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者日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弗里德里希·莱克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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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者日记试读：

斯宾格勒死了（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他的死，就跟古代皇帝的死一样，要仆人陪葬。几天后，阿伯斯（Albers）也跟着死了。阿伯斯在出版社负责为斯宾格勒出书。阿伯斯的死法很恐怖，他跳到了一列开往施塔恩贝格（Starnberg）的火车的轮下，尸体留在铁轨上，大腿被碾断了。

就在几周前，我和斯宾格勒在慕尼黑的拜尔大街（Bayerstrasse）见了最后一面。像往常一样，他穿着昂贵的斜纹软呢西服。像往常一样，他表情严肃，满嘴气话。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预言，这反映出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他的报复欲。跟他聊天颇有收获。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当时是阿伯斯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的。一辆小马车把他从火车站接来，那辆马车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是为他设计的。他的体型十分庞大，又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就更显得庞大了。他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稳定：低沉的声音；穿着斜纹软呢西装——他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穿衣习惯；晚餐的胃口极大；夜里睡觉打呼噜，声音惊人地大，就好像锯木头一样。那天晚上，住在我位于基姆高（Chiemgau）乡下别墅的还有几位客人，他们被吓得一夜没睡好。

他在这个时期不是很成功，还没有彻底投奔大财团——他直到投奔了大财团后命运才有所改变。此时，他仍然能过愉快闲散的生活，有时甚至在别人的劝诱下，敢于放下尊严去河里游泳。当然，后来就无法想象他敢在种地的农民面前，穿着游泳衣，气喘吁吁地像个河神一样爬上岸。

他是最奇怪的混合物，身上既拥有真正伟大的人性，也有或大或小的缺点。现在回想起来，我离开他，是害怕他日后伤害到我。他是个喜欢独自吃饭的人——在大吃大喝中，眼睛里仍然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有件事回忆起来很有意思。当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几周时间了，他来找我和阿伯斯一起吃一顿轻便的晚餐，那时惹客人生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整个晚餐时间，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一边吃饭，吃掉了整整一只鹅，没让别人尝一口。

他喜欢大吃大喝（费用由支持他的工业大亨们负担）不是他唯一的趣闻。在他成名前，我俩见过一面，他要求我不要去他住的地方（我记得是在慕尼黑的阿哥尼大街）。他解释说自己的住处太小，而且他很想让我去看看他在附近的书房，那里有丰富的藏书。

到了1926年，他获得了一些重工业巨头的赏识，把家搬到了伊萨河畔瓦登梅尔大街上的一套豪宅中。他邀请我去看他家里的几个大房间。他让我看他的地毯和绘画，甚至让我看他的床——这张床很值得一看，因为它的样子就像一个棺材。当我提出还然想看他的书房时，他显得有点惊慌。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让我看了。我发现他的书房很小，书房里有一个胡桃木的书架，书架上除了有一排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印制的书和几本侦探小说之外，还有一些公认的“色情书籍”。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极度缺少幽默感的人，而且别人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他最憎恶骗子；尽管他那部《西方的没落》推演出了许多宏大的结论，但他始终不去更正自己书中的错误。比如，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圣彼得堡成名了，而不是在莫斯科。魏玛共和国的伯恩哈德公爵（Duke Bernhard）死的时候，华伦斯坦（Wallenstein，1618—1648，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还没有遇刺。他有几个重要结论是建立在这些错误之上的。谁都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悲哀的是没有人敢告诉斯宾格勒！

我记得在我家里曾发生过很好玩的一幕。他有个习惯，吃完了晚饭就抓住在场的人，用盘问的方式硬让他们听他说教。他有一位听众，刚从非洲回来，患了疟疾，坐在扶手椅子上边听讲边睡着了，且呼噜声特别响，但每次那个主讲的大人物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却总能醒过来，而且能非常自如地立即回答问题，所用的词汇竟然是斯宾格勒常用的。这件事本来可以逗他一乐，但他却感到受到了沉重的伤害，后来也不理人家了。

再重申一遍，他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幽默感的人；在这方面，只有希特勒先生和纳粹党羽能超过他。希特勒之流，卑鄙得要死，从骨子里就缺乏幽默感，在公众场合的表现极为沉闷单调，在他们统治下的四年里，生活简直像死尸一样僵硬，我们快要被憋死了。然而，如果你认为我回忆了斯宾格勒的这么多缺点是为了贬低他，那就错了。我既不必提及他研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独立工作，也不必提及他对整整一代人做出的前瞻性预言。无论谁见到他，都能看出他出众的才气，即使是临时发言，他的才气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还代表了人类所能接受的最高教养；他一副沉着镇定的样子，这副样子只有在罗马帝国后期的那些表现淡泊主义的雕塑中才能看到。

我不知他是否真地预言了这个世界将会出现非理性的潮流，但这股潮流确实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的没落”，其实真正没落的只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这400年来所创造的世界。然而，在他追求自己的学问的过程中，他陷入了对重工业寡头的依赖，而这依赖已经开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是他命中注定的。我至少有一点不如他，我不知道如何把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衰落》第二卷中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基督世界的预见力，与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技术治国的理念混合在一起。他是个悲剧，虽然他有极高的智慧，要我说就是那种喜欢恶作剧的老师的坏智慧，但他的智慧让他不相信众神，且更加不相信上帝。大约在1926年的时候，他的信徒开始离他而去，因为他与当代的德国同流合污——不是纳粹，没有人比他更恨纳粹，无论是躺下，或梦中，或醒来，他都在恨纳粹——而是鲁尔那边的军队商人，这些人在帝国垮台后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宰者，他们很高兴满足斯宾格勒对生活格调的追求，他的生活格调，虽然有一部分贵族的成分，但不知何故也包含了享乐主义的成分。他的早期工作所表现出的不断上升中的思维力，在他的饭桌上堆满了工业寡头提供给他的法国勃艮第产的佳酿后就突然消失了——我说的不是圣安东尼，而是蒂森（Thyssen，钢铁寡头）和霍希（Hosch，汽车寡头）。

所以，斯宾格勒是被自己的享乐主义倾向给欺骗了，被美味的佐料给欺骗了，被他姐姐的厨艺给欺骗了（他姐姐为他把持家务）。给纳粹编辑报纸的人，过去是有特殊经历的小学教师，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尉，这些军人在战后什么事都没有做。纳粹的这些编辑们都兴高采烈地认为斯宾格勒转变为跟他们有一样的思想了；他们还认为剩下的反对派人士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转变。斯宾格勒的《决胜的年代》有两部，第一部使他成了一名殉教者，他的第二部目前存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地下室，正在等着复苏的时刻，我们都盼望着那个时刻的到来。1936年7月兴登堡的迂腐

慕尼黑，这座被普鲁士人占领且让人感到陌生的城市，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交通部长埃塞尔先生，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应该被称为放荡交通部长。埃塞尔与一家小旅馆老板的女儿私通，被那女孩的爸爸狠狠揍了一顿，他既不敢外出、也不敢留在慕尼黑。这个政权的风格，就是把道德当作累赘。他在不久之后被调到了柏林，而且职位还升了。升了官后，他宣布德国人今后不能单独出国，而必须一起组团出国，这样就能释放“组织给人带来的愉快”。因此，我们失去了仅有的个人自由，完全变成了这支游牧部落里的囚犯，统治这支部落的是几只恶毒的“猴子”（指纳粹党——编者注），他们在三年前获得了统治我们的权力。

我最近与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谈起了纳粹夺权的事。他说这件被人们称为“德国革命”的事，其本质就是勒索。他的故事如下：

老兴登堡是个穷光蛋。他想在离职前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奥斯卡接管自己的生意。奥斯卡把钱投在股票市场，但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他欠了1300万马克的债。为了还钱，他参与了“东部免除债务运作”——我相信他父亲不知道这些情况——纳粹在1932年发现了这个秘密（布鲁宁内阁倒台可能与此有关）。希特勒的人得到罪证的复本，这等于是鞭子在手了。

兴登堡一直不想见希特勒。据报道，他可能真的说过那句话，“我甚至不想让那个下士去做邮政局长，就更不用说让他去做总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军队里做信使。）但到了1932年夏季，兴登堡已经变得身不由己了。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当普特姆帕（Potempa）发生残杀共产党人的案件时，希特勒厚颜无耻地发电报祝贺，但兴登堡作为国家元首岂能一言不发？

到了1932年底，德国国会开始调查东部股票免除债务的事，兴登堡在纽德克的地产浮出水面。兴登堡集团感到十分忧虑。这时又爆发了柏林大游行，冯·巴本内阁变得更加顺从纳粹的“解决方案”。希特勒判断现在可以施压去获得总理提名了。

这个故事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是吻合的。格里哥·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这个人，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他在1932年11月曾经向我暗示过同样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兴登堡要与纳粹在冯·巴本的别墅中召开秘密会议。冯·施罗特夫人（Schrǒter）担任双方交谈的调解人。自从运输工人罢工之后，冯·巴本一想到自己妻子和财产的安全，就害怕得发抖，他在这些人面前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这最终还能解释另一个被否认的幕后事件。冯·施莱歇（Schleicher）是整个事件中的另一个阴谋人物，他在与老总统分裂后，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逮捕了奥斯卡·冯·兴登堡，并囚禁了他一晚上。据说，冯·布雷多（Bredow）将军是指挥这次逮捕行动的军官。一年半后，他与冯·施莱歇一起在罗姆暴动中被杀。

因此，我们之所以陷入目前的极度悲惨境界，似乎是因为兴登堡在股市投机失败后被人勒索的结果。

我无法对一个死人进行审判。但我相信，当德皇在1918年11月9日受到威胁时，他的犹豫不决是对德皇的背叛。他在临终之际与希特勒见面的故事，总能让我浮想联翩。

兴登堡拒绝希特勒来探望病情。但这阻止不了希特勒：不去将会影响他的声誉。希特勒强行去了，并得到了兴登堡的祝福。兴登堡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在16年前背叛德皇的事。他显然错把希特勒当成了德皇，他拍着希特勒的手，请希特勒给予原谅。

如果这些情况中有一小部分是真的，当真相暴露出来后，这个国家就会大乱。我不担心那老头的名声：他根本无法应付这个局面。我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出什么错事，即使他用尽自己全部智慧做出来也一样。他在一战中的表现极为迟缓，这才没有让鲁登道夫的大胆迂回作战遭受失败。

霍夫曼（Hoffmann）将军曾经是兴登堡的助手，他的遗孀最近向我展示了他丈夫在1914年秋季写的信，当时德军正在向波兰的北部挺近。信是这样写的：“他（兴登堡）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晚上才回到指挥部，让我宣读明天要发出的命令，然后说，‘天哪，小伙子，我做也不过如此！’贝特曼–霍尔威格（Bethmann Hollweg，当时的德国首相）要来听取战略形势汇报。我们需要告诉兴登堡将军怎样说。他甚至不知道我军部队的位置。”

我要再次说明，我不想做死者的判官。兴登堡对自己的处境认识不清。他太老了，很可能是不愿意去克服困难。然而，整个国家竟然认同他的迂腐领导，这就另当别论了。德国的议会制度也有责任：只要这个国家认同这个政治体制，我们就只能容忍这个体制制造出的混淆、动乱、政治迫害。确实，德国现在需要一个主宰者。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受那个额头留着一缕马鬃的流浪汉来领导。1936年8月11日希特勒印象

在慕尼黑见到了弗兰肯贝格（Frankenberg），我们谈起了罗姆暴动的事。罗姆死的时候很勇敢，在对监狱的咖啡质量提出一番抱怨之后，他像一个战士那样慷慨赴死了。戈培尔（Goebbels，纳粹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和他手下那帮人散布的那个版本说罗姆躲在床下，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个谎言而已，这是恶毒的、怯懦的，因为死人是无法站出来反驳他们的诽谤的。他们在撒谎方面颇有天分。总有一天他们会受报应的，谁也跑不了。

威利·施密德（Willi Schmid）也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了，他是《慕尼黑日报》的音乐批评家——你可以说，他是因为疏忽而被杀的，因为杀手不幸认错了人。似乎纳粹是在电话簿里找他们想找的施密德，他们在误杀了一串“施密德”后，才杀死他们真正想杀的那个施密德。这就是他们常说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72岁高龄的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也被杀了，不是被枪毙的，而是被党卫军队员在马里昂巴德旅馆的院子里踩死了。

罗姆暴动这件事，非常奇怪，其意义也深远得难以预测；一旦真相有机会披露出来，肯定能让大家感到战栗……我听说希特勒本人在巴特威斯浴场发动了印第安人式的奇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政敌，而且其中有一个对手还进行反击。那人被气得大喊大叫，挥舞着手枪，沿着楼梯往楼下追希特勒，希特勒最后跑到地下室，躲到一扇铁门后面才幸免于难。我们这个新政权曾经有过如此悲剧的开始，真让人感到亲切，日后肯定有“好结果”！

我正在写一本有关16世纪再洗礼派教徒在明斯特（Munster）建立一座城市国家的书。同时，我也阅读了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人对“天国”的描述，这些人的描述让我感到震惊。在所有方面，甚至于极其荒谬的细节方面，那个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天国”都很相似，以致让我感觉建设城市国家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目标。与现代德国一样，明斯特城市国家把自己与文明世界隔离开来；像纳粹德国一样，它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里是极为成功的，似乎战无不胜。然后，突然有一天，出乎意料地，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能让它崩溃……

就我们而言，那贫民窟里生出来的私生子，却变成了先知，他的反对派被瓦解了，世界对我们既惊奇又不解。在我们中（最近在贝希特斯加登发生了一件事，疯狂的妇女抓起那位漂亮的流浪汉脚下的沙土，吞下肚里），过度狂躁的妇女、教师、叛变的牧师、社会渣滓、外来人口竟然变成了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我不得不删除一些类比，否则我会变得更加危险。在明斯特，被一层薄薄的意识形态佐料覆盖着的是邪恶、虐待狂、不可理喻的权力欲，无论是谁，只要不接受新的教条，马上就会被处死。希特勒在罗姆暴动中扮演官方刽子手的角色，就如同明斯特的博克尔松一样（Bockelson，明斯特城市国家的国王，实行共妻制度，他一人就娶了15位妻子。他子1536年1月26日被处死，尸体放于笼中示众）。与我们一样，博克尔松颁布了苛刻的法律，用以控制可怜的平民，但他和追随者们却不必遵守。博克尔松周围都是保镖，没有任何刺客能接近他。与我们一样，明斯特的街上有群众大会，人们必须“自发地做贡献”，反对的人就会被放逐。与我们一样，明斯特的群众被灌输了毒品：举办民间节日，建造毫无用途的建筑物，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街上的群众有时间去思考。

跟纳粹的所作所为一样，明斯特派遣自己的“第五纵队”和说客去周围的国家搞破坏。事实上，明斯特主管宣传的杜森施努尔（Dusentschnur）走路就跟戈培尔一样地拐，历史是个笑话，花费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培养出两个一模一样的的人：许多与我一样熟悉我们“撒谎部长”诡辩能力的人，都劝我不要把这点写进我的书里。于是，在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之间出现了一个强盗国家，他们用谎言作为建国的基础，威胁所有的现实秩序——我指的是德皇、贵族以及各种早就建立好的关系。设计这个国家的人是一群具有疯狂权力欲的暴徒。还有几个类似的例子有待观察。在1534年围攻明斯特的战役中，人们被迫吞自己的大便、吃自家的孩子。这样的事有可能再次发生。希特勒和他周围那些马屁精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相同的结局，就跟明斯特的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Knipperdolling）一样。于是，在我们的大教堂上，哥特式的怪兽猥亵的后背伸到空中，这怪兽长着鹰钩鼻和有爪子的脚，代表着所有的丑恶；还有举着鞭子抽打基督的家伙，为的是维持法律，这不可避免地让人感到可怜……

现在假定所有这些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在清除疮疖的脓血时喷发出来会怎样？假定这底层世界里的东西被撒旦释放而喷发出来，那潘多拉盒子里的恶毒的精灵逃逸出来又将怎样？这难道不正是明斯特所发生的事吗？实际上，明斯特人在事发前和事发后都是很保守的。这是不是能解释德国目前发生的所有情况？从希特勒的统治开始的那一天起，不仅天气变得恶劣，夏天大雨不断，庄稼被毁，奇怪的爬行动物折磨着这个古老的地球，而且一些诸如你我、对错、好坏、上帝魔鬼这样重要的概念都出现了混淆，这是一场与明斯特的变故非常类似的严酷的、巨大得难以估量的宇宙大动乱，但平时守秩序、勤恳劳动、热爱美好生活的德国人，竟然接受了眼前的这一切。

我最近恰巧去了一趟明斯特，参加了官方举办的一次庆祝活动，如今这类活动天天都有。庆祝活动中，有吹大喇叭的，也有敲大鼓的。平时我都是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旅馆里，但这次那里没有空房间了，于是我在老城区找到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对面就是一所学校，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正好住在里面。

我看到他们中有个男孩子，放下背包，走近空旷的教室。他在教室里四处张望，最后看到了讲台背后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这时，我看到他稚嫩的脸因气愤而变了形。他上前把这个德意志大教堂和巴赫《马太受难曲》供奉着的神圣标志从墙上扯下来，扔到了窗户外面去了……

他嘴中还大声叫喊道：“滚吧，你这肮脏的犹太人！”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我听说了多起孩子在政治上谴责父母，并用斧子砍父母的事件。我不相信这些孩子天生邪恶：就拿昨天破坏耶稣像的孩子来说，昨天他可能还着迷于杜松树的神话传说或忠实的海因里希的故事，但到了今天，出于对他的那位蛊惑人心的主人的忠诚和担心，他竟然有了一副铁石心肠。

我沉陷在这个深渊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在这42个月中，我满腔仇恨，睡觉前内心里充满了仇恨，睡醒了心里仍然是仇恨。我感到自己是被一群歹毒的猴子包围的囚徒，这种感觉让我窒息。我绞尽脑汁也无法解答一个永恒的困惑，这个民族在几年前还专横地守护着自己的权利，可现在却能糊里糊涂地追随那个昨天的流浪汉，而且是不知羞耻地追随。

我最近见到了希特勒，地点是在泽布鲁克（Seebruck），他坐在一辆有装甲保护的轿车上悄悄地缓慢驶过，轿车的前面有骑摩托车的武装保镖提供进一步的保护：他脸上的肉像果冻，脸色是矿渣灰色，圆面孔长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睛，就像两粒葡萄干一样。他的这张悲伤的、无聊的、跟偷来一样的脸庞，如果放在30年前最黑暗的威廉皇帝时代，根本无法当官。如果这张脸坐在大臣的椅子上，开口发布命令，不仅首相府里的高官不会听他的，就是看门人和清洁女工也不会听他的！

如今怎样？我听说希特勒最近否决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德国陆军司令官凯特尔（Keitel）提交的，但希特勒不满意，于是就把一个铜花瓶向将军的头部砸了过去。这难道不是一个落入令人感到耻辱的污水坑里的民族会做的事吗？“他们只能那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是我在明斯特16世纪编年史中看到的。

我既不是个超自然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虽然有许多预感，但仍然是时代的小人物，但我坚信我看到的东西。然而，我心里有一个可怕的困惑，我不断回顾我所看到的，但结论都是一样的：

我所看到那个由一群马穆鲁克（Mameluke，1250—1517年间统治埃及的军事阶层，原为土耳其奴隶，1811年该阶层被摧毁）守护着的人，跟撒旦一样的，有人形，但不是人。

他是个鬼怪故事中的人物。

我见过他几次——但不是参加他召开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20年，地点在我朋友克莱门斯·冯·弗兰肯斯坦（Clemens von Franckenstein）的家里，他的家后来成为伦巴赫别墅。根据男管家的说法，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强行到处乱闯，闹了足有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设法获得了一份邀请函，他假装对舞台设计感兴趣（克莱门斯是大戏院的总监）。希特勒很可能觉得舞台设计跟他的从前的职业室内装修是差不多的。

这是他第一次进这栋房子，他背着吉他，带着一顶邋遢的宽边帽子，手拿着马鞭。他身旁还有一只牧羊犬。从戏剧效果看，在冰冷的大理石墙壁和哥白林挂毯的映衬下，他就像一个牛仔，穿着皮马裤，带着马刺，坐在巴洛克式的祭坛的台阶上，旁边站着一匹小马。他坐着，好像是个服务生领班——那时他比较瘦，饥肠辘辘的样子——看到一位真男爵在面前，他似乎很有兴趣，但显得拘谨；有敬畏感，只敢把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但他的腰是直立的；无论主人怎样优雅地嘲笑他，他似乎并不介意，却像一只狗在啃生肉一样，贪婪地侧耳倾听着每个字。

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他滔滔不绝地说开。他在说教。他对我们讲话就像一个军队里的牧师一样。我们一点都没有反驳他，甚至连一点不同意见都没有，但他对我们却怒吼起来。仆人以为我们受到了攻击，赶紧进来保护我们。

他走了后，我们默默地坐着，感到很困惑，一点都不高兴。大家的情绪是沮丧的，就好像乘坐火车时包厢里坐着一个神经病人一样。我们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最后，克莱门斯站了起来，把一扇巨大的窗户打开，让温暖的春风吹进屋里。并不是我们这位严厉的客人身上不干净，让屋里充满了异味。实际上，巴伐利亚乡下的房子里总是有异味。那股春风，实际上是赶走人们心中的压迫感。不是屋里的那个人身上肮脏让人们有压迫感，而是某种其他的东西：一头怪物携带的那种肮脏的本性。

我经常去慕尼黑军械库骑马，然后去罗温布劳凯乐吃饭：在那里，我第二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这时不再担心会有谁来打扰他，所以没有像他在弗兰肯斯坦家那样连续地用马鞭抽打他的靴子。我一眼就看出他上次那种紧张情绪没有了，这使得他立即便能开始长篇的讲演。我骑马已经很累了，所以饿得想立即独自大吃一顿。然而，他却把他的那本政治书的所有陈词滥调都浇到我的头上。他把自己的教条和盘托出，我在这里就不累述了，未来的读者肯定会感谢我为你们节约了时间。这是因为这个小男人的狡诈本性，德国外交政策变成了一系列的合法行窃和一系列有领导的盗用、伪造、违约，而所有这一些都是为了让教师、官僚、速记员满意，这些人构成了这个政体的真正支持者和堡垒。在这些人眼里，这个小男人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治家。

当他激昂地说话的时候，一律油乎乎的头发会垂落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就跟骗子一样。我感觉他在本质是愚蠢的，与他的亲信巴本的愚蠢是一样的——这就如同在买卖马匹时使用政治手腕一样愚蠢。

但这不是我对希特勒的全部印象，他还给我留下过更深刻的印象。每当我想起这次见面，我都感到越发回味无穷，他是在我吃香肠这道菜和小牛排这道菜之间停止了布道，离开了我，他走的时候那副样子就像一个服务员拿了小费一样，而且跟他与兴登堡握手的照片里的样子是一样的——就跟服务员领班手抓着小费一样。

第三次见到希特勒是在法庭上，罪名是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制造混乱：那时他的名声已经超出了慕尼黑的范围……我看到他走进旅馆，此时他是个名人了。在法庭上，他似乎在向一名负责审讯但级别很低的官员求情：那副样子就像入狱过几次的人一样。另有一次，他估计自己会被赶出旅馆，于是随着一名背影僵硬的看门人一起去找旅馆经理要求赊欠。

自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他在20年的时间里飞黄腾达了，但我对他的印象却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丝毫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没有快乐可言，他恨自己。他的投机主义、他渴望成名的巨大野心、心比天高的虚荣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掩盖内心因巨大的精神创伤而产生的痛苦。

还有一些细节可以披露。厄纳·汉夫施滕格尔（Erna Hanfstaengl）比我更了解希特勒，她说希特勒越来越怕鬼魂。她认为他是害怕被他谋杀的那些人的鬼魂，所以他不敢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与此很类似的还有一件事，希特勒每天晚上都要去他的私人电影室，要一部接着一部看6部电影……

这可能是真的。这些事加起来印证了我对希特勒的判断。我甚至认为不应该从道德角度去评判他——他连“大罪犯”的称号都不配。除了在报纸上，如果德国政府再建立起一个大广播电台，宣布他是最大的艺术家，设法满足他的无止境的虚荣，我相信他会变成一个无害的追梦者，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放火烧毁整个世界。

不，我不认为他是个波吉亚式的人物（Borgia，曾经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枢机主教，是个令人恐惧的野心家、阴谋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下传世名作《君主论》）。我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具有乱七八糟欲望但又受到压制的窝囊废，被历史所愚弄，被给予了像希腊民主领袖克里昂（Cleon，早年反对伯利克里受挫，伯利克里死后，他掌了大权，竭力纠集古希腊城邦反对斯巴达，却以失败告终）一样的权力，在一段时间里让他掌控一下社会这台巨大的机器。我认为这个可怜的魔鬼，来自史特林柏（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笔下的肮脏地狱，他与历史上的博克尔松一样，趁着民族的脓肿爆裂之际，代表着大众被禁锢着的黑暗欲望——他就像明斯特的前辈一样，是从德国神鬼故事中跑出来的人物。

后来，我有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希特勒，时间是在1932年秋天，当时德国已经陷入狂热之中。我和弗里德里希·冯·慕克（Friedrich von Mucke）一起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饭店吃饭，这时希特勒走来进来，他走过餐厅，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就他一个人，没像往常那样带着保镖。这位德国的大人物，坐在那里……他感到我们正在用挑剔的眼光观察他，他感到不舒服。他的脸色阴沉，就好像一个小官僚走进了一处他不该进的地方，但既然进来了，他就要获得公正的服务，他“要得到那些绅士们得到的服务……”

他坐在那里，样子像是个新涌现出来的成吉思汗，或是个滴酒不沾的亚历山大，或是个没有女人陪伴的拿破仑，或是个雕像般的俾斯麦。如果他吃一顿俾斯麦的早餐的话，他肯定要在床上躺四周的时间……

我是开车去镇子上的，因为在1932年9月的时候大街上已经安静得不太安全了。我身上有一只装着子弹的左轮枪。在那间几乎是空荡荡的餐厅里，我本可以轻松地射杀希特勒。如果能预见到他未来会发挥丑恶的作用，让我们受难那么多年，我肯定会二话不说就杀死他。但我认定他是个喜剧人物，所以没有开枪。

但我其实帮不了太多的忙：我们的最高殉难委员会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希特勒在那个时刻乘坐火车，火车将会被出轨。当他死期到的时候，在任何地方的所有方向都会有取他性命的行动，甚至是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有许多要刺杀他的谣言。已经有许多企图失败了，而且未来还会有失败。这些年来上帝似乎睡着了（这是一片魔鬼猖獗的土地）。俄罗斯有一句格言：

如果上帝愿意，扫帚也能当枪用。1937年5月喧哗与躁动的柏林

又有一桩政治丑闻传遍了整个德国。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是慕尼黑著名出版家族的继承人，在失宠前是纳粹对外新闻宣传的主任。事情发生得很快。在2月的一个早晨，他登上一架去往西班牙的飞机，飞机在天上转了好几个大圈子，显然是想把他抛出机外，但没成功，于是迫降，迫降的地点在图林根州的森林里，当时是暴风雪天气，温度零下10多度，他本人仅穿着西装。回到柏林后，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德国对外新闻办公室——被关闭了。英国驻德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帮助他逃亡到了英格兰。这位英国大使在罗姆暴乱中曾为布伦宁（Brunning）和特雷维拉努斯（Treviranus）求情。

据说之所以要用如此不寻常的办法迫使汉夫施滕格尔辞职，是因为他大肆批评了德国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此外，他的电影公司侵犯了戈培尔的地盘。另有一个故事说他在巴黎的一间咖啡厅里喝醉了，有人听到他说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1936年6月，苏联进行“肃反”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因被指控犯有“间谍和叛国罪”而遭处决）与希姆莱（Himmler）之间的联系，这最终导致阴谋败露。如今他已经去了英格兰。无论详情到底如何，反正几周前，我和他在慕尼黑的女王餐厅一起聊过天，我认为他是个有礼貌、有教养的人。由于他知道的秘密比较多，特别是有关德国国会纵火案的事，柏林非常害怕他。汉夫施滕格尔的母亲已经有80岁了，但仍然被送到伦敦去把他带回来。她随身携带着德国政府的保证书，以及戈林的不追究责任的特别保证。

不追究责任？汉夫施滕格尔与德国的经济联系密切，他的财产都在德国，德国政府可以采取任何行动处置他的财产。因此他母亲去了伦敦，但儿子不愿继续玩游戏，并说他知道希特勒和戈林承诺的真正价值。这件有教育意义的小事仍然悬而未决。

我和安若·雷希贝格（Anro Rechberg）去普奇的姐姐家吃早餐。他姐姐厄纳救过希特勒，当年希特勒在统帅堂搞政变失败，就是藏在厄纳家里，所以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女施主”。此时，这位女士正在生戈培尔的气，她跟他有私人恩怨。让她气愤的是一件旧事，人们只是知道个大概。

1933年秋天，她住在慕尼黑东部的一栋孤零零的别墅里，其位置在博根豪森（Bogenhausen）郊区的边缘。当她不在家的时候，似乎有人私自进入了这栋房子。她找希姆莱投诉这件事，但希姆莱告诉她，下命令的人地位极高，她无法获得赔偿。他还告诉她，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拿走她的信件，而是她的性命。他拒绝继续介入这件事，催促她快点搬进城里住。她接受了建议。如今，她告诉我，下命令的高官是戈培尔先生。戈培尔下令搜查她的别墅，是为了找到希特勒写给她的信件，这些信件如果流传到海外，不利于戈培尔的主子希特勒本人。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说明我们的帝国大主管正努力向这位慷慨好施的妇人求爱：厄纳·汉夫施滕格尔，与希特勒不同，她是个典型的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德国。

我们在厄纳·汉夫施滕格尔家，见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她是一个介于天使与肥皂广告模特之间的人物。她的名字叫尤妮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她在希特勒的度假地奥柏萨尔斯堡有固定的住处。她的使命是成为德国女王，以便在德国和英国之间进行媾和。

预祝这位伟大的妇人和希特勒一帆风顺。

就在这个时期，我来到了柏林——按照官方的说法，柏林是勤奋、运动、完美的中心。以我卑微的见识，我倒觉得柏林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不停运作着，但什么都没有生产。

我不相信柏林的一切。我听说过柏林人能“手脚并用打电话”，还听说过他们未来三个月的“会议日程表”精确到每分钟的时间。我了解他们所谓的“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生产”的方式，那实在是一种绝望，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他们把生活看作是一个大兵营，这让整个世界感到厌恶。只要这个国家仍然把这座城市看作是国家的标志，德国的外交政策就会是从一个失败走下另一个失败。

我不相信柏林人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他们歇斯底里地制造动静，这也许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内心的空虚缺乏认识。我认为他们就是在造假欺骗，把女招待监工变成总监，把后院的小房子变成花园的亭子，把一次如何欺骗顾客买汤粉的交谈变成一次“会议”。

我相信在柏林真正具有效率的是柏林东部有轨电车的司机、邮递员、货车司机。我信任出租车司机，当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他会通知你大约的车费，并建议你去乘坐高架铁路，显露出普鲁士人传统的节俭精神……我不仅相信柏林脾气暴躁看门人的话，还相信写在挥舞长剑的冯·布吕歇尔（von 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元帅，曾经指挥过数次重大战役，以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著称）的雕像基座上的那句幽默的话：

这个地窖里只能躺一个人。

我不能接受的是这里在过去90年来形成的干腐……这些带着太阳镜的女人、她们像船帆一样宽大的后背、她们巨大的乳房、她们宁愿做男人玩物的态度……这些手拿着会议预约簿的总监们——总之，我无法接受的是这里的过于殷勤而显得繁忙的气氛，你看，无论是簿记员，或是专利员，或是彩票销售员，他们都拿着安装着大使馆专员用的三个锁的公文包，而手里却举着三片干瘪瘪的奶酪夹心面包。

柏林最有特点的东西就是欺诈：只求实现功能，不求质量有保障，不求运作平稳；机械学徒工们，刚刚学会精确的制造，就马上宣布已经成为了全面发展的发明家或建筑师：流线型的小汽车内配着假皮，交通信号灯都能亮，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念用高标混凝土建造桌子和床铺，这些新东西与过去“浪漫的”旧东西相比，其实极为不实用。再看看其他几样东西：“发展中的经济”，垃圾被称为“半成品”；人造羊毛西装，既不暖和，也无法清洗；法本公司依靠可怕的生产工艺用硫磺和糖制造出的蛇毒，放在玻璃瓶中销售，就跟柏林西区随处可见餐厅里卖酒一样：这种东西看上去和闻起来，都跟真酒一样，有酒的黏性，有味道，但极为便宜，在一场酩酊大醉后很难清醒。

不，我不相信有多少城市会像柏林这样把时间花费在无用的官僚机构重组上。我不喜欢他们在反驳你的时候，总是先说一句开始于“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前缀。我不喜毫无目的的聊天，不喜欢他们的武断。

最近，我遇到一位名气好、能量大的电影编剧，他说，“我受邀去巴贝尔堡（Babelsberg）展示我的电影脚本，我看到一张绿色的桌子周围有七个老绅士，显然血压都高，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药丸瓶。这几个绅士对我的脚本都感着迷。当我们就要达成协议的时候，阴影里跳出来一个戴着牛角眼镜框的助理剧作家。这家伙非常清楚自己无足轻重，便鸡蛋里挑骨头，借以证明他配拿每个月300马克的工资。”“那家伙说，脚本固然不错，但有几个场景有问题，比如有一个可能冒犯德国壁纸制造商协会，而另一个场景的对话，让没有上过中学的居民、公务员、速记员都无法理解。无论怎样解释本意，都说服不了对方。那几个毫无生气的老绅士也受到启发，开始证明自己也配拿更高的工资，于是每个人都开始绞尽脑汁说一段自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此后的几周时间里，又开了好几次烟雾缭绕的会议，还打了许多通电话，还进行好几次早餐会，接着又是几次会议。至此，巴贝尔堡摄影棚的所有作者都知道了几个脚本。最后，这个脚本简直变成了一个垃圾堆。新版的脚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所有自然的联想，偏好一种超级聪明的人工制品。根据那个‘不能把简单事办复杂’的原则，剧情变成是要飞向月亮。”“最后，参与讨论的各方觉得应该去休假了，可脚本此时臃肿得快要崩溃了。于是，大家赶紧反思，终于发现了一个“简单、可信、完全令人满意的”方案——其实那就是原来的那个脚本。”“事已至此，大家都相互道歉起来，还温柔地拍拍后背，或许还微微带着些尴尬。不幸的是时间被浪费在无用的讨论中了——供拍电影的时间一共是三个月，现在四周没有了，剩下几周必须疯狂地工作才行。”

这就是柏林吗？柏林在过去60年里难道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运作的吗？柏林的工业、艺术、政治难道也是这个原则的产物吗？

最近有一位参谋官告诉了我1917年夏季他们在巴尔干前线的经历。“那是七月的一天，”他说，“我们面临非常紧张的形势，有的时候都不能肯定我们能坚守阵地。那天在早餐的几分钟时间里，我被叫去接电话：总参谋长来电话了。我听出是鲁登道夫的声音。话筒里的声音特别清晰，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距离很远，途径孚日山脉、多瑙河、莱茵河、巴尔干地区的山脉。尽管如此，我仍然听见那话筒里的声音问：‘你那边有草莓吗？’”

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上级这话意思。我有些疑惑，不知道他是在问我们节俭的早餐的菜单。或者他有什么其他意思。最后，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困惑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意思。

他听说我们这块地方非常适合种植草莓。由于他很担心德国的经济，同时不让德国士兵闲着没有事情做，他想到可以让我们种草莓，而销售草莓的收入能增加德国的外汇收入。由于我们的作战压力很大，所以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没有用——他就是想要草莓。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我们赶忙从前线撤下部队，去做种植工作。我们做这项工作时，内心充满了疑虑。为了弥补前线出现的缺口，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按照他要求的面积种植草莓，第二年获得了好收成，他计划把草莓保存在柏林，然后卖到国外去。草莓的质量是一流的，但运到柏林后全腐烂了，发酵了，发霉了。草莓是通过繁忙的铁路运输的，铁路的运输负荷很大。最后，所有草莓都被丢弃了。

今天，我与告诉我上述消息的人一起在安哈耳特大街的意大利餐厅聊天，看到四个救世军的高级军官对餐厅的老板和侍者大吵大闹，这位老板就像威尔第歌剧中的一个人物不敢说话。由于刚签订的德意协定，所以他们的吼叫中不断出现“合作”这个意大利词，他们唯一知道的意大利词——与此同时，我身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在声学效果上丝毫不弱于第一起的事件。两个柏林的资产阶级妇女吵起架来，原因是一个女人放在椅子背上的大衣给蹭掉了。就在她指责大衣是另一个女人故意给蹭掉大衣的时候，那几个勒斯侍者只是咧嘴笑着看。另一个女人尖叫道，“请原谅，夫人！我是个德国女人！”

这样的事柏林也出现了。

眼前的这一切就跟一架空转的磨盘无休无止地转动着，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安哈耳特大街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房子是战前大批量营造出来的，简直就是垃圾，墙壁跟我的手指一样薄。我住四层，夏天的高温烤得我难受，如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比平时说话大一点的声音说，“太热了，”我敢肯定一层会有一个操着巴尔干口音的男中音用油滑的腔调说，“我这里很凉快。”

这就是发生在柏林的事。这座城市是按照公式和模型建造的。能在这里繁荣起来的只是数字、队列、公式、图案。可这样的繁荣，实际上就是令人厌恶的匮乏，它与形式简单无关，而是掩盖了低劣和愚蠢。弄虚作假是这片土地的座右铭。据说腓特烈大帝的精锐部队的士兵穿的不是真马甲，而是缝在衣服上的三角形红布。无论这个故事真假，我看类似的三角形红布到处都有，有大的，也有小的。好做表面文章在这个国家是根深蒂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掠夺人家的强烈欲望——这才是贱人的根本特征。“德国从来不知满足，既不注意形式，也没有品位，对幸福生活缺乏理解，德国人只有一个野心：再多得到一点。等获得的东西用都用不完时，就把东西放在旁边，谁来碰一碰，我们就大呼小叫！德国是陆地上的海盗，而且是一边掠夺，一边大唱感恩赞美歌。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少能写在旗帜上的铭文。”

这是一拥抱莱茵联盟的知识分子的说法吧？这是巴伐利亚主义的宣言？不，这是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普鲁士之歌》，他被认为是柏林市民之一。我把他的歌引用在此。我也是个老普鲁士人，但我的母亲是奥地利人。

我想到了我家的历史。我爷爷（汉姆生说，“他是你爸爸可能像的人。”）是一个保守的、有文化的人，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他阅读德国哲学家加尔夫（Garve，1742—1798，他曾给民意下的定义是：“民意，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每人反省或实际了解某件事所得到的判断后，许多人的共识”）、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1769—1859）的书，在50岁时退休了，悠闲地把余生用于打猎和钓鱼。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一个真正的容克贵族——相当有教养，到各地去旅游，对所有夸大之词都怀有疑心——就是霍亨索伦家族人的嘴，他也会表示怀疑，他会像东普鲁士人一样嘲笑那个家族的人是“纽伦堡人”。

巨变发生普法战争那一代人中，他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不幸也跟着来了。普鲁士人跟工业和金融寡头形成了强大的联姻，于是这些寡头就能对政府施加从来没用过的强大影响。历史上，英格兰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过这种情况，而法国发生在王朝复辟时期。这味药，被英格兰吸收了，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但法国吃下这味药却受到了伤害；对德国来说，所受的伤害是致命的，因为德国的经济基础是田园诗一般的农业。1853年，俾斯麦站在1840年普法战争阵亡将士墓前，他甚至“无法原谅这些死去的人。”然而，他在凡尔赛镜厅胜利后的18年里，把民族自由主义变成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他在推动国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破坏了他亲手创立的这个国家的基础。

我最近读了比洛（Bulow）写的回忆录。在这本写得很粗犷的回忆录中，他指责俾斯麦的政策没有考虑地理局限，从而给德国带来了悲剧。德国的本质（斯宾格勒的概念）要求必须防止工业和资本的无限制扩张。自从普鲁士寡头娶了工业资本做姘妇后，德国便开始倒霉了，因为那些对健康的德国来说是必备的社会规矩全都被破坏了，德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定式的国家。

从这时起，德国把政策的地理重心放在了海外，外交政策越来越强调出口市场。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就是为“地理”而战……在此之前，人们对德国的状况的怀疑就没有缓和过，比如，在1840年前后，那一代人是在学生俱乐部和扬恩体育俱乐部（Turnverein Jahn）培养大的，把德国的所有精神传统都抛弃了……人们沉迷于梦想之中，特别是日耳曼人繁荣昌盛的梦想，并把梦想都寄托在一代人身上实现，从而造成自然资源无法挽回的破坏，其破坏程度前所未有，同时德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基础也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股票经纪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变得相对流行，其结果是阻碍任何对未来的思考……

在德皇威廉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灾难性地变成一个没有定式的东西：有学识的人去当赛车驾驶员，银行家去培养纯种牲口，骑兵上尉热衷于投资股票……混在大众之中，变得跟大众一样没脸没皮，而想要把鱼目混珠的大众纠集在一起，只能依靠物质主义的大旗……整个社会堕落到凄凉的穴居时代，我认为这预示着自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186—217年，他为增加税收和兵源，给所有自由人以罗马公民权）建立起的文明将会遭受某种破坏。希特勒鼓吹的无阶级社会是个没有四肢的动物。但我相信大自然在最开始就是有定式的，大自然最厌恶没有定式。

我是在柏林的一家旅馆里进行写作的，这家旅馆安静得就跟一门榴弹炮一样。此刻，楼下房间里住着一个妇女，名字可能是道林斯基，她是前面我说过的那类人，正在对着电话倾诉她的离婚细节。窗户大开，所有粗俗的细节就像被直接灌输到周围炽热、静止的空气中一样。最后，无论我是否愿意，我听到了为什么道林斯基要出乎意料地摆脱夫人的怀抱。我听到“游行”这个词，我记起来了，昨天我看到德国女青年联合会在城里游行，游行队伍里尽是罗圈腿和大屁股，奇丑无比，与丑陋的城市遥相呼应，丝毫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等于是在向“舒适和愉快的生活”宣战。

就在我思考着19世纪的巨变时，回忆着女人游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就在70年前，德国因富裕而变得愚蠢，竟然同意让普鲁士做组织者和拉皮条者，不仅狗受到牵连，更恶劣的是像道林斯基这样的局面也受到了牵连。普鲁士是靠一片片小土地拼凑而成的。普鲁士永远不想成为一个国家。为了维系这个庞然大物，普鲁士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战争机器上……结果是德国没有中产阶级，没有贵族，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因此，在冯塔纳所描述的汪达尔人和卡舒布人混合而成的寡头政治集团消失后，立即就浮现出了完全非德国、完全殖民性质的元素，比如，当神圣罗马帝国在建造大教堂的时候，德国人仍然在肚脐附近刺上绿色的蜥蜴文身。易北河在德国历史上是一条具有重要意义的河流，有些鸟类和植物种就是不从左岸越过这条河到右岸去是很有道理的。在易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些罗圈腿妇人的家乡；在这里繁衍的种族永远呼喊着要更多的东西，集聚着大量受压抑的攻击欲望，是所有撕毁条约、掠夺行径的策源地，希特勒在过去五年里将这些行径乔装改扮成为国家行为——当他把这些行径作为政治家的本性的时候，德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质疑他。

这里出生的人，档次差，偏好短期行为。这种偏好导致造假成风，普鲁士国王的巴洛克式宫殿，正面是在泥巴上镀金建成的，这样的要求被认为是实在的、权威的、完全合理的，因为国王有枪做支持。这里永远都有人在喊，“我要更多！我要更多！”。这种偏好导致造假成风，普鲁士国王的巴洛克式宫殿，正面是在泥巴上镀金建成的，这样的要求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国王有枪做支持。兴登堡，被穷鬼奉若神明，社会上有一股巨大的丑陋的崇拜欲，他的雕像竟然建造得比国王广场的树木还要高。在这里，不仅嫉妒他人的才华，还嫉妒他人的财产，突然就能爆发盗窃行为，于是普鲁士人对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崇拜，竟然成为了德国的国教，而且还准备推广到全世界去。如果没人拿着枪反对他们，他们准会去做的。

我想起了那个下士给我讲的故事。他在教堂的门口总是让士兵别坐在那里“浪费时间”，赶紧走个过场出来（从祭台，经风琴，走过牧师，然后走出大门！），这样可以把时间用在其他有用的地方。只要极为唯利是图的国王仍然“以我家族的荣耀”使用国家的军队，这位下士的举止就是能被容忍的。为了发展经济，拿着法本公司制造的武器，穿着人造纤维长袜子和假外套去打仗，在我们这个富裕的世界里，这简直就是令人憎恨的灾害。德国变丑了，变恶毒了，变成了一个灾难中心，每25年来一次，起点就是俾斯麦建立的德国，这个国家是普鲁士的殖民地。

在这里，我触及到影响今日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凡尔赛宫，普鲁士的寡头们虽然知道自己对奥地利的前途负有责任，但仍然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错误，他们肢解了奥地利。可是，如今这些人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此后要做的是普鲁士人带着雇佣兵去执法——这将会是一场灾难，我们知道这场灾难肯定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的。1937年9月9日理性与自由的终结

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告发，盖世太保突然出现在神学家特奥多尔·哈克（Theodor Hacker）的家里，哈克保存着一份日记手稿，盖世太保正是为搜查这份手稿而来。一个盖世太保拿起了那份手稿，但恰巧另一个盖世太保提出一个问题，拿起手稿的人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没有看手稿便放下了。可怜的哈克——他原本就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可能分分秒秒都在为自己的脑袋能否保全而忧心忡忡。

我的几个朋友借机警告我要小心写作。我的写作全出自我的内心需要，不能停止，所以我只能漠视警告，继续写日记，我希望我的日记对记录纳粹时代的历史会有帮助。一夜又一夜，我把这些记录藏在我家树林的深处……我保持着警惕，以防有人监视。我还不断转移藏匿日记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生存状态。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大约四年前离开了德国。我的这几位已经离开的朋友啊，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法律保护，随时都有被疯子们指控的危险。

想起你们就觉得奇怪，因为我只能穿越太空和横渡大海才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声音来自那个至今已经被禁止接触的世界！很奇怪，我又来到几年前我们谈话的地方。我想念你们，即使你们中的大部分是我在政治上的敌人，我也想念你们——哦，请相信我，这里不许表达任何不同意见，必须绝对一致，真无法容忍这里的生活。

不过，如果你们回来，当我们再次相会时，你们将不再认识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逃到文明世界比较容易，难的是留在这个危险的边区村落对野蛮人进行非法的观察。你能理解我们的处境吗？在这漫长的几年中，我们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躺在床上恨，站起来还恨，在漫长的噩梦中恨——虽然我们眉梢上挂着非法的仇恨，但我们没有法定权利，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开会时每个人都必须喊“希特勒万岁”。等你们回来后，我们还能有共同语言吗？这些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文明的环境里，你们能理解我们过的这种像死一般的孤独生活吗？你们能理解我们由于生活在这充满了悲哀气氛的地下墓穴而目光深邃吗？或许，等你们回来时，会不会在远处就被我们眼睛中喷发出的目光吓坏？

按照1789年的理念建立的世界是怎么一个样子？——那个世界包围着你，仍然是你生活和思想的基础，这是不言自明的道路，就如同螃蟹有保护壳一样，对不对？请理解我：我们知道那段历史——大百科全书运动是个历史过程，这个运动的起点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让人民不信神而去信别的东西——信神曾经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请不要冤枉我，我不是想厚古薄今，或患有身陷大灾变的幻觉。然而，难道我们现在不是正在经历1789年的最后一个阶段吗？法国资产阶级在1790年就一边呼喊着“国家万岁”，一边暗中夺取国王留下的权力遗产，难道他们不是最不稳定的现象吗？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听到自己《费加罗的婚礼》”，难道他不是预见到了俄罗斯和德国的悲剧了吗？圣茹斯特（St Just，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的著名政治家，热月政变中试图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被投入监狱，1794年7月28日被处死。）不是在很久之前就预言未来会出现极权主义国家吗？难道不能说吉伦特主义（Girondism，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的主张，代表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利益）在克虏伯、福格勒、劳士领身上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吗？他们抛弃了所有规矩，霸占了德国的核心，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他们是军事化了的吉伦特主义，丝毫不要道德规范，甘愿做信仰的敌人，虽然在战场遭遇惨败，但在意识形态取得了滑铁卢战役一样的胜利。

就纳粹而言，我肯定大家都同意一个观点，纳粹是国家的最大破坏者，这个破坏者总是倾向于采取神秘手段。你们这些我的老朋友，也许会反驳我，但我仍然要说，在近1500年以来，德国一直都没有国家主义，但今天不同了，德国有了国家主义，却失去了国家，因为我们一看到每条裤子上的扣子都印着“德国制造”字样时，我们就会露出喜色。我们都同意，由于全民都处于沮丧之中，所以希特勒被蒂森（Thyssen，19世纪末经营钢铁业发家，被称为“鲁尔之王”）先生及其朋友扶上台，形成了一个由财阀控制的政府，绝望地想把19世纪延长……

哦，等我们见面时，在否定德国的现状方面，我们肯定不缺少共识！然而，当我们谈论未来时，我们还能有那么多共识吗？由于你来自一个有着现实基础的文明社会，你可能不会理解或者会断然拒绝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

希特勒搞的那套东西，仅是一个症状，代表对世界的一次滑稽的深刻干扰；德国持续了五个世纪的理性主义和自由思想到此结束了；在人类占据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新因素。

在我们之前殉难的人能排成长长的一队，我们如何能漠视世界危机的征兆……漠视写在墙上被你认为无法抹杀的人类理性？严密科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难道仅仅是个偶然吗？这就是为什么万有引力仅是在“广义物理”中是正确的原因？依靠最新光速测量，天体物理学家怎么能把那个昨天还仅是一个小天体的地球，突然变成了宇宙的中心？当哲学家们发现五个世纪后的崩溃即将发生，竟然卑鄙地开始讨论如果真崩溃了，什么东西会在这次毁灭中遗留下来？

我认为人类的精神正在经历着伟大的演化，这会影响地球上的物质生活，如果地球上的居民的道德情操继续恶化，地球就将会被破坏得无法生活，最后将会在某种宇宙的大灾难中破碎。我所看到的不能算是宇宙的大事，而是历史大事：难以计数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将会不可避免遭受一场灭顶之灾，这场大灾难正在酝酿之中，我已经在地平线上看到了大灾难的恐怖和希望。

这场彻底的大崩溃给人的感受呈病毒性扩散，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感受就好像一场巨大的风暴到来前，人内心产生的神秘、恐惧和震颤感。对这群毫无精神内涵的人来说，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生活在巨大的精神真空之中。任何时候，如果人们意识到这种精神真空和可怕的混乱局面，都是会引发大灾难的。因为有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大众只能自甘堕落，挖洞穴躲起来。这对人来说是必须的，就如同猪必须有泥巴一样。但如果明天他们脆弱的蚕茧被风刮跑了怎么办？

我毫不怀疑当代的“罗马皇帝们”生活在类似与罗马帝国相似的精神衰落中。我非常清楚，这些罗马帝国的可怜后裔根本不了解他们所陷入的衰落是无以复加的。在纳粹的炸弹像雨点般落在苦难的西班牙之后，我再次阅读了里尔克（Rilke，1875—1926，著名德语诗人）和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著名德语诗人）的诗作……当我把他俩的诗作放下时，我知道我已厌倦他们的作品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我们这几年呼吸的空气中霉变了。我认为，虽然里尔克是个诚实人，能深深地打动人，但他的诗令人疲倦，在形式上走到了尽头；格奥尔格是一场世界性大火中的红色火苗，但显得有点装腔作势。

现在，如果有艺术家说他能写弦乐四重奏作品，或者说能建造出一座不亵渎上帝的大教堂，难道他不是个骗子吗？作为艺术家，我们难道不是站在墙前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结束我们的性命吗？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世界末日，”他是在70年前的日记中写下的。如今，一群预示着世界末日的骑手闪电般地冲向我们，这难道不是预示我们会怎样彻底失败吗？

不，我不相信地球会在千禧年毁灭。我热情地相信生命有自我恢复能力，我所预见的灾难仅是这个星球所经历的许多次灾难中微不足道的一次。然而，我有个信念，自文艺复兴时代起，生活就对人的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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