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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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枭雄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历史杂谈
乱世枭雄：郝鹏举五次倒戈被陈毅活捉处死
陈毅在鲁南战役前线利令智昏五次倒戈。“还军于国”终成南柯一梦。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痛哭流涕。一代乱世枭雄临刑时要求：“痛快点！”
炮声隆隆，整天响个不停。国民党飞机不时飞临郝鹏举部驻地上空轰炸扫射，散发传单，进行“心理战”。一天，飞机撒下大批传单，上面写道：
郝总司令暨全体官兵公鉴：
苏北共军已被国军四面包围，危在旦夕，务望贵军立即反正，迅速占领房山至沭阳一线，配合由宿迁北进的国军，共同围剿苏北共军，建立奇功，报效国家。否则共军北窜，必将全力解决你们。深望切勿坐失良机，以免后悔。
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薛岳
同时，薛岳还派人送来了委任状，委任郝鹏举为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还许以管辖鲁南7个县地盘的诺言。在郝鹏举看来，他能希望和得到的番号、军衔、地盘，国民党都拱手送上门来了。
这时的郝鹏举，为什么身价那么高？蒋介石、薛岳为什么对他如此青睐？
原来，国民党军于1946年12月中旬在江苏的宿迁、沭阳地区向我军发起重点进攻，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欺我防御薄弱，率六个半旅的兵力大胆突进。这时郝鹏举的两万人正陈兵于赣榆县一带。如能策动其叛变，对国民党的进攻无疑十分有利。不料陈毅和粟裕突然率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的主力南北对进，出敌不意，一下子将第六十九师两万余人团团围住，经3天4夜激战，予以全歼，生俘16000余人，敌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身亡。郝鹏举原先蠢蠢欲动，准备策应，一看苗头不对，立时缩了回去。薛岳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然而，铁了心要叛变投敌的郝鹏举，仍然每时每刻都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1947年元旦刚过，他看到国民党又集中大军向鲁南猛扑，同时在苏北方向继续向我进攻。国民党鉴于郝鹏举部所处位置的重要以及郝“反正”后将构成对我东线侧翼的重大威胁，因而对郝的勾引更加紧锣密鼓。郝鹏举以为时机已到，遂以打海州为名，把部队拉到了前方。
陈毅得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滨海独立军分区政委谷牧，要他火速派出得力干部赶往郝部，向郝鹏举当面传达陈毅的指示，希望他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如果一定要走，可以公开的走，我们决不强留，并代表陈毅表示欢送，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如果他在国民党待不下去了，欢迎他再回来。但希望他远离内战前线，不要参加反人民的内战。
这一艰巨任务落到联络部长华诚一身上。他连夜飞马赶到前方，郑重地向郝传达了陈毅的指示。郝鹏举此时已得到报告，他的后方留守处已被中共部队包围。他猜不透陈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得不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客气地招待华诚一吃了丰盛的晚饭。郝边吃饭边解释：“误会，误会！我郝某岂是背信弃义之人？请华部长转报陈军长，我决不会背叛人民，那完全是敌人的造谣。”
当晚，郝鹏举将部队撤了回来。
鲁南战役于1月中旬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生俘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郝鹏举闻讯后，一面假惺惺地致电陈毅表示“祝贺”，一面派副总司令毕书文去前方看看到底是真是假。毕书文回来后向他报告：“新四军真有办法，胜仗是真的。”郝鹏举听了后，冷冷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后战争是长期的。国民党有的是兵，这次胜败并不决定战局。”
蒋介石虽接连遭到惨败，但错误地认为华东我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而他手中仍持有强大兵力，且装备精良。为了迫使我军主力与其决战，又集中32个师（旅）的庞大机动兵团，从陇海路、津浦路大举北犯。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衔蒋介石之命，亲自到陇海线上的新安镇坐镇指挥。同时，不断派人到郝鹏举部勾连，鼓动郝立时叛变。
1947年1月27日晚，郝鹏举终于跨出了他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可耻的一步，无可挽救地走上了罪恶之路。
晚6时，他以开会为名，先将一师师长乜庭宾、二师师长张奇、副总司令李泽洲诱骗前来，命人将他们五花大绑，予以扣押。接着，又命人去请朱克靖。朱一进入会场，当即被扣押。同时，郝又派人去抓捕刘述周等其他联络代表。刘述周已得到信息，英勇还击，身负重伤，和10余名联络代表机智脱险，但警卫员壮烈牺牲。朱克靖的夫人康宁怀孕在身，还有几名联络代表未能脱险，均被郝抓捕后带往前方。
陈毅得悉郝鹏举叛变，立即去电规劝他迷途知返、悬崖勒马，至少要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郝鹏举这时已鬼迷心窍，哪里还听得进去？更为丧心病狂的是，他将朱克靖押送南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国民党抓到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如获至宝，蒋介石亲自出马三次对他劝降，均遭拒绝。朱克靖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叫我死则可，要我投降，想让我骂共产党，为国民党作宣传，是痴心妄想。”在狱中，朱克靖写了许多诗，有一首写道：
此身早许国，被卖作楚囚。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身心献党国，一死何足愁。
诗言志。朱克靖这首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表达了对郝鹏举将他出卖的无比愤慨。
1947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将朱克靖秘密杀害于南京。据说是押上囚车后将朱勒死，抛尸荒郊，残忍至极。
郝鹏举投敌后，踌躇满志，以为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他怀中装着蒋介石发来的“嘉勉”电报，心里乐滋滋地念叨着蒋介石来电称赞他“还军于国”、“月缺重圆”的甜言蜜语，兴冲冲地赶到徐州“晋谒”陈诚，准备领赏。
陈诚笑容可掬，拉着郝鹏举的手，说：“郝将军在匪我决战之紧要关头，临阵反正，毅然回到党国怀抱，英雄壮举，可敬可佩！”
一番吹捧，使郝鹏举满心欢喜。不料陈诚话锋一转，说：“此次剿匪作战，为我革命成败的最后关键，关系到党国命运前途。鲁南、苏北地区为主要战场，望郝将军立即督促所部，按照命令规定的时间，从白塔埠、房山街一线向匪区进攻，负责从侧翼掩护向临沂进攻的主力，不得有所懈怠。”
郝鹏举正欲张口讨价还价，陈诚又接着说：“郝将军今后可用鲁南绥靖分区的名义指挥部队。至于四十二集团军的番号，只是一个号召，已不宜再用，因为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撤销，你的老朋友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不是早就改成第三绥靖区了吗？”
郝鹏举听至此，心中暗暗叫苦，大呼上当。然而这时他已上了“贼船”，身不由己，追悔也来不及了。他灵机一动，还想捞点“油水”，于是提出了装备、供应等问题。
陈诚答复说：“目前国军的后勤供应远远不能跟上战争的需要，你部可就近向驻海州的五十七师暂借一部分。钱不够，暂时以军米抵充。以后待南京拨来后，再供应你部。”
至此，郝鹏举才真正明白，蒋介石、陈诚、薛岳等人对自己完全是利用一下而已。他们对西北军以及其他一切所谓的“杂牌”，依然是歧视、排斥、伺机消灭的老政策，无非是花样翻新而已。
使郝鹏举更为难堪的是，他的部队不得进入海州城，连开“欢迎大会”也只准他带少数人前往。五十七师“借”给他的军粮，每包名为200斤，实际上只有130—140斤。部队吃不上饭，吸不上烟，穿不上鞋。对比在解放区时，衣食充裕，待遇比八路军、新四军还好，加之他叛变投敌时，广大官兵都蒙在鼓里，天亮开到国民党统治区后，郝才向下宣布“奉命改为国军”。真相大白后，许多官兵大骂郝鹏举“没有良心”。部队怨声载道，人心涣散，跑回解放区的人络绎不绝。
郝鹏举的反动行径，激起了解放区军民的极大义愤，纷纷要求予以讨伐和严惩。陈毅、粟裕、谭震林经过周密计划，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在“郝部北进时予以歼灭，但不因之妨碍我们主要的歼灭薛（岳）、陈（诚）部队的任务”。
2月6日，广袤的苏北平原上寒风凛冽，我第二纵队等部隐蔽前进至东海县白塔埠一带，突然包围了郝的总部及第一、第三师。激烈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一昼夜，到7日下午战役胜利结束，生俘郝鹏举以下叛军六千余人。
这一天，是郝鹏举有生以来最为狼狈不堪的一天。溃逃途中，他几次从马背上掉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当二纵四师十二团一营彭宋义营长率领部队冲进村头时，迎面碰上了郝鹏举派来乞求投降的代表。彭营长雄赳赳地走进郝总部的院子，一眼看到郝鹏举已化了装，穿着不合身的当地老百姓的破旧衣服，光着头，坐在堂屋里的草堆上，随员们瑟缩在周围。“对不起！对不起！”郝鹏举向彭营长举起了双手，喃喃地说：“我的脚痛，请原谅我不能起来。你们辛苦了！我早说不打了。打什么呢？都是我的不对……”
这是发生在2月7日黄昏的一幕。昔日的威风与潇洒已荡然无存，惶恐与怯懦使他战栗不止。中国现代史上反复无常的“倒戈将军”郝鹏举，从此成了人民的阶下囚。
当晚，郝鹏举押至某前线指挥所。他默默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把手伸向炉火取暖，脸色黯淡无光，眼皮有些肿胀。凄厉的冷风从屋顶呼啸而过，他低着头沉思默想，直到鸡啼三遍，才可怜巴巴地蒙眬睡去。
次日清晨，二纵韦国清司令召见郝鹏举，当他被战士押过院子时，迎面碰上了从郝部逃脱归来的联络代表谷凤鸣。谷语带讽刺地说：“郝总司令受惊了！”郝语无伦次，俯首而过。
见了韦国清，郝假装镇定，奸诈地说：“韦司令，咱们之间还用流血？你告诉一声，我们就缴枪嘛！”又说：“我要立功！我还有两个师，我写信叫他们回来。”
这时，新四军和山东军区用郝部后方留守人员已将朱克靖的夫人康宁及孩子，还有几名警卫人员换回，但有的联络代表下落不明。
随后，郝鹏举被押解到陈毅的前线指挥部。2月12日上午，陈毅应郝的请求特予赐见。郝一进屋，见到陈毅，即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陈毅和蔼地说：“请坐下，慢慢谈。”
郝鹏举见陈毅如此大度，更加手足无措，感愧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陈毅向郝询问了他投蒋后的一些情况，郝摇头叹气，连声说：“上了当！上了当！”
陈毅责问道：“那么为什么你要投蒋呢？”
郝叹了口气，推托说：“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呀！”
陈毅又责问道：“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安全送回？”
郝鹏举深知此事的分量，心里发憷，故意推卸责任，说：“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数坏分子的劫持，企图以此向蒋介石、陈诚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毅以严肃的态度对郝鹏举进行了正义训诫，说：“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几点：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露，自卫战已不能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已无希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的政策，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区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保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于开到边境后各种待遇不变，无非是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于人民方面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优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鹏举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毅责问道：“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能安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鹏举显得十分尴尬，狡辩说：“那是中央社广播造的谣。”
陈毅义正辞严地继续说：“到了去年9月两淮失守前后，蒋介石、薛岳与你们的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用电报，屡次劝告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优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到海州城下。我立即劝告你们只有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内战的牺牲品。可是你们仍执迷不悟。我知道已无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料你们最后竟自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并无什么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仍然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于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这时我才派部队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我是料定了的；对于拖走部队后如敢反噬定可迅速捉拿归案，我也是早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竟到这种地步！”
这时，郝鹏举俯首点头顿足叹息，答道：“对于临走枪杀军长派来之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毅明知郝鹏举是在当面撒谎，抵赖罪责，遂义正词严地说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爱国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及你作用最大。”
郝鹏举低着头，聆听着陈毅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教诲。他内心充满痛苦，羞愧，惊惶，恐怖，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脚下有个洞一头钻了进去。
陈毅望了望郝鹏举，继续说：“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还能够保全、能够宽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虑。不过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陈毅谈话至此，即令郝鹏举退下。郝俯首躬身辞出，口中连呼：“一切由我负责，我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军长……”
陈毅赐见郝鹏举之前，指示华野司令部参谋张剑布置一个谈话的场所。郝进屋后，张剑即退至隔壁房间，只剩陈毅和郝单独谈话（不是后来某些文章所说的审讯）。张剑是个有心人，精明干练，文化程度也较高，他把谈话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事后整理成《陈毅军长赐见郝鹏举谈话记》一文，先后刊载在1947年2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和2月26日山东《大众日报》上，从而使陈毅这次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非同凡响的谈话，广为流传，成为声讨内战罪犯和革命叛徒的一篇檄文，并成为我军联络工作史上一篇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献。
陈毅有感而发，于2月间写了一首题为《示郝鹏举》的诗：
教尔作人不作人，
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
仍自教尔分人狗。
1959年庐山会议湖南两位省委书记为何抱头痛哭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成风，人们头脑过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却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始终持保留态度，主张公社规模“搞得小些”，对于“共产风”和大搞土法炼钢也非常担心，因此同省委书记周惠等研究决定：停止土法炼钢。这使得湖南多数土高炉，没有点火就下马了。对于口粮控制也比较紧，没有放开肚皮吃饭。同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周小舟和周惠研究主张实报产量，结果在会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了全国倒数第一。可第二年，插了红旗的湖北、广东、河南等省，到头来跟插了白旗的湖南要猪肉要粮食要肥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及其危害，到1959年上半年逐步显露出来：基层问题与矛盾成堆，头绪纷繁，周小舟感到在机关听汇报、读文件，似雾里观花，有必要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从4月29日起，他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湘西之行——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由长沙出发，经宁乡、常德、永顺……5月12日，周小舟于慈利县给在长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大食堂。其办法一是只办农忙食堂，二是缩小食堂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周小舟一边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一边着手解决实际问题，仅慈利县5天内就解散1336个食堂。
6月20日，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周惠问毛泽东：“这次下去，主席看形势怎样？”毛泽东脱口而出：“我看不错么”随即他反问一句：“你看形势怎样？”周惠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一震，忽而笑道：“好，概括得好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7月2日，周惠抵达庐山，此前周小舟已随毛泽东上了庐山。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时湖南的情况比其他省份好些，所以毛泽东对“二周”的意见颇为看重，但“二周”明白越是如此越要谨慎，可“二周”又总觉得去年憋了一肚子气，不吐不快，并认为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是非曲直交锋才有好处。因此，周惠说：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小组讨论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毛泽东听了叫李锐也来参加座谈。当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当时气氛融洽。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这使在座的既吃惊又感动，周小舟故而谈兴渐浓，口无遮拦，竟说起高指标，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显然这话是针对毛泽东的，说完顿觉不妥，但毛泽东仍很平静，不仅没有不快，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二周”受到毛泽东的召见，在庐山立即“红”了起来。大概受毛泽东谈话的鼓舞，第二天，周惠鼓动周小舟去找彭德怀，要彭总向毛泽东进言。彭德怀上书后的7月23日，会议来了个急转弯，从开始纠“左”突然转向反右倾斗争。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党内斗争，周小舟从未经历过，自然有许多事想不通，心情十分沮丧和沉痛，因此他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有“出家”的想法。
8月1日，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信及一本古书《与陈伯之书》，想以古喻今，传递他心中对周小舟之期望，期望他“迷途知返”。这期间毛泽东还找周惠单独谈过一次，因此8月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是不给你交心的。所以，周惠被毛泽东在“俱乐部”中拉出来，而周小舟这只“迷途羔羊”令他失望了，最终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
随着庐山斗争的深入，周小舟感到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8月7日，他对周惠说：湖南的事由他完全负责。如果因此不能回湖南，要求周惠做三件事：一是证明他确实不是有意参加“反党集团”；二是证明他拥护中央，拥护总路线，拥护毛泽东；三是托他代为照顾家小。说完，二人抱头痛哭一场。
会后，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在“文革”中遭批斗，因不堪人格和人身侮辱而自杀身亡。周惠从庐山回来后官职未动，第二年10月被打倒，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复出，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小知识：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指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又简称“八届八中全会”。
万民敬仰的毛泽东为何无法叫停为自己塑像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公函上写下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10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塑立毛泽东大铜像。毛泽东写手稿给周恩来表示不同意：“周总理，不要这样做。”“文革”时期，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进入一个高峰期。1967年5月4日，第一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这座巨型毛泽东塑像，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组织塑造的。1967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还报道了建造时的“盛举”。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清华大学主席像落成之前，华夏大地上已经有了几座大型主席像。在青岛、贵州，都有“巨大的主席像”。
在清华大学建造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群起响应，大量建造毛泽东塑像。1967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有关林彪指示《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该通知说：“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
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感到不悦。他曾对警卫战士抱怨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直到现在，群众中还广为流传着毛泽东批林彪的话：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同年7月10日，林彪将《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2日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此外，毛泽东还对“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提出了制止意见。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指出：（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2）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禁止为领导人祝寿。
当塑像之风刮遍全国之时，毛泽东看到了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登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简报。毛泽东在看到材料后，写了如下批语——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毛泽东批示后，中共中央在7月13日发布了《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
这个指示发出后，各地继续要求兴建毛泽东大型塑像。中央又于同年9月13日再次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
上述指示发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建造毛泽东塑像之风，对“文革”开始盛行的狂热的“个人迷信”宣传活动无疑起了降温的作用。由群众组织自行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已经被制止，但各地由官方出面，特别是在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欢庆九大时，还是建造了不少巨型毛泽东塑像。在那个年月，人们对伟人的热爱之情难以抑制。直至20世纪70年代，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狂潮才逐渐停止。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下发后，部分地区开始筹划拆除毛泽东主席的塑像。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塑像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已建成的钢筋水泥塑像或其他坚固塑像，没有必要一下子全部毁除。现在有一些地方为了塑像问题引起了争端，中央希望，凡是有争议的地方的塑像，一般不要拆毁。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全国城市雕塑建筑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白澜生说：我个人估计全国在1967年1969年间竖立起近千座主席雕像，仅北京一地就有几十座，遍布中直机关、高等院校、部队大院，现在大部分都拆掉了。
第二章 林彪秘闻
林彪坠机毛泽东：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1971年9月12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进行到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周恩来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么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麽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全国实行禁空但还有一架直升机起飞
当时，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同时，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周总理批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决不能让它飞走！
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六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为歼六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林彪的属下很多人态度坚决
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六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这时候，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下午二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
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对林彪人物的清查立即展开
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采取了下达禁飞命令、派陆军进驻机场戒备以及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同时，迅速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扣押了没有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
在13日迫降直升飞机后，根据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抓获了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十几个小舰队成员，他们没有出火车站，就被扣留了。
在北京，查封了林立果几个秘密据点，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
在北京、广州、上海，拘留了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
在短短一、两天内，将这些正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政变活动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林彪的“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迅速瘫痪，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
此后，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
首先是直升飞机迫降后，从这架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罪证，其中有林彪的反革命手令，大批机密文件和美金等等。
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手令是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永胜同志：很惦念，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手令撕成几十块碎片，当部队、民兵在现场搜集上缴后，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几人一起辨认，他亲自仔细拼对，确认是林彪亲笔所写。
这就证据确凿地证明，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头子是林彪。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的投案揭发交代，也起了重要作用。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前来自首
到9月14四日中午，军委一号台总机传来电话说，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急事找我，他说自己想投案揭发重大问题。鲁珉一见到我，放声哭着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犯了杀头之罪，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
他谈完之后，我让他在揭发交代记录上签了名，立即将这一重大揭发材料送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很快给我来电话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并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
再探林彪坠机事件：飞机是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吗
（一）因油料不够而紧急迫降按说，林彪座机最紧张的是三个阶段：一是能否从北戴河起飞；二是起飞后会不会遇到麻烦，比如遭拦截包括被击落；三是越过国境后会不会被苏蒙方面防空部队误以为轰炸机或侦察机而击落。当这三个阶段都侥幸闯过去之后，它只要放心大胆地向预定的伊尔库茨克飞就是了，为什么要冒险野外迫降呢？
答案是：飞机没有油了。
按规定三叉戟飞机满载油量为22吨，续航能力5小时（其中包括1个小时的保留油量），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但9月12日傍晚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时，加油15吨。从北京飞山海关，半个小时略多，用油2.5吨，这时油箱中有油12.5吨。13日凌晨256号从北戴河仓皇起飞时，没来得及加油。从北戴河到温都尔汗约1100公里，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原地盘旋了一圈。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53分，加之飞行中一直保持在2500～6500米的中低空，耗油较多，这样飞机上就只剩下2.5吨上下的油了，而这时油箱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还不能使用。它要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20多分钟。照此油量，不要说伊尔库茨克飞不到，就是乌兰巴托也飞不到。在此情况下，飞行员只有野外迫降，别无选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第277页）
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后不久，空军参谋长梁璞作出的。
256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12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因此，潘景寅在飞行1小时53分钟后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27页）（二）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迫降失败
无疑，潘景寅断然决定迫降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判断失误，没有弄清飞机的准确位置。飞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60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就有个简易机场，跑道是从草原上轧出来的，周围的地势非常平坦开阔。256号三叉戟飞到那里降落，油量是完全够的。但是，潘景寅却没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错把迫降现场当做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或者潘景寅压根不知道温都尔汗有个简易机场，他只是急切地选择个地势平坦的去处做迫降场用。由于飞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精神高度紧张的潘景寅很难弄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潘景寅能选择地势开阔平坦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场，已属不易。（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2.陌生的地形和没有光亮，加剧了夜间迫降的难度。内行人都知道，飞机迫降本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夜间在异国他乡迫降就更是难上加难。13日之夜，是个暗夜，天上没有月亮。碰巧的是，温都尔汗那夜正好停电，整个城市漆黑一团。但是盆地西北方向10公里处著名的贝尔赫莹石矿没有停电，有灯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灯光的地方看成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至于地形，平坦之中其实暗藏危险，中间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3.面对特情紧张过度，操纵失当。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担心的是擦地后飞机起火爆炸，这就必须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盘旋20分钟，但潘景寅没有这样做，很可能考虑到长时间盘旋会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他虽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准备，但迫降的着陆动作并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结果造成飞机接地后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后弹起、倾覆、折断，然后起火爆炸。
4.技术欠佳，难逃厄运。潘景寅尽管是挑选出来的，但驾驶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还未到娴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于1971年8月份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后，他试飞了几次，去过山海关机场，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2日晚三叉戟飞机拉林立果去山海关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有人看到他情绪不好，问怎么啦？他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原载《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正因为他技术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处，在突发情况面前也就很难处理好了。
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并不算最好。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18时，就飞得不精。1969年潘景寅驾伊尔——18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5.三叉戟飞机的设计对迫降极为不利。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热起火。自三叉戟问世以来，国内外还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驾驶技术再高明，也难以弥补飞机设计上固有的缺陷，何况潘景寅的技术水平还不是最精。（三）关于几种传闻的由来和匡正
1.飞机是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吗
这种说法，一度甚为流行，根据是飞机上有个大洞。
据最先到达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证实，飞机机翼的翼根处，的确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边还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一开始，他曾怀疑这个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而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导弹打的，怎么可能不穿透机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终否定了自己一开始的认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但是，也还有人坚持林彪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张宁在《尘劫》一书第278页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用导弹击落了林彪座机。那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针对机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开的大洞的情况，编造“新式导弹”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况且，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打200公里的地空导弹。就是到了3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我国这样射程的地空导弹也未问世。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下面一席话：“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1972年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周恩来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它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方面是根本不会击落林彪的专机的。（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确实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中央命令空军成立专家组，对飞机坠毁的原因作出结论报告。空军专家组由著名空战英雄、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牵头，成员有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也派人参加。空军专家组明确认为：“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还有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林彪专机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没有部署地对空导弹。第二，林彪专机坠毁地点离国境线360公里左右，那时我方根本没有能打这么远的防空导弹。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断升级换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2.飞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如果说林彪座机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会不会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呢？
的确，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驻扎有大量军队，其中包括雷达、防空和航空兵部队。中国方面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夜深人静时突然深入蒙古境内，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孙一先认为，事实上，苏蒙方面的雷达部队并没有及时发现越境的三叉戟飞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9月12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蒙军队官兵松懈麻痹，值班不认真，没有发现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飞机保持中低空飞行，有效地躲过了地面雷达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414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9月13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深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9个多小时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故延误了近9个小时，直到9月13日下午4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事务局。也正是这次突发的空情，检验出苏军的防空系统漏洞不小。因此，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专程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既然苏蒙方面连空情都没有及时发现，还能谈到发射地空导弹或出动歼击航空兵击落林彪座机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孙一先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蒙古方面虽然没有击落三叉戟，但他们的雷达还是发现了目标，这是根据我侦听部队获悉的情报得知的。9月13日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报告说：18时0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起火坠落，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接到这份报告，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相应做了紧急战备部署。
2009年前后，又出现了苏蒙方面击落林彪座机的新说法。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新近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时，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他写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越出中国国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雷达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是侦察机。”（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顾大寿没有明确地说出林彪座机是被蒙、苏哪方击落的，他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无法自圆其说：既然被击落，机上人员的尸体为何完整无损呢？
3.飞机是在空中遇到麻烦了吗
有人怀疑，林彪座机或许是空中遇到了麻烦，比如机械方面出现了故障，再比如气象方面遇到了困难。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同类飞机中最好的一架，机组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政治、思想、技术、作风方面均过得硬的干部，飞机的维护保养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不存在技术方面的故障。而且从北戴河起飞时，飞机状况是好的。周恩来查问飞机时，胡萍回答吴法宪并授意潘景寅说飞机有点故障，是为了欺骗周恩来，掩盖阴谋。至于天气情况，也无异常。蒙方在9月16日提供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中说：“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50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这就是说，林彪座机的坠毁，与飞机机械和天气状况无关。
退一步讲，如果飞机空中遭遇机械故障，直接的后果要么发生爆炸，要么失去控制，无法操纵。王海肯定地认为，“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他的理由是失事现场留下了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迫降轨迹，飞机残骸散布呈带状且比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也非常完整且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如果是凌空爆炸，残骸和现场根本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飞机失去控制，也不可能做出一系列基本符合迫降特征的动作。（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4.飞机上发生了枪战或搏斗吗
从理论上说，飞机上发生枪战或搏斗，足以导致飞机失去控制，机毁人亡。而坠机现场又发现了7支手枪，2支微型冲锋枪，43发子弹，这就更给机上枪战搏斗说提供了佐证。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这家报纸的意思是，飞机上发生了激烈枪战，导致飞机无法操纵而坠毁。
如果发生枪战，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有枪；第二，他对林彪叛逃以死相拼。从飞机上的乘员来分析：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绝不可能搏斗，司机杨振刚也不可能；潘景寅在聚精会神驾驶飞机，也难有搏斗的可能；唯一有可能的是3名机务人员，但这3名机务人员没有配备武器，手枪在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手里，林立果也不可能到飞机上给他们发枪。那么，没有枪，怎么向林彪射击呢？退一步讲，从当时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林彪是大名鼎鼎的副统帅，即使他们明知道是仓皇起飞，即使他们感到情况异常（他们未必就知道是向蒙古、苏联方向飞），但他们会有胆量向副统帅开枪吗？
最有力的证据还是坠机现场的实际情况。9月15、16日两次到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写道：“是否像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的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9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几具尸体头部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王海也肯定地认为：“飞机坠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3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此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从他们的尸体分布在林彪尸体周围看，倒像是保护的样子。
但是，前面提到的顾大寿的回忆却持异议。他说：“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
都是现场目击者，是否发生枪战却说法迥然有异。哪一种说法更真实可靠呢？
5.潘景寅有可能发难吗
尽管飞机上只有潘景寅一名驾驶员，给他的夜间驾驶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从另一方面讲，又给潘景寅本人创造了极大的机遇。他起飞后改变航向，很可能是在叶群、林立果的威逼利诱下进行的，并非出于本愿，也事先缺乏思想准备。如果他坚决反对林彪出逃，再如果他深知林彪叛逃成功后的严重后果，他很可能拼死斗争，不惜机毁人亡来粉碎林彪的企图。但是，潘景寅有人为破坏的可能吗？
王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了空军专家组的意见：“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月12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机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航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298页）
潘景寅起飞前接到过截然不同的两种命令，他最终还是起飞了，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不会搏斗。他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其天职。给他下命令的，有林彪、叶群，有吴法宪，他当然听林彪、叶群的。
此外，从飞机有操纵、有准备的迫降的情况看，潘景寅也没有发难的可能。
倒是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的贝尔庙上空莫名其妙地原地盘旋了一圈，给人们对潘景寅，对机上情况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提供了无限思索的空间。
但是，潘景寅的死却是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198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6.可靠的结论是什么
林彪座机究竟是如何坠毁的，这曾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专程回国向他报告坠机现场情况时，他就指示要切实弄清坠机原因。此后，他亲自到西郊机场，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飞机。他还指示空军司令部组织专家组，给中央写出专题报告。空军专家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搞清了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1972年5月19日，专家组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专家组的结论是：
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0页）
到坠机现场视察过，并回国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过的驻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对专家组的报告评价甚高。他说：“这个研究报告作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
小凤仙并非蔡锷的“患难知音”？
辛亥革命的主角，是武昌首义诸公和革命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先生，但蔡锷先生在辛亥革命这出戏中堪称是“硬里子”（戏剧术语，里子指配角，硬里子指表现突出的配角）。
民国初年，北京城接连演出两出复辟丑剧：一是袁世凯“洪宪登基”，一是张勋复辟。今京剧《蔡锷与小凤仙》、电影《知音》、昆曲《共和之剑》、话剧《一代风流》等歌颂蔡锷的作品，均以1915年袁世凯称帝丑剧为背景，穿插蔡锷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
然而，小凤仙是否当得起“知音”二字呢？对此人云亦云者颇多，其实不确。所谓“知音”，当是民主共和的知音、反对开封建专制倒车的知音，而不是风花雪月的知音。
为何出现“蔡锷热”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再次亡命海外。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后，公然做起了皇帝梦。其时革命处于低潮，革命领袖又都亡命国外，除云南一隅，全国均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上表劝进者岂止“六君子”，国内可说是大有人在。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头，蔡锷率三千饥兵，转战数千里外，抗北洋数万劲敌。所谓饥兵，指军队供给不足，蔡锷屡向唐继尧呼救，但唐口惠而实不至（事见《军中遗墨》）。
但护国军战绩卓著，一战而黔桂响应，再战“二陈汤”逼宫，三战而窃国大盗毙命。“二陈汤”逼宫指陕督陈树藩、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三人均系袁世凯的亲信，最后都在护国军声威下，电请袁取消帝制，并宣布与袁个人脱离关系。袁接到三人电报后，一气昏倒在地，时人戏曰：“发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均为中药的药名。
如果不是蔡锷将军登高一呼，“洪宪”王朝的寿命怕不会只有83天，但北洋政府视他为“叛逆”，国民党政府视他为异己。解放后，因“左”的思想影响，对他的研究评价亦属禁区。改革开放后，出现“蔡锷热”，应是正常现象。但舞台上反复演绎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却值得推敲。
蔡锷找小凤仙是自污
小凤仙是不是知音，关键看蔡锷脱险，小凤仙是否知情。关于这段历史，记载颇多。
雷飙在《蔡松坡先生事略》中称：“蔡公一面送老母眷属分批离京，一面日夜逍遥于市场戏院，并常涉足于八大胡同妓院，此小凤仙一段佳话之所由来也。日久，各密探亦觉蔡某如此冶游，当不至有其他动作，监视松懈。一日晚间，在小凤仙处请客，正当游客满座、狂歌畅饮之际，公即赴崇文门车站，乘火车赴天津，当时无一人知者。”既然“当时无一人知者”，小凤仙当然也不会知情。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中说：“他秘密离开北京的那天，梁任公派老当差曹福（天津人）代他购了一张三等票，直待他化装上了车，才把车票交给他。”
周善培在《谈梁任公》中则称：“这时松坡在京，袁派四名侦探，名为保护，实际监视他的行动。于是我就定计，先请向不冶游的松坡去逛窑子，由吃酒打牌，进一步日夜都在窑子里。逛了一个月，袁果然根据监视人报告，认为松坡堕落了、无大志了，就减少两名侦探。第二步，由松坡装病，先进北京日本医院，又勾通医院写了张证明书，要松坡到天津去治病。”
可见，蔡锷脱逃，谋划者是周善培，帮助者是梁启超，而他找小凤仙，不过是掩人耳目所采用的自污之计。
小凤仙是怎么成知音的
最早把蔡锷与小凤仙写成“患难知音”的，是杨因尘1916年出版的章回小说《新华春梦记》。蔡与小凤仙的传奇故事，十有八九出自此书。
但就是在这部书里，张冥飞在尾批中说：“松坡……自污使老袁不以为虑耳，非真有爱于小凤仙者也。即使真爱小凤仙，亦决不肯以心腹事告之。”他明确指出：“作者如此写来，乃是别有用意，阅者勿谓真有其事也。”
松坡逝世后，北京各报曾刊登小凤仙“哭灵”消息，并发表小凤仙“不幸英雄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的挽联。陶菊隐先生在《六君子传》中说：“这是好事者一种通性，总想英雄儿女配合一起，传为佳话。”据陶菊隐先生调查，小凤仙的挽联与祭文实出于衡州好事者王血痕之手。
由此可见，蔡锷出走，小凤仙并不知情，当时妓院是“官办”企业，官场与妓场本属一体，蔡锷不可能向她泄露军国机密。既然小凤仙不知情，又怎么可能是知音呢？
知音另有他人
那么谁是蔡锷的知音呢？其实蒋百里、蔡的夫人潘慧英、恩师梁启超三人才是真正的知音。
蒋百里同蔡锷志同道合，蔡逃到天津后，袁世凯让蒋百里去劝说，蒋百里不仅纵虎归山，且后来蔡挥师入川，蒋百里又投奔了他，可谓生死之交。
为安全脱险，夫人潘慧英也与蔡合演了一出“夫妻反目”的假戏，佯怒出京，趁机逃出袁的控制。电影《知音》中蔡写给小凤仙的“情书”，实际上是蔡锷写给夫人潘慧英的家书。
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对他有知遇之恩，自然也是知音。
世无完人，蔡锷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但并不反对袁做总统，不反对整个北洋军阀系统，这是蔡锷与革命党人的根本不同。
陶菊隐先生说：“前人对蔡的定评是一个‘清’字，即幼年清贫，服官清廉，功成不居，两次都从名利场中急流勇退，是志行清白。”
小凤仙的下落如何
在蔡锷出逃这一事件中，小凤仙客观上起了“挡风墙”的掩护作用，但仅此而已，蔡锷不是侯朝宗，小凤仙也不是李香君，把小凤仙当成“共和女神”来歌颂，不符合史实。而于小凤仙后来下落如何，了解的人不多。
1951年，梅兰芳先生赴东北演出，曾收到一封署名张洗凡的来信，信中说她就是当年的小凤仙，曾见过梅先生，希望与他叙旧。梅先生想不起曾见过小凤仙，便让秘书许姬传和他聊，梅先生只是坐在一边，据许姬传回忆，小凤仙说她确实掩护过蔡锷，当时她年岁约五十岁上下，完全是家庭妇女的形象，名妓痕迹荡然无存。她说她嫁给一个工人，在某私营厂作工。临别时，她希望为她保守秘密。
后来梅先生说：“小凤仙也算间接地对国家做了好事。”因此，梅先生请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李桂森处长替她安排工作。据许姬传回忆，似乎是在东北人民政府幼儿园做保育工。
毛泽东未了心愿：希望结束“文革”却无力回天
从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之日起，如何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在此以前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作罢。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解决了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也建立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再经过“斗、批、改”，这个运动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他向中共“九大”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毛泽东的希望落了空。他没有料到，党面临的是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斗争，其始作俑者正是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毕竟是饱经风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的过失，积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提出了要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使结束“文化大革命”有了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右。他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尽管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要批极“左”思潮的，但是，这个口号本身，毕竟触及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深层问题，这不但是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也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接踵而来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把中国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之中。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再次落了空。
1973年起，毛泽东多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结束“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这只是空想。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提议要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年年底，毛泽东批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却无力回天。他曾经无奈地形容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产生这种巨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不仅不愿意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始终认为这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纯洁性、战斗性所必需的。他讲过，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看到并且亲自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包括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样重大的错误，但却始终坚持“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三起来呢？这时，毛泽东已经不能正视错误，否定自我，像以往那样奇迹般地从困境和曲折中走出来。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斯大林“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像毛泽东这样的时代巨人，同样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一桩未了的心愿。
二、邓小平的整顿
当历史走进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无法结束“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曾经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邓小平整顿的纲领是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说：“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随后，他又要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对“三项指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总纲》虽然重复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重复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把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及其表现——拉山头、打派仗，并批驳了盛极一时的所谓“造反”、“反潮流”精神，剥掉了极“左”思潮的马列主义外衣。
尤其重要的是，《总纲》集中批驳了极“左”理论家挥舞的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和关于社会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总纲》援引列宁的话：“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接着指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实际上是1975年整顿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全党的大局。会后有人说，这是“复辟纲领”。
就这样，一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变革，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这场变革，来得突然，但却有纲领、有理论、有步骤、有策略。从1975年2月9日开始，邓小平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农村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座谈会议，并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开始了全面整顿。
邓小平大胆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党、政、军、民、学等各个方面有了新的气象，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江青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迫使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书面检讨。这件破天荒的稀罕事，极大地打击了极“左”思潮的气焰。
1975年底，正当整顿逐步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还对整顿的纲领提出尖锐批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且再次重申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评价，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就这样，一场整顿与变革，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扼杀了。接下来，是一场很不得人心的大批判运动。然而，这次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极“左”思潮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火焰，实际上为彻底否定自身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烈。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6年，是中国人民悲喜转换的一年。这年伊始，周恩来总理病逝。接着，众望所归的邓小平，在主持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以后，被再次打倒。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浪潮。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从1月到4月，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各种活动有增无减。4月5日清明节前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
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都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但是，他们最终逃不脱群众运动的惩罚。这是人民的抗争。“四五运动”绝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来，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多年观察反省的结果。这场运动，集中地表现出人民对极“左”思潮的代表者——江青集团的痛恨，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怀念和呼唤。为了表达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意志，许多人甘冒受批判、被关押的风险，以各种方式发表意见。“四五运动”虽然被平息了，但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看清了人民的意志。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决断。他在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汇报后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他还提出：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是，毛泽东在作最后一次重大人事安排时，仍然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政军大权，而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尽管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人民心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深切地悼念他为共和国立下的不朽功勋。同时，毛泽东的去世，也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这场内乱，铺平了道路。用叶剑英的话说，人们没有了“投鼠忌器”之虞。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一场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最后保垒——江青集团的总决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场较量，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同江青集团斗争的继续。斗争的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文化大革命”终于以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局，表面看富于戏剧性，却揭示了历史的必然。
实际上，这个结局本身，正是10年生聚的必然结果。“文化大革命”10年间，人民群众和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斗争较量，从来就没停止过。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挫折，使人们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不彻底否定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这样，就使得人民的抗争开始进入更高的形态：否定“文化大革命”。促使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正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同江青集团的较量中，邓小平暂时被打倒。但是，他却因此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四人帮”表面看是胜利者，却从此彻底脱离群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第三章 历史记忆
台湾“湖口兵变”：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有二心？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湖口基地主持装甲第一师例行的战备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赵志华在向部队致词时突然发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说。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当局，世界各国争着讨好中共，国民党“外交”有陷于孤立的危机，当局没有处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倡“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军队的高级将领，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顾部队生活，比如“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养的狼狗，每月吃的东西和花的钱比一个连伙食费还多；台湾小姐选拔，无异鼓励奢靡生活，小姐们本身也沦为高官子弟追逐的对象。面对这种形势，为了台湾的进步，为了台湾军队的发展，装甲兵部队应该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侧”，因为装甲兵是“国军”精锐，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军”。
赵志华在台上说得口燥舌干，台下听者一个个瞠目结舌。没有一个叫好的，连一个鼓掌者也没有。这实在是出乎赵志华预料之外。他见人们反应冷淡，不禁有些生气。他高喊一声：“谁敢跟我去？”台下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赵志华见状，不由得掏出手枪，对空连放两枪，再次高叫：“谁敢跟我去？”这一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服，大约经过了1个小时。赵志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赵志华被抓时，湖口基地外已经“翻天覆地，乱作一团”。就在赵志华演说之初，基地执勤人员闻听不对劲，就已逐级上报。当“装甲兵谋反”的消息传到“参谋总部”时，“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不在台北，事实上已接替梁序昭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陆军及装甲兵进入各临时阵地，随时准备阻击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装甲车，如阻击不成，即炸毁进入台北市的中兴、中正、台北3座大桥；命令驻桃园、台中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配合陆军阻击“叛军”；设在台中清泉岗的“装甲兵总部”因总司令郭东旸不在职，由参谋长金仲原和政战部主任武宦宏坐镇，并委任前总司令蒋纬国负责联系。
在事变应急过程中，蒋经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发挥，可谓“头头有道，井井有条”。只可惜1小时过后，得到的报告仅是赵志华一人“口头政变”，而非“装甲兵谋叛”，这就失去了证明蒋经国军事才华是高是低、军事决策是对是错的实战机会。
以上就是史书所称“湖口兵变”的全过程。“湖口兵变”名副其实吗？
赵志华鼓动装甲兵向台北进军事件能否算“兵变”，历史上存在争议。
赵志华被捕后，并没有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中规定的“叛乱罪”起诉，而是以“违反军纪案”处理。赵志华如果真是要率领装甲兵叛乱，那台湾当局必置他于死地，绝不会仅判他无期徒刑，14年后又“保外就医”，赵志华的妻室子女获准移居美国。以上处理结果是基本上可以说明赵志华事件不是“兵变”。
1988年3月间，蒋纬国在其兄蒋经国死后仅两个月，就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称，“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是外界讹传，不足采信。不是“兵变”，那是什么呢？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说：“所谓‘湖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赵志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参加选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淮海战役时已官至上校，作战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4月间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蒋纬国，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编为二师四旅，经蒋纬国向蒋介石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后官至少将副司令。
赵志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只能当俘虏，可平时在台湾军队中还真有点“才气”。任装甲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有条，多次受到台湾军事当局的嘉奖。前任司令胡忻曾夸奖赵志华“深得蒋纬国将军的真传”。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对国民党尤其是上层的堕落，对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腐败，深有感受。平时积怨甚多，终于导致发表批评时政，呼吁装甲兵责无旁贷地起来“清君侧”、“肃腐败”的“一·二一讲话”。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弊，把“一·二一讲话”系统化。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日的下属郭东旸在蒋纬国离职时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旸不把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湖口兵变”殃及蒋纬国“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蒋纬国以“总统”的儿子的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的蒋经国也从未到过装甲兵营区一步。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系，军官晋升，都是以总司令蒋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鉴于这种现实，“湖口事件”以后，蒋经国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整顿工作，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趁机围剿蒋纬国的势力。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纬国与赵志华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两人合作达20年之久，蒋纬国对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很有好感。赵志华在蒋纬国的栽培下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逃台之初，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能够官复装甲旅上校旅长，完全是靠蒋纬国的提拔。遗憾的是，由于赵志华有过被俘史，在蒋纬国离开装甲兵去陆军指参大学时没有当成装甲兵总司令，而让郭东旸“捷足先登”。案发之后，蒋纬国不顾自己的困境，尽可能地为赵志华辩护，说赵志华行动属于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为，不必送军事法庭，关进精神病房即可。甚至还说动了“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一起去说情。赵志华入狱后，蒋纬国经常去看望，并亲自安排赵的妻室子女去美国定居。后来又安排赵志华“因病保释”。赵志华死后，蒋纬国又出面料理丧事，自始至终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由于与装甲兵和赵志华关系均过分亲密，尽管“湖口兵变”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担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近1年，但“子弟兵”闹事，他也难逃其咎。“湖口事件”发生后，蒋纬国立即向“国防部长”俞大维自请处分。俞大维虽是蒋介石的忠臣，连任了10年“国防部长”，又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却也不敢作主处分蒋纬国，只是报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处分蒋纬国，可也没有轻饶小儿子。蒋介石不满蒋纬国的原因是小儿子辜负了老子的期望，没有把装甲兵带好。他日夜担心的装甲兵要造反一事，终于发生，差点酿成大乱，而大乱的根源则是蒋纬国长期信任的赵志华。装甲兵不稳，不能不说是与蒋纬国长期管理有关。蒋纬国的行动同蒋经国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错、稳扎稳打地前进，大相径庭。
在蒋介石的眼里，蒋纬国已经不具备带兵条件。从此时起，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中将的牌子，一挂就是15年，直到蒋介石死后，才晋升为上将。同时，蒋介石彻底削去了蒋纬国的带兵权，让他致力于军事教育，成了纸上谈兵的将军。
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有二心吗？
先为“总统”之子，后为“总统”之弟的家庭现象，在当代社会已很少见。蒋纬国在蒋家王朝中先当“总统”之子，后当“总统”之弟，可谓幸运儿。那么，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还是怀有二心呢？
有人认为蒋纬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蓄谋争位，可这是难以成立的。
蒋纬国如要争位，正常途径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则需要实力。从台湾的现状看，装甲兵是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世界上不乏把坦克开到街头，控制总统府后政变即告成功的先例。从政变的最佳时机看，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刚到台湾，缺吃缺穿缺装备，社会一片混乱，军队编制不全，大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全岛，统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政变者可以乱中夺权。再说美国大老板也有在台湾扶植新的政治势力、摈弃蒋家王朝的计划，政变者可以得到美国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政变的最佳时机，因为自1958年8月起金门炮战开始，就对台湾当局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次年秋台岛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灾，主要产糖区基本被淹，水灾损失惨重，又对当局形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人心不稳，社会动荡。政变者如选在此刻动手，将会大大增加成功的系数。作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台湾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控制着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有过两次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他没有动手，也没有政变篡位计划，或者说没有谈起过此事此案。
从蒋纬国的后半生看，正是因为他作为“总统”次子，没有继承权，故在对待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谈及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时，瓜田李下，非常谨慎。
可以看出，蒋纬国从蒋家王朝的大局着眼，为维持台湾政局的稳定，根据蒋介石的安排，从心里对哥哥做出让步，保证蒋经国上台。因此说，蒋纬国虽然有时候对父亲和哥哥不满，但从根本上讲，他还是忠于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既然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改变了他早期制定的计划——大儿子接班，小儿子掌握军队；一文一武，武为文用——放弃了让蒋纬国执掌军权的打算呢？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300万元借款事件及赵志华事件后，蒋介石觉得小儿子思想易激，情绪奔放，稳重不足，轻浮有余，虽说不至于背叛蒋家，可成事之才逊于败事之能，放在一线位置容易出乱子，还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向来是枪杆子说话最响，蒋介石自己就是靠枪杆子政变上台。蒋介石担心蒋纬国独掌军权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国民党上层成为蒋介石第二，打乱大儿子蒋经国的接班步骤，因此下决心早做防范。
第三，蒋经国的接班意图明显后，父传子，家天下，令天下耻笑。蒋介石为减少人们的议论，故意让蒋纬国放弃一些权力，不再担任作战部队主官，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蒋记”色彩，以蒋纬国的损失来换取蒋家政权得以延续。
第四，蒋介石所看到的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家人儿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蒋家人士放弃的职位，可以用听话的下属来代替，况且下属比儿子便于管理，更能理解和执行蒋介石、蒋经国的旨意，对蒋氏政权有益无害，特别是不易造成军权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动局面。当然为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杜绝赵志华式的人物出现，蒋家父子则采取了加强政战系统的监督，军事各主官实行任期制等防备措施。
第五，对蒋纬国的自我发展，蒋介石根据自己办黄埔的经验和蒋经国出任各种各类职务的经验，希望蒋纬国通过执教办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种效果来得容易，来得迅速。再说蒋纬国具备到军校任教的条件，他口才上乘，风度不俗，看过不少书，大学毕业后又三度出洋专攻军事，见多识广，可谓文武兼备，土洋齐全。
正是鉴于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湖口兵变”发生后，在蒋介石一时怒不可遏，打算重处蒋纬国的情况下，宋美龄和蒋经国都站出来，替蒋纬国说好话，劝蒋介石尽可能减轻对蒋纬国的惩罚。
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江青被迫检讨
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必须住院治疗。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再度复出，负责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一年，就使国民经济、文化教育、部队建设等各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毛泽东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974年10月4日，他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特别是“风庆轮”事件。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嘱告王海容、唐闻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毛泽东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不超过5000字。邓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务。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2、邓小平治铁路拉开整顿序幕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闹派性、搞分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军队也存在严重问题。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时深入思考的治国之策付诸实施。
1月1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优良传统要恢复，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回想起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的情景，邓小平决定以铁路运输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几位省、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了计划。铁路整顿初见成效。
3、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
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毛泽东很重视，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发。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坚持不住，做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革”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4、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蔑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成效十分显著。
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5%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
莎士比亚早年曾是打手兼恶棍因威胁人吃官司
这些晦涩的法律文件一直被陈旧的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当中不仅将莎士比亚描绘为危险的恶棍，而且还列出了他的许多同伙换言之，当年的莎翁不仅从事过违法行为，还可能卷入有组织犯罪。
貌似温文尔雅的莎士比亚曾经是个打手兼恶棍？据美国《史密森尼杂志》近日报道，加拿大学者莱斯利·霍森从英国档案馆故纸堆中得出的研究成果，在这位令人钦佩、但少有人透彻了解的文坛巨匠的肖像上，添上了与众不同又令人大跌眼镜的一笔。
莎翁早年社会地位平平
在面向公众的历史读物中，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出生在英国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镇，成年后和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直到前往伦敦投身演艺界，才踏上成名之路。今天，许多人对莎翁的经典作品如数家珍，却对他早年的经历知之甚少譬如，莎士比亚曾为好几起诉讼案件出庭作证，并且在不止一份卷宗上留下自己的大名。
这并不十分奇怪。莎翁毕竟是将近5个世纪前的人，而关于他创作生涯之外的情况，我们的了解程度不会比与他同时代的人更深。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大卫·托马斯就指出：“莎士比亚早年的史料少，恰好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吻合；我们强烈关注他，才突然发觉史料不足。”
更糟糕的是，存世的史料要么质量低劣，要么枯燥乏味。莎士比亚的多数奇闻轶事，其实是在他逝世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经他人之笔流传开的。著名古董商和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曾撰写过莎翁编年史，当中提到：莎翁的父亲是屠夫，他本人却“英俊、身材匀称，非常容易相处”。（而最新研究发现，莎士比亚之父是个羊毛商人，根本不是屠夫。）17世纪80年代，牧师理查德·戴维斯率先披露了莎士比亚的一则丑闻：他曾在托马斯·鲁西爵士的庄园偷猎鹿，被抓获之后，才被迫离开斯特拉特福德前往伦敦。
既然缺少第一手资料，勾勒出莎士比亚完整肖像的唯一希望，就剩下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1558年至1603年在位）和詹姆士一世（1603年至1625年在位）时代的档案资料中大海捞针。英国国家档案馆确实收藏着数以吨计的纳税记录和法庭诉状，但这类材料的字里行间往往充斥行业专用语言和拉丁文缩写，即使出现莎士比亚的名字，也有80种不同拼写方式，文字专家也必须经特殊培训才能看明白。
开剧场和妓院不差多少
由于几乎找不到铁证，现存的多数莎士比亚故事都是靠推测写就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学者莱斯利·霍森发现的史料尤其引人注目。据了解，这些晦涩的法律文件一直被陈旧的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当中不仅将莎士比亚描绘为危险的恶棍，而且还列出了他的许多同伙换言之，当年的莎翁不仅从事过违法行为，还可能卷入有组织犯罪。“大家都知道，”一份法庭令状用拉丁文写道，“威廉·威特为了保命，被迫接受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兰利、约翰·索厄尔的妻子多萝西·索厄尔和安妮·李作为‘合约担保人’……”令状附件由萨里郡法官签发，日期为1596年11月29日。那么，威廉·威特是谁？文件暗示他受到了莎士比亚等人的死亡威胁，又是谁指使后者这么做的呢？
霍森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年的莎翁，是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学识粗浅的乡巴佬，渴望在“放荡不羁且不讲道德”的戏剧界发迹。在16世纪末，戏剧表演远不是受人尊重的行当，否则，伦敦的剧场也不会成群地建在泰晤士河南岸萨瑟克区，处于司法管辖的空白区域。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森才会从萨里郡而不是伦敦的令状中发现这些文件。
作为初到大城市闯荡的新人，莎士比亚不得不从最卑微的职业做起，为那些声名狼藉的老板打工。在那个年代，开剧场和开妓院差不了多少，二者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寻花问柳之地，到处游荡着小混混、皮条客和妓女，观众对舞台表演的兴趣反倒是最小的。由此可以推断，无权无势的莎士比亚最初找到的工作，必定会把他带入演艺界最阴暗的一面。正如作家们提到的那样，他的头一个雇主是菲利普·汉斯洛维，此人发家致富的途径，首先是开妓院，其次才是做剧场经理。
帮无良老板“黑吃黑”？
莎士比亚的第二任老板弗朗西斯·兰利也是同一类人。莱斯利·霍森经缜密分析发现，兰利的多数财富都属不义之财，作为“天鹅剧院”的业主，他本人是一长串暴力和勒索案件记录的主角。伦敦市长曾经反对兴建该剧院，称它将成为“小偷、盗马贼、嫖客、骗子和叛乱者”的聚会场所，结果没起任何作用。
在生意场上，兰利最主要的对头就是威廉·威特疑遭莎士比亚恐吓的对象。滑稽之处在于，威特本人也是个凶残的打手，他的继父威廉·加德纳曾在萨里郡担任地方官，表面上在高档商业区做皮革生意，巨额财富却大多来自不法交易。另有记录显示，他妻子家的许多亲戚控诉加德纳撒谎成性；后者还在不同时间犯下“诽谤、侮辱和暴力”等罪行，并因此入狱短期服刑。当过地方官，也绝不表明此人有多么正直，只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罢了。
耐人寻味的是，研究莎翁的部分学者曾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相关的人和事，却一直对此躲躲闪闪。他们大多表示，“几乎找不到”莎士比亚作为兰利雇员参与不法活动的直接证据。在传记作家塞缪尔·舒恩鲍姆口中，“最合理的解释是，莎翁只是目睹争端的清白证人”。
而在霍森看来，类似的表述更像是歪曲事实，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故意回避莎翁在法庭令状中被明确地点了名，直接卷入了争端这一事实。霍森坚持认为，兰利和威特（加德纳）之间一定发生过某种激烈的冲突，目的是垄断剧场业主涉足的暴利行当，他们的争执的实质是“地痞流氓之间的‘黑吃黑’，简而言之，是抢夺当地副业和对有组织犯罪的控制权”。由此观之，“既然莎士比亚是案件的当事人，想必他是积极参与了两大犯罪集团的交锋”。
来路可疑的巨额买房款
当然，受害人威特和他的同伙也不是善良之辈。此人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描述为“不懂好赖的轻浮货色”莎士比亚心甘情愿地给兰利做帮手，其模仿对象或许就是出道更早，同样对继父兼老板忠心耿耿的威特。以这种阴暗面貌存在的莎翁，不禁让人联想起以他为主人公的、颇具争议的画作《钱多斯肖像》。正如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比尔·布赖森所说的那样，这幅画像似乎要描绘这么一名男子：“他的本质，与外界描绘的谦卑、秃顶的文人形象格格不入。”布赖森曾经写道，画中男子“肆无忌惮的做派”和“淫荡的嘴唇”足以令人不安，“凭感觉，他就不像是那种你能够轻易将妻子或女儿托付之人”。
事实上，初入文坛的莎士比亚并非出色的作家，更不是完全诚实守信的公民。其他法律文件显示，在1596年、1598年和1599年，因为拖欠几先令（旧货币单位，一英镑折合20先令）的税金，莎翁总是从一处出租屋躲到另一处出租屋。他为何惹这么多麻烦着实令人不解，因为税款与其同期花费在购置财产上的支出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同样，他还因微不足道的金钱和至少3名男子打过官司。而在其他同行的评价中，莎士比亚的口碑亦非完美无瑕。剧作家罗伯特·格林临终前，就谴责莎翁剽窃他的作品，并警告其他人不要落入这位“暴发户式的乌鸦”的圈套。
从霍森的种种分析看，“年轻时代的莎士比亚，曾由于某种原因在伦敦从事过见不得人的下流勾当”，这样的结论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过，这与他作为演员和剧作家的生活并不全然矛盾以莎翁之头脑和变通能力，有理由认为他能做到一心二用，在登台演出、创作剧本的同时，继续充当兰利的得力干将。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到了1597年，莎士比亚居然出资60英镑，在老家斯特拉特福德购买了一栋带有好几个花园的豪宅，要知道，60英镑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人们不能不联想到，这笔巨款究竟是他写剧本挣来的血汗钱，还是从事“地下副业”的不法所得呢？
蒋经国为上位不择手段放流言“蒋纬国要造反”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湖口基地主持装甲第一师例行的战备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赵志华在向部队致词时突然发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说。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当局，世界各国争着讨好中共，国民党“外交”有陷于孤立的危机，当局没有处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倡“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军队的高级将领，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顾部队生活，比如“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养的狼狗，每月吃的东西和花的钱比一个连伙食费还多；台湾小姐选拔，无异鼓励奢靡生活，小姐们本身也沦为高官子弟追逐的对象。面对这种形势，为了台湾的进步，为了台湾军队的发展，装甲兵部队应该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侧”，因为装甲兵是“国军”精锐，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军”。
赵志华在台上说得口燥舌干，台下听者一个个瞠目结舌。没有一个叫好的，连一个鼓掌者也没有。这实在是出乎赵志华预料之外。他见人们反应冷淡，不禁有些生气。他高喊一声：“谁敢跟我去？”台下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赵志华见状，不由得掏出手枪，对空连放两枪，再次高叫：“谁敢跟我去？”这一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服，大约经过了1个小时。赵志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赵志华被抓时，湖口基地外已经“翻天覆地，乱作一团”。就在赵志华演说之初，基地执勤人员闻听不对劲，就已逐级上报。当“装甲兵谋反”的消息传到“参谋总部”时，“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不在台北，事实上已接替梁序昭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陆军及装甲兵进入各临时阵地，随时准备阻击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装甲车，如阻击不成，即炸毁进入台北市的中兴、中正、台北3座大桥；命令驻桃园、台中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配合陆军阻击“叛军”；设在台中清泉岗的“装甲兵总部”因总司令郭东旸不在职，由参谋长金仲原和政战部主任武宦宏坐镇，并委任前总司令蒋纬国负责联系。
在事变应急过程中，蒋经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发挥，可谓“头头有道，井井有条”。只可惜1小时过后，得到的报告仅是赵志华一人“口头政变”，而非“装甲兵谋叛”，这就失去了证明蒋经国军事才华是高是低、军事决策是对是错的实战机会。
以上就是史书所称“湖口兵变”的全过程。“湖口兵变”名副其实吗？
赵志华鼓动装甲兵向台北进军事件能否算“兵变”，历史上存在争议。
赵志华被捕后，并没有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中规定的“叛乱罪”起诉，而是以“违反军纪案”处理。赵志华如果真是要率领装甲兵叛乱，那台湾当局必置他于死地，绝不会仅判他无期徒刑，14年后又“保外就医”，赵志华的妻室子女获准移居美国。以上处理结果是基本上可以说明赵志华事件不是“兵变”。
1988年3月间，蒋纬国在其兄蒋经国死后仅两个月，就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称，“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是外界讹传，不足采信。不是“兵变”，那是什么呢？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说：“所谓‘湖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赵志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参加选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淮海战役时已官至上校，作战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4月间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蒋纬国，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编为二师四旅，经蒋纬国向蒋介石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后官至少将副司令。
赵志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只能当俘虏，可平时在台湾军队中还真有点“才气”。任装甲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有条，多次受到台湾军事当局的嘉奖。前任司令胡忻曾夸奖赵志华“深得蒋纬国将军的真传”。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对国民党尤其是上层的堕落，对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腐败，深有感受。平时积怨甚多，终于导致发表批评时政，呼吁装甲兵责无旁贷地起来“清君侧”、“肃腐败”的“一·二一讲话”。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弊，把“一·二一讲话”系统化。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日的下属郭东旸在蒋纬国离职时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旸不把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湖口兵变”殃及蒋纬国“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蒋纬国以“总统”的儿子的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的蒋经国也从未到过装甲兵营区一步。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系，军官晋升，都是以总司令蒋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鉴于这种现实，“湖口事件”以后，蒋经国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整顿工作，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趁机围剿蒋纬国的势力。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纬国与赵志华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两人合作达20年之久，蒋纬国对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很有好感。赵志华在蒋纬国的栽培下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逃台之初，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能够官复装甲旅上校旅长，完全是靠蒋纬国的提拔。遗憾的是，由于赵志华有过被俘史，在蒋纬国离开装甲兵去陆军指参大学时没有当成装甲兵总司令，而让郭东旸“捷足先登”。案发之后，蒋纬国不顾自己的困境，尽可能地为赵志华辩护，说赵志华行动属于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为，不必送军事法庭，关进精神病房即可。甚至还说动了“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一起去说情。赵志华入狱后，蒋纬国经常去看望，并亲自安排赵的妻室子女去美国定居。后来又安排赵志华“因病保释”。赵志华死后，蒋纬国又出面料理丧事，自始至终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由于与装甲兵和赵志华关系均过分亲密，尽管“湖口兵变”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担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近1年，但“子弟兵”闹事，他也难逃其咎。“湖口事件”发生后，蒋纬国立即向“国防部长”俞大维自请处分。俞大维虽是蒋介石的忠臣，连任了10年“国防部长”，又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却也不敢作主处分蒋纬国，只是报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处分蒋纬国，可也没有轻饶小儿子。蒋介石不满蒋纬国的原因是小儿子辜负了老子的期望，没有把装甲兵带好。他日夜担心的装甲兵要造反一事，终于发生，差点酿成大乱，而大乱的根源则是蒋纬国长期信任的赵志华。装甲兵不稳，不能不说是与蒋纬国长期管理有关。蒋纬国的行动同蒋经国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错、稳扎稳打地前进，大相径庭。
在蒋介石的眼里，蒋纬国已经不具备带兵条件。从此时起，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中将的牌子，一挂就是15年，直到蒋介石死后，才晋升为上将。同时，蒋介石彻底削去了蒋纬国的带兵权，让他致力于军事教育，成了纸上谈兵的将军。
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有二心吗？
先为“总统”之子，后为“总统”之弟的家庭现象，在当代社会已很少见。蒋纬国在蒋家王朝中先当“总统”之子，后当“总统”之弟，可谓幸运儿。那么，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还是怀有二心呢？
有人认为蒋纬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蓄谋争位，可这是难以成立的。
蒋纬国如要争位，正常途径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则需要实力。从台湾的现状看，装甲兵是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世界上不乏把坦克开到街头，控制总统府后政变即告成功的先例。从政变的最佳时机看，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刚到台湾，缺吃缺穿缺装备，社会一片混乱，军队编制不全，大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全岛，统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政变者可以乱中夺权。再说美国大老板也有在台湾扶植新的政治势力、摈弃蒋家王朝的计划，政变者可以得到美国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政变的最佳时机，因为自1958年8月起金门炮战开始，就对台湾当局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次年秋台岛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灾，主要产糖区基本被淹，水灾损失惨重，又对当局形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人心不稳，社会动荡。政变者如选在此刻动手，将会大大增加成功的系数。作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台湾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控制着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有过两次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他没有动手，也没有政变篡位计划，或者说没有谈起过此事此案。
从蒋纬国的后半生看，正是因为他作为“总统”次子，没有继承权，故在对待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谈及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时，瓜田李下，非常谨慎。
可以看出，蒋纬国从蒋家王朝的大局着眼，为维持台湾政局的稳定，根据蒋介石的安排，从心里对哥哥做出让步，保证蒋经国上台。因此说，蒋纬国虽然有时候对父亲和哥哥不满，但从根本上讲，他还是忠于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既然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改变了他早期制定的计划——大儿子接班，小儿子掌握军队；一文一武，武为文用——放弃了让蒋纬国执掌军权的打算呢？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300万元借款事件及赵志华事件后，蒋介石觉得小儿子思想易激，情绪奔放，稳重不足，轻浮有余，虽说不至于背叛蒋家，可成事之才逊于败事之能，放在一线位置容易出乱子，还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向来是枪杆子说话最响，蒋介石自己就是靠枪杆子政变上台。蒋介石担心蒋纬国独掌军权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国民党上层成为蒋介石第二，打乱大儿子蒋经国的接班步骤，因此下决心早做防范。
第三，蒋经国的接班意图明显后，父传子，家天下，令天下耻笑。蒋介石为减少人们的议论，故意让蒋纬国放弃一些权力，不再担任作战部队主官，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蒋记”色彩，以蒋纬国的损失来换取蒋家政权得以延续。
第四，蒋介石所看到的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家人儿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蒋家人士放弃的职位，可以用听话的下属来代替，况且下属比儿子便于管理，更能理解和执行蒋介石、蒋经国的旨意，对蒋氏政权有益无害，特别是不易造成军权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动局面。当然为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杜绝赵志华式的人物出现，蒋家父子则采取了加强政战系统的监督，军事各主官实行任期制等防备措施。
第五，对蒋纬国的自我发展，蒋介石根据自己办黄埔的经验和蒋经国出任各种各类职务的经验，希望蒋纬国通过执教办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种效果来得容易，来得迅速。再说蒋纬国具备到军校任教的条件，他口才上乘，风度不俗，看过不少书，大学毕业后又三度出洋专攻军事，见多识广，可谓文武兼备，土洋齐全。
正是鉴于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湖口兵变”发生后，在蒋介石一时怒不可遏，打算重处蒋纬国的情况下，宋美龄和蒋经国都站出来，替蒋纬国说好话，劝蒋介石尽可能减轻对蒋纬国的惩罚。“孙立人事件”是怎么回事？
在台湾，人们一谈论起“湖口兵变”，就要与“孙立人事件”相联系，认为“孙立人事件”是国民党逃台后的“兵变第二”，而“湖口兵变”则是“兵变第一”。那么，“孙立人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蒋介石和蒋经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孙立人是安徽舒城人，1900年出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尔后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土木工程，获理科学士学位。后来，孙立人改行军事，考入美国西点学校，专攻军事指挥专业，完整地掌握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西点军校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美国军事当局的培植目标，以扩大西方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孙立人经过学习，同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为西方军事名将的校友们建立起不一般的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军事家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史迪威等。
孙立人加入国民党军后，开始晋升不快，而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他官运亨通，连连晋级，由团长升为“陆军总司令”，军衔由上校升为二级上将。“孙立人事件”发生时，孙立人已离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担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
震动台湾的“孙立人事件”当事人并非孙立人，而是时任台湾陆军步兵学校总教官室少校教官郭廷亮。事件的内容也有两个层次，一是郭廷亮预谋兵谏活捉蒋介石，被逮捕关押；二是孙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郭廷亮出面联络自己的旧部，以加强联系，保持自己对军队的影响。但事件却严重殃及孙立人。
孙立人联络旧部、扩张势力的行动，是借助郭廷亮进行的。所以说孙、郭两方案，是同步实施，时常交叉。如果没有孙案，则郭案无法执行；而没有郭案，则孙案也是一纸空文。孙立人升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后，在黄埔系势力遍及各个角落的军界内，时刻都有一种孤独感，与他亲近的上层人员少得可怜，数得着的只有陆军副总司令贾幼慧、陆战队司令唐令治、副参谋总长余伯泉、大陈岛防卫司令刘廉一、台湾防卫总部副司令舒适存等人。他的旧部大都已在东北被消灭。从顶住黄埔系排挤、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和权力基础出发，他决定找一个心腹，为自己联络分散在各部队的旧部，特别寄希望于自己到台湾后主持的第四军官班的学员身上。
从1953年11月下旬起，孙立人指示江云锦与以前已经毕业的第四军官班学员保持联系。具体是利用督导组的有利位置，通过各军的督训官到各团各营视察的机会，指定一个职阶较高，学识较优、服务年资较深的同学为负责人。到1954年1月，孙立人又要江云锦把指定负责联络责任的学生联起来，建立横的、纵的联系。由于江云锦对这样做的用意有所怀疑，开始对联络工作不热心。1954年6月，孙立人正式交去陆军总司令职务时，曾命江云锦把已指定的各联络负责人“造具名册”。江云锦只是让督导组副组长于新民写了一个很马虎的名册。孙立人认为江云锦不太积极，就在8月间召见他的老部下郭廷亮，要其完成这项工作。郭廷亮正在有意多方拉关系，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伺机进行兵谏捉蒋。两人不谋而合，为各自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协作行动。
郭廷亮发展的核心人物有任台湾陆军总部第五署督导组中校组长江云锦，某部上尉情报官田祥鸿、刘凯英，五署中校副组长王善从，参军长办公室少校陈良埙等5人。同意保持联络的校尉官有100余人。郭廷亮本人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必要的组织才能，也没有掌握发展组织和领导政治团体的基本要领。他所联络的对象，思想状况、政治觉悟依然如故。内部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和领导核心，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根本不可能成为发动重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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