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信哲、李文昕(编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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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他们背井离乡，越境而来；他们深陷苦难，却永不言弃；他们勤劳乐观，并肩开拓新家园；他们不屈不挠，誓死捍卫家园；他们崇尚知识，文化教育普及；他们紧跟时代，争当先锋模范；他们历史悠久，良风美俗相传……他们就是扎根在长白山下、两江河畔的勤劳、勇敢、乐天、淳朴的中国朝鲜族。
中国朝鲜族由朝鲜半岛移居而来，其先民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开始扎根于我国东北地区，时间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据史料记载，早在17世纪初期，一些朝鲜人在战争中被后金、清朝军队俘虏或掳掠至今辽宁、河北的一些地区。如今，居住在辽宁省本溪、盖县、辽阳和河北省青龙县等地“朴家”村屯里的朴姓人，都是他们的后裔。这些朴姓人口的祖先当属中国朝鲜族的最初先民，距今近400年。
然而，朝鲜族先民大量移居中国东北的时间大概始于19世纪。19世纪60年代以后，朝鲜半岛农民忍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特别是连年的自然灾害，使他们饥寒交迫、生计艰难。为了养家糊口，朝鲜农民开始大量流入空旷的中国东北地区，开荒种地，逐渐定居。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朝鲜广大爱国人士义愤填膺，为了救国图存，他们大批流亡到以东北为主的中国各地进行抗日斗争。此后，朝鲜民众持续流迁至中国，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夕，东北地区朝鲜人口高达200多万人，光复后不少朝鲜人陆续返回朝鲜半岛。经历几年的人口变动，中国朝鲜族人口逐渐趋于稳定，到20世纪50年代初其人口保持在111万人左右。此后，随着社会相对稳定，朝鲜族人口稳步增长，1964年朝鲜族人口增至134万人左右，到1982年达175万人。进入20世纪90年代，朝鲜族人口发展缓慢，1990～2000年，其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保持在192万人左右，而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口为183余万，显示出人口减少之势。
吃苦耐劳、善于稻作的朝鲜族先民开拓了东北边疆。他们越江而来，带来了稻种，并在高纬度地带开发水田和试种水稻。他们克服寒冷、无霜期短等困难，打破东北地区单一旱田耕作模式，迈入开发水田、种植水稻的历程，使东北人民吃上了“米长色白，鲜美可口”的大米饭，东北地区逐渐发展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稻作地带，曾经野草丛生的东北荒原变成了稻浪滚滚的水稻之乡。
朝鲜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其他各民族一道，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曾留下朝鲜族优秀儿女不摧不折、英勇卓绝、浴血奋战的身影。对于朝鲜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
朝鲜族具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朝鲜族在本民族的历史遭遇中深深地懂得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世世代代秉承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好传统。他们始终抱有“家里人宁可挨饿受苦也要让孩子读书”的信念，不管处境怎么艰难，他们都要千方百计地办教育，只要有村落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在我国，朝鲜族的教育普及率较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较高，而文盲率居全国最低水平。
朝鲜族是能歌善舞的乐天民族。阿里郎、道拉基，无人不晓，农乐舞、长鼓舞，奔放飘逸。尤其是在节庆日，男女老少穿上传统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共同欢庆，这已成为朝鲜族地区亮丽的风景线。如果有幸走进朝鲜族，感受一下悠扬的旋律、飘逸的彩裙和响动的长鼓背后散发的独特魅力，将是一种回味无穷的美的享受。除此之外，朝鲜族喜欢明亮，讲究洁净，素有“白衣民族”之称。朝鲜族在悠久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独特多彩的风俗文化。其饮食、居住、服饰、礼仪、竞技游艺等都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特点。这些美风良俗为人们所熟知、厚爱和传承。“六大”以后，中共及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将“满洲之高丽人”视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主张“朝鲜的农民在满洲与中国农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这表明当时朝鲜族已被中共认为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得到高度评价，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还无法得到广泛认可。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朝鲜族最终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952年，在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延边成立了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成立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鲜族”这一朝鲜族简称，是一个错误的称呼，因为“鲜族”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时期强加于朝鲜民族的蔑称。
改革开放以前，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其人口分布集中于民族聚居村庄。他们从事传统的水稻生产，过着相对安定的田园生活，保持着较浓厚的民族特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大量的朝鲜族人口从乡村流入城镇，由小城镇流入大中城市，由东北聚居地区流向关内发达地区，流向国外，朝鲜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重大变化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朝鲜族经济日渐多元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经济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然而，朝鲜族社会发展也面临重大挑战。民族聚居地区人口日趋减少，许多朝鲜族学校因生源不足而不得已关闭或面临关闭，城市新居住地民族文化传承受阻等问题日趋严峻。当然，这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只有认真对待问题、积极探索对策，“白衣民族”才能克服困难，与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一 越江开垦 定居东北
中国与朝鲜是“一衣带水”“山水相连”的邻邦，长期以来两国居民相互往来，人口互流现象也时有发生，但一般规模都不大。大量朝鲜人的跨境迁移流动，则发生在近代。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封建国家深受打击，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封建制度的衰落，逐渐造成大量农民的破产，人口流动现象开始凸显。在朝鲜，封建王朝日益没落，农民深受压迫剥削，尤其是1860年前后朝鲜北部频发自然灾害，许多灾民迫于生计，“犯禁越境”到鸭绿江、图们江北岸谋生，从而开启中国朝鲜族的历史之路。
1 天帝桓因的后裔
朝鲜族先民来自朝鲜半岛。数十万年以前，朝鲜半岛已经有人类居住，然而他们并非是朝鲜民族的直接祖先。朝鲜民族的直接祖先，是新石器时代一些外来部落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混血。一般每个民族都有其关于族源的传说或神话，而在朝鲜民族族源传说中，《檀君神话》广为流传。据历史文献记载，关于檀君的故事最早见于《檀君古记》。《檀君古记》现已失传。今天，人们所知的檀君故事，源自成书于13世纪末的朝鲜历史古籍《三国遗事》，该书卷中《纪异第一》记载的即是《檀君神话》。《檀君神话》故事梗概如下：
桓雄是天帝桓因的庶子，桓雄心仪凡间，贪求人世。天帝桓因得知儿子意图后，遂派遣桓雄率领三千部下降临太白山顶的神檀树下，建立“神市”。桓雄被尊为“天王”，成为古朝鲜的开国者。他任命3位大臣分别掌管风、雨、云，并教臣民学习包括耕作、医药、木工、编织和打鱼在内的360种技艺。他教臣民辨善恶，还制作了一部法典。当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个洞中，它们看到人间社会的美好光景，希望变成人，故常到桓雄面前请求。桓雄便赐予神灵的艾草和20颗蒜头，叮嘱它们将其食后，再到洞穴避日百天，即可成人形。老虎半途荒废未能变身，熊则避日二十一天，成了女身。然而，熊女没有配偶，常去檀树下祈求怀孕。后桓雄与她结合，诞下一子，名王俭，称“檀君”，于公元前2333年建立古代国家，称“古朝鲜”。古朝鲜，又称檀君朝鲜，“朝鲜”意为“宁静晨曦之国”。檀君统治了1500年才退位，此后隐居太白山（今妙香山）上的阿斯达，成了山神，活到1908岁。
学术界对檀君故事有信、疑两派。疑者认为檀君故事纯系神话，不可视为信史，更不可写入正史；信者主张檀君和檀君朝鲜为实存人物和古代国家。无论如何，研究神话，重要的是揭示它所蕴含的历史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从历史和社会背景看，檀君神话的出现是由于高丽王朝在经受外来势力入侵时期，朝鲜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空前加强，他们希望历史上有一个土生土长的远古祖先。从文化内涵看，它所包含的文化是多元的，有图腾文化、方土文化、佛教文化等。檀君形象是朝鲜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如同汉族神话中的炎黄大帝，他在朝鲜民族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大韩民国成立后，檀纪曾作为纪元年号，至1962年为西历所取代。大韩民国还设“开天节”（阴历十月初三）以纪念檀君。1908年，朝鲜本土兴起的大倧教（倧：传说中的上古神人名）是以桓雄、桓俭、桓因三位一体的天神为信仰和崇拜的民族宗教。在中国东北一带进行的朝鲜民族抗日独立运动中，大倧教通过创办许多教会学校进行反日宣传和开展抗日活动，成为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
2 冒禁潜耕
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唐、辽、金、元等时期，中朝两国居民之间就有相互流动现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迁移的朝鲜边民中，除了一些返回朝鲜半岛的人以外，留居中国的几乎都自然或被迫失去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的主要特征，这一部分人及其子孙后代并非今天的朝鲜族。如今所说的中国朝鲜族，是近现代从朝鲜半岛迁入的民族群体，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朝鲜族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其主要历史是从19世纪中期大批朝鲜人陆续从朝鲜半岛迁入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四处攻城略地，1616年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建立割据政权——后金国。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为消除征讨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派兵攻击尚与明朝有藩属关系的朝鲜，朝鲜求和，同年缔结“兄弟之盟”，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誓约两国各守封疆，不许计仇，永世相好。皇太极为了阻断朝鲜人进入长白山区，修筑了凤凰城至碱厂门一线的柳条边。清朝后期以前，一直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招恳只是暂时之需。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六年（1667），清政府曾几次颁发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增税赋。顺治十年（1653），还颁布“辽东招垦令”，召民垦荒。但到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就下诏吏部，宣布废除“招民授官之例”，“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从此，东北被封禁长达200余年。在清代统治者看来，东北是他们“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是他们的战略后方。柳条边就是为保护东北“发祥重地”，而修筑的一条封禁界线。封禁东北，一是保护东北，防止其“龙脉”受损——使东北不为汉人占有；二是满洲风俗不为汉人融合；三是隔绝蒙古族、汉族接触，防止蒙汉融合；四是保护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所需人参、东珠等特产，提供每年采捕供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
中国清朝和朝鲜李朝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封疆锁国，实施严厉的封禁政策，动用兵力把守边境，颁布各种禁越规定，甚至朝鲜政府对“犯越者”予以逮捕，处以极刑，也没能够彻底阻拦朝鲜边民犯禁潜越。据史料记载，清政府不仅咨文朝鲜要求逮捕“犯越”者，派遣刺史处罚罪犯与地方官，有时甚至要求朝鲜国王亲自参与审问罪犯。朝鲜人“犯越”，开始时多从事采参与狩猎等活动，后来演变为定居务农。“犯越”规模，也由少数人扩大到几户或几十户集体移居，地域不仅限于鸭绿江、图们江流域，而且深入吉林、宁古塔和奉天等地。朝鲜移民忍受严寒、饥饿与疲惫而越江，纵然等待他们的不是沃土良田，可能是逮捕和放逐，还有山匪、官府、土豪劣绅的欺凌与压榨，他们依旧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越江私垦，为的是在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一片荒芜之地开拓一条生路。
在清朝时期，朝鲜北部鸭绿江上游的平安、咸镜两道（道相同于我国省级行政区）及图们江南岸的农民为摆脱当时土地贫瘠、连年受灾的困境，纷纷越江而来。他们起初以狩猎、挖参、打柴割草等流动性劳作为主，还有一些被雇到当地人家当佃民。后来，他们渐渐开始在山间僻地烧荒开垦。为了不被官府抓到，他们天不亮就越江垦种，天黑再越江返家，可谓“朝耕暮归”；待他们逐渐熟悉和适应环境后，每年清明前后携畜力农具而来，搭建草棚，犁地播种，秋天收获而归，曰“春种秋收”。之后，一些人开始携家眷长期定居耕种，由临时流动变为长期居住。当然，这期间常有垦民被逮捕、驱逐，但这都没能阻止朝鲜贫民越江私垦。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两国放松或废弃封禁政策，流迁到鸭绿江、图们江北岸的朝鲜农民越来越多。
朝鲜农民的犯禁潜越、冒禁潜耕及妻离子散之苦，以一首《越江曲》为其佐证。
越江曲
对岸苇叶飘摇，此岸我心如焦，常思涉险而渡，又恐越境罪招。
大雁南来秋飞，梦里与君常随，常思涉险而渡，又恐越境罪招。
3 开拓新的家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社会性质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破坏。1858年和1860年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进而又将魔爪伸向图们江沿岸。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枯竭，增加东疆防御力，不得不放松对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的封禁，开始默许乃至允许朝鲜垦民的越江谋生。
同一时期，朝鲜也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李朝哲宗时期（1850～1863），朝政腐败，政局动荡，瘟疫不断，面临内忧外患，朝鲜举国上下无不处于恐慌之中。为了生存，许多朝鲜农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我国东北。尤其是1860～1870年，朝鲜北部频繁发生自然灾害，刚躲过大水灾，接连又发生虫灾、旱灾，啼饥号寒，民不聊生。关于1860年水灾时的境况，《日省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垣壑溃决，产业荡失，船盆破坏，仓谷淹没”，“黎庶之惊慌逃命，扶携号泣之状，不忍思不忍闻”。抱着一丝求生的希望，大批灾民冒禁越江，掀起了移民浪潮。
据史料记载，在鸭绿江以北地区，朝鲜平安北道观察使面对灾民逃荒的惨状，无奈默许。据《李朝实录》记载，1866年12月，朝鲜庆源府阿山镇70余朝鲜饥民犯禁潜入珲春。而当地满、汉民众不忍目睹朝鲜饥民越江的惨状，未举报于官衙，收留并帮助他们，给他们借垫牛、粮、房屋等。1869年和1870年，朝鲜会宁府恳请朝廷救济饥民，并默许朝鲜饥民往延边和沿海州一带流迁。清光绪元年（1875），为了固守边疆、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废除奉天省的封禁令，开始招民开垦。虽然这是以汉实边的移民政策，但客观上为朝鲜流民的大量迁入提供了契机。在图们江以北地区，朝鲜政府严防灾民往图们江以北逃荒，沿江设置了60个炮幕，派兵驻守，但也无法阻拦求生越江的难民。大批的灾民渡江越境迁入龙井、图们、珲春等地。1875年，鸭绿江北岸的朝鲜垦民在通化县上甸子、下甸子等地试种水稻获成功后，很快推广到邻近的兴京、柳河等地，这又吸引了更多的朝鲜垦民。
19世纪末，沙俄侵略者的魔掌延伸到东北地区。清政府为了防御沙俄侵犯，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解决饷源问题，逐步开禁并实行移民实边政策。1880年，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澂为抵御沙俄侵略，带军驻扎于宁古塔、珲春等地，同时在南岗（今延吉）等处荒地试行招垦。1881年，在珲春设招垦总局和分局，并派人去往山东等地招垦。1883年，清政府对朝鲜移民实行怀柔政策，同朝鲜签订《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并在和龙峪（今龙井市智新镇）、光霁峪（今龙井市开山屯光昭村）、西步江（今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三处设通商局卡。1885年，清政府废除了封禁政策。
为了防范俄国与朝鲜陆路通商，安抚朝鲜垦民使其不生心外向，清政府将和龙峪、光霁峪、西步江三处的通商局卡改为越垦局，兼理朝鲜垦民事务。同时，在图们江以北地区划出长约700里、宽40～50里的地方为朝鲜移民专垦区。这一政策性的转变，使万千朝鲜垦民终于有了安家立业之地，并以此为中心很快形成了朝鲜垦民聚居区。当初设立越垦局时，朝鲜垦民的居住地主要在和龙峪所辖之地，但后来招垦的汉民无力耕种大面积荒地，就招来朝鲜垦民耕种。如此，朝鲜垦民逐渐进入了汉民垦种的区域。还有汉民把部分荒地卖给朝鲜垦民，从而使一些朝鲜垦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这一时期，朝鲜地方官员不顾清政府的反对，继续对朝鲜垦民征收租税，实行其“管辖权”。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朝鲜垦民的管理，实行“薙发易服”，“与华民一律编籍为氓，垦地按年纳租”。虽然这是一种强迫同化政策，自愿入籍的人很少，但垦民若归化入籍就可获得合法地位。
图们江以北，1890年朝鲜垦民“尚不过数千人”，到1894年增至4300余户，20800余人，该地区首先成为朝鲜垦民的一个较大聚居地。当地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为了增加财富，在放荒之际大量霸占荒地，以开荒五年不收租，提供房屋、粮食、种子和一些农业资金等“优惠条件”来招揽朝鲜垦民为其劳动，或直接雇用朝鲜垦民，或将地租让给朝鲜垦民。这些“优惠”对于生活潦倒、食不果腹的朝鲜贫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而吸引了不少朝鲜贫苦农民。从上游四堡（安远、绥远、宁远和镇远）的三十九社到下游珲春的六社（春和、春华、春明、春融、春阳和春芳），朝鲜农民不辞辛苦，垦荒定居。据珲春招垦总局调查，1881年朝鲜移民聚居的延边地区熟地面积已达2.7万多垧。
1890年年初，朝鲜垦民从西伯利亚和延边大批迁入北满地区（今黑龙江地区），并在多地建起朝鲜垦民村。1897～1903年，沙俄为修筑东清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路线呈丁字形）雇用了许多来自朝鲜或南满（今辽宁地区）一带的朝鲜垦民当劳工。铁路竣工后，一部分人就落脚铁路沿线的哈尔滨、一面坡等地区，从事农耕或经营饭店、旅馆等。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朝鲜垦民是从朝鲜北部经西伯利亚迁来的，内蒙古满洲里的朝鲜贫民是19世纪末从宁古塔经嫩江流域移居于海拉尔，东清铁路竣工后定居于此。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10月1日建立朝鲜总督府，总督由日本天皇直接任命，统率朝鲜陆海军，掌管朝鲜半岛全部政务，从此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地区很快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这一历史时期，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朝鲜移民流入中国，形成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大移动。这些流迁人群中，除了大批的为生计流迁的朝鲜农民以外，还有为躲避日本军警的监视和迫害，流亡到中国许多地区进行抗日救国运动的爱国志士。他们不甘沦为亡国奴，极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压迫与掠夺，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光复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日救国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朝鲜后，为了掠夺朝鲜农民的土地和粮食，实施所谓的“土地调查事业”（1910～1918）及“产米增产计划”（1920～1934），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朝鲜农民破产。这些穷困潦倒、流离失所的朝鲜农民为了生计纷纷越江到我国东北。尤其是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被日本帝国主义暴力血腥镇压，致使数万朝鲜人死伤或被捕，而且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这就促使一批朝鲜人流亡国外，一些义兵部队把根据地转移到我国东北，还有众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者举家迁居东北。他们在东北办夜校进行抗日教育，办武官学校培养抗日军政人才，建立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为赶走日本殖民者，光复祖国，四处奔波。
同一时期，东北地区铁路安奉线、京义线、天图线与朝鲜铁路连接，促使朝鲜南部尤其是三南道地区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他们通过铁路直接进入沈阳，再从沈阳迁入南满或北满各地。民国政府在东北大力实行丈放官荒和促垦政策，造成了东北新垦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许多承领大片官荒的地主们不得不招徕垦民。当时，朝鲜移民成为受欢迎的劳动力主体，大量朝鲜半岛人涌入东北。
鸭绿江沿岸的长白、临江等地，在1905年已落户的朝鲜垦民不足9000户，到1911年增至12000余户，共有50000余人。黑龙江地区，1910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30年代，迁入的朝鲜垦民急剧增加，几乎遍及黑龙江各地，1930年黑龙江地区的朝鲜垦民近45000人。1930年，延边朝鲜人占东北地区朝鲜人的63%。
1919年，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达431198人。据当时日本领事馆资料记载，1929年末，迁入东北的朝鲜人共计619276人，然而实际数字要远超这一数据。这一时期迁入东北的朝鲜人，无论是经济上遭受掠夺的农民还是政治上遭受压迫的流亡者，几乎都是囊中无物的贫困者或无产者。他们大部分依附于当时的地主或富农，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活。例如，奉天省的东边道地区（今吉林省通化地区和辽宁省丹东地区），朝鲜移民中98%是佃农，而沈海铁路沿线的朝鲜移民没有自耕农，都是佃农。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不仅开荒种田，而且还将大量的旱田改为水田，普及水稻耕种，为近代东北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扶植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东北进入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经营满洲战略中，采取了“以鲜治华”政策，制订“朝鲜移民计划”，决定把朝鲜移民作为伪满洲国国民“构成分子”，唆使、蛊惑、强制大批的朝鲜居民移居东北各地。尤其以“开拓团”名义利诱、哄骗或强制那些破产的朝鲜农民移居到东北地区。这一时期，一些朝鲜人感到民族解放和祖国独立非常渺茫，加上日本朝鲜总督府将“满洲国”描述成一方“乐土”，幻想到“满洲国”实现发财梦。1932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有67万，1934年增至72万，1935年超过80万。1937～1940年，日本以“开拓团”名义强制移民到东北的朝鲜农户近15000户。东北的朝鲜人，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前后各占一半。经过几个阶段的流迁，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的朝鲜人已达216.5万人。
随着日本战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朝鲜半岛获得光复，将近一半的朝鲜人陆续重归故土。而留下的朝鲜人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如今中国朝鲜族的主干。这些朝鲜族先民纵然一无所有而来，但他们凭借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品质，挥洒血汗，辛勤劳作，用双手托起了一片广袤却荒芜的黑土地，为东北地区的开发、保卫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浴血奋战 抗敌图存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饱经风霜、历经苦难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追求自由、独立、民主的革命史。中国朝鲜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精神与革命品格的民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不屈不挠、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完成近代史上的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彪炳史册。
1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
最初流迁至东北的时候，朝鲜族先民面对的不单是一片荒芜，承受的不单是流落他乡的哀愁，他们也同样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地军阀的驱逐迫害及土匪的骚扰掠夺。面对强权强压，英勇的朝鲜族人民无所畏惧，奋起反抗。
1880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逐渐开禁招垦，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最后废除了封禁制度。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越垦多年并不愿返回本国的朝鲜垦民，清政府实行的是“薙发易服，归化入籍”政策，朝鲜人若“薙发易服”，即为中国之民，清政府视其如同中国之民一律相待之。然而，起初愿编入华籍者并不多，后因清朝官方以去留要挟，入华籍之朝鲜人方有所上升。
封建军阀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兵匪敲诈勒索、大吃大喝，稍有怠慢就行凶抓人，腐朽没落的清朝地方官府和军阀对兵匪恶行熟视无睹甚至狼狈为奸，使兵匪更加猖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霸占大面积荒地的土豪劣绅，成了“占山户”，甚至是“土皇帝”。他们大量雇用朝鲜农民耕田种地。例如，1905年，珲春土门子有一姓潘的地主霸占2000多垧土地，雇用朝鲜族佃户400多人。虽然当地的大地主中，也有一些“归化入籍”的朝鲜人，但多数朝鲜人深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处境艰难。朝鲜族农民生活贫苦，如同牛马一般劳作，却依旧忍饥挨饿、负债累累，难以度日。除了农民，为数不多的朝鲜族工人也难逃业主和工头的双重剥削，从事脏、乱、差工作，例如修铁路、采矿、造炸药等。
1899年初，东北著名的天宝山银矿，由于连续4个月不发工资，激起矿工们陈年累月的怨恨，朝鲜族矿工朴善等率领200多名矿工闯入矿山代理人梁翰公馆，将其痛打，烧毁公馆，后又砸炼银炉，烧毁仓库。事后，银矿停业，矿主革职，为银矿供煤的煤矿也随之停业，天宝山矿工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08年，局子街（今延吉）北郊一带的朝鲜族民众不堪忍受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奋起反抗，将刀锋指向地方官府以及乡约、头牌（地方基层政权，乡有乡约，屯有头牌）。他们到延边边务公署要求惩办贪官污吏，迫于群众的压力，地方官府革除了局子街北郊民愤极大的乡约、头牌职务。1914年，局子街附近的祥发源朝鲜族群众汇集了局子街、延吉县、和龙县等地的群众，开展了反对朝鲜族恶霸分子勒索民财的斗争。群众持续多日包围延吉道尹公署，最后惊慌的道尹不得不接受群众的要求。这些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朝鲜族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志气，展现出朝鲜族人民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英勇气概。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火打劫，强行割占东北地区大面积领土。之后，他们通过强设兵营、偷移边界碑、私垦中国土地等卑劣手段将我国领土寸寸割去，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到图们江沿岸。沙俄侵略东北之时，羽翼渐丰的日本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尤其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依旧欲壑难填，把延边作为侵略东北要冲的险恶意图更加暴露。
1907年，发生“间岛问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以吴禄贞为代表的爱国官员奋力捍卫我国领土，可是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竟以吴禄贞有革命之嫌疑将其职务撤销，极大地挫伤了延边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侵略延边地区，枪杀我国巡兵，非法逮捕地方官员和百姓。到1909年9月4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图们江中朝边务条款》（《间岛协约》），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可行使治外法权，使延边地区逐渐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间岛协约》更加激化了朝鲜族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朝鲜族人民与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延边的斗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暗杀、反日教育、“自愿入籍”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是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侵略头目伊藤博文。
1910年，日韩“合并”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地掀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但均遭到残酷镇压，很多起义者被迫流亡。据不完全统计，从1910年到1914年，朝鲜义军与日伪军发生冲突180次，参加战斗的义军人数2191人，日军死伤109人，伪军死伤815人。大批觉醒的爱国志士流亡到我国东北地区探索出路，他们将对日本侵略者满腔愤恨转化为巨大的抗日动力。为了抗日，他们积极奔走，向民众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组织抗日义军直接对抗日本侵略军，还创办学校以加强对青少年的反日教育，增设军事训练课，培养反日军事骨干。东北地区成为朝鲜民众进行抗日救国的重要根据地。
191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它使东北的土地资源遭到掠夺，民族资本受到巨大打击。朝鲜族人聚居的地区自然经济被瓦解。农民被垄断资本的大买办地主或商人残酷地剥削，民生凋敝，东北地区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朝鲜族民众在全国反对“二十一条”的浪潮下，也进行了奋勇的抗争。他们积极响应，为成立爱国储金会进行募捐活动，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创办了许多学校以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及军事训练。
日本帝国主义还企图利用“济愚教”“侍天教”等亲日宗教来麻痹朝鲜族群众，还勾结亲日分子搜捕反日群众，以达到镇压朝鲜族人民反日运动的目的。当地反日组织随即开展了反“济愚教”“侍天教”斗争，袭击亲日分子。朝鲜族反日人士的情绪高涨，活动频繁。汪清县罗子沟朝鲜族学校的师生发现日本特务及其走狗在当地搜集情报后，当场将其打死；和龙县（今和龙市）明岩村学校学生痛打日本警察和走狗，而后将他们扔进海兰江。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朝鲜1919年3月1日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与鼓舞下，延边朝鲜族各阶层群情激昂，揭竿而起。3月13日，龙井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龙井及其附近各学校师生和反日群众参与了反日民众大会。他们不顾生命安危，声讨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声援朝鲜“三一”运动。龙井“三一三”反日斗争的号角迅速响遍了朝鲜族居住地区，各地朝鲜族群众纷纷举行反日集会和游行。除了集会、散发传单、演说、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各地朝鲜族群众还秘密结社，组织暗杀行动。龙井“三一三”反日斗争规模大、时间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反日爱国斗争，为朝鲜族地区反日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面对朝鲜族民众的反日高潮，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1920年10月，日本侵略者制造“珲春事件”，动用兵力两万人，发动了“庚申年大讨伐”，对朝鲜族民众进行血腥镇压，大批杀害朝鲜族民众，焚毁房屋千户。但是，朝鲜族人民不畏强暴，随即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下旬，在金佐镇、洪范图等指挥下，由徐一、洪范图、金佐镇、具春先、安武等领导的几支朝鲜民族抗日义军联合在和龙青山里一带开辟战场，与日军讨伐队进行连环战。他们猛杀猛打，杀得敌人横尸遍野。在这场战斗中，朝鲜族抗日武装击毙了日军骑兵连队长及其部下1000余人，战绩辉煌，有力地打击了进犯延边地区、妄图“剿讨”朝鲜族反日武装的日本侵略军，鼓舞了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这就是著名的“青山里大捷”。
朝鲜族民众积极参加反日斗争，但奉系军阀不断进行迫害和驱逐，他们认为朝鲜族人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先驱”，将他们视为中日外交纠纷的“祸根”，把他们看作“赤化的东北的祸害”。奉系军阀在许多地区强制朝鲜族学校校长职务必须由汉族人担任，还需自费聘请汉族教员，否则关闭学校。延吉道尹封闭了朝鲜族学校，强迫朝鲜族学生到汉族学校念书。奉天当局将朝鲜族人民一律归为“韩侨”，发放“侨民证书”，对其进行约束与管制，规定只能雇用韩侨垦种稻田，并以“证书”为由勒索民财。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奉系军阀的反动措施更加严酷，制造迫害、驱逐、杀害朝鲜族人事件，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出兵侵略东北制造了契机。
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强权和东北军阀的民族歧视、民族同化，东北各地朝鲜族民众纷纷举行集会，商讨对策，推选代表，提交请愿书，与当局交涉，希望“归化入籍”。这些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以此还不能完全解决民族问题，实现不了“自治”。事实证明，朝鲜族民众的自发斗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民众同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军阀，废除一切民族压迫政策，才能够取得独立与解放。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朝鲜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朝鲜族革命者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时，朝鲜族党员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员中占多数，东北地区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设立在朝鲜族地区。朝鲜族民众积极响应并投身于土地革命，大江南北都有他们的革命斗争足迹。
在东满（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响应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的号召，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东满开展了一次以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反日群众斗争——“红五月斗争”。1930年5月1日，龙井工人罢工，中小学学生罢课，他们举行五一示威游行。和龙各地农民也纷纷举行反日示威游行。5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龙的朝鲜族农民开始清算亲日走狗和土豪劣绅。他们烧毁租佃契约和高利贷账据，没收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烧毁日本人开办的普通学校和辅助学堂等，并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
龙井五卅暴动是“红五月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5月29日，延吉县三道沟的朝鲜族民众首先起义，焚烧亲日地主房屋，散发传单，高呼革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席卷了全县各地，揭开了“五卅暴动”的序幕。5月30日，“五卅暴动指挥部”在龙井成立，在姜学悌、金哲、黄基范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大暴动。数千名工人、农民、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袭击东洋拓殖会社间岛商店、炸毁铁路、火烧电灯公司等。当晚，龙井数百名群众聚集在东山“大陆橡胶厂”附近，准备行动，他们响亮地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反对白色恐怖”“要烧毁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设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延边的罪行”“用武装拥护苏维埃”“争取八小时劳动制”“烧毁金融部、东拓救济会、高利贷组合，打倒地主、资本家、走狗”等斗争口号。革命群众向龙井村内日伪机关进攻，切断了龙井、头道沟、南阳坪与朝鲜会宁之间以及老头沟与天宝山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以防敌人从会宁增援。150多人手持枪支和木棒，到龙井电气会社破坏了机器，火烧了电厂。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和间岛派出所办公室，烧毁了地主董正福酒厂和粮食商人金明熙的房屋。革命群众袭击天图铁路龙井机关仓库和火车站，但因敌人火力集中而未能攻进去。他们经过龙井西部木造的海兰江铁路桥时，烧毁了两座桥墩，火烧了日本寻常小学校。据间岛日本总领事馆统计资料，这次暴动中，日本帝国主义仅在龙井的损失就达到1.75万日元。
1930年8月初，在中共吉敦临时党支部领导下，敦化和吉敦铁路沿线的朝鲜族民众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八一吉敦起义”。起义群众破坏铁桥、木桥，切断电话线，袭击当地保安团、公安局，夺取武器，筹建工农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虽然“红五月斗争”“八一吉敦起义”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联合下被野蛮镇压，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延边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都为朝鲜族民众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南满（今吉林通化、辽宁东部）、北满地区（黑龙江省东部），朝鲜族人民也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减租减息斗争。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指出，朝鲜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反日的情感特别浓厚”，他们“不但成为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革命要素并为现阶段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
在关内，朝鲜族民众也积极参加早期民主革命，他们参加了大革命时期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等。1927年南昌起义时，有数百名朝鲜族青年参加，其中一支由朝鲜族组成的机炮连为掩护部队占领主要阵地，10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同年的广州起义中，800多名朝鲜族青年参加战斗，他们不畏牺牲，冲锋陷阵，朴英就是一个典型。朴英出生于朝鲜，早在1908年就与朝鲜反日武装队伍一道袭击过朝鲜庆兴郡日军守备队，1919年他参加了延边龙井“三一三”反日运动，后到黄埔军校教导团任职。广州起义时，他作为叶挺将军的参谋，直接指挥炮兵作战。在与国民党的激烈交战中，朴英与150多名朝鲜指战员壮烈牺牲，血染羊城。
朝鲜族民众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不屈服，奋起反抗，积极投身革命，表现出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优秀革命品质，在中华民族近代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抗击日本侵略者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困境，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既定的侵华政策，制造事端，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翌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沦为日本殖民地。
为了建立殖民统治，掠夺资源，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封建官僚、买办势力建立了傀儡政权，推行“统制经济”，妄图控制整个东北经济体系。日本殖民者大规模侵占农民土地，推行移民政策，奴役大批的朝鲜族农民。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日本侵略者实行了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为了镇压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侵略者想方设法阻拦、隔断人民与抗日部队和根据地的任何联系。朝鲜族农民在政治上受到极度压迫，在经济上遭肆意盘剥，要忍受高强度劳役与各种苛捐杂税，还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被扣上“反日嫌疑”帽子，被拘捕甚至惨杀。
在日伪奴役下的朝鲜族民众，遭受压迫越深重，反抗就越强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信念，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洪流。他们组织各种反日团体，掀起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组织抗日游击队和建立游击根据地，站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他们是最早参与抗日战争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朝鲜族人民同仇敌忾，与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其势不可阻挡。“九一八”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吸收大量的朝鲜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安排许多朝鲜族党员到各县委担任书记，农村普遍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壮大了东北党组织的力量。1931年，中共东满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各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会”“农民协会”“反帝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带领下，连续举行反日集会、示威游行，开展了秋收斗争。
秋收斗争是由于反动地主拒绝执行“四六”“三七”减租令及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镇压群众而引发的。1931年9月，延吉县老头沟附近的官道口、大箕洞等地800余名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首先点燃了秋收斗争的烈火。广大农民在中共老头沟区委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成群结队地拥向地主宅院，打开地主的谷垛，按“三七”“四六”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秋收斗争很快席卷了延边各地，延吉县的八道沟、小营子，和龙县的开山屯，汪清县的百草沟、小汪清，珲春县的敬信、密江等地的朝鲜族农民先后掀起秋收斗争高潮，他们示威游行，包围地主庄园，同武力镇压的日本军警展开搏斗，逮捕亲日走狗。秋收斗争持续四个月之久，参加斗争的农民达15000余人。
1932春，延边各地朝鲜族农民和各族农民共同掀起了一场“春荒斗争”。东满特委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收他们的财粮分给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度荒”的口号，延吉县依兰沟百余名农民集结，展开了春荒斗争的第一战。随后，春荒斗争星火燎原，东满各地的农民先后展开了夺粮、没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清算走狗的斗争。据统计，延边地区的春荒斗争持续了3个月，约有2万人参加。
春荒斗争是秋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与秋收斗争相比，不仅声势浩大，波及面广，而且反日特点更加突出。“春荒”“秋收”斗争，震慑了土豪劣绅和亲日地主，捣毁了延吉县海兰区、依兰区，和龙县平岗区，珲春县大荒沟等地的日伪基层政权，处决了不少亲日走狗。通过这两次斗争，朝鲜族民众获取了武器，组建了游击队、别动队和突击队。
南满地区的朝鲜族民众以磐石为中心展开抗日斗争。1931年末，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建立了保卫党的机关、惩治日本走狗的武装——“打狗队”，李红光任队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满地区领导抗日武装的开始。1932年，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协助磐石中心县委开展反日斗争，和李红光一起组织了蛤蟆河农民反日暴动。特别是5月7日暴动，参加者达4000人，波及双阳、伊通等地，惩治50多个日本走狗。暴动队伍高呼“中国的铁路不准日寇用”的口号，破坏了吉海铁路，游行持续4天。
在北满，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于1931年末组织“化妆演讲队”到基层农村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号召群众成立“反日同盟会”，1932年中旬已建立多个反日同盟会，成员人数达1400余人，许多反日同盟会组织武装，准备创建游击队。同年6月，金根等人在宁安以党员、团员和反日民众为骨干建立了“北满工农义勇军”。1932年，时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李福林，深入群众，组织反日会、反日同盟等，还组织了1000余名群众参加反日示威游行。
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从秘密状态转入公开活动，进入了创建游击队时期。1932年春，东满中共延吉县委发动党员、团员和群众，夺取敌人武器，组织突击队、赤卫队，在10月份创建了延吉县抗日游击队，由朴东根和朴吉任队长和政委，第二年扩编为游击大队，人员达130多名。同年，成立游击队的还有李光带领的救国别动队（后因李光牺牲，并入汪清县游击队）、由金哲任队长的汪清县游击队、由朴振宇建立的饶河游击队、由金百万建立的密山游击队等。1933年建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中，7名核心创始人中有5名为朝鲜族人。在抗日斗争中，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族民众不仅在抗日游击队的创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起，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将游击队视为“心腹之患”，不断进行袭击，制造惨案。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日伪军警及自卫团对延吉县海兰江花莲里一带的朝鲜族反日地区进行了94次扫荡，屠杀17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群众，史称“海兰江大血案”。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击，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迫在眉睫。1932年4月，日军开始全面扫荡延边地区，东满游击队带领反日民众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的山区开辟了东满游击根据地，被称为“满洲第一大游击区”，其中，朝鲜族游击队员占95%以上。在南满和北满各地，先后开辟了数个大大小小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朝鲜族民众不仅从人力、物资等方面全力支援抗日游击队，还与之并肩作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接连不断的进攻，成为东北抗日游击队伍的坚强后盾。
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的壮大，给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932年秋，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南满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宇、李红光的领导下英勇作战60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根据地。1933年2月，近400名日伪讨伐军围攻东满地区的渔浪村根据地，当时村里只有包括和龙县委书记崔相东在内的13名朝鲜族指战员，他们与敌人在冰天雪地里激战6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30多名。战斗中除4名战士突围成功，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被誉为“渔浪村十三勇士”。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调集3000多兵力，以飞机、大炮配合，对东满特委驻地汪清及延吉县依兰沟、三道湾等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汪清游击队出奇制胜，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在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斗争中，不计其数的朝鲜族革命勇士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1934年10月，30多名朝鲜族指战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而到达陕北根据地时，只有两人幸存。1938年夏，抗联第五军妇女团随军一师突围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时，剩下以指导员冷云为首的8名女战士，其中有两名为朝鲜族。在部队渡河之际，被敌人包围，为了掩护大部队，冷云她们主动向敌人开火。当撤到江边时子弹已打尽，有人还身负重伤，敌人企图活捉她们，8位女战士凭着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精神，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混乱之机，毁掉枪支，手挽手毅然决然地纵身跳进冰冷的乌斯浑河，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1941年，朝鲜族女战士崔熙淑跟随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万般折磨，残忍地挖掉了她的双眼，但她坚如磐石，怒斥敌人：“你们可以挖掉我的双眼，但我能看到你们的末日。”豺狼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挖去了她的心脏，女英雄崔熙淑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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