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牟怡,刘洋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试读：
作者简介
牟怡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学专业副教授，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获得化学硕士、传播学硕士和传播学博士学位。同时担任10种国际学术期刊的邀请审稿人，曾获得过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美国传播学会、上海交大一国际传播学会国际新媒体论坛最佳论文奖等荣誉。长期致力于新媒体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与效应的研究，尤其在人机传播和技术在健康传播的应用等领域著述颇丰。
作为跨界的研究者，牟怡博士主张从问题出发，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近年来关注的领域跨越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健康、人工智能、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等。目前的研究课题尝试摸索人与智能机器的交流模式，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将本土文化特点融入其中。
彭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时代，人机传播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形态。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人与机器的对话，正深化到人与自我对话的层面，成为入内传播的一种投射或处化。机器作为“人的延伸”，也是人际传播的一种中介，而人工智能将为冷冰冰的、程式化的机器赋予温度与灵性，使机器在人与人的互动中扮演更聪明的角色。人工智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形态。本书作者将人工智能置于传播的视野下洞察，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与传播两者碰撞后的耀眼光亮，也让我们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全新的人机关系及其挑战。
庞建新
优必选科技公司（中国人工智能与服务机器人领先企业）研发副总裁
从传播的角度去看人工智能是一个根有趣的话题。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的科学技术，通过在一个个应用场景中的应用去影响人和他所在的人群。通过读种方式，人工智能影响了几乎所有的领域，传播就是其中一个。人工智能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信源（信息的源头）、信道（信息传输的通道）和信宿（接受信息的终端）的表现方式，正是因为这些改变让人们对人工智能开始有点儿凝虑和担心，但这种疑虑和担心何尝不是入类本身的一个进步呢？我相信入工智能带给我们的是美好。尽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只能应用在一些特别的场景里，不过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拥抱这种进步。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Content Summary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崭新的交流对象正在逐渐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对传播模型的革新。人工智能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对人际交流默认假设的冲击很有可能会引发对交流观点的颠覆。人-人工智能交流对时间维度的改变，对交流对象可控性的放大，以及对信息的无意识无批判等，这些都会如同大坝上打开的细微小孔，最终引来整个大坝的坍塌，进而如河流改道一样，将人类的交流引上不同的道路。几干年来，人类传播的历史一直在提供语言失败的证据。在这次人工智能革命中，我们能否跨越语言的局限，直达交流的终极目标——有效的思想交换？本书将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本书首先从媒体技术发展的角度探讨人工智能这个正在崛起的交流对象所代表的趋势。继而第二章从使用的角度，逐一讨论人机传播的交流模式、伦理、一致性、人性、人格、拟人化等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交流区别于人际传播之处。第三章讨论人—人工智能交流的效应，包括陪伴效应、自我映射效应等。第四章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对未来作出展望。本书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多角度全方位探讨人工智能将给人类交流带来的各种影响。本书观点新颖，深入浅出，除传播学领域的学习者与研究者以及人工智能爱好者之外，对关心人类发展趋势的大众读者也同样适用。Introduction引言
寒冬之后，奇点之前
2015年10月21日，全世界科幻迷欢庆的“回到未来日”（Back-to-the-future Day）。在1989年的经典科幻片《回到未来Ⅱ》中，主角马蒂·麦克弗莱（Marty McFly）和布朗博士（Dr.Brown）乘着时光机穿越到了2015年10月21日，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回到未来日故此得名。影片中展示的不少“未来科技”，比如可穿戴设备、体感游戏、3D投影等早已进入现代人的生活。虽然磁悬浮滑板、飞行汽车和时空穿梭之旅尚待实现，但是这部20多年前的科幻电影以其撩动情怀的方式提醒着每个人：科幻与现实，距离其实没有那么远。
另一个例子便是人工智能
2015年，孕育的一年。新媒体技术领域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暗涌。之前被无数人称道的社交媒体开始放慢了“野蛮生长”的速度：世界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瓶颈期，Twitter上用户的活跃度大幅度下降；而在中国，微博处于与Twitter同样的困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微博的活跃用户人数从巅峰时期的3.09亿人次下降到了2.04亿人次；人人网进入被缅怀的阶段，只有少数用户偶尔上去怀旧一下；即使是风头最劲的微信，增长也日趋缓慢。面对这样的局面，业内和学界发出同样的疑问：接下来是什么？
今天，我们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口，颇有若干年前无敌舰队驶（1）出海格力斯柱的意味。我们的耳边同时混杂着叫好声和质疑声。这样的场面我们并不陌生。就在不到三十年前，互联网刚刚在公共领域崛起之时，早期网络的拥趸者们纷纷预言互联网将会实现乌托邦社会的理想。然而很快，人们失望地发现互联网上出现了虚拟空间的殖民化，信息获取的不平等以及政府的信息监控等，于是乌托邦的幻梦就随着21世纪之初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而消亡。伴随而来的是反乌托邦的观点，即未来并非呈现玫瑰色，而是带着灰暗色调的类似“1984”末世情结的悲观前景。当然，今天的学界在互联网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上普遍持中立的温和观点。
对人工智能褒贬不一的态度从人工智能诞生之初便开始了。1949年，为了抨击正在兴起的计算机技术和控制论，英国著名脑外科医生杰弗里·杰弗逊爵士（Sir Geoffrey Jefferson）发表了名为“机械人的思维”的演说。演说中，杰弗逊畅言了一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激昂排比句：“除非有一天，机器能够有感而发，写出十四行诗，或者谱出协奏曲，而不只是符号的组合，我们才能认可，机器等同于大脑——不光要写出这些，而且还要感受它们。任何机器都无法对成功感到喜悦，对电子管故障感到悲伤，对赞美感到温暖，对错误感到沮丧，对性感感到着迷，对失去心爱之物感到痛苦。”
工业革命期间，机器问题（machinery question），即机器替代人是否会导致大面积失业的问题，曾引发广泛讨论。如今，机器问题再度出现，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晋升到了人工智能。2012年，两位来自MIT数字经济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书中表达了人类劳动力大量被机器替代的悲观观点。然而，他们在2014年的新作《第二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走向了乐观的一面。布林约尔松教授近期在TED的演讲里疾呼：“只有当人与机器展开有效的合作，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另一位作者麦卡菲教授则直接引用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观点：“技术是上帝的礼物。在生命这份礼物之后，技术这份礼物可能是上帝最伟大的礼物了。它是文明之母，艺术之母，科学之母。”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位经济学家的态度如此迅速地在两年时间里从悲观转变为乐观。然而其他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者似乎立场更坚定一些。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一贯对人工智能持审慎态度。科技界的传奇人物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更是认为人工智能比核武器还危险，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2015年，埃隆·马斯克、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克（Steve Wozniak）、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CEO杰米斯·哈撒比斯（Demis Hassabis）、史蒂芬·霍金，以及上百位人工智能研究专家共同签署了一封号召禁止人工智能武器的公开信。在众多关于人工智能正面及反面的观点中，我个人觉得最有启发的观点是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威胁。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而未来人工智能大量替代中层的技术工作，带来“职业两极化”的风险，势必导致中产阶级分崩离析，进而瓦解今日的民主形式。
另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商业领域，例如谷歌的Google Now、苹果的Siri、微软的Cortana等。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的社交机器人也层出不穷，比如国际上第一款家庭使用机器人Jibo，日系的仿人机器人Nao和Pepper，国内领先的家庭陪伴机器人Alpha，教育机器人Buddy等。硅谷传奇人物、观察家及预言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也将人工智能誉为下一个最热的创业机会。2016年6月，《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从技术、就业、教育、政策、道德五大维度深度剖析人工智能革命。该文引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说明了人工智能正在促进社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比工业革命发生的速度快10倍，规模大300倍，影响几乎大3000倍。在历数了种种人工智能的威胁论之后，文章以务实的角度指出，我们应该欢迎人工智能，而不是害怕它。
不管我们是欢迎还是抵制人工智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2015年12月11日《科学》杂志的封面文章石破天惊地指出机器实现了自（2）我学习。尽管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口中的奇点尚未到来，但经历了几起几伏之后，人工智能终于告别了寒冬。这一次的春天似乎跟之前的几次不太一样，也许奇点真的近在咫尺。所以，在奇点来到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纵观人类的科技文化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思想文化的积累每每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宛如在荒野里野蛮生长，而后验性质的社会科学仅仅偶作回应。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尝试，试着让社会科学作为灯塔，为这次继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神经科学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图灵革命（Floridi，2014）提供一些指导，甚至发出一点中国的声音。
在《第四次革命》一书中，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信息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总结了人类的四次自我认知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表《天体运行论》，让世人意识到人类并不是被造物主眷顾而被安排在宇宙的中心，从而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与角色。发表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带来了第二次革命。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书中驳斥了人类是万物之灵的观点，指出所有生物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并在自然选择下不断进化。第三次革命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著作，将人类具备有意识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一假象击得粉碎。而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1950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则使人类再一次抛弃自己独一无二的观点，因为机器也可以具备智能，并可以替代人类执行越来越多的任务。
从一个问题出发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运动，他会看到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爱因斯坦发展出了广义相对论。艾伦·图灵问了一个问题：机器会思考吗？从这个问题出发，图灵打下了人工智能大厦的地基。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往往比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更重要。
这本书也是从一个问题出发，那就是：当人工智能成为人类新的交流伙伴之后，传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深知这个问题难度的我，并不敢奢望能在一本书里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做的，只是在这本书中，从各个方面把这个问题问清楚。然而，我发现，即使只是想提出问题的各个方面，已经是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的交流，从来都没有简单过。
交流的目标是思想的无障碍分享。然而从古至今，这样朴素的目标几乎没有被实现过。从西方巴别塔的隐喻，到东方“道可道，非常道”的箴言，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苦于交流的困境。失望之余，人类把目光投向其他智能体，动物、外星人、超自然力量，甚至鬼魂……我很赞成美国传播学家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03）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表达的那种略显悲壮的观点：人与人之间是“无限遥远的距离”，而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人类的身体很遗憾地并不具备完成这样一个“没有保证的冒险”的生理条件。我们的视觉受限，听觉不足，词不达意，思想含糊不清。我们每每需要借用外力才能将交流深入一步。在这些外力里，机器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人与机器的关系却随着两者的力量对比变得时好时坏。从蒸汽机的第一声轰鸣划过长（3）空开始，形形色色的卢德分子和技术乐天派就展开了拉锯战。他们并不总是不同的人，他们可能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今天，即使技术已然与我们水乳交融，我们仍然有抑制不住的冲动想将技术排除在身体之外。我们幻想能通过技术实现交流的理想，却不得不祭上我们的自由。
我们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就被抛进一片未知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将遭遇一个全新的交流对象——人工智能。它是否会像美国著名媒体生态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恐惧的那样：“一旦造出机器，我们总会大吃一惊，发现机器有自己的想法；除了有能力改变我们的习惯，还能改变心智的习性。”除了拭目以待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准备。
本书的定位
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念本科。在那个从来不缺天才的校园里，我见识了各种各样才华横溢的人。有一次，一个同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牛顿提出三大定律，其实是把物理学引上一条歧途。”也许你听到这句话的反应与我当时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这分明是胡说八道。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紧接着闪过这样的念头：真的是这样的吗？万一真是这样呢？
我在求学和研究阶段受益于很多聪明人的影响和启发，与他们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帮助我打造出我的认知大厦。然而，对我而言，后来那些无数次有趣并富有启发性的谈话，都没有若干年前那句出自一个大三同学的无心的话来得影响深远。在那个形成自我对世界的独特认知的关键时期，也许，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质疑权威、质疑根本的勇气和态度。如果我在今天还能略为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一点批判精神的研究者的话，那么，多年前那句别人口中无意说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对我的冲击，应该是我能想到的开启这扇门的关键阀门之一。
用今天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这应该叫作“脑洞大开”。我曾经受益于各种各样脑洞大开的思想和观点，现在，我想同样带给你这样的思维游戏。你可能不会认同我在书中阐述的观点，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这本书能引发你一些思考，打开你的一些脑洞，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然，有必要在开始这段思维之旅前给这本书一个明确的定位。首先，这不是一本预测未来产业趋势的书。本书讨论的问题远远不到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2015）所担心的超级智能的情形。本书讨论的人工智能尚未具有自我意识。按照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的划分，本书讨论的还仅仅是针对现阶段出现的人工智能技术，即弱人工智能。其次，这本书虽然涉及人工智能的范畴，但是它绝对不是一本技术层面的书。本书最终的定位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尽管本书的很多观点是基于对于未来的预测（我尽量将它们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但是它还是尽可能遵从严格的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支持观点的论据我都尽量使用原始文献。同时，我无意过多纠结于技术术语的考量，比如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别。当然，既然是可以与人交流的技术，那么具有或多或少的与交流相关的智能是基本要求。所以纯机械的机器人，比如工业机器人，就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即使它也称得上具有了运动方面的智能。
我以为，为学就是一个不断打破边界的过程，打破认知的边界，也打破学科的边界。本书起源于一个简单的问题，然而寻找答案的过程并不简单。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并非我的专业领域，却不得不一一拾起。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构建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受益良多。如图灵的助手杰克·古德（Jack Good）所言：“极端独创性的一个方面，就是不将庸人口中的真相视为真相。”我不敢妄称具有极端的独创性，但至少尝试着质疑一些所谓的真相。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成四章。第一章为铺陈，从媒体技术发展的宏观角度探讨人工智能这个正在崛起的交流对象的特性以及它所代表的趋势。第二章着力于传播的模式，从使用的角度，逐一讨论人—人工智能交流的交流模式、伦理，交流的一致性、互动性、人性、人格、拟人化及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内容，指出每一方面区别于人—人交流的地方。第三章讨论人—人工智能交流的效应，包括陪伴效应、自我映射效应等。对理论的综述也集中于此。第四章是结论部分，将展开对既有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写作过程中，我尽量将这几章按照起承转合的顺序进行逻辑安排，但作为读者，你大可不必按部就班进行阅读。
我希望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就像一群人一起登山的过程。有些人看到山上的巨石，有些人遥望远方的云海，有些人欣赏一路上的参天大树，而我看到天上正在飞过的一群鸟儿。于是，我把这段景色分享给大家。这不是居高临下式的教导命令，也不是无关痛痒的自言自语，而是饱含热情的分享。因为我知道，我的读者同样是一群有着强烈好奇心，在各个领域里披荆斩棘的创新者。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分享给你们我的视角。同样，你们也会分享给我你们的。
阅读需愉悦。希望你在这趟思维之旅中随时保持愉悦！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参考文献：
［1］Floridi L.The 4th Revolution：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M］.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2］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M］．张体伟，张玉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边耸立的海岬，希腊神话中英雄海格力斯出行中的最西点，后被视为通向新世界之门。（2）美国发明家，未来学家，人工智能“奇点理论”的提出者。（3）卢德分子（the Luddites）是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的一个团体，以毁坏机器的方式抗议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后用来泛指反对技术进步与产业调整的人。01 The first chapter第一章 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交流对象第一节机器与人
技术被誉为最强大的力量。然而技术为何存在？人类的身体又是如何处于与机器接壤的边缘地带？这些技术带给人类怎样的福音与疑惑？对人工智能的讨论离不开对人类技术发展史的回顾。如果说机器作为一种隐喻昭示着工业时代理性有序的特征的话，那么当人类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甚而至于智能时代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机器中真的出现幽灵，我们将何去何从？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对技术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今时今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着数不胜数的技术：从桌面上的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到掌中的智能手机、空调遥控器，再到脚下的扫地机器人……技术不仅仅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以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搜索引擎背后的算法，不同的数码音乐制式，转基因工程等。
然而，如果要让我们对“技术”一词下个定义的话，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汉语大词典》对技术一词有三个解释：①技艺、法术；②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③文学艺术的创作技巧。《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则是：“关于制造和做事的技艺的系统性研究以及手段的总和。”显然这些标准却含糊的解释并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
如果我们把目光摆脱词典式的标准化定义，关于技术这个名词，我们会找到更多有意思的注解。古希腊语中的“techne”是艺术、技能、工艺的意思；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中将techne与意为词汇、言论或文化的后缀“logos”连在一起，得到新词“technelogos”，成为今天技术（technology）的前身。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给该词汇提供任何解释。一直到了1802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系教授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感受到将实用技艺系统化传授给学生的必要性，于是编写了一本名为《技术指南》（Guide to Technology）的教材并开设相关课程，于是，被人类遗忘了很久的古老词汇才重新复活。
作为实践与元器件（components）的集成（assemblage），技术通常是通过技术体（bodies of technology）展示出来的（阿瑟，2014）。比如转基因的技术是以实实在在的马铃薯、大豆和三文鱼的技术体体现的，没有后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无从得知这样一种技术正在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影响的。当然，因为本书并非一本探讨技术层面的著作，我在此对技术与技术体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分。
尽管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它长期被笼罩于其孪生姐妹“科学”的阴影之下。科学因其前瞻性、系统性而被赋予更多的权重。长久以来，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研究者抱以极大的尊重，而对技术工作者重视不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多是一线技术人员，经济社会地位不高。即使是工程师，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法跟科学家相提并论的。这种对技术的轻视，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技术学”，即对技术发展的系统研究的缺失（阿瑟，2014）。
由于种种原因，中文中科学与技术常常被合二为一称为“科技”，进而又用科技这个词替代技术。比如技术思想家凯文·凯利那本著名的What Technology Wants就被翻译为“科技想要什么”，而非“技术想要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混淆的做法，并非好的选择。尽管科学与技术常常以一枚硬币的两面出现，但有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
关于科学与技术共生而独立的关系，首屈一指的技术思想家兼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2014）在其著作《技术的本质》中做过颇为优雅简洁的描述：“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建构于技术，而技术是从科学和自身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科学和技术以一种共生方式进化着，每一方都参与了另一方的创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着另一方。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可分离，彼此依赖。”（p.68）
在与科学的相生相长之间，技术越来越展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力。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就认为技术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为此，他不止一次在著述中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对历史上的技术的观点：“中世纪中后期主要的辉煌不在于那些大教堂，不在于其史诗般的文学作品，也不在于其经院哲学。它的辉煌在于，这是史上首次建立在非人力基础上，而不是奴役和骸骨之上的高等文明。”布莱恩·阿瑟也表示：“我们一直以为技术是科学的应用，但实际上却是技术引领着科学的发展（阿瑟，2014，p.45）。”
这种过于拔高技术地位的观点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在解释社会现象与趋势的诸家学说中，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屡屡以其石破天惊般的断言吸引世人的目光。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动力，足以支配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以奥格本（Ogburn）学派为代表的强（hard）技术决定论，还是以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为代表的温和（soft）技术决定论，持技术决定论观点的学者均认为技术具有自身的特定规律与自主性，并能导致社会变迁。其中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论断：“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至于那句著名的“媒介即信息”则反映出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媒体技术的乐观——媒体技术改变了人类自身及其生存的社会结构。人的延伸
技术为何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固然可以从外界因素进行探究，也未尝不能从人类自身找到答案。仔细检查人类的生理条件，我们会很失望地发现人类的身体并无任何“过人”之处。从视觉上说，人类的视力极限是非洲马赛人拥有的6.0，也就是能看到10公里外的物体；而鹰的视力会比一般人类好上七八倍。从听觉上说，飞蛾与蝙蝠的听觉比人类的都灵敏很多。这样的比较可以拓展到力量、奔跑速度、嗅觉等一长串的技能，而人类都毫无优势可言。当然没必要把这当成一个悲剧。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969）就坚信器官卑劣是上帝赐予整个人类物种的天赋，因为这种卑劣激发起自卑的主观感受，进而成为人类趋向完善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先天趋向完美的倾向，儿童不会感到自卑；而如果没有自卑感，人也永远不会设立成功的目标，更不用说实现成功。
仔细罗列出人类既有的发明创造，不难发现它们共同的特点：作为对人的延伸。我们步伐不够敏捷，所以我们发明汽车飞机代步；我们肌肉不够强壮，所以各种钻探机、挖掘机大行其道；我们听觉不够灵敏，好在我们有各种扩音设备……长久以来，技术之于我们，是加强天性的工具。几百年前，显微镜镜片发明者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有感于镜片改善人类的视觉，指出：“人们会用机械发明去改善人的其他感官的能力：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芒福德，2009，p.45）几百年后，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一语中的：媒介是人的延伸。
技术固然沿着自己的规律在前行，其进化进程也受到了人类需求的直接影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2015）曾提出“感官比例”的概念并指出，越是符合人类天然的各种感官的需求的媒体技术越是容易被人所接受。以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为例，传统的键盘与鼠标虽然有效，但是终究不如触摸屏来得自然。而如果输入输出可以在任何自然状态下，通过我们的视觉、触觉以及简单动作来完成，那将会比单纯使用手指敲打键盘来得顺畅。今天这样的技术已然实现，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普拉纳夫·米斯特里（Pranav Mistry）发明的第六感技术，通过4个套在手指上的彩色标记环、1个小型摄像头、1部便携式投影仪和1台便携式计算机，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动作完成信息的获取。比如你可以用手指做出一个摄像框的动作，拍摄即在瞬间完成，而无须任何按下快门键的操作。如此一来，信息的输入输出不再受限于实体屏幕，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的感应技术已经变成现实。
今天，其实我们的大脑本身也处在与技术接壤的地带。人类的大脑被称为一台复杂的并行处理器。人的大脑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由细胞体、轴突和树突组成。细胞体是中心，负责信息交换；轴突是传递者，负责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树突则负责收集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息。虽然与人的其他器官相比，大脑并无本质的特殊之处，其神奇的机能却是目前最难以理解的科学课题之一。即便如此，科学家们还是借用身体图式（即大脑对触觉信息主动产生的观点）的概念，对工具改变身体意向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未来，我们有可能依靠尖端的传感技术，感受到千里之外的场景（尼科莱利斯，2015）。果真如此，机器就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延伸，而是确确实实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凯文·凯利甚至不无深情地赞叹到：“当我们创造和使用技术时，我们实际上参与了某个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件。我们扩展着创造生命的那同一种力量，加快向未来进化的速度，我们增加着一切的可能性。”（2012，p.67）身体图式
1911年，英国神经学家亨利·海德（Henry Head）和戈登·霍姆斯（Gordon Holmes）发现感觉运动系统皮质层受损的病人会出现不正常的触觉。因此他们提出：“每一个新姿势或动作都被记录在具有可塑性的图式中。皮层活动会将每一组新颖的感觉都纳入图式的关系之中。”这个过程就如同“计程车计价器如何将已经走过的距离转化成钱数”。对此现象，脑机接口研究先驱米格尔·尼科莱利斯在其著作《脑机穿越》中有详尽的描述。
当然，始料未及的是，技术并非仅仅延伸了我们不够完美的躯体，也带来集体的身份危机。转基因物种、克隆动物、大脑植入、机器外骨骼，电子人cyborg（又被译为赛博格）……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会每每革新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如果说我们尚且可以认为一个进行人造耳蜗种植的人还是纯粹的人的话，那么如果他/她的眼睛是人造的呢？如果他/她所有的感觉器官都是人造的呢？如果他/她装有义肢呢？甚而至于他/她的大脑是人造的呢？我们该如何划分人与非人的界限？究竟是天生的部分占70%、80%，还是90%才算是人类？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南非著名残疾运动员，号称“刀锋战士”的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申请使用假肢与腿脚完好的运动员赛跑。然而他最终没能获得参赛资格，因为他的两条义肢（1）被认为更具有竞争优势。我们能接受裹着鲨鱼皮泳衣的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却又为何把皮斯托瑞斯拒之门外？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著作《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A Manifesto）中表达出这样的忧虑：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会逐渐偏离人类的轨道而变得越来越像机器（2010）。当然，这样的论调带有过多人类至上主义的痕迹。如同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一遍遍在作品中展示的两大主题一样，人类也在不断质问着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现实？什么构成真正的人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备受科幻剧影迷推崇的瑞典剧以及改编的英剧《真实的人类》直接引用迪克的主题，探讨的却是人工智能的话题。难道相比人类而言，机器人更符合“真正”的标准吗？机器的隐喻
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犹如一道犀利的闪电划过漆黑的长空，给人类文明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之后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上，也体现在之后300余年人类对整个宇宙的认知上。如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本人所描述的那样：天体之所以会运动，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以后，也设定了各种自然规律，比如运动定律等；上帝先把它们一推，然后天体就按“动者恒动”的定律一直运动下去，事物就按照自然规律和概率顺其自然地发生；于是乎上帝不再做任何事情。如此的精准，如此的规律，也如此的机械。世人把牛顿的这种世界观称为“机械宇宙观”或“钟表宇宙观”。
尽管之后300年的时间里，并非人人都持有这种机械宇宙观，但是整个文明世界陷入一种对技术、机器和纯秩序的漫长迷恋之中（阿瑟，2014）。整个宇宙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机械系统，“这个系统是按照一些基本原则，例如惯性和引力，由在无限的不确定的空间中运动的物质的粒子所组成，并且这个系统是可以通过数学来加以详审细察的”（塔纳斯，2007，p.300）。于是，理智取代了情感，逻辑取代了热情，控制取代了无序，新的时代精神将理性与规则打上了重重的着重号，并在人类生活工作的各个领域与层面渗透。机器，无疑是这种精神的象征。
根据德国工程师弗朗茨·勒洛（Framz Reuleaux）的经典定义，机器是“由一系列在力的作用下才运动的物体组成，人们可利用自然界的力量通过这些物体作功，完成特定的运动”（芒福德，2009，p.11）。不论是工厂中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还是人工智能科幻美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中亦正亦邪的超级智能“机器”（the machine），机器的含义已经不等同于技术。比如，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就将技术与机器画上了不等号，他认为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即用于展示真理或事物本质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2011）。于是，尽管不少人对工业社会进行了诸多反思，但仍然不妨碍现代人对机器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因为它们寄托了人类对精准、有效和诚实精神的无限向往。
然而，违背这些精神的反而是人类自己。人类盲目、冲动、傲慢、虚伪……这些根深蒂固的毛病往往让人捶胸顿足。究其原因，心理学家早已告诉我们，人类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性动物。理性之外，人类还有情感。冲动是魔鬼，在此同样适用。但换言之，这恰恰是因为人类具有“心”，我们的肉体并不能时时反映出精神的状态。信奉“我思故我在”的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构建出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两者相互独立、互不相干。对人类这样精神与肉身紧密结合的联合体，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实际上是割裂了精神与肉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而让我们对人类的心智问题无所适从。
如果说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反映出机器时代的人类对世界的偏执狭隘的认知的话，那么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日，越来越彰显凌乱丰富的生命力。人类的心智，也在一点点被拨开神秘的面纱。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牛津大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驳斥了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他认为身体和心灵并无二致，精神和行为其实是一回事。他指出，笛卡儿犯了一种“范畴错误”，将心灵看作一只被禁锢于肉身中的幽灵，即后人常说的“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赖尔，1992）。
如果说机器作为一种隐喻昭示着工业时代的理性有序的特征的话，那么当人类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甚而至于智能时代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机器中真的出现幽灵，我们将何去何从？
参考文献：
［1］Adler A.The Science of Living［M］. New York：Anchor Books，1969.
［2］Lanier J.You Are Not a Gadget：A Manifesto［M］. New York：Knopf，2010.
［3］Ryle G.The Concept of Mind［M］. London：Routledge，2009.
［4］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5］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6］米格尔·尼科莱利斯．脑机穿越：脑机接口改变人类未来［M］．黄珏苹，郑悠然，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7］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8］凯文·凯利．技术元素［M］．张行舟，余倩，周峰，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9］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M］．刘大椿，刘劲杨，译．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4127.
［10］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对形成西方世界观的各种观念的理解［M］．吴家婴，晏可佳，张广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拒绝皮斯托瑞斯的决定后来被体育仲裁法庭推翻，但皮斯托瑞斯最终没能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然而四年后，他如愿取得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也让皮斯托瑞斯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双腿截肢的运动员。第二节智能与人工智能
当智能与机器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撞击出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重大发明。弗洛里迪将这一次的变革称为继哥白尼革命（日心说的提出）、达尔文革命（进化论的提出）以及弗洛伊德革命（精神分析法的诞生）之后人类自我认知的第四次革命。这次革命中，我们能否越过语言的局限，直逼交流的终极目的——有效的思想交换？交流的玩伴
尽管有着上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人类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好奇于与其他智能形式进行交流。近代科学诞生以前，人类有限的想象空间里只能容下源自地球的智能形式，比如动物。因为人类的动物性，使人与动物的交流发生得似乎自然而然。比如伊甸园里，亚当与夏娃可以毫不费力地与一条蛇对话。尽管现实中的交流来得远没有神话故事里那么顺畅，但并不妨碍人类充满热情地积极破译动物交流的密码（彼得斯，2003）。进而超自然力量，甚至鬼神等都具有了情理之中的血肉之躯。《西游记》里各种动物进阶后修炼成的精，就是一个明证。
当人类的思维突破上帝的囚笼之后，人类把目光转向外太空，期望能在遥远的某个星球上找到交流的对象。人类如此执着并心怀善念，以至于人类频频发出投向外太空的交流信号。即使到了现在，这样执着的热情依然不减。2015年最轰动的两条科技新闻莫过于拍摄到冥王星的清晰照片和在火星表面发现水的痕迹，人类关于外太空生命的想象得到进一步激发。
在对外太空的种种想象之中，2013年中国科幻界横空出世的《三体》更像一个另类的存在。透过对三体星球以及与地球人类关系的描述，作者刘慈欣似乎想警告过于天真的人类，外太空的其他文明并非总是美好的，他们更可能是冷血的文明毁灭者。虽然这些波澜浩荡的人类外太空经历发生在科幻小说里，但至少刘先生提出一个不仅仅存在于小说中的问题，那就是其他的智能形式是否和人类的智能形式一样，进而他们的交流方式是否与人类一致？读过《三体》三部曲的人一定都对三体人的交流方式感兴趣。那种类似人类读心术的交流方式直接越过语言的局限而直逼交流的终极目的——有效的思想交换。
地球之外的生命遥不可及，因此，自信的人类从未放弃过对人造智能体的追求。如果说从西周时代“勾引挑逗”王之美人的机器人“能倡者”（见《列子·汤问篇》），到春秋时期鲁班造出的“三日不下”的木鸟（见《墨经》），到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见《三国演（1）义》），到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机械骑士，到法国工程师雅卡尔·德·沃康桑（Jacques de Vaucanson）的长笛演奏者（2）（3），再到瑞士造表师雅克·德罗（Jaquet Droz）的小写手，这些尝试还着眼于弥补或增强人类能力的范畴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人工智能之旅，就在创造一种崭新智能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了。而后者，如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言，与之前的机械技术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将改变游戏规则，开启新时代，甚至最终造成社会结构的撕裂。图1-1 达·芬奇的机械骑士及内部模型组件智能决定交流
开始人工智能的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回人类自身，看看智能到底是什么吧。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德华·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30多年前的著作《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中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即人类的智能由多种智能构成，它们分别是：语言智能、音乐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人格智能和自省智能（Gardner，1985）。加德纳明确指出，智能取向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过度强调逻辑—数学智能是西方文明的特点，这一点从古希腊文化中使用“理性”一词来称呼智能就可见一斑。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2004）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认为，人类智能关键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时间、空间、数字和因果关系的基本范畴。
遵循西方文明的学术传统，不少学者对智能给出了更方便的解释。H.A.凡帝来（H.A.Fatmi）和R.W.扬（R.W.Young）（1970）认为智能是在混乱中发现秩序的能力。借助智能，人们能够对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进行最优化，以达成各种目标（库兹韦尔，2016）。爱因斯坦则诗意地认为：“智能的真正标志不是知识，而是想象。”
其他文明对非逻辑理性智能形式的强调往往让浸润在西方文明传统下的人们惊诧不已。加德纳就曾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引用过几位人类学家的观察，包括尼日利亚人的舞蹈技能，新几内亚人的游泳潜水技能，以及巴厘岛人对身体关节肌肉的大量锤炼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反映出非西方文化下对身体动觉智能的推崇（1985）。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拥有不同智能形式的人的相遇将是何等有趣的情形？饱受现代科学训练的人来到新几内亚湾，却连基本的求生技能都没有，最后只能淹死在海上。而传统的尼日利亚人来到西方世界，发现这里的人连起码的舞蹈对话都不会，将如何交流？
让我们再来看看交流。
稍微了解一点进化历史的人，都会不得不由衷赞叹语言诞生的意义。因为语言，人类的思想得以表达，情感得以抒发，知识得以传承，文化得以构建。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Smith）和厄尔什·绍特马里（Eors Szathmary，1997）追寻40亿年生命的历程，归纳出8个生物组织中的重大改变，其中包括从无核细胞到有核细胞，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等。其中语言的出现是自然界中最后一次重要转变，即从灵长类社群到以语言为基础的社群。至此，人工世界中也出现了第一次的转变。再之后，从口述历史到书写历史，从手稿到印刷，从书本中的知识到科学方法，从手工制造到大量生产，从工业文化到无处不在的全球通信业文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凯利，2010）。
通过一个简单的对照，大家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语言在交流与文化塑造上的重要性。海豚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其脑容量非常之大。然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海豚并没有发展出文明。大概是因为海洋的环境使海豚留不下任何记录，不能借助语言把知识与经验传递给后代（松尾丰，盐野诚，2016）。
在语言赋予人类优于其他地球生命的能力的同时，语言也给我们的交流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哈佛大学语言学家及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客（Steven Pinker）毫不客气地指出：“语言是一种损失（lossy）的介质，因为它丢掉了关于体验的那部分稳定的、多维度的结构信息。”（2015，p.322）。相似地，传播学家也早已指出，人类的交流只有不到一半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超过一半的信息则是通过语调、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方式来传播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每每对语言的功能执着不已，而遗忘了交流的初衷。于是，各种语言修辞技法大行其道，各类隐喻新词层出不穷，反而容易造成交流双方的理解错位。海德格尔（2000）更是直言不讳：交流不可能是观点和愿望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的内心传递，而是我们用解释性的话语投身于一个与人共享的世界。就如《圣经》警告世人的那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者。”
语言发展了人类的心智。心理学家通过核磁共振等神经影像技术比较识字者与文盲的大脑时发现，两者的大脑活动方式有诸多不同。在测量他们的脑波，用一连串认知能力测验对他们进行测试之后，心理学家得出结论：阅读和书写技能的获得改变了脑组织结构……不仅在语言上，在视觉感知、逻辑推理、记忆策略和条理性运筹思维上都是如此（凯利，2012）。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赞言道：“在思维设计的历史上，再没有更令人振奋、更重大的一步，能比得上语言的发明。智人受益于这项发明，从而发生了飞跃式的进步，超越了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物种。”而人类智能又被创造性地运用在社会群体活动中，包括语言的丰富与发展。群居的人类需要能够预料出其他个体可能发生的行为，计算出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的智能体才能做到群体里的娴熟自如（汉弗雷，1976）。因此，我们很难说清，在语言与智能的相互促进上，孰为因孰为果。
尽管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交属性，但长期囿于诸多的限制，不同智能结构的人群得以充分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一直到了工业文明开始之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才真正开启了跨文化、跨种族、跨不同智能结构的交流，这也不过短短几百年的历史。而与非人智能形式的交流，人类的经验依然少得可怜。然而，在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前，我们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智能形式，是否交流方式也会不同？这个问题是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不同的前提之上提出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沿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足迹，审视一下这样一种新的智能形式。人工智能：全新交流对象的崛起
当智能与机器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撞击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重大发明。弗洛里迪（Floridi，2014）将这一次的变革称为继哥白尼革命（日心说的提出）、达尔文革命（进化论的提出）以及弗洛伊德革命（精神分析法的诞生）之后人类自我认知的第四次革命。这次以英国人艾伦·图灵为先行者的“图灵革命”消除了人类独一无二的错误观点，我们主动或被迫开始拥抱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不过是拥有信息的一种智能体而已，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与人类共享这些信息。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人工智能短短的发展历史吧。
每个领域开始之初，在后续的大部队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之前，荒芜的处女地上，开拓者总是寥寥无几。所以当我们谈论一个领域的开端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故事。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
人工智能领域的早期发展是和一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的。这个人就是艾伦·图灵。1936年，年仅24岁的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图灵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 Problem）的论文，提出一种计算机器（Computing Machine）的模型，在这种模型里，通过最基本的状态、位置、读出、写入等模块就可以搭建出复杂的过程。换而言之，这种机器能执行等价的人类认知心理活动，能够代替人类计算者（“computer”最初的含义是人类计算者，而非今天我们所说的电子计算机），从而让电子的大脑成为可能。
图灵机的构想迅速在大西洋两岸激起波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尝试构建一台以电子速度运行的通用图灵机，通过一个32×32×40的矩阵为随机存取内存来模拟出任何运算过程。同时，大西洋另一端的图灵也在率领他的团队实现他的通用机器的想法（同期还有其他几个团队在进行类似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英美的先后参战，使得图灵机立即有了用武之地。图灵和冯·诺依曼分别效力于英美军方，帮助破译敌对国的密码情报。从不吝啬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赞美的好莱坞将图灵利用他的机器破译德军密码的故事搬上大屏幕，这部名为《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的电影斩获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数字计算的研究项目继续进行。1946年，第一台全自动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 ENIAC）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用来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美国正在研制的氢弹的问题。1950年问世的“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 EDVAC）则实现了冯·诺依曼使用二进制和存储程序的设想。在之后，计算机的发展依然沿着最初的基本构想进行。这种以分层存储器、控制元件、中央运算器以及输入/输出通道为功能元件的结构，我们今天仍然称之为“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冯·诺依曼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计算机之父”，虽然如他本人所言“基本概念要归功于图灵”。而图灵的命运则起起伏伏，最终走上开创人工智能领域的道路，成为“人工智能之父”。
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名字，这个领域才正式被确立。因为这次会议的推动，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第一个春天：机器人Shakey的诞生，聊天机器人ELIZA的问世……人类对人工智能抱以很高的期望。然而，当年的预想与实际技术的脱节，使得这个泡沫迅速破灭，人工智能开始备受冷落。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借助第五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重新崛起，但是仅仅持续了不到10年时间又变得黯淡无光。图1-2 坐落于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的艾伦·图灵铜像（设计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孔繁强副教授）
然而，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领域的冰雪也在慢慢融化。近几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的获取、神经网络算法的优化以及并行计算的廉价化三大前提下得到了迅猛发展（凯利，2016）。现阶段，人工智能与人类各有优劣：机器更加理性和善于分析，拥有百科全书般的信息储备和庞大的运算能力，但同时也像个“聪明的白痴”，“在所有需要‘思考’的地方成功，却在人与动物不需要思考的领域失败”［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克努特（Donald Knuth）语］。而人类尚在专业知识、判断力、直觉、移情、道德准则和创造力方面领先一步。
那么未来呢？关于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未来的言论甚嚣尘上。波斯特洛姆在著作《超级智能》中详尽阐述了智能大爆发后的灾难性后果（2015）。一旦超级智能出现，它将在无限制获得决定性战略优势的道路上彻底清除绊脚石，尤其是人类。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流行科幻美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中邪恶的超级人工智能撒玛利亚人（Samaritan）对人类展开的清除活动将不仅仅停留在影视作品中。即便人工智能按照人类的意图行动，不可预期的反常目标实现方式也可能带来恶性的灾难。比如为了实现让我们高兴的最终目标，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我们大脑中负责快乐的中枢部位植入电极，让我们数字化体验到快乐。
与这样具有强烈末世救赎启示录的观点相对应的，是以雷·库兹韦尔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福音派，广为宣传人工智能，尤其是强人工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