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艳红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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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的金属宝器试读：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同时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五百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业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的文化纵深，蕴含着丰富的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为此，在有关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书系。主要包括巧夺天工的古建杰作、承载历史的文化遗迹、人杰地灵的物华天宝、千年奇观的名胜古迹、天地精华的自然美景、淳朴浓郁的民风习俗、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生动感人的戏剧表演、辉煌灿烂的科技教育、修身养性的传统保健、至善至美的伦理道德、意蕴深邃的古老哲学、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群星闪耀的杰出人物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
金银生辉——金银文化与艺术特色
金银之源——夏商两周金银器
在甘肃省玉门夏代古墓中，发现了铸造粗糙的金耳环，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金饰器实物。商代的金器以装饰品占主导地位，器物类相对较少。
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眼部贴金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装饰，四川省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说明，金器在商代已被社会上层广泛使用。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银器发现。
夏代火烧沟发轫的金银器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朝“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
与夏朝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与夏朝并存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分布在中国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部落集团共同发展了经济，共同创造了夏代的历史。■对鸟纹金饰片
在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文化遗址中，有一个被称为“火烧沟原始村”的地方，其中“建草棚泥屋八座”展现了河西先民的生活图景。■ 原始金饰指环
因遗址处于一条红土山沟旁，山沟土色红似火烧故名火烧沟遗址。该遗址中有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3700年左右，属夏朝末期，被称为火烧沟文化。
在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金器，主要是金耳环、合金鼻环等饰物。虽然铸造粗糙，但开创了中国金银器实物之先河。禹 即夏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因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即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
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夏代青铜器和冶炼作坊，说明这里是中国夏商时代重要的冶炼中心。
中国最古老而又比较确实的地理书籍《禹贡》和《职方氏》中有关夏朝“九州”的记载均包括了河西走廊，从中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全境都包括在九州之中，是夏朝疆域的西陲。
因此，河西走廊并不是华夏文明之外的蛮荒之地。很多文献展现出的是河西走廊文化的先进性，例如《新语·术事篇》上说，“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史记·六国表》中说，“禹兴于西羌”; 《荀子·大略》中也说，“禹学于西王母国”；等等。《史记》 西汉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它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这些古代文献和火烧沟的考古资料，共同印证了河西走廊在中国夏代时期不但与华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有着最先进的文化。■古代贵族金饰品
火烧沟文化是羌文化，《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方牧羊人也。”位于夏朝西陲的火烧沟墓葬中发现的四羊头铜权杖柄、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规格的随葬羊骨，都体现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而在火烧沟文化东面的齐家文化各遗址，甚至临近火烧沟的东灰山遗址中，均不见这样典型的羊文化特点。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兽骨，均以猪为主，羊骨极少，因此火烧沟所在的河西走廊西部应是早期的羌文化所在地，火烧沟人应是早期羌人的一支。
尤其重要的是，火烧沟人的黄金制造水平也是高超的。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齐头合缝的金耳环数量较多，纯度很高，微泛红色。
火烧沟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炼青铜，还能冶炼其他合金，这说明火烧沟的金属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阅读链接在火烧沟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个金属鼻环，这个鼻环是银白色的，密度较大，外表光亮。它不会是纯银，因为银经过几千年早就氧化而发黑了；它也不会是纯金，因为金是黄色的。但有一点应是肯定的，即它是由合金制成的，估计金、银是其主要成分。
展现金属之美的商代金器
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在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环形金箔■商代金臂钏
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商墓中发现的几件金器，金耳坠通高3.4厘米，坠部直径2.2厘米，重6.8克，耳坠部呈扇形，往上由粗及细弯成半圆形，尾端收束成尖锥形；金臂钏周长约39厘米，截面直径0.3厘米，钏直径12.5厘米，其中，一件重93.7克，另一件重79.8克；金簪长27.7厘米，头宽2.9厘米，尾宽0.9厘米，重108.7克，器身截断面呈钝三角形，在其尾端有一长约0.4厘米的榫状结构，可能原镶嵌有其他装饰品。
臂钏即臂环，古代称臂环为钏。《正字通·金部》上说“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饰有之”, 《南史·王玄象传》中也讲“女臂有玉钏”。由此可以看出，臂钏在早期是男女都佩戴的饰物，以后才成为女性特有的一种装饰品。
臂钏种类很多。刘家河商墓金臂钏用直径0.4厘米的金条相对弯成环形，环两端锤扁呈扇形，整体光素无纹饰，造型简洁明快。
刘家河商墓的这些金器不仅器型完整，而且发饰、耳饰、臂饰齐备，构成一个品类繁多的系列，实属罕见。
经测定，这些金器的含金量在85%以上，另有少量的银和微量铜。
从工艺上看，金簪系用范铸法成型，金耳坠和臂钏则是锤揲而成。造型都比较简朴，并无纹饰和其他装饰。这也是发现最早的成套金首饰。■原始金耳坠
刘家河商墓中的扁喇叭形金耳环、金簪等饰物，地方色彩十分鲜明，极有可能是商朝周边少数民族制造的饰品。■ 原始金币
这些器物与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的金或铜质饰件形制相同，说明商代贵金属工艺的发生和发展与夏家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另外，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簪 由笄发展而来，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可用金属、骨头、玉石等器物制成，多加以珠宝装饰。后来专指妇女绾髻的首饰。擿，簪股，将头部做成可搔头的簪子，所以俗称为搔头。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在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厘米至6.5厘米、宽1厘米至1.1厘米，总重3.9克。殷墟 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商代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 妇好墓中的金眼玉虎妇好 商王武丁的诸妇（妃嫔）之一，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因此武丁十分喜欢她，她去世后武丁悲痛不已，追谥曰“辛”，商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后母辛”。
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墓中的漆盒上贴有金箔，厚度不到1毫米，箔片残存半圆形，正面阴刻云雷纹，背面遗有朱漆痕迹。
在藁城台西遗址商代墓葬中还发现有金臂钏、金耳环、金簪等金器。
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发现的金器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应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在形制和纹饰上，各自的地域文化特点十分鲜明。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
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和重新认识中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金箔虎形饰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
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三星堆遗址 古蜀国的典型，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因有3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中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中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锤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商代金锭■三星堆金杖
如金叶，形似细长的叶子，上面用浅雕手法刻画了多组“∧”形的平行线条，在每组“∧”形线条之间布满刺点纹，显示出独特的装饰效果；叶片柄端两侧有小缺口犹如鱼头形，并有小孔，可供穿系所用。■鱼纹金箔
在三星堆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锤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杖身上端有3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
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
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应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
黄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上看，是先将纯金锤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肩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器人头像上，经锤拓、蹭拭、剔除、黏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王者风范 代表某种行为标准，指一个人是否具备拥有帝王将相般的模范。在历史上，一个帝王的行为规范最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人民的行为准则。其表现为大度，但对于别的细节又很认真，拥有无与伦比的观察力；有心计，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导能力，而且要在做事前确立自己的目标，在做的过程中，不利欲熏心。
在三星堆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做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愉，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同时，从金箔面罩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中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 三星堆金面罩人头像
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是一致的。
另外，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金箔虎形饰高6.7厘米，宽11.6厘米，用金箔锤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金箔鱼形饰长22.68厘米，宽1.85厘米，形似鲇鱼，又似细叶，从一面錾凿形线和刺点纹。头端戳有一小空，两侧錾一个小缺口。
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金沙村远古文明遗址，在1000多件遗物中，包括30件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
这些金器采用的是锤揲、剪切、刻画、模冲、镂空、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其厚度一般为0.02厘米至0.03厘米，最厚的约0.04厘米，含金量83.3%至94.2%，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许多金器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镏金饰物
一系列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沙先民有独特的“黄金崇拜”。首先，数量多，形制丰富，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中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金沙村遗址出土金箔
其中，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则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
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为19.6厘米至19.9厘米，宽2.68厘米至2.8厘米，厚0.02厘米。
金带表面纹饰由4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金叶文物■ 镏金覆面
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标志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的同一性或连续性。
金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画工艺。图案中鱼体宽短，大头圆眼，嘴略下勾，嘴上有胡须，鱼身刻画鳞片，身上有较长的背鳍，身下有两道较短的腹鳍，鱼尾作“Y”字形，两尾尖向前卷曲。箭头插于鱼头内，箭杆较粗，带尾羽，鱼的胡须处采用刻画工艺。
鸟位于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朝箭羽方向，鸟为粗颈，长尾，大头，钩喙，头上有冠，翼展较小，腿爪前伸，鸟爪亦采用刻画工艺。
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仍由两圈旋纹构成，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饰有一长方形方框，组成一个图案。
整个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所以这件金冠带被称为“射鱼纹金带”。而这件特别的太阳鸟金饰件，在金饰上刻画着的是“太阳”和“鸟”的清晰图案。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总体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4只鸟身较瘦长，翅膀短小，喙微下勾，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逆时针飞行，与内层旋涡旋转方向相反。太阳鸟 又称三足鸟，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十日每天早晨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
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都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像一道道火苗，又像一根根象牙，也像一轮轮弯月，极富美感。■ 金沙出土金冠祭祀 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祭祀对象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圣经《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书进行解释。
古蜀人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
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另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
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及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虽然很多古代器物中都有太阳形图案，但是刚好是12个的却不多。这说明蜀中的天文历算特别发达，有其独特的系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古蜀人使用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历法知识。■ 远古金块
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
太阳神鸟金饰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在金沙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做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在金沙遗址中也发现有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圆脸，耳朵外展，耳郭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未穿通。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微张，镂空而成。器表做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罩弦纹 古代纹饰，是刻画出的单一的或若干道平行的线条，排列在器物的颈、肩、腹、胫等部位。是古器物上最简单的传统纹饰，在青铜器上呈现为凸起的横线条。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普遍流行。弦纹是作为界栏出现的。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亞”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而鱼形金饰，长4.9厘米，柳叶形，头部有一圆形小穿孔，身上錾刻有鱼刺纹和点纹。
除此之外，另有几件金饰也各具特色。
如喇叭形金器，口径9.8厘米。器较矮，小平顶，顶上有一个不规则穿孔。器表不平整，内外壁均抛光，留有零乱的细密划痕。
还有金器呈“几”字形，长49厘米，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附有铜锈，抛光处理。
条形金饰，素面。残长14.7厘米，宽1.6厘米。
三角形金器，长25厘米。器呈圆角三角形，器一端有长方形柄。器外缘内卷，身中部有一裂缝。
除此之外，商代葬墓中位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
如山西省保德林遮峪村商墓发现的两件赤金弓形饰，形状一样，高、宽、厚各为11.1厘米、26厘米、0.5厘米和13厘米、29.1厘米、0.5厘米，总重量是215克，含金量达95%。这两件箔饰的两端各有一穿孔，位于死者胸部，应当是缝缀在衣服上的一种装饰。
山西石楼桃花庄商墓死者的头骨处有一带状金片，长、宽、厚各为57.6厘米、4.8厘米、0.05厘米，重约150克，两窄端各有穿孔，据考证，墓主人以圆箍形“颊”或额带束发，金片是上面的装饰。阅读链接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三星堆灿烂的金器展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貌，而这些金器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断地为了解古蜀国，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掌握黄金的淘洗加工技术，以及从挖掘的这些考古遗物上来看，说明冶炼锤锻辗制加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特别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叶之类的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黄金制品，可以说明古蜀王国在制作工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黄金制品的用途和内涵方面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
好德尚礼的西周时期金器
中国自古就崇尚人的品德，西周人尤其好德，有一则与金子有关故事可以说明：
当时，鲁国人秋胡娶了妻子才5天工夫，就到陈国做官去了。这一去过了5个年头才回来，在路上秋胡看见一个采桑的妇人，十分欢喜，就下车拿了金子去引诱，可是那采桑的妇人毫不理会。■西周时代镏金青铜器
秋胡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就捧了金子出来献给他的母亲，随后又唤妻子出来，谁知就是他刚在路上调戏的采桑妇人。秋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只听他妻子说：“你因为欢喜女子而给她金子，这是忘记自己的母亲了，忘记了母亲，就是不孝；贪恋女色，动了淫心，这是污秽自己的品行了，也就是不义。你孝义两件都丢失了，我实在羞于见你。”说完就奔出门投河死了。■ 凤纹镏金铜壁
在中国古人的眼中，认为只有好的德行才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一个人真正能谨守一生的最大财富。所以，在十分强调礼制的周代，秋胡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孔子后来一心要恢复的就是周礼。
当然，中国文化既有这种严厉苛责自己的一面，也有极其宽容大度的一面，那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只有在这两方面的牵制与中庸里，文化才显示出不会在物欲里迷失的可能。
由于西周时人们并不崇尚奢华，所以当时的金制品也非常少见，西周的金饰主要是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的金带饰，其中，圆形饰7件，长方形饰1件，兽面纹饰3件，类似虎头形，另有1件为镂空兽面纹三角形饰，大小共计12件，总重433克。孔子（前551—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东周时期鲁国陬邑，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三角龙形金带饰高1.65厘米，重93.7克。三棱锥体状，外折边且有8个方形小穿孔。器表做两组单首双身龙形，顶端为浮雕式，龙头上有螺旋形双角，口旁一对獠牙，卷鼻，吐舌，纹样间隙镂空。■ 三角龙形金腰带平脱 将金、银纹饰用胶漆平粘于素胎上，空白处填漆，再加以细磨，使粘上的花纹与漆面平齐，叫“平脱”。所谓的金平脱技术，一般是将金片用漆粘在器物上之后，再在器物表面加涂漆液，有时要加涂几次，使漆形成一定的厚度，比饰件厚度稍厚。待漆干后，再将金饰片上的漆磨掉，露出饰件纹样，并使之与漆面平滑一致。
兽首形金带扣高2厘米，重39.1克。兽首，牛鼻，双角尖有短梯形豁口，下有獠牙。
虢国墓地出土的金带饰的制作工艺均为钣金浇铸成型，而且运用了镂空工艺。这些金饰件都位于棺内尸体腰部，估计是腰带上的装饰件。
在山西省曲沃西周晋侯墓中也发现了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品。
此外，在北京市琉璃河的西周燕国墓里发现了一件木胎漆，器身上镶有3道金箔，下面两道金箔上还嵌有绿松石，这是发现最早的一件金平脱古器。
金平脱工艺的出现，说明金器工艺从商代发展到西周，已经有了小小的进步，而且这个工艺也可以看作金工艺寻求独立发展的萌芽。
尽管西周时期的金制品非常少见，但从已发现的实物来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
如在甘肃省礼县大堡子西周晚期秦人墓发现的金饰片中，有金虎2件，鸱鸮形金饰片8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推定为棺木装饰。
其金虎长4.1厘米、高16厘米、宽3—4厘米。鸱鸮形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以金箔剪裁而成，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为翎毛，窃曲纹的余白中为形状各异的镂孔，使得鸱鸮形象异常富丽。窃曲纹 周代的一种重要装饰纹样。又称穷则曲，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一般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而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
这两件金饰纹路清晰，凸凹起伏，犹如青铜器铸造出的纹样。它在锤揲中似采取了加底衬式冲模等高超的手段。从先秦各金箔饰物的具体状况来看，被金箔装饰的器物有铜器、玉石器、漆器、木器及衣帽等。
河南浚县辛村的西周墓发现的包金铜兽头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大者长2.8厘米、宽2.8厘米，小者长2.4厘米、宽2.6厘米，铜兽头刻镂精细，外包金箔薄匀，花纹毕露。
墓中还有矛柄饰金箔24片，有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等形状，分贴于矛柄的各部位。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如陕西省扶风强家沟的西周墓发现的绿松石柄形器一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省洛阳北窑西周墓发现的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陕西淳化史家塬的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件，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4.5厘米、宽3.5厘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2.5厘米。
掐丝是金器制作的基本技法之一，其做法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锤打而成。■ 镏金青铜桶
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带发现的西周时金耳环，通常称“珥”，共26件，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绿松石。
还有一种是圆圈形，发现于辽宁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它是用金丝绕成两圈。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西周末期墓葬发现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阅读链接西周时，在金器工艺中还发明了錾刻，《荀子·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至于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看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锤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金银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黄金白银的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黄金在上层人士中的使用比较普遍，它既是诸侯、贵族之间相互馈赠、贿赂的礼物，是财富的象征，又是战争争夺的对象和祭祀用的供物。
与黄金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带钩普遍被王公贵族作为饰物佩戴在身上，尤其是金带钩材质高贵，造型奇特而别具匠心，也是当时身份的象征。■春秋纯金带钩管仲（前719—前645），名夷吾，史称管子。他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之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有“春秋第一相”之誉，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带钩是古代扣接腰带的用具，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至汉。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非常普遍，形制也日趋精巧，长短不一，有短至2寸的，也有长达11寸的，但钩体都作S形，下面有柱。有竹节形、琵琶形、棒形、鱼鸟形、兽形等，其材质包括金、银、铜、铁、玉、玛瑙各类。
带钩不仅有束住丝带革带的实用价值及装饰美化作用，相传它还为齐国争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古文献记载，春秋时管仲追赶公子小白，拔箭向他射去，正好射中他的带钩，公子小白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了霸业。
带钩既是当时的服饰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有些铜、铁带钩也是用包金、镏金、金银错、嵌玉、嵌琉璃或绿松石等方法加工的，品种繁多，制作大多精致轻巧，是非常珍贵的艺术作品。
在春秋中、晚期，齐、燕、楚、秦等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带钩。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的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墓葬中都有带钩发现。如江苏省涟水三里墩战国墓发现的一件兽形金带钩，造型虽为怪兽却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奇妙感觉，线条圆润、流畅，做工精巧、细腻，整件作品既高贵又清新，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人生既要艺术化又要以仁义为精神和依归的“乐教”传统。■ 竖线纹鳞形金饰片■ 战国青铜镏金带钩
这一兽形金带钩，系采用立雕、浅浮雕、阳刻等多种技法铸造制成，长12厘米，重275克，钩形似战国时期流行的琵琶样式。
纹样的风格和同期青铜器纹样的风格相一致。将带钩向上时，整个形象为蹲坐状的怪兽，钩似马首，前肢抬起收于胸前，挺胸勾首，颇为生动。
马首靠近右眼脖颈处有一明显凹陷及一较细划痕，似为重物或尖锐器物所划伤。带钩中部即怪兽腹部颜色较深且粗糙不平，似被汗渍污染所致。
在鲁故城墓中也发现了近10件带钩，质地有银、铜、玉、铁等，制作工艺有镏金、金银错、贴金和镶嵌等，堪称佳品。如在一座墓中发现的兽头银带钩，根据位置和共存器物判断，此带钩是佩器钩。器作琵琶形，钩首作兽头形，器身弧形拱起，侧视呈“S”形，尾端雕饰卷角兽面纹。两道细凸棱使钩身正面呈瓦状内凹，背面一圆钮，长15.9厘米，宽2.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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