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风流南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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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风流南宋试读：

朕不行了！皇帝对群臣这样表示，眼泪汪汪。

陛下是在御前会议上突然昏厥的，并摔下了御床。宰相和执政（副宰相）赶紧让宦官将皇帝抬到东阁，又召来太医号脉开方。几服汤药灌下去，圣上这才苏醒过来。

但，已是半身不遂。

于是皇帝举起左臂要来纸笔，用左手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

请注意，原文如此。

宰相和执政却一言不发。

皇帝又写了四个字：诸公如何？

宰相和执政还是一言不发。

不说话是有道理的：他们怀疑皇帝装病。

事实上也是装病，原因却说来话长。

装病的皇帝叫赵佶（读如吉），也就是徽宗。他是神宗第十一个儿子，本与皇位无缘，却又多才多艺。所以这位被封为端王的哥儿，便在自己的府中开展文艺和体育活动，《水浒传》中作恶多端的奸贼高俅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

不过高俅虽然确实做了太尉，政治待遇更高达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正史中却是没有传的。可见此人固然没有做过多少好事，恐怕也没做过什么坏事，碌碌无为而已。

高俅也不是地痞流氓，反倒因为写得一笔好字备受苏轼欣赏。苏轼离京外放，便把他推荐给朋友。这位朋友跟端王也很要好，好到可以互通有无。有次上朝时，端王对苏轼的朋友说：今天忘了带篦子，能不能把你的借我用一下？

苏轼的朋友二话不说，就把篦子递给端王。

端王说：你这篦子好可爱。

苏轼的朋友说：那就送给王爷一副新的。

篦子当天便送到了王府，送篦子的正是高俅。高俅走进园子时，碰巧端王在踢球。高俅站在旁边看得入神，端王也发现他是个懂行的，便问：你是不是也会这个？

高俅答：会一点。

端王高兴极了，当即邀请高俅下场，两人对踢。那时的足球是炫技性的，不是对抗性的。高俅艺高人胆大，把球踢得花样翻新，看得端王心花怒放，马上派人传话给苏轼那个朋友：你的篦子我收了。你的人，本王也要了。宋徽宗赵佶（1082—1135），北宋第八位皇帝，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元符三年即帝位。在位二十六年间，怠于政治，崇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后 传位于钦宗。“靖康之难”时，徽钦父子均被金人掳去。书法字体“瘦金体”创始人，擅长工笔画，传世作品有《秾芳诗帖》《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等。

实话实说，这不能算是腐败。

首先，踢球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在一幅传世宋画中，宋太祖赵匡胤神闲气定将球踢起，弟弟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等五人围成一圈目不转睛，可见这其实是高雅的运动，至少并不丢人。

徽宗的父亲神宗也酷爱此道。熙宁八年闰四月，神宗跟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读如晕或君）踢球，宣布以玉带为赌注。没想到赵頵说，臣弟如果赢了，不要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和市易法，结果弄得神宗很是扫兴。

端王喜欢踢球，并不奇怪。原作北宋苏汉臣，元代胡廷晖临摹品。

何况这时的赵佶还不是皇帝，只是闲散的王爷。所以他对高俅的欣赏，倒应该说是惺惺相惜。这就比某些发现臣下才华超过自己便恨不得杀人的，境界要高得多。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等等。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和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不难想象，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或体育局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

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

元符三年（1100）正月十二日，哲宗驾崩，皇位的继承立即成为问题，因为哲宗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了。这时最有话语权的是三个人：神宗之妻向太后、唯一宰相章惇（读如敦）和知枢密院曾布。福建人章惇和江西人曾布都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但这时早已离心离德，甚至反目为仇。

提出问题的，当然是向太后。宋徽宗绘。纸本淡设色，纵34厘米，横223.2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右下角的签名花押为“天下一人”，透露着年轻帝王的踌躇满志。

太后哭着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不能父死子继，就只能兄终弟及。何况神宗有十四个儿子，此刻除了已经去世的，还有五个。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向太后亲生。

于是章惇厉声说：当立简王！

简王就是神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赵似，跟赵佶一样也是哲宗的弟弟，但跟哲宗同母。母以子贵，他们的母亲朱德妃也在哲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妃。太后无子，当然立太妃的。

向太后却说：老身无子，诸王都是庶出。

这就是不承认简王能够“子以母贵”了。不能立嫡就只能立长，于是章惇说：那就立申王！

申王赵佖（读如必）行九，比端王赵佶年长。

向太后还是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申王有病。这倒也是事实，不过真实原因是太后心中有人，即端王赵佶。赵佶的母亲陈氏地位低下，又已去世。跟这样一个没有后台的皇子结盟，显然符合向太后的利益，她又岂能同意简王继位？

当然这一点不能公开说，太后的办法是抬出先帝。她对宰执们说：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当立。这话其实死无对证，只不过谁也不敢要求出示证据。

章惇急了，叫道：端王轻佻，不可君临天下！

曾布也一声怒吼：章惇听太后处分！

其他人都说：谨遵圣旨！

章惇只好默然，赵佶也做了皇帝。

这一年，他虚龄十八。

事后看来，向太后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赵佶这家伙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对太后堪称尽孝，对兄弟和臣民亦不血腥，甚至还有仁政。比如崇宁元年（1102）八月，便设置了对贫困民众公费医疗的安济坊，九月又建安置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崇宁三年（1104）二月再置公共墓地漏泽园，从此那些没有亲属或一贫如洗的死者不再成为孤魂野鬼。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要算徽宗和蔡京做的善事。

但是章惇也同样不幸而言中。就在徽宗和蔡京做慈善的同时，对司马光等人的政治迫害也全面展开。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一卷中所说，徽宗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并将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由于蔡京的操纵，章惇后来也榜上有名。与章惇为敌的曾布，则很快被蔡京排挤，贬官出京。

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的风骨，荡然无存。

青云直上的是王黼（读如甫）和李邦彦之流。李邦彦本是银匠之子，由于长得漂亮，会说笑话、唱小曲和踢足球被徽宗看中，人称“浪子宰相”，与徽宗那“风流天子”正好是一对。王黼更是奇葩，居然在宣和元年连升八级，而这位宰相讨好皇帝的办法，竟是和蔡京的儿子蔡攸一起，穿着短衣窄裤涂红抹绿，混在戏子中间表演淫词艳曲。

这实在比高俅还要不堪。

蔡京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奢侈到就连吃包子用的葱丝都要专人负责的。宰相如此，国运可知。徽宗一朝可真是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却自我感觉良好，还玩起宗教的游戏来。他欣然接受道士们所上“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自以为真是上帝的长子下凡。

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

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宋徽宗撰。绢本，大字楷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靖康耻 

让徽宗成为亡国之君的，是女真人。

女真是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农业和狩猎为生，有时也漂洋过海把高丽和日本当作猎场。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1019年，也就是宋真宗天禧三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从图们江口出海，抵达日本的对马岛和壹岐岛，攻入福冈湾，尽管这时他们连自己民族的文字都还没有。

由此养成的，是彪悍好斗的性格。因此，当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大宋和契丹各自安享太平时，女真人自强不息地成长着，从分散的部落变成部落联盟，终于强大到可以不把邻居和宗主放在眼里，自说自话地称起皇帝来。

这一天，是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正月初一。

称帝的人，叫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1068 —1123），汉名旻，金朝开国皇帝。

阿骨打给自己起的国号叫金。他的说法是：契丹以镔铁为号，哪里比得上金？金才是永不生锈的。

这当然跟万寿无疆一样不过是自作多情，金最后也被更加强悍的蒙古所灭，存在时间比宋和辽都短。但是女真人学习能力之强，成长速度之快，却令人咋舌。完颜阿骨打称帝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契丹人赶出了中原。两年后，又把大宋的中央政府撵到长江以南，宋也被切割为北宋和南宋。

两件事，总共十二年。

不过，辽是在劫难逃，宋是自己找死。

政和元年（1111）九月，也就是徽宗皇帝即位十一年多以后，童贯出使大辽。童贯是个宦官，由于跟蔡京狼狈为奸、相互提携而青云直上，竟然官拜太尉，掌握大宋兵权二十年之久，时人将蔡京和他分别称为公相和媪相。

媪读如袄，老太太的意思。

奇怪的是，童贯这宦官是长胡子的，身材也魁梧。然而即便如此，宦官担任使节仍然很不体面，不但大宋朝野议论纷纷，就连契丹也嗤之以鼻。他们聚众围观，指手画脚嘻嘻哈哈地说：快来看啊，南朝人才不过如此！

童贯却有收获。

收获是后来被徽宗赐姓改名为赵良嗣的辽人马植。这个叛徒献了一计：联合女真，灭亡契丹。他的说辞是：辽帝不得人心，契丹亡国在即。天朝大兵一出，百姓必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算女真得志，我方也可以先发制人。

这话听起来不错，却是馊主意。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由于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宋两方已经享有一百零六年和平。契丹对大宋并无威胁，也没有野心，反倒无形中成为防火墙。这个时候去联合女真，岂非自毁长城，引狼入室？

只会寻花问柳的徽宗却喜出望外，蔡京和童贯更是极力怂恿，马屁精王黼还派了画师出使大辽。那画师画了张肖像回来说：辽主望之不似人君，一脸亡国之相。恭请陛下替天行道火速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待。

徽宗听了，脸上比他笔下的花儿还要好看。

可惜事与愿违。契丹在女真面前虽然是纸老虎，对付宋军却绰绰有余。结果，金兵势如破竹，攻下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辽中京，以及位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的辽西京，童贯的二十万大军却被辽兵打得落花流水，王安石变法以后积存的军需赔得干干净净。

童贯无奈，只好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帮忙。阿骨打也不含糊，又亲自领兵一举攻下也叫燕京的辽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并把它移交给宋。只不过，宋人接手的是一座被洗劫过的空城，而且还要每年交一百万租金。

朝廷里却是异口同声的歌功颂德。

宋徽宗更是感觉良好。他一面玩着道教游戏，一面泡着京师名妓，自以为是千古一帝。他甚至荒唐到在王黼家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说话，也上不了朝。直到金人长驱直入，童贯之流再也瞒不住军情，徽宗这才如梦方醒。

金兵是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决定南下的。这时他们的元首已是太宗，带兵打仗的则是太子和国相。只不过金人部署已定，宋却浑然不知，以至于十二月初五那天，女真的使节现身太原时，前线指挥官童贯竟大吃一惊。

童贯说：如此大事，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

金使说：怎么着，吊民伐罪还需要打招呼吗？如果贵朝当真是对手，我军又岂敢用兵于千里之外？

童贯魂飞魄散，一溜烟逃回开封。他的到来证实了金兵南下的传言。事实上，到二十二日那天，金兵距离开封已经只有十天的行程，大宋首都可谓危如累卵。

徽宗这才明白治国不是画画，打仗不是泡妞。束手无策的他决定耍赖，将无险可据的开封留给太子赵桓镇守，自己逃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去躲避风头。

这时，一个名叫吴敏的官员站了出来。

吴敏问：听说陛下南巡之计已定，有这事吗？

徽宗不说话。

吴敏说：金兵南下，京师震动。有准备逃跑的，有主张坚守的，还有打算趁机谋反的。这三种人共守一城，城必破国必亡。到那时，请问陛下还到得了金陵吗？

徽宗说：朕之所忧正在于此，爱卿有何良策？

吴敏说：只能传位太子。

徽宗说：那就明天。不过，恐怕得装病。

吴敏说：也好。

于是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可惜宰臣都不傻，谁都不说话。徽宗环顾左右，见无人应答，只好又提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可呼吴敏来作诏。

这样一来，烫手的山芋就到了赵桓手里。

赵桓是在阿骨打称帝一个多月后被立为皇太子的，而且也还称职。据正史记载，为了讨好储君，蔡京曾经献上大批阿拉伯琉璃酒具，却被赵桓砸个粉碎。他斥责蔡京说：身为天子大臣，不以道义辅导，难道要我玩物丧志吗？

如此说来，传位太子怕是对的。

太子却死活不肯奉诏。他先是在御床前号啕大哭，被强行披上皇袍架到福宁殿后又昏死过去，灌下汤药苏醒过来又不认识人。看来，他装病的本事也不亚于老爹，只可惜这些挣扎都是徒劳，这个倒霉鬼命中注定要做替罪羊。

二十四日，赵桓即位，是为钦宗。

钦宗的年号叫靖康，只使用了一年两个月。因为靖康二年（1127）二月上旬，徽宗和钦宗就被金人废为庶民，替代他们的是一个傀儡皇帝，国号也被更改。之后，徽宗和钦宗以及皇室成员被掳往北方，北宋灭亡。

这在历史上，就叫靖康之难。◎靖康之难前后大事年表

说起来钦宗原本是有机会的。实际上，金兵第一次南侵并没有灭宋的打算，宋也起用了主张抗战的李纲等人。然而钦宗对形势总是做出错误判断，态度也忽软忽硬。金军兵临城下时，什么条件都答应；金兵一走，援军一到，又立马反攻倒算。但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屈膝求降。

如此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不但让金人看不起，也让他们觉得不灭了这帮窝囊废，简直就对不起老天爷。钦宗和徽宗也很配合地让金人砍下了这一刀。至于蔡京和童贯，则早就不得好死。蔡京死在流放途中，童贯被钦宗下令斩首。

所有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南宋，则在刀光血影中开始。 新政权 

南宋之前还有一个伪政权——楚。

伪政权是金人扶植的。原因，大约是这些飞扬跋扈的胜利者也很清楚，自己其实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尽管大宋已经被他们打得半身不遂。金的将领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镇守占领区，因为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湿热。扶植傀儡政权，无疑是最佳选择。

选择张邦昌做伪皇帝，却可能是阴差阳错。

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原本是跟后来成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一起在敌营做人质的。徽宗和钦宗被占领军废黜以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员接到指令，要求他们选择一个新皇帝，但不能是赵家人。正好这时京师哄传金人意在张邦昌，这帮家伙便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

当时的情况其实不难想象。徽钦二帝和皇太子都已沦为阶下之囚，文武百官早就成为没头苍蝇。他们还能聚在一起开会，只不过因为金人放话：不赴会者，军法从事！

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三道四？

唱反调的只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御史马伸。马伸义正词严地说：我等身为监察官员，岂能坐视不吐一词？愿与诸公共上议状，请求仍立赵氏皇族为帝。

响应他的，却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谁都想不到，竟是秦桧。

秦桧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也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御史马伸提出了反对意见，身为长官的秦桧当然要支持。于是，秦桧给金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立张邦昌为帝，天下不服。信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话：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云云。

呵呵，秦桧并不是胆小鬼。

结果，他在两天后就被金人逮捕。

与此同时，张邦昌也绝食了。

其实，最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的就是张邦昌。他既没有取代赵宋的野心，也很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张邦昌迟迟不肯就范。他对那些推荐者说：你们怕死，就把我推进火坑，那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

金人当然不会让他死，也不会让他辞。在连哄带骗把张邦昌弄进开封城以后，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立新皇帝，否则先杀文武大臣，后杀全城百姓！

张邦昌这才哭哭啼啼地按照金人的剧本演出。

三月初七，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则立即将自己定位为维持会长。他不称朕，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坐北朝南。就连那皇袍，只要金人不在场，也坚决不穿。任命官员，则统统宣布为代理。

这时的张邦昌，不像天子，倒像戏子。

结果是什么呢？

四月初九，也就是金人退兵第九天，他就退位了。在此之前，张邦昌做了三件事：一是与金人交涉，要回被扣押的许多北宋大臣，停止占领军在开封的搜刮，保全赵宋的陵寝和宗庙；二是尊哲宗的孟皇后为太后；三是将传国玉玺送到赵构那里，并称：臣不敢死，只为封府库以待君王。

这就是天不灭宋了。比如孟太后，原本应该跟其他后妃一样被掳往北方的。只因为她早就被废住在娘家，结果因祸得福。还有赵构，原本在金营做人质。只因为武艺高强被认为是冒牌货，被遣送回朝。之后，又被钦宗派往外地，官拜兵马大元帅。结果，同为人质的张邦昌和赵构，便一个成为瓮中之鳖，另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还鲤鱼跳了龙门。

造化弄人，大体如此。

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大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基称帝，时年二十一岁，是为宋高宗。张邦昌则被任命为太保，封郡王。当然，他最后还是被杀，罪名或起因却不是谋篡，而是与徽宗的某嫔妃关系暧昧。

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的赵构，最着急的还是站稳脚跟。所以，他在登基当天就改元建炎，意思是：建隆再造，以火克金。如此口号无疑鼓舞人心，但改元的迫不及待却透露了他的心思：尽快与靖康告别。那个年号不仅代表着耻辱，也代表着大宋合法的皇帝钦宗。不跟这倒霉鬼划清界限，自己就没有前途。

南宋，就这样匆匆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戏码是由流亡政府的不断流亡构成的。登基五个月后，高宗就从南京应天府移驾扬州。此后，他便堪称居无定所。尤其是头四年，甚至还一度漂泊在海上。直到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才算是安定下来。

这里面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公元1131年的改元。新年号叫绍兴，而且一直使用到高宗让位于皇太子，足足延续了三十二年。改元时所在的城市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这在明清两代之前是很不寻常的。过去皇帝都喜欢改元，赵构的列祖列宗也一样，比如徽宗就有六个年号。然而高宗对绍兴却是情有独钟，美滋滋地坚持到底。这当中难道没有奥秘？恐怕有吧？

那就来看时间表。◎南宋之初大事年表

很清楚，从建炎元年到四年，高宗基本在路上。金人的想法很明确：只要灭了这小子，就永无后顾之忧。同样，赵构的思路也十分简单：存活下来就是胜利。于是他不惜疲于奔命，也要避其锋芒。最后，金人在屡屡扑空之后只好放弃努力，扶植了又一个伪政权了事。

这个国号大齐的伪政权，成立于建炎四年七月。

赵构马上明白，新时代可以开始了。继承就叫绍，崛起则叫兴，那就改元绍兴。只不过，他继承的不是王朝，只是王朝的名字。他要建设和振兴的，则是自己的江山。

没错，高宗一天都没想过要打回开封。

因此，伪齐政权垮台的第二年，他就定都杭州了。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当然，南宋君臣部分在思想上，部分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他们的首都是开封，因此杭州被称为行在所和临安府，也就是临时政府所在地。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没多少人把自己看作临时工。

但不管怎么说，定都杭州以后南宋稳定了下来。高宗皇帝固然不必颠沛流离，官员民众也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杭州也确实是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是那秀丽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便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甚至只要读一句柳永的词，就知道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据说，正是这词，惹得金主完颜亮起了南下之心。

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完颜亮和宋高宗也不是文艺青年。对高宗来说，杭州的第一优点是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也是浙东和京杭两大运河的终点站，交通便捷物流通畅，有利于商贸民生，不利于骑兵驰骋，岂非偏安守成的风水宝地？

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对定都问题曾经争论不休，但最后那些异议都烟消云散。直到德祐二年（1276）杭州被蒙古人占领，这里都一直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宋高宗甚至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就交出皇位，自己躲到一边安享晚年。

这么说，宋金双方和平共处了？

是。但付出了沉重代价。 风波亭 

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杀。

罪名，是谋反。

这是冤案，也是疑案。因为就连岳飞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元代脱脱等人所撰《宋史》之《高宗本纪六》宣称系皇帝下诏赐死，同书《岳飞传》却说：由于既没有口供又没有实证，这事拖到年底仍不能结案。当朝宰相秦桧就写了张便条送往狱中，狱中则向朝廷报告岳飞已死。

按照后一种说法，岳飞竟然是被暗杀的。后人甚至言之凿凿，声称地点就在最高法院大理寺中的风波亭。

所以，此案又叫风波狱。

不过在宋代史料中，并没有什么风波亭。

岳飞的罪名，当然也是莫须有。

据正史记载，抗金名将岳飞是在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被捕的，关押在大理寺的监狱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大理寺卿周三畏和御史中丞何铸。然而两人审来审去，什么证据都没有，反倒确认岳飞是忠臣。当时，岳飞撕开衣服，背上赫然露出“尽忠报国”四个字的刺青，何铸不禁为之动容。

于是何铸向秦桧报告：这是冤案。

秦桧当然不会听他的，便换了监察御史万俟卨（读如莫其谢）做主审官。万俟卨立即捏造事实，宣称岳飞之子岳云与岳飞部将张宪书信往来图谋不轨。证据嘛，对不起，万俟卨的说法是：那些文件已经被烧掉了。

这就明明白白是诬陷。可惜，当时没有“疑罪从无”的观念，此案也并不可能因此撤销。另一位早就交出兵权闭门谢客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实在看不下去，不顾身家性命向秦桧提出质疑，询问此案究竟有何证据。

秦桧回答：证据没有，事情莫须有。

什么叫“莫须有”？

解释有好几种：可能有，应该有，必须有，等等。

那么，到底是哪种？

这就要看是谁要陷害岳飞。

传统的说法是秦桧和万俟卨，所以西湖边岳王庙里就有他们两人的跪像。至于犯罪动机，是万俟卨恨岳飞，秦桧则要跟金人议和。民间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言：秦桧是女真人的卧底和奸细。他从大金回归南宋，是被派来的。

此话当真？

也只能说事出有因。

我们知道，秦桧在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五日被金人逮捕并带往北方。三年半以后，也就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初二，却举家回到了南宋。尽管当时受到高宗君臣的欢迎和首肯，抗金领袖李纲甚至称赞他的南归乃得天相助，但是谋害岳飞以后，质疑的声音便一浪高过一浪。

可惜，奸细一说查无实据。

相反，按照同时代人陆游的说法，秦桧的南归其实冒了风险。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却迟迟不敢动身。这时，一个跟他私交还不错的女真人问：为什么不向监军报告？

秦桧说：不敢。

那人说：你错了。我们女真重然诺，只要答应了就会替你担责任。只不过，你要是半路被抓，也不敢救。

秦桧便对左监军完颜昌直言相告。

完颜昌说：中丞当真要走吗？我们这里也有逃回大辽的契丹人，回去以后往往受到怀疑。秦公怎么保证能被南人视为忠诚呢？如果硬要走，我这里倒不必顾虑。

秦桧说：元帅也不必担心秦桧回去后的祸福。

完颜昌便默许了秦桧的逃离。

陆游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因为陆游的政治立场与秦桧是对立的，本人也受过秦桧排挤，没必要替秦桧护短。更何况完颜昌和那女真人的说法合情合理，并无可疑之处。

秦桧应该不是什么卧底。

再说就算是，岳飞也不是他能杀的。

对此，明代的文徵明早就另有主张：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的确，以岳飞威望之高，区区一桧亦何能！

岳飞对秦桧的执政地位也不构成威胁，两人之间更没有深仇大恨。因此岳飞被害后，尽管有人煽风点火，怂恿秦桧斩草除根，秦桧却反倒出钱接济岳飞的子孙。显然，如果不是为了逢迎主子的旨意，这走狗不会变成疯狗。

罪魁祸首，只能是宋高宗。

事实上，当何铸向秦桧提出岳飞谋反是冤案时，秦桧的回答十分明确：此上意也！何铸也只好说：铸难道仅仅为了区区一个岳飞吗？强敌未灭而滥杀无辜名将，是会失去天下人心的，哪里能是江山社稷长久之计！

秦桧默然。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他的“莫须有”是什么意思了：

皇上要杀人，需要理由吗？

莫须有，即不必有。

韩世忠当然明白，但还是悲愤难忍。他说：莫须有这三个字，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

对不起，高宗皇帝可不管这些，他就是要置岳飞父子于死地。所以，尽管万俟卨等人对岳云的判决只是流放，最后的结果却是斩首。举起屠刀的，还能是别人吗？

那么，他又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文徵明的说法是：徽钦既返，此身何属。

是这样吗？

有道理，但不完全。

高宗赵构当然明白，他这个皇帝来历不明。他也清楚地记得，尽管称帝之后遥尊钦宗为渊圣皇帝，仍然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太学生陈东甚至直言：圣上不该即位。试想，如果渊圣皇帝来归，请问陛下将何以自处？

赵构二话不说，就把陈东杀了。

现在他还要杀岳飞，杀了岳飞才能跟金人和谈。事实上两个月以后达成的和约，也只是约定归还徽宗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钦宗的事，提都没人提。左二为鄂王岳飞。左四为循王张俊，后主和，与秦桧合谋陷害岳飞。右二为鄜王刘光世，后引疾罢去兵权。右四为蕲王韩世忠，辞官忧愤而死。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比方说，韩世忠也是主张抗金的，怎么没事？

因为没有刺激高宗，而岳飞是刺激了的。要知道，当时金人有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才是让高宗恨到骨头里的事。岳家军？大宋军队怎么能姓岳？谁的江山呀？

这就直接触犯了制约武将的祖宗家法，因此手握重兵的三大将领张俊、岳飞和韩世忠，在冤案发生之前都被解除了兵权。只不过，张俊投靠了秦桧，韩世忠则立马把自己变成闲杂人等，唯独岳飞是心腹之患。因此，在收复中原和保住皇权之间，高宗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后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只要这江山仍然姓赵，只有半壁又何妨！

如此之深的心机，秦桧才懂吧？

也许。

但，这样的王朝不亡，恐怕也天理不容。 最后一幕 

南宋终于灭亡了，但不是亡于女真，而是蒙古。

蒙古人的崛起将在下一卷《铁血蒙元》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不长记性的宋人把靖康之难的故事又演了一遍，只不过辽换成了金，女真换成了蒙古，耗时也更久。

当然，更早成为牺牲品的，是女真人的金。

金是在西夏灭亡之后大祸临头的。在两宋时期，由于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有三个地区渔翁得利，基本上版图不变，这就是大理、吐蕃和西夏。但是成吉思汗的野心和能力显然超过完颜阿骨打，在灭金之前先把西夏灭了。尽管这“一代天骄”也病死军中，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却不是素食主义者，很快就兵临金的南京城下。

没错，金的南京就是宋的东京——开封。

同一王朝有多个京城，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比如：

当然，这些名字也有改来改去的。比方说，金天眷元年（1138）以会宁府为上京，上京临潢府就改称北京。到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又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哈哈哈，辽的中京是金的北京，辽的南京是金的中都，金的南京是宋的东京，这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女真人南移的幅度远远大于契丹。

南移固然因为宋节节败退，也因为蒙古咄咄逼人。因此金人迁到他们的南京没过多久，不幸的开封又要为一个王朝送终。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面临灭顶之灾的女真人把南宋看作了救命稻草，逃到蔡州的末代皇帝金哀宗派使节到杭州求援说：蒙古军已经灭国四十。西夏亡了轮到我，我亡了轮到宋。唇亡齿寒，救我大金就是救你大宋！

南宋当然不会伸出援手。相反，他们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不妨趁火打劫，收复中原。于是，宋军与蒙军会师蔡州，金哀宗兵败自杀。他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更少见不被羞辱的亡国之君。朕绝不会让自己落入敌手！

呵呵，倒是个爷们！

自以为得计的南宋却没有占到一毛钱便宜，反倒不得不面对蒙古人的虎狼之师。金哀宗说得一点都不错，灭亡了金以后，宋便成了成吉思汗子孙们的新猎物。宋蒙之间的战争迅速展开，而且一打就是四十五年。

不能不钦佩南宋的坚忍不拔。要知道，蒙古军团在中亚灭亡花剌子模，在东欧灭亡基辅公国，在中东灭亡阿拉伯帝国可都没花那么多时间。没错，他们打的是世界大战。后来被称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不过是中国战区的司令长官。

然而南宋还是亡了。

亡国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军人受到歧视，文臣又内讧不止，皇帝还自作聪明。实际上，金哀宗来求援时，南宋是应该帮他一把的。有一个金在宋蒙之间做缓冲，就算要亡也没那么快吧？说不定蒙古人就到欧洲安居乐业去了。他们在侵略日本和越南时碰了钉子，不就收手了吗？

南宋的统治集团却没有全球视野，甚至未必很清楚蒙古军团的战线拉得有多长，又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还错误地理解了远交近攻。他们忘记了，这可是强者才能使用的策略。当年的秦王国就是这样兼并天下的，联蒙灭金的宋则重蹈覆辙地把自己变成了孤立无援只能挨打的齐。

蒙古人就幸运得多。

南宋开庆元年（1259）七月，蒙古第三任可汗蒙哥在重庆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而阵亡。次年三月二十四日，他的弟弟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即可汗位。尽管此人汗位的合法性一直遭到质疑，但不可否认，忽必烈不但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当年四月初一，也就是他即位的七天之后，忽必烈就建立了中书省。五月十九日，又确定该年的年号为中统。这些可都是蒙古没有的。至于他在十一年以后取《周易》之“乾元”意义改国号为大元，就更是向中华文化学习，将蒙古的政权从里到外都开始汉化了。据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临安被攻破后，宋军一路败退，途经福州、泉州、潮州、惠州、崖山。崖山一役，小皇帝投海，流亡政府彻底溃散，中原政权终于为游牧民族所接手。

这样看，忽必烈更像中华皇帝而非蒙古可汗。

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宋的命运在此刻已被决定。事实上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有人献上了灭宋之策，那就是先攻占襄阳，然后顺江而下直取临安。在此之前已经灭亡了大理国的忽必烈深以为然，杭州也在此刻被他看作了盘中餐。

公元1274年，也就是南宋咸淳十年、大元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即可汗位近十四年，并且已经改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宣布正式定都今天的北京，这座城市也由金中都变成了元大都。此后它一直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政权的政治中心，被尊为上都的开平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就在这一年六月，忽必烈下令伐宋。

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丞相伯颜。这是个儒雅的人，忽必烈的指令则是不要滥杀无辜。世祖对伯颜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平定江南，靠的是不嗜杀，朕希望你向他学习。

伯颜似乎也做到了，至少最后一幕是这样。

事实上当伯颜的三路大军逼近临安时，南宋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绝境：前方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行使皇权的则是五岁的小皇帝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谢氏。这个时候，伯颜如果要动粗，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没有。他一面重申并严明军纪，一面不紧不慢地接待络绎不绝的南宋使节，同时温文尔雅又毫不动摇地打消他们请求退兵的痴心妄想。

给钱？对不起，不行！

称侄？对不起，不行！

称孙？对不起，不行！

称臣？对不起，还是不行！

伯颜甚至这样对来使说：赵宋江山原本就是从孤儿寡母那里得来的，现在丢失在孤儿寡母手里，岂非天意？

这就明确地宣示了忽必烈的旨意：此行的目的不是掠夺也不是泄愤，而是要接管政权。不管远在他乡的蒙古贵族和同胞们怎么想，我忽必烈就是要做中华皇帝！

当然，蒙古帝国的可汗之位，也不出让。

对此，忽必烈信心满满，伯颜也稳坐钓台。毕竟，拿下临安已如囊中探物，南方的冬季对蒙古人也正合适。十一月出兵的伯颜完全可以耐心等到开春，犯不着大开杀戒，弄得自己身上血迹斑斑，很不像开创新时代的样子。

南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却只有投降，并被蒙古军带回了元上都。传国玉玺、礼器乐器和图书资料也被带走，南宋在实质上已经灭亡，时间是德祐二年（1276）三月。

伯颜也回朝了。但除了随身行李，什么都没带。实际上他在建康时，就曾经赋诗明志：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现在，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这可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

留下的是诸多谜团：南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如果很差，为什么会延续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很强，又为什么会土崩瓦解，坍塌得就像被恐怖分子袭击的世贸大楼？

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

我们的办法，则是走进去仔细看看。

只不过，故事只能倒过来，从南宋之亡说起。繁第二华章 港湾 流亡政府 

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一，也就是已经投降的杭州小皇帝赵㬎（读如显）在元上都朝见忽必烈，并被册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炎。皇帝赵昰（读如夏）是赵㬎的哥哥，八岁，后来庙号端宗。政府成员则有文天祥和陆秀夫，还有张世杰和陈宜中。

这不是团结的政府，因此也不是胜利的政府。

问题首先出在陈宜中。

陈宜中其实是应该对南宋之亡负政治责任的。伯颜所部紧逼临安之际，左丞相叛逃投敌，中央工作由右丞相陈宜中主持。当时，文天祥提出与张世杰合兵抗战，被拒绝。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张世杰又提出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避难海上，自己和文天祥背城一战，也被陈宜中拒绝。

拒绝，是由于他认为和谈有望。

可惜这其实是吞下了钓饵。事实上伯颜不紧不慢，就是要让南宋君臣抱有幻想放弃抵抗，这样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于是，等到陈宜中希望落空如梦方醒时，已是战也不能战，和也不能和，能够想出的办法只有迁都。

太皇太后却死活不肯同意。陈宜中无奈，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相劝，老太太这才勉为其难地收拾行李。然而等到天黑，也不见护驾的将士进宫。原来，陈宜中定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却慌里慌张地忘了奏明。太皇太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气得把首饰扔了一地，关闭宫门再不见人。

陈宜中也不管不顾，逃之夭夭。就连后来到福州参加小朝廷，也是张世杰硬拉来的。当时陈宜中母亲去世，张世杰便把棺材抬到了船上，陈宜中这才跟着到了福建。

然而到了福州，此人又开始内讧，依然故我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文天祥就是被他气走的，陆秀夫也被排挤。幸亏张世杰主持公道，陆秀夫才重返小朝廷。

希望，就寄托在张世杰身上了。

张世杰是和陆秀夫一起，被元人写进《宋史》之《忠义传》的，然而这位南宋忠臣却是蒙古叛将。他出生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范阳，由于触犯军法而逃到南宋，又因屡建战功而步步高升。蒙古军南下时，杭州政府向各地求援，第一个赶来的就是张世杰。再加上陈宜中和陆秀夫手下无兵，能够支撑福州小朝廷的也就只有这位将军。

可惜，他却在泉州碰了钉子。

这是一个疑案，原因和过程各史书记载不一。可以确定的是，流亡政府只在福州六个月，就漂泊海上了。直接原因当然是蒙古军大举入闽，只能学习当年的高宗皇帝。宋高宗不是金兵一来就躲到海军基地吗？女真和蒙古人的骑兵虽然厉害，水战却不行。要到海上抓人，还真是鞭长莫及。

不过此举也有人质疑。因为当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十七万人，地方军一万，民兵三十万，足与元军决一死战，为什么要不战而走，还跑得那么快呢？

也许，他们是要到闽南去联合蒲寿庚。

蒲寿庚是客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是阿卜或者阿布的意思，比如阿布阿里（Abu Ali）写成汉字就叫蒲亚利，阿卜杜拉（Abdallah）则叫蒲罗歇。寿庚则是他的汉名。这个家族既然已认他乡作故乡，姓名汉化当然不足为奇，尽管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仍然是穆斯林。

事实上此刻的蒲寿庚早已反客为主。他是泉州港最大的海外贸易商，同时又是外贸局长和海关关长，可以说掌握了这座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他最后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名义上拥有这两个地区的军政和民政大权。

去泉州找他，并非没有道理。

后面的事情众说纷纭。一说小朝廷到了泉州港，被拒之门外。另一种说法是蒲寿庚上船拜见皇帝和太后，请两宫驻跸泉州，被张世杰拒绝。当时，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在船上，这样蒲寿庚的船就会跟着走，也被拒绝。

两种说法情况不同，意思却一样，那就是要指证蒲寿庚已有二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蒲寿庚后来是投降了元军的。元军东南战区司令长官董文炳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和信任，甚至当场解下世祖所赐之金虎符，亲手系在蒲寿庚身上。忽必烈在事后对董文炳的自作主张也大为嘉许，可见元人对蒲寿庚何等看重，之前的劝降工作想必做了不少。

何况在张世杰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蒲寿庚这外国人怎么靠得住？何况这家伙还很可能已经跟蒙军眉来眼去。所以，他绝不会让皇帝和太后跟着上岸。万一被扣为人质，或者被献给元军做见面礼呢？

但这是讲不通的。既然信不过蒲寿庚，那又为什么要到泉州来？如果说之前情况不明，那么，在见到蒲寿庚本人并疑心大起时，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更不可理解的是，放走蒲寿庚以后，张世杰又抢了他的船和钱。船数之巨，据说有四百余艘。当然，全是谁都想要的海船。

蒲寿庚勃然大怒。

愤怒的蒲寿庚立即跟南宋小朝廷翻脸，大肆屠杀在泉州的赵氏宗室、士大夫和地方军。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知府田真子一起向元军投降，将泉州献给了蒙古人。尽管张世杰在次年七月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根本无济于事。

南宋小朝廷也只好继续南下。

后面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的船队先是到了广州珠江口的秀山，又转移到珠江口外大小横琴岛，再逃亡到广东省雷州湾外。这时，吓出病来的端宗赵昰命丧黄泉，一贯见风使舵的陈宜中则早就逃往越南占城，从此失去联系。

小皇帝一死，官员们便准备如鸟兽散。这时，陆秀夫成为了主心骨和顶梁柱。他说：度宗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只要天不灭宋，我们尚有可为啊！大家这才拥立恭帝和端宗七岁的弟弟赵昺（读如丙）为帝，改元祥兴。

然而这时的南宋已经只剩下一个概念，既不吉祥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张世杰试图打通前往越南占城的海道，或者以雷州半岛为落脚点，均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流亡政府只好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坚持抗战，结果则众所周知：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张世杰也在寻访复国机会的途中葬身鱼腹，大宋彻底灭亡。

随之消失的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民间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唐宋两代的鼎盛辉煌不复存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蒙元百年，汉文化惨遭破坏；明清两代，帝国又紧闭大门。曾经让世界各民族仰慕的中华文明，从此不再具有世界性。

这一切，小朝廷在跟蒲寿庚翻脸时可曾想到？

如此看来，泉州恐怕是张世杰们的麦城，也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事实上，以蒙古人之不善水战，蒲寿庚之富可敌国，张世杰若能与之精诚团结共同抗元，说不定历史就会改写。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南宋文官、蒙古叛将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海洋帝国之混血政府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必反思。事实上，张世杰与蒲寿庚在泉州的反目为仇，包括他们的试图联合，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费解，都既有表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原因和背景，才能理解南宋，理解中华文明此后的发展和走向。而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就在泉州。

那就走进泉州看看。 泉州故事 

鲤鱼形状的泉州城，曾经开满了刺桐花。

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原产热带亚洲以及大洋洲诸岛之珊瑚礁海岸，是中国泉州和日本宫古岛市的市花，也是冲绳的县花。泉州的刺桐，据说是五代时期南唐之节度使留从效种植的；城区变成鲤鱼形状，则应该在宋。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附有一张图，从中不难看出泉州的变化。

这可真是：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

实际上，尽管在留从效的时代，鼓励外贸已是当局重要的富民政策，扩建修缮泉州城也是为了筑巢引凤，但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通商口岸，却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之后。因为正是这年，帝国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泉州从此鲤鱼跳了龙门。据杨昌鸣《古城泉州》。经过五代、宋、元三个阶段的改建和扩大，泉州城址的规模由0.75平方千米扩为7.5平方千米，为唐城的十倍。

市舶司，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

首先，它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公据。市舶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对于违禁品及涉案人员，市舶司有执法权。

其次，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

第三，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市舶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由市舶司自行出售。利润之可观，不难想象。

此外，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市舶司负责处理。由于两宋当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他们还有在外商出入境时设宴招待的任务。

这样看，市舶司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

市舶司，岂容小看？

更重要的是，纳入市舶司管理的才是合法经营，否则就是走私。走私对个人有风险，对国家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多多设立市舶司。泉州幸运地搭上了这班客船，尽管从神宗下诏研究到哲宗正式批准用了整整十五年。

获得了历史机遇的泉州突飞猛进。南宋高宗晚期，它的贸易额就已经与唐宋两代第一大港广州平起平坐。到南宋中后期，更是后来居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某外国人甚至说刺桐港有两个罗马那么大。蕃舶华船千艘万艇，巨商大贾摩肩擦背，可谓盛极一时。

泉州，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在《大宋革新》中说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之巨莫过于两宋。其具体表现，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二是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无论哪种变化，泉州都是受益者。

南移是从隋唐开始的，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系。不过在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之前，对外贸易还有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走。宋就只能依靠海上，南宋更是如此，而泉州无疑占有地利。从泉州港出发，北上可以经明州（今宁波）到达高丽和日本，南下可至马来群岛、印度洋和波斯湾，正所谓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何况泉州的造船业也首屈一指。早在两宋之际大家就都知道，海船以福建的为最上，广东广西的次之，温州明州的再次。最大的远洋轮船可以载客数百，储粮一年，甚至养猪酿酒，俨然漂泊海上的小镇，能够置生死于度外。

这可真是壮观！◎ 南宋内河船和海船对比内河船（《早秋夜泊图》）宋代内河行驶的船只，极为庞大，可装载多人，舱内设施齐全便利。据《早秋夜泊图》绘，旧传作者为南宋马和之，原画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海船（模型）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海船，船体残存下部，尖底，安装龙骨，内设13个水密舱，船舷板分别用二层或三层板组装。船舱中还发掘出2300千克香料、500多枚唐宋古钱、50多件宋瓷。推算此船排水量约454吨，载重量200吨，是南宋末年中等规模的海外贸易船。海船下部残体（水密舱）水密舱壁，将船舱隔成若干个密闭的舱室。航行中，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海水也不会迅速流至其他舱室。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

但，更重要的还是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灭亡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宰，把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样的人做生意当然长袖善舞，他们对泉州也似乎情有独钟。

原因何在呢？

登陆泉州，性价比最好。

没错，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被日本人先入为主。综合国力和航海技术都远不如阿拉伯的倭人在此经营已久，视为战略要地，不可与之争锋。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

阿拉伯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泉州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当时的制度，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近于晋江的泉南，广州的则近于珠江，都是出海方便之处。蕃坊的管理部门叫蕃长司，负责人叫蕃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侨领）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蒲寿庚的祖上从越南占城迁徙到广州之后，就担任过蕃长。

蕃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坊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蕃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蕃坊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

不过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往往有出入，外商也有与华人混居在城中的，满街行走更不足为奇。华人家中则往往使用昆仑奴和高丽婢。高丽婢来自朝鲜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菲佣。昆仑奴则主要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以及被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唐宋到元，富贵人家如果没有高丽婢和昆仑奴，就不成体统，没有面子。

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Mussulman或Bussurman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Muslim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牌名，可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

没错，千丝万缕。左图：唐代，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右图：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关系在南宋泉州就更密切，以至于蒲寿庚担任提举市舶司使（长官）达三十年之久。市舶司可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宋廷对其长官的任命历来慎之又慎，没想到却选了个外商。这固然因为泉州是一座“以蕃舶为命”的城市，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蕃舶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

现在我们明白，张世杰为什么要去泉州，董文炳又为什么要招降蒲寿庚了。因为那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中国最好的造船工业基地，可以说既是聚宝盆又是兵工厂。蒲寿庚则既是阿拉伯侨领，又是南宋官员。在他提举市舶的三十年间，泉州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王国，尽管并未独立。事实上对于南宋来说，蒲寿庚独立都比降元好。有他在泉州挡着，小朝廷就能喘口气，甚至还有翻身的可能。

然而他没有。

结果是便宜了蒙古人。有了蒲寿庚献出的泉州，还有那么多的海船，他们财源滚滚，如虎添翼，得寸进尺。

中华文明却失去了一次另辟蹊径的机会，反倒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要说的。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到海上，看看船里的人和货物，还有岸上的市镇。 满船都是钱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

缗读如民，一缗就是一贯，即一千文。所以，十万缗就是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久四年（1193），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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