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联)高尔基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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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试读：
译序
我从小就喜欢读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的书，十分佩服他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他基本上没有进过学校，靠自学掌握了阅读的本领。为了生存，他在俄罗斯到处流浪，出入社会底层，生活极不安定，经常濒临绝境，甚至开枪自杀过，可后来竟能写出许多杰作，一举成名。其作品不但在俄罗斯影响深远，而且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名震欧洲，我真不知道他完美的文字功夫和卓越的文学技巧是从何得来的。可能是源自十九世纪辉煌灿烂的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和永不枯竭的俄罗斯民间文学艺术的浇灌。
十九世纪是俄罗斯文坛群星灿烂、名家辈出的时代，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就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写的人物都局限于社会上层，总离不了官吏、贵族、商人、知识分子之类。他们不了解社会下层，因而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出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下层人物：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写的是贵族的生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是贵族参加保卫祖国的我争，更不用提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了，从标题看就知道这本书写的是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从书名看似乎是写下层，但其主人公是两个陷入情网的小人物，其气质过分柔弱和空想，不能作为下层的代表。
下层人物也是人，他们和上层人物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而且下层人物的数目远远多于上层，他们的表现更能代表人类的普遍本质。忽略下层人物要求的文学作品只能供太太小姐们消闲时阅读，不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我国的文学史上也有不少描写下层人物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水浒传》，这本书之所以能长久流传，永远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平民百姓反抗压迫的要求，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高尔基出身于下层，耳闻目睹的都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场景和他们的诉求，在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后，他没有忘记他们，更没有背叛他们，而是拿起生花的妙笔，细致地描述他们的苦痛。在他的书中，下层民众并非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软弱无能、恶习不改的群体。他们之所以屈居下层，是由于许多与生俱来的原因，而非他们自身的罪过。他们也许比上层的男女更敏感，更爱憎分明，更有同情心，更勤奋劳动，他们将自己的爱与时间普遍施于受苦受难的大众，而不是单纯为自己谋利。
贯穿《母亲》这部小说全篇的人物是一对母子。母亲一生饱受丈夫的打骂和压迫，丈夫病死后，她在有作为的儿子的影响下，不断克服自己的胆怯心理，由软弱变得坚强，积极投身劳苦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她的儿子巴维尔更是一个有觉悟的先进工人，走在各种斗争的前列，为争取劳苦大众的共同利益，不怕坐牢和流放。巴维尔和母亲是千百万奋起斗争的劳工的榜样。《母亲》写于一九〇七年，反映的是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事件。由于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俄国民众群起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社会各阶层组成统一战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携手合作，共同投入抗争。这一场革命从彼得堡开始发动，波及全国，沙皇政权差点被推翻。后来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播下的火种未曾熄灭，十余年后，终于带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场革命的目的是打碎沙皇的专制政权，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社会，参加革命斗争的不仅有工人巴维尔、安德烈（霍霍尔）、费佳、马津、古谢夫兄弟，农民雷宾、叶菲姆、伊格纳季等，还有政府职员尼古拉，医生伊凡，教师娜塔莎，贵族小姐萨莎，知识分子叶戈尔、柳德米拉、索菲娅等。他们中许多人是职业革命家，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儿育女的家庭欢乐，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为了革命成功，他们甘愿像叶戈尔一样劳累而死，或者从容就义。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已过去一百周年，那些可敬的革命者的理想后来虽然实现了，一个工人的共和国——
苏联终于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诞生，但七十年后它悄悄地瓦解了。这说明革命者的遗志没有完全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者的鲜血都白流了。
要知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促使全球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等）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改革。罗斯福的新政和欧洲福利国家的产生就是这种改革的成果。在当今的发达国家里，各阶层的利益均受到当局的普遍关注，中产阶级的兴起使社会趋于稳定，而人权和个人利益受到相当的尊重，社会的内部走向融合而不是走向越来越尖锐的斗争，这就是二战后的六十年中，各国工人运动趋于沉寂的重要原因。
投身革命的群众凭着一股狂热，他们迫切要求砸烂旧秩序，却不知道怎样建立新秩序。他们仇恨贵族，甚至仇视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从《母亲》中的雷宾对索菲娅的态度可以看出。索菲娅深入农村，传播革命道理，想启发农民的觉悟，却被由工转农的雷宾称作“老爷”，说她的头巾不能掩盖贵族的罪恶。索菲娅是虔诚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革命后要建立新兴的革命政权，必须依靠索菲娅这类人和他们的知识，只有遵循先进知识的引导，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雷宾是个真正的普加乔夫和拉辛的化身，他内心深处蕴藏着对上层阶级的无比仇恨，因而卧薪尝胆，砥砺苦行，日夜图谋报复。
他充满蛊惑性的演说在农民群众中煽起仇恨的旋风，他们不仅仇恨贵族、官吏，而且仇视工人和知识分子。小说借一个农民之口提到，如果巴维尔领导的游行队伍来到他们的村庄，很可能被农民群众打得半死。在雷宾等人眼中，工人是不可靠的群体，只有农民才信得过，因为工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哪里有工做，就流浪到哪儿，而农民则牢牢扎根于土地上。这本书将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揭示无遗。小说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巴维尔宁肯自己长期受囚禁，也要把逃跑的机会让给雷宾，这表现了工人的宽大胸怀。
雷宾虽然生性冷酷，但是勇敢无畏，在敌人面前无比坚强，宁死不屈，天生的领袖气质使他很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甚至受到盲目崇拜。革命后涌现的群众领袖人物，都是群众崇拜的目标。群众迫切需要一个救世主，雷宾很符合群众心目中救世主的形象。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得到三方面的教益：第一，民主和均富是人类所追求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很可能这始终是一种探索，没有终点。第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迅速蓬勃发展之时，一定要防止贫富过度分化，因为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第三，只有爱才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爱心创造一切，仇恨毁灭一切。小说中的母亲出于对儿子的爱，才奋不顾身地投入群众运动，渐渐地，她的有点自私的母爱扩展成对广大群众的同情和关爱，博爱是这位母亲性格中最明显的特征。吴兴勇
作者资料
马克西姆·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苏联文学家。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诺夫戈罗德城的一个木工家庭，四岁丧父，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后来，外祖父破产，年仅十岁的他开始独立谋生，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还干过码头搬运工、面包师傅、杂货店伙计、园丁和守夜人等，饱尝人间的苦难。高尔基只念过两年小学，但他勤奋好学，底层社会成了他真正的大学。他流落在贫民和知识分子间，参加知识分子的秘密小组，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进行秘密宣传活动。一八八九年十月他因参加革命宣传被捕，获释后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他的早期经历在他著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中有生动的记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高尔基跋山涉水，两次漫游俄罗斯，四处流浪，开阔了眼界，磨砺了意志，积累了素材。他后来把生活中、旅途中的各种见闻和印象都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一八九二年，高尔基在《高加索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一八九五年，经著名作家柯罗连科介绍，高尔基到《萨马拉报》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生涯。
一八九八年，高尔基的《随笔与短篇小说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轰动了俄国文坛。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他从此成为驰名欧洲文坛的大作家。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高尔基的创作处于摸索阶段，早期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并存。现实主义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流浪汉生活的作品，如《切尔卡什》《柯诺瓦洛夫》《沦落的人们》等，它们描绘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他们的愤怒情绪。还有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品是揭露资产阶级、抨击市侩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子》等。
一九〇一年，《海燕》问世，这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前夕群众运动的艺术反映，对革命起过巨大的宣传作用：因为这篇作品，高尔基被称为“暴风雨中的海燕”。在二十世纪初，高尔基还创作了一系列剧本，如有关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不同表现的剧本《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
高尔基积极参加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党报《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工作，并与列宁进行了第一次会晤。在十二月莫斯科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为起义者提供资金和武器，他的住宅成了革命者的重要据点。起义失败后，高尔基离俄赴美，宣传俄国革命，筹划经费。一九〇六年，高尔基在美国完成了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一九〇六年秋，高尔基从美国到意大利，定居卡普里岛。翌年五月，和列宁一起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几年里，他创作了《没用人的一生》《夏天》和《奥古洛夫镇》等中篇小说，《最后一代》和《瓦萨·日烈兹诺娃》等剧本，以及《意大利童话》和《俄罗斯童话》等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面世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俄国革命者不能不冷静下来反思并总结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高尔基认为，多少世纪以来存在于俄国社会生活中的根深蒂固的小市民意识及其心态，是革命的莫大障碍，必须与之做坚决的斗争。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政论和作品，包括“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童年》和《在人间》等，就是为这一斗争目标服务的。
一九一三年底，高尔基接受列宁的建议，回到俄国。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火热的革命现实，归国后又生活在旧知识分子之间，思想一度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等系列文章中。由于肺癌复发，一九二二年高尔基出国疗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一九二五年起，他花了近十年时间完成具有史诗特点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一九二八年初，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全国掀起了一个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回国后，高尔基及家属享受着非常高的待遇。不过，高尔基和斯大林的密切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中断了。随后，有人在《真理报》上攻击高尔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高尔基还以戏剧形式反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如《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一九三五年，高尔基改写了剧本《瓦萨·日烈兹诺娃》。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倡导者，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文学》《论剧本》等论文里。
一九三六年，高尔基逝世。他的死亡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
第一部
一每天，在这个不大的工人住宅区的上空，工厂的汽笛总是不合时宜地颤抖着，吼叫起来，于是，在这种刺耳的声音的驱使下，从那些狭小的灰色房子里，跑出一群像受惊的蟑螂一样的人们，他们哭丧着脸，不充足的睡眠未能使他们的筋肉消除疲劳，他们来到寒冷的昏暗中，在未铺好的街道上移步向前，向一座座耸立着的牢笼般的石头砌的厂房走去。工厂摆出冷漠无情的自信神色，等候着他们，同时用它的几十只油腻的正方形的眼睛，照射着泥泞的道路。污泥在人们脚下扑哧扑哧响着，不时传来几声梦呓般的嗓音的嘶叫。然而，又有另一种声音迎着人们飞来——机器的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噗噗声。抬头一看，只见好些高高的黑色烟囱，阴沉而严厉地耸立在这个地区的上空，好像一根根粗重的柱子。
傍晚，夕阳西下，工厂从它的石头的胸腔里把人们像废渣一样抛了出来，他们又踏上了归家的路。可是他们的模样与他们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满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他们身上唯一明亮的东西是雪白的饥饿的牙齿。
工厂又吞噬了一天宝贵的光阴，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一想到即将得到的是休息的愉悦和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他们的心中仍然感到欣慰。
每逢假日，人们睡到十点才起床，然后，有家小的中年人穿着最干净的衣服，前往教堂做弥撒，从教堂回来后，胡乱吃几块馅饼，重新上床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傍晚，人们懒洋洋地在街上溜达。
人们在路上遇上了，免不得要闲聊几句，但话题总离不开工厂和机器，或骂几句工头，——他们所说所想只是些与做工有关的事。回到家里，他们和妻子拌嘴，动辄挥拳殴打她们。年轻人就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跳舞，说下流话，喝酒。这些人的身体因过度劳累而十分疲劳，喝起酒来很容易醉，酒醉后，心里很容易产生病态的无名怒火，人们会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发泄这种烦躁的心情，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厮打起来。
每逢节假日，年轻人都在外面逛荡，往往要深更半夜才回家，这时，他们的衣服撕破了，满身泥泞和尘土，脸上带着挨打的伤痕，可他们还要夸口自己怎样用拳头猛揍对方。有的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时怒气冲冲，或者流着屈辱的眼泪，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可又满嘴酒气，既令人怜惜，又令人讨厌。有时候，父母亲不得不出门寻找自己的儿子。他们在路旁的围墙底下，或者某处小酒店里发现了他，小伙子已醉得不省人事，他们大声责骂儿子，强行将儿子拉回家，好歹照料他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当汽笛在空中怒吼起来的时候，得叫醒他去上工。
老一辈人尽管痛骂和痛揍自己的儿子，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年轻人喝酒、打架，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他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斗殴，也挨父母的打。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像一条不可测度的浑浊河流，平稳而缓慢，年复一年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全部生活都是被陈年的积习牢固套住的，人们的所想所做全按一成不变的模式，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有时候，也有些外路人到工人区来，起初，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过了一些时候，他们身上的新奇的魅力消失了，这些人的故事使他们知道，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有时候，陌生人中也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从未听过的事情。大家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论，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不敢表示自己的态度，更不愿与讲述者争论。
如果发现陌生人身上有什么超越常规的地方，这些工人区的人们长久不会忘记这一点，并且对待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戒心。他们仿佛害怕这人会把什么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中来，以至打破他们无聊的生活常规，生活尽管沉重，但总算平稳。人们不指望生活变得略微好一点，认为任何变化都是以暴易暴，他们所受的压迫将会更残酷。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死去了。二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是个钳工，毛发浓密，脸色阴沉，生着一双细小的眼睛；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工人区数他的力气最大。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挣钱很少。每逢假日，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害怕他。有人也想打他，但弗拉索夫只要看见有人走拢来想向他动武，便捡起石头、木板或铁块，宽宽地叉开两腿，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手。他那从眼角直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使人见而生畏。尤其令人害怕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细小而且锋利，好像钢锥一般刺人，不管是谁，只要和他的目光相遇，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殴打别人。“喂，给我散开，畜生！”他闷声闷气地说道。人们受到威吓，各自走开，但嘴里还胆怯地咕哝着一些骂人话。“畜生！”他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了一声，然后，他挑衅似的昂着头，跟在人们后面走去。
他平常脸色愠怒，沉默寡言，“畜生”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
他的儿子名叫巴维尔，有十四岁了，弗拉索夫有一次想揪住头发打他，可猛不防巴维尔随手抄起一把分量挺重的铁锤，简短地说：“不准动手……”
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把一双毛茸茸的手藏到身后去了，一面冷笑着咕哝道：“好哇……”
然后他重重叹了口气，添上说：“咳，你这个畜生！……”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对妻子说：“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巴什卡可以养活你了……”“那你想把钱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子问。“这你不用管，畜生！我去找姘头……”
他并没有去找姘头，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不和他讲话。
他养了一条狗，狗像他一样，长得壮实而多毛。那狗每天伴随他到工厂，到了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每逢休息的日子，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闲逛。那狗整天跟着他跑，垂着一条长毛大尾巴。他在酒店里喝得烂醉，回到家里，坐下吃晚饭，用自己的盘子盛食喂狗。他不打它，不骂它，但也从来不爱抚它。吃罢晚饭，如果妻子收拾餐桌稍微慢点，他就把碗碟一股脑儿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取出一瓶烈性酒，摆在桌上，自斟自饮起来，他背靠着墙，闭着眼，张大嘴巴，用一种喑哑低沉、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歌词没人能听懂，字音拉得挺长，简直像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喝到酒瓶倒空为止，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一觉睡到清晨汽笛声响。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
他死于疝气病。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滚来滚去，两眼紧闭，牙咬得咯咯直响。他有时对妻子说：“拿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吧……”
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并且说要动手术，病人当天就得送进医院。“见你的鬼去吧——我自己会死！……畜生！”弗拉索夫声音喑哑地喊道。
早上，正当汽笛呼唤工人去上班的时候，他死了。给他送葬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外，只有那条狗以及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当然，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他的妻子低声呜咽了不大一会儿，巴维尔没有哭。
棺材埋好后，人们都散了，而那条狗留下不走，蹲在新掘出的泥土上，长久地，默默无声地嗅着这坟地。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三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在一个星期日，巴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冲母亲大声喊道：“拿晚饭来！”
母亲走到他身边，和他并排坐下，伸手拥抱儿子，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反抗着，嘴里嚷道：“妈妈——快点！……”“你这傻孩子！”母亲伤心而又温柔地说，制止了他的反抗。“我还要抽烟呢！把爸爸的烟斗给我……”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醉酒。伏特加使他的身体发软，但是他没有失去知觉，有醉意但心里明白，脑海里不断地闪动一个问题：“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她眼里哀伤的神情使他十分感动。
母亲的慈爱的手抚摩着他沾满汗水的蓬乱的头发，她在他耳畔轻轻地说：“你不应该做这种事……”
他开始感到恶心。在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排在床上睡下，给他的苍白的前额敷上湿毛巾。他略微清醒了一些，但觉得自己身下在波浪起伏，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
母亲柔和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边，这种声音好似来自很远的地方：“你要是喝起酒来，那你怎能养活我呢……”
他没睁开眼睛，说道：“大家都喝酒……”“可你不要喝！你父亲喝得太多了，把该你喝的酒也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可怜可怜你的妈，好不好？”
巴维尔听到这些悲伤而温柔的话，想起父亲在世时，母亲在家里处处小心，默无声息，让别人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成天生活在恐惧中，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现在他逐渐清醒过来，仔细地端详着母亲。
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因长年的劳累和遭受丈夫的殴打，她的身上有不少损伤。她走起路来无声无息，略微侧着身子，仿佛害怕碰着什么似的。她的脸蛋宽广，呈椭圆形，但上面刻满皱纹，还有点浮肿，发黑的眼睛，像工人区大多数妇女一样，带着哀愁不安的神情。在浓密的黑头发里已经显露出一绺绺白发。她整个神态都是柔顺的、哀伤的、逆来顺受的……
一颗颗的泪珠，顺着她的双颊，慢慢地往下掉。“不要哭！”儿子低声央求说，“给我点水喝。”“我给你拿点冰水来……”
但是当她转来时，他已经睡熟了，她在他身前站了一分钟，她把水勺放在桌上，默默地在圣像前跪了下来。
在弗拉索夫家的小屋里，生活流逝得比过往要平静和安宁，而且与工人区别的地方相比，有些异样。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边缘，在一个不高的陡坡旁，坡下是一片沼泽地，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开的母亲的小卧室占了房子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个有两扇窗子的四方房间，一个角落里放着巴维尔的床，在对着房门的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上面放着小镜子的衣橱，一个衣箱，一个挂钟，屋角里还有两个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巴维尔做了当时的年轻小伙子应当做的一切事：买了手风琴，胸口浆硬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他变得和他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一样，经常参加晚会，学会了跳加特里舞和波里卡舞，每逢假日，回家时喝得醉醺醺的，因醉酒而吃尽了苦头。早晨醒来时头痛，胃很难受，脸色苍白而苦闷。“无聊得要命！最好还是钓鱼去，要不——就去买一支猎枪打猎去。”
他没买猎枪，也没去钓鱼，但是，他的日常举止，显然已偏离了大众所走的陈规老路：很少参加晚会，休假的日子，虽然也到别处去，但回来时从不曾喝醉过。儿子的点滴变化都离不开母亲的精细的眼睛，她发现，巴维尔浅黑的面孔更瘦了，眼神越发严肃，-张很少言笑的嘴巴闭得更紧了。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变得和厂里的年轻人不同，不再与他们鬼混，心中有几分高兴，但是，当她发现儿子离开了生活的迟缓的浊流，向旁边的什么地方专注地执拗地游去时——她的心里不免又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他开始带一些书回家，读书的时候，十分谨慎小心，似乎生怕让人发现，读完，立刻把书藏起来。有时候，他忙着从小册子里摘录些段落，写在单页的纸上，写好后，把这些纸也藏了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谈话，见面的时间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响地喝完茶，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吃饭时谈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话；饭后又从母亲的眼帘中消失了，直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一丝不苟地洗好脸和手，坐下来吃晚饭，饭后，他取出自己的书，久久地阅读。每逢节假日，他一大早就出门了，要到深夜才回来。她知道他是进城去了，常常在那儿看戏，但是城里却没有人来找过他。她感到近段时间以来儿子越来越不爱说话，同时，她还察觉到，儿子的话语中常常有些她不理解的新字眼，而她听惯了的粗俗刺耳的俚语，却从他的话语中消失了。他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也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不再讲究穿戴，却很注意保持身体和衣服的清洁，他的动作变得灵敏和洒脱，为人也更加平易近人了，这一切都引起母亲的认真关注和激动不安。对待母亲他也有一些新的表现：有时他也扫地和抹桌子，节假日自己收拾床铺，总想减少母亲的劳动，在工人区内谁也不会这样做。
在他那个木工朋友为他做的精致书架上，书籍逐渐多了起来。房间收拾得令人感到舒适愉快。
但是，她的不安的情绪在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她的心情没有平静下来，反而被搅得更加惶恐不安了，因为她预感到不平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有时候母亲对儿子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她想：“人家都过着世俗的生活，可他却像出家人。他太老成了，和他的年纪不相称……”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转眼就是两年，这是种奇异的沉默的生活，其中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日益增多的担忧。四
有一次，吃罢晚饭，巴维尔放下窗帘，坐在屋角，开始读书。母亲收拾好餐桌，洗净碗碟，走出厨房，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用疑问的目光望了望母亲的脸。“我想问你，”她悄悄地说道，“你在读什么书？”
他把书合上。“你坐下吧，妈妈……”
巴维尔用非常严峻的口气低声说：“我读的是禁书。这些书之所以被查禁，是因为其中说出了我们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要是从我这儿查到这些禁书，我就会被抓去坐牢，判我坐牢是因为我要知道真实情况。你懂了吗？”
她忽然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她睁大眼睛望着儿子，此时此刻，儿子对她来说，仿佛成了陌生人。母亲替儿子担心，又很怜惜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巴沙？”母亲问道。
他抬起头，看了看母亲，平静地小声回答说：“我渴望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轻，然而十分坚定，他的眼睛放射出执拗的光辉。
她打心里明白，儿子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一种秘密而可怕的事业永远联系在一起了。她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听天由命，现在，看见自己亲爱的儿子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她也只有低声饮泣的份儿。“不要哭！”巴维尔温存地低声劝说，但是母亲却觉得儿子是在和她告别。“你想一想，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多了，可你过过一天好日子吗？爸爸时常打骂你。我现在明白了，爸爸是在你的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始终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却不知道这痛苦是怎么产生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做起，现在工厂已经有七栋厂房了！”
母亲带着既恐惧又急切想知道下文的神情听着。儿子的眼睛放射出美丽明亮的光芒。他用胸口抵住桌子，向母亲靠近了一些，直对着她的老泪纵横的面孔，生平第一次向她倾吐他所理解的真理。有时候想不出适当的词，他就停下来。这时，他看见自己面前那张悲哀的脸，脸上那双和善的眼睛饱含着泪水，目光呆滞。她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和惶惑的神情。他可怜自己的母亲，他又重新开始说了，但这时谈的已是关于母亲的事，不是关于母亲的生活了。“你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过去的生活中，有什么值得你回忆的事情吗？”
她听了这句话，悲伤地摇着头，同时胸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悲喜交集的新的感情——
这种感情温柔地抚慰着她深受创伤的心。她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谈到自己，谈到她的生活。她曾和女伴们谈到过人生，但是大家，连她自己在内，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这样沉重和艰难。可眼下，她的儿子坐在她的面前，他的眼神、脸上的表情和他的谈话都触动着她的心灵，她为有这么一个儿子而感到自豪，因为唯有他才真正了解自己母亲的生活，和她谈论她的痛苦，怜惜她。
做母亲的向来不会有人怜惜。“你打算做什么呢？”她打断儿子的话，问道。“首先，我要读书学习，增长知识，然后再教别人。”
母亲此时心中一喜一忧，喜的是儿子能这样深刻地了解生活的痛苦，满怀悲天悯人的圣贤之心，忧的是儿子还很年轻，可他居然决定单枪匹马地去反抗别人和她自己都已习以为常的生活，这不是有风险吗？
巴维尔看到了母亲唇边的微笑，他感到，他已经使母亲懂得了他所说的真理。他十分兴奋，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有时他的话里充满仇恨的感情。母亲听到这些深怀恨意的激昂严肃的言辞时，面呈惊恐之色，摇着头，轻声问儿子道：“真的是这样吗，巴沙？”“真的！”他坚定有力地回答道。他又对母亲谈起那些为人民造福、在人民中间传播真理的人们，而敌人却因此像捕捉野兽一样逮捕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判服苦役……
最后她对他说：“天快亮了，你还是躺下睡一会儿吧！”“好，我马上去睡！”儿子答应说。接着，他俯身向她说：“你听懂了我说的事情吗？”“我懂！”她叹口气回答说。从她的眼中，又滚出一颗颗的泪珠，她呜咽着添上说：“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巴维尔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请求你，妈妈，如果你疼我——就不要阻拦我！……”
他拉过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绝不拖你的后腿！”她断断续续地说，“只是你可得小心啊，千万要小心！对别人一定要提防点儿——人和人都在相互仇恨！”“是的，人们很坏。但自从我知道世界上有真理以后，在我的心目中，人们就变好些了！自从我知道人们的丑恶并非全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以后，我的心就软下来了……这就是真理的力量！”
等他躺下睡着了，母亲小心翼翼地从床上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旁。巴维尔仰脸睡着，白枕头上清晰地显出他那黝黑、倔强而又严峻的面庞。母亲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两手按着胸口，站在他的床前，嘴唇无声地颤动着，大滴大滴混浊的泪珠，从眼睛里缓慢而又均匀地流了下来。五
有一次，在一周中的一个休假日，巴维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星期六，城里有客人上我家来。”“有客从城里来？”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泣起来。“你害怕吗？”“我怕！”她承认说。
他俯身对着母亲的脸，像他父亲当年一样，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就毁在这害怕上头！”
母亲伤心地哭着说：“别发火！叫我怎能不怕呢？我怕了一辈子了——心中充满担忧害怕的事情！”
他的口气和缓了-些，低声说：“你得原谅我。”
接连三天，她的心都在战栗，一想起那些可怕的陌生人要来，她就神情呆滞，不知所措。
星期六晚上，巴维尔从工厂里回来，洗罢脸，换了衣服，又要上哪儿去，他没转过眼睛看母亲，说道：“要是有客人来，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这时已是十一月末。浓重的黑暗一动不动地紧贴在窗玻璃上，怀着敌意向屋内窥视。母亲枯坐着，双手支在凳子上，眼睛盯着门，等候着不速之客……
过道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母亲战栗了一下，紧张地竖起眉毛，站了起来。
门开了。最初往房间里伸进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头，然后，慢慢钻进一个弓着背的颀长的身躯。进房后，这人挺直身躯，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大声地喘了口气，用浑厚的胸音说：“晚安！”
母亲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巴维尔不在家？”
这人慢条斯理地脱下皮外套，迈着一双长腿走进房间里。他的脑袋呈正圆形，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两颊刮得很干净，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他用又大又鼓的灰眼睛朝屋里仔细打量一番，架起二郎腿，在椅子上摇摆着身体。“巴沙一会儿就回来，请等一等！”母亲轻声央求说。“是吗，我正在等他呢！”大个子平静地回答说。
他沉着的态度、柔和的声音和朴实的面孔，使母亲放心一些。
母亲想问他是谁，从哪里来，是不是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是，他忽然把身子晃了一下，先开口问母亲道：“谁在您的额头上留下这道伤疤，大娘？”
这是一个使女人感到屈辱的问题。母亲紧闭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冷淡而有礼貌的口吻反问道：“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我的老爷？”“不要生气，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我的养母头上也有一块伤疤，和您的一模一样，所以我才这样问问。您要知道，她是被同居的鞋匠用鞋楦头打的。她是洗衣女工，他是鞋匠。在收养我做儿子后，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上了这个酒鬼，给她造成很大的不幸。您要知道，他经常打她！简直叫我毛骨悚然……”
他那坦率的态度使母亲消除了成见，于是，她赔礼般笑了笑，说道：“我没有生气，不过这个问题您也问得太唐突了……这是我那死去的男人给我留下的礼物，愿他的灵魂在天国安息！您是鞑靼人吗？”
那人把腿抖了一抖，张开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连耳朵都快退到后脑勺了。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目前还不是。”“可您说话似乎不是俄罗斯口音！”母亲赔着笑容解释说，她听懂了他的玩笑话。“我这口音比俄罗斯口音还好听呢！”客人乐呵呵地点了点头，“我是霍霍尔，生在卡涅夫城。”“到这里很久了吗？”“在城里住了快一年啦，一个月前才进了你们这里的工厂。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出色的人——包括您的儿子，还有别的一些人。在这里，——我打算住一段时期！”他一边说，一边捻着胡子。“但愿来的人都和这个人一样才好！”母亲急切地盼望着。
过道里又响起脚步声，门很快打开了，母亲又站起身来，迎接另一个不速之客。但使她大吃一惊的是，走进厨房来的不是一个彪形大汉，而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姑娘，面孔像乡村姑娘一样淳朴，留着一条亚麻色的粗辫子。她轻声问道：“您是——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您好！我叫娜塔莎……”“请问您的父名？”母亲问道。“瓦西里耶夫娜。您呢？”“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好，我们从此就是熟人了……”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套，问道：“冷吗？”“旷野里很冷！风大……”
她的声音清脆而明白易懂，一张小嘴圆鼓鼓的，甚至她整个身躯都是壮实滚圆的，像花朵般的鲜艳。“我给你们烧茶炊去！”母亲急忙向厨房走去，“马上就好……”
她觉得自己似乎很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并且对她怀着一种慈母的怜惜和疼爱。她待在厨房里，脸上带着微笑，倾听着客人在房间的谈话。“您心中为什么烦闷，纳霍德卡？”姑娘问道。“唔，没什么，”霍霍尔低声回答，“这位寡妇的眼睛长得很美，我想，或许我的母亲的眼睛也长得与她的一样呢？您要知道，我常常思念母亲，我总觉得她还活着。”“您不是说她死了吗？”“死了的是我的养母。我现在思念的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觉得似乎她在基辅的什么地方乞求施舍。”“唉，怪可怜的！”母亲想着，叹了口气。
门慢慢开了，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走了进来，他是老贼达尼拉的儿子，是全工人区有名的不合群的人。他总是阴郁地躲着别人，因而大家都讥笑他。母亲惊奇地问他：“尼古拉，你有什么事吗？”
他瞧了瞧房间，径自往里走，说道：“同志们，你们好……”“这个人也是？”母亲甚为不快地想道，她十分惊奇地发现娜塔莎向他伸过手去，态度亲热而欣悦。
随后又来了两个还是孩子模样的小伙子。其中一个母亲早就认识——
是厂里老工人西佐夫的侄儿，名叫费多尔，尖尖的脸，高高的额头，一头鬈发，另一个头发梳得很光，举止温文尔雅，母亲不认识他，但觉得他并不可怕。最后进来的是巴维尔，身后还跟着两个小伙子，她都认识。两人都是厂里的工人，儿子亲切地对她说：“茶炊烧好了？谢谢你啦！”“这就是——那些危险人物吗？”她悄悄地问。“就是这些人！”巴维尔一边向屋里走，一边回答。六
茶炊烧开了，母亲把它端进房来。客人们围着桌子紧紧地坐成一圈，只有娜塔莎坐在屋角的灯底下，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我们应当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人们生活得这样坏……”娜塔莎说。“还有，为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好。”霍霍尔插嘴说。“首先应研究一下，他们是怎样走入生活的……”“应当研究，亲爱的，应当研究！”母亲一面沏茶，一面嘟囔说。
霍霍尔却说：“大娘，我们应谢谢您的茶！”
她瞧了儿子一眼，问道：“我不妨碍你们吧？”
娜塔莎回答说：“您是主人，怎么会妨碍客人的事呢？”
娜塔莎咕噜咕噜饮完一碗茶，大声舒了口气，把辫子甩到背后，开始朗读那本黄封面、有插图的书。清脆响亮的少女的嗓音与茶炊的微弱而沉思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这本书讲的是上古的原始人住在洞穴里的情况以及他们用石制武器猎取野兽的故事，故事十分动人，像一条美丽的带子在房间里盘绕飘荡。
巴维尔和娜塔莎坐在一起，他长得比所有的人都英俊。娜塔莎的身子俯在书上，不时用手撩开垂到两鬓的头发。有时她把头一扬，放低声音，说一些自己的意见，这时她不看书本，而是用眼睛和善地扫视听众的脸。房间里有一种特殊、和谐美好的气氛。母亲对此深有感触，耳边响着娜塔莎的琅琅的读书声，她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热闹的晚会，以及总是满身酒气的小伙子们的粗话和下流玩笑，那种情景和今天这儿的是何等截然不同啊！想到这些，一种可怜自己身世的痛苦感情隐隐地触动了她的心。
她记起死去的丈夫向她求婚的情景。一次晚会上，他在黑暗的过道里抓住她，用整个身子把她压挤到墙上，用沙哑的暴躁的声音问道：“愿意嫁给我吗？”
她觉得疼痛和屈辱，而他却死命揉搓着她的胸部，使她难受极了，他呼哧呼哧地出着粗气，把又湿又热的气息喷到她的脸上。她往一边挣扎着，试着要挣脱他的搂抱。“你要往哪里跑！”他吼了一声，“你，到底答不答应？喂！”
由于害羞和委屈感，她喘不过气来，说不出一个字。
有人打开了过道的门，他才慢慢放了她，并且说：“礼拜天我就叫媒人来……”
媒人果然来了。“我想要懂得的，不是人们过去如何如何生活，而是现在应该怎样生活！”房间里传来了维索夫希科夫不满的声音。“对！”红发小伙子站起身来，表示赞同。“我不同意！”费佳喊道。
一场争论爆发了，发言此起彼伏，仿佛熊熊的火舌在一堆篝火上蹿动。“别吵，同志们！”忽然娜塔莎启齿说道。大家都不作声了，一齐看着她。“那些认为我们什么都应该知道的人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燃起理性之光，好让处在蒙昧无知的暗夜中的人们都能看见我们。我们应该对所有的问题都做出公正准确的回答。应当懂得全部真理，识破一切谎言……”
娜塔莎说完后，巴维尔站起来，平静地说：“我们洞明事理，明察秋毫，世间一切是非善恶，通通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我们并不是傻子，不是禽兽，不只是为了要吃饱肚子，我们希望能过人一样的生活！”
霍霍尔说：“我们应架起一座桥梁，使人们离开腐化生活的泥潭，走向未来的真正的善良王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同志们！”
他们散会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您送我吗，纳霍德卡？”娜塔莎问。“当然喽！”霍霍尔回答。
娜塔莎在厨房穿衣服的时候。母亲对她说：“现在天气很冷，还穿这样的袜子，太单薄了！要是您不嫌弃，我给您打一双羊毛袜，好吗？”“谢谢，佩拉格娅·尼洛夫娜！羊毛袜子扎脚！穿着不方便走路。”娜塔莎笑着回答。“我给您打一双不扎脚的！”母亲说。“啊，您的心真好！”娜塔莎急忙握了握母亲的手，也低声回答。“晚安，大娘！”霍霍尔望着她的眼睛说。随后他弯下腰，跟着娜塔莎走进过道。
她围着桌子忙着收拾茶具，心里感到乐滋滋的，由于心情愉快，动作也麻利许多，一下子她身上甚至冒出汗来——令她十分高兴的是，一切都这样顺利地、平安地结束了。“你安排的这次集会挺不错，巴夫卢沙！”她说，“霍霍尔这个人挺讨人喜欢！还有那位小姐——呵，多么知书达理呀！她是什么人？”“小学教员！”巴维尔在房间里踱着方步，简短地回答说。“她的爹妈在哪儿？……”“在莫斯科！”巴维尔说。他驻足在母亲面前，用严肃的口吻低声说起来：“你可知道，她的父亲是财主，经营钢铁生意，家中光楼房就有好几栋。因为她走上了这条道路，父亲把她逐出了家门。她是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不愁吃，不愁穿，要什么给什么，可是，现在要摸黑走七俄里的路，而且还是一个人……”
这使母亲大吃一惊。她站在房问当中，惊奇地抖动着眉毛，一声不响地望着儿子，接着轻声问道：“她现在是走回城里去？”“是的，回到城里去。”“哎呀！她不害怕？”“她就是不怕。”巴维尔笑了笑说。“这又何必呢？留在这儿过夜不好吗——她本来可以跟我一块儿睡！”“不方便！明天一早，人们就会看见她在我家，这对我们都不好。”
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移步走到窗前，呆立在那儿，望着街道出神。
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广阔原野。寒冷的风儿在尖细地呼啸着，来回疾驰，上下奔腾，卷起一团团的雪粉。在旷野中，有一个人在踽踽独行，这是一个姑娘，她的娇小的黑色身影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她举步十分艰难，因为她那双细小的脚深深地陷进雪里。她既感到很冷，心里又害怕。她的身子向前倒——
好像在昏暗的旷野上被秋风激烈地戏弄着的一棵小草。前面很远的地方，闪烁着城市暗淡的灯火……“上帝啊！可怜她吧！”母亲低声地说道，由于恐惧打了个寒噤……七
日子像数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从手中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都要到巴维尔家里来聚会。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前来开会，由于人多，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狭小，又闷气。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冻得发抖，疲惫不堪，却总是显得格外开心，生气蓬勃。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但是过了一会儿，忽然闭口不语，她沉思了一会儿，低声说：“我过去有一个保姆——心地也像您这样善良！说起来也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做工的人们过着这样困难、这样屈辱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有钱人来，他们倒更有良心，更淳朴善良。”“啊，您的身世原来是这样！”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幸福。”她不善于用言辞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默然地望着娜塔莎的脸。“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无关紧要，我父亲是个粗暴的人，哥哥也是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一个老实淳朴的人。像小老鼠一般的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有时我很想见见我妈……”“啊啊，我不幸的孩子！”母亲悲伤地摇着头说。
巴维尔发表议论的时候越来越多，他参与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而他这个人也瘦多了。母亲感到，当巴维尔与娜塔莎交谈或者注视着她的时候，他的严厉的目光就焕发出柔和的光辉，说话的腔调也亲切一些了，此时此刻，他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质朴了。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开始变得激烈甚至达到不可开交的程度时，霍霍尔总要站起来，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身子，用响亮的有如钟鸣般的声音讲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维索夫希科夫经常露出心情阴郁的样子，仿佛要催促大家去干什么似的，他和叫作萨莫伊洛夫的红发青年，总是首先挑起争论，还有那个叫伊凡·布金的，则常常附和他们俩，此人脑袋圆圆的，头发呈淡黄色，仿佛被咸水洗过一般。至于那个肥胖的好整洁的亚科夫·索莫夫，说话不多，声音低沉而严肃，他和前额宽宽的费佳·马津，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娜塔莎有事缺席，代替她从城里赶来开会的是个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男子，他戴着眼镜，蓄着亚麻色的山羊胡子，谁也不知道他是远处哪一省的人——
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噢”“噢”的特殊口音。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点远方人的味道。他的话通俗易懂，说的都是些平常事物——
生活、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他都要谈到。
从城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一个体态匀称、五官端正的高个子小姐，她的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她叫萨申卡。
萨申卡头一个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她在无言的惊愕中定定地注视着这个小姐的脸。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还年轻，当时她听人们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立誓非杀掉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
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在同志们的口头一再使用，母亲听惯了，也觉得它不那么刺耳了，它和其他几十个她不懂得的名词夹杂在一起，经常进入母亲的耳朵。可是，她对萨申卡还是不很喜欢。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萨申卡干吗那样厉害！老是发号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霍霍尔哈哈大笑起来。
他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里含着嘲笑，说道：“贵族嘛！”
巴维尔干巴巴地说：“她可是个好人。”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对她儿子的态度最严厉，有时甚至冲他叫嚷。巴维尔只是含笑不语，用以前看娜塔莎的那种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姑娘的脸。这也使母亲感到不快。
有时，令母亲十分惊讶的是，一种狂喜的情绪，突然友善地弥漫在这伙人中间。通常这发生在某些晚上，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有关外国工人的新闻之际。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显露出喜悦的神情，大家都变得有点怪，仿佛都沉浸在孩子一般的幸福中，只听见一片欢乐爽朗的笑声，大家互相亲热地拍着肩膀。
于是大家如醉如痴地，脸上带着微笑，长久地谈论着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像谈论自己的朋友一样，他们觉得这些远方的朋友是自己的知心人，他们敬仰这些朋友，与他们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这个房间虽然狭小简陋，可此时此刻，在其中产生了全球工人精神上有血缘关系的感情，这种感情把大家融合成一个灵魂，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还不了解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使她从屈辱状况中直起腰来，她感到，这种感情中有一种欢乐、年轻、令人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
他们常常唱歌。唱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普通歌曲时，他们总是高声愉快地唱，但有时候，他们也唱些调子特别和谐却又悲壮和不平常的新歌。唱的人有时脸色发白，有时情绪高涨，在响亮的歌声中，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支新歌，特别震撼和激动着母亲的心灵。在这支歌里，感觉不到那种受尽凌辱因而在引发伤感和疑虑的幽暗小径上独自徘徊的灵魂的阴郁的沉思，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经惊吓、缺乏个性、毫无光彩的心灵的呻吟。在这支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进行建设的那种复仇和抱怨的盲目感情，在这支歌里，丝毫听不到旧日奴隶世界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母亲被这支歌曲的歌词和声调所容纳不下的力量所征服，每逢他们唱起这支歌时，她总是比听别的歌曲更注意，比听别的歌曲感动得更深。“现在是我们到街上唱这支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科夫愠怒地说。
几乎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总有同志到巴维尔家里来走访。他们一到就开始看书，从书里摘抄一些东西，忙得脸也顾不上洗，吃饭喝茶也手不离书。母亲觉得他们说的话越来越难懂了。“我们要出一份报纸！”巴维尔常常说。“别人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可能很快暴露……”“是鹌鹑就不要怕落网！”霍霍尔说。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每逢星期日，要是巴维尔没有空闲，霍霍尔就来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拿起斧头，迅速而熟练地把门口台阶上腐朽了的板子换了。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叫霍霍尔来咱们家里做房客好吗？你们两个也会方便些，省得互相来回找。”“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说，“要是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八
工人区尽头的这座小房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怀疑的目光窥察着房子的四壁。各类谣言扇动着五光十色的翅膀，在房子上空飞翔，人们千方百计想刺探和发现隐藏在峡谷上方的这座房子里的秘密。每晚总有人向窗里张望，有时还敲敲窗户，又胆怯地匆匆跑开。
有一次，小酒店老板别贡措夫在街上叫住了弗拉索娃。不等对方搭话，就一气不停地向着她喋喋不休而且十分枯燥地说起来：“佩拉格娅·尼洛夫娜，这一向身体好吗？儿子的情况怎样？怎么还不准备给他娶亲呢？年轻人应趁身强力壮的时候完成终身大事。一个人有了家，好比酸醋泡蘑菇，坏不了！如今这年头，对一个人可得严加管教。年轻人不去教堂，却在某些角落里秘密集会——议论是非。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说的事情，究竟是些什么事呢？秘密！只有在我们神圣的正教教堂里才有秘密。在阴暗的角落里搞出来的什么秘密，全都是因为头脑发昏！好，祝您健康！”
弗拉索娃的邻居，铁匠的寡妇，现在在工厂门口经营吃食的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市场上碰到母亲的时候，也说：“外面有闲话！可不好听呀，我的大婶啊！人家都说你儿子组织了一个像鞭身教一样的团体！叫作什么宗派，要像鞭身教徒那样相互鞭打……”
母亲把这些话全告诉了儿子，他一声不响地耸耸肩，霍霍尔却发出了淳厚而柔和的笑声。“姑娘们也对你们有气！”母亲说，“对所有的姑娘你们都是值得羡慕的未婚夫，不酗酒，又会干活，可你们根本不理睬她们！她们说，有些行为不端的小姐从城里来找你们……”
母亲陷入了沉思。巴维尔那僧侣般的严峻使她感到不安。她看到甚至年纪比儿子大的同志，比如霍霍尔，都听他的意见，但她觉得，大家都怕他，谁也不喜欢他的那种刻板的生活方式。
有一次，她已经躺下睡觉了，儿子和霍霍尔还在读书，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她听见了他们的悄悄话。“我喜欢娜塔莎，你知道吗？”霍霍尔突然低声感叹说。“我知道！”巴维尔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她觉察到这一点了吗？”“她觉察到了！”巴维尔回答说，“所以她不愿到我们这里来参加活动了……”
过了一会儿，他问：“要是我告诉她……”“告诉什么？”“就说我……”霍霍尔低声说道。“干吗要这样？”巴维尔打断了他的话头。“你知道，我是这样想的：要是爱上一个姑娘，那就得告诉她，不然什么好处也没有！”
巴维尔“啪”的一声合上书。他用十分清晰的声音提问道：“你期待什么好处呢？”
两个人沉默了许久。“你说呢？”霍霍尔问。“安德烈，这事应三思而行。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你究竟想得到什么好处。”巴维尔从容不迫地说，“假设她也爱你——我可不这样认为——就假定说是这样吧！那么，你们俩就结婚吧！一种十分有趣的结合——一个知识分子姑娘和一个工人！然后生下几个孩子，那时候，你只得一个人去做工……而且，要做很多的工。你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为一块面包，为几个孩子，为一套住房而生活。你们再也没有时间干事业了。两个人的前途都完了！”
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巴维尔又开始说了，口气似乎温和些。“安德烈，你最好把这些想法全抛弃，你也别使她为难……”
书页发出簌簌的声音——
大概是巴维尔又在看书了。母亲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不敢发出声响惊动隔壁的青年人。她觉得霍霍尔很可怜，她为他的处境哭泣，但是她更可怜自己的儿子。她心里想着他：“我亲爱的孩子……”
霍霍尔突然问道：“就这样，保持沉默？”“这样做比较恰当。”巴维尔低声说。“就这么办吧，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就要走到底！”霍霍尔说。过了几秒钟，他痛苦地轻声继续说：“巴沙！要是你自己碰到这种事情，你也会难受的……”“我已经在难受了……”
母亲把脸伏在枕头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安德烈在母亲眼中，似乎变得矮小了些，但是显得更可爱了。
母亲默默地拍着他的手臂。她很想对他说许多温存的话，但是同情和惋惜的感情挤满了她的心，使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九
社会主义者成了工人区的民众的热门话题，这些革命党散发了几批传单，都是用蓝墨水写的。这些传单猛烈地抨击工厂的制度，讲到彼得堡和南俄工人的罢工，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厂里拿高薪的、上了年纪的人大骂起来：“这一帮捣乱分子！干这种事情，该打耳光！”
他们还把传单送到工厂管理处。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读这些宣言式的传单。“这是真话！”
而大部分人由于过度劳累，对什么也漠不关心，懒洋洋地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难道？”
在酒店和工厂里，出现了一些陌生人，谁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到处打听，仔细察看，像猎犬一样东闻闻，西嗅嗅，他们的行踪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中有的小心谨慎到了令人可疑的程度，有的则见人就刨根究底地问个不休，令人害怕。
母亲心里明白，这场骚动是他儿子一手策划和发动起来的。
她看到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她既为巴维尔的安危担心，又为他感到自豪，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一天傍晚，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街上敲了几下窗子，母亲打开窗扇后，她用压低的嗓门嚷道：“要当心，佩拉格娅，宝贝们闹出事来了！今天夜里要搜查你们家，还有马津和维索夫希科夫的家……”
她立刻不见了。
母亲关上窗子，飞快穿上衣服，不知为什么，用围巾严密地包着头，径自朝费佳·马津的家里跑去。马津身体有病，没有去上工。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站起来，面孔唰地白了。“果然来了……”他喃喃地说。“是啊，见鬼……应该告诉巴维尔。我这就派人去找他，您请回吧，没事儿！总不至于挨打吧？”
回到家里，母亲把所有的小册子都收集起来，通通抱在胸前，在屋里转了很久，往炉膛里瞧了瞧，又看看炉底，甚至连水桶也仔细看过。最后，筋疲力尽的她坐在厨房的一张凳子上，把书放在座位底下，她不敢站起来，因为这样就会让这些禁书暴露在闯进来的人的眼中，她就这么枯坐着，一直等到巴维尔和霍霍尔从工厂回家。“你们知道了吗？”她大声问道，还是坐在那里没有起身。“知道了！”巴维尔微笑着回答说，“你害怕吗？”“害怕，真害怕！……”“不要害怕！”霍霍尔说，“怕也没有用。”“连茶炊都没有烧！”巴维尔说。
母亲站起来，指着书，负疚似的解释说：“瞧，我一直没离开这些书……”
儿子和霍霍尔笑了。这笑声使她胆壮了些。巴维尔挑了几本书，到院子里藏了起来。霍霍尔一边生火烧茶炊，一边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娘，我只是替那些人感到羞愧，他们干的这种事太无聊了。有一次，他们来到我的住处，把什么都翻遍了，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就灰溜溜地走了。另一次，他们把我也带走了，关在监牢里，我在牢里坐了四个月左右，坐着坐着，有时忽然来传我，由士兵押着经过大街，去受审讯。这些人都不怎么聪明，说不出什么道理，对我胡说一通后，又叫士兵把我押回监牢。就这样把我带来带去——他们总不能白拿薪水呀！后来把我放了出来，就算完事了。”
他的话如长流水，从容不迫地从他口中吐出来，把等待搜查的不安心理驱除到九霄云外去了。
巴维尔从院子里回来，很有把握地说：“他们一定搜不出什么！”他说完便开始洗脸洗手。
然后，他仔细地用力把手擦干，对母亲说：“好妈妈，如果您在他们面前露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就会想，房子里一定藏着什么东西，不然，她为什么直发抖呢。真理在我们一边，有什么可怕的呢？”“巴沙，我能沉住气。”她应许道。可接着她有点烦恼地脱口说道：“他们如果要来，就早一点来吧！”
但是，这一夜他们没有来。第二天早上，母亲恐怕他们笑她胆小，就先嘲笑起自己来：“我自己先把自己吓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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