跳槽”来做陌生的行业，是否犯了商家大忌？在众多人心目中，这简直是一个谜。
记者采访我时，也时常把这个谜列为重点，颇想明了我当时的心路。
我总是笑着说：“没什么谜，也没什么商业机密，咱们来个‘实话实说’吧！”
坦诚地讲，我从20多岁闯入商海，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不安于贫穷，不安于“出大力，流大汗，辛辛苦苦，一年白干”，无非是想改变生存状态，把小日子过得好一点。后来，电器这行搞大了，是潮流推着走，思想上仍没摆脱“用挣更多的钱来证明自己”这个层次。自从上了大学，接触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商圈之外另一层次人的生存目标，感悟很深。用金钱来证明的东西，毕竟太狭窄了，虽然说，“在商言商”，但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还是要想着多贡献一些，这样，人才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1992年，就是我跨进大学校门的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历程中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春天，邓小平以88岁高龄深入深圳特区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5月，中共中央发出4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经济发展要上新台阶。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透露在即将召开的十四大上，将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提法。也是在这年3月，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予了肯定。
这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对进入大学正接受“充电”的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一些问题，温州的低压电器、皮鞋、服装等一些主导产品在全国占有很大的份额，市场调查显示，很少有人能说出温州有什么“名牌”产品。甚至在有些人的印象中，温州是劣质产品的发源地。温州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必须打出自己的“名牌”，实施“品牌战略”，国际经济的市场战争，最终是品牌的竞争。
我把自己琢磨过的这些问题，不时请教老师、同学和各界朋友，渐渐坚定自己要创出温州名牌的信心。在海内外服装业几位朋友的参谋下，我最终选择了搞服装企业。为此，我看了大量关于服装文化方面的书籍，研修了服装设计的专业课，当我创办庄吉服装公司时，已是有备而来、蓄势而发，只是外人不甚了解而已。
有一次，我同一位服装设计师聊天，我问他：“18世纪，东欧和西欧在西服的款式上有什么明显区别？”设计师一时难以回答，就要去查资料。我笑着说，资料上也不一定有。设计师就让我说说，我说：“18世纪东欧的贵族们，还难以走出宫廷，以保证其所谓的尊贵的身份，可宫廷外的一些假贵族们却刻意模仿他们的衣着，所以东欧流行的西服，是以高贵、尊严为主导。西欧则不同，贵族阶层已走出宫廷融入平民。所以，西欧追求的主体风格是自然、自由、轻松，在流行形式上趋于休闲的开敞西服……”
设计师听了，颇为惊讶，说道：“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你这是……”
我说：“我这是从读欧洲18世纪文学名著中分析得来的，也不一定准确。服饰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涉猎一些层面的知识，才能定位准确，赢得市场。”
自“庄吉”诞生之日，我就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品牌战略”，让“庄吉”插上翅膀，在国内外市场上翱翔。
西方一位市场美学专家曾说：“名牌是消费者永远的情人。”品牌就是市场，就是企业的生命力，就是无形的财富。1998年，《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和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联合发布了“1997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其中，我们熟悉的海尔价值118亿元人民币，“长虹”价值182亿元人民币，“红塔山”价值高达353亿元人民币。
百亿富翁不一定能创出驰名品牌，而创出驰名品牌的都是百亿富翁。1994年，庄吉邀请影视明星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1996年，庄吉成立了集团。1997年至2005年九年间，庄吉投入的广告费用近4亿元。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在东南西北的各种服装展示会上，“庄吉”的“庄重一身，吉祥一生”广告词，在全国各地处处回响。
1997年，庄吉集团在平阳县开辟了首家工业园区，投资700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100亩的新生产基地，年产值达两亿元。到2004年，年产值突破12亿元。
庄吉集团连续八年跻身中国服装行业双“百强”企业行列。“庄吉”商标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庄吉”牌西服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并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著名男装品牌、中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男装品牌等。
我的“品牌战略”，可谓初战告捷。无问西东
1998年，庄吉集团的运作，已达到了平稳发展阶段，生产、管理、拓展市场正在按计划行序运行。我除了参与集团重大决策的运筹外，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寻求新的开发热点上。温州的改革开放环境十分宽松，领导层十分开明。作为温州市政协常委、平阳县人大代表的我，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也肩负着为温州的全面改革寻求突破点的责任。
1998年3月的温州“两会”期间，我递交了一份“改制温州大学，实行私有化管理”的提案。一石激起千重浪，“我个人要买下温州大学”的消息，顿时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争论。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知所措者更多。个人买下国有大学，不要说温州，全国也没人这样提过，真正史无前例。
温州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这一提案很有兴趣，专门找我谈话，听取了我的意见和具体操作设想。
我这一举动，并非哗众取宠，我已对此事思谋良久，并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92年后，我在温大上学期间，就与不少领导和老师讨论过现有国办大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要把温州大学办成全国一流的大学，必须打破现有体制，在管理、资金投入、聘用高等师资、招生方式及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大动作，而这些是现在的温大难以实现的。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是私有体制，符合市场法规。
市领导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感到问题重大，非市里可以拍板决定的，就支持我先到省和国家教委，去探讨一下此举的可能性。
这时，有些朋友劝我，费这个劲干什么，你就是啃下这块硬骨头，办大学也不同于办企业，风险太大。以你现在的名望和经济实力，办企业是办一个成一个，何必自讨苦吃？我说，我现在已不考虑赚钱的事了。温州作为改革的前沿城市，已把交通、航空、文化、体育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为什么教育不能向非国有经济开放呢？如果我办学失败了，也为后来者蹚出一条路。
于是，我冒着6月酷暑，奔波于杭州、北京，把自己的主张向有关领导部门宣传。所有听了我宣传的人，都感到“主张很好，但难办到”。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私有化势必损害到一些人的现实利益，教育界又是个敏感部门，不敢轻举妄动。就是这样，各部门都积极地与我探讨另外的“改良”方式，温州大学提出可以“联合办学”，各出一半资金，不改变现有体制。省教委支持我另办私有制大学，不要触动温大。但他们的意见都有违我的初衷。
尽管我欲买温大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我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提案，引起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关注，也可以说是新温州大学诞生的催生剂。之后不久，温州大学（筹）——新温大的建成和投入使用也证明这一提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
庄吉集团成长为以服装服饰为主业，并涉足投资、环保、科技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庄吉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庄吉西服荣获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集团产值2004年已超过10亿元，销售收入达12.29亿元，创利税1.7亿元。我们还为当地解决了近2000人的就业问题，为温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004年这一年，我不仅光荣当选浙江省劳动模范，还荣幸地入选“2004年十大风云浙商”。这些荣誉的获得，无疑也是对我创业人生的最大肯定。（作者时任庄吉集团董事长）上百次试验失败，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赵章光“101”诞生：将美丽献给人间
1943年10月28日，我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县泥垟村一个普通农家。1958年，从当地的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我被保送进了乐清中学。但没过多久，因为家中贫穷，刚念到初二的我只得辍学回家。
我的父亲赵典木是个老中医，粗通医术，乡亲们遇有跌打损伤、虫叮蛇咬等乡间常见病时常来找他，而父亲不但尽心尽力为他们看病，还不收分毫，因而深得村里乡亲们的敬重。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种种和医学有关的东西都成了我的兴趣所向。辍学后，我一边帮父母务农，一边跟着父亲学医。
1965年，23岁的我与邻村小我五岁的姑娘林微云结成了连理。结婚一年后，由于我的文化水平在当地还算比较高，村里让我当了大队会计。虽然这份工作很多人都想得到，但我对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后来，我偶然听说村里准备选派一个人去县里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便主动要求，参加了培训。回到泥垟后，我辞去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在自家办了个小诊所，正式干起了赤脚医生，主要治皮肤病。随着一个个病人被治愈，我的名气也在周边几个村大了起来。
1968年春天的一个午后，邻村一个名叫陈汉英的女孩在父母的带领下找到我，请我帮忙治治她的脱发。原来，两年前不明原因的脱发，使这个女孩羞于见人甚至跳海自杀，虽然她的父母用尽各种办法，但都是徒劳无功。对于这样的疾病，我当时还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就没答应治。但后来，又有邻村两个女性脱发者找到我请求治秃，她们中一个是因为一夜间患了斑秃，使已定的婚姻成为泡影，差点服毒自杀；另一个是女教师，全秃后无颜走上讲台，终日处于一种窒息的精神压抑之中。这时，我才深深地感觉到，脱发虽然只是皮肤病中一个很小的章节，但它对人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研制治疗脱发的药物。
研制过程可以说历尽了艰辛。研制过程中，我发现很大一部分人脱发是由于突发的事件导致了神经的紧张和失控。所以我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除了病变与细菌等原因造成脱发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精神受到创伤引起的！
在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我根据传统中医学理论，采取调理气血、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治疗法则，选择当归、干姜、川芎、紫草、丹参、赤芍等中药加入酒精配制成药液，涂在几个自愿做试验的患者头上。可一段时间过去了，受试者头发却没长出来。我这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和配方离治这样的病差得还很远。但我没有灰心，继续从古籍中寻找治疗脱发的方法。近代术士葛洪的《肘后方》、南齐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唐代徐州司马王焘之所著的《外台秘要》、明代名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清代太医编选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等书籍我都一一研读，还专门到各地搜集民间古验方、偏方。
为了获得一种珍贵的草药，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峭壁。为了维持试验，我背负了巨额债务，卖掉了房子，卖掉了妻子的首饰，也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张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在经历了上百次试验之后，受试者中一位名叫阿才的邻居先长出了头发。此后，本村和邻村几位男女全秃、斑秃受试者也先后长出了头发。为了纪念自己上百次的失败，我将这一药液取名为“101生发酊”（后更名为“101毛发再生精”）。一来是为了纪念研制的艰辛，二来在浙江乐清一带，100代表成功和圆满，而“101”则预示着成功后新的开端。“101”推广：转战南北，路途多艰“101”研制成功后，很多乡亲慕名前来治秃。为了造福更多的人，我与远房叔父赵典澄走出乐清，到温州、杭嘉湖等地区为求诊者治秃。出乎我意料的是，“101”的推广之路较之“101”的研制过程而言，更加曲折艰辛。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经济已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也很开放。但我在推广“101”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碍。先是当地政府卫生部门拒绝了我提出的办脱发门诊的申请，接着是当地政府官员对我这个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人能研制出脱发药而产生的猜忌。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猜疑和非议，我只好到外地寻求发展。
其后，我曾跨进温州一家家医院的大门，介绍自己的产品，访求合作开办脱发门诊，但被屡屡拒绝。我也曾北上宁波，一边寻找可以合作的医院，一边在旅馆挂牌行医。可与医院好不容易开始的合作却因故被迫中止……没办法，我只好独自到浙江省内各地推广“101”，这一推广就是整整的八年时间。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浙江工人日报》记者潘国钧，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用“101”治好了潘国钧的同事——丁新民的斑秃症。这一极具说服力的事实于1983年11月22日被两位记者以“治疗脱发有妙方”为题报道后，引起了政府部门和脱发患者的关注。从这篇报道刊出后，邮购药品、咨询治秃情况的信件雪片般从杭州、绍兴、湖州、宁波、温州、永嘉、嘉兴和外省飞来，有时一天竟收到150封。自此，我在各地推广八年之久的“101”终于浮出水面。
1984年4月12日，我到杭州坐诊。尽管治疗脱发效果极好，但因某种原因，“101”的推广再次被迫中止。
1984年，经乐清县委书记吴正平提名，我被增选为乐清县政协委员，这给我今后的事业注入了动力。“101”腾飞：东方魔水，惊艳世界
1985年5月，应郑州市管城区卫生局和郑州向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共同邀请，我走出乐清，前往郑州发展。郑州市管城区卫生局将向阳中西结合医院改名为“脱发专科医院”，由我出任院长。
1986年11月27日，在郑州市管城区科委、卫生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01生发酊”技术鉴定会召开。鉴定会上，“101”受到来自北京、上海、长沙、西安和郑州等地的17位皮肤病专家和药学教授的一致好评，确认“101”对患者总有效率达97.5%、治愈率达84.8%，并建议作为重大科研成果上报。这一鉴定为“101”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完成技术鉴定后，我开始考虑“101”以后的发展方向。我知道，任何发明只有经过工业生产过程、转化为社会需要的产品后，才能真正实现它的价值。1987年3月29日，我与郑州管城区合办的集体企业——郑州毛发再生精厂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产品名称由“101毛发再生酊”改为“101毛发再生精”。当时，平均每月生产成品9万瓶，在投产后的半年内，创产值103万元，利润24万元，并开始小批量地打入国际市场。“101”的特殊功效，使前来求治的患者与日俱增，最多时一个月竟高达3万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也对“101”神奇的功效给予了报道。
媒体的热切关注和“101”自身的神奇功效，引起了北京市民政工业公司书记李保群的兴趣。1986年，他派人三顾茅庐，请我北上进京办厂。1987年4月，我与北京市民政局合作，在北京创办了全民所有制福利企业——北京市毛发再生精厂。北京厂成立后，短时间内便迅速投产，这是一家600多名职工中，近一半是残疾人的福利企业，在“101”的带动下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实实在在的疗效，加上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政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共同支持，使“101”在北京迅速走红。
1987年秋，经国家科委推荐，我带着“101”参加了第36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经过现场效果评比，我获得了由比利时国王亲自颁发的“一级骑士”勋章。1988年春，我又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6届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经过现场观众的评选，我获得了本届发明最高奖——奥斯卡发明金奖，从而成为荣获奥斯卡发明奖的第一个东方人。两次大奖的获得，使我在国际上声名远播。“101”被西方称为“东方魔水”，我则被人称作“红色大亨”。此后，“101”又在国际上连获九项大奖。
1989年，国家领导人王光英访日，在与日本首相竹下登的会见中，无意间了解到竹下登有严重的脱发疾病。王光英当即告诉竹下登，中国有奇效药，并盛情邀请他到中国来治疗。此后，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出访日本时，将章光“101”毛发再生精作为国礼送给竹下登首相。三个月后，喜讯从东瀛岸传来，“101”在日本各界卷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掀起“101”在日本的抢购风潮。在黑市上，2—3瓶“101”的售价，相当于一个留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费。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目的，日本一方面想阻止“101”的进入，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对“101”进行了长达10年的密码破译，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1990年1月，“101”通过了卫生部组织有关单位和部门的评审，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准生产和销售的育发类特殊用途化妆品，“101”也由此开辟了生发行业的先河。
1993年3月，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我在北京创立了中国民政福利企业中的第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北京章光101集团公司。“101”二次腾飞：立足全国，走向世界
1993年过后，“101”在经过了极度辉煌的几年之后，也逐渐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市场严重滑坡。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1995年。虽然当时全国的经济正在贯彻中央部署的软着陆，通货膨胀、银根紧缩，经济大环境不好，市场不景气，但从自身发展来看，同类产品瓜分市场、销售渠道不畅、资金投放过于分散等是市场滑坡的主要原因。
为将“101”的发展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走一条属于“101”的特色之路，1994年9月，我行程万余里，到西北、平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进行市场考察。考察结束后，1995年春节，我在成都召开推行分公司的大会，提出了“先占据，再巩固；先抢滩，再向纵深发展”和“大面积铺点，小规模经营”的思路，确定了“医商结合，以医促商”的指导思想。这一会议被称为“101”的“遵义会议”，它从根本上挽救了“101”的命运，巩固了“101”的发展，也促进了“101”的二次腾飞。
有了这一明确的市场调整方向，我把这一目标分成了两个步骤。首先，利用商场的优越性来建立有咨询服务的专柜式销售，并由此逐步转建“101”生发中心。在专柜销售取得相对成功的基础上，实施第二步计划。1997年初，我在全国销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住时空两条线，实现战略大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至此，“大面积铺点，小规模经营”的销售模式开始全面实施。
2005年，“101”开始全面进军国际市场，准备在日本、巴基斯坦、韩国、加拿大等国设立工厂，这将成为“101”今后发展的又一契机。“101”誓言：吃水不忘挖井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社会给予我和“101”各种各样荣誉的同时，我回报社会的是爱心捐赠。
在事业刚刚起步、企业初创利润时，我扶危济困，捐助公益。1988年，捐助80万元改造了家乡乐清的一所破庙小学，捐助北京景山学校300万元，并为全国十几家学校捐款，总额达800万元。2004年，我再次为贵州省余庆县、织金县、北京宏志班学生和宁夏大学的贫困生捐助资金20万元。
在社会公益方面，1988年我向“中国防治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捐助100万元；2004年底，为印度洋海啸灾难，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款15万元……
不仅如此，我始终没有忘记养育过我的家乡。家乡有事，我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浙江省遭受台风袭击，我火速电汇20万元。为扶助家乡农业，我在建立旱涝保收的标准化农田、河道建设、灌溉与照明设备方面几乎每年捐资近10万元。2000年修建的乐清大漠桥和2001年修建的乐清泥垟桥，我共捐助15万元。为乐清乡村公路建设捐资约15万元；几年间为周边贫困地区捐助约5万元。2004年1月至7月，为乐清市象阳镇泥阳修建公园捐款共计50万元。2004年8月，乐清龙西发生泥石流后，向龙西学校捐款25万元，用于灾后校舍重建……
截至2004年底，我为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捐助款项已达1250多万元。至今，有300多名残疾人在“101”的资助下生活，分布在全国的2000家生发中心已安排了8000多名待业青年和下岗工人。（作者时任北京101章光集团董事长 章芳/整理）登上国际服装“高地”李桂莲农村小厂，应时而生
1979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也是在那一年，我和85个农村姐妹在我的家乡杨树房创建了杨树房服装厂，开始了创业的征程。
我的家乡杨树房是距离大连市60公里远的一个偏远小镇。在我的记忆里，曾经的杨树房雨天泥水满地，晴天尘土飞扬，贫穷是那里的代名词。记得在我小时候，冬天父亲在田里干活，一层单裤上只能缠着草绳来保暖，贫困程度可想而知。1979年，改革开放让我们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和同村的姐妹凑了3万元钱，面向全村招考了85名女工，从各家抬来65台缝纫机，创办了杨树房服装厂。招工考试用了三天的时间，600多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大家把缝纫机从家里抬来，像赶集一样热闹。
创业初期，我们只能生产一些桌布、围裙、套袖等简单的物品，从国营大服装厂接一些零散的订单维持生计。
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我们也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创业的第二年春天，机会眷顾了我们。当时，一家国有服装厂的厂长找到我，带来了一个非常紧急的订单，要我们在三天内为一家美国客户制作一批条绒西服样品，数量是400件。我带领着姐妹们日夜赶制，终于将样品按期交到客户的手中。客户看到我们生产的产品后非常惊讶，不相信这样一个农村小厂能生产出这样高品质的产品。他们来到我们的工厂实地考察，将样品撕开考察产品的质量，最终向我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将16000件的西装订单全部交给了我们。从此，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农村小厂敲开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泥腿子走出国门
外贸加工让我们走出了国门，但是对我们这些刚刚扔掉锄头踩起缝纫机的农民而言，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来自各个国家的客户对产品质量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但是，除了拥有吃苦耐劳、不服输的精神以外，对于什么是好的技术、怎样才是好的管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只有不断地学习。
很多年前，我带着厂里的骨干到日本最好的西装工厂去学习，脱产九个月，什么都不做，专心学习。最初，人家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看到的东西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慢慢地，我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会了如何管理好工厂，如何控制好产品质量。后来，我们又到意大利学习最先进的服装生产工艺、技术，向美国学习怎样做好市场营销，并请来了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各个国家最顶尖的服装专家加入我们的企业。渐渐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以品质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大杨缝制”的金字招牌誉满全球。
起初，大杨只做外贸加工，没有自己的品牌。高峰时，在日本市场上每五件西装里面就有一件是我们大杨制造的，但贴的都是人家的牌子。一套西服人家卖到四五千元，而我们只能赚五六元的加工费，就像是我们在养牛，人家在喝奶。1995年，日本发生了阪神大地震，我们当时已经制订了全年的生产计划，但是原料在日本无法运出。整个上半年，大杨的工厂都处于停工状态，直到下半年原料运过来，才恢复了正常生产。
从那时开始，我下定了决心要做自己的品牌。赢得巴菲特点赞
同年，我创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男装品牌——创世，寓意是要打造出中国的世界级品牌。创世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沿袭了大杨集团品质为先的理念。在品牌发展的近20年当中，中国的服装行业跌宕起伏，众多服装品牌潮起潮落，而创世却始终专注于产品本身，不断提升着自身的价值和发展的能量。中国服装协会曾经这样评价创世品牌——创世代表着中国男装的最高品质。
2009年，一个来自全球“股神”沃伦·巴菲特的三分钟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大杨集团，知道了创世品牌。巴菲特在视频中说：“我现在有九套创世的西装，我扔掉了以前所有的西装。我的合伙人和律师都穿创世西装，现在比尔·盖茨也穿创世的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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