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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马扎林·贝纳基,（美）安东尼·格林沃尔德（美）马扎林·贝纳基,（美）安东尼·格 林沃尔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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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力试读：

句话，我至今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

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

优越条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18岁的迈克尔·布朗是一个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美国青年，近期被圣路易斯郊区弗格森街区的一名警察击毙。《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他的死引发了当地的种族矛盾冲突。据悉，这座小城只有2.1万居民，却被种族问题折磨了几十年，该城市的居民原来基本都是白人，后来非洲裔美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但市政府的官员和警察仍以白人为主，市政厅6名官员中只有一名是黑人。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爆出种族冲突新闻，这本书中就有类似的案例：2009年，一名黑人警察奥马尔·爱德华兹在离开家不久之后，就被一位同行错当成犯罪嫌疑人开枪打死。这些错误的怀疑或者信任，正是社会认知错误的表现。即使平权运动偃旗息鼓几十年，种族平等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类似的新闻仍在向我们揭示，虽然基于种族因素之类的偏见即使在理性层面被规避甚至被讨伐，但是现实中人们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做出难以预测的选择，很多偏见来自潜意识。这并不仅仅涉及政治立场的讨论，事实上也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本书提及一项超过150万美国白人参与的测试，40%的人都明确表示自己崇尚平等原则，但测试结果却显示了其无意识的白人偏好。

当经济学在赫伯特·西蒙、丹尼尔·卡尼曼等先驱的引导下，开始怀疑理性人预期之际，心理学研究已经更进一步从人类意识深入到潜意识。意识只是潜意识的冰山一角，潜意识以及潜意识所衍生的隐性偏见如何影响人类行为乃至社会行动呢？本书的两位作者——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马扎林·贝纳基与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就是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两人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内隐态度，他们最终设计出一种在线测试方法来揭示人们的潜在偏见，也就是从1995年开始的内隐联系测验，“视网膜上的盲点仅仅证实了人类视觉系统中盲点的存在，内隐联系测验则深入探究了隐性偏见的盲点并发现了它的组成部分”。

以内隐联系测验为基础，“盲点”成为一种隐喻，它不仅仅指视觉上的盲点，更是社会认知上的盲点，“社会认知错误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种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断，它源于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对不同人类群体做出的判断，包括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层、性生活、残疾、外表、职业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容易成为人们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

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一方面人类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非常频繁，大脑也因此进化出相关区域来处理社会性的思考和感觉；另一方面，人类的进化速度往往赶不上现代社会的变化程度，比如人权的定义在百年间变化何等剧烈。在过去被认为是有利于祖先求生的社会认知技能今天则可能成为谬误的起源，因此人类难以避免地存在各种社会认知错误，从种族、宗教到性别。换言之，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有时候确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甚至总是“以貌取人”。

我们以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话为例，来说明社会认知错误的偏执与强大。萨特曾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解释，那就是皮货商是犹太人。这种看似不相关的解释其实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大家似乎习以为常，“认知错误是产生这些好恶情感甚至更强烈的情感的根源，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受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辩护”。

还是以种族为例，本书列举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加特纳和杰克·维迪奥的研究，他们对自称“种族主义厌恶者”的美国团体进行了长期研究，结果显示即使这群美国白人将自己标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也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种族歧视，比如帮助白人而不是黑人。

公正是人类的原始情感之一，一般情况下，多数人往往会以诚实自居，自认为公平或者是没有什么偏见的“好人”，但是通过内隐联系测验还是会暴露很多隐性偏见，甚至我们不需要对“别人”表示明显的歧视态度，而只是更照顾“自己人”，也能加重这种歧视。

这种行为被称为内群体偏好，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也会加重歧视，比如一个白人向一个以帮助白人为主的慈善机构捐款，其结果如何？“不用刻意计划和安排，你的馈赠就增加了一个原本就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口群体的优势。即便你没有违犯任何民权法案，你的行为也提升了美国白人的相对优势，相应地也加剧了其他群体的相对劣势。其他人的类似行为还会产生可观的集聚效应。”

书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作者的一个好朋友希望实现公平竞争，她原本计划向母校捐一大笔钱，但和作者交流之后，她开始明白她的母校虽然主张多元化，但白人学生占大多数，这笔捐赠最终还是会提升白人的优势。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同时向母校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捐赠相同数额的善款，作者如此评价：“她既没有超越也没有消除产生内群体偏好的认知错误，而是将其中和了。”

也正因如此，很多看似完美高尚的行为都在无意间提升了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优势，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很多善意举措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歧视而已。随着马太效应在社会上不断强化，正反馈与负反馈不断放大，可能使得强势群体得到更大的帮助，而弱势群体则每况愈下。

不知道为何，反观中国的现实，我认为上面的捐款案例听起来有些“超现实”。今天的中国多少有点儿像美国20世纪初的爵士时代，也就是开篇引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写的年代，很多歧视直接而粗暴，种种偏见不加掩饰；盖茨比之死，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被上流群体接纳的结果，而这种不接纳本身就是歧视与偏见的产物。对于中国人而言，一方面不太习惯把歧视隐性化，生活中各种歧视可谓大张旗鼓，另一方面集体生活也使得不少人习惯裙带关系，青睐校友、靠近同乡、照顾朋友可谓人之常情，而中国富豪也不乏一掷千金向美国名校捐款的案例，而且这一举措几乎难以苛责。

揭露隐性歧视是为了社会公正，但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公正过头有时候也会成为另一种反向歧视。人总是抱团竞争，社会中的个人总被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一般情况下这样做没有太多问题。当然，如果这些刻板印象被错误地滥用则可能导致悲剧的产生，尤其是过分信任或怀疑，比如上文中的黑人警察或者给麦道夫投入过多资金的犹太团体。理想的状况是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人们的抱团方式可以随之调试、变化，变得更开放、更多元。

从种族到年龄，从性别到宗教，有色眼镜无处不在。如何消除社会认知错误带来的各种偏见呢？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加承认认知偏见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应该通过更多地接触多元化的人和事来改变思维惯性以及刻板印象，比如更多女老板的出现（无论在身边还是媒体报道中）会强化女性作为领导者的关联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认为一方面不必对人们太过苛求，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群体偏好已是善莫大焉。心理学家指出，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是反省思维，二是自发思维，两个系统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偏好。如果隐性偏见大多来自自发思维，而我们又认识到这点，那么反省思维就可能因此触发，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向他们说明，社会认知错误不仅误导、误判他人，甚至会导致自我认知的谬误，比如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对老年人所持的消极想法与他们晚年罹患心脏病的概率有一定的相关性。正因如此，偏见的受害者不仅局限于别人，往往也包括我们自己。经济学说歧视即价格，不仅别人为我们的歧视买单，我们也在为我们的歧视付出代价。鉴于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之下还是理性人，相信成本分析多少会提示他们，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徐瑾《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块主编专栏作家《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作者序言

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人类双眼的视网膜上也有一个盲点。这个区域叫盲点区（希腊语的原意是“黑暗”），意思是没有对光敏感的细胞，因此虽然光照射在此区域，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被大脑的视觉区域感知。

矛盾的是，人们能“看见”自己的盲点。不信让我们尝试一下：下页图中的长方形中间有个“+”，用手遮住一只眼睛，另一只手将这幅图举起离眼睛一臂距离。然后缓缓将这幅图拉近，这时眼睛仍然[1]关注“+”。当距离眼睛大约6英尺时，与睁开的那只眼睛同侧的黑点将会消失。将这幅图继续拉近的时候，黑点会重新出现。黑点消失的那一刻就是那一点的光线射入视网膜中盲点的时刻。有意思的是，当你将视线转换到另一侧能看见的黑点上时，“+”就会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黑点消失的位置，并没有在网格背景上留下空缺，你看见的是没有间断的网格线。你的大脑相当了不起，它用合理的事物——这个长方形上网格线的延伸——弥补了盲点的空缺。除了刚才你经历的现象，还有一种病理学条件下的现象——盲视。盲视病人能够准确地伸手获取放在他们面前的物体，却完全意识不到对于该物体的视觉经历。如果在盲视病人面前放一把锤子，然后问：“你能看见面前的东西吗？”病人会回答：“不能。”但是如果让病人伸手去拿那把锤子，病人却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动作，可他刚才竟然说看不见面前的锤子。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正是由于盲视的条件创造了一条视网膜与大脑之间的通道，即使在没有视觉意识的情况下，这一通道也能对行为进行指引。

本书的关注点并不是视觉感知的影响，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盲点，包括一系列隐性偏见。这种隐性偏见造成的盲点和人们在刚才的网格实验中产生的盲点有一个相同点：我们对这种隐性偏见和对自己双眼视网膜上的盲点一样察觉不到。这种盲点与戏剧性的病理学现象盲视也有一个共同特征：正如“看”不见锤子的病人一样，他们的行为无意识地被影响，隐性偏见也能够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指导我们的行为。

书中所指的隐性偏见包括哪些内容呢？它们缺少一个更加确切的术语，指代我们对特定社会群体有局限性的认知。由于我们在文化环境中反复接触到这些知识，因此将它们储存在了大脑里。它们一旦在我们的大脑中成形，这种隐性偏见将会影响我们对待特定社会群体的行为，但是我们却对这种区别对待全然不知。通过与人们探讨隐性偏见，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对于自身行为被无意识的思想影响表示不敢相信。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以作者为主的众多科学家，认为隐性偏见十分可信。大量的科学证据都能证实这个结论，想要说服读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我们如何在大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证明事实确实存在呢？

几年前，我们给人们提供了一项测试，试图揭示可能存在的隐性偏见。这项测试是询问人们对于两位美国文化偶像——奥普拉·温弗瑞和玛莎·斯图尔特的偏好。一封措辞完美而幽默的电子邮件证实了我们的行为被处于大脑盲点区的信息左右这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邮件中写道：“尊敬的哈佛人，我绝对不是那种喜欢玛莎·斯图尔特胜过奥普拉·温弗瑞的人。请你们调整测试。弗兰克。”

我们明白弗兰克想表达的意思。他清楚，在大家的共识中，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喜欢玛莎·斯图尔特超过奥普拉·温弗瑞。但是，弗兰克不相信，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他的大脑里有一个附加的偏好。因此，他认为这项测试本身需要重新设计。

弗兰克眼中这份有瑕疵的测试问卷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于1995年开始研究的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正如前面实验中的长方形及黑点帮助我们看到视网膜上的盲点一样，内隐联系测验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大脑中隐性偏见形成的盲点。视网膜上的盲点仅仅证实了人类视觉系统中盲点的存在，内隐联系测验则深入探究了隐性偏见的盲点并发现了它的组成部分。

我和马扎林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相遇。1980年，马扎林从印度来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与我共事。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心理学这个分支的重大改变。研究方法的变革，使心理学成为能够揭示对于内省来说无法触及的强大的心理内容和过程。在那个时代，心理学只是在这个范畴的边缘徘徊。我们两个人试图研究这些方法能否逐渐揭示并解释心理学对于社会行为“看不见”的影响。

无意识的心理功能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激增，人们也逐渐加深了理解。25年前，大多数心理学家秉持的观念是，人类行为主要由有意识的想法和感觉支配。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判断和行为很少是意识的产物。25年前，“无意识”这个词基本不会出现在我们平时阅读或发表文章的科学期刊中——因为在20世纪早些时候，它并不为心理学研究所青睐。现在，“无意识认知”这个术语频繁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它的出现频率被一个相关的术语“内隐认知”超越。25年前，心理学家研究大脑的主要方法仅限于询问人们的心理状况及意图。现在，研究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都不用研究对象报告他们自己的心理状况或者行为意图。

细心观察参考文献的读者会发现，我们高度依赖过去80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紧跟其步伐。其中两位科学家的卓越发现，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后人受益匪浅。通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纲纳·缪达尔率领的团队于1944年完成《美国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的写作。这本书与当时其他力量相结合，从此将种族歧视问题列入美国国家议事日程。戈登·奥尔波特于1954年写成《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为科学研究偏见奠定了基础与组织架构，从而推动了21世纪新的科学研究的继续发展。

正如已故的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所说的，“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却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事实的构成往往比较模糊甚至充满争议。政治讽刺作家斯蒂芬·科尔伯特创造了一个相关术语叫作“事实性”。这个词的定义是：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观点，而忽略了常规意义上被证实的事实。

为了嘲讽“事实性”，伪保守主义者科尔伯特假装自己更偏向于事实性而不是事实。他说：“我不相信书籍，书里只有事实，却没有心理感觉。”为了避免沉溺于“事实性”，我们选择更加忠实于证据，尤其是在实验结果得到专家们的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换句话说，我们一贯坚持并有意识地选择，更加注重事实而不是内心的想法。

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我们没有资格断定，现在经过证实真实有效的，今后一样经得起考验。未来的知识一定会超越并取代现在的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以谦逊的态度做好手头的事情，就能使本书中的结论在未来几十年避免被推翻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隐性偏见的盲点普遍存在于很多好人身上。

对于“好人”这个词，我们有些惶恐。我们（更不用说道德权威）没有识别好人、坏人的特殊技能。这里的“好人”指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那些出发点很好且能据此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充分解释科学知识，从而使这些好人能够更好地做到自己的行为与出发点保持一致。[1] 1英尺≈0.304 8米。——编者注1 社会动物的认知错误

这是大学校园里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实验心理学的教授和学生们鱼贯进入讲堂就座，等待一位著名科学家关于人类思维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方法的演讲。主讲人出现了，他身着粗呢外套，头发邋遢，听众们完全无法把这样随意的形象与他即将讲解的高深问题联系在一起。讲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略带狡黠地指着不远处说：“诸位请看，这两张桌子的形状和大小是完全相同的。”

听众们听闻后纷纷好奇起身看，结果是有的人皱着眉头不以为然；有的人露出尴尬的笑容——这位科学家显然错得离谱；还有一部分人探着脑袋不停地变换角度，想看看这样做是否能得到不一样的视觉效果；甚至还有人无奈地认为如果整堂课都如此荒诞，那么也许没有继续听下去的必要了。

在持怀疑态度的听众纷纷退场之时，这位科学家不为所动地继续演示那些看似荒诞的真理。他镇定地拿出一张印有一个红色平行四边形的透明幻灯片，并用一台投影仪将其投射到第一张桌子的表面，使两者完全重叠。随后，他将幻灯片顺时针旋转，并以同样的方式投射到第二张桌子上，结果投影与桌面的大小也是完全重叠的，倍感无聊的听众们不禁一片哗然。当科学家来回移动幻灯片时，原先讲堂的沉寂被一阵阵笑声打破。科学家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浅笑，在随后的讲解中，他向听众们介绍了眼睛接收、大脑记录、思维处理视觉信息的全过程。

难以置信吗？眼见为实，不如做个实验：找一张足够狭长的纸绕桌面一周，然后再在另外一张桌面上重复一次。如果你发现这两张桌面的轮廓并不能完全吻合的话，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你的实验做错了，因为事实上这两张桌面的确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都被眼睛欺骗了呢？视觉认知错误：两张桌子完全相同

你和课堂里的学生一样，掉入了著名的视觉陷阱——这是一种能够阻碍我们正确识别一组物体真实面目的错觉。我们将这种错觉称为认知错误，它同时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使我们在认知、记忆、推理和做决定的过程中犯下错误。

天才心理学家罗杰·谢泼德对混淆视听的技术乐此不疲，造成视觉认知错误的“谢泼德的桌子”就是由他创造的：当我们看到两张桌子的表面时，我们的视网膜能够正确辨识出它们是形状相同、大小相等的。换句话说，视网膜能准确辨识两张桌面。然而，当视网膜将信息传递到主管视觉的大脑皮层后，大脑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开始对深层因素进行思考时，认知错误就此产生。

两个桌面的形状完全不同，大脑毫不费力地产生了这样的错误认知。这是因为大脑能自然而然地将纸上及视网膜上的二维图形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三维图形，通过思维的自动处理过程，将三维世界中的情形强加到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而意识作为我们思维的反射，将这种幻觉照单全收。因此，当科学家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们这两张桌面的轮廓完全相同时，我们的意识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他在胡说。自然选择赋予了人类和其他大型动物在三维世界中游刃有余的思维本能，但也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三维的世界，大脑才会对桌子的二维图形信息进行意识上的更正，并使它们呈现出在三维世界中“应有”的形态。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错觉反映的是适应性的优势而非劣势。“谢泼德的桌子”说明人的视觉系统具有结合二维视网膜信息与三维空间思维的高超能力。大脑在自动处理数据方面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人们无法在任何知识或理解等智力层面战胜错觉。至此，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两张桌子，你会发现，即使拥有了相关知识，仍然无法消除错觉。

尽管这样的现实会令人不安，但是它有效地说明了思维信号的特性——我们大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自动的、不知不觉的、毫无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的。提到思维的无意识运作，你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那位抽着雪茄、蓄着络腮胡的弗洛伊德先生，他是将“无意识”这一术语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人，他开创性的观察研究极大地扭转了之后长达一个世纪人们对于大脑无意识状态的理解。在弗洛伊德的描述中，无意识状态无所不知，拥有复杂交错的动机，塑造了人类思维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梦、记忆、疯狂的举动甚至人类文明本身，都是无意识的杰作。然而，由于弗洛伊德的观点缺乏科学验证，当今社会对无意识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和理解日渐式微，不复当年的影响力。

事实上，“无意识推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另有其人，尽管远不如弗洛伊德的名声那么显赫，他就是19世纪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茨，他用“无意识推理”的概念解释了“谢泼德的桌子”现象。赫姆霍尔茨对大脑通过物理数据对“有意识思维”的创造进行描述，希望借此分析我们平时主观的“看”的过程。我们的视觉系统之所以会轻易地被简单的二维图形欺骗，那是因为“无意识”的心理行为通过“意识”对视网膜中的二维图形进行了重构，并用三维图形来代替。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请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下观察以下16个词，并在后几页它们再次出现时尽量进行辨认。

同时，有另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例子，即通过棋盘和圆柱体混淆我们的视觉，从而证明无意识推理的存在。如果我说A和B的颜色完全相同，你肯定会认为我错了。但是，如果找来一张不透明的纸将整幅图遮住，将A、B两个区域在纸上标出来，再挖出两个比这两个方块稍小一点儿的圆洞。单从两个圆洞透出的颜色来看，你会发现这两部分的颜色的确是相同的。

导致这次认知错误的罪魁祸首还是无意识推理，它让我们的大脑以错误的方式自动处理了图像。那么，什么是导致这次认知彻底失败的诱因呢？当然，诱因中包含了这个棋盘的一些特征，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最明显的几个特征：首先，我们发现B被几个深颜色的格子包围，在对比之下会显得颜色较浅。而A被几个浅颜色的格子包围，在对比之下会显得颜色较深。其次，圆柱体的阴影使其区域内包括B在内所有格子的颜色都显得深了，但大脑自动将B的颜色深归因于阴影的作用，因此意识就会认为如果没有阴影，B的颜色就是浅的。

造成我们在桌面问题上犯下认知错误的机制，也使我们成功地观察并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实验的创造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视觉专家——泰德·阿戴尔森。泰德·阿戴尔森说：“很多我们所谓的错觉，都表明了视觉系统的成功之处而非失败之处，我们的视觉系统并不能作为物理学的测光表，这也不是它存在的目的。”这样的例子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概括性的问题：到底大脑运行方式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我们在环境稍微改变的条件下避免失望？记忆认知错误：根本没有“昆虫”这个词

当你看到下面的词语时，请回想一下前文要求你记忆的那些词。当然，在回顾的时候不能翻回到前面，请努力回忆下面列举的词语是否在前文出现过。为了避免对答案有任何疑虑，请用纸和笔写下所有你记得的前文中出现过的词，并排除你认为前文没出现过的词。枫树 蚂蚁 毒药 飞行 茎 浆果 触角 黏性的 桦木 翅膀树叶 树根 叮咬 网 臭虫 小的 橡树 爬行 橡子 黄蜂树枝 昆虫 蜜蜂 柳树 可怕的东西 蜘蛛 松树 令人毛骨悚然的

如果你能准确记忆的话，那么应该已经排除了“枫树”等12个与树有关的词，这些与树有关的词的确都没有出现过。同时，你也应该根据记忆写下所有与昆虫有关的词，当然不包括“昆虫”这个词本身，因为这个词并未在前文出现。但事实上，你却很有可能将“昆虫”这个词写下来。这就表明了一种强大而普遍的认知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形成错误记忆的主要原因。

只要稍加回顾，我们就能轻易看出造成“昆虫”记忆错误的基础：大脑是高度自动化、擅长融会贯通的机器，一旦接触包括文字、图片或复杂概念在内的任何信息，它就会自动联系起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信息。在这个实验中，前面出现的词是以昆虫为主题的，当我们试图利用这个共同的主题来回忆时，“昆虫”这个词就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栽跟头。这种错误的记忆被称为“虚假警报”，也就是我们会错误地“记得”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华盛顿大学进行的这项研究表明，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有82%的人“记得”从未出现过的词，但这些词却与前面出现的词有主题上的关联，譬如“昆虫”。相对于75%的正确记忆率而言，如此高的错误率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换句话说，认知错误强大到让我们对从未出现的事物的“记忆”超过了真正出现过的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犯下的这些错误，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毕竟像记错了一个词这样的错误能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呢？但是请想象一下，如果在受审过程中你作为证人被问到有关目击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时无意中给出了错误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不是会影响你做证的准确性呢？如果犯罪嫌疑人和真正的罪犯具有部分共同点，比方说相似的胡须，这样会不会造成错误的指认呢？如果这有可能发生的话，概率又有多大呢？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是心理学界最有创意的实验者之一，她将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目击证人的记忆认知错误作为毕生事业。在这些实验中，她模拟了入室抢劫、交通事故和其他常见的意外，并在事后对目击者的记忆进行测试。令她不安的是，实验结果显示这种错误记忆出现的频率不仅在目击者人群中颇高，而且审问方式非常细微的变化也可能成为目击者记忆发生改变的诱因。

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洛夫特斯为目击者展示了两车相撞却无人伤亡的车祸场景。她问其中一半目击者：“这辆车撞上另一辆车时的速度是多少？”然后，她又问另一半目击者：“这辆车猛撞上另一辆车时的速度是多少？”听到“猛撞”这个词的目击者对时速的估计竟大大高于听到“撞上”这个词的目击者。可见，即使场景并非亲眼所见，但他们的大脑一开始就被洛夫特斯的问题引导，出现了类似于“玻璃爆裂”式车祸的错误记忆。

心理学家将这种认知错误命名为“倒摄干扰”——指在经历事件之后所接收的信息对记忆的影响。洛夫特斯给它起了一个更朗朗上口的名字——错误信息效应（或误导信息效应）。她认为，语言上非常细微的变化都能引起记忆上的巨大差异，而这往往使案件的目击者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指证。

近年来，由于目击者的错误证词而造成的大量错误定罪的现象逐渐露出冰山一角，“清白计划”因此诞生，它是一个致力于帮助被错误定罪的人通过脱氧核糖核酸（DNA）测试脱罪的组织。在该组织的努力下，已有250人通过各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并在终审时成功脱罪——其中有190起案件都是以目击者的错误描述为基础定罪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示例中，有将近75%的错误审判都可以归咎于目击者错误的记忆（当然，前提是假定这些目击证人并非恶意攻击被告）。而在很多国家，善良的人们通常都无法容忍法律竟然允许“有罪”的人逍遥法外，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往往是有罪推定的重要思维惯性和误导诱因。两种著名的认知错误：可得性启发法与锚定效应

请在以下三组词中选择正确答案：每年，更多美国人死于原因（a）还是原因（b）？（1）（a）谋杀 （b）糖尿病（2）（a）谋杀 （b）自杀（3）（a）车祸 （b）胃癌

大多数人做第（1）题时会选择（b）选项，而看到第（2）（3）题时会选择（a）选项，实际上每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都是（b）选项。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第（1）题答对了，剩下的两道题都答错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对这个认知错误的通用版本进行了描述，并将其命名为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当大脑对一类事件比其他事件更加熟悉时，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事件在世界上发生的概率更高。与自杀相比，谋杀更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更别提自杀的羞耻感使人们不愿与外人谈论。由于车祸的可怕性，它更容易受到关注，而作为众多癌症中的一种——胃癌的情况则相反，尽管它是常见的致死原因之一。由于谋杀和车祸的相关消息更为人所熟悉，人们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两种事件发生的概率较高。这样的结论貌似合理，但却容易误导我们。大脑对于事物的熟悉程度并不代表其发生概率的高低，但类似的错误经常发生，结果就是人们要为此耗费巨大的决策成本。

麻省理工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先让他的学生们写下自己社保号码的末两位数字，紧接着让他们对键盘、追踪球和设计本等几种并不陌生的物品估价。随后，艾瑞里从每个学生的手中收集这两组数字，并努力找寻社保号码末两位数字和物品估价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当然，从逻辑上讲这两组数字根本毫无关联，所以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应该等于或接近于零。

然而通过实验，艾瑞里却发现了这两组数字之间有趣的关联性：社保号码末两位为00~19的学生愿意花在追踪球上的钱平均是8.62美元；社保号码末两位为20~39的学生则愿意多花一点儿钱，大约为11.82美元；社保号码末两位在40~59的学生则表示愿意花更多的钱，大概是13.45美元；然而，那些社保号码末两位为60~79及80~99的“倒霉蛋”，出价分别是21.18美元及26.18美元——当然他们的心仪之物是同一款追踪球。

第二种著名的认知错误是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的，它被称为锚定效应，即人的大脑不会凭空搜寻信息，而是会以现有的信息作为参照物，或者以“锚”作为基点，然后对信息进行调整。在上述实验中，学生们以随机的社保号码作为“锚”并对物品进行估价的后果，就是不由自主地为虚高价格商品买单的“自我惩罚性后果”。

那些陷入可得性启发法以及锚定效应陷阱的人并非意志薄弱者或容易受骗者，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随时可能上钩的猎物。人们能够通过操控锚定价格从而使商品的价格高出或低于实际价值——投资者们对于股票的估价往往取决于其市场价格而非实际价值，这便是金融泡沫长期存在的合理解释。社会认知错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首先人类是社会动物，人类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是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因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才会进化出对同类特别关注的功能，驱使我们习以为常地对他人的想法进行揣测。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大脑中的某些区域会在我们试图揣测他人想法以及预测他人行为的情况下显得异常活跃。同样是这些大脑区域，在我们看待他人生理方面的信息时却显得平静很多，比如在看待他人身高、体重或者眼睛颜色的时候。这个现象说明人的大脑通过进化，已经产生了专门的区域来处理社会性的思考和感觉，也就是说有关他人的思维活动如此重要，以至神经系统中已有“专职部门”来管理社交工作。

戈登·鲍威尔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他所专注的领域是记忆在人类做重要决定时起到的作用。在一次实验中，他邀请某人客串模拟法庭的陪审团，案件中的被告桑德斯先生无视一处停车指示牌而继续驾驶，结果与一辆垃圾车相撞。尽管案发时警察并未对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测试，但因其有酒驾的可能，桑德斯先生还是受到了指控。依据目击证人对桑德斯先生在案发前参加派对的行为描述，两组受试者分别得到了不同版本的证词：（1）出门离开的时候，桑德斯摇摇晃晃地撞上了一个桌台，一个碗掉到了地上。（2）出门离开的时候，桑德斯摇摇晃晃地撞上了一个桌台，碰倒了一个盛鳄梨沙拉酱的碗，弄得白色粗毛地毯上到处都是鳄梨沙拉酱。

这两段不同的证词会不会影响桑德斯案件的审判结果呢？理论上完全不会。食物的颜色和它们在白色地毯上呈现的状态与桑德斯先生可能喝醉的事实之间毫无逻辑关联，但那些了解鳄梨沙拉酱相关细节的陪审员更倾向于相信桑德斯是有罪的，这主要是由于生动的细节能够加深人们对案件的印象。“生动”使信息在记忆中的可得性更强（还记得可得性偏见吗），假定陪审员对这一情况毫无意识，那么鲍威尔的实验说明，生动的细节提供的可得性能够改变陪审团的判断。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事例并非个例或奇闻趣事，受误导者也不在少数。正因为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我们不得不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和了解。

显而易见的是，和桑德斯先生一样，我们对于损害他人利益而不是自己利益的错误并不会很在意。那么在攸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就避免认知错误的产生做出努力呢？假设你和6个朋友一起做一个实验，从这6个人中随机选出3个人，请他们给出爱自己配偶的3个理由，并请另外3个人给出9个理由。然后再同时问这两组人：“你们对这段关系的现状满意吗？”出乎意料的是，被要求说出3个理由的人与配偶相处的幸福感要大大超过需要说出9个理由的人。

对于这种有趣偏见的解释，虽说有些违反直觉却很简单：谁能够轻易说出爱自己配偶的9个理由呢？“天主教”中“封圣”也只需要两个奇迹！要想凑齐9个理由，人们需要花更多力气努力思考，然后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怎么想几个理由会这么困难啊，是不是我的配偶不如我想的那么好？”这个实验的设计者、密歇根大学的诺波尔特·施瓦茨发现，就算是相当重要且熟悉的感情也禁不起这种可得性偏见的考验。

当判断人物性格时，我们很难估量自己凭感觉进行判断的准确程度，即便是基于少量而肤浅的信息也是如此，例如当你看着两个陌生人的照片问自己：两人之中，谁看起来更值得信任？两人之中，谁更能胜任这份工作？两人之中，谁更具优势？

令人惊奇的是，即使掌握的信息只有两张照片而已，人们仍能轻易地（不代表是准确地）做出判断。而事实上，对于我们而言不做判断比做出判断更难。问题是这些判断很可能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是错误的。熟悉的面部特征会使我们对求职者产生信任感，而某些特殊的面部特征，例如娃娃脸，会令我们认为他们值得信任。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克斯·托德洛夫证明，将某人的两眼间距变小会使其他人觉得此人不太能胜任工作，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我们应当停下来，反复思考我们做出与他人有关的重要决定时的方式及态度，甚至应当思考这些决定对自己的好处。日常交往需要我们频繁地做出与他人相关的决定，而且这些决定大多都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挑起酒吧里的争斗的，是夏基尔还是斯坦利？也很难判断谁能更好地率领我们的团队进军新兴市场，琼或者乔？谁更能胜任交通安全管理检查站的警卫一职，曼纽尔还是穆罕默德？在这些令人左右为难的决策中，我们往往基于对方所属的社会群体来预测他们成功的概率，我们不禁自问：像他这类人值得信赖吗？他所在的这个群体是不是够聪明呢？这一类人是有暴力倾向还是热爱和平？

前文中让我们认为两张桌面大小不一的认知错误，在这里也起到了作用。社会群体的信息和之前情景里的桌脚一样作为语境提示，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无意识的社会性推断。在多次实验中，我们只给实验对象提供照片，然后问他们诸如“马克喜欢滑雪还是阅读”“萨利是否会在假期时回家探望”“希瑟会觉得逛街买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吗”之类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从来没有人回答“我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会面露难色，大家都是基于极为有限的信息，努力在几秒钟之内给出答案。在没有任何直观信息的情况下——一张二维图是仅有的依据——对他人的可信度及工作能力进行评价，人们在此时所表露出的坦然，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认知错误不仅会让我们误信他人，还会让我们轻率地对可信之人产生怀疑。以伯纳德·麦道夫犯下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资诈骗案为例，尽管受害者来自不同民族，但以犹太慈善组织居多——这说明来自同一族群和地区的认同使他们更容易相信麦道夫。同样，毫无根据的怀疑也会造成悲剧——奥马尔·爱德华兹在2009年5月28日早上像往常一样离开家时，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爱德华兹是一名黑人警察，他在哈勒姆区被一位同行错当成犯罪嫌疑人开枪打死。这些悲剧事件表明我们并不会完全孤立地看待个人，人们往往被看成所属的各类社会群体的代表。悲剧的产生是由于不妥的信任以及无根据的怀疑，而这两种判断都是在对方的社会群体特征这一基础上自动做出的判断。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再证实人们的社会群体属性不能作为他们被对待的方式的决定因素，但我们的工作却引导我们去思考每一个普通的个案——一个微笑或者是可疑的外表，获准或是被拒绝的银行贷款，停下来或继续探求的决定，推进某件事或做出放弃的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医疗实验调查，等等。每一次独立的行动都是一个人对他人的独立判断，在这些决定中，我们要对认知错误进行挖掘并纠正。

社会认知错误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种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断，它源于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对不同人类群体做出的判断，包括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层、性生活、残疾、外表、职业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加容易成为人们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论断所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解释——皮货商是犹太人。萨特提出疑问，为什么女人不把对皮货商的好恶与他的某种个性相联系呢？他们之间的争执跟他是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认知错误是产生这些好恶情感甚至更强烈的情感的根源，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辩护。

令人好奇的是，社会认知错误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他人做出的判断，还包括对自己的判断。在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贝卡·利维对一个惊人的关联进行了验证——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对老年人所持的消极想法预示了他们晚年罹患心脏病的概率。即使排除了抑郁、吸烟和家族病史等因素，数据依然支持这样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思维定式并不利于我们对他人甚至自己做出判断。认真对待认知错误有很多理由，其中最令人信服的就是维护自身利益：思维定式和有色眼镜对我们自己也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为何会背离效用最大化原则？

赫伯特·西蒙，这位研究人类思维能力的先锋，无情地嘲笑了“人类基于理性分析做出选择”这一观点。西蒙指出：人类既缺乏事实分析以及连贯的价值结构，又缺乏应有的推理能力，来做出与主观预期相符的判断。这一论断在“柏拉图天堂”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人类做任何真正的决定时，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向人们提供一张10美元的钞票和一张20美元的钞票，同样是免费提供，正常人肯定都会选择后者。但是，当情况变得稍微复杂或是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就会逐渐背离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我们知道，在日常选择中，不论是吃意大利香肠还是蘑菇，去巴厘岛还是巴塞罗那，选择从事投资银行业还是做木匠，我们并不总是以让快乐与幸福最大化为原则。

20世纪后半期的证据逐渐证明，人类的理性行动大大受限。本书的使命就是跟随人类理性行为的界限，探究我们是如何判断自身、他人以及人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

作为上述分析的背景，我们要始终牢记人类漫长的进化史塑造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本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比现在更小、更趋同的群体中，时常面临着客观存在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他们进化出一种社会选择的机制，以纯粹的求生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描述的社会认知错误当中，有很多认知错误都是从前进化过程的胜利果实。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生活的现代社会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讲已经面目全非了，尤其当是非对错牵涉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其他人时，我们的思考方法是祖先无法理解的。人类的价值观念与欲望越来越快地变更，即使是在最近几代人中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几个世纪以来，权利均等以及公平待遇原则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体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肩负的蓬勃发展的使命不同于之前人类求生的需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以前，远离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或陌生的群体是人类保证自身安全的策略。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如果因为逃避不熟悉的人和环境而不让公司在遥远的国家投资，或者不在语言不通、人力成本低的国家投资，就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即便是在不久之前，设定监控人类行为的规则也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明令禁止给可能为我们的研究出资的联邦政府雇员买咖啡。再想想我们对权力概念在理解上的巨大变化，包括父母凌驾于子女之上的貌似“天赋”的权力，以及我们对敌军士兵拥有虐待的权利的观念变化。这些变化各有意识性、反射性的思维根源。这些根源将公平、正义等道理转变成社会本质。

我们改变的原因，是认知错误在使我们的观察、记忆、理性分析及判断有了偏差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初衷、理想与行为、行动之间的差异。心理科学表明，这种差异不仅破坏了自我意识，威胁到了有意识地控制自身行为的决策方式，而且模糊了自我决定的珍贵想法。了解认知错误如何侵蚀理性思维之后，社会最终才会公平、充裕。了解认知错误是达到内心想法与外在行为平衡的根本要素。2 事实的阴影——各种颜色的谎言

当回答他人问题的时候，你有多少次明明知道答案是错误的却还是给出了错误答案？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几乎不”或“从来不”，我们希望你相信，这个答案本身就不正确。

我们并不是质疑你的诚实。你认为自己很少给出自己明知不正确的答案，这可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你可能断定我们问你这个问题是想了解你有意识地或者故意说谎的次数，甚至有时候你的答案真的是损人利己。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并非这么复杂或居心不良。我们所指的谎言介于完全无意识以及部分有意识的范围之间，这种谎言不仅包括对他人所讲的，也包括时不时说给自己听的。

你可能并不清楚是什么无形的力量阻止你给出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些力量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包括（似是而非的）一种对准确与事实的渴望和追求。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你认识到自己无法认知的谎言的范围，而且是让你认识到这些谎言出现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个人们最常被问及并且在经过考虑以后经常会说谎的问题：

问题一：你好吗？

有多少次，即使你颈椎疼痛难忍，或者刚刚因为朋友的一句指责而伤心不已，又或者因为缺乏睡眠而郁闷的时候，给出的答案却是“我很好”？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你也被体重超重的朋友问过：

问题二：我穿这条牛仔裤显胖吗？

问你回答这两个问题时会不会说实话与问你是不是人，实际上大同小异。你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虽然你对这两个问题说谎，但你的动机是善意的。这仅仅反映了你避免让他人感到烦恼、给他人造成麻烦或伤害的强烈愿望。你可能会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这些并不真实的答案不仅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甚至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并没有期待得到真实的答案。但是，请记住，我们的问题是你是否说过谎话，而不是你是否能够替自己的回答辩解。

在回答问题一和问题二时所说的谎话属于白色谎言（善意谎言）——可能是因为白色与纯洁和天真无邪相关联，也暗示着这种谎言无害。我们用颜色将谎言分成几类，它们象征了谎言的不同性质。可能这些名称并不像白色谎言那么耳熟，但当你读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就能将不同性质的谎言区分开了。灰色谎言：抱歉，她不在家

当回答问题一、问题二你选择说谎时，你可能会想：“好吧，我确实偶尔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但这是我的底线了。其他情况下，我是诚实的。”请继续读下去。

问题三：当你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你的梦中人是谁？（你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回答爱人说“我不记得了”，其实你很清楚自己在梦里和前任恋人有一段激情的鱼水之欢。）

问题四：能不能施舍我1美元？（你对街边的流浪汉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带现金。”实际上，你的身上带足了现金，并且给他1美元以后还能剩下不少。）

问题五：（电话里）×女士在家吗？（×女士对致电者说：“她不在。”）

这些谎话比白色谎言的程度深一点儿，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灰色谎言。如同白色谎言一样，灰色谎言也是用来规避某些感受的。这些谎言更多的是用来规避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他人的感受。例如回答问题三时说谎的原始动机可能是避免自己陷入尴尬，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真实答案会伤害到自己的爱人。回答问题四时，主要目的就是不给乞讨者钱，但同时也不希望表现出任何敌意。至于问题五，×女士主要想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但是她知道致电者也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想要避免冲突。无色谎言：我每天只抽半包烟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每个人都有只愿与朋友分享的回忆，也有连朋友都不能

分享的秘密，这些事情只能深埋在自己心底。他还有连自己

都不忍心面对的事情，即使是君子也会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情

徘徊于脑海。

那些连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叫无色谎言。因为对于说谎者本人而言，这些谎言是隐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意的洞见有其现实的例证，想象一下吸烟者和饮酒者对于例行身体检查时医生问的如下问题的回答：

问题六：你一天抽几支烟？

问题七：你每天喝多少酒？

就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特别真诚，但也肯定会在真实程度上大打折扣。假设吸烟者每天至少抽一包烟，他却回答：“我每天抽半包烟。”这个答案背后的意思可能是我每天买一包烟，但是其中每一支烟我都只抽一半多一点儿，这样我每天就只抽了半包烟。而饮酒者则会在医生判定其日均饮酒量为4瓶的时候，告诉别人自己只喝了两瓶酒。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数学不好。饮酒者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他去酒吧喝酒，一半的时间喝的量都会比标准量多一倍。

这些无色谎言和其他虚伪的事实不同，这些谎言甚至会被那些说谎者忽视。对于说谎者自身和被欺骗者而言，这些谎言往往具有同样的隐蔽性。我们可能会对这一行为在精神病学范畴内的称呼比较熟悉——自欺行为。红色谎言：我爱你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他1850年写的悼念友人哈勒姆的哀歌《悼念》（In Memoriam）中，将某种人性描述为“尖齿与利爪之间的赤红”。自此，这句诗就成为人们对于自然选择中激烈竞争行为的简单描述。因而，我们将人们为谋取潜在生存、繁衍后代方面的利益时所说的谎言称为“红色谎言”。这类谎言也许具有某种进化学意义——它们可能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某些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人类在智人阶段就已经将说谎这一行为固化为天性了。这些进化生物学家做出的论断是基于对说谎者在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的研究和对人类说谎行为的观察所得出的。但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则相信另一组更确凿的证据，即说谎行为之所以是天性，是因为许多其他种类的动物在通过欺骗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从而使欺骗行为成为人类在生存游戏中必需的技巧。一种广为学界接受的说法是，非人类物种的欺骗行为与自然选择有必然联系，因此才会通过基因来传递。迷彩飞蛾、黄粉蝶和新月飞蛾是众多能够通过保护色隐藏和伪装自身的物种代表，它们能够将自身颜色伪装成与所栖息的植物相似的颜色，让人难以区分。而其他一些昆虫则通过拟态伪装来赶走觅食者，它们试着从外形或行为上将自己伪装成有毒或难以下咽的生物，从而避免被吃掉的厄运。

尽管学界一致认为各种动物的欺骗行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以解释，然而这一理论在推广至人类自身的说谎现象上时却出现了问题。从进化的时间表来看，人类的语言只是近百万年来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得不诘问，在原始人类进化的进程中，某些突变（出现在距今1 200万年至200万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是否能够如此迅速地成为天性，并能体现进化学方面的意义。换而言之，百万年的时间跨度，是否能为产生比普通语言更进一步的欺骗性语言提供足够的时间呢？

进化论学者们认为，自然选择的压力能够让物种在30个世代的更迭中产生决定性的基因突变——这一时间跨度短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如果说谎的行为能够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为说谎者提供生存优势，让他们活得比诚实者更久并繁衍更多的后代，那么百万年的时间跨度的确足够让自然选择优化我们的基因，使说谎成为一项先天优势。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对其潜在的性伴侣宣称“我爱你”，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比其他坦承只要性关系的竞争者更容易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这就是说谎的优势。对潜在性伴侣的曲意逢迎和对物质财富的夸大，同样会让说谎者在繁衍后代方面占据优势。蓝色谎言：我总是勇于承认错误

有时候，所有人都会在明知答案错误的情况下给出一个答案，原因有些自相矛盾而且奇怪——我们往往相信这个错误的答案比真实的选项在本质上更接近正确的一方。“真实的蓝色”是这一类型谎言的象征，以下是一些例子：

问题八：你在上星期二的选举中投票了吗？（调查者询问了经常投票但上星期二忘记去投票的选民，得到的答案却是肯定的，原因只是他们在调查中被称为“经常投票的选民”。）

问题九：你是否在考试前完成了所有的阅读作业？（这是教师对考试成绩差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些学生在显然没有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却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问题十：你习惯收听哪个电台节目？（在一次高级晚宴的现场，来宾们被问到平时听哪个电台节目，这些汽车中只预设了脱口秀和流行音乐两个电台节目的精英往往会回答：“噢，当然是公众电台了。”）

对以上三个问题给出口是心非答案的人们，往往对真实的答案心知肚明，但他们认为在对话中谎言比事实更加令人信服，比如，我一向是会定期投票的选民（即使上星期二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暇投票）；学生当然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了（但是上星期其他科目的作业实在太多，我并没有完成这些阅读作业）；与大众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的精英们必须收听公众电台（但事实上，我只在其他频道无聊透顶时才听听公共电台的节目）。

这些谎言能让别人（真心地）以说谎者自己以为的形象来看待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谎言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这只是源于自我宽恕的出发点。如果更客观一点儿，这些谎言实际上是说谎者希望受众们对其产生好感所采取的策略。社会心理学家熟知这种策略，并将其命名为“印象整饰”。

在一些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问题中，回答者们甚至能通过印象整饰来提高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如果某人想要知道你的年龄、身高和体重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尽管许多人会毫不掩饰地将准确的信息告诉对方，研究人员还是不断发现，在进行这些基本信息的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会老老实实地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这些人在意并可以隐瞒的信息是具有系统性的：除了那些很年轻、很瘦和个子很高的三种人之外，信息被篡改的倾向往往是比真实的出生时间更晚的生日、比体重计所示更轻的体重以及比标尺所量更高的身高。

印象整饰已经成为调查工作中广为人知的问题。就算是调查的参与者们知道他们提供的信息不会经过任何人工处理而被输入电脑，他们还是会经常提供与事实不符的回答——甚至他们已经再次确认他们提供的信息不会被用于其他用途，或不会因其不实而被调查。

这种由印象整饰所导致的调查数据的扭曲非常严重，以至科研人员们不得不设计出一些策略，将那些为了向外界营造最良好的形象，从而最有可能在调查中对信息进行整饰的被调查者进行辨别和剔除。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调查的问题中需要加入一些是非选择题，示例如下：

问题十一：我总是彬彬有礼，即使对意见相左者也能保持风度。

问题十二：我总是勇于为犯下的错误向别人道歉。

问题十三：出入境时，就算我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不会被抽查，但还是每次都主动申报携带的物品。

科研人员们认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选择肯定答案的很多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有印象整饰的嫌疑。因为如果在足够坦诚的前提下，大部分人应该在这三个问题上选择否定答案。毕竟时刻保持风度的人、总是罪己而不及他人的人或能保持绝对诚实的人——尤其是在出入境申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金钱损失，同时如果他们选择不申报而海关又很有可能无法检测出问题时——在这世上尚属珍稀物种。在调查方法的完善和变化中，社会学家们相信那些承认自己在通过海关时有隐瞒行为的人比那些宣称自己从未隐瞒的人更值得信任，这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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