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钰靖,王元亮,齐爽,文瑞(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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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英国发展研究汇编试读：
英国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
[1]区域增长演进：衰退、恢复和复苏[2]Ron Martin Peter Sunley Peter Tyler摘要：资本主义的变革导向特点，使得变化和衰退成为其固有特征。本文研究了当遇到重大变革时，区域经济如何从变革中增长或恢复。随着变革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起因和特点也随之变化。区域经济恢复既包括经济增长机制的稳健性和变化，也包括经济增长机制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衰退、创新和市场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且都影响着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种形式，它们都影响着政策介入的组合形式。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区域对衰退的适应能力，在制定区域政策时都要予以考虑。
关键词：区域增长 区域经济 创新 经济变革一 资本主义是一个变革导向的系统
变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性。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静止的，其始终处在各种因素的搅动过程中，无论是过去的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衰退或消亡，还是新的公司、产品和技术的出现。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突变和变迁的过程，正如熊彼特的名言所讲的“创造性的毁灭”，结构性和技术性的变化是“常年的季风”，驱动着经济的演［32］进，“不停地摧毁着旧的事物，也不停地创造着新的事物”。但是这个过程很少是区域中性的，新的事物并不一定出现在旧的事物消亡的地方。这个过程在时间上也不是同步的，尽管变化通过媒介传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创造性的方面展现出比毁灭性更高的权重，否则就不会有发展，无论毁灭性方面的因素在变化过程中的某些特定地点出现何种插曲。此外，尽管资本主义的变化是不停前进的，但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些重大的变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会周期性地促进或打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即使是像技术进步这种正面的变革，也会在局部区域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局部区域的工业或公司失去竞争力甚至消亡。当经济发展遇到譬如大衰退这样的重大消极变化大面积发生时，几乎每个地区都能感知到，而且一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受到的冲击更严重、持续更久。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让这些受冲击的地区从大衰退中恢复，成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29］
衰退是资本主义天生的特点。Ormerod经估算称从1870年到2007年，在17个西方国家共发生至少255次明显的衰退。研究衰退的经济论文很多，大量理论已经阐明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和应出台何种政策以减轻其损害和持续时间。这些论文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宏观经济方面，对衰退的区域性冲击展开研究的较少。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出现了大量有关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区域和城市对商业圈的变化灵敏度进行测量，并寻求通过工业结构差异和其他类似特性进行解释。这些论题在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学领域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总体上，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对这个主题的研究兴趣已经有所减弱。在区域经济学方面，研究热点已经转移到长期区域增长模式上；而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学者研究的注意力已经多数转移到诸如区域创新系统、产业结构、产业集群、制度等方面。但在最近几年，对衰退使得区域所受的冲击又重新引起了学者的研究［34］兴趣。其中，关于美国的研究，可参考Wilkersond的文章；关［14］于英国的研究，可参考Fingleton等的文章；关于欧洲的研究，［27］可参考Montoya and De Haan的文章；关于希腊的研究，可参考［30］Panteladis和Tsiapa的文章；关于日本的研究，可参考［18］Hayashida和Hewings的文章。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是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尽管几乎没有哪个地区、城市或区域能够逃脱这个危机，但定量研究和预测正成为研究的焦点。
在本文上下文中，有关恢复的概念是明确相关的。这个概念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在区域研究和经济地理研究领域引起了相当多学者的［6］［8］［9］兴趣，譬如Bristow、Cellini和Torrisi、Christopherson等、［14］［17］［19］［23］Fingleton等、Hassink、Hill等、Martin、Martin［25］［28］［33］和Sunley、Ormerod、Simmie和Martin。在区域研究领域的论文中，虽然有关恢复的不同定义已经得到了深入研究，但仍必须从以下一方面或几方面考虑地区、城市或区域经济从变革和崩溃中恢复的能力：①受冲击的严重程度；②恢复的速度；③如何恢复的，譬如自我恢复机制、政策干预、结构变化和适应性等。在这个论题方面的大部分论文，无论是在优势分析方面，还是在衰退分析方面，抑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政策制定的意义方面，都展开得过大或者过小。二 衰退、复苏和区域经济长期增长
衰退是一个宽泛且日渐混乱的概念，当它被应用到区域或地区经济增长领域时，会使得在危机或压力下的区域经济绩效和动力评估产［24］生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譬如Martin和Sunley提出，对经济地理领域的衰退，首要任务是识别和解释地区和区域如何面对变革。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地区和区域做出这些响应的原因，并需牢记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和相互影响的。这方面的很多论文已经开始去解答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区域对经济变革的反应在周期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会由于每次衰退的起源和特点不同而不同。恢复不仅包括机制改变和稳健性，也包括了其自身在整个历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东西。尽管多数论文仅关注近期的衰退和最直接的恢复时期，但这些研究者相信他们这样做已经能够为保证增长模式的更久连续性和经济绩效的变化提供一个窗口。各种各样的论文都从不同方面阐明了衰退应如何度量和衰退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多数论文使用诸如总增加值（GVA）和就业等标准的经济指标，也有其他一些论文利用公司创业或专利授权等指标来度量衰退的某个特定方面。Doran和［12］Fingleton利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不同地区的个人工资水平来检视衰退，其研究发现个体特性和区域市场潜力都是使得工资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通过这样的研究，他们提醒我们衰退具有分布式的后果，我们需要指明衰退到底是对谁来说的。
对区域经济学来说，其中一项必要的研究是理解在危机期间是地区和区域响应和输出的方式，以及在变化和适应过程中衰退的形成过程。大多数案例表明，在相对下降中衰退进一步削弱了经济。譬如，［22］Lagravinese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反复的衰退恶化了这个国家原本就较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并导致南部地区经济增长难以恢复。几乎没有例子能够表明衰退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转换力量。在增长减缓的区域，衰退并不能创造自由创新和新技术产生路径所需环境。但是，衰退、市场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类同于公司策［16］略、政府部门和文化之间的关系。Graddy-Reed和Feldman通过对北卡罗来纳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无论是何种法律形式或组织类型的企业，对其所承担的社会创新责任在衰退期间都更主动去履行，并强化了环境和团队支持功能而不是优先采用削减成本策略。Huggins和［21］Thompson利用从2004年至2011年英国公司统计年鉴中的区域部分资料，发现当地文化和其开放性、多样性对企业的恢复和公司创［7］建速度来说比对增长的短期效应更为重要。Bristow和Healy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结论，即在复杂情况下各种因素共同进化后所得到的决策可能对增长有更长效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最近的衰退中出现的失信经济，由就业减少带来的一种得过且过的方式所主导，这样并不能促进新增长路径腾飞。这样，在短期的恢复和长期的适应之间的时期就更值得分析。在一些案例中，这些长期的进程、经济的适应［1］和对缓慢变化和压力的反应都被视为经济恢复。根据Balland等的研究，这种进程构成了“渐进的恢复”，即一些区域产生新技术知识的长期能力。这些学者利用美国大都市地区的专利授权作为衡量这种能力的一个指标，并用来发现在专利衰退和技术不可靠期间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授权专利更有助于经济恢复。这样，就明确需要研究制度和政策主导的“渐进恢复”和实施新的工业增长路径之后的地区和制度政策之间的关系。
这些研究对理解隐藏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其周期背后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将各种类型的决定因素划分为组合型、［24］集体型和继承型等（Martin和Sunle）。组合型因素泛指部门或工业结构，以及特定经济的职业结构；集体型和继承型因素则指由体［22］系、网络和劳工部门等构成方式之间的关系。Lagravinese以意大利一些区域为例指出，就业率越高、享有公共服务越多的区域经济［11］发展水平越容易恢复。另外，Di Caro分析了意大利过去40年的区域增长模式，指出有着多元化制造业的地区经济水平更容易恢复，［5］并形成了未来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Brakman研究指出，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地区由于占有较多的人力资源，且是知识经济型商业的首选地，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有着更强的抵抗力。很多论文已经超越了简单组合型的观点，逐渐开始梳理由集体型因素驱动的演进模式，这些演进模式往往由诸因素之间的特定互动产生。Doussard和［13］Schrock认为，利润周期模型既不能说明工业内外的偶发产出，也不能解释是什么历史性核心原因使得美国的计算机工业一直保持活力。Mason也用超越组合型因素的方式研究认为，尽管高成长企业对苏格兰经济增长很重要，但它们也拥有独特的和集体的特质，这使得其减少了国内贸易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削弱了它们的长期的经［7］济发展潜力。与此相似，Bristow和Healy也描述了威尔士的集体共生进化关系，表明其是经济行为的天性决定的。一些论文也证明了，［10］这种诸因素间的关系需要在更大的环境下进行讨论。Dawley等举例说明，为理解新路径的产生，必须考虑政策环境的形成，及更多资本和资源赋予这些区域性因素更多的发展模式。因此，在更具活力的区域和地区经济中，集体型和继承型因素能够合并使得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从而使得企业获得其自身不能获得的能力和资源。这些支持［3］或阻碍企业能力的集体型和继承型因素正成为未来研究焦点。三 政策焦点下的区域恢复
要更好地理解衰退性对地区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单单进行学术分析是明显不够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克服这些负面影响，就显得很为必要，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区域产生的新机会制定政策。因此，识别出那些影响区域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因素就显得很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提出的证据表明明确经济恢复的定义是有帮助的。其中，有很多关键点值得强调。经济恢复强调了理解区域经济对从何处而来的变革从而产生何种响应的重要性。地区的历史和该地区经济在过去长时间内的变化也影响着该区域对变革的适应力和变革力。现在正出现一种新的研究主线，即并不是简单地看一个区域是不是高度集中或分散的经济结构，而是识别区域的特定影响对区域面对经济变革时的抵抗力和所做出的响应的特殊贡献，以及其以何种方式构建未来经济［25］发展的势头。如图1所示，Martin和Sunley的研究表明，那些区域特定的影响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每种形式都能够对政策介入提供丰富多样的可能机会组合。图1 区域经济对衰退的反应［31］
Pike等在这方面的论文阐明了政府和地方机构的重要性，其研究重点是近期英格兰在发展企业合作关系方面的经验，并强调了在多部门多层级制度环境下成功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制度环境亦影响着政府机构对管理、影响和塑造经济发展模式的能力。制度禀赋和过去的“遗产”对我们所能够取得的成就亦有着主要影响。如同其评论，地方资源和能力有限，意味着地方政策制定者不得不不断尝试、改革和改进以说明和履行其核心规定并扮演好区域影响角色。［35］有趣的是，Xu和Warner推断认为，美国财政责任上的地方分权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国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迫使地方削［10］减了发展投资。Dawley以英格兰东北地区和苏格兰的振兴为例，也强调了管理地方发展的重要性，即“采取多角色多层级的观点，将政府和地方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促进发展路径创新上”。［7］
Bristow和Healy在这个论题上，以威尔士的经验为案例，提出了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观点以更好地理解区域经济中的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他们强调了地方政策制定者在紧随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危机中的适应能力，但并没有明确在过去长时间内地区有何种能力来促进相关经济和社会产出。他们更强调前瞻性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对响应政策的反应。［12］
Doran和Fingleton利用基于2001年美国实际工资的一个测量基准，重点研究了美国在2005～2011年的区域劳动力市场恢复中区域劳工特定特征的角色，并从工资公式中得到相反的事实。他们陈述说，“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关于政府干预应该是既基于地区也基于人口聚集”。他们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增加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帮助那些“通过这种渠道能够获得譬如教育和个人培训机会的偏远地区独居居民”。对那些因与大城市通勤便利而享有其人口份额的地区而［5］言，其在经济恢复上的影响是Brakman等研究得更深入的主题，并对地区间政策计划亦有启示作用。［13］
Doussard和Schrock通过研究过去30年美国制造业的重建证据和对思考观察到的变化及政策干预而得到的启示，认为“区域性相关政策的分析和工业的变化需要更清晰地考虑由于地区收入不均引起的结构性意外事件”。基于发展经济地理学，他们阐明了“企业、技术、区域和市场不可预知事件是大致如何在工业中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的”，总结出“案例比较研究的重新流行需要评估是何种政策工具和政府机构影响了区域工业增长和长期发展的特定策略”。
本文的目的是增加我们关于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和区域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知识。当然，我们还仅仅处在评估是从发展经济学中得出何种观念有助于理解的早期阶段，但这个目标必须是基于必要证据而得出的。这项必要的研究由于很多国家在地区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上的责任而得到强化。因此［20］在英格兰，HM政府发布的区域增长白皮书打开了如Pike等［31］在这个论题上进行全面讨论的地方主义大幕。
最近欧洲区域发展改革政策的相关定位亦清楚表明其重点应放在［2］如何保持基于地区的发展路径的需求上。如同Barca和McCann的观点一样，当需要促进区域增长时，“一个基于地区的路径能够精准地提供正确的进行政策分析和设计的透视镜，并能够得到传递和继承”。那些区域政策制定者，由于其已经卷入并出现在很多经济周期中，本文在区域增长这个论题上着力于推动并加强他们对政策制定核心能力的理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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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源自：《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Economy and Society），2015，8，第141～148页。
[2] Ron Martin，剑桥大学地理系；Peter Sunley，南安普敦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Peter Tyler，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作为地区和区域发展工具的迈克尔·波特集群理论：集[1]群政策在英国的兴衰[2]Jon Swords
摘要：在众多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中，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在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迈克尔·波特的理论也得到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的认可。迈克尔·波特和他的咨询团队已经指导了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迈克尔·波特理论的影响力却是在学术界的一片批评声中逐渐提升的。如果集群理论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以及实践机制都未经考证，那么该理论的应用就会成为一种短暂的区域主义时尚，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品牌。尽管图书馆里关于集群的有用的图书和文章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质疑产业集群理论对地区和国家政策的作用显得毫无意义。通过对英国1990～2000年区域发展政策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修正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我们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便映射集群理论在英国经济发展政策中的路径。
关键词：产业集群 迈克尔·波特 区域发展 英国一 导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济地理学者和那些与此相关的学科研究者都在寻求产业本地化的实现过程，包括许多奠基性文献在内的理论都在探索为什么经济中特定部门的企业和世界上特定地区的企业会在一起。政策制定者了解这些理论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虽然这些理论被证明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却不是那么有用，还有一些被忽视掉了。然而，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却在这些集群理论中得到了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们的接受和采纳。
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建立在竞争优势的概念之上，之前的OECD组织、全球区域发展机构和地方当局均将该理论作为发展的工具。在理论界很少见到政策制定者拥有像对待该理论一样的热情，相反，理论界对该理论的批评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学术文献都指出迈克尔·波特理论在概念上的缺陷（Martin and Sunley，2003；Taylor，2010），但是从过去的20年直到今天，集群理论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占主导地位。尽管图书馆里充斥着有关集群的专著和论文，然而质疑集群理论可转化为当地和国家政策的著作依然稀缺。本文对英国集群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上述情形。
集群理论的生存状态（确切地说是生命）过去一直被描述为“晦涩难懂”（Malmberg and Maskell，2002）和“混乱”（Martin and Sunley，2003），直到最近这种复杂性才开始被逐步揭开（Benneworth and Herry，2004；Vorley，2008）。Maskell and Kabir（2006）通过研究1300多篇与集群相关的学术论文，发现Martin and Sunley（2003）关于批判集群理论的论文被引用了超过340次（web of knowledge，2011）。为了有助于深入研究集群理论在英国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作用，我们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下简称ANT理论）为分析框架。ANT理论尤其适用于集群理论，因为它通过“分类和区分”聚焦于将事物整合到一起（Murdoch，1997）。
在使用这个分析框架时，还要认识到纯粹的ANT研究方法的局限性。O’Neill and Whatmore（2000）解释到，ANT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死板地引入集群概念的现成理论模板，但是它却能为怎样更好理解复杂网络关系提供“规则和方法”（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Lagendijk and Cornford 运用这些方法解释了区域产业发展。他们的论文论证了集群和学习型区域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引入区域发展政策中的。这个论文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个有价值的开始，但是该论文缺少对现实政策和政策制定者如何被引入集群行动者网络模型的论述。
ANT的基本假设是允许网络内存在“跟随行动者”及其异质关系（Latour，1997）。更重要的是，行动者不仅仅包括人这个个体，而且包括组织、人工产品、知识和思想：行动者可以被定义为任何可与文字、人类、非人类和金钱相关的实体（Callon，1991）。在还没有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介绍三个关键因素，即转译、结盟和黑盒子，以便有助于理解下面的解释。
转译是行动者进出网络的过程。通过协商行动者能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这种一致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动员，形成一致的稳定关系（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这种转译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中：（1）建立共同的概念和含义；（2）行动者指定代表；（3）行动者在寻求个体和群体目标时指派彼此行动者（Bardini，1997）。行动者转译的发生在结盟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行动者在网络中被制定规则，进而可以被定义（Murdoch，1997），这种定义可能是多样化的。
当结盟最稳固的时候网络也最稳定，这就形成了Latour（1987）提出的述语“黑盒子”。黑盒子的形成发生在知识、技术、行动方法的设置已经建立并不再被质疑：“黑盒子包含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变得不再重要”（Callon and Latour，1981）。结果是一定的思考和行动方法，尤其是特定的知识和技术，变成“必经之点”，也就是说为了形成行动者网络作为必经之点必须被通过和接受（Clegg，1997）。
ANT的一个主要缺点在于它缺少背景。Callon（1999）试图通过处理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通过分离的观点来解决这一不足之处。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通过吸收Clegg（1997）著作中的将组织领域的理论与ANT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推进。组织领域具有与行动组织相似的聚集，并以行动者网络形式为背景提供有益的方法。
本文设计了一个探索型的设计方案，以便按时间顺序跟踪集群在英国政策中的传播，虽然该解释也是简单和片面的。然而我们要揭示的是波特如何将他的理论与区域发展相结合，而区域发展领域在20世纪末期已经按照波特推广的理论将区域发展融合到产业中（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这种融合在全球是同时发生的，在英国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融入集群行动者网络中（见第四部分）。学术界却鲜少融入这个集群，但是因为波特理论在大学里非常盛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学术界并不愿意，但它们已经成为集群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见第五部分）。从学术界关于集群的评论与其他可选择的理论已经可以看出集群理论在近代所产生的影响（见倒数第二部分）。二 波特式的集群
迈克尔·波特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如何将学术应用于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1985年他被里根管理委员会聘为顾问，并在旨在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马萨诸塞议会担任主席（Gavel，2000），1990年了出版专著《国家竞争优势》，该书建立在他早期的关于竞争的研究之上（Porter 1979），试图解决如何在特定的商业活动中给国家提供能带来竞争优势的条件。波特的分析专注于“有竞争力的钻石”模型的影响因素（见图1），这也是他所说的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他随后又进一步论证了当企业的距离越近，在竞争力钻石模型中不同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越强，越有竞争力（Porter，1996，1998a，1998b）。作为上述结论的证据，波特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特定产业中的企业集群在全球都特别相似，甚至一个国家中最成功的企业都是集群企业（Porter，1990）。他还提出美国区域经济中99%的就业集中在当地的集群中（Martin and Sunley，2003）。沿着这一思路，他又指出企业集群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带来创新和新的商业组织，从而产生竞争优势。图1 迈克尔·波特竞争力钻石模型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在制定集群规划的实践中深入理解这些影响因素，这将是实施所有集群发展战略的第一阶段，也是确认已经存在的和潜在的集群的阶段。一旦确认了一种集群，在政策制定者采取相应的干预手段之前，该集群的优点和缺点也就明了了（Rosenfeld，1997）。波特模型明确的区域影响因素以及规划集群的案例研究方法便会很快吸引政策制定者。
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论证《国家竞争优势》在集群概念这个黑盒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只会发生在转译过程中，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几年，其他学者运用波特的理论提出他们自己新的版本的集群理论。例如OECD组织接受并提出集群以构建创新系统（Benneworth and Henry，2004；Bergman et al.，2001）。波特本人理论的翻译却有些滞后。他的原始理论聚焦于国家的范围，但是受对他理论感兴趣的研究的影响，他将对集群和竞争优势的关注转移到区域范围。就像他在1998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绪言中介绍的那样，尽管该书设定在国家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分析框架可以也易于应用到区域和城市层面。网络在区域发展中影响的提升以及创新理论的发展让波特再次修正了他的理论，以便于“集群理论可以被区域发展机构所应用”（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我们看到波特自己和政策制定者一起修正了集群概念。为了更充分地领会、理解政策制定者对集群路径的思考，从而解释波特理论如何变得如此占据主导优势，有必要重新审视区域政策制定组织。三 区域政策的制定与波特理论的盛行
Martin和Sunley暗示波特的通俗化写作方式以及不用学术理论语言来传递复杂的观点和逻辑运用方式是波特理论受到欢迎的主要因素。波特通过抓住实业界的复杂现实，清晰地将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传统的理论文献诸如弹性积累、后福特主义、马歇尔产业区集群或者非贸易的相互依存在波特理论中几乎没有用处。波特用政策制定者易于理解的语言将经济和商业研究的理论术语传递给这些非学术受众者。另外一个格外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使得波特理论和政策制定者将他们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采用波特集群理论带来的一个转变，是从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增长转变为关注微观经济政策为基础带来的增长，并清晰地呈现出政策制定者在这个转变中的作用。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依靠“凯恩斯主义”模式，该模式倡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倡导通过转移支付、福利支付、需求刺激政策来平衡不同发展地区的经济发展（Tomaney. 2008；see also Brenner et al.，2003；Tickell and Peck，2003）。这种模式突出区域工业区的重要性，这些工业区经济可以掏空整个国家，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出现和相关的法规显示出世界新经济秩序与凯恩斯主义的不一致。这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培育经济发展模式以带来区域经济繁荣。1979年英国保守党选举获胜，暂停原有的工业计划经济并开始发展私有化的大国有企业。这一经济发展政策强调引进外资的重要性。对比这些转变，撒切尔政府强化中央集权对地方开支预算的管理，刺激地方政府寻找当地地区发展的新策略。有五个显著的转变，其中的每一个转变都可以构成一个大的体系。
第一，对供给的干预自1970年就开始流行起来，并且产生了很多令人失望的结果。现成的集群政策聚焦在技术以及培训等成本不太高的政府干预手段上，对急需寻求经济发展良策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很有吸引力。集群政策也符合新自由派的重商主义政府口味。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商业领袖的参与，以成本更低的手段来治理经济。与此同时，意大利、德国以及硅谷的案例树立了该模式的成功样板。波特长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手段的结盟、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商界长期打交道建立的关系，使得波特的理论推动了经济政策在法律层面的改变。
第二，集群提供了内生的发展模式与内生投资模式的平衡。国内和国外企业可以平衡内生发展与内生投资的关系。在一个集群中，小型企业可以成为大型企业的合作方并从其身上获得学习的机会，也可以发展供求的网络，当地也会发展出来根植于本地的辅助产品行业。
第三，通过聚焦于关键性的、水平一体化的战略组织，而不是传统的严格定义上的部门组群，集群可以采用更全局的策略推动产业发展。这种模式允许研发和发展能力共享，允许政策制定者宣传他们已经做到了一些新潮词语所表达的概念，诸如创新、竞争、协同增长。
第四，这些政策制定者以及实践者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事业，即区域服务事业。这些团体通过推动集群发展，建造新的集群，创造新的发展和新的地区法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形是因为有了新的思路来促进区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项目集中在创新和网络建设上，政策制定者以增长促进者的角色出现。
第五，由于波特的理论非常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因此在实用性层面上非常吸引政策制定者。波特对集聚的定义很宽泛，政策制定者以及实战派可以很好地使用这一定义。全球兼容的概念：同属于同一位置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从事相近的事情，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条件。这有助于实用情况，因为集群来自现成的工具箱。波特的书籍中提供了现成的操作方法、案例分析以及典型样板，以便于让读者理解聚焦理论是如何运作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很快成为畅销书，也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籍。随着OECD组织制定了相关的法律，集群越来越流行，集群改革在欧盟也初见成效，一些专门从事产业集群的咨询顾问开始出现。波特1980年在哈佛成立了Monitor公司，该公司是产业集群咨询公司的先驱。Monitor公司对产业集群在全球的推广起到一定作用。在2000年左右，这些咨询顾问将集群理论传播到世界各地。
多种因素和行动者结合在一起，并且转化成一种不停地增长的行动者网络，这个行动者网络包含与集群相关的政策框架、增长目标、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咨询机构或者相关知识，这些因素使得“黑盒子”集群理论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四 英国的集群政策
尽管政策制定者相信集群理论的价值，但是相关支持政策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通过梳理英国先前的一些政策，可以看出英国集群政策产生的背景。下文将通过一系列的报告和战略方案来梳理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左右所实施的政府政策和所采取的行动。
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将区域竞争优势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1995年，新工党副主席也是区域政策的主要支持者，John Precott要求咨询区域政策委员会（Regional Policy Commission），以制订未来的区域治理方案。区域政策委员会一年后提交了报告并发表在《区域评论》杂志上。该委员会认为未来英国经济依赖于国家的竞争优势，而且需要成立区域发展部门（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RDAS）来实现这些目标。新工党的关键人物，尤其是EdBalls相信英国拥有经济潜力，这些潜力被调动之后将推动经济发展并且可通过RDAS来实现发展。新工党执政后，工党发表了自己关于未来经济发展蓝图的白皮书《我们未来的竞争：建立知识驱动的经济》（DTI，1998）。区域政策委员会反复提及这些发现，援引诸如伦敦城、意大利制鞋业和硅谷的成功案例，提出集群在达成区域发展目标中的关键作用。他们参考的文献包括波特的竞争理论、《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1999年，贸易与工业部（Department for Trade and Industy，DTI）开展国家产业集群规划行动，RDAS成为执行机构，而且DTI汇集了部长、学界专家、产业界人士共同建立集群政策指导机构。
集群政策指导机构的一个成效就是环保部和交通部出版了《集群计划白皮书》。该书指出集群支持所需的土地以及相关基础设施。一年后，DTI发表了白皮书《企业、技术和创新》，要求所有的地区利用本土的资源优势建立区域竞争优势，并指出中央政府要拿出资源来支持这个模式，RDAS通过创新集群基金（Innovation Cluster Fund）获得5000万英镑。由于RDAS对该理论的传播，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英国政府最为重要的三个部门——财政部、贸易与工业部、环保与交通部都进入了行动网络以配合集群理论的实践应用。如此重要政府部门的参与不仅仅使集群理论法律化，也强化了波特理论成为英国区域发展的必然模式。这些重要部委的参与有助于其他相关组织和部门的结盟，诸如RDAS与当地的官员，这些官员在制定中央政府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也会引入集群发展政策。
2001年，DTI出版了白皮书《改变世界的机会》，该书强调大学在集群中是知识和先进科技的引擎。高等教育基金（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Fund）拿出8000万英镑来支持高校建立创新中心，促进知识转化到当地的产业集群中。2001年，DTI发表了《英国产业地图——首次评估》，该文章指出英国有154个集群，这些集群包含威士忌集群、金融服务集群、航空航天集群、家具生产集群等一系列不同规模和特色的集群。这些集群的地区分布差异很大，每个地区几乎都有农业和食品加工集群，但是有些特定地区有特定的集群，如核燃料集群位于西北部、摩托集群位于东南部、音乐产业集群集中在伦敦、电子产业集群位于威尔士。DTI的产业集群地图受到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欢迎。这个地图非常有实用性，它通过标出RDAs应该关注的群体，成为政策制定者以资金扶持集群的规划、撰写集群战略、宣传区域经济的法定准则。
2002年，由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与DTI联合出资，对英国集群进行深入的评估，该项计划由波特牵头研究，项目结果也毫无疑问地建议持续发展集群。为了促进集群的发展，DTI和RDAs公布《集群发展实物指引》，这项指引再次强调政府在集群导向的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并为集群政策制定提供了战略、方法、实用的工具，再现了波特以及大量关于学术以及政治的集群理论研究，显示了波特理论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沿革。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早期，波特在改变其理论来适应政策制定者，但是在1990年的后期，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依靠理论指引他们自己的施政方针。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方法，政策制定者很难寻找到区域发展的道路，波特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作为一个关键和强有力的行动者，波特位于整个网络的中央，积极地训练围绕在其周围的人们，以融入这个网络中。
在区域政策委员会报告发布九年后，新工党将提高生产率和提高竞争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集群是达到该目标的核心手段。上百万的英镑支出被用于支持这项政策，大量的政府机构和高校参与其中来传播集群政策和监控集群政策的实施。国家以及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利益和波特保持一致。监督者以及其他的集群参与者将关于地区增长的知识、行动融合在一起。这些参与者构建了集群的定义和运作模式，并将多元化的目标归纳成通过集群实现的特殊单一区域发展目标。五 学术和集群
前一部分仅简明概述了集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发展历程。要全面理解集群理论就必须考虑它和学术圈的关系。因为与政策制定者相比，学术圈达成一致并不是很容易。
学术圈关注区域的产业已经有几十年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利益以一些经济组织和政策干预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学术圈。大量的文献定义了聚集、工业区域、地方创新系统、学习型地区和集群，同时，也有一些文献试图解释嵌入地区关系网络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然而不同于波特的集群理论，政策制定者忽略了这些不以为他们服务为目的的研究理论，况且这些理论本身的写作也使用了生僻的术语。
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家很难找到理论与政策的相关性，直到波特的集群理论获得政策制定者关注后才促使许多人用学术视角审视和分析他的概念。此外，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大学处在吸引非传统筹资的压力之下，因而变得更加企业化。承担咨询类工作就成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创收方法，许多学者都能满足政策制定者对指定集群图谱研究的要求。通过学术和咨询研究，经济地理和同类学科学者开始研究行动者网络集群。集群的品牌影响力使得学界成功地向政策制定者兜售了集群这个概念，使用集群品牌理论成为地区发展的必经途径，这不是因为这个概念具有实用性，而是因为这个概念十分成功并处在经济政策无法忽略的中心。更为关键的是，尽管这个概念对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天然地比学者对该理论的价值更为深信不疑，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深信该理论，或者学术圈都不认可该理论。
这种关键的学术方法威胁并动摇了集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位置，它打开了未知的盒子并使得学界开始批评波特的工作。一个集中争论的问题就是对于集群的定义。波特最初对集群定义的模糊性使集群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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