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野岛刚,张惠君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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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宫的离合(译文纪实)试读：
简体中文版序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从很多角度讲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等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的。
对于这样的中国，能让现代日本人最感亲切的地方会是哪里呢？不言而喻，正是故宫博物院。
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旅游，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不但建筑物本身是世界遗产，而且还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紫禁城过去是明清皇宫，英语的Old Palace，翻译过来正是“故宫”。但每次拜访总是忘情于紫禁城雄伟的建筑，而难以气定神闲地在文物上面多花时间端详揣摩。
2012年1月至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北京故宫展，过去在日本也曾有过北京故宫的展览，但是这次的“北京故宫200精品”和以往的展览有些不同，这次的展出品的档次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书画、陶瓷、青铜、漆器、珐琅器、染织品等200件展品中，有一半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我格外要提及的一点是，中国书画的黄金时期——宋元的展出书画有41件，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导览说明，中国历来严格限制这两个时代的书画到海外的展出，所以一个展览会最多能借出有数的几件，可见此次展览的殊荣。而这次北京故宫的“大手笔”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京故宫在最近几年，和世界各国的主要美术馆积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其中可以隐约看见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故宫”这一品牌的建设，给中国文化的传播开辟疆土的意愿。中国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08年缔结了友好合作协定，这次展出也是以这一协定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另外，2011年末来日本访问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女士在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日交流的积极意愿。这次展览能够得以实现，也幸亏她的支持。
她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的展览将会是空前的规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宋元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这次展览会，可以进一步宣传中国文化，增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但愿对大地震后的日本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台北故宫也好像不要输给北京故宫似的，将于2014年6月来日本举办展览，其实日本方面曾经有过让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一起到日本办展的想法，拟称为“两岸共展”。2009年，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主动担纲，热情地向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NHK电视台等机构发出邀请，希望共同举办这次重大展览。然而非常不幸，在这期间平山先生因病逝世，中国台湾和大陆两方面又都对共同办展表现消极，共同展遂变成了两岸故宫的各自展出。
不过不论如何，故宫对于文化和外交，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采访加上执笔，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里面，郑欣淼先生不得不提。我和郑先生见面时值2010年严冬，中国官员在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什么后续的不良影响，一般来说，对各种提问都是采取极其慎重的、几乎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的回答方式。然而，郑先生的态度却非常坦然，对于北京故宫的现状和两岸故宫的将来，侃侃而谈。
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主张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他说，故宫不但是收藏品丰富，而且故宫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它涵盖了历史、紫禁城壮丽的建筑、文物背后的跌宕故事，还有民族精神。所以，极有必要创立“故宫学”。
他强调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这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并非专家，却胆敢执笔写下故宫题材的书籍，理由正如郑先生所说的，我被故宫的多元——文化、艺术、政治、历史、民族精神——所震慑并吸引，产生了要把这个完整的多面的故宫向读者传达的强烈意愿。
郑欣淼先生从推动两岸故宫的交流之时开始，就陆续推出一些著述，2008年出版了比较两个故宫收藏品的《天府永藏》，在后来的一两年内又出版了《紫禁内外》、《故宫与故宫学》等著作。他本人也多次到台湾访问。有一次我到台北圆山大饭店采访他的时候，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地说：“在北京也是你来采访我，到了台北还是你来采访我，而你又是个日本记者，这件事好像也蛮巧啊。”郑先生的笑容也是我故宫记忆中的一环。
在重走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徙之路的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让我难忘的趣闻逸事。不过被我厘清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所谓“故宫”，不但是指北京和台北。沈阳也有沈阳故宫，那里至今保管着众多的清廷宝物，在本书的正文中也将会提到，一次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出现的翡翠头饰，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和它配对的另外一只。而这两只头饰，据说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于政府监视之下，自己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真是令人咂舌的戏剧化“身世”。
另外，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因为南京博物院，曾经是北京的文物“南迁”后位于南京的保管所；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在1945年“光复”后，回到的依然是南京博物院。蒋介石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未来把文物运回北京的打算。然而如果国共战争的时间拉长，就这样直接在南京成立一个故宫也未可知。
刚到南京，我就听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关于南京和北京故宫的口水战故事。围绕着这些故宫文物，有一个未解的谜。北京方面对于被搬到南京的文物有一个严密的记录，南京方面也有一个被运到台湾的文物数量记录，后来从南京运回北京的数量也有记录。这样一来，运到台湾的和运回北京的，加起来就应该等于之前“南迁”的文物数量。可是，这中间却有几百箱的差异。
关于下落不明的这几百箱文物，传言认为，目前依旧被保管在南京博物院。
为了确认，我找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前任院长梁元先生当面询问此事，他说，南京博物院确实留有旧故宫的文物。关于这批文物的处理，北京故宫方面多次要求返还，但南京博物院方面找了很多理由拒绝，最后甚至闹到中央领导那里。
中国的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也就是指清朝的宫殿，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清朝的宫殿对于新政权来说，象征着旧时代，所以为了和旧时代诀别，新政府设立了故宫博物院，以收藏清朝的文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那一段时光，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才会有为了躲避日军向西迁徙，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为文物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此外，关于故宫和文物的问题，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2013年6月我从东京来到上海，目的是参观上海的“海外回流美术品拍卖会”。在中国大陆的拍卖会每年有春秋两次，正好和季节的节拍相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有数十、数百的大小拍卖会频繁展开。
在中国的土地和股票都告别飞涨的时代，中国的美术品市场还在持续着它的泡沫，一路增长，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投资领域之一了。
我花了两天时间，一直在上海的五六个拍卖会所间往返，不管哪个会所都是人满为患，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拍卖品热的未艾方兴。在会场里面，年轻女性的翩翩身影尤其引人注目。另外穿着POLO衫、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男性也到处都是。还有不停刷新报价，一边举牌，一边不停用手机和外部通话的人。
这种拍卖会上人气沸腾的，是从日本回收的中国美术品。因为是“日本货”，所以大受欢迎。
中国的拍卖会也反映了中国人性急的特点，中标的决定时间非常之短。“八千、八千、有没有接手？”“一万、一万、有没有？”“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说了一次之后，拍卖人就敲锤：“是你的，几号？”
然后就立即转到下一个拍卖品上。
成交之多让人惊讶。我所知道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公司，他们半天的交易量一般是100—200件左右。而中国的拍卖会场，单是看看那个分发的厚厚的商品名录，就知道不止1000件。这1000件就将在这一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被卖掉。大部分拍卖品都会在一分钟之内成交，流标（交易不成功）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市场规模确实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我还去参加了开设于上海郊外、大众拍卖公司主办的“海外回流品拍卖会”，外国人虽然可以自由参加。但是领取投标需要的中标者序号，必须要提供银联卡。没有银联卡，所以我只好放弃投标。在我仔细查看目录之后，我吃惊地发现，笼统地说是“海外回流”，其实里面数百种都是“日本回流”。虽然上面也写了具体出手的日本人姓名，但是否真的是这个人出手的很让人怀疑。而且也没有其他材料以资佐证。我询问了该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有专门收集日本回流品的中间商在协助交易，所以对于出手人的相关背景，拍卖公司并不能真正把握。但是“回流品买到就是赚到”总是没错的，所以专门交易“回流品”的拍卖会才会不断有举办，中标率也非常高。
当然，这种拍卖会里面既有淘来的珍品，也会出现假货。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存在着大量沉睡着的中国美术品的事实没有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让人感慨良多的事情。本书中也写道，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期，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美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从前通过民间的买卖以及通过政府途径的盗窃、掠夺行为而被带出去的宝贝的回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十年来变得异常显著。我在本书中也专门辟了一章，来详述这个问题。
从这个现象也可以推论出的是，故宫问题不但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问题。在中国国内，还和沈阳、南京挂钩，在国外，还和欧美日相关。我展示给读者的，正是这个多棱镜一样的复杂故宫。
拙著的日文版于2011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现在两年多行将过去，我又为本书的中文版写序。其实当初日文版付梓之时，我就在内心偷偷希冀它有一天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因为这毕竟是写发生在中华世界中的事。另外，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和台北两所故宫的，所以在两岸我都希望有出版的机会。
2012年7月繁体字版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终于也可以和读者见面，我内心非常欣喜。繁体字版刊行的时候最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拙著的反响甚巨，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印数次，媒体的采访超过十家。之前出版方曾经担心外国人写这种书会不会遭冷遇，而结果恰恰相反。
出于我个人的分析，拙著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的理由，大概是因为我本身是日本人的缘故。通常而言，有关故宫的著述都是以台北故宫为中心，可称得上一种“台湾式的故宫理论”；而大陆方面，应该也有一套“大陆式的故宫理论”，这两套理论在1945年之前大概相去不远，但是1945年之后则各说各的、莫衷一是。
而由我来陈述这个故事，则仿佛出于“第三只眼”，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哪一个是“真正的故宫”，哪一个收藏最佳，我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只是由于两岸的大型博物馆都用同一个名字，让我感到不可思议，靠着不带政治色彩的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不断收集资料和人们的观点，并集结成书而已。台湾的读者也许对拙著的视角感到新鲜，所以我也寄望大陆的读者能够随手翻翻，看看我这个外国人写的“故宫论”，我将感到不胜荣幸。2013年6月25日野岛刚写于东京自宅序章什么是故宫？什么是文物？台北故宫（作者提供）
故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博物馆。
两个名称一模一样的博物馆，同时存在于北京与台北两个地方，双方如果向对方提出商标权诉讼，也非新奇之事。然而“两个故宫”却互不否定彼此的存在，也没有谁高喊“我才是正宗的”。双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号，展示着雷同的中华文明文物，肩负着同样代表“中华”的观光景点名号，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
故宫是收藏与展示中华文明的艺术品、装饰品及图书文献的博物馆。依据2011年5月的数据可以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以下称北京故宫）的收藏计有一百八十万件，包括书画、陶瓷器及图书文献等，其中85％是清朝留下的文物。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以下称台北故宫）收藏品比北京故宫少，只有六十八万件，其中清朝留下的文物超过九成。
两岸故宫基本收藏品的形态相当类似。1925年故宫成立之初它们本就是一个博物馆，这是理所当然之事。1949年故宫的文物运到台湾而造成“两个故宫”的状态，即使过了六十年，两个故宫仍都固守原本的收藏原则，未曾改变。
一言以蔽之，这个收藏原则就是“集合中华文明的精华”。那么，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究竟哪个比较好呢？
这个有趣的话题经常在中国文物专家及爱好者之间论战不休。从收藏品的数量和多样性来看，北京故宫胜出，但从质的角度来看，台北故宫略胜一筹。这是一般普遍的看法。
就博物馆的建筑而言，北京故宫的展示场所是明朝、清朝皇帝的居所紫禁城，建筑物本身就被列入世界遗产；而台北故宫就是一般的博物馆建筑，与北京不能相提并论。紫禁城也是北京故宫的展示品之一，从整体的优越性来看，北京故宫自然是当仁不让。有的台北故宫支持者毒舌批评什么：“北京故宫不过是个空壳子。”但这么说似乎也有些言过其实。近几年的收藏事业逐渐蓬勃发展，加上考古的新发现，北京故宫的收藏品也充实提升了不少。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并非要论述故宫的艺术价值，也不会深入探讨收藏品的优越性等问题。我的专长不在于文化、艺术，而在于政治、外交。通过采访的经验，我现在看到某件瓷器就可以猜出它大概是什么年代或哪个窑厂出品的，不过到底还是门外汉。本书将以专业记者的角度与眼光，探讨“两个故宫”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发展。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近代史的主角，“两个故宫”可说是这部近代史的产物。日本引发的侵略战争衍生出后续中国内战的结果，因此产生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思维不同的区域，这个区隔造就了“两个故宫”。
本书最大的目的在于试图追溯这一错综复杂的过程，探究现在仍千变万化的故宫背后，究竟串联了什么样的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领袖的思维判断。我想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
有关故宫的历史，在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等地已有诸多故宫元老及学者写过专著或论文，记述了1925年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过程，相关人士的口述历史及史料，大致也已挖掘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对于1965年台北故宫在台复馆的过程、台湾民进党当局对于故宫的改革企图、中国大陆近年大量搜寻并追回文物的热潮，以及2008年台湾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故宫的密切交流等等，不仅是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几乎未有系统的介绍，这些将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然而故宫议题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我也将在本书中借由史料、相关人士的证词、亲身采访等，用一定篇幅来介绍说明。二十年前对于台北故宫的不协调印象
2007年至2010年，我在台湾担任报社的特派员。我想从位于台湾的台北故宫开始说起。
首次造访台北故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情。当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参加了台湾方面举办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在两周内走访了台湾各地。当时蒋经国先生已经卧病在床，我在欢迎宴会上曾与李登辉先生握手，犹记得第一印象是“李登辉是个个子很高的人”。受邀参加活动的人，多半是来自与台湾有交往的中南美洲、非洲、南太平洋等国家，我与这些鲜有机会认识的各国年轻人结为朋友。活动行程中听到了不少台湾的政治宣传，那一趟旅程整体来说收获不大。
在那趟不是很有收获的旅程中，我也去了台北故宫，当时对台北故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果事隔二十年，采访台北故宫成为我好奇心的发源地，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台北故宫和市中心有点距离，位于山丘与平原交错的“外双溪”。博物馆背后靠着山，展馆是中国宫殿式的建筑，穿过漫长的入口阶梯，进入博物馆内，第一个感觉是大厅灯光之昏暗令人吃惊。展览室的天花板偏低，有种莫名的压迫感。导览员穿着的制服就像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表情动作透露着意兴阑珊。相较于传说中世界极品的展示品，导览员毫无活力的态度反而让我觉得有趣。
还记得导览员所说的一段话：“蒋介石先生考虑到故宫文物的安全，因此在山里面盖了故宫。山挖空了做成仓库，就算中共的炮弹打下来，也不会伤到文物。”
他大致是这么说的。当下我心里就有个疑问：拥有这么棒的展示品，为什么不能好好地陈列出来让参观者一饱眼福呢？现在的台北故宫在2007年重新整修后已焕然一新，入口处改为透明屋顶采光，整体变得明亮通透，展览室的气氛和职员的应对态度也大幅改善了。
第一次到台北故宫，所知当然有限，不过后来因为采访而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我先在这里陈述一下，那就是设立台北故宫的目的，并非像一般博物馆那样，想要给参观者提供启蒙教育，而是为了保管文物而建。或者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是博物馆，台北故宫更像一座仓库。台北故宫不像其他世界级的博物馆，它过去并不重视陈列的美观及参观者的需求。现在想起来，这正是我第一次到台北故宫时感到疑惑的原因吧。
重视收藏胜于展示的博物馆，这也是台北故宫的不可思议之处。蒋介石决定把文物运到台湾
故宫的命运和蒋介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败给共产党、将故宫文物运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穷其毕生努力及梦想，希望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失去的中国大陆”。故宫的文物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大陆的，在“反攻大陆”之前，台湾不过是个暂居之所。因此博物馆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陈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蒋介石和他身边的人大概是这么想的。
用于“反攻大陆”的军事费用占去了巨额的预算。台北故宫建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蒋介石正日日夜夜谋划夺回大陆的战略，倘若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将共产党逐出大陆，再度成为中国的主人，则故宫的好东西就会全数回到大陆，当时就已决定届时将把复制品留在台湾。
蒋介石败给毛泽东，被逐出中国大陆时，除了人民以外，他把中华民国政府的行政机构、军事组织、两百万人的党政军相关人士及其家人、黄金等全部带到台湾。“因辛亥革命成功而诞生的‘中华民国’位于台湾”，蒋介石必须向世界如此宣传。
然而失去中国大陆的人自称是中国的主人，无论是从谁的角度来看，都显得不太真实。此时需要一个让世人接受并理解的象征，而集中国五千年历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宫文物，正好具有这种意义。
正因如此，蒋介石在与共产党交战挫败、战况最为危急之际，特别安排动员贵重的军舰搬运文物横渡台湾海峡。
在中国历史上，皇室的文物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财产”，贵重的艺术品永远和皇帝共存亡。名君唐太宗李世民曾留下这样的传闻：中国历代公认最好的书法作品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世民非常希望能够取得，所以他想尽各种办法找到，而且下令在自己死后也要一起陪葬，只留下《兰亭集序》的真迹仿拓本。皇帝根本不会考虑到“人类的损失”这种问题，皇帝的收藏品，由皇帝来决定它的命运。
蒋介石以政治指导者的身份，决定将文物带离中国大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皇帝都没做过的事，非常特殊。其后，蒋介石便运用了“文物继承者等同于中国正统统治者”的逻辑。在中国大陆历经“文化大革命”，文物遭到破坏的时期，这个逻辑显得特别具有说服力。
在蒋介石手下担任台北故宫院长的蒋复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充分阐释了蒋介石搬运文物的政治性意义：“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历圣相传的道统，有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时将这道统文化连根拔起，但终究失败。愈想破坏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愈是发光发热。因为有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才有蒋先生的文化复兴运动，蒋先生从国父孙中山继承道统，就是继承孔子的道统。”
所谓道统，就是继承儒学的正统。蒋复璁的这篇文章，与其说继承儒学的教义，倒不如说他强调了长期继承“正统政体”的体系。道统的精神，正是体现在反映天意、追求极致美学的书画、铜器和瓷器上。蒋介石深知故宫文物的政治利用价值，惟对于艺术价值的关注并未留下太多的文字记载。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也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老幺，她钟情故宫的事迹却广为人知。
依据民进党执政时期台北故宫院长杜正胜的说法，2000年政党轮替，他接任院长时才知道，院长办公室的隔壁有个宋美龄的办公室。当时宋美龄已移居美国，在故宫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所以杜正胜立即废止了这个宋美龄办公室。
宋美龄经常移驾到故宫鉴赏文物，也从仓库搬出文物、宝物拿到办公室欣赏。宋美龄特别喜欢翡翠之类的工艺品，也有人谣传她从故宫将文物带出，在丈夫蒋介石死后移居纽约时一并携出。
但是我去故宫采访时，几位故宫干部表示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的，故宫所有的文物都有编号，把文物从仓库拿出来都有记录，即便是故宫院长或是‘总统’，也不可能不经规定程序，就把文物带出故宫”。
没有证据，的确口说无凭。但在台湾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时代，宋美龄是威权可比皇帝的蒋家成员，又比蒋介石更具传统中华思想，人们多半会觉得，如果是宋美龄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太惊讶。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故宫命运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故宫就是“Old Palace”，也就是“古时候的宫殿”。
这个宫殿是中国最后的王朝——清朝的宫殿，现在是指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
紫禁城，以及皇帝书房兼办公室的“离宫”圆明园，都收藏了大量的文物，象征清朝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财力和权力。这些文物是清朝的东西，也是皇帝的私人物品，只有皇帝有权自由把玩。顺便一提，事实上，清朝历代皇帝中最积极用心于收集文物的，当属乾隆皇帝。他对书画古董造诣深厚，本身的书法水平也很高。
北京紫禁城有个乾隆皇帝建造的房间叫“三希堂”，现在外观开放给一般游客参观。2009年2月台北故宫周功鑫院长首度访问北京，我以随行记者的身份一同进去参观。三希堂的空间比想象的小，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这个休息场所似乎有点单薄，但是每天在宽阔的大殿接见臣子，也许这较小的私人书房，才是能让乾隆皇帝回到文人身份的舒适空间。“三希”是指三件稀世珍宝，乾隆皇帝将最喜爱的三件书法装饰在这个房间里。这三件分别是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其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侄王珣的《伯远帖》。
乾隆皇帝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除了用餐以外，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唯一的休闲是在三希堂欣赏“三希”，这也是文物为皇帝所私有的至高享乐。
乾隆皇帝的子孙、也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王朝末期混乱又缺钱的状态下，陆陆续续将祖先留下来的文物拿出去变卖，这也是因为这些文物都是属于皇帝的私人物品，他才可以这样做。
有了溥仪这个渠道，北京的“琉璃厂”等古董市场开始流入“宫廷宝物”，并吸引不少从日本来的鉴定行家。其中出现了山中定次郎（Yamanaka）这号人物，他是个古董商，来到这里大量收购，通过在英美等国开设的“山中商会”分公司，卖到全世界，有着“世界的山中”的称号。
1911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文物仍在溥仪手中。在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妥协之下，溥仪被允许留在紫禁城内。之后溥仪仍然继续变卖文物，收藏品损失不少。虽然如此，变卖的文物相对于历代收藏的文物数量规模还差得很远，因此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物留在紫禁城。
中华民国政府并不像过去的朝廷一样，将文物视为自己的东西，而是对外公开。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当局将文物摆在大众面前，开启了故宫的博物馆历史。这是向大众宣传“革命成果”的最佳素材，文物从皇帝的财产，转换成国民的财产。然而文物并未脱离“权力”的掌控。
1933年日本加紧进攻中国，局势变得紧张，以故宫收藏品为主的文物开始从北京南运，加上外交文书，北京到上海的列车共运出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之后为躲避战乱，又从南京被运到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路线，文物一次次被往西运送。1945年战争结束后，文物在1947年回到设于南京的故宫分院。在这十四年间，这些文物跋涉了一万公里的旅程。
至此，文物休养生息之日尚未来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爆发内战，频频退败的国民党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时，将故宫文物装船，横渡台湾海峡运抵台湾。
故宫文物大搬迁的故事，可说是脱逸了中华民族文物的常轨。如果是日本人，大概就是挖个密道把文物藏起来，或丢掉文物先逃命。但是，当时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者希望将文物留在身边。
故宫在1933年离开北京时，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了以下声明：“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
这里只写了一半的真话。重视文化只是部分的事实，因为文物背后隐含了超越艺术价值的政治意义，国民党当局才会耗费巨资将文物南运。故宫文物搬迁至台湾也是同样的道理。究竟这个政治意义是什么，本书将借由检视故宫文物的足迹，尽可能解读其中的内涵。故宫与其他世界性博物馆的不同之处
前文已说明了故宫是个不可思议的博物馆，从展示品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这点。
台北故宫自称是“世界四大博物（美术）馆之一”。“四大博物馆”除了台北故宫以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若再加上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也有“五大博物馆”的说法。无论怎么说，台北故宫具有亚洲第一博物馆的地位，这评价在世界上是屹立不摇的。
但是如果检视收藏品的内容，我们必须指出，台北故宫与世界其他博物馆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卢浮宫、大英、大都会等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不仅是西洋的东西，还含括中东、亚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绝非浪得“博物”之名，他们多元的收藏值得夸耀。虽说收藏品亦背负了殖民地开拓及侵略的负面历史，但这也无损于博物馆的价值。
另一方面，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宫会看到一点点欧美的绘画或雕刻，但是几乎看不到中华文物以外的其他亚洲各国的文物，除了一些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使节赠送或进贡的礼物。这里有的是仅以中华文化为对象的“单一文化”博物馆。
中华二字含有“璀璨世界文明中心”的意味，从各种层面，卓越的中华王朝政治向世界扩散之际，借由礼仪、道义等优良文化来感化蛮夷异族，他们便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员。这种华夷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之一。相对来说，也意味着“除了中华文化以外，其他的毫无价值可言”的排外思想，尤其在儒学上，对于华夷之别有着严谨的态度。
中华文化以外的东西是不能放进故宫的，这也蕴藏了中华纯粹血统的思想。奇妙的是，台北故宫的所在地是台湾，却很难在台北故宫看到台湾地方文化的任何片段。在参观者的脑海中，可以闪过创造中华伟大历史的文物、投注心血的艺术家及工艺家，但是跟台湾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众生活等有关的层面，却是造访台北故宫所体会不到的。
清朝末年清廷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将“化外之地”（意即没有文明教化的地方）的台湾割让给日本。对于认为中原是世界中心、满脑子中华思想的皇帝而言，台湾地方文化没有被放进故宫收藏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台湾和故宫在本质上就有不易联结的命运。
我住在台北期间，注意到多数的台湾民众并未将台北故宫列为“值得夸耀”的对象。当国外来的客人问到“去哪里玩比较好”时，台湾人几乎都会回答：“去故宫。”但是当被问到“觉得故宫怎么样”时，多数人会显露出困惑的表情。很少人会回答“那是台湾的骄傲”，就算是觉得“很棒”，很多台湾人也不是基于喜爱或是骄傲的理由。
纯粹从收藏品的魅力来评价的话，毫无疑问台北故宫是世界顶级的博物馆。因为没有其他地方会集中保管只有皇帝才可以把玩的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粹。
谈到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日本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琼琼杵尊是日本神话中的开国之神，天照大神曾授予他三种神器：镜、玉、剑。为何这三种神器象征着历代天皇继承皇位呢？那是因为在神话里，拥有这三种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可以推断的是，在古代日本的草创时期，这个神话里开始出现将“唯我天皇拥有三种神器”当作政治权力的证明。
例如日本南北朝时代是三种神器价值被提升到最高的时期，南朝和北朝两方势力互相争夺三种神器，政治权力愈是不安定，人们愈想追求文化带来的“公信力”。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故宫文物就是“三种神器”。近代中国在动荡中，展开历史上最浩大的文物运送征程，最后还横渡海峡。可见蒋介石之不可能将故宫文物交给毛泽东的决心。
隔一段距离来思考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现，在中华文明里，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义，政治守护了文化。我想正因为有了政治的庇护，所以即使在战乱中，也能发生守护文物的“奇迹”。变革季节的到来
我最初想要着手写这本书记录故宫的过去与现在，是在2007年到台北工作之前。2008年底正好是文物迁徙到台北故宫“一甲子”（这是中华民族称呼六十年的说法），我因此想要写一点有关故宫的历史。在台北担任特派员期间，正逢故宫改革处于风口浪尖之时，这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幸运”。
2008年5月再度发生政党轮替，从民进党变回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大幅改善，过去各行其是的两个故宫开始靠近。
2009年2月，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首次访问北京故宫，我是唯一与周院长同行的日本记者。严冬中的北京寒风刺骨，周院长和北京故宫前院长郑欣淼并肩走在北京故宫的紫禁城。
在那次见面之后，两个故宫交流相当顺畅。原本就是一个故宫，只因为政治权力而分裂成两个，所以本就具有“互补性”。例如，在收藏品方面，台北故宫的强项在于相当完整地收集了宋代书画及陶瓷器上。由于宋朝是中华文明繁盛的顶点，在当时有限的时间及空间的条件下，要把文物搬运到台湾，故宫的专业人员于是把宋代的收藏品作为主要运输对象。
另一方面，共产党革命后成功收集的文物也有加分作用，北京故宫在明清文物质量上取胜。瓷器文化虽在宋代时达到巅峰，但是明代的彩瓷、清代的珐琅彩也是相当出名。考古出土的文物，大半是中国大陆在战后所做出的考古挖掘成果，因此被集中收藏在北京故宫，这方面台北故宫当然付之阙如。
两个故宫，与其说是外形相似的双胞胎，还不如说是一张分裂的地图。因此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两个故宫的交流也象征了文化领域关系的改善，两边的距离正在急速地拉近中。故宫日本展的启动
对于政治而言，文化有时是极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两岸关系，这样政治上敏感的问题是很难互相让步的，先从文化面强调亲近关系，好处不少。
元朝有位书法家黄公望（1269—1354），他是江南地方的汉人，行政能力很强，在地方政府当官，但是当时是蒙古人统治天下，汉人不免怀才不遇。于是他四十岁就辞官，专心书画。在七十九岁时花了三年的时间画出《富春山居图》，后来成为元代的代表性名画。到了明朝末年，《富春山居图》流落到吴姓员外的手中，他交代家人自己死后要像皇帝一样“把画一起烧了”，家人遵照他的遗嘱要烧画时，其中一个家人无来由地觉得“烧了很可惜”，因此在烧了一部分之后，又抢救了一部分回来。《富春山居图》画卷全长七米，烧了部分后分成两半，分别流传于世，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中国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作者提供）
2010年3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代表大会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这幅画：“我希望两幅画能合成一幅画。”大陆丢出了球，台湾方面则回应：“正在规划黄公望的特别画展，希望向大陆借出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半画作。”双方你来我往的对话，像是套好招的表演，着实感受到文化在政治上的“效用”。
温家宝的发言产生了效果，2011年6月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运抵台湾，在台北故宫举办了特展。
另一方面，故宫文物的“失散”与“回流”议题，重新浮上台面。
如前所述，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设立故宫博物院的数十年间，皇帝的收藏品分散至中国及海外各地。欧美列强的掠夺、溥仪的变卖、朝廷官员的夹带，以及其他各种理由，本来应该“足不出户”的珍宝被带出宫外的，不计其数。对中国来说，被欧美日蹂躏的近代史记忆，加上失去国宝的痛苦经验，都给人们留下了心灵的创伤。
然而，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作为买家陆续在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买回中国的陶瓷器及绘画等，形成了“回流现象”。在中国政府的斡旋下设立的民间团体，调查了收藏于海外的中华文物，开始向各国政府及博物馆展开谈判并争取归还。从法律层面来看，买卖的商品为善意第三人所持有，这海外的所有者并无归还义务。但如果是被认定为因为战争或掠夺行为而被带走的文物，现在的所有权国必须归还给原来的所有权国。许多国家已签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条约里已有相关规定。
中国的归还运动，以拥有丰富中国艺术馆藏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美术馆、日本的美术馆及博物馆等为对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态度相当坚决，对于中国以外的各国艺术界而言，已感到一种压力。
失散在海外的文物“回流”的社会现象日趋明显。中国将找回文物的一部分纳为故宫的收藏，为强化故宫收藏带来契机。
对日本而言，故宫展览也进入了新时代，台北故宫文物首度到日本展览的可能性开始浮上台面。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前代表，也就是台湾的前驻日“大使”冯寄台亲口告诉我：“我任期内的最大目标，就是故宫到日本展览。”日本方面对台窗口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前理事长畠中笃，曾在2010年3月时表示，期待故宫的日本展能早日实现。
过去日本不曾举办台北故宫展览，主要原因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担心，怕与台湾对立的大陆政府主张对于展示品拥有所有权，展示品会被假处分之名“扣押”下来。[1]
过去曾有“光华寮”的诉讼案件，因为牵扯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所有权问题，十分纠葛，最后在日本以法律手段解决。两岸关系改善以来，从现状来判断，中国大陆大概不会对台北故宫的文物采取法律行动。但是由于过去的历史因素，台湾方面采取谨慎的态度，为求万无一失，要求在日本举办故宫展前，日本方面需要先通过《艺术品免遭强制执行、假扣押或假处分》的法案。
到日本展览的计划与已故画家平山郁夫等“大人物”有关，所以民主党及自民党国会议员中的有志之士，准备推动法案。在日本自民党下台后，由于日本民主党内部纷乱不堪，向国会提出法案的时程大幅延宕。最后终于在2011年3月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在日本举办首次的台北故宫展，开始出现了一点可能实现的眉目。
同时，北京故宫的日本展也着手筹备，正在计划2012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展览。也有人建议希望两岸合展，但是台湾要求单独举办的立场并未松动。[1] 光华寮位于京都市，曾为中国留学生宿舍，1950年台湾当局变卖侵华日军掠夺的物资，用公款购买了该房产，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方面主张其应为中国大陆所有，在日本引发一系列诉讼，历时30年。——译者台北故宫大厅被大陆游客淹没
我在台湾担任特派员期间，造访故宫至少二十次以上。在2010年4月离开台湾前，我特地去故宫“道别”。虽然以后从日本飞三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台湾，但是在台三周年生活告一段落之际，还是很想再看看故宫。而我当时目击的场面，象征了故宫的现状。
淹没大厅的大批大陆游客，围着坐镇大厅的“国父”孙中山铜像，热情地按下相机快门。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大概没什么兴趣和孙中山铜像照相，但是在含括中国大陆、台湾的中华世界里，孙中山无疑是最受尊敬人物的第一人选。
大陆游客造访故宫，起因于2008年5月上台的马英九与大陆开始改善关系，取消了原本不准大陆游客访台的严格限制。马政府以每日三千人为上限，同意大陆游客造访长期以来就十分向往、并称之为“宝岛”的台湾。大陆人到台湾最想去的地方之一就是台北故宫。涌入故宫的大陆游客人数已超越了日本人，他们抢购故宫博物院纪念品，台北故宫的收支状况也因此受惠。这是两岸关系改善的效果之一。
台北故宫的建筑物，据传是仿造位于中国南京的孙中山陵寝“中山陵”所建，建筑物的正式名称用孙中山的名讳取为“中山博物院”。正面入口的大门上也写着孙中山的墨宝“天下为公”，落成典礼选在孙中山1965年11月12日的百岁冥诞时举行。
台北故宫的孙中山铜像是委托法国著名雕刻家保罗·兰多夫斯基（Paul Landowski）制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巨大耶稣雕像也是他的作品。民进党当局曾在2004年时进行了台北故宫的整修工程，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正面门厅移走，就放在户外风吹雨打。换作国民党执政之后，立刻修复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
复活的孙中山铜像与聚集在此的大陆游客，说明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广义来看，政治的庇护对于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文化得以振兴；因为政治，文化也可能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
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许多艺术和文化。通过否定文化来否定政敌的行为，在世界历史上也非新鲜事。创造文化虽然是个人的艺术行为，但对于文化价值的评价却经常在政治浪潮中摇摆。
台湾在这十年当中，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党在文化的对决上，也展开了激烈竞争。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提出了“故宫改造”计划。这是因为国民党背负着故宫所象征的中华文化，民进党借着改造故宫，试图否定国民党的存在，我将在第一章中介绍这个改造的过程。
本书第二章将回顾辛亥革命前后故宫文物的流出；第三章分别演示日本入侵中国时，故宫文物向南方和西方的运送。第四章则揭秘故宫文物移送台湾的1949年前后的政治背景。第五章回溯两岸分离后兴建台北故宫，并因此诞生两个故宫的背景。第六章将为大家分析散落世界各地的故宫文物“回流”中国的现象。“两个故宫”是世上少有的情形，我将在最后一章预测“两个故宫”的未来。第一章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在台北故宫前做瑜伽的人们（作者提供）
台湾大概算是世界上罕见的两党政治发挥功能的地区，台湾2008年的执政党轮替，带来非常巨大的变化。2008年3月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的马英九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与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的差距有两百万票之多。马英九58％的得票率，超越1996年台湾首次领导人直选时，李登辉创下的54％的记录。台湾民众对于做了两任、共计八年的民进党陈水扁当局感到失望，将台湾的未来托付于国民党。
我当记者已有二十年的经历，然而政党轮替后的变化仍让当时的我十分震惊。到昨天还是“敌人”、被当作“威胁对象”的中国大陆，突然之间变成血浓于水的兄弟，亲密关系被大力宣扬，台湾当局将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当成最优先的事项处理。
下台的官员被关进牢房，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国家都曾发生。下台不到半年的陈水扁，因为海外不法汇款、洗钱、受贿等嫌疑被逮捕。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因为采访而熟识的多位重要官员，一一被连坐，接受侦查并被限制出境。陈水扁身边的人被社会视为盗贼，饱受冷眼，本来我用手机可以联系到的民进党官员，突然之间都不接电话了。
发生如此激烈的政党轮替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和民进党是不同的两个政党，所有构成政党的要素，无论是成立背景、理念、支持者、性质等，都完全互异。
国民党是个为了打倒清政府而在中国诞生的古老政党，具有强烈的中华认同。以中华主义和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为理念。主要的支持者为军人、公务员、企业家、从大陆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等。性质上较为保守，现实上精于计算，具有很高的前瞻能力。
另一方面，民进党是个年轻的政党，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对抗国民党的压制下产生。理念是“台湾独立”或“加强台湾主体性”。在台湾长大的南部本省人为其支持者，性格较为开放，具有活力和理想家的性格，但是政治技巧青涩拙劣。
欧美的两党制度，基本上无论哪一党都拥有引导国家出发的共同目标和方向，但是台湾的两党制却大不相同。在日本，不管是自民党或民主党取得政权，日本作为国家骨架的道理是不变的。但是在台湾，虽然没有流血，但却呈现一种宛如革命的样貌。这就是台湾的政党轮替。
在美国政权转换时，发生政府人才悄悄换人的情形，被称之为“旋转门”现象。台湾并不容易发生旋转门现象，倒是令人觉得整个门都换掉了。
台湾在2000年和2008年两度政党轮替。2000年时从国民党变成民进党执政，2008年时又从民进党变成国民党执政。故宫也在每次轮替时遭到“政治”的大浪冲击。
本章将重点放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展开的故宫改革。有关2008年以后台北故宫发生的变化，我将在最后一章展望故宫的未来时一并讨论。民进党希望改变故宫定位
故宫的传统定位是“集合中华文化最高艺术品的博物馆”。故宫体现的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培育中华文化的真知智慧。然而愈是讲究纯粹的中华主义，愈是形成狭隘的自我定义。
取得执政权力的民进党想要推翻这个自我定义。民进党主张：“故宫不应只是中华文化的博物馆，而是更应该转变为亚洲文化的博物馆。”民进党并未否定台北故宫的收藏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现状，但它认为台北故宫的收藏长期以来漠视亚洲元素，因此希望加强与亚洲的联结。为了淡化中华色彩，民进党推动重点收集亚洲文物。
完成台湾首度政党轮替的民进党，为何要急于改革世界知名的台北故宫呢？我们试从中华和亚洲这两个概念思考。
中华料理、中华民族、中华街等等，“中华”这个词汇被广泛使用以来，不过是这一百年的事情。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不过是小孩的年龄，“中华”只是个稚嫩的词汇。
对世界以及中国的人民最早提出“中华”一词的，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孙中山为对抗西欧列强侵略中国，运用“中华”的概念，将实际是多民族的中国人，整合成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所谓中华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实原本并不存在，这是为了定义革命所诞生的新共同体，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
还有一个词汇叫“华夏”，故宫的说明里出现“集合中华文明的精粹”的说法，我在本书也这样采用，故宫自己对外宣称时，也经常用“中华”。但是在故宫相关人士之间的对话、会议发言、学术论文中，如果不用“华夏文化”一词，这个人多半会被认定为不够专业。
对于日本人来说，“华夏”不是个惯用的词汇。在古代中国，华和夏是指居住在“中原”一带（现在的河南省洛阳）的居民。文献上亦称“诸夏”、“诸华”。中国汉族当时被周边的异族（称为“夷”）包围，感受到威胁。为了有别于“夷”，把自己定位为“夏”或“华”，这就是所谓“华夷思想”的开始。
基于这样的思考方式，在中国拥有最为纯粹、高等文化与传统的人们，就称为“华夏”。严格来说，故宫的文物并非属于包容异族的“中华”文化，而是定位于位居世界中心的中国，而且又是中国之中被认定为最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这是故宫传统的思考方式。
反过来说，“中华”的概念比“华夏”来得广。它指代臣服于汉族的文化，或接受其影响的人或国家之所在区域，具体而言，就是以中国黄河或长江下游为中心，以同心圆画出的范围，含括蒙古、新疆、西藏等边陲地区。而朝鲜半岛和越南等朝贡国，就位于中华与非中华间的灰色模糊地带。
与此相关，也有一说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为了表现“东方区域”的概念，而创造出亚洲这个词。在今天，亚洲则指俄罗斯的乌拉山脉以东，中东的土耳其以东，南到印度尼西亚，东从日本向北划至俄罗斯的东边。亚洲包括四十七个国家和四十一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地理区域，中国当然也被涵盖其中。
然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故宫背后的中华文明概念里，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像一座山的形状，顶端是华夏文化，拿富士山比喻就是长年积雪的山顶。其他的中华文化就在山顶之下，亚洲应该相当于山麓下吧。中华并非亚洲的一部分，用二分法划分中华和中华以外的世界的话，亚洲就属于“另一边”。日本人会自我定位于“我是日本人，也是亚洲人”，这样的想法相当普遍，但是中国人即使到现在，持“我不是亚洲人”想法者，或不在少数。
民进党希望借着颠覆这种“故宫=中华”的概念，可以向海内外宣传，象征着民进党当局带来的变化已经展开。因为民进党的对手国民党，就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以“中华”概念为基础所建立的政党。对于国民党而言，“中华”是不可分割的肉体的一部分。将“中华”的色彩从故宫抹去，就是让民进党形成脱离国民党的新政治。
1949年迁移到台湾的国民党，施行了战后世界最长的四十年戒严，通过镇压民众的“白色恐怖”，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前还有1947年2月28日发生的民众暴动“二二八事件”，据传有两万人遭到杀害，因此有人认为这一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权，压抑了台湾本土的民众。
另一方面，在极度安定的政治环境中，产业积极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高度增长。同一时期，民众追求政治自由化的需求急速上升，民进党势力日渐扩大，终于在2000年时从国民党手中夺下执政权力。
民进党是根深蒂固地追求“台湾独立”的，党纲明言“台湾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大陆和台湾是“个别的存在”，这是该党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希望尽量接近“台湾=非中华”的集团，哪怕一步都好。因此民进党从在野党时代起，气氛上就一直对于故宫“有意见”。
民进党取得执政权的十年前，大约是1990年时，也曾在“立法院”提出质疑，从中也可发现有这样的特点。“台湾文物不在故宫的收藏范围内吗？”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光复提出此质询，要求当局对台湾文物不能被纳入台北故宫作出解释。
当时国民党底下的台北故宫院长秦孝仪淡淡地回答：“台湾本土文物是‘中央研究院’的职责范围，不是故宫的。”
这等于断言对于以中华文物为中心的故宫来说，位于边陲地带的台湾文物没有收藏价值。对于台湾本土意识浓厚、希望将政治体制改变为“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民进党而言，这是不能容忍的主张，无法兼容的鸿沟就这样横跨在民进党与故宫之间。表现“改革”精神的电影
2008年冬天，我正在进行采访故宫的工作时，刚好看到了《经过》（2004年制作）这部电影。我喜欢华文圈的电影，特别是住在台湾期间，几乎看遍了台湾这十年的主要电影，却不知道这部电影。《经过》虽然参加过海外影展，但是在台湾的票房并不理想。
台北的繁华大街中山北路上有个“台北光点”，设有电影院和咖啡厅，我在那里见了歌手一青窈。她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是个混血儿。她是战前台湾四大家族之一颜家的子孙。姐姐一青妙是演员，这家人十分重视家族血统。我采访这对姐妹在台湾和日本的生活情形，准备在报纸连载报导。
采访空当，我走进咖啡厅隔壁的唱片店，偶然发现《经过》的DVD，电影的女主角如果不是新锐女演员桂纶镁的话，我大概就不会注意到。而这部电影正好就是说明民进党意欲进行“故宫改造”的绝佳教材。《经过》的故事以桂纶镁饰演的女主角、台北故宫的女性研究员为线索展开。女主角小时候，曾经听过长辈说起他们如何和故宫文物一起从大陆到台湾，与故宫文物一路长途跋涉，因而对故宫存有向往，并走上研究员这条路。她满心期待能够进到故宫后山里的文物仓库。
然而，保管贵重文物的仓库，出入被严格限制，年轻的研究员是没有机会进去的。另一方面，她与一位接受故宫委托、撰写故宫历史的文字工作者互有好感，关系却无法更进一步。这位文字工作者也正遇到写作瓶颈，写稿并不顺利。
此时故事情节又出现一位日本男性，因为在日本经商失败到台湾旅行散心，偶然间来到故宫。电影描写了三人怀抱着各自的烦恼或问题时的焦急烦躁。最后，借由了解苏轼名作《寒食帖》上的古诗，他们找到了解决的出路。《经过》是由台北故宫出资制作的电影，连内部人员都很难进去的文物仓库，也让摄影机进去拍摄了，听说是故宫全力协助的结果。也许是包含了民进党希望宣传其故宫政策的意愿吧？故事情节发展有些唐突，电影也不算很有深度，但是通过那位文字工作者的文章，向观众传达了故宫的“新定义”。这对我而言，也有重大意义。
电影一开始，计算机画面上显示着文字工作者的自问自答：“故宫为什么会来到这南方之岛呢？”电影结束时，为写作瓶颈而苦恼，到最后终于找到结论的文字工作者，再度在计算机画面上打出以下的字句：“在这里，有一座建在山里的博物馆，原来在这个岛上应该只是暂时‘经过’而已，但是命运却让博物馆留在这块土地上。”
这句话被放大在银幕上，接着电影便结束了。
故宫只是暂时被放在台湾。当“反攻大陆”成功的那一天，就应该回到中国大陆。然而，“反攻大陆”梦碎，故宫被留在台湾这个南方岛屿上。这是故宫的命运，无法改变。故宫应该接受这个命运，将自己改造成在台湾生根的博物馆。
从该文字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解读出这样的讯息。陈水扁起用的院长
为了达成改造故宫的目标，陈水扁取得执政权后任用的故宫院长，就是出身台湾南部城市高雄的历史学家杜正胜。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担任过台湾最高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也曾为李登辉撰写演讲稿，具有强烈的“台湾主体意识”。
杜正胜担任故宫院长一职直到2004年，在陈水扁的第二任时转任“教育部长”，在民进党失去执政权之后，他又到台湾大学任教。
2008年秋天，我向他提出采访申请，刚开始他没什么意愿，给我的回复是“请你自己看书”。杜正胜把他担任院长的体验，写成《艺术殿堂内外》一书，在台湾出版。
虽然他说“自己在故宫所做的事情都写在书里”，但身为记者，还是想见到本人。我锲而不舍地反复争取了几个月，最后他终于同意在大学的研究室见我。
杜正胜开口就说：“每一位故宫院长都会有他的想法，基本上也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政党轮替后，国民党再度兴起，作为一个观众，我不愿意以我过去的想法来批评国民党。对于接替我工作的人，我不能说他不好。”杜正胜（由联合报知识库提供）
我听到这番话，当下的感觉是，“不能说不好”的原因是“想说他不好”。“杜先生，我来与您见面，目的不是为了要您批评马英九先生的故宫政策。而是想正确理解民进党的故宫改造工作，希望留下记录。”
杜正胜继续说着：“国民党新任院长的新措施，我也多少听到一些。但是每个政党、每个院长都有他自己的做法。这是我的基本态度。因此我不太愿意接受访问。好像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来批评，我不愿意让人家产生这种感觉。”
我回答说：“这是当然的，所以今天的采访不是要批评现在的当局，而是希望听您说说过去担任院长期间的故事。”
在这样的周旋之后，开始访谈。其实在台湾当记者，觉得很感恩的是台湾人坦率的性格，杜正胜虽然起初显得不太高兴，但是开始提问之后，就变得滔滔不绝。杜正胜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期，好几次都因为“发言不当”惹起风波。
杜正胜在访谈中细数过去国民党如何把故宫当作政治的利用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的目标是要回到中国大陆，包括故宫在内，用临时的态度面对所有的一切。但是，过了一阵子知道不可能‘反攻大陆’，他们便对台湾民众灌输‘中华文化很伟大，你必须崇拜它’的概念，以强硬的态度要台湾人感谢故宫的文物。对于外国人则是主张，伟大的中华文化中，最璀璨的文物在台北，不在北京。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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