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与国际报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敏苏,张开,刘笑盈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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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世界与国际报道试读：

前言

国际新闻是新闻中的重要品种，是“跨越了国家界限并具有跨文化性的新闻”。国际新闻包括国际新闻报道、对外新闻传播和全球/世界新闻三个部分。据初步的估计，国际新闻在整个新闻家族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20%～30%。

国际新闻具有悠久历史，最初的新闻报道就是国际新闻。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欧洲早期报刊中，关于欧洲与土耳其的战争，就成为新闻业产生时报道的重点内容。1502年，德国第一次出现了使用报纸或新闻（Zeitung）之意的名词，其组合就是记述对土耳其战争的“东方新闻”（Neue Zeitung von Orient）。1563年，威尼斯付费新闻格塞塔（gazzeta）的出现也是因为对土耳其的战争。我们甚至可以说，国际新闻是与新闻同时产生的。尽管国际新闻历史悠久，但是，国际新闻专业出现得却很晚，在我国，1982年才开始设立国际新闻专业。

中国传媒大学是1982年教育部第一批批准招收国际新闻专业学生的五座高校之一，至今它的国际新闻专业已经走过28年的历史了。在长达20多年的坎坷历程中，我校的国际新闻专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为全国各大新闻单位、国际知名媒体提供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教学体系。

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国际新闻绝不是简单的“外语+新闻”，而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国际新闻专业不是以媒体种类（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或媒体专业内容（如体育、财经等）进行分类，而是以新闻学与外语应用结合为前提的，是新闻学、语言学和国际传播学的内在有机结合，可以把中西文化融为一体。其次，国际新闻专业强调的是国际通才教育，而不仅仅是培养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它融合了外语教学、新闻学和国际传播学的跨学科教育模式。过去28年的实践表明，国际新闻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既可以胜任不同类型的媒体工作，也可以胜任不同语言的（中文媒体对内报道，英文媒体对外报道）媒体工作，还可以胜任国际媒体、公关、广告和政府部门的新闻工作。再次，国际新闻专业教育模式符合我国新闻人才需求的国际化趋势。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需要大量懂得英语和新闻专业知识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正因为如此，建立国际新闻这样一个专业是非常艰难的，绝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师生们还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近年来，不断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和各种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正是在为纪念我校国际新闻专业设立25周年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本书共收录了师生们关于

平面媒体

近年来，国际新闻传播得到了政府、业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以国际新闻报道为主的专业类国际新闻报纸《环球时报》，在中文版发行量节节上升的同时，又开始出版英文版。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的节目《新闻联播》，每次播出的国际新闻的时长也从3～4分钟增加至6～8分钟。政府领导人也就加强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频频作出批示，因为国际新闻与国家的软实力相关，而我国的软实力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匹配。我们相信，国际新闻专业的发展前途光明，而本书也算为此作出的阶段性总结吧。编者2010年5月于中国传媒大学平面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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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报纸2005～2008年涉华报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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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华报道研究

→台湾报业天王的“蓝绿情结”

——以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特刊为例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报道的变迁

→国际新闻的生产过程与多重把关

——以《北京晚报》和《新京报》为例

→弄潮在浪尖

——《环球时报》发展三级跳

→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案例研究

——以《中国日报》为例

→日本犯罪新闻报道与人权侵害

→美国大众报纸宗教新闻的窘境

——以《华盛顿邮报》的宗教新闻为例美国主流报纸2005～2008年涉华报道分析陆香 邓硕

国外新闻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涉华报道，向来受到国内各领域人士的关注。关注它的理由在于：首先，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其次，它像一个标尺，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决策提供参照。在中国日益走向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这种参照尤为重要。参照这面镜子，可以自省；通过作为喉舌的媒体，我们可以了解其背后政党或群体的对华态度。在中国日益走向开放、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都趋于敏感和加强的今天，这种参照尤为重要。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许多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中都存在着共同利益和矛盾冲突，中美关系也是目前中国最重视的双边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美国主流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涉华报道也随之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并蕴含着一定的规律和意义。鉴于此，笔者选取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几大主流报纸作为研究样本，对它们在2005～2008年这一阶段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一、样本选取

样本的选择是依据典型性与相关度的原则。本文选取的三份报纸均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在《走进美国大报》一书中是这样对本文所选取的报纸进行介绍和评价的：《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是一份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报。该报以报道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为主，深受各界重视，尤为高层人士青睐，被誉为美国“最有权威、最受尊重的报纸”。2001年4～9月平日刊发行量为1109371份，居全国第三；星期天刊发行量为1668650份，居全国第一。《华盛顿邮报》，创刊于1877年，美国首都华盛顿最大报纸，以调查性报道见长，其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促成了越战的结束。这两组著名报道使该报名声大振，成为全国瞩目的大型日报。2001年4～9月平日刊发行量为759864份，居全国第五；星期天刊发行量为1059646份，居全国第三。《洛杉矶时报》，创刊于1882年，美国西部影响广泛的一份大型报纸，曾经是时报—镜报公司的主要报纸。2000年该报集团被论坛公司兼并后成为后者的核心报纸之一。2001年4～9月平日刊发行量为944303份，居全国第四；星期天刊发行量为1369066份，居全国第二。

本文选取的这三家美国主流报纸报道的新闻分别是：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及“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发射成功、中国的禽流感疫情、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南方遭受的冰雪灾害这五个新闻事件。这些新闻事件都是2005～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表1中列出的数字反映了这三家媒体对这五条新闻的报道力度。

以上三家媒体的报道均为负面报道，尤其有的新闻在标题和导语中就使用了相当“显眼”的字眼。下面我们进一步举例进行分析。表1 2005～2008年美国三家主流媒体涉华报道数量图1 2005～2008年美国三家主流媒体对华报道比例

二、样本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这三家媒体涉华报道的取材及报道力度是有其自己的标准的，其对华报道集中在纺织品贸易争端，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三个事件上，而其中又以连战访问大陆最多，对我国“神六”则一带而过或根本不予报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按照美国主流媒体的标准，什么样的涉华新闻会报道，什么样的涉华新闻不会报道？他们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说明了什么？下面我们就对2005～2008年这三家媒体的涉华报道的内容做简单分析。（一）对我国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产生的历史缘由：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日渐加强，新的非关税壁垒不断出现，使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比以往更恶化的贸易条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能比外债问题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出口商品量的减少，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利用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相对优势来发展本国经济。其中，发达国家为对付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而制定的一整套进口限制措施，是自从各国政府解除保护主义措施以来采取的最激烈的贸易保护措施。美国作为世界纺织品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率先实施了纺织品进口数量限制，为继后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逐步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和其他出口制成品进行限制起到了很坏的先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加强对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日益衰落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纺织业和服装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汽车工业，无论是其工业增加值还是就业人员的数量都高于汽车工业。50年代末，纺织业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4%。如果把纺织业和服装业合并计算，则它在1980年占制造业就业人数的10.6%，占制造业产值的5.6%。因此，纺织业和服装业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工业部门。

纺织服装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是中国的传统产业，也是目前中国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之一。而在美国，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纺织服装业已经退化为夕阳产业。随着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纺织行业正不断走下坡路。失业问题在纺织行业表现尤为突出。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7月，美国纺织成衣业平均每天有587人失业，单月失业人口达1.82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就业人数减少60400人。平静了两年多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再起，正是在这样一个产业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中国纺织服装业成为目标就并不奇怪了。

以上说明：与美国切身利益有直接关联的事情，美国主流媒体会进行报道，因为这也是美国政府关心的事情。（二）对我国“神五”、“神六”和“嫦娥一号”的报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对中国人来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耀。它标志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初战告捷，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又迈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在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之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在不同立场下的即时反应。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政治倾向，也看到了它的担忧和敌意，字里行间无不强调了中国的太空计划和野心，强调“神五”事件的保密性和军事意义，追问发射“神五”的目的是为提升民族自豪感，提升共产党形象，稳固共产党政权，还是为追寻经济利益等。《洛杉矶时报》2005年10月15日报道我国“神六”的新闻中反复运用“military applications/potential”（军事意图/图谋）这两个词语。他们无视中国这样一个和平大国为世界航天业所作出的贡献，而偏偏把读者引到军事层面上。

美国人对“嫦娥奔月”的传说十分陌生。不过，中国发射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却为很多美国人所知。对此，美国方面的反应既有钦佩，也有担忧。

美国也计划于2006年晚些时候发射月球勘测轨道器，接下来还要送宇航员“重返月球”。迄今为止，美国探测器“绕访”了太阳系的金星、地球、火星、木星。此外，美国宇航局计划发射水星探测器。到2015年，美国探测器将抵达冥王星。显然，在太空探测方面，美国还远远领先于中国。

美国月球与行星研究所主任斯蒂芬·麦克威尔说：“我并不认为中国对太空探索的热望是一种威胁。相反，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机遇。未来（其他国家）从中国会得到更多的合作和互助。中国会对世界范围内的太空探索贡献良多。”

普通美国人也认为“中国威胁”言过其实。在华盛顿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迈克尔·鲁宾斯坦聊起“嫦娥一号”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威胁？我不明白中国探月对美国怎么会是个威胁呢？”他接着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有些时候，美国的媒体总是努力制造一些争论，而实际上根本就是捕风捉影。”

然而，美国媒体近来比较盛行“中国太空军事威胁论”。美国政府担忧中国太空科技的快速发展，担忧这一事件会引发太空竞赛，担忧中国会成为美国的劲敌。这些担忧归根究底是担忧美国的太空科技被赶超，美国的掌控力量被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受到动摇。于是，美国竭尽全力企图通过这些报道引导舆论和大众，从而守住自己的地位。当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在这样一个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以国家实力为核心的国际舞台上，作为唯一的霸主，美国会对中国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有所防备也是国之常情。更何况，美国太空计划又正好处于停滞状态呢。这一点，又会不会是西方媒体人看问题时的出发点——原来，始终逃不开西方世界狭隘的眼光。

这说明：对于中国方面的正面事件，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经过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不会直接报道，且正面消息更少！（三）对我国SARS和禽流感的报道

2002年，SARS席卷全中国。与此同时，SARS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也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美国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如果对这次“非典”报道进行仔细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报道的叙述语言口气、风格、叙述角度、背景和评论等，都有精心的设计。他们大谈特谈所谓中国公众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是对中国处理SARS的做法进行批评，强调SARS在中国的蔓延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在艾滋病在美国诞生并从美国向世界泛滥的情况下，媒体往往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进行报道；而中国出现SARS，美国媒体则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解读。《华盛顿邮报》在对中国SARS的全部86篇报道中，有40篇为负面报道，占47%；其余为中性报道，占53%；无正面报道。这次《洛杉矶时报》（2005年1月23日）把中国公布三人患禽流感这一报道说成是“admission”（供认/承认事实），而且还间接提到了SARS期间中国政府隐瞒事实（conceal）。尽管通过对比指出这次中国政府没有隐瞒事实，但是却用“reluctant”（勉强，不情愿）来说明中国地方官员报告疫情的态度，这实际上仍然隐含着中国官员想要隐瞒疫情的意思。同时又向读者宣扬中国连这样几个病例都解决不了，还要向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帮助（seeking help）。再来看这一条新闻的标题：《置于显微镜下的中国应对禽流感的对策——传统的保密文化将掩盖禽流感爆发》（China’s Bird Flu Policy is Under a Microscope：a culture of secrecy could hide an outbreak），居然把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来的璀璨的历史文化说成是善于保守秘密的文化（culture of secrecy）！

这说明：美国的主流媒体在对华报道的负面消息上往往夸大其词，甚至肆意曲解。（四）对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的报道

2005年4月26日，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到大陆进行了“和平之旅”，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胡连会”，就两岸和平发展进行了“建设性对话”。连战访问大陆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60年来的首次会面，不仅将建立国共两党高层对话机制，建立“党对党”的交流对话新渠道，更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两党领导人时隔60年的握手，向国际社会显示了两岸中国人有决心、有能力自己解决两岸分歧与冲突；建立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新架构，这不但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岸政治家可以共同开创的美好前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纽约时报》2005年4月30日的一则新闻，标题就是《60年后中国政敌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战争》（60 Years Later，China Enemies End Their War），这次相隔60年的握手（handshake）牵动了多少海峡两岸人民的心，而他们用“hostility”（敌意）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分明就是想表明二者之间是敌人（enemies），过去所进行的是一场战争（war）。他们把我们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看做是对台湾独立运动（Taiwan’s independence movement）的破坏（undermine），明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故意说成这样，实际上是极其担心自己失去在台湾的影响力。

自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从5月5日起对大陆进行了访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亲民党之间的沟通与交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陆行已经连续3周登上美国主流媒体的国际要闻版，成为美国媒体当时报道的一大焦点。同时，对于想利用台海问题牵制中国崛起的各种国际势力来说，两岸中国人自己在台海问题上逐步开始走出困境，建立起包括广泛经贸联系、军事信任措施以及更深层的社会互动的“紧密型”联系，无疑能打击他们与台湾加强军事与战略联系的政治意图，让那些想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做手脚以防范所谓“中国威胁”的势力头脑“清醒”一些，在和台独势力“眉来眼去”时的热情要多少“收敛”一些。虽然不是现在，也很可能还要经历漫长的一段时间，但历史终将证明，在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对抗，而在后冷战时代又由于台独势力的挟洋自重而导致的“外力”介入台海事务的过程，从此次连战先生访问大陆开始，将逐步进入一个“衰退期”。而《纽约时报》2005年5月1日的报道把宋楚瑜说成是陈水扁的同盟（ally），说宋楚瑜的大陆之行是陈水扁的派遣，这完全是在扭曲事实。

这说明：美国媒体所关注的并不是访问本身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而是频繁地将其与陈水扁联系到一起，它们精心选择词语，从而间接地指向中国政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政治倾向。（五）对我国冰雪灾害的报道

2008年1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出现了罕见的持续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天气。为应对极端天气给中国的交通运输、食品供应和移动通信等方面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已紧急动员，全力应对冰雪灾害引发的危机。

全世界都在关注，对暴雪毫无经验的中国东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怎样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外电密切关注的还有大雪将给这个新兴经济体造成怎样的打击。对于在大雪中苦苦等待回家过年的中国人，舆论普遍表示同情。《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冰雪风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报道说，中国政府和电力、铁路等部门积极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因灾害承受的痛苦。该报道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南部比中部、北部和西部地区发达，民工潮的流动也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一项挑战。美国《纽约时报》1月30日的文章，原题《中国雪灾危机显示出脆弱》。报道称：最近几天的大雪使食品和燃料运输陷入停顿，这使当局应对通货膨胀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大城市之间的联系也非常虚弱，由于缺少扫雪设备、防滑链和雪地轮胎，很多地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中国的股票价格也因此回落了。投资者预期天气将影响他们的收益而抛售航空、铁路和船运公司的股票。这场暴风雪显示出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在经历30年经济改革后仍面临着持续的局限性。同期《纽约时报》上刊载了这样一段文字：“Although the snowfall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worst here in 50 years，it has been nothing like the deep cover that blankets parts of New England or the upper Midwest in many winters.”（尽管大雪天气被描述为50年不遇，但和许多个冬季覆盖在新英格兰及中大西洋北部的某些地区的积雪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新英格兰地区在哪里？那是美国最东北角的六个州，和中大西洋地区并称美国的东北部。非但如此，记者还小心翼翼地用了“某些”、“北部”两个形容词；而纬度甚至还高于中国灾情最严重的湖南省郴州市的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当日最高温度为22°C——这样一段根本无法称之为比较的比较，令人不得不对该记者从基本职业素养到动机产生怀疑。事实上，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对这样的灾难，中国很难有所准备，就好比北欧的瑞典人从来不会为大雪烦恼，但如果夏天连续10天气温在35℃以上，从不安装空调的他们也一样会不知所措。

三、背景分析（一）21世纪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取向

中国的崛起势在必然；而美国则发誓要让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不允许出现对其霸权提出挑战的国家。在新世纪，中美之间的崛起与遏制、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日趋激烈。

要研究中美关系，必须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取向。而要看清美国对华政策取向，必须先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战略。

1.美国新世纪的全球战略

美国每年都要发布各种各样的“报告”，阐述美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人权等各种问题的看法，并表达华盛顿的对策主张。1998年10月，白宫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多次提到美国21世纪的目标是“领导整个世纪”，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2000年伊始，美国又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明确提出美国新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必然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保持“在军事、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五角大楼提出的《国防报告》认为：“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据此，该报告认为，美国应抓住2015年之前的“战略机遇期”，大胆地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

实践表明，“美国政治上的霸气和它经济上的牛气是成正比的”。2000年10月2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在9月30日结束的2000财政年度里，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达到创纪录的2370亿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内，联邦政府预算盈余将达到4.6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的财政盈余接近5000亿美元。美国1999年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的1/3，相当于中、俄、英、法、德、日六国总和的1.67倍。

冷战结束后，美国实力超群，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其他大国的力量相对分散，也比较脆弱，难以形成对内阁的有效制约，这就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它的如意算盘是：把美洲变成稳固的后院，把欧洲变成可靠的盟友，把日本当成控制亚洲的工具，把中东和非洲变成自己的能源和资源基地，把俄罗斯和中国作为遏制的对象，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用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

2.美国对华政策

刘洪潮在他的《冷观世界风云——刘洪潮自选集》一书中是这样总结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也就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美国对华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实行打压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争夺。新中国成立时，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站到了苏联一边。为了削弱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美国极端反华、仇华，中美间文斗、武斗交替进行，两国紧张对峙、对抗了20年。（2）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国推行联华制苏的政策。（3）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美国推行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4）从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美国推行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美国孤立、遏制中国的图谋未能得逞，反而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从而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认识到：中国不是东欧，也不是前苏联，既孤立不了也难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硬要遏制，代价太高；要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性急是不行的，明智的做法是同中国全面接触，正常交往，从长计议。

事实上，从2004年上半年开始，美国战略家和战略学家们就开展了一场关于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布热津斯基称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辩论，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迄今虽然各派具体观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一致认为反恐不应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恐怖主义只能伤及美国的皮肉，而真正能伤及美国筋骨的还是那些正在崛起或复兴的大国。

对于“中国威胁论”，美国国内不乏重量级学者和政治人物出来针锋相对地予以辩论，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本杰明·施瓦茨、理查德·哈斯、桑顿、尼古拉斯·拉迪、戴维·米兰顿，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中情局局长戈斯等。这些人的地位与观点使“中国威胁论”已影响到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所说，布什政府正在考虑的对华新战略是所谓“两面下注”，又称“对冲”战略。这一战略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把接触与遏制的界限模糊化，以便于实现两者之间的迅速转化，维持美国的优势；同时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关系，建立围堵网。（二）软力量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说，冷战的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这些“软力量”得以实现的。在世界政治斗争领域，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把国际政治力量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是指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通过经济“胡萝卜”和军事“大棒”威胁利诱别人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力量是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按预期目的行事。软力量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根据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的议程的能力。

国家形象之争是软力量竞争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传播使软力量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其威力首先表现在“形象力量”上。美国媒体惊人的全球新闻传播效应，其威慑力绝不亚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力。因此，世界各国不惜斥巨资开办国际广播，开展对外传播，都有明确的战略目的，那就是要树立本国形象，争取世界舆论，为本国的内政和外交服务。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媒体对公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的公众不仅包括美国公众，也包括全球受众。美国公众对世界事务的关注程度自冷战结束以来有所下降。因此，多数美国人的观点深受媒体报道和领导人的影响。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都相当有限。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与态度主要来源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美国民众的思想受到美国主流媒体国际新闻价值观的影响。新闻媒体能吸引如此众多的美国受众，这使它成为政治上的一支主导力量。媒体为美国人提供政治和文化想象，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即使在现在，这种情况仍没有改变。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旅美华人学者李洪山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所作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只有4%的美国大学生知道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被调查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讲出谁是江泽民。“富布莱特项目”教授罗伯特·达登曾说，“（美国）媒体总是在报道中国不尊重民众的人权，但我到中国后还从未看到过践踏人权的现象，我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都很幸福。”不少欧美旅游者表示，现在的中国与他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在美国媒体上是伴随着“人权问题”、“牵制西藏宗教自由”、“武力威胁台湾”等诸多问题出现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不断妖魔化，导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严重失衡。

现代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在对外交、政治、军事、文化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放大和缩小的作用，并不像某些美国记者所说的：“美国的媒体像平面镜一样，没有失真地反映世界。”实际上，它们很容易缩小、放大或畸变事实真相。在许多情况下，媒体不是平面镜，而是哈哈镜。报道中国的时候尽管可能是客观的，但经过媒体的选择则把客观变成了某种程度的主观。

四、结论

新闻传播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任何有可能危及这一利益的要素或行为最终都将得到等量或加倍的“报偿”。正如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所言：“（两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也许美国媒体在国内报道上可能大部分遵循了客观性原则，但是在国际报道上，尤其是对与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的报道，就比较主观，奉行国家利益至上。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以上三家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展开的，是国家利益在国际传播中的延伸。美国既看重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市场，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国也有着意见分歧，这使得它的涉华报道始终存在着尖利的“噪音”；当然，随着两国之间有效交流途径的建立以及多领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其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报道面明显拓宽，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看重中美双边关系并谋求其进一步发展的愿望。但无论这些新闻报道内容的价值观是否中立，对这些内容的研究都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媒体的立场与价值取向。美国《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华报道研究孟楠 邓硕

温婷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发展在经历了从敌对到和解、从相互封闭到彼此交往的历程后，形成了一种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的复杂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开始受到中国政府、学术界以及新闻界人士的关注。

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拟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在《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颁布前后，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涉华报道数量与类别、常规议题、重大事件、封面故事等方面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掌握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理念和运行机制，改进中国的对外传播机制，将有所帮助。

西方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渠道有限，通常情况下，他们所接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不准确。一般来说，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中所折射的角度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中国妖魔论”四种。

一、选材范围

美国《新闻周刊》于1933年创刊，由华盛顿邮报公司出版，总部设在纽约，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三家综合性杂志之一。《新闻周刊》（太平洋版）主要是关注亚洲等环太平洋国家新闻事件的子刊。《新闻周刊》的报道以文风辛辣、角度大胆而著称。在美国三大新闻周刊中，《新闻周刊》的立场最“左”，也可以说更倾向于自由派，其立场受美国政府的影响相对最为有限。

自《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07年1月1日颁布以来，外国记者拥有了更多的深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甚至经济欠发达地区报道中国现状的权限，也可以更加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中国政府行政和执法的透明度也受到了更大范围的监督。这一里程碑式的做法会使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产生哪些变化呢？

本文以《规定》的颁布为分水岭，采集了自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华报道的全部样本，对其数量与类别、常规议题、重大事件、封面故事以及倾向明显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华报道的内容分析（一）涉华报道的数量与类别分析

1.涉华报道的数量和类别

2006～2007年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上的涉华报道共176篇。其中2006年83篇，平均每期（周）1.6篇；2007年93篇，平均每期（周）1.8篇。《新闻周刊》（太平洋版）的涉华报道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军事、社会七大类，其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类报道居多。2006～2007年间，政治类报道共有41条，占全部涉华报道总量的23%；经济类52条，占30%；社会类38条，占22%；文教类29条，占16%；科技类12条，占7%；军事类4条，占2%。图1 2006～2007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各类报道占全部报道总数比例

2.涉华报道的变动幅度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2007年间，波动最大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类报道，其余三类涉华报道都呈现较为平稳的趋势。经济类报道激增的主要原因是2007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股市经历了不小的震荡，2006年红透一片的中国股市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热点退潮和暴挫，在这场被西方媒体描绘成“disaster”的动荡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议不断。由此而来的进出口问题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质疑也接踵而至。社会类报道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关，比如持续至今的“奥林匹克政治化”问题。常规政治类题材的锐减（由2006年的26条减少到2007年的16条），也是由于美国媒体的“眼球”被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吸引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奥林匹克政治化”问题所致。同时，《新闻周刊》（太平洋版）对中国民主体制改革、台湾问题以及边疆问题等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图2 2006～2007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各类涉华报道趋势图（二）涉华报道的常规议题分析

在《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每年的涉华报道中都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议题，这些议题可以称作“常规议题”，主要包括台海问题、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国商品倾销问题等。下面将对其进行分析。

1.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微妙、最敏感的问题，是中美之间唯一可导致双边军事冲突的问题，也是美国媒体最为重视的涉华报道议题之一。

在2006～2007年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共出现了5篇涉及台湾问题的报道（如表1）：表1 2006～2007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及台湾问题的报道情况

2007年12月21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年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反对台湾当局推动的“入联公投”。她称“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会给台湾百姓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赖斯的讲话是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对台湾“入联公投”所做的一系列表态中最新的、级别最高的一次，反映了美方对台海形势的高度关注，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尊重。

随着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逐渐宽容，美国媒体在台湾问题上也一改过去“一边倒”的报道策略，开始持一种不偏颇、不袒护的报道立场。

2.关于西藏等边疆问题的报道

西藏等边疆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十分微妙和敏感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经常借“西藏问题”抨击中国主权、人权和宗教事务。

在2006～2007年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上共刊登了3篇涉及西藏等边境问题的文章（如表2）：表2 2006～2007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及西藏等边境问题的报道情况

由以上的报道可以看出，除了对与政治相关的新闻进行报道，美国媒体还在文化上对西藏予以关注。美国人对西藏的态度以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为主要内容，他们并没有把西藏看做是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而是把西藏看做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来理解和接受。在所有含有“Tibet”关键词的文章中，几乎都包含了美国媒体对西藏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关注，其中的游记和文化艺术类的文章相对中性。这些描述大多将西藏“神秘化”，将达赖喇嘛“神圣化”，却将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妖魔化”，反衬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不择手段”。

与其对台湾问题的报道一样，《新闻周刊》（太平洋版）的涉藏报道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及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是相一致的。经济方面的报道通常是中性或正面的，而当涉及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时，全部都是带有“成见”的报道。比如在达赖喇嘛预备在海外寻找转世灵童事件上，一直致力于分裂西藏活动的达赖竟然被刻画成被“独裁”的中国政府驱逐的“受害者”。这样描写的大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和西藏的既往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看法，而这些偏见是不会轻易从美国媒体及其民众的头脑中消失的。

3.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新闻周刊》（太平洋版）2007年10月1日刊发文章《召回中国制造：鼓励国内购买化解除口危机》；2007年3月5日《当红酒来到中国：中国商人急切复兴法国红酒业，如果他们把可乐与焦糖混在一起怎么办？》；2007年9月17日《来信必答：质量与代价——中国商品的质量》；2007年7月16日《不安全因素处处存在：中国制造业的衰落，不安全商品贻害各方》；2007年7月23日《健康：食品是哪儿来的？》。

以上这些文章均指出，中国唯利是图的商人不在乎产品的质量及安全，对消费者造成严重伤害。文章援引某国际组织的报告，称每年中国因饮食而致病的人口多达三亿，集体食物中毒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报道指出，最近爆发一连串因中国食品、药品及消费产品质量不良或是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造成的伤病甚至死亡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以上报道是否有据可依？中国质量监管部门事后对美国媒体所爆炒的“问题食品”逐一核查，证实所涉及的均属个案。比如，文中提到的有毒宠物食品原料事件属于个别不法企业所为，并不能代表中国出口食品的总体状况。美国媒体对中国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此番炒作，存在严重的以偏概全，渲染、夸大个别现象，歪曲“中国制造”的全貌。（三）涉华重大事件报道分析

1.有关中国崛起的报道

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2008年是目睹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一年，奥运会将成为中国期待已久的首次亮相机会。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

嗅觉灵敏的《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更是第一时间捕捉中国崛起的蛛丝马迹，并积极向美国民众宣传，光是看看这些文章的名字，就可见一斑：2006年9月25日《认知非常时刻：中国人描述自己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总有偏差》；2007年8月20日《中国崛起促使人人学英语》；2007年6月4日《没有人惧怕巨龙了：大多数国家期待中国超过美国》。2006年4月24日《新闻周刊》（太平洋版）的封面刊登了《中国与美国：真正大国之间的碰撞》，文章从胡锦涛主席访美入手，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行回顾，最后指出了当代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强势、人权建设的薄弱，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而可怕的形象。文章最后，《新闻周刊》（太平洋版）的主编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汹涌的世界大潮中漂泊》，直接指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应该持有的态度。

2.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政治化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了借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而向2008年北京奥运会施压的声音。《新闻周刊》（太平洋版）自然也忠实地报道了这些事件。该杂志曾在2007年10月22日发表一篇题为《搅动奥运会：激进分子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政府施压，但中国已找到反击方法》的文章，记述了数十名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被邀请到河南某驻军基地参观即将远赴达尔富尔进行维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习的情况，中方军事代表向记者介绍了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文章认为此举显示了中国开始积极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2007年10月19日的《当毛泽东遇见YouTube（当保守的中国遇见开放的时代）》主要以戏谑的语言展望一贯以保守作风著称的中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如何面对来自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普通观众挑剔的眼光，文章说：“届时，中国警察将可能会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一旦他们（指中国警察）的行为过火，将会招来身边无数的闪光灯和麦克风。”2007年5月14日的《奥运会与中国形象》更是翔实地记载了北京在迎接奥运会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覆辙所做的积极准备。（四）涉华报道的封面故事分析《新闻周刊》封面故事（cover story）是指每期一篇出现在封面上的文章，标题醒目，并配以专题图片，体现出杂志对该新闻的重视程度。分析封面故事的选材和标准，有助于了解该杂志对与中国有关的重大新闻的态度。

对两年间《新闻周刊》（太平洋版）封面故事的研究发现，入选封面故事的报道一般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意义重大的大事、要闻。如2006年4月24日的《中国与美国：真正大国之间的碰撞》，讲述了中美两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人权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在面对全球化的问题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二是带有冲突性和争议性的话题。如2006年9月25日的《谁惧怕中国》，全文围绕2004年博鳌论坛提出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探讨“和平”与“崛起”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2006年3月20日的《中国最新的武器是古代帝王的肖像》，文章指出，尽管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是当代中国缺少精神领袖，大部分民众缺乏信仰，“和谐社会”并不真的和谐等等。还有2006年2月27日的封面故事，标题为《中国的博客写手》，介绍了中国政府花高价与雅虎、Google等签署协议，使用专门的“防火墙”来过滤一些比较敏感的关键词搜索。但是当代中国人比以前更了解中国和世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博客写手（bloggers），几乎人人都拥有了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在内容方面，《新闻周刊》（太平洋版）始终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新兴现象，或丑陋或美好，文风泼辣，封面故事的插图也别具匠心。几乎凡是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主色调或底色都是以红色或金色为主，而且不管其他单词使用什么样的色彩，“China”一词始终以红色示人。（五）小结：《规定》对《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华报道产生的影响

在我们分析究竟《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对《新闻周刊》的选材、报道深度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新闻周刊》（太平洋版）驻北京分社的主编，同时也是该刊涉华报道撰文最多的刘美远（Melinda Liu）对中国报道的看法与体验。

1.采访机会增加

刘美远是美籍华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供职《新闻周刊》（太平洋版），1998年以来一直常驻北京。她认为：“这段时间在中国采访变得容易了，比如党的‘十七大’召开的时候，举办了很多记者招待会，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采访机会。”在《规定》颁布后的一年内，平均每三天，刘美远就会向总部发回6000字左右的稿件。她介绍说，目前《新闻周刊》（太平洋版）驻北京分社的报道有超过50%的比例与奥运相关。北京分社一般配备3名记者，奥运会期间预计人数要增加一倍。她希望《规定》在2008年10月以后也能继续执行下去。

2.报道角度的转换

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中，《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更关注的是中国的环境保护和人们的价值观问题。迅速变革中的中国十分符合对中国社会充满好奇并强烈关注的国外媒体的口味，在这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变化。刘美远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她更关注中国人价值观的变化。

三、《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涉华报道解读（一）新闻价值观的反映

1.文化背景的影响

文化背景影响了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事件及其价值观念的判断。（1）抱有引导世界的“美国使命”感“美国使命”既是宗教概念，也是美国的现实制度，它坚信世界的发展要选择美国的道路。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发展模式就是普世的模式。当今的美国记者依然抱有这种引导世界的使命感，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常常在政治体制、人权、宗教自由等方面向中国“提出质疑”的原因。（2）缺乏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了解

在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既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能透彻了解美国受众的人并不多。美国媒体驻华报道记者往往是对美国受众的兴趣点十分了解，对中国却知之甚少。这些记者的报道还要经过国内编辑、主持人的“把关”，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记者更为笼统。因此，当新闻从业人员对他国文化缺乏了解时，他们很容易失去对报道对象准确的分析判断，导致不能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个国家的消息。

2.意识形态的影响

新闻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在美国媒体中无孔不入。在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洲白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倡导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是对自由和幸福的最大威胁。这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决定着新闻记者观察世界的能力和角度。在国际事务报道中，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在国内事务的报道中更为突出。

长期以来，美国区分“敌友”的一个标准是该国是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长期冷战思维的影响使美国人视共产主义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美国媒体在涉华报道角度的选择上很明显地打上了美国意识形态的烙印，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时尤为凸显。

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后的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中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相对加强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独裁政府”，甚至是“邪恶帝国”。这里包含着一种逻辑，即认为中国种种负面形象是由于它的“不民主”所导致的。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把持美国媒体的“社会精英”阶层心中，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二）国家利益的体现

从根本上说，美国资产阶级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利益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媒体必然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观察美国媒体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它们的“公正”、“客观”、“自由”理念所包含的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人开始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在某一天像前苏联一样挑战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这种担心使得“中国威胁论”一段时期在美国社会影响较大，美国社会流露出对中国动摇美国支配地位的担心。

美国外交的目标就是：防止任何一个除己之外的大国在亚洲或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现在，一些美国战略分析家环顾世界后，把中国当做了潜在可能的对象。

为此，美国媒体寻找种种证据，为中国编制“强大而威胁的”国家形象。《新闻周刊》一会儿断定，一会儿指责。美国媒体大量的涉华负面报道，不仅在于敦促政府采取措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也着眼于维护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三）商业利益的驱使

在美国，影响力较大的媒体组织通常被财团和银行的董事会所控制，新闻媒体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披上了商业色彩。符合大财团利益的文章无疑更容易在各媒体发表，而与其利益不符或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很难出现在媒体上的。美国媒体总是尽力避免任何可能失去受众或与其商业利益发生冲突的新闻报道。

另外，美国媒体作为商业性实体，除了要考虑大财团的利益，同时也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迎合读者和既定的价值体系以扩大发行量，媒体更乐于寻找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负面报道，即便所谓“严肃”的主流媒体也不例外。于是，美国媒体出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正面故事很少能成为新闻，即使报道也是低调处理，而抗议、游行、骚乱等则经常成为头条，成为报道的重点，比如中美关系紧张比中美关系稳定更能使美国记者热血沸腾。

四、结语

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涉及的领域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很多。《规定》颁布之后，中国政府面对国外媒体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需要转变观念，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增加工作透明度，降低海外媒体的采访门槛，增强官员的媒体适应能力，为国外媒体创造更多的信息发布和采访机会，逐步与国外主流媒体建立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这样一方面可以给国外媒体记者提供报道中国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中国被国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机会。无论是从现在还是长远来看，政府采取更开放、更透明的制度是利大于弊，将有利于国外主流媒体更好地了解中国。

台湾报业天王的“蓝绿情结”——以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特刊为例

台湾是个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一个仅有2300万人口的地区，共有报纸4000多家，杂志6000多种。其中，“中国时报”、《联合报》、《苹果日报》、《自由时报》被称为台湾报业“四大天王”。在台湾目前的“蓝绿对决”的状态下，岛内媒体大都披上或蓝或绿的政治色彩。从台湾2008年地方领导人选举的媒体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报业“四大天王”的政治立场。

一、台湾四大报纸关于2008“大选”结果的报道

2008年3月22日，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挑战民进党的谢长廷、苏贞昌。谢、苏配为1号组合，马、萧配为2号组合。投票结束之后，当晚7时，开票结果已经明朗，2号组合马英九、萧万长获得胜利，成功在台湾地区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3月23日，台湾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了选举结果。本文特意选择3月23日的报纸作为切入点，通过选后第一时间的媒体报道，反映台湾主流四大报的报道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报业“四大天王”的版面编排和报道语言是媒体“蓝绿情结”的集中体现。（一）版面简介

2008年3月23日的台湾报纸令人眼花缭乱。在报纸编排上，四大报都突破常规，图文并茂，标题以拉通为主，版面以专刊见长。《联合报》的选举专版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S版，一是A版。S版是特别版（special edition）。S1版看出横向主标题“马萧狂胜221万票”，因为《联合报》报头在右上侧的缘故，横标题未能拉通。主标题下是马、萧与他们的夫人共同牵手致谢的大图片。S1版还附有两张图表，分别是“‘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和“公民投票结果”。S2、S3则是以图文形式，刊出马英九从1岁以来的肖像照、生活照、工作照以及全家福。S4版是两组候选人在全台及外岛共25个县市的得票数。A版也是大选专版，题为“2008‘总统’大选”，共16个版面，其中5个整版广告，11个版面介绍蓝绿阵营的反应以及相关评论。此外，《联合报》还在A1版刊登选后台湾各界对选举结果的思考。“中国时报”的选举专版是在A叠，名为“2008‘总统’大选揭晓”，共16版。在16个版面中，14个版面刊登选举盛况。A1版（头版）在报头和导读之下，就是通栏标题“马当选‘总统’狂胜221万票”，下面是马、萧获胜后牵手庆贺的大图片，右侧是谢、苏的鞠躬谢选民图片。此外，C3版还有各县市得票数（具体到每个乡镇）。《苹果日报》的版面编排最为夸张，S版的4个版面就包括两个双通版。S1、S4为左右结构双通版，横排大标题“马英九当选‘总统’，谢长廷风度新典范”，压题照为马、萧及夫人牵手致谢的特大图片。版面右上角为谢、苏致辞；右下角题为“谢长廷：不要为我哭泣”，内容全文是谢长廷的演讲词。S2、S3版则是上下结构双通版，用图表形式看出两组候选人在25个县市的得票情况。内页的A版共40个版面，其中关于此次选举的专刊为A1至A32版，题为“‘大选’开票结果专刊”。32个版面中，广告占17个版，选举专刊实为15个，广告版、新闻版轮番出现，相互辉映。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苹果日报》特别刊出T版（特别版），共20版，内容为“马英九小传珍藏版”，随报附赠。T版介绍马英九一路走来的奋斗历程，T1主标题为“马‘总统’报到”，整版以马英九的巨幅头像为底图，文字列其上。T1版同时又是整个T版的导读，将后面11个专版逐一列出。连同T1版，珍藏版共有12个新闻版面，另外8个版为广告版。《自由时报》以A版作为大选专版。A叠共24个版面，其中6个整版广告，1个言论专版，5个半版广告，其余为专版，题为“2008‘总统’大选”。A1版在报头下横通大标题为“马萧当选，二次政党轮替”，副题是“谢吁支持者续守护台湾”。A1版的核心内容是得票数，两组候选人在全台各地得票紧随主标题，约占整个版面一半以上。头版的文字报道量很小，整版的左下角、右下角刊登小图片，内容是马、萧偕夫人牵手向选民致谢。“中国时报”头版图3 2008年3月23日《苹果日报》（台湾版）头版（二）版面语言

版面语言在新闻报道中无声地反映媒体的报道立场。版面语言的主要表现方式是新闻标题、新闻内容和新闻图片，甚至包括政治广告。

1.头版标题

头版是报纸的门面，对后面的版面具有统领作用，一般情况下，头版还是后面版面的导读。头版标题是报纸报道立场的“晴雨表”。《联合报》在S1版的标题“马萧狂胜221万票”，因为报头在右上角的缘故，没有拉通，用了“狂胜”一词，表明该报对马英九当选的欢呼雀跃。头版标题采用超粗黑字体，极富冲击力。“中国时报”在A1版刊出通栏标题“马当选‘总统’ 狂胜221万票”，标题字体采用的是黑体字，比《联合报》稍小些。《苹果日报》S1、S4版大标题也没有拉通，但是大标题“马英九当选‘总统’”白底蓝字，突出马英九的泛蓝色彩，且字体比“谢长廷风度新典范”约大4倍。在S2、S3版反映的是“‘总统’选举各县市蓝绿得票率与前两届相比”，统率全版的标题是“蓝天倍耀眼，绿地更憔悴”，分别用蓝绿两色，该报努力在蓝绿之间搞平衡的报道立场昭然若揭。《自由时报》也是刊出通栏标题，主标题是“马萧当选，二次政党轮替”，副标题是“谢吁支持者续守护台湾”，对马、萧的当选，没有丝毫的喜悦可言。

2.新闻内容《联合报》在S1版共刊登3篇文章，分别是关于蓝营、绿营和美国的反应。第一篇是马英九获胜的消息。版面的左下角是谢退出政坛，但是未辞民进党主席的报道；版面右下角是布什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对马英九当选的祝贺。

在S1版报道关于马英九获胜的消息如下：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结果昨天揭晓，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狂胜，得票率超过五成八，比对手多得两百二十一万多票，在廿县市领先。投票率百分之七十六点三三。这是“我国”“总统”直选后的第二次政党轮替。新的“总统”、“副总统”将在五月廿日宣誓就职。马英九在胜选后表示，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承诺国民党将“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在《谢“退出政坛” 未辞主席》一文中，有如下描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昨天宣布会兑现败选承诺，退出政坛不再选举；但他并未比照惯例明确宣布辞去兼任的党主席一职，使他的去留埋下伏笔。……党内人士说，很多支持者已情绪崩溃，现场不断哭喊“谢长廷不要走”，若谢马上请辞，可能让群众更难接受……

而紧跟S版的A版以“大选”为主题，A1版头条是“马：尊重在野，阳光政治”，之后的10个专版分别是“绿惨败检讨”、“南台有蓝天”、“压倒性执政”、“民众悲与喜”、“解盘北台湾”、“解盘南台湾”、“数字看大选”、“公投再落空”、“股市大利多”、“大选大家谈”。“中国时报”在A1版刊登两篇文章，一则是“马：从谦卑做起，优先拼经济”，一则是“入联返联，两公投都被否决”。整个版面没有关于谢长廷的任何文字报道。而从A2到A16版，先后刊出的专题是“国民党获胜”（两个版）、“民进党落败”（两个版）、“政权转移”、“各县市得票情况”、“公投结果”、“南台湾胜负分析”、“北台湾胜负分析”、“中台湾胜负分析”、“选后政局”、“国际大陆反应”、“时论广场”，层次逐步推进。C3版则是“开票统计表”，将两组候选人得票率一直统计到乡镇。《苹果日报》在3月23日的“大选”特别版S1、S4版刊登两篇文章，一是关于大选结果的综合稿，一是谢长廷的败选演说全文。在头条新闻中，又列出三个小标题，分别是“马允诺用人不分党派”、“蓝营落泪终于赢了”、“绿只守住南部5县市”。头条新闻很注意用平衡手法报道选举结果。而在《谢长廷：不要为我哭泣》一文刊登了谢长廷演说全文，并誉之为“最感人败选演说”。演说包括两则小标题“不忘击掌的每双手”、“选举是我个人失败”。文中提到：我再次重申，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今天不要为我哭泣，聚集我们的力量继续热爱台湾。台湾的发展从来就不是顺风而行，风愈大我们愈要走。我们要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衷心地为台湾祝福，我们相信人民，也相信台湾。再一次，我代表所有竞选团队的干部，为我们辜负大家的期待，为这一次的败选，深深地向大家表示我的道歉。《苹果日报》A版为对选举的详细解读，在“大选开票结果专刊”的主题下，刊登15个专题，分别为“蓝军欢呼”、“大胜关键”、“绿营认输”、“惨败原因”、“铁票翻盘”、“名人投票”、“政权过渡”、“民生窘局”、“经济唱好”、“标靶人物”、“政党重组”、“绿营震荡”、“扁路堪忧”、“门槛难越”、“人民期许”。《自由时报》在A1版只刊出一篇文章，内有三则小标题“台湾重回一党独大的年代”、“谢鞠躬道歉：个人的失败”和“马两岸三不保证备受关注”。文章说：国民党提名的马英九、萧万长昨天击败民进党提名的谢长廷、苏贞昌，当选“总统”、“副总统”，台湾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由于国民党已掌握国会四分之三席次，台湾重回一党独大时代。《自由时报》随后在A2至A22版刊登大选专题报道，内容分别是“马萧大胜”、“一党独大”、“败选反省”、“败选现场”、“政党出路”、“选情观察”、“国际反应”、“特别报道”、“投票争议”、“公投结果”（两个版）、“选情分析”（两个版）、“财经展望”、“选情报道”（两个版），共16个版面。在A23版的自由广场专版，也有一些社评涉及台湾选举，但该版不在专题报道之列。《自由时报》始终没有肯定马、萧胜选的正面意义，对国民党获胜后“一党独大”的担忧，对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主张能否兑现的忧虑，对谢长廷失败的惋惜，《自由时报》表达了强烈的倾向性。

3.新闻图片《联合报》在S1版刊登马、萧胜选后欢呼的图片，没有刊登谢长廷的图片。A1版共刊发两张图片，也没有报道来自绿营方面的图片，两张照片分别是马英九隔防弹玻璃窗发表胜选感言和蓝营支持者狂欢庆贺胜利的场景。在蓝营支持者狂欢庆贺的图片中，民众狂喜、狂笑、狂哭兼而有之，兴奋、狂热的场景夺人眼球。“中国时报”在A1版刊登两张图片，分别是马英九、萧万长的“感恩庆胜选”和谢长廷、苏贞昌的“鞠躬谢选民”。以宽度而言，马英九的图片占版面3/4宽，谢长廷占余下的1/4版面宽，马英九图片宽度是谢长廷的3倍。关于马英九胜选的高度约是谢长廷图片的2倍。综合而言，该报反映蓝营的图片大小是绿营的6倍。《苹果日报》在S1至S4版，刊发马英九和谢长廷的图片各一幅。尽管谢长廷的图片较小，但其图片嵌进组合报道之中，包括谢长廷败选演说文字稿、谢长廷演说图片以及绿营支持者失声痛哭的图片。在S1、S4版下方，刊登6幅小图片，题为“民众看二次政党轮替”，这6幅图片中，蓝营支持者与绿营支持者各占一半。另外两幅图片分别是马英九小传珍藏版的导读、台北市的庆贺烟火。综观《苹果日报》S1至S4版的新闻图片，兼顾了蓝绿双方的平衡。《自由时报》在“2008‘总统’大选”专刊的A1版仅刊登2幅图片、1张图表。图表反映蓝绿候选人在各地的得票率。图片一是马英九夫妇、萧万长夫妇牵手感谢选民，另一图片在报头之上，是关于S2版的导读图片。《自由时报》将马英九获胜的图片处理得非常小，仅仅在报纸的最右下角，而且图片所配标题是“马萧：挑战才真正开始”。《自由时报》对胜选者的图片采取近乎“淹没式”的处理手法，折射出该报浓烈的深绿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时报》关于马英九夫妇、萧万长夫妇牵手向选民致谢的图片和《联合报》所刊发的是同一张图片。但是，因为媒体立场的偏差，处理手法出现极大的差异。

4.政治广告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前，台湾报业“四大天王”刊登多版政治广告，为各自青睐的候选人争取选民支持。选举之后，除迅速刊登反映选举结果的专版外，3月23日，还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广告。“中国时报”在A9版刊登整版广告，广告基调为蓝色，庆祝马英九、萧万长当选。而《自由时报》在A6版刊登半版广告，广告版基调是深绿色，题为“守护台湾”，落款署名谢长廷、苏贞昌。政治广告的原文是：守护台湾感谢与我们击掌的每一双手感谢支持我们的每一份力量风愈大我们愈要行关心台湾民主的朋友不会失望我们将永远与大家同在

通过对台湾四大报纸3月23日主要版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时报”、《联合报》担当着蓝营的喉舌，而《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代表绿营的利益主张。《联合报》头版基本没有谢长廷的内容，是不折不扣的蓝营利益代言人；“中国时报”头版的图片兼顾了蓝绿双方，是蓝营的传统支持者，但富有一定的平衡手法；《苹果日报》尽量照顾蓝绿间的平衡，但对谢长廷部分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制造了悲情气氛，是一份总体偏绿的报纸；《自由时报》无视蓝营胜选的事实，在选择新闻时，尽量压缩对蓝营的报道量，是立场典型的“绿色”媒体。

二、台湾报业“四大天王”蓝绿情结的原因（一）创办人的政治立场“中国时报”是原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经营的报纸，1950年10月2日创办于台北市，其前身是台湾物资调节委员会出资创刊的《征信新闻》。1951年3月，《征信新闻》改由私人集资接办，由余纪忠任社长。1960年改名《征信新闻报》，成为一份综合性报纸。1968年改称现名。“中国时报”的发展壮大与董事长余纪忠的个人才能有很大关系。余纪忠生于1911年7月，江苏省武进县人，曾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苏日报》社长和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发言人，1949年去了台湾。创办人的深厚的资历决定该媒体是蓝营的喉舌。《联合报》是在台湾地区发行的中文报纸，由原发行人王惕吾在1951年9月16日创立，当时它是由《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所组成的联合版，1953年三报正式合并，1957年6月20日正式改名为《联合报》。王惕吾，生于1913年8月，浙江省东阳县人。在大陆时就担任国民党军官，去台湾后，他弃武从文，除了创办《联合报》外，还先后创办了《经济日报》、《世界日报》（在美国）、《民生报》和《联合日刊》，被称为“台湾第一报业巨子”。王惕吾积极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从1988年开始，《联合报》增扩有关祖国大陆的版面，大量客观报道祖国大陆的新闻，以促进两岸相互间的了解、认同和交流合作。在台湾所有报纸中，《联合报》“反独促统”的立场最为鲜明，因而在过去它曾被人暗称为“新党义务机关报”。1996年王惕吾病故后，其长女王效兰继承父业担任发行人，长子王必成担任联合报系董事长。《苹果日报》是香港的一份正体中文的报纸，由香港壹传媒集团拥有，并由壹传媒的前老板黎智英所创立。《苹果日报》（台湾版）2003年5月开始发行。黎智英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政治立场倾向于自由主义。在他的倡导下，《苹果日报》注重花边新闻，对政治关心较少。由于《苹果日报》是壹传媒的旗下分支，故带有非常浓厚的壹传媒风格，也就是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报道方式，且常以大版面的图片或照片置于头版，因此被称为台湾的“八卦报纸”。此次对大选结果的报道，该报就突破常规，别具一格，印制了以图片、图表为主的两个双通版，与其他三份报纸风格截然不同。《自由时报》创立于1980年4月17日，原名《自由日报》，于1987年改为今名。创办人为林荣三，发行人兼董事长为吴阿明，社址位于台北市内湖区瑞光路399号“自由广场大楼”，公司全名为“自由时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其报头标语为“台湾优先，自由第一”。在台湾，吴阿明迎合民进党的主张，替陈水扁的“台独”言论张目，被称为陈水扁“小弟”。（二）台湾岛的政治生态

在岛内只有2300万人的弹丸之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媒体要获得民众支持，必须观察岛内的政治生态。蓝绿对决的客观存在，为媒体自然打上“蓝”或“绿”的烙印，这样它们才能稳固自己的基本盘。2000年以后的8年间，民进党频频利用核发执照、指定媒体领导、定向投放资源来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媒体不得不在蓝绿间做抉择。中立的媒体基本失去生存空间，原因即在于此。

2008年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1月12日，台湾“立法委员”的选举以国民党大胜告终。3月22日，国民党又夺回岛内执政权，蓝营声势大涨。因此，《苹果日报》才能在3月23日以相对平衡的手法报道选举结果。

3月23日，《苹果日报》还特别在T版刊登“马英九小传珍藏版”，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台湾岛内政治格局的悄然变化。在四大报中，该报用20个版刊登马英九的成长历程，也可视为在未来四年逐渐向蓝营靠拢的一则潜在信号。

三、台湾报业前景的展望

研究台湾报业的蓝绿情结，是世界上不存在“纯客观新闻”的最好的“试纸”。随着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中取得胜利，民进党跌入深谷，大有一蹶不振之势。民进党内已经有人放话，要做好“永远在野”的准备。作为上层建筑的媒体，是否会更改门庭，寻找新的“政治主人”，目前尚未可知。但是，可以肯定的趋势有两条：一是，国民党出于维护族群稳定、安定人心的考虑，不会对绿营媒体彻底封杀，台湾蓝绿媒体对峙的格局不会土崩瓦解；二是，迫于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为了寻求生存，一些亲绿媒体向蓝营转化的可能性增加，“深绿”可能变为“浅绿”，“浅绿”则可望变为“浅蓝”。

对于蓝营媒体来说，要善于利用国民党重新执政的大好机会，整合新闻资源扩大，采编力量，加强报业经营，为台湾报业的兴盛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要积极利用自身政治定位的优势，为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贡献更大的智慧。

浅析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报道的变迁

一、《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报道特点《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内核始终如一，其导向性、时代感、丰富性和可读性等一直延续至今。（一）导向性

作为党报，导向始终是《人民日报》的生命。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导向性始终非常鲜明，不仅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能够保持一个大国的精神风范。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一直延续着舆论先锋的角色，对于国际新闻不仅有准确及时的报道，还在字里行间、评论性内容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相比于2008年，1980年的国际新闻版对导向性的表达更为鲜明和直接，从新闻标题上就可见一斑。例如1980年12月28日的国际新闻中有一则这样的标题：“阿富汗是全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第一线”。透过这样的标题，可以非常明确地了解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日报》传达出来的信息：“反霸”、“支持阿富汗”。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在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随着新闻编辑方式的改进，《人民日报》在保持其导向性的同时，在国际新闻编辑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导向性的“隐性”存在，不再通过标语式的新闻标题，而是通过相对中性的标题（例如，“印象中国：有赞扬有误读”，“联合国通过决议：确认驻伊多国部队任期年底结束”等）来表现其导向性。透过这些标题，无法深入了解《人民日报》的导向，但却可以通过具体的报道，了解到更多的内容。例如，中国认为美国等国家派驻部队到伊拉克，对造成伊拉克的长期不稳定负有责任。因此，在“联合国通过决议：确认驻伊多国部队任期年底结束”这则标题中，《人民日报》通过报道联合国决议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伊拉克恢复和平稳定的希望。导向性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新闻中，而非直接的、显性的方式。

经过30年的发展，《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导向性尽管在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但依旧延续着鲜明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充当时代先锋的特色，是外国民众了解中国政府立场和国民舆论走向的窗口。（二）时代感

作为实时信息的载体，报纸始终应该具有时代感。而作为国内政治媒体的先锋，《人民日报》更是将时代感作为自己的标签。时代感不仅仅是时效性，更是一种“大时代”的责任感。这是一种可以真正反映时代走势的，影响国家走向和时代发展的责任感。《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

从1980年到2008年，《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始终体现和代表着“大时代”的精神。从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国际会议的召开、国家政权的更替到国际经济的走势，《人民日报》始终都给予高度的关注。尽管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在关注点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无论侧重于哪些方面，都坚持将时代的走势反映给受众。（三）丰富性

国际新闻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国别上，还体现在内容上。2008年的《人民日报》不仅延续了30年前的多角度、多层次，更是比之前的报纸扩大了范围，丰富了内容。这种丰富性的延续带给《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以更多的活力，也增强了其吸引力。

1980年的《人民日报》，在国际新闻方面较为关注亚洲、中东、美国以及当时的苏联，内容方面侧重于反霸斗争等，经济、文化内容也有涉及；而2008年的《人民日报》，将报道对象扩展到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开花，尤其是经济内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可以说，在丰富性方面，《人民日报》始终在坚持进步。（四）可读性

很多人认为国际新闻涉及太多的国际纷争、国家政权更替、国际会议等，因而缺乏可读性。尤其是《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作为党的喉舌，注重宣传作用，因而可读性相对要差一些。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日报》在可读性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尽管1980年的《人民日报》在对国际新闻版的报道上，宣传性的内容占据着一定的比例，但新闻内容绝不枯燥。编辑将政府的立场、政策的导向等融入新闻报道当中，而并非教条式的宣传。此外，在内容方面，1980年的《人民日报》也有其独特的地方。例如，1980年12月24日，国际新闻板块报道了《泰国公主到云南观看演出》、《阿尔及利亚举行中国电影周》、《美国经济又回到“衰退的森林”里去了》等内容。尽管有的报道存在一定的宣传色彩，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的《人民日报》在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已经非常注重“软硬搭配”，提高新闻的可读性了。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后奥运时代，中国的新闻媒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如今的《人民日报》在报道国际新闻方面更加注重可读性。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软硬”新闻的搭配也颇为成熟，让读者始终保持对新闻的新鲜感，满足读者对国际新闻的求知欲和兴趣。首先是国际新闻的关注点在扩大，以往占据主要位置的军事题材新闻的数量略有下降，代之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家间各种形式的交流、经济的走向、体育赛事报道等。这些都增加了《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的可读性。较强的可读性是《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在改革开放30年来始终保持的特色之一。

二、《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板块的构成、内容的编排还是风格的变化，都让人感到时代的巨大变迁。（一）国际新闻的编辑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越来越发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海量信息，作为“把关人”的新闻编辑，需要在对新闻的选择和编辑上下工夫。《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编辑就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不断在内容编排和报道方式方面发生变化的。

1.国际新闻排版方式的变迁

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中，国际新闻的标题与内容的结构通常是“文字包题目”。文字围绕标题，使整个报纸显得饱和。图片较少，文字支撑着整个版面。文字的篇幅较长，偶有花边点缀。2008年的国际新闻版，标题与内容分属不同的行，使标题显得更为突出。新闻旁边配有图片，并且图片的数量明显增多。在排版上，通常将大幅图片放在醒目的位置。

2.国际新闻报道方式的变迁

在报道方式上，1980年的国际新闻社评的数量虽不多，但新闻报道通常篇幅较长。而2008年的国际新闻的明显特点是：短、频、快，同时社评的数量有所增加。1980年的国际新闻报道，有些含有比较浓烈的抨击色彩。例如，1980年12月27日刊发的《阿游击队控制广大农村，迫使苏军龟缩城市》，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抨击色彩比较明显。而2008年的国际新闻报道方式则没有那么直接，而是更为含蓄和多面，并没有过分强烈的褒贬。例如，2008年12月25日的《难解的阿富汗困局》，理性分析了各利益相关方，尽管报道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并没有强烈“抨击”某方。而读者通过对新闻的深入阅读，也可以对国际态势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有更多的理解。（二）国际新闻的内容

内容上的变化不仅源自外部世界的变化，也与我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人民需求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无关系。

1.国际新闻视野的变化《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始终坚持全球视野，但从1980年至2008年，仍能够看出其中发生的明显变化。首先是国际新闻关注的范围、重点有所变化。

通过图1可以发现，在1980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关注的重点依次排序是中东、亚洲、非洲和欧洲。其中，中东的内容占到国际新闻版近1/3的版面。另外，美国和苏联是《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最为关注的两个国家。其中，对中东的关注主要侧重于阿富汗等地的冲突。伊朗、埃及等也都是经常被报道的国家。图1 1980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关注区域

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当时发展经济逐渐被放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但和苏联、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占据着国际新闻报道的相当大的比重。在1980年末的一个星期的国际新闻中，关于美国、苏联，有不少都是负面新闻。例如，198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刊登了社评《“圣诞快乐”不属于他们——通货膨胀降低了美国人购买力》；12月23日刊登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一年来深陷泥潭》，等等。这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80年代初期，中美刚刚建交，尽管两国关系在逐渐正常化，但美国仍不时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两面政策，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里根执政时期，美国企图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一面相对明显。这样的国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而80年代的中国仍在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人民日报》对苏联的报道也侧重于揭露其“霸权”的一面。

改革开放30年后的2008年，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此时，《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关注的地理区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图2中，2008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关注点与1980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区域的变更，“苏联”被“俄罗斯”取代。其次是区域的增加，增加了“南美”、“世界”和“中国”。

图2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区域，各个区域在关注度上差别不是很大。这可以说是中国用更加开阔的眼光看世界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新增加的区域反映了《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关注区域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战略方针的转变。其中，中国与南美国家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给了“南美”更多登上《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机会。“中国”的增加显示了中国更加关注国家形象，开始进行国家形象的传播。例如，《中国国际新闻论坛举行年会》、《难忘圣火，体验奥运激情》、《印象中国，有赞扬有误读》等。对于“世界”的关注则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态度。如《祈愿和平，国家稳定是福》等，类似的新闻表达了中国渴望世界和平发展的愿望。图2 2008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关注的区域

2.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报道的视野在扩大，而且报道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经济、文化和社会性的内容在不断增加。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内容，随着国家逐渐以经济发展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成为《人民日报》的重点关注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于“人”的关注也体现在了国际新闻的报道领域上，民生、人文内容不断增加。对比改革开放之初和如今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

通过图3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形态依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处于支配地位。政治领域的内容占到了国际新闻的45%。军事领域的新闻占到了27%，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当时的军事重点主要关注阿富汗、柬埔寨等国家的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军事斗争。可以说，当时的军事报道也带有比较浓重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政治、军事占据了70%以上的内容，而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新闻等合计只有28%。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依然处在改革的摸索时期，对经济的关注度依然不如军事和政治。加之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依然比较大，因此，这个时期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在报道领域方面也就更侧重于政治、军事。这体现了《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的地位。图3 1980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报道领域

进入2008年，不仅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日益多元化。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在国际新闻的报道领域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较大的变更。图4 2008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报道领域

从2008年国际新闻版的报道领域中可以发现，政治新闻的比例有所增加，占到了新闻总量的50%；而军事新闻则比1980年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经济和文化新闻的比例有所上升。其中，经济新闻占到了国际新闻的20%。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新闻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领导人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友好会见、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等。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国正在广泛参与到国际社会当中。军事新闻比例的下降一方面与世界和平的大趋势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到中国政府“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影响。经济和文化新闻数量的增加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无关系。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正面的、负面的经济事件频繁发生，《人民日报》予以及时的报道，对社会舆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200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庞氏骗局的警示》，旨在分析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给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以启示。

3.国际新闻叙述方式的转变

从叙述方式的角度来看，1980年至2008年，《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仅采访、排版方式有了进步，在标题、内容、文字的处理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日报》的很多国际新闻仍使用宣传性的标题，例如，1980年12月27日的《柬埔寨不是越南的肥肉，是卡在喉咙中的一根刺骨》，12月24日的《苏联建议是干涉海湾地区的伪装》等。透过这些标题，可以发现《人民日报》是用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在表达其观点、立场，其中的用词也具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刺骨”、“伪装”等词语将中国政府对相关事件的态度直接地表达出来，其宣传色彩比较强烈一些。

2008年《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的标题则更加中性，借助第三方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例如，2008年12月24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巴以停止暴力》，就是在借助联合国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反映了《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报道风格的转变是时代的发展，文体、修辞用语等变迁的结果。1980年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在文风上倾向于“说教式”，带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此外，比较侧重于“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例如一则关于美国的圣诞报道，就是以主人公讲故事的方式引入的。而2008年《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用语和修辞方面就比较“隐性”，同时语言简洁、篇幅较短。（三）国际新闻报道指导思想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反映在报纸媒体的报道上，就是相关的经济报道数量的增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我们生活的另一条主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人民日报》作为宣传时代新思想的先锋，更是将这些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

1.关注点

通过上文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新闻的关注点在转移、扩大。从关注的范围来看，从重点关注政治、军事转移为全面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和全球化的事件；关注的地区也发生了转变，从亚洲、非洲和中东转移到了亚洲、欧美等；而关注的事件也发生了变化，由之前关注国家、地域纷争，反对“霸权主义”，到如今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包括环境、经济、教育等问题。

2.侧重性

除了关注点在发生变化，对关注点的侧重性也有所变化。1980年，《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在对美国问题的关注上，多侧重于报道负面的新闻。例如，《“圣诞快乐”不属于他们——通货膨胀降低了美国人购买力》、《美国经济又回到“衰退的森林”里去了》等，而《美总统卡特摔断锁骨》这样的报道，也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2008年的国际新闻则更关注美中之间的合作。例如，2008年12月30日的《美中关系发展超出预期——访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重点展示的是中美之间的合作成果。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责任的加强，我国开始更关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正因为如此，国际新闻报道也更加侧重国家之间的合作、政治上的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等。这反映了中国积极应对世界变化的态度。

三、《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的未来展望

作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风向标，《人民日报》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改革开放的深入给《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也在反映着世界和中国的变迁。未来《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将往怎样的方向发展，这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国际社会的变化、人类生存主题的发展和国内民众的需求是分不开的。（一）视野更加开阔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其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也将更加深入人心。中国需要关心、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与国际社会探讨更多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将进一步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而，正如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一样，未来《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的视野将更加开阔。因为不仅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增多，中国人民也渴望了解更多的国际新闻。这一切都决定了《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的视野必须更加开阔。（二）国际新闻比重或可继续增加

除了国际新闻的视野变开阔之外，未来的国际新闻有可能在《人民日报》中占据更大的比重。1980年的《人民日报》拥有一版的国际新闻版面，2008年的版面与30年前相比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这与《人民日报》的定位有关，加之《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关注国际新闻的重点，这多少影响了《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的版面。但随着国内民众对国际新闻需求的增加，我国参与国际事务机会的增多，世界日益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比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这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三）短、频、快简讯和评论的共存

信息社会，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极度增加，因而短、频、快是新闻的特点之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事件的深入了解成为多元化社会的另一个特点。结合这两个特点，国际新闻的发展趋势应该是短、频、快的新闻简讯和深入的评论、专题报道。目前，《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增加了新闻评论和相关专题报道的篇幅。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0年，《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就有“简明新闻”栏目，用言简意赅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发生的事件，例如《苏联一女速滑运动员创世界纪录》、《秘鲁发现新油田》、《加拿大犯罪案增加》等。可以说，未来这种短、频、快的国际新闻报道模式仍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四）评论将更受欢迎

时代的进步带来的是民众视野的开阔。新世纪的中国人民与世界的距离更近，也更渴望深入了解世界。对国际事件、国家关系等综合性的深入报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目前，国内许多报纸纷纷开辟了国际新闻的评论板块，由国际问题专家对国际事件进行分析、评论，更有报纸针对当下的国际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都是国际新闻报道多元化的结果。如今的《人民日报》在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也增加了更多的评论内容。这些评论深入浅出，让民众对国际问题有更加立体的观察。可以说，评论的增加是未来《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报道的走向之一。（五）更加关注国家形象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强。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2008年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更加注重中国的形象，也更加注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合作。例如，《中巴友谊谱新曲》、《中俄友协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中国文化部长会见日韩文化部长》、《“奔跑着的中国”——访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巴克特曼》、《中国国际新闻论坛举行年会——评出十大国际新闻、十大国际焦点人物》等新闻，就反映了中国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积极成果。而传播良好的、正确的国家形象也成为《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的重要责任之一。

未来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将更加关注并不断推广中国的国际形象。目前，《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人民日报》的网站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这对于中国的国际新闻事业、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有益的。

国际新闻的生产过程与多重把关——以《北京晚报》和《新京报》为例

新闻中的把关人理论是新闻学效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那么，国际新闻报道的生产过程是怎样的，又是如何把关和选择的？本研究从北京地区两份主流都市报入手，通过对国际版编辑的访谈以及对国际新闻采集和加工过程的观察，归纳和总结了国际新闻特有的把关流程。本研究发现：就国际新闻内容的把关机制而言，社会制度、媒介外层面、媒介机构及媒介工作惯例起到主要作用，而个人层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因为国际新闻的内容选择与加工基本上由外部四个层次的影响所框定。本研究针对把关人理论指导中国新闻生产实践的适用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引言

新闻流通过程中的控制现象是传播学界长期以来研究的焦点问题，研究者试图找出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只有小部分事件经过选择和加工成为新闻，而绝大部分却被媒体过滤掉。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领域的制约/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如陆晔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来分析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吴靖等通过分析和反思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时所表现出的慎言和失语，揭示了在中国特有的新闻传播体制下，社会控制是通过新闻从业人员自我审查的内化而实现的。

尽管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微观研究与从社会体制层面出发的宏观研究同样重要，但国内有关单一媒体组织内部的新闻生产过程与把关机制以及不同种类新闻的把关流程等方面的实证考察却相对薄弱。本研究从北京地区两份主流都市报入手，通过对国际版编辑的访谈以及对国际新闻采集和加工过程的观察，归纳和总结国际新闻特有的把关流程，并比较各层面因素的基本角色和作用。

二、理论框架“把关人”（Gatekeeper，或译“为守门人”）的概念是由传播学的先驱人物卢因（Lewin）1943年最先提出的。通过研究战争时期家庭主妇购买食物的习惯，卢因总结出“渠道理论”（Channel Theory），即食物需要通过不同渠道才最终出现在家庭的餐桌上。1947年，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再次阐述了“把关人”这一观点。此后，一批传播学学者开始使用“把关”这一概念解释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选择，从而揭开了把关行为研究的序幕。通过观察美国一家地方报纸编辑在一周内对电讯稿的筛选和处理，怀特（White）于1950年发表了《“把关人”：一个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一文。他发现编辑（把关人）个人的价值判断对新闻稿件的刊登与否及篇幅大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怀特之后，布里德（Breed）、吉伯（Gieber）和巴斯（Bass）等人将新闻传播控制的研究视角从个人层面转移到组织层面。布里德1955年在《新闻编辑部的社会控制》中指出，新闻机构的政策、规则和传统制约了记者编辑们对新闻内容的选择。此后，随着传播学界对媒介组织与社会体制之间制约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把关人” 的研究趋势也发生了变化，其考察范围开始从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向消息来源、广告商、政府、市场和技术等外在因素和意识形态层面横向扩展。这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在1991年出版的《中介信息》，书中休梅克等提出了影响新闻内容的阶层模式（Hierarchical Model），按照重要性由外至内分为社会制度、媒介外、媒介机构、媒介工作惯例及个人层面。

社会制度层面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经济体系及文化价值观对新闻传播内容的影响。新闻媒体选择新闻的把关过程往往是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反映。媒介外层面是指媒介机构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对媒介施加压力与限制，其中包括新闻来源（政府机构、利益团体、公关公司），收入来源（受众消费群体、企业群体、广告商），管制机构（媒介监管）及科技进步（改变新闻制作流程的发明）等。媒体机构对新闻内容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所有权的归属方面，即联营、独资等。此外，新闻工作的具体环境和工作惯例也是影响新闻判断的层面因素之一，新闻机构的工作流程、可接受的价值、规范以及常用的新闻“框架”使记者编辑们能够例行而快速地处理纷繁芜杂的信息。在休梅克等提出的五阶层模式中，最里层的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显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工作背景、政治态度、宗教倾向、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预存立场等对新闻报道的冲击和影响。

经过文献的归类和梳理，本研究旨在以影响新闻内容的阶层模式为指导，讨论和分析国际新闻的采集和加工过程是怎样的，记者及编辑的把关行为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阶层模式所涉及的层面因素在国际新闻把关过程中是否有所体现，又是如何体现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深度访谈与非参与观察的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选取遵循了典型性原则。《北京晚报》和《新京报》各有9位编辑受访，受访者在报社工作的年限从2年到8年不等。研究者在访谈前一周与受访者预约，并寄去访谈提纲，使其有充分时间回忆具体的新闻题材。为了方便研究者进行非参与观察，访谈地点选在编辑所在的报社。访谈原则是尽量让受访者自己陈述，重点在于挖掘影响从业人员“把关”行为的各种因素，全程录音并配以采访笔记记录重点，以便后期分析整理。

四、研究发现（一）社会制度层面

研究发现，从源头上来说，国际新闻的“第一把关人”是国家关系，包括新闻发生国的国际影响力、传媒技术实力以及新闻发生国与新闻报道国之间的关系。《北京晚报》和《新京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国际热点地区，也就是政治、宗教、地区冲突多发地区，以及与中国各方面交往比较多的国家和地理上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中东地区等。对于一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不仅新闻报道量比较多，而且在处理这些国家的负面新闻时，编辑们也会尽量避免进行渲染。另外，编辑们认为国际新闻大多为“二手新闻”，因此传媒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相关新闻报道也会比较多，如美国、日本等。反之，非洲许多国家发生的事件因受到技术条件限制而无法让国内读者知晓。

在选择国际新闻时，除了对国际关系的考虑外，编辑们在其他一些选择标准上也基本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国际新闻报道必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要配合国家的政策需要以及当时的舆论环境做出相关报道，对于存在政治风险的报道要尽量避免。这些心理上的“把关”标准主要来自编辑们所接受的新闻专业教育以及入行后相关政策法规的引导。久而久之，这些标准已内化为他们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实践。（二）媒介外层面

与西方媒体不同的是，中国媒体受到的来自新闻宣传管理和新闻来源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利益及科技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压力。国内都市报需要接受中宣部、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多重管理。这些部门除了出台一些成文的纪律、政策文件，还会经常性地传达一些精神，决定哪些新闻需要加强报道，哪些则要淡化处理。这些政策精神在每天的报纸编前会上都会有所体现，也会不时出现在新闻生产的任何一个环节中。

在新闻来源方面，两家报纸的国际新闻大多来自新华社。在新华社稿件的基础上，编辑们每天浏览国外主流媒体的网站并做相关编译或补充报道。《北京晚报》还采用一些来自国际广播电台的编译稿件；《新京报》则尽量做一些国际新闻的国内相关采访。《新京报》由于自身规模有限，没有专门的驻外记者；《北京晚报》在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设有驻外记者，但这些记者为其所属的整个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服务。两家报纸国际新闻报道的其他来源还包括职业撰稿人、电视新闻媒体及图片新闻社等。

总的来说，新华社是这两家都市报国际新闻版面的最主要供稿机构。尤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或有一定政治风险的国际新闻上，两家报社几乎会原封不动地采用新华社稿件。这不仅因为新华社本身新闻报道量大且题材丰富，其权威性也保证都市报不用承担政治风险。另外一个原因涉及版权问题，新华社与世界许多媒体有交换协议，可以自由使用其新闻产品，但都市报并无此权利。作为中国最大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会出现在都市报国际版版面上的新闻，不仅是一些时政要闻，也包括大多数健康和科技类的软新闻。而记者编辑们自己采编的新闻素材，通常只作为新华社稿件的补充。在都市报国际新闻中，利益集团和公关公司作为新闻来源的情况比较少见。

在收入来源方面，和上述利益集团的情况类似，广告商对国际新闻的把关影响甚微。由于《北京晚报》和《新京报》都定位成“市民报”，因此编辑在选择和处理国际新闻时尽量选择与中国有关系的题材，也就是“国际新闻本土化”。在这一道关卡中，许多与中国无关的硬新闻或者在地理、心理上与读者较远的新闻就被过滤掉了。读者群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目前国际新闻中趣味性的和健康、科技类的消息逐渐增多，比如，《北京晚报》就专门设置了一整版的“世界科技”。（三）媒介机构层面

就所有权而言，《北京晚报》隶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该集团除了《北京晚报》外，还经营《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信报》等九份报纸。《新京报》是光明日报主管，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家股份制结构的时政类报纸。虽然两家报纸均面临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压力，但它们处于各级新闻管理部门领导之下，因此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独立经营的报纸。《北京晚报》实际上是“都市报中的党报”，读者以中老年人为主，但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也不乏做出一些转变，目前，软新闻和硬新闻的搭配比例为3∶1，目的是让国际新闻更贴近受众。《新京报》在创刊之初就定位为主要面对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因此它的国际版偏重时政新闻。

研究还发现，对成本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新闻的生产。虽说报纸应以深度见长，但由于向专家约稿的费用较高，国际新闻版面的评论非常少。由于同样的原因，都市报国际新闻版的采编力量比较薄弱，缺少驻外记者，这就决定了“第一手”的国际新闻在都市报上寥寥无几。（四）媒介工作惯例层面

都市报国际新闻版每天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编辑和记者先是依据新华社、网络等新闻来源寻找选题，随后在编前会上报选题，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每天的头条、二条和主打新闻。会上同时宣布针对最近报道的一些政策、要求。编前会结束后，每个部门的主任编辑拿选题去找总编，看是不是需要再做出调整，其他责任编辑同时就选定的题目开始编写。最后是拼版、打样、印刷等后期制作。

对于某一时期的国际大事，编辑会策划专题报道，比如2006年的中非论坛。这些报道一般围绕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动向，配合当时的舆论环境，从符合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关系列报道。在这些大型报道中，都市报充分利用所能触及的各种信息渠道，包括大使馆官员、驻华代表、国内相关专家、驻外记者等，综合各大通讯社的报道和网络上搜索到的信息，尽可能丰富报道内容。

两家报社都有内部编辑原则，虽不成文，但会时不时以要求、规定等形式针对一段时期的新闻策划或者具体的新闻内容下达。另外，不同的主编风格也会对具体的新闻生产产生影响。至于选择和编译新闻，国际新闻编辑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重要性、真实性、接近性、趣味性，也就是说，具备这四个要素的国际新闻更容易被刊登。编辑们认为，应避免过于猎奇的东西，少用网络上的内容，即使采用也需要认真核实，尽量利用新华社等官方信源。对于重要的国际新闻不要遗漏，以免影响报纸声誉；应该选择那些和市民生活比较接近的新闻，比如健康、科技类，拉近国际新闻与受众的距离。以上原则，在受访的编辑中基本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可以大致体现目前都市类报纸中国际新闻的“过关条件”。（五）个人层面

两家都市报国际新闻编辑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平均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大多毕业于新闻系、中文系或英语系。由于报社招聘编辑时一般要求有工作经验，所以编辑进入报社后的培训很少，主要靠自我提高。编辑们认为做国际新闻报道除了新闻专业技能和外语水平过硬外，政治敏锐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面。访谈发现，编辑个人对国际新闻具体内容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由于此前种种因素的层层把关，到编辑个人这里，对国际新闻所能做的改动已经很少，主要集中在具体文字方面，只有主任编辑、总编等较高级别把关人的工作背景会对国际新闻内容有一定影响。比如，编辑们提到，以时政新闻起家的总编会比较偏好硬新闻。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影响北京地区主流都市报国际新闻内容的重重“把关”行为中，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及舆论环境等社会层面因素对国际新闻生产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把关，也是最全面和最基础的把关，奠定了国际新闻生产的基本模式和结构；而包括新闻来源和新闻管理部门的媒介外机构，则在很大程度上给国际新闻的具体内容框定了大致的范围；媒介机构层面，对受众定位和成本的考虑是影响“把关”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而在新闻工作惯例层面，“约定俗成”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是国际新闻选择和编译过程中具体的“把关原则”；至于影响新闻内容的最后一个层面——新闻工作者个人，他们对国际新闻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因为从整体上来说，新闻内容已经由前面四个层次所框定。

本研究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尚不够深入：除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及舆论环境以外的其他社会制度层面因素对国际新闻内容的影响，如报业集团的媒介管理、市场调查及读者反馈等对国际版编辑“把关”行为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新闻“把关”流程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弄潮在浪尖——《环球时报》发展三级跳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新闻在中国人眼中还是“阳春白雪”，对解决温饱和奔向小康没有多少现实指导意义。时至今日，无论是华尔街的风吹草动，还是国际油价的起起落落，都会触动国人的神经。随着中国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迅速融入国际社会。《环球时报》等一批国际新闻类报纸也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在国人了解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花开并蒂，共生共荣，很难从单方面说清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了国际新闻类报纸的兴盛，还是国际新闻类报纸促进了中国融入世界。《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社主办，创刊于1993年。当时全国刊载国际新闻的报纸不多，党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也比较少。《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从当时的报头名称不难发现，这时候的《环球文萃》是以文摘为特色。除了依托人民日报社驻外记者采写的政治、科技报道外，也以刊载异国风情、奇闻逸事等趣味性新闻见长。《环球文萃》创刊时发行量仅2万份，年底就突破了10万份。1994年《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同比增长38%，1995年同比增长42%。这期间，《环球文萃》也获得了很多荣誉，被全国文摘研究会评为“最畅销和最受读者欢迎的周末报纸”、“全国被转载率最高的十家报纸”之一，等等。从1993年1月3日创刊到1996年底的4年间，《环球文萃》对自己的定位还处于摸索阶段。直到1997年1月5日改名为《环球时报》，才确立了以国际新闻报道为主要内容，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中青年白领及大学生为主要受众的整体定位。以更名为起点，《环球时报》开始了它审时度势、弄潮浪尖的发展三级跳。

一、准确定位，不断创新，迅速崛起

1997年，《环球文萃》改名为《环球时报》，版面由原来的8版扩展成了16版。这是《环球时报》发展三级跳的第一步。

这一时期专门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媒体并不多，只有《参考消息》、《青年参考》等寥寥几家。《环球时报》的异军突起，为国际新闻类报纸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良性竞争是促进媒体发展的强有力的推进剂。也是从这时开始，《环球时报》将自己准确定位为以国际时政新闻报道为方向，时效性强、见解独到、有一定权威性的新闻报纸。依托人民日报社驻外的33个记者站发回的第一手新闻，独家的评论成了《环球时报》的一大特色。

改版后的《环球时报》题材转向了主流化的硬新闻报道。改版之前，头版有时会出现像《毛阿敏为什么不嫁新加坡富商》这样的软新闻。但是改版后的头版已经不见这种社会新闻，而均是国际热点问题或与中国国家安全和核心国家利益相关的报道。从之前学者对1997～2001每年4月版面标定题材的统计表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变：像“社会剪影”、“世纪星辰”这样的新闻已经逐渐退出头版，而“环球大特写”、“热点追踪”这些涉及国际时事的内容越来越多（见表1）。表1 1997～2001年每年4月份版面标定题材统计表

在新闻事件的选取上，《环球时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始终坚持开发中国人关心的国际新闻。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环球时报》注重创新性的报道角度。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避免以往国内新闻报道中陈旧单调的报道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比如1998年克林顿来访中国，《环球时报》在文章中配了一幅漫画，漫画中克林顿身上被刺了很多箭，说明当时他对中国的访问抵住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媒体是非同寻常的。

真正让《环球时报》一鸣惊人的，是报道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当时《环球时报》出了一期特刊，主打文章是由使馆四名记者中的唯一幸存者吕岩松写的《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这份独家报道使《环球时报》的知名度迅速打响，发行量立时达到81万份。同年7月，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环球时报》又抓住了这一新闻点，连续7期以头版正版篇幅进行详细跟踪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发行量最高时达148万份。这两次重大事件的成功报道，使《环球时报》的发行量成倍增长。

二、逆流而上，坚持特色，迎接挑战

2000年以来，互联网的崛起对传统媒体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作为老牌的新闻媒介，报纸的未来首先受到了质疑。“报纸的冬天”、“纸媒的消亡”等各种说法甚嚣尘上。然而，《环球时报》却再次逆势而行，在2006年1月2日改为日报，实现了发展三级跳的第二步。

这次改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近十年来逐渐调整酝酿的结果。1999年，《环球时报》由16版扩为24版，并增加了彩页印刷；2000年改版，从一周一刊发展为一周两刊，周二和周五出刊；2003年1月1日开始由一周两刊增至一周三刊，周一、周三和周五出版。2004年，《环球时报》的广告收入首次超过发行收入，达到2亿元人民币。近年来，广告收入增长速度保持在30%～70%，发行量达到200万份（见图1）。而报纸发行量从1999年起就一直保持在百万份以上。

在这样良好的发行业绩下，2006年，《环球日报》改版为周一到周五发行的日报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发行期数增长2/3的情况下，单期发行量不降反升，报纸周发行量比上年增长了70%，广告刊登额同比增长了16%。《环球时报》用事实证明了他们前瞻性的发展眼光，给了“报纸消亡说”有力的一击。正是在同年10月，日本《读卖新闻》做的一次调查显示，90%的人认为，报纸是最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这一数据比2005年高出4个百分点，也是11年来首次突破90%大关。《人民日报》国际部对记者提出的要求：头一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消息，第二天要在国际版看到有深度的国际分析，让读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对报纸独特作用的准确定位，使《环球时报》得以在正确的方向上迅速发展起来。图1 《环球时报》发行量趋势图《环球时报》的一大特色就是独家报道。有学者对《人民日报》、《文汇报》的国际报道进行过研究，发现新华社稿件比例高达51%（1998年）。《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有驻外记者，但自采稿件却只有29.4%和12.3%。而《环球时报》在充分发挥其依托《人民日报》驻外记者队伍优势的同时，还注重发展属于自己的国外作者队伍。《环球时报》的驻外记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派记者，就是《人民日报》驻外记者；一类是特约记者，是《环球时报》自己逐渐建立发展起来的有较高采写水平的作者。根据统计，1997年4月《环球时报》驻外记者的报道比例达到80%，1998年达到91.6%，1999～2001年各年4月的统计则均达到100%。

许多学者在讨论国际新闻类报纸的时候，都会把《环球时报》和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一起比较。可是两份报纸的办报理念有着许多异质化的特点。《参考消息》创刊最早，在版式上保持黑白的严肃格调，内容多为外电编译和部分新华社驻外记者自采稿件。由于依托新华社，因而相比于其他报纸，在新闻时效性上拥有天然优势。《环球时报》彩色印刷，头版通常只有一条新闻。从心理学角度看，一条新闻虽然降低了信息量，但是却突出了重点，形成对读者的心理暗示。新闻的主标题通常只有几个字，字体较大。据心理学家分析，20度是人的最佳视野。六七个字以内的标题可以在眼珠不用转动的情况下一目了然看清楚。主标题上方或下方常会用对仗或较口语化的内容作为副标题解释说明。头条下方会配一幅大的彩色照片，这已经成了《环球时报》的特色。

在《环球时报》取得成功后，基于此时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许多国际新闻类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0年11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原来以经济资讯为主的《世界信息报》更名为《世界新闻报》，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国际新闻报道上来；2003年5月31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子报《21世纪环球报道》正式创刊；同年6月6日，新华社《参考消息》主办的《国际先驱导报》也出了创刊号。面对这些同类报纸的竞争，《环球时报》一直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认为“媒体市场不会被一家占领，大家瓜分很正常，但关键还是报纸得有特点，有深度，写出自己的东西来”。马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曾经用“相对稳定原理”来解释这种媒体间的竞争。这一原理认为，人们花在大众媒体上的金钱和时间都相当稳定而且较少，因此竞争是媒介尤其是同类媒介间关系的一个必然方面。

三、前瞻视野，乘胜追击，掌握主动

经过16年的发展，《环球时报》逐渐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2006年，据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估，《环球时报》的品牌价值达14.21亿元人民币。而此时，《环球时报》又把眼光瞄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英文报纸领域。这就是发展三级跳的第三步：《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酝酿创刊。《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英文版于2009年4月已经面世。这是《环球时报》的发展过程中的又一大手笔之举。说其大手笔，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从发行定位来看，《环球时报》从一周一刊过渡到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花了13年的时间；但英文版一面世即采用的是日报形式。再从人员力量来看，2006年《环球时报》的编辑队伍只有51人，而且其中25人是2005年才加入《环球时报》的；但是英文版一创刊，其工作人员数量就将超过原来《环球时报》工作人员总人数，仅英语新闻编辑记者队伍就有60人，现在已经在培训当中。

掌握主动是《环球时报》的一贯作风。这次抓住市场先机，创刊英文版是一例，报纸的内容也显露出这种特色。例如，在阿尔巴尼亚、刚果（金）发生大骚乱的时候，《环球时报》打越洋电话到当地使馆采访，开创了国内采访驻外使馆的先河，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被各家报纸广泛采用。在新闻淡季的时候，《环球时报》善于采取主动，策划新闻。比如，2006年，他们就曾与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团队合作，推出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大型报道，国外不少媒体都对此予以关注，日本《朝日新闻》还刊登了《环球时报》头版的相关照片。《环球时报》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多领域有待拓展。第一是海外华人市场。《环球时报》已于2005年4月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但目前海外市场的发行还是空白。在国外，中文报纸的销量并不是很大，这种渗透有利于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具有长远意义。第二是与新兴媒体的结合。2007年9月，环球网（www.huanqiu.com）正式上线，同时也正在酝酿与一些知名网站的合作互动。《环球时报》已经在浙江等部分地区推出了手机报纸，力图将平面媒体的影响力扩大到新兴媒体，并与之结合，增强影响力。第三是横向发展。《环球时报》的市场覆盖率高，在扩大发行量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庞大高效的发行网络。这个发行网络不仅可以为《环球时报》提供配送服务，还可以作为发行公司、物流配送的实体部门。《环球时报》从一份无名小报开始，发展脚步越来越快，16年来实现了三级跳式的跨越。报纸既有小报的轻灵，又有大报的魂魄。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所说，《环球时报》“借西风，颂东风”，能够借助西方新闻事件的国际影响力，选择中国读者最想了解的内容，以中国媒体的视角剖析新闻事件，传递中国的声音。作为党报领导下的国际新闻报纸，能够将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结合在一起，十分难得。

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案例研究——以《中国日报》为例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社会不断发展变动的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突发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其频度、规模以及破坏力都会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致命的危害。而且，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越来越突破国界，向世界范围扩展。在当今这个信息网络发达的地球村里，对于突发事件的消息封锁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媒体及时准确地对突发事件予以报道，不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它能在危急时刻保证信息的畅通，避免造成更大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同时也是对外传播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需要。

本文采取了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主要通过对《中国日报》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内容进行抽样性调查和分析，试图以此观察中国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现状，发现和分析不足之处。以2000年以来发生的影响较为深远、引起中外媒体广泛关注的典型事例作为研究案例，分析《中国日报》对这些案例进行报道的特点，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对比西方主流媒体对此的相关报道，以期更好地审视我国媒体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有针对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一、突发事件对外报道概述（一）突发事件的特点

所谓突发事件，其首要特征当然是突然性。突发事件一般是在瞬间发生的、让人猝不及防的，无论是当事者、旁观者还是政府管理部门，谁都没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就是在所有人都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震惊了世界。灾难性是突发事件的另一大显著特点。这种灾难性表现在突发事件一般会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财产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例如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的大地震和海啸，使得近15万无辜的生命被无情吞噬，原来的旅游胜地转眼间化为废墟。最后，因为人类对生命的重视、对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特别容易接受突发事件信息的冲击，这就体现了突发事件的受关注性。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以后，老百姓的心都被疫情揪住了，时刻盯着媒体的有关报道，了解最新疫情。上海东方网开辟的“抗非典报道”专版，就使“东方新闻”的日均页读数增长了60%，网站用户突破了100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观点越来越得到印证，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突发事件也具有新的特点。

由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规模、组织形式和交往过程中都日益复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危机，这就是现代社会突发危机事件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全球化的扩展，各国联系不断加强，现代突发事件的影响会向国际社会扩展，各种传统危机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各种“国内”危机，在现代社会往往具有更多的“国际性”。源于中国的SARS事件就曾在短期内传播到越南、新加坡和加拿大，随后在全球扩展。2005年，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大规模的水体污染不仅影响到松花江，而且给境外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居民的生活用水带来不便。

现代突发事件正因为其影响力的全球性以及复杂性，极易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关注目光。而当今信息技术和传媒业的高度发达，使突发事件被报道的几率大大提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即使我国主流媒体不进行报道，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也会进行报道，甚至会借机大肆渲染，危害国家形象。因此，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封锁犹如以纸包火，总会被受众发现。（二）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宣传活动开始得很早。虽然在当时对外传播领域还没有“突发事件”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却在实践中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例如，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有关消息，掩盖真相，以“违抗军令”、“不遵调遣”、“图谋不轨”等不实之词污蔑新四军。中共冒着危险向外界披露惨案的真相，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大众，争取了广泛的国际同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只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则采取封锁和敌视的态度，当时对外报道的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新中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对外传播策略和观念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随后的“反右”和十年“文革”时期，发展中的“左倾”错误也不断反映到对外报道中。尤其是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社会主义在处理各种危机事件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成为报道的主要价值取向。“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更为严重，像唐山大地震这样造成了几十万人伤亡的巨大自然灾害，直到三年后才被我们的媒体所报道。

尽管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只注重单一式宣传，不重视研究受众的接受心理，因此很难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经历“非典”事件后，媒体及学术界都对这一时期的报道活动做出反思，并且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媒体突发事件报道最深刻、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反思活动，可以说SARS危机对中国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2007年8月《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删除了一些不利于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的规定，为媒体的正常报道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随后的禽流感疫情和南方雪灾的报道处理都是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对以后媒体报道具有借鉴意义。

二、2001年以来《中国日报》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研究（一）2001～2002年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分析

1.南丹矿难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拉甲坡矿发生透水事故，81名矿工全部遇难。然而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故，竟然在长达半月之后才被揭露。《中国日报》在南丹矿难发生的14天后开始予以报道，于7月31日刊发《广西锡矿矿难中70人丧生》（70 Die as Guangxi Tin Mine Floods），由于当时矿难伤亡真实情况尚未查明，所以报道只是援引《上海青年报》以及《文汇报》的报道刊发了一条百余字的消息。8月1日，《中国日报》在其网站发布一条新闻《近300人可能被困于锡矿中》（Up to 300 Maybe Trapped in Tin Mine Accident），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矿难救援的进展情况。《中国日报》这篇报道较为成功，标题简单直观地将受众最为关注的要素交代清楚，观点力求客观，在真相大白之前并没有做过多猜测，而是援引当地政府部门相关人士的态度。

接下来的几天内，《中国日报》对南丹矿难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如8月6日的《中央政府誓将矿难调查到底》（Central Government Vows to Investigate Mine Disaster）、《中央成立工作组调查锡矿渗水悲剧原因》（Team to Probe Cause of Tragic Water Leak Accident）、《锡矿矿主被拘留》（Investigators：Owner of Flooded Tin Mine Detained）。直到8日才最终确定死亡人数，81人死于南丹矿难。从7月31日开始报道矿难到8月8日，《中国日报》（包括在其网站上）一共有将近27篇报道，其内容涉及伤亡人数、有关部门的善后安置措施、对矿难原因的调查以及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体裁上，既有消息，也有比较深入的分析报道。在当地政府的信息封锁、矿主对媒体记者的打击恐吓情况下，记者不畏艰险地将真相予以揭露，可以说，《中国日报》对于南丹矿难的报道还是比较到位的。

即便是向来对中国媒体指责颇多的西方媒体，也对中国媒体的表现予以肯定。例如，8月4日《纽约时报》发布一条新闻“Mine Disaster Shows More About China’s News Media Than About Safety”，对《中国日报》对于南丹矿难的报道予以肯定，称《中国日报》报道中对当地政府官员关于没有收到死亡报告的说法持有怀疑态度，并称这种怀疑态度一般只在国外报道中可以看到。可见，中国媒体对南丹矿难及时和全面的报道对于掌握舆论主动权的意义重大。

2.南京汤山投毒案件

2002年9月14日，南京汤山发生重大投毒案件。然而，由于统一口径的需要，中国所有媒体都不得擅自报道汤山事件，而必须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因此对汤山事件的报道就显得千篇一律。《中国日报》从9月16日开始报道汤山事件，在报纸以及网站上刊发了《学生食物中发现老鼠药》（Rat Poison Found in Students’ Food）等三篇文章，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援引新华社报道中的说法。《中国日报》在17日的报纸上报道《汤山中毒案死亡人数仍无官方数字》（No Official Word On Rat Poison Death Toll），而紧接着在当天网站上发布消息《38人死于投毒案》（38 Confirmed Dead in Food Poisoning Case），这时汤山中毒案中的死亡人数才真正被统计出来。

总体来说，《中国日报》对案件的后续报道并不深入，只是简要报道了抓获投毒者以及伤亡人数。而美国《纽约时报》在18日的一篇标题为“Man Admits Poisoning Food in Rival’s Shop，Killing 38 in China”的报道中更细致深入地分析报道这一案件，对于中国媒体的表现，它是这样评价的：“中国控制下的媒体在前期对大众投毒不完整地报道后，近两天来对案件几乎只字不提，使得人们对死亡人数的争论和猜测甚嚣尘上。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媒体一直以来都遵守以正面反映社会现象和政府形象的规则，尤其在‘十六大’即将召开，领导换届的关键时期。”《纽约时报》的评价不无道理，在比较敏感或者关键时期，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尤其对于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尤为谨慎。这一点在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中暴露无遗，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疫情，国内媒体集体失语。（二）2003年“非典”时期报道分析

2002年11月起开始在广东地区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不仅酿成了一场社会危机，而且带来了媒体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是由于媒体在“非典”中的不作为和集体失语引发的。

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报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具体研究分析《中国日报》对于“非典”的报道情况后，笔者将媒体关于“非典”的报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2年11月16日发现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起至2003年3月上旬，SARS在媒体的沉默中蔓延。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现了广东省第一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后，有记者曾经试图采访，但被有关方面封杀。因此，广东失去了在突发事件初期采取应急措施，向公众及早通报疫情，进行群防群治的最佳时机。2003年春节期间，虽然“非典”病毒在不断蔓延，人心惶惶，但这段时间不仅《中国日报》对此没有进行报道，国内其他主流媒体也鲜有报道。中央和地方各级媒体继续保持一贯的谨慎态度。而《人民日报》则是直到2003年4月3日才刊登了首条有关“非典”的消息。究其原因，由于3月份恰逢全国“两会”召开，国内媒体都在重点报道“两会”，按照惯例，舆论环境高度整齐划一，负面消息尽量不报；从3月下旬起，伊拉克战争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非典”似乎淡出媒体视线。

第二阶段，从2003年3月16日至4月20日，疫情被公开，媒体强调疫情被有效控制。3月16日，《中国日报》发布了关于“非典”的第一条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提醒注意致命性“非典”型肺炎》（WHO Warns of Contagious，Deadly PneumoniaLike Illness），然而文章主要是以一种隔岸观火式的角度来报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典”疫情，对于发生在广东并且在国内迅速开始蔓延的“非典”疫情，却只在文章结尾用只言片语草草了事。此时，“非典”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形势已经很严峻了，然而在《中国日报》报道中却没有关于北京“非典”疫情的报道。直至3月26日，新华社首次发出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后，《中国日报》的报道基调也是以“疫情得到控制”为主，并且很多报道甚至标题也以此作为关键词。《中国日报》在4月3日当天援引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并刊登新闻：《中国“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旅游和居住都是安全的》（SARS Under Control：Safe to Work，Tour and Live in China）和《中国“非典”疫情得到控制，至今46人死亡》（Health Minister：SARS in China Under Control，46 Killed）。

这一阶段《中国日报》的报道从内容来看，主要围绕世界卫生组织在广东的考察活动为主，分析“非典”疫情原因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疫情通报及相关情况反映、有关领导视察讲话、防治SARS科普知识等内容都占到一定比例。但这些报道也是在“非典”已得到控制的话语框架下进行的，其中多以向社会发布“点状信息”为主，极少提供“全息图像”。即使向公众发布的这些“点状信息”也是不准确的，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因为绝大多数报道都在努力制造祥和景象，向人们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感染病例逐渐减少，病毒传播速度也在减慢。

然而，想要隐瞒真相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此时的境外媒体也对“非典”病例展开了报道。内地媒体的缺位使一些人转向国外和香港媒体了解疫情，这些媒体对内地疫情的报道有很多不实之处，西方媒体还利用SARS事件对中国政府工作和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根据美、英四个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BBC）有关中国SARS事件的报道统计，在2003年3月31日至4月12日的202条新闻报道中，负面报道有132条，占总报道数的65%。其中，公开对我国政府和政治体制进行指责的攻击性报道有46条，占总报道数的23%。中性报道有69条，占总报道数的34%。正面报道只有1条。可以说，此时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使国内媒体的公信力遭到严重损害，更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三阶段，2003年4月20日之后，中国政府直面疫情，建立疫情每日通报制度，报道趋于理性、客观。国务院新闻办在4月2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会上通报了中国内地“非典”最新疫情，这次新闻发布会被视为“非典”报道的转折点。从报道量及内容构成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日报》以“非典”为报道中心，官方的疫情通报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等在媒体上得到迅速及时的反应，报道已经从前期单一和片面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更加趋向于全方位、立体化。《中国日报》作为我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喉舌，其主要受众是国外公众，因此其对于“非典”报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国外媒体的指责进行回击，用事实进行反传播，消除前期政府和媒体消极应对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中国媒体的公信力。仅在4月20日至5月10日这一时间段，《中国日报》就有一百多篇报道，在内容构成上更为全面，包括政府的决策措施以及各级政府防治“非典”举措、财政支持、领导人视察讲话、疫情报道、抗“非典”药物研制情况、防治“非典”科学知识、“非典”物资最新物价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政府的政策措施成为这一时期的报道重点。从报道体裁和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报道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不仅有通报最新疫情的消息，展现抗击“非典”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患者医疗水平的通讯，对专家、政府官员的专访，对“非典”患者一天生活的特写，针对国外媒体大肆渲染中国“非典”疫情的抨击和反传播，还有关于“非典”原因、“非典”得失的深度分析评论文章。此外，《中国日报》还通过配发新闻图片，更好地展示中国抗击“非典”的精神面貌，也真正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总体而言，“非典”后期《中国日报》的报道是比较到位的，不仅引导公众向生活和工作常态过渡，而且和政府公关紧密结合，致力于政府和媒体国际形象的重塑，在重塑政府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2003～2007年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分析

1.禽流感报道的分析

一直以来，学术界习惯将媒体对禽流感的报道与“非典”报道相比较，因为与“非典”时期媒体的沉默相比，这一次媒体在第一时间便对我国的禽流感疫情进行了报道，表现值得称道。2003年12月15日，在韩国中部地区首次确认发现传染性极强的“A/HSNI”禽流感病例。就在当天，《中国日报》网站就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众。《中国日报》随着疫情的扩散及时予以报道，从韩国发现首个禽流感病例到2004年1月23日中国广西发现第一例疑似禽流感病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日报》（包括其网站）共有近60篇报道，不仅报道了最新疫情，而且报道了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一疫情。

2004年1月27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发生在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的死亡禽只为“A/HSNI”禽流感病例，当日《中国日报》网站将这一新闻公布：《中国确诊一禽流感病例，尚无人感染》（China Confirms 1st Case of Bird Flu，No Human Ill），报道了广西这一病例的确诊情况，以及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防治疫情扩散。从2004年1月27日至3月16日中国的禽流感疫情结束，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日报》在报纸及其网站上共发布新闻400多条，报道内容涉及抗击禽流感的方方面面。

而在抗击禽流感的战斗中，媒体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日报》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府工作动态安排报道量，在1月底到2月10日这段时间内报道最为密集，平均每天有20篇报道。媒体及时的报道使公众对禽流感有了充分的了解，了解疫情的发展程度及相关的预防知识，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

2.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报道分析

2007年6月不断被媒体曝光的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是一桩性质极为恶劣的突发事件，它对受害者的摧残和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国家形象造成极坏的影响。

面对这一敏感性突发事件以及国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国内媒体及时进行了报道。《中国日报》最早的报道是在2007年6月14日，在其网站刊发的由新华社采写的新闻《黑砖窑奴工事件震动政府》（Gov’t Shocked at Slave Labour in Brickworks）中，详细介绍了奴工的悲惨境地和被解救情况，并且配以图片，更为触动人心。15日，《中国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200余人被救出黑砖窑》（More than 200 Rescued from Brick Kiln Slavery），报道了黑砖窑非法雇佣童工并极端残忍地任意打骂他们，该报还在第10版发表了评论文章。

随着事件向前发展，媒体报道不断跟进，从6月14日开始报道黑砖窑事件至8月13日间，《中国日报》在报纸及其网站上共刊发了50余篇报道。报道角度主要有两个：一是从揭露黑砖窑入手，报道其恶劣行径；二是从政府角度出发，报道政府严惩矿主，拯救、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内容大多是领导重视并做出工作指示，如何加强立法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报道虽也有揭露黑心矿主的恶劣行径，但主要基调却是正面的，宣传在此情况下政府如何拯救、抚慰受害奴工，如何做善后处理以及严惩相关责任人等。

而中国民众以及政府在事件中的反应也是许多媒体包括境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日报》及国内其他主流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可以说，在这个性质如此恶劣的突发事件中，媒体的报道虽然称不上尽善尽美，但也是比较及时的。在这一关乎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荣誉的事件中，正是由于国内媒体的及时报道，才使得这一事件没有造成更坏的影响。

3.南方雪灾

从2008年1月中旬开始，我国南方出现大范围持续雨雪天气，此次雪灾是近50年以来最严重的，冰冻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日报》在1月中旬就有关于中国部分地区普降大雪的报道，但是并没有将其作为2008年全国普降的第一场雪来报道。至16、17日，大雪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公路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中国日报》把从1月21日开始持续的大雪作为关注的焦点，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新闻《暴雪引发警戒信号》（Heavy Snow Sparks Alert），并在第4版及其网站上刊发4条新闻，报道全国受灾情况。1月28日至2月5日，《中国日报》头版头条的报道内容全是关于南方雪灾的，介绍雪灾给人们的生活、交通、运输、电力等各方面造成的影响，以及领导人纷纷赶往受灾一线地区查看灾情，安抚民众，慰问伤者，鼓励自救，并配以图片说明。

不仅如此，《中国日报》还在这段时间内专门设立了雪灾“cold”专版，专门介绍雪灾情况以及救灾措施。无论是在报道数量还是内容、角度方面，都做到了全面客观报道这一自然灾害。在春节前夕这段时间里，《中国日报》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报道雪灾上，不仅专门开设专版，介绍灾情，而且接连几天都在头版头条报道灾情以及抗灾救灾活动。如此报道强度和密度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不仅展示了政府亲民爱民的形象，而且鼓舞了灾区广大群众。可以说，对于南方雪灾的报道较之前更为成熟和全面，不仅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媒体公关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媒体的报道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大改进。

三、思考与总结（一）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理论框架

1.阶段式传播理论

突发事件由于给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危机，因此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其中阶段式的危机传播是众多研究者所重视的。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芬克曾提出危机传播四阶段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危机依据其发生发展的生命周期被划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爆发期、危机延续期及危机解决期四个阶段。这一阶段式传播理论的提出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它要求大众传媒在危机潜伏期进行环境监测及预警，在危机延续期引导舆论，在危机解决期引导社会回归理性，从而配合政府及时解决危机。

以SARS为例，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报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SARS危机潜伏期，媒体的危机信息预警功能缺失，谣言蔓延，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而这个时期通常是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如果能够及时、正确应对，很有可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当中。在SARS由潜伏转变为爆发的时期，媒体极少量的报道给民众造成疫情已得到控制的假象，使民众放松了警惕，这对疫情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在SARS危机进入高峰期以后，媒体及时准确通报各地疫情、政府政策措施，广泛宣传防治科学知识，对有效控制疫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在疫情潜伏期媒体积极进行报道，在疫情还未传入中国时便对其有了解和认识，也就不会引起较大恐慌，同时政府有力的防治措施也能防止疫情带来更大危害。

2.议程设置理论

媒体对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表现为两条途径：直接式和间接式。直接式是指媒体直接面对国际受众（主要是目标国受众），直接设定国际舆论的议程；间接式是指媒体通过为其他媒体设置报道议程而间接设定国际舆论（主要是目标受众国民众舆论）的议程。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自身实力较弱，西方媒体又基本垄断了国际新闻报道，因此，我国要想通过直接式的议程设置来影响国际受众并不现实，而在多数情况下，通过间接式的议程设置，通过其他国家主流媒体作为自己的扬声器，来达到影响国际舆论的目的。

间接式的议程设置方式在传播学中也被称为“媒介间议程设置（媒介议程互设）”。一般来说，议程设置的影响力走向是从主流媒体或精英媒体流向其他媒体。在国内突发事件发生时，国内媒体通常会占据有利形势，因此这一时期要控制信源，先入为主、先发制人，及时引导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这样才会在对外报道中占据主动地位，对国外媒体的报道议程产生影响。例如，在南丹矿难中，虽然有当地政府和矿主的阻挠，但媒体还是通过各种努力进行调查式报道，并将真相公布于众，而《纽约时报》在其报道中还援引了《中国日报》中的许多数据和事例。

政府同时也要参与媒体报道议程设置之中，建立一套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对新闻媒体展开公关。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不应该简单以沉默应对，或机械地回避记者采访和追问，而是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公开信息，解释事件发生的缘由、进展以及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行动。比较成功的案例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后期，中国政府一改之前的消极被动态度，积极运用各种传播渠道和手段，组织新闻发布会，主动向国内外媒体介绍疫情和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的考察；同时还邀请大量记者到医院、社区、农村、疾病控制中心等进行实地采访。可以说，对媒体的公关影响改变了媒体的报道内容，境外媒体的报道也开始大量引用中国政府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并集中刊载中国疫区的实地调查报告。而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更有效地引导了国际舆论导向。（二）突发事件对外传播的成就与不足

概括而言，我国突发事件对外传播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观念不断转变。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形成了对负面信息过度谨慎的态度，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受相关法律规定和新闻媒体“喉舌论”的限制，还有新闻观念以及报道习惯的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改善，媒体更为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及时准确地进行报道，掌握舆论主动，同时对“以正面宣传为主”这一方针的理解也更加准确。在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中，更注重研究受众的接受习惯，重视对传播效果的分析，用一种更为客观、科学的方式减少负面新闻带来的影响，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其次，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近几年，随着对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实践的深入，不但媒体的新闻传播观念发生变化，而且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制约新闻报道的政策机制性障碍也在不断减少。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突发事件的报道提供了更坚实的保障。2003年的“非典”成为打破局面的契机，在经历“非典”的巨大教训之后，政府相继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公共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一系列政府法规，而在2007年8月更是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从法律法规高度保障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

再次，更为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和媒体封锁消息首先是对公民知情权的极不尊重，隐瞒和封锁都可能对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巨大威胁。SARS危机初期信息的封锁和媒体的缺位，就引发了公众对知情权的关注。随着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包括了解重大突发事件的权利），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证。在信息传播手段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尊重民众的知情权是政府的理性选择。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对于公众知情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正在以主动的姿态公开信息，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虽然我国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仍有一些不足和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突发事件尤其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中，总会有相关责任人出面阻挠。例如在矿难中，当地政府以及矿主总会直接参与事件的处理，采用各种方式阻止记者进行采访。另外，由于突发事件的负面性，国内媒体总会被要求“要帮忙，不添乱”。一些政府部门把突发事件与国家和政府形象联系起来，认为一旦报道突发事件，就会严重损害国家和政府形象，所以对媒体封锁消息，拒绝接受采访。

另一方面，目前对于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管理学方面，从传播学角度展开的探讨比较匮乏。而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舆论对于危机的进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的舆论引导是成本最低且行之有效的解决危机的有利工具。但是，由于目前对外传播经验不足，使得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国内媒体的对外报道不能很好地针对目标受众，普遍存在着报道宣教意味过浓、内容缺乏针对性等缺点，因此很多时候都是在做无效传播。《中国日报》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英文报纸，但对来华外国受众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真正相信该媒体的人只占24.2％，60％的人持谨慎态度或不想发表意见。《中国日报》的对外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四、总结和建议

首先，对外报道突发事件，不能机械地使用国内报道的方式，而是要针对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报道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要遵循对外报道的客观规律和原则，注重真实性、及时性，报道内容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真实性是打造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及时性是对外报道突发事件的又一个重点。突发事件对外报道不仅关系到国家形象，更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国对外媒体要及时报道突发事件，有力控制信源，占据舆论制高点。此外，在对外报道中还要注意研究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收习惯，遵循对外传播的客观规律，有针对性地展开传播活动。例如，国内媒体经常报道模范人物带病坚持工作或公而忘私的事迹，甚至不顾家人的死活，一心只为集体利益。这些模范人物在对外报道中就很难被国外受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国内报道中的典型人物报道模式不能生硬照搬到对外报道中去。

其次，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对增强媒体的公信力起到决定性作用。例如在“非典”事件中，前期新闻报道的缺位，使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很大影响。4月份以后，国内媒体报道全面复位，公信力又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国内媒体要在报道内容上下工夫，熟悉国际传播的策略和技巧，掌握好平衡报道艺术，力求使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做到公正、客观。

再次，由于文化差异，媒体的对外报道内容很多时候不能有效针对目标受众，传播效果不佳，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借船出海，利用西方主流媒体进行对外传播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根据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原理，受众在选择新闻媒体时，通常会选取自己熟悉并信任的一个到几个媒体。除非无法轻易通过正常渠道取得信息，很少有人会选择国外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渠道。针对这一现实情况，加强同西方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就成为我国对外传播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的一个捷径。

目前，中国的突发事件对外传播仍然存在不足，要想真正改变传播方式、传统的传播观念仍需要时间，因此，改善我国的突发事件对外报道方式，增强传播效果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面的积极努力。

日本犯罪新闻报道与人权侵害

所谓犯罪新闻报道，指对触犯法律并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进行揭露的事实性报道。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等日本大报的社会新闻版面中，犯罪新闻报道是各类社会新闻题材中的焦点。

通常来，新闻媒体承担着“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使命，而新闻舆论监督又是法治舆论监督当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一定数量的犯罪新闻报道对于维护社会法制秩序、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犯罪新闻报道与人权密切相关，如果处理不好报道当中的一些环节，则很可能引发诸如侵犯隐私权、名誉毁损等一系列事件。

这些由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报道行为对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家庭的名誉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侵犯当事人隐私，妨碍公共居民正常生活的人权侵害行为，在日本新闻伦理著作中，也被称为“报道侵害”。

在日本媒体的社会新闻报道中，犯罪新闻报道数量占有较大比重。本文试图着重阐述日本媒体在犯罪新闻报道中所引发的诸多人权侵害问题，并剖析其人权侵害产生的原因。

一、由犯罪新闻报道所引发的人权侵害问题

日本媒体记者在犯罪新闻报道中，由于自身实际操作的原因所造成的人权侵害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由“报刊审判”所引发的人权侵害

在犯罪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具有报道事件来龙去脉的采访权，但是却不具备判定嫌疑人的司法决议权。日本的新闻记者在进行犯罪新闻报道时，常常产生角色混淆的情况。在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宣判公布之前，媒体常常根据自己调查得到的一些证据，对事件的性质和犯罪事实进行“报刊审判”（Trial by Newspaper）。然而，这些媒体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却不一定被采用。这样的话，媒体的这种行为很容易产生践踏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后果，并且对当事人的家庭也会造成一系列的伤害。

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地铁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该事件共酿成12人死亡、约5500人中毒的惨剧。随后，日本警方在一名叫做河野义行的男子的院子里搜索到了一些制作化学药剂的瓶瓶罐罐，由此展开案件的调查。媒体在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时，凭借从警方获知的少量情报信息，俨然把河野义行当做“真凶”，在其新闻内容中大肆挖掘其隐私，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见表1）。表1 关于“东京沙林毒气”的相关新闻报道

2004年2月，经过警方持续9年的调查，法院最终判定凶手是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头目——麻原彰晃。河野义行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在被媒体开始大肆渲染报道的两周内，整个家族都在威胁电话、失眠和惶恐中度过，一时间自己就被冤枉地贴上了罪犯的标签。

这起事件折射出新闻媒体在工作当中出现的两个重大误区。一是上文提到的角色定位错乱，一是隐私权的侵犯。在角色定位方面，在事件真相正式公布前，日本新闻媒体没有注意到自身并没有审判罪犯的职能，而过多从自己的“感性判断”出发，忽略了新闻当中的核心理念——“用事实说话”。另一方面，在该起事件当中，新闻媒体不注意对当事人的隐私予以保护，以至于给当事人的生活造成了恶劣影响。

事实上，在1987年日本律师联合会就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人权与报道》的声明，而1984年日本广播协会（NHK）也发布了《关于犯罪新闻报道与称呼的方针》，其中都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的隐私进行保护的条目。但在这起事件当中，媒体并没有做足这方面的工作。（二）由中伤报道所引发的人权侵害

除了由于误报所引发的人权侵害的情况之外，日本媒体所出现的中伤报道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热点。媒体的职责是关注新闻事实，向世人传递真实信息，这一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媒介经营过程中，媒体也不得不面对经营竞争问题，因此，报道的趣味性也就成为媒体实际操作经验中的重要一环。追求新闻的趣味性，就容易出现在报道中“添油加醋”的问题，而从事件当事人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对其人权的侵犯。

1999年12月26日，日本琦玉县桶川市一名女大学生在白天遇害。据悉，这名女大学生曾经被人跟踪数日，并向警察局报了案，但最后还是发生这样的惨剧。媒体得到这则新闻消息后，立即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展开了报道。但日本媒体的报道角度多从这名受害女大学生的私人情况入手，比如，一些男性杂志公开登出死者的生前照片，并在新闻中写道：“该名女学生的鞋子是Gucci的，手提包是Prada的……曾和一名经营色情场所的男子密切交往过……”这样的语言符号背后传达的信息是，这名女子其实是死有余辜，并且很让人诧异于女子的家教。事件发生后，该名女子的家人一直沉浸在丧失亲人的痛苦当中，但是媒体的报道无疑是在他们的伤口又撒上了一把盐。2002年11月，死者的父亲正式向“报道与人权联络会”申诉，在申诉中，死者亲人陈述：“媒体整天包围在我们的家周围，由于警察在这起案件当中总是推脱责任，媒体就拿一些没有的事大肆报道，在外人看来，好像我们的女儿是死有余辜的。我们的女儿被罪犯杀害，那么媒体的报道则是第二次杀死了她……”（三）由于过度集中报道所引发的人权侵害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后，随着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出台以及日本各地人权保护团体的涌现，由于误报、中伤所引发的人权侵害问题有减少的趋势，但是这段时期也涌现出了另外一种形态的人权侵害问题，这就是由于过度集中报道所引发的人权侵害。

东京大学的花田达郎教授在其所编著的书中写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记者大肆奔赴当事者家族所在地，这种集体取材的行为对当事人以及周围居民都造成了人权侵犯。”1999年发生的“京都小学二年级学生被害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99年12月31日，日本京都日野市伏见区的小学操场上，发现了该校一名小学生的尸体。这起小学生被害案件立即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报纸、电视、周刊等新闻媒体纷纷派出了自己的采访阵容赴实地进行取材，取材人数超过了百人（见表2）。在取材过程中，媒体的车辆更将当地交通围堵得水泄不通，给当地居民的出行造成了极大不便。此外，一些报社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还出动了直升机进行空中拍摄，直升机连夜拍摄所产生的噪声污染更是让当地人头疼不已。表2 各家新闻媒体派出的采访阵容

二、引发人权侵害的深层原因探究（一）媒体队伍的人权意识淡薄

由犯罪新闻报道所引发的人权侵害问题，从媒体从业者自身来说，首先存在着人权意识淡薄、媒体素养教育不够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媒体在所接受的各种教育当中，忽略对于人权的保护。

在日本的新闻从业人员当中，新闻专业出身的人并不多，日本的媒体在对不同题材的新闻进行报道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专门人才从事新闻报道。因此，一些没有经过大专院校系统新闻专业教育的人在刚刚走向工作岗位时，并没有太多关于新闻伦理、媒介素养等方面的知识储备。

面对激烈的新闻竞争环境，为了能够写出出色的稿子，媒体从业者当中渐渐滋生出“重趣味而轻事实”的倾向。为了能够写出趣味横生的报道，记者总想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取材，然后根据获知的少量信息就大肆主观报道。这样，便构建了引发人权侵害问题的温床。（二）新闻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冲突

从日本的法律体制上来说，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今日本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二战”后仿照美国建立的一套体系，在日本的《宪法》、《刑法》和《民法》当中，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色彩强烈，保障新闻自由成为日本新闻法制的重要内容。

赋予媒体自由之后，也存在一个“自由度”的问题。在一系列报道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后，日本立法机构逐渐认识到人权保护方面的重要问题。因此，日本在《公务员法》中确立了保密原则，而在《刑法》和《民法》当中也规定了对于人身自由、名誉、隐私权等方面的保护条文。但是这些条文大多体现在《宪法》、《民法》、《刑法》当中，而日本始终没有出台一部关于报道与人权侵害方面的法律。因为如果过分对新闻报道的活动进行法律规定，便又不得不陷入“限制新闻自由”的尴尬境地。因此，日本如今对于报道侵害方面的保护主要依靠媒体的自律措施。1946年，日本新闻协会制定《新闻伦理纲领》并不断进行修订；1984年，日本广播协会（NHK）也发布了《关于犯罪新闻报道与称呼的方针》。许多大型媒体的内部也都制定了相关新闻伦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在道德层面加以规范。

此外，各地涌现出许多人权保护组织和团体，比如东京地区的“人权与报道联络会”、大阪地区的“大众传媒与人权关西地区会”等，也是实现人权保护的一个方面。（三）激烈的媒介生存环境

从日本媒体经营者的角度来说，当今日本国内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是他们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单纯从报纸行业来说，日本就拥有《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数家全国性大报，其中，《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发行数量更是超过1000万份。此外，再加上电视、广播、互联网的竞争，媒体要想生存下去，势必需要一定的发展战略。

对于日本的报业经营者来说，报道新闻、传递事实可以作为一种责任，而如何掌握第一手新闻资料，让自己的新闻获得较高的知名度，从而拉动市场购买率和收视率，则是摆在每个媒介经营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由于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同类媒介、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同一媒体、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日本的媒体渐渐把新闻包装成了一种商品。当犯罪事件发生的时候，在犯罪事实还没有获得确认的初级阶段，日本的媒体工作者往往已经展开了大肆报道，于是很容易将犯罪嫌疑人视为“罪犯”，在报道过程中注重渲染罪犯的凶残和被害者家庭的悲伤，甚至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者的私人信息公布出来。这样一来，新闻报道就朝商品化和娱乐化的方向发展，无视人权的现象也就自然产生了。

总之，犯罪新闻报道作为社会新闻报道中的重要题材，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法治建设当中的监督者、督促者，及时报道犯罪行为、揭露黑暗、弘扬正义是其不可或缺的责任。但是，从新闻伦理的层面出发，也必须认识到报道新闻是在不造成人权侵害的前提下进行的，否则新闻报道将失去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美国大众报纸宗教新闻的窘境——以《华盛顿邮报》的宗教新闻为例

美国是当今世界一家独大的超级大国，2007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了13.78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中国数值（7.099万亿美元）的近两倍，如果考虑到其文化产品（电视、电影、书籍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价值，美国的文化渗透力也可称得上是世界第一。

美国的报业一直以来就被视为世界报业的风向标，其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也让它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2007年，全美国907家报纸每个工作日的总付费发行量为5124.6万份，平均每天每份报纸有6个美国人在读。

在如此海量的新闻中，有一类新闻显得很特殊——宗教新闻。说它特殊，首先是因为并非每家报纸都有专门的宗教新闻（教会发行的报纸除外）；其次，它所报道的内容也和一般的新闻不同，均为宗教相关新闻事件或人物。而美国作为一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多元化国家，大众报纸中宗教新闻的地位却很尴尬：绝对算不上大量，却也无法忽略。

本文将以《华盛顿邮报》为例，对宗教新闻在美国大众报纸中的存在情况做简要的分析。

一、宗教新闻定义

并未有学者对宗教做出准确的定义。但根据观察《华盛顿邮报》上宗教板块的新闻，可以做出如下定义：宗教新闻，即为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与宗教人物和宗教事件相关内容的报道。这里套用了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宗教新闻的这一定义界定了宗教新闻报道的范围和内容，即与宗教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同时也说明了宗教新闻的时效性（新近或正在发生的）。

二、美国宗教现状（一）宗教多元化，国民宗教信仰程度很高

按照一般标准衡量，美国应该算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指标来看，美国都领先于世界各国。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国民宗教信仰比例很高的几个国家。根据统计，截至2007年，美国国民中，信仰宗教的人数比例为83.1%，其中78.4%的人信仰基督教。

欧洲新教徒迁移北美以后，其教派已经不再像在欧洲那样按国家教派区分，而是按照不同的宗教教义和组织原则来区分，其中主要包括：圣公会派（Episcopalian，又称主教派）、唯一神教派（Unitarian，又称一位论派）、长老派（Presbyterian，又称长老会派）、荷兰改革派（又称荷兰归正宗）、循道宗（Methodist，又称卫理公会派）、普救派（Disciples of Christ，又称使徒会派）、浸礼派（Baptist）、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贵格派（Quaker，Friends，又称教友派）、路德派（Lutheran）等等。如此众多的教派虽然同属于基督新教，但在教义、仪式、教会组织、主张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所以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宗教信仰表现为多元化就成为美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根据表1可以看出，至今这种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征仍然很明显。表1 美国宗教信仰分布（截至2007年）12Includes other denominations/beliefs not shown separately.Includes Wica（Wiccan），3pagan，and other New Age groups.Atheist，agnostic，and nothing in particular.（二）国民的宗教活动频繁

基于如此高的国民信仰宗教的比例，美国人不仅对宗教的信仰虔诚，他们的宗教活动也很频繁。美国全国约有72%的人认为宗教在自己的生活中很重要，58％的美国人每天进行祈祷，61%的人是居住地教堂的成员，63％的人相信自己所信仰宗教中的神说的话。

在于歌所著的《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一书中，作者对宗教在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方面的渗透进行了叙述：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比花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次为3.88亿，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次则为52亿，为看比赛的总人次的13倍多；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只为40亿美元，两者相差悬殊。（三）宗教思想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很明显。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

三、《华盛顿邮报》的宗教新闻概述

之所以选择《华盛顿邮报》作为本文分析的对象，是因为该报的宗教新闻被明确地标以“Religion”，因而就避免了由于宗教新闻定义不准确而对本文研究结果带来的误差。（一）《华盛顿邮报》简介《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它是1877年由斯蒂尔森·哈钦斯创办的，1880年该报成为华盛顿特区首家每日出版的报纸。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退职，《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国际威望。《华盛顿邮报》周一到周五的平均日发行量为622714份，周日发行量为866057份。2005年的平均周发行量排名全美第5位。（二）宗教新闻所占版面

虽然宗教新闻在《华盛顿邮报》中被明确地区分了出来，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版面，而是被列在了都市版（Metro）里，而且也并非每期的都市版都会刊登宗教新闻。例如，2008年12月14日，《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6篇宗教新闻，而12月15日没有刊登宗教新闻，到12月16日才又刊登了3篇宗教新闻。所以，宗教新闻在整个《华盛顿邮报》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是相当小。而相比其他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华盛顿邮报》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例了。（三）宗教新闻分类

按照宗教新闻的定义，《华盛顿邮报》上的宗教新闻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大类：

1.宗教人物相关新闻

这个分类里的新闻主要是指发生在任何宗教教会，主教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信徒身上的新闻。例如主教发表演讲、信徒被警察逮捕等。

2.宗教事件相关新闻

宗教事件可以涵盖很多方面，比如信徒朝圣、教堂拆迁、教义阐释、宗教现象等。（四）宗教新闻中的非宗教内容

除了体现定义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外，宗教新闻通常还会涉及社会生活中非宗教性质的内容。比如在2008年12月30日《华盛顿邮报》C01版上有一篇名为《梦想成真》（The Possible Dream）的文章，说的是新奥尔良的一位越南籍美国人成为国会议员。该报之所以把这则看似完全与宗教不相干的新闻放在宗教新闻板块，就是因为这位国会议员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神学院学生。又比如在2008年1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一则宗教新闻，讲的是在圣诞夜当晚，一个人在教堂门前遭抢并被殴打的事。

而且宗教新闻在叙事过程中，有时会在发表宗教性质言论的同时，对社会、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比如在2009年1月3日的一篇新闻中，记者叙述了印度穆斯林理事会拒绝埋葬策划孟买爆炸案并在爆炸中丧生的穆斯林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顺便对爆炸案的策划者是否是真正的穆斯林信徒予以质疑，从而表达了“参与恐怖袭击的穆斯林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这样一种立场。

宗教新闻中非宗教内容的出现，从一方面说明宗教确实已经深入到了美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从另一方面讲，也说明了在某些时候，宗教新闻的宗教性要依附于其他非宗教内容才得以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宗教新闻中的非宗教内容虽然在文章中所占篇幅很小，但其意义却大过了宗教本身，上升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层面。这也就引出了宗教新闻当前所面临的窘境。

四、宗教新闻面临的窘境（一）宗教价值观与美国价值观差异较大

2005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宗教领袖——路易·帕罗福音联合会主席帕罗博士。在会谈中，赵启正用四点很好地概括了基督教的教义：“一是上帝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是全善的，是全能的；二是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上帝不能直接和人沟通；三是上帝派耶稣来和人沟通；四是人不要企图主导自己，要靠耶稣和《圣经》来主导自己。”因此，基督教教会根据《圣经》中的教义，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堕胎和同性恋结婚，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也不例外。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很多以前看似不恰当的事情在现在看来已经变得可以接受。但宗教教义却不可能由人做出更改，这就使得宗教新闻不得不在话题选择上下一番工夫，以适应大众化报纸受众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宗教所认同的价值观已经和当今普通美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有了较大的差异。美国有一个公益性的组织名为“普通人心中的美国价值观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Values in Public Life）”，它在2006年10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列出了当今美国人心目中排名前三位的价值观（如图1）：候选人要诚实、正直、有责任感（The honesty，integ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ndidate）；国家消除贫困、保障国民医疗权利的努力（Eliminating poverty and guaranteeing access to health care）；国家保障国民自由和选择权利的努力（Protecting personal freedoms and individual choices）。图1 当今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价值观

从图1可以看出，现在美国人心中的价值观已经变得很现实了。而且这个调查的结果还表明，普通美国人认为，那些只是关注堕胎和同性恋结婚的宗教领袖们应该更多地关心一下大众、关心一下穷人（Americans overwhelmingly believe religious leaders who focus on abortion and gay rights ought to bring religious teachings more to bear on themes like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poor）。

所以，刊登在大众报纸上的宗教新闻就只能在两种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二）宗教新闻地位很低

宗教新闻面临的另一个窘境，是宗教在美国国民中的高度普及和它在大众传媒中相对较低的地位之间的不相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宗教新闻在全部新闻中所占比例很低

根据美国公益组织“新闻卓越计划（Project for Excellence of Journalism）”的统计，从2003年一直到2007年的新闻话题排行中，宗教新闻都只占到1%～2％。表2为2005年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生活方式”这一话题（宗教新闻被归入这一类）在所有报纸新闻中所占的比例仅为4.1%，所以宗教新闻所占的比例比这个数字还要低。而这两个数字都远远低于处在前三位的政府、犯罪和商业话题。表2 2005年美国报纸新闻话题排行

2.民众对宗教新闻的关注度不高

宗教新闻地位较低的另一个表现是民众对其关注程度不高。如果以一个较明显的指标来衡量的话，可以比较一下新闻网站上宗教新闻的评论数量。以《华盛顿邮报》网站（http：//www.washingtonpost.com）为例，在一条普通的美国国内新闻或地区新闻后面都会有十几条甚至几十条评论；但在宗教新闻后面，要么评论寥寥，要么根本就不能发表评论（Comments are closed for this item）。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民众对宗教新闻的低关注度。图2 《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地区新闻后的评论（左）和禁止评论的宗教新闻（右）

五、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美国民众信仰宗教的比例很高，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宗教价值观和美国普通人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较大差异。因此，大众报纸上的宗教新闻也面临着窘境。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各种宗教的布道者们来说，利用大众媒介传道的努力肯定会继续。民众的需求和宗教的诉求谁能占据上风，可能还需要民众自己来作出选择。

广播电视媒体

→中国类型广播刍议

——以Hit FM88.7为例

→浅析传统电视媒体在国际网络新闻时代的发展特点

→

当前我国国际新闻节目话语建构初探

→关于电视国际新闻报道的几个问题

——以央视新闻频道的国际新闻报道为例

→调整中的对外传播策略

——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媒体链接》为例

→由CBS王牌节目看美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

——以《60分钟》和《48小时》为例

中国类型广播刍议——以Hit FM88.7为例

人类社会传播工具的发展，是一个新媒体不断涌现、传统媒体不断自我调整的历史。当广播在20世纪20年代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报纸只把它当做浅薄的代名词；当四五十年代广播在人类传播史上验明正身之后，初露端倪的电视又被当做新媒体而经历了一个被认可的过程；今天，信息社会以网络为代表形成的新型媒体更使所有传统媒体来了一次大洗牌，这时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已成为传统，要面临新的调整。广播，作为音频、单向线形播送的伴随媒体，作为中国媒介发展中曾经红极一时的传统媒体，自网络媒体出现后，其在整个媒介生态中的定位始终值得人们关注。我们可以说，当今中国，新旧媒体并存，信息供应渠道多元化，作为传统媒体，广播的发展契机已经出现并日益清晰。类型广播成为“内容为王”时代广播全新的发展路径，并为广播这一传统媒体在新时代的发展迎来了契机。

与传统的综合性广播不同，类型广播意味着窄众、小众。那么，在中国它们将以怎样的途径发展壮大，它们发展的合理性在哪里，都将是广播界持续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类型广播本身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是指这类广播的类型化、分众化特征。在我国，此类广播很多。如在北京就有Hit FM88.7，内容只以欧美音乐的发烧友为主打对象，在中国广播领域可谓独树一帜。本文将探讨类型广播在中国的缘起，梳理类型广播的发展现状，并以Hit FM88.7为例，分析中国类型广播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类型广播的源起

类型广播，是具有明确的特定受众定位、特定内容提供、特定范围广告资助的电台广播形式，目前有新闻广播、音乐广播、故事广播、体育广播、谈话广播等，与综合性频率相对。

有的学者曾经这样为类型广播定义：“类型化电台，又称格式化电台、专业台、专业频率。与它相对的是栏目化电台，一般称其为综合性频率。通俗而言，听众对类型化电台的频率内容定位和品牌有明确的认知，收听无需节目表，可在需要时随时开机收听所需内容。而栏目化的综合性频率，则需要依照节目表收听，其播出的内容并非为特定听众所需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与类型广播相对的是综合性广播电台。类型广播节目的突出特点，即：锁定特定的收听群体，根据广告市场对听众群体从年龄、职业、爱好等方面进行细分，全天播出同一类型的节目，在这一类型中进一步细化节目内容。类型广播并不是根据现代广播人的简单创意而出现的，如果概括其原因，我们可以说类型广播是源于技术、需求和市场的共同发酵。（一）技术源起

技术使大众的整体性需求转变为分众的群落化需求。这一趋势如今不但成为可能，且不断向现实过渡。随着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数字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供应方式、供应途径都得到了丰富和加强。各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超链接，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的深入整合，使节目来源变得更加丰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信息超市，而超市里的信息商品自然基本上是按类别摆放，才有利于顾客查找、选取。正是新技术的发展，使受众有了多样化选择的可能。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广播也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传输特性，在不可替代的特性基础上把握“内容为王”的生存策略。所谓类型化，就是一种“内容为王”。专业化的某种内容提供，使其独树一帜，实现差异化竞争、差异化生存。因此，它既可以是传统广播，又可以是网络广播，它以内容为品牌经营的基点。（二）心理源起

类型广播的存在，除了技术发展上的保障外，与受众渴望根据自己的需求成为某一个群体的归属感也密切相关。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物质需求的丰裕，使人们精神需求的种类也在分化。受众的这些需求应该说是一直存在的，但在条件未许可时只能是潜在的。由于广播的特性，声音所带来的想象空间，广播更依赖精神上的归属心理，于是，类型广播以某种特定群体的明确定位，就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自我认同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所以，类型广播表现出来的，往往不仅仅是某一类兴趣爱好者关注的特定领域，它是在这一特定领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倡导。

受后现代理论中关于“重新部落化”说法的启示，我们借用人类学中关于族群心理的研究来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阐述。按照人类学家阿布尼尔·科恩的定义，族群是被定义的人们的共同体，其成员共享相同的风俗习惯。它是相对来讲人口较多的一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在同一个社会体系架构中，族群成员与同一个共同体的其他人发生内在的关系。可以看到，族群、人类群体的探究，本身就有生活方式的集合体的意思。所以，群体往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表现出某种文化特性。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界限是存在于人们思想里面的，即一旦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群体，就已经区分开了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界限。文化正是被利用的一种区分工具，在需要的时候用以表达自己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每个群体都会有不同的想象、不同的文化经验，让这个群体有“所属的感觉”。因此，类型广播的受众群体一旦界定清楚，就造成这样一种归属感、氛围，牢牢地牵引着其受众群体的忠诚度。（三）市场源起

广告公司选择投放的目标受众群更加细化，类型广播正好迎合了这一趋势。广播业认识到，特定的广告客户需要吸引特定的听众，因而在电台的传播定位、风格定位、受众定位、营销定位上，锁定这些人群，从而将广告客户的利益、受众的利益与电台的利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广播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锁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受众群体，一个是在家收听广播节目且较为传统的“留守”人群，另一个是在路上收听广播节目且较为新兴的“移动”人群。两种人群的年龄结构、职业都存在着巨大差异，需要进行分类分别传播。而广播“移动”人群，又可以细分为以放松、休闲为目的的“伴随”收听和以搜寻信息为目的的“信息”收听。第一种一般选择音乐、文艺、娱乐、游戏类广播节目，第二种一般选择新闻、谈话、资讯类节目。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Hit FM88.7的受众更是以欧美音乐爱好者这样一个“小众”群体作为服务对象，给广告客户提供的信号将是服务于白领、想象高端生活的人群。

以上都说明，类型广播是顺应时势而发展起来的，有其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二、类型广播的定位演变

类型广播在诞生之前，广播是人们所熟知的综合性广播。从历史上看，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经历了一个由综合广播向类型广播演变的过程。目前，美国的类型广播已经基本取代了综合广播，而中国目前还未完全实现这一取代的过程，现在综合广播和类型广播依然并存。

根据资料，美国广播学者迈克·凯斯（Michael Keith）将美国电台主要的节目类型和主要的听众群列为以下多种：新闻或谈话电台；综合台（为所有人提供所有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走下坡）；都市综合台（在大都市，吸引大量城市人收听）；宗教电台（全美有900个以上）；体育台；轻摇滚音乐台（25～49岁及女性听众）；热门音乐台（畅销唱片、CD，青少年听众）；乡村音乐台（主要是蓝领听众）；完全音乐台（歌曲及管弦乐，几乎没有语言，常自动播出）；重摇滚音乐台（18～34岁男性）；怀旧金曲台（20世纪40～60年代初老歌）；古典音乐台（相当部分为大学电台）；现代音乐台（另类音乐，如现代摇滚等，估计今后几年被看好）；少数民族台（分别为综合台或民族音乐台等，听众为少数族类）。

以上类型，未包括美国现在正在播出的电台的所有类型，比如纯广告电台。

可见，美国的类型广播已经非常细化，综合广播很罕见。即，广播在走向类型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意味着定位细化，进而内容细化，从而牢牢抓住目标受众。

在我国，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演变过程。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专业化办台上取得突出业绩，目前拥有新闻（AM828KHz，FM100.6MHz）、城市服务管理（AM1026KHz，FM107.3MHz）、首都生活（AM603KHz）、体育（FM102.5MHz）、音乐（FM97.4MHz）、文艺（FM87.6MHz）、交通（FM103.9MHz）、爱家广播（AM927KHz）和外语（AM774KHz）九套类型化广播。上海广播频率专业化改革于2002年启动，在节目设置和资源整合上做了重大调整，专业设置了新闻、交通、文艺、戏剧、新闻综合、金色、流行音乐、经典音乐、财经、浦江之声10套节目，市场份额大幅度提升。

目前我国广播存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打着专业、类型的旗号，仍可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以某个核心内容为主，兼顾其他。例如，以下是西安人民广播电台两个类型广播台的定位：西安音乐广播FM93.1，受众定位主要为学生、上班族、私家车主、私营业主（店铺经营者）；受众特性是，该台重度接触者多为时尚年轻群体，受过高等教育，重视精神层面的享受，间接及潜在消费能力强，易于被广告所打动而购买产品，有固定收听某一节目的习惯，移动性强，喜欢流行、独特的消费品，这部分群体逐渐或已经成为家庭购买决策的意见领袖。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的资讯广播FM106.1，以“实用资讯、热情服务”为其基本定位；节目内容以政务资讯、生活资讯、商务资讯为主，另外设置部分娱乐及谈话类节目，针对不同的目标听众群，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娱乐服务；资讯广播节目按照“政治性、娱乐性、地方性和服务性相统一”的要求，体现新颖、活泼、亲和力、个性化的风格。总体来说，综合性还是比较强的。

对我国来说，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年听众，目前并没有专业的老年广播，他们习惯于以综合广播作为他们的资讯渠道。新的类型广播形式也需要一个摸索过程，目前许多交通广播、音乐广播都很成功，而像Hit FM88.7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重庆跨市传送，做窄众、细化内容的大胆尝试，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我国类型广播的发展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历史上广播管理体制的规定，强调每个广播电台的喉舌功能，人事任命也是由此决定，与类型广播需要专门的兴趣者，专注于在一个专业领域做深、做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二是成熟的广播节目市场一直未能形成，节目交易量非常低，跨地域的交易少之又少，这使得类型广播的生长空间受到限制；其三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文化教育水平，也制约着类型广播的发展速度。

三、音乐类广播——类型广播的主流

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的广播电台都是把音乐节目作为一个重要板块的。音乐是综合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类型台的辅助相伴部分，那么，专门的音乐类型广播有何特点呢？综合来看，音乐台的音乐是主，而不是辅，或一部分。音乐台一般都24小时滚动播出音乐节目。（一）音乐类广播简况

比较Hit FM88.7这种非常窄众化的音乐类型广播与音乐之声、北京音乐广播、西安音乐广播这种相对比较综合的音乐广播，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音乐广播基本上都是音乐配上这一族群的生活方式资讯。不同之处是：1.受众定位。Hit FM88.7的定位是“推广高品质、国际化的流行音乐文化”。显然这句口号带有启蒙意味，给受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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