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史(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爱德华·吉本,黄宜思,黄雨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试读：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倒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悟出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94年3月中译本序言

英国历史家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出版至今已逾二百年。我国出版界传出它的一卷节编本中译本问世的信息，依然令人鼓舞。

爱德华·吉本出身于一个拥有大地产的资产阶级家族。据他追记，其家族在14世纪时开始拥有土地。到16世纪后期，其远祖已获得缙绅的称号。当时风气，农村殷实之家，大都把子弟送往城市习商。这个家族已有几代人到伦敦从事商业活动，并出现过一位周游西欧并远游美洲的旅行家。吉本的祖父爱德华曾任南海公司董事，由于一次船只失事而破产，但他东山再起，又复积资十万英镑。吉本的父亲亦名爱德华，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托利党人，拥有缙绅称号，一度担任伦敦城的区长，并曾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吉本的母亲朱迪思·波顿为伦敦商人之女。吉本于1737年出生于伦敦附近的帕特尼镇，是父母的长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颇以其出身门第而自豪：“我出生于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国家，一个科学和哲学的时代，一个门第荣耀、家资富有的家庭。”

吉本幼年身体孱弱多病，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管，幸赖姨母凯塞琳·波顿悉心看护，几次转危为安。他所受的初级教育很不完整，时常因病中断，10岁丧母后，又一度辍学。幸赖他生性好学，又得姨母辅导，读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人物传记，启发了对古典时期历史的兴趣。在入大学之前，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部已打下良好基础。

1752年吉本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当时只有15岁。他对世界历史怀有很浓的兴趣，从古代而及于近代，几乎尽读所能得到的关于阿拉伯、波斯、蒙古和突厥史的英文著作，在他阅读的书单中也列入了中国史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院生活使他失去学习兴趣。他更换了一位导师，这是一位“只记得薪俸，不记得职守”的人，对学生既不指导，也乏管理，虽同住一院，却只见过一面，俨然路人。吉本深感无聊，称这段日子为修道院生活，时常离校出游，学院也不加约束。他自幼即对宗教争论感兴趣，惑于天主教祕义的姑母对他也有断影响，牛津的沉闷气息并不能为他解疑释惑。相反，他认为大学要求学生对三十九信条表示信奉之举是“装样子多于诵读，诵读多于信奉”。在彷徨苦闷之中，他接受了化体说，改信了天主教。当时他还自认是受良心驱使，但多年以后自己承认当时过于幼稚，致为诡辩所惑。的确，他这时才16岁。

父亲老爱德华得知此事，既惊且痛，向校方举发。学校虽能宽容吉本的懒散，却不能容忍他的改宗，吉本从此离开了牛津大学。父亲为了补救，重新拟订教育计划，把儿子送到瑞士洛桑去读书。

老爱德华为儿子选定的导师兼房东是一位加尔文派牧师，名叫帕维亚尔，是位博学多识的老师。1753年6月底，吉本来到洛桑，就下榻在导师的家里。帕维亚尔在一封信中记下了对新来学生的印象：“瘦小的身材，硕大的头颅。以超人的才能和卓越的议论，为天主教进行了前所未闻的辩护。”面对这个天资极高而又坚信天主教的学生，帕维亚尔为他订下周密的学习计划，循循善诱，把他一步步引向学问的高峰。在这个简朴的家庭里，缺乏莫德林学院那种讲究的宿舍和周到的服侍，但却有着大量的图书和自由的学习空气。从1753年到1758年的五年时间里，吉本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学业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吉本取得的第一项收获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来到洛桑一年半后，他放弃了天主教，重新皈依新教。他承认帕维亚尔的教诲对于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思。他逐渐认识到《圣经》所描述的许多现象并不能为人类感官所感知，于是“罗马的种种信条就像梦一样地消逝了。”1754年圣诞节，吉本到洛桑的教堂领受圣歺。然而这只是他的宗教观在前进中的第一步。随着迤后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读和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

吉本在帕维亚尔指导下主要攻读拉丁文古典名著，兼习希腊文著作。他的课业包括四大部分：历史、诗、演说辞和哲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竭泽而渔了。他还广泛阅读近人著作，涉及数学、逻辑、政治、法律等方面，其中包括启蒙运动时期法、英思想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他还通过通信向巴黎、苏黎世、哥廷根等大学的教授请教。在离开瑞士之前，他还求见慕名已久的伏尔泰。年过花甲的大思想家在洛桑别墅里接待了这个才逾弱冠的青年。1758年4月吉本离开洛桑返回英国。后来他把居留洛桑的这五年称作“幸运的流放”。

吉本返英以后，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他不甘寂寞，以藏书和读书为遣。他曾写道：“在闲暇中我亲爱的伴侣是革命以后的英国作家，他们呼吸的是理性和自由的空气；”并认为这种阅读对于自己深受法语影响的国语也能起到纯洁的作用。他的社会工作极少。七年战争期间，当过一段时间义务职的国民军军官。他曾两度当选议会下院议员，当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立场是维护母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一本法文传记说，他在议会八年，对重大问题都深思熟虑，但他从来不曾鼓起勇气，展示才华，在公共场合讲过话。由于得到首相诺思勋爵的赏识，吉本曾在政府部门当过三年的贸易殖民专员，他本人承认。这是一个负担不重而薪俸颇厚的位置。可以看出，吉本对于政治不抱多大兴趣，但对著书立说却有强烈的愿望。

吉本开始从事著述生涯，首先选定的是文学领域。他留学国外时，深感处于哲学时代的法国，对于希腊和罗马文学漠视，归国后打算写一本书呼唤法人对古典的重视。1761年书成，用法文出版，书名为《论文学研究》。这本小册子在法国、荷兰得到好评，但在本国却受到冷遇。1770年，他又撰写了一本题为《评〈伊尼特〉第六卷》的小册子，批驳沃伯顿主教对维吉尔这部名著的歪曲。这是吉本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书，由于内容系针对沃伯顿这个气焰薰天的人物，所以不曾署名。他在书中指出古代立法者从未制造秘义，伊尼斯也从未跻身于立法者，沃伯顿的种种臆说是对诗人的损害。一位名叫哈利的学者曾经评论说，沃伯顿对维吉尔第六卷的解释，多年来不曾受到触动。现在一位卓越但匿名的评论家在一篇公正而富于勇气的古典文学评论中“彻底推翻了这个设计拙劣的建筑物，也暴露了这个傲慢的设计师的骄横与无能。”沃伯顿未敢应战，这本小册子渐渐阒然无闻。然而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吉本敢于向教会权威挑战的勇气。

吉本自幼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然而他起意当历史家的念头却是在他服役于国民军之时。他最初考虑的课题并不是罗马帝国。而是“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沃尔特·雷利爵士传”，“瑞士解放史”，“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许多题目，经过选择，选定了“瑞士解放史”的题目。1767年，他同好友戴维尔登合作，用法文写出一卷，在一个文学俱乐部中宣读，未受欢迎。休谟在信中对于此书用法文撰写也不表赞同。吉本最后承认此举失败。

至于撰写罗马史的设想。还应追溯一下他前几年赴欧洲大陆的游历。1763年，他去到巴黎，在这里会晤了许多社会名流，其中有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著名学者。然后重访洛桑，拜谒老师帕维亚尔。以后的两年都在意大利度过。他遍访意大利名城，到处探求古迹，寻访名胜，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对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更是流连忘返。他写道：“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罗慕洛站立过的，图利（即西塞罗——笔者）演讲过的、恺撒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还写道：“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词，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他最早想写的还不是整个罗马帝国。

吉本在1765年回国以后的五年里，一直都为家事、社交、国民军训练以及上述小册子的撰写等活动所占据。1770年父亲病死，自己从国民军退役，他才享受到时间支配的自由，开始筹划撰写书的首卷。他回忆道，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甚至连书的名称、帝国衰亡的范围、导言的界限、各章的划分、叙述的顺序等都有疑问。在第一卷序言中也说，他曾考虑只写两卷本的《罗马城衰亡史》，截止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后来还是决定写到东罗马帝国的覆灭。

要想为这样一部历时长久，地域广阔，内容繁杂的巨著进行结构设计，是十分困难的，作者为此煞费苦心。他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将所包括的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以自图拉真至安东尼家族在位罗马帝国臻于鼎盛时期为开始，叙述它逐步走向衰落，西半部终为蛮族所倾覆，直到6世纪初为第一阶段。以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为开始，包括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亚、非行省，直到查理大帝兴起，建立起第二个，亦即日耳曼人的西部帝国为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包括时间最久，达六个半世纪，从西部帝国的重建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书中还涉及十字军的历史及其对希腊帝国的蹂躏。作者出于自身癖好，仍不免对中世纪罗马城市的状况重作一番探究。尽管有了这一框架，要想把千头万绪，枝蔓丛生的史实包容进来，也殊非易事。作者将罗马城作为全书的基本点，条条线索从这里引向四面八方。他将大量历史事件编排组合，不尽按编年顺序，而注重其内在联系，以勾划出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的各个阶段。这种安排从他的反对者的口中也博得了“和谐一致”的赞美。

作者对于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他对古典著作旧有基础，但仍做更进一步的搜求，举凡直接、间接与所撰书有关的材料，年代记、法典、地理书籍以及钱币、铭刻等等，都在收集之列。他曾以两年的时间（1771—1772）专事这一工作，然而功夫并不止此，在他首卷问世后，又有一些古典著作被发现，人们在迤后的几卷中，可以看到采用的痕迹。

这部巨著原来是按六卷分三次出版的（现行本往往为七卷或八卷）。第一卷出版于1776年，内容写到4世纪初。第二次于1781年同时出版了第二、三两卷，内容也只包括两个多世纪。第三次出版于1788年，同时发行三卷，内容包括迤后九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三卷所包括的时间并不均衡，第四卷所记亦仅百余年，详细程度与前三卷相当，而第五、六两卷所承担的则是自希拉克略死后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的八百多年。这最后两卷头绪繁杂，枝节丛生，在欧洲涉及到法兰克人及其他蛮族、诺曼人、保加尔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以及十字军的历史；起自亚洲的则有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还有作者深感兴趣的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些在两卷中都占有相当的份量。但是与前四卷相比，每个问题所占的篇幅无疑是较小的，叙述也较为简单。作者在第四十八章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希拉克略以后的拜占廷帝国，疆土日蹙，政局混乱，朝代的更迭只构成一部衰败与灾难的历史。如果按照前几卷的尺度来处理，只能写得枯燥无味，读来既无趣味，也乏教益。当然，这段历史的材料更加庞杂，而作者的年龄与健康也难以支持他实现更加宏伟的设想了。

吉本的著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动笔之前考虑了文字风格。他不喜编年史的文字枯燥，也不喜演说词的词藻堆砌，采取了介乎二者之间的笔调。开始撰写时，十分拘谨，第一卷的头一章，改写了三遍，第二、三章也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迤后各章进展顺利，但写到第十五、十六章时，又反复修改了三次，从原来相当于一卷的分量，压缩成现存的规模。他后来回顾各卷的笔路时，认为第一卷虽竭尽心力但仍感粗糙，写第二、三卷时业已成熟，笔致流畅而协调。最后三卷虽更成熟，但因娴熟法文，信笔写来，夹杂进高卢方言。

六卷的写成，前后共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全书出齐的时刻正值吉本51岁的生辰。他感到欣慰：“二十个幸福的岁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气，这一成就在人世给我以名誉、地位和声望，舍此我是无从获得的。”他无妻无子，只有少数好友相伴，而挚友戴维尔登又先他而逝。晚年继续留在洛桑，生活孤寂。1793年夏，吉本回到伦敦，次年年初病死，享年57岁。

我们手中这本是原书的节编本，它将卷帙浩繁的原作删节成一厚册，篇幅仅当原书的三分之一。为了保存原书的体系与精华，节编者对于全书不是平均压缩，而是剪除骈枝，保全主干，对于精华所在，更是整章整节加以保留，因之对于帝国一千二百余年兴替衰亡的历史，勾划出更为清晰的来龙去脉；对于作者就帝国兴亡得失作出的分析论断，悉加保全，不失原旨。

节编本将原书的前三章基本保全下来。这是罗马帝国从鼎盛走向衰微的开端。书的开始先叙述了图拉真以次几个元首的文治武功，然后介绍了2世纪帝国的概况，包括疆域、居民、制度、生产、生活、宗教、文化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于军制，介绍更详。书中将这一时期称作“黄金时代”，认为是“最幸福而兴旺”的时期。然而从2世纪末开始，帝国逐步走向衰落，终至灭亡。作者试图从几个方面探求导致衰亡的原因。

书中指出，近卫军的暴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最初信号和原因，继所谓贤君而出现在罗马帝位上的是一些暴君。暴君为了保持帝位，依靠近卫军，并重用其长官，于是出现近卫军长官操纵朝政的局面。近卫军受到皇帝的恩宠，逐渐走向腐化，贪欲日增，赏赐不能满足，往往发生哗变，杀死旧君另立新帝，于是废立篡弑之事屡屡发生。近卫军还出售帝位，谁肯出大价钱，便可登位。许多僭主系由近卫军长官被拥立而来。书中第七章有数月之间六帝被杀的记载；第十章中三十僭主之数虽经作者订正，但也指出二十年间登帝位者实为十九人，都系行伍出身，为部下所拥立，且无一人得善终。行省军事长官也有为军团拥立者。一时间，数君并峙，内战频仍，各省独立，国家解体。在此期间，罗马军队兵员成分也发生变化。帝国的兵员最初只募自意大利本土，继而招募自各行省，最后则招募蛮族入伍。来自蛮族的军士积功上升为军官，把持政权，甚或取得帝位，构成帝国长期战乱和衰亡的重要因素。

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之争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力量。这一斗争由来已久，但以此时为烈。好几个皇帝曾经凭借武力诛杀元老。塞维鲁在位时，将一些来自东方省分的有文化的奴隶塞进元老院，使之成为皇帝特权的拥护者。塞维鲁皇室从其统治中形成了新的准则：皇帝不受元老院和法律的限制，以自己独断专行的意志支配帝国与臣民。作者指出，这一新准则有助于军队势力的加强，消灭了残存于罗马人头脑中的法律和自由的最后痕迹；并认为塞维鲁是导致帝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作者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灭亡实即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因之在这两个问题上着墨甚多，删节本也多予保全。

罗马人将帝国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蛮族”。这些居住在帝国周围的民族往往构成帝国的边患。书中最初出现的蛮族是日耳曼人，有专章叙述他们的原始生活，并指出到2世纪后期他们已拥有以铁为锋刃的武器，发动过一次各族联合对帝国的进攻，为罗马兵团所击溃。但是到3世纪时，情况有了变化。帝国面貌依旧，但雄风已消，军纪松弛，边防削弱；而蛮族人口增殖迅速，有战士百万，并从罗马学到作战艺术，因之构成对帝国边境的威胁。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哥特人此时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然而帝国仍有相当的抵御力量。特别是奥勒良在位时整饬纪律，军威复振，威服各族，安定边境。书中对于他的祝捷活动作了详细描绘，在献俘的行列中包括了科特、汪达尔、萨马提、阿勒曼、法兰克、高卢、叙利亚和埃及等各族战俘。但这已是强弩之末了。作者还评论了帝国在边境安置蛮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蛮族一万六千人当兵，分成小队，驻守边疆，并收容蛮族战俘和逃亡者在边境设置新移殖区，拨给土地、牲畜、农具，指望能够从中获得兵源以充实边防。然而事与愿违，蛮族人员不习惯务农，不愿受约束，往往流窜，成为暴乱之源。而当民族大迁徙的波涛涌起时，内外呼应，西罗马帝国遂被淹没。东罗马帝国的边患主要来自东方。阿拉伯人的扩张吞食掉其东部领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毁了这个古老帝国。

关于基督教，吉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始终相信《福音书》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密切相联的，所以我着重于这一变革的原因和影响，把基督教徒自己的著述和辩解同异教徒投向这一新教派的公正或憎恨的目光加以对照。”为节编本全文保留的第十五、十六两章即是按照这一意图撰写的。此时吉本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业已形成，对基督教的传统说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在第十五章开头的地方写道：“神学家可以……随心把宗教描绘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纯洁。史学家则……必须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他揭去神学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纯洁外衣，冷静而客观地对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尘俗现象做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笔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时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他介绍诺斯替派的教义时说，这个教派“对以色列上帝做了不敬的描写，把他说成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神，爱憎无常，……不能在这样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这样的转述虽然冠以“不敬”字样，实际却在张扬异端，贬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书中对基督教大肆宣扬的神迹，例如驱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后而能言，耶稣受难后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尽管这些神迹有教会文献可征，并经神学家、主教、教皇等先后作出见证，然而他却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见证”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药的怀疑”，这种怀疑之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它来源于理性的验证。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

第一卷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老友休谟阅后写信个吉本称贺，并指出在第十五、十六两章的处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猜忌，可以预料一阵叫嚣的到来，也许作者还会在前途遇到一场斗争。此书在读者中赢得赞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吉本写了一篇《我的辩解》，取得了多数理智的世俗人士乃至教会人士的谅解，但仍有些人詈詈不休，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吉本后来承认，他起初感到惊惧、继而转为愤慨，最后则是置之不理。他继续撰写下去。

第二、三卷获得与第一卷同等的声誉。宗教部分依然保持自由精神，也再次遭到反对者的抨击。抨击主要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心仍然是“神圣见证”问题。他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神圣见证的证据今天在任何法庭上都会加以否定，但是偏见造成盲目，权威拒纳良言，我们的拉丁文圣经将永远蒙受这种伪造经文的玷污。”

最后三卷出版依然引起喧嚣。他自思这几本内容纯洁，笔调平和，不解何以会引起如此强烈的谴责。最后他得出结论：“这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似乎都击中了要害，也许今后一百年还会继续遭到责难。”

事实果然如此。在19世纪中期，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米尔曼在为其所注释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序言时，依然对该书加以批判，用意在于防止读者阅读本书后“产生错误印象”。批判主要针对前文所引吉本在第十五章开头的那段话，认为吉本对于“宗教的神圣起源”这一主要问题，采取了巧妙的回避或假意承认的手法。另外还指责吉本对于基督教故意贬抑。这篇序言指出，罗马帝国的进攻者，无论是军事还是宗教方面的，诸如哥特人、匈奴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阿拉里克、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或帖木儿，在书中都写得充实完整，颇有生气；唯独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却写成一篇冷酷的批判论文。全书对基督教也不曾只字褒扬，这些大概就是卫道人士对本书深恶痛绝的地方。

但是，广大读者对本书的看法却是截然相反的。吉本深有感受，写道：“公众是很少看错的。”而在学术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刚出版，休谟即在信中告诉吉本：“此间所有的文化人对尊作一致赞美。”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对之交相称赞。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对于那些使他摆脱历史家的共同命运的明显特点，诸如伴随时代前进的大胆而准确的尺度，正确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审慎的判断与适时的怀疑，为自己始终如一的态度做出的堪称不朽的掩饰等，是无庸细述的。”这是对吉本准确而公平的评价。另一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弗里曼也指出，吉本始终不失为当代研究所不曾抛弃也不拟抛弃的18世纪历史家。今天距本书问世已二百年，人们在七十年代后期英法美意等国的史学杂志上又看到大量关于吉本及其巨著的论文。有些文章从政治、宗教、文学、哲学等角度对这部名著做进一步的探讨，也有些从吉本所处的时代、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兴趣、编纂方法等方面对作者重新加以研究。看来这位18世纪的历史家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不曾被抛弃。《罗马帝国衰亡史》原文本在我国流传已久，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吉本及其巨著，可以吴于廑教授的《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为代表。这些文章的共同看法是“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教规等所持的批判态度”。这无疑是吉本此书的精华所在。然而，作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他的史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吉本曾写道：“战争和政事是历史的主要课题。”他在这方面的叙述是不厌其详的，但对社会经济则不加重视。抛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谈论帝国的衰亡，是难以收到探骊得珠的效果。另外，他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影响。书中指出：人们的祸福无常，系于一人的品格。贤君在位则国治，暴君在位则国乱。书中虽然列举了多次起义和暴动，诸如造币工起义或巴高达运动，但是都不曾写出起义群众的声势和作用。当然，作者修史远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对于这些缺点，是不应苛求的。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有时失误，对此我们赞同米尔曼的态度：“尽管书中有错误，我认为它将永远是一部卓越的著作。”特别引起我国读者兴趣的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中国。他自承读过有关中国的材料。书中叙述奥勒良祝捷大典时，在一长串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名单中竟尔也列入中国使节。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我国史书中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汉朝的记载，可能也是商人的假冒。第四十章还有一段波斯僧人受拜占廷皇帝査士丁尼之嘱从中国偷运蚕子的离奇故事，其失实之处已在齐思和教授的《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文中得到订正。

吉本此书，风行甚久，英国出版商竞相刊印，因之版本甚多。外国书商也争相出版译本。吉本生前已出现法、德、意等文字译本。目前则有更多种文字的译本流传。名家也纷为注释，如英国伯里、法国基佐的注本都备受重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流传之广，声誉之隆，在史学界是罕有其匹的。中译本最早系由王绳祖、蒋孟引合译的第十五章单行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后来又由李树泖、徐式谷续译了第十六章，与第十五章一起收入《外国史学名著选》（商务印书馆，1987年）。今天这本节编本的中译本面世，可以说是先睹为快。节编者D.M.洛是英国作家，著有诗文集和小说数种，对于吉本也深有研究，曾发表论著。从本书前面的节编者引言和对书中内容的删存去取来看，可知他对于这部名著沉浸甚深，因而能在节编中取舍得当，详略适宜，并尽量保存了原著中博学多识与文字典丽相结合的特点。加之中译者译笔流畅，文字传神，希望读者读后不致有未窥全豹的遗憾。戚国淦1994年1月引言

因《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现有版本最少者亦不下六卷之多，而且多不止于此数，现编印此一删节本目的不过在于为该书赢得更多新读者，并为原已对该作甚为熟悉的读者备下一较为轻便版本而已。

罗马帝国及其衰亡过程，直到今天，仍可说是欧洲及近东地区最重大之历史事件，而对于这一事件进程描述之完美，任何书籍亦无法与吉本此作相比。无人不知，此书乃无与伦比之博学多识与无可匹敌之文学技巧的巧妙结合。而二者究如何因而相得益彰却常为人所忽视。尽管吉本此书成书年代距今已久，其后从中又时或有所发现并常有专文论述，但无可否认此书之所以能长久盛行不衰并常使人爱不释手，实多有赖于其超凡的艺术成就。然而，若《衰亡史》已完全失去其史学价值。则除少数文艺研究者外，仅以其文学价值而阅读此书者恐怕也将为数不多了。因此，欲为此书编一摘选本势非对此两方面成就同时兼顾不可。如仅为求得史料完备。将此方面有用材料剪贴拼接成篇，则必将严重损伤此一伟大作品，而使读者无法窥测原作的真正价值了。因此，必需把此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慎重考虑如何在缩小其篇幅的同时，仍保持它的有机统一体的形象。

历史上首次称《衰亡史》为使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相衔接之桥梁(1)者乃尼克尔夫人。吉本本人自称曾生动描写了非罗马文明与宗教的胜利。不论我们的观点和信仰如何，此一论点却决不容疑议。吉本在其所架桥梁的古代一端。已详为此一背景作下准备，并于其综述要领的三大章中讲明自己的中心思想。此三章几未作任何删节已全部保留在新本中，因不如此便不足以使读者全面理解吉本的意图和结论了。删节的例子可见之于有关罗马诸省及军事力量的各章中，因此类特殊问题一般现代作品所作论述已更为详备。在讲明背景之后，整个叙述则始终随帝国政府之起伏和发展线路前进，直至476年前后西罗马帝国之最后解体。在此过程中，有些章整章被删，有些特别复杂之叙述则代之以简略概述。

本书后半部所涉及时间，几近一千年，这与自公元180年至476年这段要短得多的时间，形成了对照。因此吉本的叙述便不可避免地常需匆匆带过或简略概括，因而处处暴露出他对拜占廷历史所知有限，评论亦多欠当。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忘记吉本所写的最佳篇章大部分仍在该书后半部中，而他对于终使君士坦丁堡走向灭亡的各种事件安排的周密，仍为后人所不及。本删节本则始终坚持这一中心脉络，而对某些次要问题则不免忍痛割爱。而即使对这些较次要问题亦尽量保留其大旨。比如，伊斯兰教的兴起虽被保留，而阿拉伯人往西直到西班牙的征服和文化扩张便全部删去，因当时西班牙并不在帝国范围之内。因此，关于现代欧洲国家发展情况的叙述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进展情况亦或全部删去，或大加砍削。另一方面，对意大利的几次重大入侵以及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对罗马的掳掠却差不多仍全部保留下来，罗马自始至终什么时候也不失为一座皇都，对她的万千苦难吉本从来也不曾忘怀。

罗马无所不在的思想实为史学家吉本所具备的一项重要优秀品德。他始终毫不含糊视罗马帝国为一单一整体，而其后之作者却无一人有此思想。即使在罗马领土已被东、西两政府分割为二时，罗马仍为一帝国而并不存在两帝国一说；同时虽然后来君士坦丁堡已不再使用拉丁语，而该城的希腊公民却仍十分正确地自视为罗马人。并称自己所使用语言为“罗马语”，因而在口语中，现代希腊语至今仍保留此一名称。因此，当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直捣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当时倒下的并不仅仅是这一城市；可以称之为建于公元前27年的罗马帝国亦随之彻底瓦解了。然而，吉本的叙述却并未到此结束。

吉本曾在一段早已闻名于世的文章中讲述过他所以撰写《衰亡史》的缘起。还说到他最初计划原拟“仅以那一城市的衰败为限，而非帝国的彻底解体”。而且仅仅是在新计划已接近实现之前不久他才决定作此改变。但是最初的意图他却始终未曾忘怀。是以在整个这部作品中，他时而仍禁不住要对该城日益衰落的景象作一番描述，而且在他对新罗马的最后崩溃已作出绘声绘色、令人惊心动魄的描绘之后，却还要为他这部杰作锦上添花另加上一篇措词平静的后记；借以描述中世纪和16世纪罗马所处状况，但这段描写，总的讲来，和他在他唯一的那次拜访中所作极为细致的介绍实已无大差异。在他撰写这发思古之幽情的数章的时候，他的思想无疑又回到了他开始写作的早期，同时他的读者也被带回到了那仔细展开背景和点明主题的最开头的几章中去。《衰亡史》真可说恰似一部伟大、深沉的交响乐曲，一开头言明的主题，最后被发挥时却溶解在对随之而来的可怕的彻底崩溃的沉思之中，不过，在这崩溃景象的上空却已出现了一些文艺复兴和这位历史学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现代世界的黎明的光辉。作家的生活和工作竟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既然并非每一个开始阅读《衰亡史》的读者都曾读完此书，他们也便有可能根本不了解该书的完整计划。现在这删节本终能使该书首(2)尾同处于一张封皮之中，那么在这方面也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

著名的描绘基督教兴起过程的第十五、十六两章。于此删节本中将全部保留。因此处若作任何删节必将使人不免感到，在此重大问题上，编者实有意图置本人观点于吉本及其读者间之嫌。自从1776年该书首次经巧加安排，以此二章为其最高潮的四开本问世以来，它们便一直被视为吉本论述基督教问题的著名杰作，而且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所熟悉的唯一的两章。这其实是很不幸的。因此，在这里其后许多讨论神学和教会发展情况的篇章都予以保留了。完全抛开阿(3)里乌主义，三位一体说和上帝之子化身说的发展，我们对野蛮人入侵的历史及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发展史便完全无法理解。这里我想应该(4)让大家想到，纽曼主教曾不无感伤地说过，吉本实为我们所有之唯一教会史学家。时间和勤奋已对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了。不管怎样，一些最有价值的教会史学家都无不和吉本异口同声斥责不加深究的轻信、无稽的迷信以及有意的欺骗，并同声哀叹，在一切宗教史中几乎到处都出现了一种脱离原始理想而趋向于世俗野心的现象。吉本乃是使宗教史成为世俗研究课题的第一人。他的一切继承人绝大部分也只是在方法和程度上和他略有所不同而已。关于这一问题这里还必须略多讲几句。有些作家很容易倾向于谈论吉本对基督教的反感。不错，(5)在他的文章中他曾轻率地谈论过诸如吉尔伯待·默里的作品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一时代也已被斥为“为害无穷的废话”一类话题。但吉本对“福音的简单、纯洁的观念”可从未进行过攻击。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他也从未像后来的某些不可知论者那样横加指责。他对真诚和勇敢追求理想的态度始终怀着崇敬之心。这里，我们只要想一想他对(6)(7)(8)待西普里安、阿塔纳西乌斯和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等人的态度(9)便行了。另外，还可以想一想他曾如何对变节者尤利安的宗教观念和行为也同样无所偏袒地加以讽刺。在这里，借口吉本对宗教生活怀有无限同情那是没有用的。他的思想在大陆哲学家们的薰陶之下已趋(10)于成熟。关于那些哲学家，利顿·斯特雷奇在评论杜德凡夫人的一文中曾说，“那一代人的怀疑主义可说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持这种主义的人对任何问题已不屑进行驳斥；他们只是根本不予理睬。对宇宙的神秘以及对此类奥秘进行解释的一切说法，他们全都同样抱(11)着冷若冰霜的态度”。如果吉本从帕斯卡尔处学来的“严肃而温和的讽刺”，由于反复使用最后不免有点让人厌烦，那我们便应该和J. B. 伯里一样回想起，在18世纪那“鼾睡”的教会很有可能会忽然醒来对亵渎上帝的行为进行迫害的时代，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

他那个时代的教会人士，也还有些普通人并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吉本究竟意欲何为。他们也未曾进行过深究。他们只看到那和现存秩序紧密相连的制度受到了攻击，于是便立即感到十分惊恐。由于没有更好的道理可讲，他们于是便采取了辱骂原告代理人的这一古典式的方法。那目标乍一看似乎很容易便能击倒。吉本身体肥胖且爱穿着——此二者的结合在英国人眼里简直不可原谅。于是，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先对他的外貌加以嘲讽，然后对他的人格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几乎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自那以后，对他的品质开始有了一些更为清醒的评价，那些愿意弄清真象的人已慢慢认识到，我们仍可以对这个人的怪诞之处进行嘲笑——不然也许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吉本是一个品德高尚、思想纯正的人。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都承认他为人十分热情，而他的这些品质也全都弥漫在他的历史著作之中。

非常自然，人们都会拿罗马帝国所经历的过程和现代欧洲史的进(12)程进行比较。在安稳舒适的六十年之前，布赖斯子爵曾把奥古斯都的帝国和不列颠帝国作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对比。那些在今天感到自己正生活于一种迅速崩溃的文明之中的人们，可以从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中找到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个将留待读者自己去探求。在这里，针对着吉本对待他所选定的题目所持态度讲一点个人看法，也许并不是完全多余的。

吉本在开始这一工作之前，曾把他的大部分青少年时期用于热心钻研古代文献，特别是一些拉丁作家的作品，因而他的观点曾深受这些作家的影响。几乎在写作整个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他的态度都仿佛他本人就是帝国较兴盛时期的一位极有教养的元老。对这样一位深信两安东尼时代真是黄金时代的元老来说，帝国的衰亡当然是再自然没有的事，而且他的那种信念，即使后来的发现已证明当时的所谓经济上的稳定实在大有问题，也并不曾因此而有所削弱。既已投身于这一不仅从旧日的繁荣来看，而且从古典文学和哲学成就来看也都已日趋衰败的理论，吉本的叙述至少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间中看不出有任何明显的矛盾。他对丧失政治自由所表现的传统哀叹并不曾有碍于他对自奥古斯都的初期帝政政府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政权机构所进行的许多政策和行政上的革新作出极有见地的描述。再说，对于那些起源于亚细亚，先被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所采纳，后进而在全欧盛行的宫廷仪式，他的厌恶情绪和他对宗教的冷漠态度几乎是不相上下的。

由于吉本的这种始终以元老或罗马人自居的态度自然使得他把蛮族的入侵总看作是一重重毁灭的巨浪。但如果他能和伯里一样从另一个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便会看到那些入侵并非全都以破坏为目的，而常常只不过意在亲身进入古代文明的美好的领地而已。这种观点上的不同必然使人对诸如日耳曼人在帝国疆域之内定居之类的问题一样，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更何况，这些人的确随身带进了许多希腊、罗马世界未曾发现，而有助于增进欧洲人生活的东西。

但是，吉本所信奉的关于帝国衰败的理论绝大部分都使他在认识拜占廷文明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这里为了消除他的错误影响，我们便必须求助于现代作家。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读者也许都应当加以考虑。随便一句话判定君士坦丁堡已处于继续瓦解之中，而结果它却作为欧洲的主要堡垒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实际都已结束，这的确也是事实。后来的史学家全都忙于搜寻它们败亡的原因，而忽略了对那一过程作简要的叙述。在这类调查中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彼此一致的结论。我们可以仔细阅读一下吉本对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冷静的叙述。我们发现，在那里他并没有一心要寻找出其所以灭亡的原因，而倒是一再表示惊异，如此复杂的一个组织如何竟能在长达数百年中维持其存在。我们已曾见到一些一股认为更为坚固得多的帝国机构常常仅在数年之内便已土崩瓦解，因而在这里不能不对吉本的智慧深表钦佩，同时也和他一样感到惊异。

在对这些情况全都了解以后，我们便会感到吉本这样站在罗马世界的立场上来撰写他的历史，不仅不是缺点，倒是一个优点。这样便使我们得以进入那一世界的中心，并能听到一篇在古代权威的光照之下进行的专心致志的历史叙述，其细节之完备任何其他现代作品均无法与之相比。到最后，吉本的作品更完全超越罗马帝国的历史细节，成为了一篇早已为人所公认的散文史诗；在这部史诗中，一切历史经历都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重新加以衡量，而即使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他的宽广的视野和同情心也使他的地位仅次于那些伟大的诗人而已。

除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外，删节本在前后秩序的安排上全都一如吉本原作。那例外便是被称作“前言”的开头一章。这一章，已经说明，乃是由第三章中节选而来。以此作为本书起点似乎比以第一章的开头部分为好，而限于篇幅又不可能把两部分同时选入。因而决定，在秩序问题上，让这一篇成为一个仅有的例外，但这绝非自认为自己的判断更高于作者。既然书中的每一章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孕育和精心安排的整体——都是上面所说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而且所有的乐章一般都有一个明确的十分动人的结尾——因此在这里总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把一些章完整地保留下来。而这样做的结果便必然要求将另一些章整章删去，以作为补偿。凡选用的章都保留原来的章号。读者据此便很容易在全本中找到。删去的章的章号也在节本中一一注明。既已将全章保留似乎也便不必要额外再加以说明了。但是，保留全章的理想却显然不得不大打折扣。如有部分删节这里采取了两种标明的办法，如删去部分相对地说并无大碍于叙述的连续，便在删(13)节处标以一行星号。对于删节较多部分则月斜体字加进一段简略概述。这类概述既求尽量简洁，也力求做到不漏掉必要的交待。由于删节的情况各不相同，显然已不可能完全保留原来各章的小标题。因而在删节本中的小标题有些只得另写。为节省篇幅，原来吉本加在各段边头的小标题也只得割爱了。现在，仅只在有限范围内，在过长的段落之中加进一些通行标题，以便于读者阅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标题和原书每段的边头标题都是完全相同，或差不多一样的。

对吉本原作的更改仅限于此类外观形象，对他的正文未作过任何改变，也不曾为了上下文的衔接擅自作过任何处理。除了早已普遍实行的按现代英语要求改变旧式拼写之外，其他一切全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出一部吉本所写原作。这个本子所采用的底本为威廉·史密斯发行，最早于1854—1855年间问世的迪安·米尔曼本。这是一般认为最为可靠的一个本子。有些吉本在世时印行的版本也有一些明显的印刷错误。其中有些一直就那么保留在各种现代版中，而且有些现代版本又额外增加了一些新的疑点。但我们总不能说《衰亡史》就没有一种(14)版本是正确无误的吧。在现在的这个本子中有几处可以肯定的错误已顺笔改正，另有一处在脚注中提出修正意见。拼写的现代化在这里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有些明显带着十八世纪气息的已废的字体却没有为了一味追求统一的风格而轻易将它牺牲。

市上早已有了一些《衰亡史》的删节本和节选本。其中却没有一部附有大家在这里看到的那些脚注，或至少是远不如这里所选之多。这里的脚注全都为一般人所最感兴趣者，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使人读来感到不便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引文。这些脚注全都是当年吉本写下的原样，有许多自然是从现已绝版或目前已极难找到的旧版本中抄来，只是有关他的话的出处的说明已被划去了。这些注不仅能有助于读者对正文的理解。它们还能从各个角度反映出该书作者的性格，完全可以作为他的谈话录单独编印成册。它们已使得一代一代读者从中获得教益，得到乐趣，甚至偶尔还听说，感到惊愕。没有这脚注的充分的辅助作用，《衰亡史》作为一个整体所反映的作者的人格无疑将大大减色。

D. M. 洛1960年于复活节岛，克拉文山。

(1) 此处原文为barbarism实即“野蛮文化”之意。因在古代史中，罗马人把帝国以外的民族一律称作野蛮人，这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此，后来在英语中barbarian一字也具有了“非罗马人”的含义。这不免给翻译带来一定困难，请读者留意。在以下的译文中，仍拟尽量保持其本来面目；能通处仍一律译作“野蛮人”。——译者

(2) 编者当然完全知道。在吉本开始撰写最初数章时，他并未曾决定将这部历史直写至1453年。但作者最后安排却仍使该书结构达到完善境界，此一考虑并不足以表示我们对其完美程度有所怀疑。

(3) 古代基督救的一派学说，最早由亚历山大里亚长老阿里乌倡导。反对“三位一体”教义，主张基督是上帝后造之人，而不是神。其品级低于上帝；反对教会占有财富。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斥之为异端。——译者

(4) 19世纪英国主教，同时是神学家和作家。——译者

(5) 近代英国古典学者和政治隶。——译者

(6) 3世纪迦太基主教，第一十著名教会学教师。——译者

(7) 4世纪亚历山大城主教。——译者

(8) 4世纪末五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和作家。——译者

(9) 361—363年在位的罗马皇帝。——译者

(10) 又译里敦·斯特莱切，近代英国传记作家。——译者

(11) 17世纪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生家。——译者

(12) 19—20世纪初英国新闻记者、政治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13) 中译本改排为仿宋体，——编者

(14) 关于这个不同版本的校勘问题请参看J. E. 诺顿小姐的《爱德华·吉本作品参考书目》（牛津，1940年）第40页。J. B. 伯里的宏伟的版本不幸使得约六十八个早已存在的错误永久化了。还有一个现代重印本自己又造出了许多重大失误。(1)两安东尼治下的黄金时代前言（摘自第三章）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世界历史的什么时代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从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继位的那段时间。那时广袤的罗马帝国按照仁政和明智的原则完全处于专制权力的统治之下。接连四代在为人和权威方面很自然地普遍受到尊重的罗马皇帝坚决而温和地控制着所有的军队。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两位安东尼全都喜爱自由生活的景象，并愿意把自己看成是负责的执法者，因而一直保持着文官政府的形式。如果他们那一时代的罗马人能够安享一种合乎理性的自由生活，这几位君王是完全可以享有恢复共和制的荣誉的。

这些帝王的一举一动总会得到过当的报酬，这里有他们的成就所必然带夹的无边的赞颂；还有他们对自己善德感到的真诚的骄傲，以及看到自己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悦。但是，一种公正的但令人沮丧的思绪却为人类这种最高尚的欢乐情绪增添了酸苦的味道。他们必然会常常想到这种完全依赖一个人的性格的幸福是无法持久不变的。只要有一个放纵的青年，或某一个猜忌心重的暴君，滥用那现在被他们用以造福人民的专制权力，直至毁灭它，那整个局势也许就会立即大变了。元老院和法律所能发挥的最理想的控制作用，也许能有助于显示皇帝的品德，但却从来也无能纠正他的恶行。军事力量永远只是一种盲目的无人能抗拒的压迫工具；罗马人处世道德的衰败必将经常产生出一些随时准备为他们的主子的恐惧和贪婪、淫乱和残暴叫好的谄佞之徒和一些甘心为之效劳的大臣。

罗马人的这种阴郁的恐惧心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们早有过这种经历。一篇罗马帝王的年表所能展示的一幅有关人性的鲜明而多变的图象，是我们在现代史中那些性格复杂和难以捉摸的人物身上根本无法见到的。在那些君王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探寻出最极端的邪恶和最高尚的美德；可以看到我们的同类中的最完美的高尚品德和最下流的堕落行径。在图拉真和两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的是一个铁器时代。这里要列举出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代人所不齿的后继者的名字来几乎都是多余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被人遗忘，只是由于他们的无与伦比的罪恶行径和他们曾进行活动的辉煌舞台。愚昧、残酷的提比略、狂暴的卡利古拉、软弱无能的克劳狄乌斯、荒淫残暴的尼禄、禽兽一般的维特利乌和胆小如鼠、不齿于人类的图密善早已被认定只能遗臭万年！在八十年的时间中（中间就除开韦伯芗统治下情况不明的短暂的喘息时间）罗马一直呻吟在极其残酷的暴政的蹂躏之下，这暴政彻底消灭掉了奉行共和制的古老家族，而且在那一不幸时代出现的一切美德和才能也都受到了致命的摧毁。

在这些恶魔的统治之下，还有两种特殊情况伴随着罗马的奴隶制，一是昔日的自由观念的影响，一是他们所取得的广泛的土地扩张，因而使得这些奴隶们的遭遇比其他任何时代或国家的暴政下的牺牲品都更为悲惨。由此更进而产生了，1．受苦难的人的高度敏感；和2．绝无可能逃出压迫者的魔掌。

Ⅰ．有一个塞菲王族由于生性残暴已极，他们家中的长榻、饭桌和床铺经常会被他们自己的亲信的血所玷污。而当波斯还在该王族的后代统治之下的时候，据记载，有一位当时的贵族曾说，在他从苏丹的座前走出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曾伸手摸摸，看看自己的头是否还在。每日每时的经历也许会使人觉得鲁斯坦的多疑是完全无可厚非的。然而，那仅用一根线吊在他头上的利剑却似乎并不曾干挠这个波斯人的睡眠或打乱他内心的平静。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那位暴君一皱眉头，他就可能会立即化为灰烬；但是，一阵雷击或一次中风也同样可以一举而置他于死地；一位智者就应该能够在享受着短暂的生命的时候完全忘记掉人生的各种灾难。他以被称作皇帝的奴仆而感到无比威风；他自己完全可能只是在某一片他完全不知道的国土上，从一对无知的父母手中买来的孩子；然后从婴儿时期起便在皇帝的内宫受到严酷的训练。他的名姓、他的财富、他的荣誉，全都不过是一位主子的赏物，那么他便也可以完全公正地收回他赐与的一切。鲁斯坦的才智，如果他有任何才智可言的话，只足以使他根据偏见进一步相信自己的习惯正确。在他的语言中，除了绝对的专制主义就根本不存在另一种形式(2)的统治。东方的历史告诉他，人类的情况从来就是如此。古兰经，以及这部圣经的解释者，都让他相信苏丹是先知的后代，是上天的代理人；使他相信忍耐是穆斯林的最高品德，绝对服从是臣民的天职。

罗马人对奴隶制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尽管长期生活在他们自身的腐败和军人的狂暴行为的重压之下，他们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始终保存着他们的自由生活的祖先们的情绪或至少是对自由的向往。赫尔维狄乌斯和特拉西亚、以及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与加图和西塞罗所受的教育是完全相同的。从希腊的哲学思想中他们吸收了有关人性尊严和文明社会如何得以形成的最公正、最开明的思想。他们本国的历史也已教导他们应该尊重一个自由、道德和取得成功的共和国；使他们厌恶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罪恶成就；而且在内心深处对那些他们不顾羞耻地百般诌媚的暴君表示无比的轻蔑。他们作为行政官和元老都成了那一度曾制订全球法令，而且在名义上现在仍然控制着专制君王的行动的伟大的议会成员，而事实上它的权威早已常被滥加利用，以为暴政的最下流的目的服务了。提比略和那些接受他的教导的帝王们都力图用执行法律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屠杀，也许暗地里忍不住十分欣喜，自己竟能使元老院和他们手下的牺牲品都变成了自己的同谋。就靠着这个会议，这些罗马人中最后的一批全都以虚构的罪名和真正高尚的品德被一一判刑了。对他们进行控诉的那些奸佞之徒，使用一种那些无所依附的爱国人士经常用以在他的国家的保民官前对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公民进行控告的语言；而这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还将在金钱和荣誉方面获得很高的报酬。那些奴颜卑膝的法官口口声声地说他们将维护共和国的威严，而其实这种威严在它的最高的护法官手中早已遭到了破坏，他们对他的宽容态度的欢呼声比谁都叫得更响，而其实对他随时可能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残暴又比谁都更为惶恐万状。那暴君看到他们的这种下流行径自然极为鄙视，而对他们暗中的怀恨心情则报之以对整个元老院的由衷的公开的仇恨。

Ⅱ．欧洲被分割成许多独立国家，但却依靠宗教、语言和习俗方面的大致相似而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对人类的自由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现代的一位暴君，尽管在自己的思想中和在人民群众中听不到反对他的呼声，但看一看别的国君的作为、对马上遭到指责的戒心，同盟国的劝导和对敌人的恐惧，都使他不能不稍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在逃出他的狭窄的国土之后，将很容易在一片更安适的土地上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重新聚集一笔财富，获得发泄自己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进行报复的手段。但罗马帝国的领土却布满全球，只要这帝国完全在一个人的掌握之中，那整个世界便成了他可以禁锢他的仇家的万无一失的监狱。专制帝王统治下的奴隶，不论对他的判决是在罗马城和元老院拖着金光闪闪的镣铐，还(3)是到塞里法斯的荒山秃岭或是到多瑙河冰封的滩头去度过一生，都只能在默默的忍耐中等候命运的安排。反抗只能招致死亡，逃跑根本不可能。他的四周无不处在大片海洋和荒野的包围之中，他绝无可能超越过去而不被发现，并被抓住送还给他的更被激怒的主人。在他囚禁地区的边界以外，他不论如何搜寻，所能看到的也只有海洋、无法生存的荒野、怀有敌意的野蛮人的部落和一些独立国土的首领，他们(4)只会十分乐意牺牲一个可厌的逃犯以换取罗马帝国的保护。“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被流放的马塞卢斯说，“记住你同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1) 当指138—161年在位的安东尼·皮乌斯和161—180年在位的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安东尼。——译者

(2) 查丁说，欧洲的旅游者曾在波斯人中闻散布了一些有关自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