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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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3年3月18日

卷首语：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件大事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从上个世纪至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就是由毛泽东同志开启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结束了受尽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也是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民族、人民作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铭记在心。而那些试图给毛泽东同志抹黑，甚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只可能有一种前途，那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历史呈现出一个规律：每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下一步改革发展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出来鼓噪一番，企图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旗帜上，拿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这种企图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不但不得人心，而且根本不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出路。相反，还会使中国发展误入歧途。

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同志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巨大的。毛泽东同志以其一生的奋斗，包括牺牲了六位家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历史巨人、伟人与凡人、小人的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里面实际上概括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三件大事，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过20多年的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必将彪炳史册。

本书就循着上述这三件大事的历史顺序，集中探讨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一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20世纪初叶，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王朝，打开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大门。中国社会面临两大选择：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历史同样证明，毕其功于一役，一步进入社会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要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须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另辟蹊径。这是经过反复探索才得到的结论。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1]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他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把中国带向现代社会。这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

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触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民主革命纲领同农民革命的关系，等等。孙中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同时，他为克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开始寻求实行含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来调解矛盾，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只能走自己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直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性进步。和前人相比，它第一次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并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采取全新的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它初步分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但却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不懂得要创建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探索的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却有了很大改变。国民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就会得出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主张。这个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这样接连发生的。虽然中共“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2]权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的主张，但仍认为“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3]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可能有效地阻止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

中国革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这是血与火的危机和挑战，也是生与死的危机和考验。历史呼唤和锤炼着伟大的人物，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抓住了不同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四大问题：生存问题、打大规模歼灭战问题、发展问题、决战决胜问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同志抓住军阀割据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

当时，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全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掌握独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需要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心城市进行暴动的道路。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创造人民军队的道路，但走的仍然是中心城市起义的道路，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通过曲折反复，终于走上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位一体的根据地波浪式发展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同志还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的必然性。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及其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4]

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将开辟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的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

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历史又提出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

国民党和蒋介石集团看到中国共产党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以后，决计集中主力部队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样，能否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在战争中取胜，就成为中国革命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形成了红军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些战略战术，包括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初战必胜，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依托于人民的游击战争和巩固的根据地，既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又反对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在这篇名著里，毛泽东同志还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战争经验的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指出：“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5]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实际上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确定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迈出了大举侵华的第一步——独占中国东北。自此，全国抗日救亡热潮日渐高涨，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但蒋介石集团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不仅无视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潮，而且加紧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其结果，不但激起民怨，而且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之际，迅即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二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通过红军东征、同张学良西北军进行和平谈判、实行逼蒋抗日策略等举措，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诚意和决心。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政策，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随即担负起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著名的全面抗战十大纲领，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并预言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持久抗战，最终的胜利必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坚持抗战的行动纲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摩擦，并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大局，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还领导全党整风运动，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并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同志抓住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丧失民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机遇，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入手，成功解决了决战决胜问题，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内战危机。这是由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反共立场造成的。当时，经过了长期抗战的中国人民，人心思定。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面前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建国的诚意。随后，又围绕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在道义上赢得了主动，争取了民心。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他们为一时来势汹汹、接连得手的假象所迷惑，殊不知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自己置于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毛泽东同志胸有全局，沉着应对，精心组织了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军事斗争，并抓住时机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守的态势，直接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随后，又抓住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时刻，组织实施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长江以北，为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以后，全国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也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表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只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在工商业政策上、土地政策上、城市政策上犯了错误，同样也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为此，毛泽东同志重申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完善和发展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肃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炉火纯青、最为成熟、最为自如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6]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是公允之论。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不但解决了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而且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成功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不能直接领导民主革命？能不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建立某种特殊形态的过渡性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免除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解决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毛泽东同志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区别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同志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部立论基础。

新旧两种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基本没变，但是国际阵线、领导力量和革命前途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革命的领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目的和前途，“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7]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直接领导，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毛泽东同志在区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同时，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所强调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认为，这种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基本上相同。而不同的是：第一，革命的一部分纲领不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同；第三，宇宙观不同；第四，革命的彻底性不同。这些区别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两大基本问题。系统地阐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也就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完成了中国近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跨越。

正确处理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不但从理论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上下篇，而且在革命纲领和社会政策上把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8]想。”

在阐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始终强调两点：第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严格的界限。第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为新民主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位。这个定位，对于中国找到一条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样，既坚持了革命的阶段论，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坚持了革命的发展论，同“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从而实现了中国“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革命因此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

制定既反右又反“左”的民主革命纲领。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两条基本纲领。其一，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即“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9]民主专政”。其二，是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和“没收官僚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些纲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10]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它既保证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实现，又避免了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前途；既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避免了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去勉强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既反对取消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资产阶级专政论，也反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谈主义。总之，这是一个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经验之大成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一个既反右也反“左”的正确纲领。

坚持“两点论”的对资政策。

在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时候，必须解决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不但正确地分析了在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而且肯定了民族资本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11]的”。

毛泽东同志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12]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在强调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13]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坚持两点论，不是没有重点。越是革命将要成功，胜利在望，毛泽东同志越是把强调的重点放在防止和反对在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是有深刻道理的。

未来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孙中山，又不同于孙中山；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这条道路的成功，奠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其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这条道路的成功，也为毛泽东同志继续探索，带领新中国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创造了条件。[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57页。[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77页。[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78页。[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48、49页。[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3页。[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5页。[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2页。[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0页。[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0页。[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5页。[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1页。[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0页。[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1、1432页。

二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又一个历史性贡献。这条道路的开辟，同样来之不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1]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所作的概括，表明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前人的突破完成的；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确立，则主要是通过对自我的突破实现的。

当时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集中起来，体现在三个关系上：

一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当时普遍认为：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在很远的将来。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端是民主革命的完成，另一端是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中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时期。

二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会不久概括出来的，后被写进《共[2]同纲领》，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项政策的核心，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就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言，它们之间又是平等的，是在总目标下共同发展的关系。尽管国家同私人资本主义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会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谈不上消灭私人资本的问题。

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合作社经济同农民个体经济的关系，是两个总揽全局的关系。在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上，是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3]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同农民个体经济的关系上，采取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急躁冒进的政策，而是“谨慎地、逐步地[4]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当时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呢？这就是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和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

三是经济建设（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系。当时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要立即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是一边建设一边过渡，两者同时并举，还是先搞建设，等到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了，然后再过渡。当时的普遍认识倾向于后者。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两个转变：“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5]主义国家。”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放在第一位，先打物质基础，再搞社会变革。到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的具体化，使全党对于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对此，当时普遍理解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是为工业国有化作准备的”，到那时或再搞个五年计划，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

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当时的认识是采取“一举过渡”，即先由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等到条件成熟以后，再通过强制的方式一举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方式，毛泽东同志提出过“实行私[6]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设想。刘少奇同志也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步骤：对大中型私人企业，可以一步实行国有化，这是第一步。“再进行一个时期的建设，国有化更巩固、更发展了，就[7]可以进一步采取农业集体化步骤。”这是第二步。

这种构想在如何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等方面，包含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新鲜经验，例如对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要允许资本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等。但也有局限性，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基本上没有突破苏联的过渡模式。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工业化建设同过渡的关系上，设想先打基础、再过渡；二是通过工业国有化一举过渡。另外，对在实际生活中新民主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过渡性估计不足。

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

第一，相当多的农民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合作生产积极性。许多分得土地的农民，缺乏独立生产能力，难以单独抵御天灾人祸，纷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并且增产增收。实践打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没有机械化互助组不能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框框。

第二，民族资本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后，同国家和国营经济展开了反限制的经济斗争。经过“五反”运动，国家对民族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8]压倒了”。原先估计，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不可能设想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经过“五反”运动再看，进入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而且要转变得[9]很自然，‘水到渠成’”。

第三，随着国营经济的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五种经济成分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设想，“经过十年经济建设，国营企业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二十、三十，国营经济的作用也增大，主要是[10]领导作用、控制作用愈来愈大”。结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化进程和国营经济的发展速度，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估计。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到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7%上升到26.6%。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4.7%上[11]升到1952年的56%。在这种情况下，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经过“五反”和调整公私关系，通过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同国家计划和国营经济开始结成紧密的联系，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是大势所趋。

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首先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是1951年关于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那场争论。在争论中，毛泽东同志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提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12]可行的。这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充分肯定了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从此，开始了走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这是第一个变化，即从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到认识到依靠统一经营和分工协作也可以搞农业合作化。

接着，从1952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这再一次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思考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听取周恩来同志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过渡，而不[13]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是第二个变化，即从先打基础再过渡到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同时并举。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私比重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等人意识到：整个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客观上几乎每天都在变。“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14]素。”现在不是要不要变、等到什么时候再变的问题，而是采取什么方式变更有利的问题。这使他们逐步放弃了原先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设想。这是第三个变化，即从力图保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1953年5月，李维汉把关于资本主义企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送给毛泽东同志看，立即引起他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同志从这个报告中受到启发，作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对私人资本限制、利用的政策，改为限制、利用、改造的指导方针。第二，把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15]“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同时，还提出用和平赎买的手段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是第四个变化，即从私营工业国有化的认识到对资改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决心实行赎买政策。

上述四个变化，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新民主主义发展理论演变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认识过程。这些问题一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体思路也就形成了。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16]主义改造。”

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不断解放思想，在理论上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中国国情和特殊规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过程；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实现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了以下突破：第一，在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突破了先打基础、再过渡的框框，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第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变为逐步过渡，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三，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突破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框框，创造出初级社、高级社等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的过渡形式；第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化的框框，创造出从初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避免了“流血革命”；第五，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突破了单一国有制，形成了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以上五个突破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

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并不妨碍对其历史局限性作深刻的反思。

首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发点是“一化”带“三改”，体现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结果，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工业化进程，孤军冒进。

其次，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实际上搬用了单一公有制模式，企图过早地消灭私有经济。这集中体现在下面这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17]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不适当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单一性，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改造不等于消灭。在确立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后，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必须而且也完全可能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未能解决好在经济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也意识到这个问[18]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同志打下的一个历史的“结”。这个“结”，后来由邓小平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打开了。

我们在深刻认识这些失误的时候，不能苛求前人，更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高度威信，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社会主义改造来势迅猛，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心情比较顺畅地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但没有瓦解，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实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成功。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前，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在中国得到全面确立。这些制度，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而能够不断坚持发展直至今日，成为毛泽东同志留给新中国的最珍贵的财富。[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93页。[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7页。[3]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428页。[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2页。[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10～211页。[6]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0页。[7]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12页。[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149、150页。[9]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25、126页。[10]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06页。[1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285页。[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35页。[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第151页。[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转引自《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1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91页。[1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00～701页。[1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02页。[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70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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