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大雷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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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的制度变迁与基层治理：京院的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1979~2009)试读：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总序
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历程中，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参与的高校之一，也是当年的理工科高校中唯一参与恢复、重建社会学的高校。如今，华中科技大学（原为华中工学院，曾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已逐步走向成熟，走在中国高校社会学院系发展的前列。
30多年前，能在一个理工科的高校建立社会学学科，源于教育学家、华中工学院老院长朱九思先生的远见卓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初建时期。1980年，在费孝通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朱九思院长决定选派余荣珮、刘洪安等10位同志去北京参加讲习班学习，并接见这10位同志，明确学校将建立社会学学科，勉励大家在讲习班好好学习，回来后担起建立社会学学科的重任。这是华中科技大学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开端。这一年，在老前辈社会学者刘绪贻先生、艾玮生先生的指导和领导下，在朱九思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社会学会成立。余荣珮带领华中工学院的教师参与了湖北省社会学会的筹备工作，参加了湖北地区社会学界的许多会议和活动。华中工学院是湖北省社会学会的重要成员单位。
参加北京社会学讲习班的10位同志学习结束之后，朱九思院长听取了他们汇报学习情况，对开展社会学学科建设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1981年，华中工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归属当时的马列课部。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工学院，1982年元旦之后我去学校报到，被分配到社会学研究室。1983年，在朱九思院长的支持下，在王康先生的筹划下，学校决定在社会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聘请王康先生为所长、刘中庸任副所长。1985年，华中工学院决定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社会学系，聘请王康先生为系主任、刘中庸任副系主任；并在当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同时招收了专科学生。1986年，华中工学院经申报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最早拥有社会学学科硕士点的十个高校之一。1988年，华中理工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招收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当年招收了第一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至此，社会学有了基本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规模的科学研究也开展起来。1997年，华中理工大学成立了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同年，社会学系成为独立的系（即学校二级单位）建制；2016年5月，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在20世纪的20年里，华中科技大学不仅确立了社会学学科的地位，而且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朱九思先生批准和筹备了两件事：一是在学校举办全国社会学讲习班；二是由学校承办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大会。
由朱九思先生、王康先生亲自领导和组织，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华中工学院、湖北社会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社会学高级讲习班在1982年3月15日开学（讲习班至6月15日结束），上课地点是华中工学院西五楼一层的阶梯教室，授课专家有林南先生、刘融先生等6位美籍华裔教授，还有丁克全先生等，学员是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131人。数年间，这些学员中的许多人成为各省、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高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和学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在讲习班结束之后，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室的教师依据授课专家提供的大纲和学员的笔记，整理、印刷了讲习班的全套讲义，共7本、近200万字，并寄至每一位讲习班的学员手中。在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初期，社会学的资料极端匮乏，这套讲义是国内最早印刷的社会学资料之一，更是内容最丰富、印刷量最大的社会学资料。之后，由朱九思院长批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以书代刊）出版了两期《社会学研究资料》，这也是中国社会学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
1982年4月，中国社会学会成立暨第一届全国学术年会在华中工学院召开，开幕式在学校西边运动场举行。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亲临会议，来自全国的近200位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主要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各高校社会学专业负责人、各省社科院负责人、各省社会学会筹备负责人，全国社会学高级讲习班的全体学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费孝通先生到高级讲习班为学员授课。
1999年，华中理工大学承办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周年纪念暨1999年学术年会，全国各高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各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负责人、各省社会学会的负责人大多参加了会议，特别是20年前参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许多前辈参加了会议，到会学者近200人。会议期间，周济校长在学校招待所二号楼会见了王康先生，对王康先生应朱九思老院长之邀请来校兼职、数年领导学校社会学学科建设表示感谢。
21世纪以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进入了更为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增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并招生；2001年，获社会保障硕士点授予权并招生；2002年，成立社会保障研究所、人口研究所；2003年，建立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并招生；2005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6年，获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社会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社会保障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08年，社会学学科成为湖北省重点学科；2009年，获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授予权；2010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2011年，获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13年，获民政部批准为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2014年，成立城乡文化研究中心。教师队伍由保持多年的十几人逐渐增加，至今专任教师已有30多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经了两三代人的努力奋斗，先后曾经在社会学室、所、系工作的同志近60位，老一辈的有刘中庸教授、余荣珮教授，次年长的有张碧辉教授、郭碧坚教授、王平教授，还有李少文、李振文、孟二玲、童铁山、吴中宇、陈恢忠、雷洪、范洪、朱玲怡等，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创建者、引路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的重大贡献者。我们没有忘记曾在社会学系工作、后调离的一些教师，有徐玮、黎民、王传友、朱新称、刘欣、赵孟营、风笑天、周长城、陈志霞等，他们在社会学系工作期间，都为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其所培养的学生们的贡献。在2005年社会学博士点的申报表中，有一栏要填写20项在校学生（第一作者）发表的代表性成果，当年填在此栏的20篇已发表论文，不仅全部都是现在的CSSCI期刊源的论文，还有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7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更有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等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上的论文。这个栏目的材料使许多评审专家对我系的学生培养打了满分，为获得博士点授予权做出了直接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的30多年，受惠、受恩于全国社会学界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亲临学校指导、授课；王康先生亲自领导组建社会学所、社会学系，领导学科建设数年；郑杭生先生、陆学艺先生多次到学校讲学、指导学科建设；美籍华人林南教授等一大批国外学者及宋林飞教授、李强教授等，都曾多次来讲学、访问；还有近百位国内外社会学专家曾来讲学、交流。特别是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创建的初期、幼年时期、艰难时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国内外社会学界的同仁给予了我们学科建设的巨大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后辈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会忘怀！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在30多年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是低调奋进、不懈努力，即为了中国的社会学事业，无论条件、环境如何，无论自己的能力如何，都始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在一个理工科高校建立社会学学科，其“先天不足”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的支撑，使社会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逐步壮大。“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包括目前年龄大些的教师对自己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但更多是教师们近年的研究成果。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既是对以往学科建设的回顾和总结，更是目前学科建设的新开端，不仅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和成就，也预示着学科发挥优良传统将有更大的发展。雷洪2016年5月
摘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单位组织与单位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事业单位作为一种重要的单位组织，经历了持续的制度变迁，表现出新的基层治理特征。对京院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单位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关系、个人与单位组织领导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上，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事业单位既有依赖性，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呈现有限依赖的整体特征。国家赋予事业单位自主权，由其进行自我管理，同时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又在事业单位中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基层民主制度，事业单位中形成了上下分际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领导和群众之间呈现合作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这些共同塑造了事业单位的内部秩序，构成事业单位中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这种特征的出现源于事业单位改革中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的变革不同步，它既受到所嵌入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受制于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制度惯性，更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原因。
在单位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上，当前的事业单位只是部分地依赖于国家。一方面，事业单位资产的产权属性是公有制，而且它始终是共产党政权实行政治统治和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这两个特征使它在资源获得上仍然高度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事业单位的运行体制发生了明显改变，原先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管理的方式有所改变，事业单位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既部分地服从国家的统一管理，又获得了较大的内部事务自主权，这在事实上产生了用人制度中的“新身份制”和收入分配中的体制内分化。
在个人与单位组织的关系上，事业单位中的个人只是部分地依赖于单位组织。在国有经济之外出现的非国有经济越来越多，这为个人提供了从单位组织之外获取资源和工作机会的可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的状况有所削弱。不过，由于受到户籍制度改革缓慢以及工作难找等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个人在资源获得与自由流动方面仍然受到单位组织的制约。
在与单位组织领导的关系上，个人只是在关键的稀缺资源分配中依赖于领导，而在常规性资源分配中则体现出平均主义的特征。领导和群众之间呈现合作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这构成了当前事业单位内部权力关系的基本格局。在常规性资源分配的考核、奖励与惩罚方面，事业单位存在比较强烈的平均主义家长制特征，领导显得“权威不足”；而在诸如干部选拔与晋升等稀缺资源的分配中，不管采取怎样的具体操作形式却始终保留着党和领导对此的绝对控制，领导仍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表现出重要的权威性。个人与事业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既有日常生活中宽松的一面，也有关键资源分配过程中相对紧张的一面。
有限依赖特征主要是由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核心制度与边缘制度的改革不同步造成的。在事业单位组织中，产权制度、政治统治与基层治理属性是两项核心制度，其他制度都是围绕在核心制度周围的边缘制度。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只在财政制度、用人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边缘制度上进行，而没有触及核心制度，由此产生了多个层面的有限依赖。之所以不触及核心制度，是因为事业单位改革本身嵌入在中国基本政治结构当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这也使改革对已有制度选择产生了路径依赖。除此以外，主流意识形态中对人民当家做主以及保证党的领导地位的强调更为有限依赖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基础。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danwei and danwei system have been changed profoundly，both at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 Through the case study about the workplace and authority structure in a public danwei named Jing College，we find that limited dependence i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in danwei，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alder’s patron-client model. It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nwei and the stat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danwei，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leaders in danwei. In all of these levels there are som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action mechanisms in the operation of institutions in public danwei，including a certain limited degree of autonomy，taking the leadership of CPC，a stable？foundational democratic system and a vertical boundary structure emerges which lead to a complex？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and competition between？the leadership and the masses. All of these complex features reflect the asymmetry change of the core institutions and marginal institutions in the reform process，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deeply embeded in the social structure，and environment，and which leads further to path dependence as an unavoidable behavioral inertia and profound ideology.
First，danwei is only partially dependent on the state. On the one hand，the state owns the properties of danwei，and makes it the basic unit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So danwei needs to rely on the state for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danwei gains more and more autonomy in many respects，which means it can freely make many decisions in terms of internal affairs on the condition of obeying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state. These result in the “new identity system” in the employment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ystem within the distribution.
Second，individuals are partially dependent on danwei. Since more and more non-state economy organizations are emerging，people can get resources and job opportunities outside danwei，so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danwei. However，due to the slow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many other practical factors，such as job shortage，people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danwei in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job selection.
Third，individuals are only dependent on leaders within the distribution of scarce resources，however，for the allocation of conventional resources allocation it follows egalitarianism. These are the basic authority structures in danwei. Within the conventional resources allocation such as personnel assessment，reward and punishment，it shows a strong egalitarian and patriarchal domination character. While a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such as promotion，leaders always have the final authority no matter what methods are taken.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leaders has both the liberal side in the daily life and the tight side when it come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The emergence of limited dependence is caused by the asymmetry change of the core institutions and marginal institutions in the reform process. In danwei，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domination are two core institutions. Other institutions are all margin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m. However，the current danwei reform just takes place in the margi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financial，personne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which are not core institutions. There are many profound reasons behind this phenomenon. The reform itself is embedded in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so upholding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Party leadership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Besides，the reform has a unavoidable behavioral inertia to the existing choices which is known as path dependence. In addition，the mainstream ideology，which emphasizes that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we must uphold Party’s leadership，provides a strong ideological foundation.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主题及其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社会秩序和基层治理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呈现怎样的特征？这是极富挑战性和重要性的课题。对于这些课题，现有的社会学研究要么注重从宏观社会层面探讨中国城市社会出现的阶级、阶层等社会分化状况以及社会流动的情形（陆学艺，2002；孙立平，2003，2004，2006；李强，2004；郭于华，2006；冯仕政，2008；李路路，2012；李路路、朱斌，2015），要么侧重于从微观的个人层面探讨人们的社会心理与集体行动（刘爱玉，2003；刘能，2004；唐军，2006；佟新，2006；游正林，2007，2009；应星，2007，2009；张荆红，2011；陈颀、吴毅，2014），却比较缺乏从中观层面关注组织，分析组织制度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人的影响。而且，在现有的从组织层面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秩序和基层治理的文献中，大多数研究者把关注点聚集在城市社区上（陈伟东，2000；朱健刚，2000；何海兵，2003；田毅鹏、漆思，2005；何艳玲，2006；李汉林，2008；田毅鹏等，2014），注重从社区建设的角度分析城市社区的功能、组织建设等，而忽略了对既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又颇具中国特色的单位组织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只是到了近些年，单位组织才又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田毅鹏，2007a，2007b；田毅鹏、漆思，2005；汪和建，2006；李汉林，2008；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2009；田毅鹏、吕方，2009；李路路，2013）。
不过，在此之前，单位组织作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基层组织制度曾经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并且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单位研究领域。李路路等（李路路，2002；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2009）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制度环境是单位组织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工作组织的关键所在，并以此为基础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即单位组织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这一综合性定义也就意味着，与单位组织相配套也存在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如用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资源分配（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单位体制。关于单位研究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后文再详细展开。这里需要表明的是，已有的单位研究更多的是关于传统单位体制和单位组织的研究，注重探究它们的运行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内部权力结构和人们的行为方式，而较少有研究关注它们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持续变化，剖析单位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运作特点及由此形成的内部关系，并揭示其中贯穿和体现出来的国家基层治理方式和治理逻辑。这也使得学术界无法在当下单位体制的新特点、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秩序和基层治理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共识。
还应当注意到的是，在已有的单位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单位和行政单位，而较少关注事业单位。事实上，如果从组织功能的角度来划分，中国的事业单位更类似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它是有别于企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正因如此，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采取了与国企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同的方式。而且，在改革步伐和时间进程上，事业单位改革也普遍落后于二者。如果说20世纪末期是国企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密集期，那么直到21世纪才是事业单位改革步伐加大、措施频出的时期，这种改革趋势在2009年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可以简单地列举几个重要的改革措施来说明。首先是养老制度改革。自2009年1月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选择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作为试点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到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独立于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其次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分三步走实现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部署，即第一步从2009年1月1日起先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第二步从2009年10月1日起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第三步从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最后，在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方面，也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出台。2009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要按照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形成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人事制度。2010年6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同时要“健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委任、聘任、选任等任用方式，全面推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竞聘上岗和合同管理制度，建立事业单位关键岗位和国家重大项目负责人全球招聘制度”。2014年4月，国务院公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自2014年7月1日起实施。
事业单位是一种重要的单位组织类型，也是单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事业单位改革的积极推进实际上也反映出事业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据竹立家（2007，2010）的研究，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涉及大约130万个事业单位，将近4000万工作人员，占到城镇就业总人数的1/10以上。因此，要想深刻地理解单位体制的变迁以及改革，探讨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秩序与社会治理状况，离不开对事业单位的深入研究。笔者注意到，目前对事业单位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视野展开的持续关注，许多学者关注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回顾事业单位改革的历史进程，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分析它与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宋大涵，2003；陆学艺、顾秀林，2008；徐颂陶、孙建立，2008；黄恒学，2012）。许多研究者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和制度惯性决定了这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国胜等，2008；刘晓苏，2011），改革的重点在于逐步推进“分类改革”（成思危，2000；黄恒学，2000，2012）。由此，研究者侧重于提供上层制度设计的思路与对策，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范恒山，2004，2010；庄序莹，2009；左然，2009；李文钊、董克用，2010；刘晓苏，2011）。除了一些研究者早年对部分事业单位——如医院——进行过比较粗略的描述性研究（Henderson and Cohen，1984）之外，很少有研究者深入事业单位内部，关注其中的制度变迁和组织运行，分析当前事业单位改革浪潮所带来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变化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探讨事业单位在当前呈现的新特点、新状况，因而无法清晰而具体地揭示出事业单位中体现出来的基层秩序特征、基层治理方式与逻辑等，也无法发掘蕴藏在其中的可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加以利用的组织资源。
针对事业单位改革的现实进展与研究现状，本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推进对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给事业单位的工作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又对内部的组织运行和权力关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其中存在怎样的国家治理方式，体现出怎样的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它们与传统单位体制下的特征是否相同？这种改变或者不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更进一步，如果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为指引，未来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何在？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尝试以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导，深入事业单位内部开展实地调查，以求深入探讨和切实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状况。
基于以上核心问题，本书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为，它能借助单位组织这一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把中国现实与广泛的社会理论联系起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曾经提出，基于单位组织的独特性，单位研究有可能而且应当成为建立与发展中国社会学理论的一种重要的窗口，通过认真的研究将它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的发展联系起来（李猛、周飞舟、李康，1996）。只是后续的研究在这方面没有表现出持续而长久的学术传承与积累。在此，本书对事业单位的研究进行关注，尝试探究其中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事实上是对这种理论追求的一种回应。另外，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深入实际的研究能够切实了解事业单位改革的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为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政策参考，进而丰富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经验探讨。从现实的角度讲，不管事业单位改革的现实路径如何，中国单位体制的独特性决定了改革无法完全脱离这一基本制度，因此，对事业单位改革方向的探讨更离不开对它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理解，甚至评估。本书深入基层的事业单位开展研究，能够有助于了解事业单位改革措施在现实中的落实，分析由此带来的组织运行方式和特征，并探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以进一步探索改革与完善的路径。
第二节 研究对象简介
本书选择地处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为对象，将其放在事业单位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开展具体的研究。在单位研究的学术谱系中，有少数研究者对国企单位进行了个案调查（杨晓民、周翼虎，1999；刘求实，2002；刘爱玉，2003，2004，2005a，2005b；刘爱玉、王培杰，2005；游正林，2000，2007，2009），却很少有研究者深入事业单位开展个案研究。
本书选择一家事业单位做个案研究，必然要面对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争论，即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不过，读者在后文中将会看到，尽管本书的研究是在一家具体的事业单位展开的，但它所呈现的事业单位改革历程以及所实施的具体改革措施与全国的事业单位保持了基本一致，其背后贯穿着的治理方式和治理逻辑也是大体相同的。这与费孝通先生面对农村研究的个案代表性质疑时的回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所谓“把一个个农村看作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费孝通，1996：132）。而且，本书充分吸取了在个案代表性争论与反思基础上形成的拓展个案法的理论与实践，从个案的材料和经验中“拓展出去”，不仅调查个案本身的情况，还将个案的历史、社会脉络都纳入考察范围，以求从独特之中抽取一般，从微观走向宏观，尽可能地将个案研究的结论进行“个案的外推”，而将个案的结论扩大到适合的其他个案对象（Burawoy，1998；王宁，2002；卢晖临、李雪，200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最终落脚点是通过个案研究来揭示事业单位的共性，而具体的切入点便是事业单位中重要制度的变迁、运行及其背后稳定的制度逻辑。
秉持以上认识，在经历了认真筛选和多次考察后，本书的研究对象最终选择了地处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并将其学名拟定为“京院”。之所以选择京院，主要有两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在1979年成立的，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城市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它的经历也就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体制改革之下事业单位改革带来的变化。而且，与2009年以来事业单位改革大步推进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京院自2009年起以领导班子换届和体制改革为契机，拉开了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的大幕，这为深入调查、近距离观察事业单位改革以及组织内部运作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其次，在现实的入场与调查方面，笔者在联系调查地点的过程中发现，要想获得真实有效且深入的资料，必须找到比较合适的入场身份，而京院为笔者提供的身份是学院办公室实习生。由于学院办公室在整个学院起着上传下达、综合协调的作用，这一身份为实地调查提供了诸多方便，既有利于获取比较全面的历史档案，也方便在工作之余对全院开展调查。
京院的基本情况如下：它是国务院某部委直属的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为厅（司）局级，全称为该部管理干部学院，同时有“北京某职业学院”的牌子，实行“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既有本行业系统干部培训的功能，又是一所具有普通大专招生权的高等专科院校。京院形成这种比较独特的管理体制与它的历史演变有很大关系。京院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的部属干部学校，1983年12月改为部管理干部学院，主要承担该部所在行业系统的成人大专教育和干部培训功能。此后，京院不断积极地申请普通大专甚至本科的办学权，于1999年取得普通大专招生资格，并招录了一批大专生。2000年1月，国务院部署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确定学院不再承担高等教育的功能，而改为部属干部培训中心，主要承担干部培训功能。尽管如此，这次改革还是给了学院一定的缓冲空间，允许它有三年的过渡期，待2002年培养完1999级大专生之后再最终完成转制。从2000年开始，京院虽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招生权，但它经多方努力争取到了与周围院校进行联合办学的机会，即周围学院招进来的学生在京院学习、生活，最后仍由招生院校颁发学历与文凭。而且，经该部领导的积极争取与努力协调，京院仍然保留了原有的编制与财政拨款渠道。京院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维持着生存，一直持续到2006年。到了2006年，京院通过注册基金会作为办学主体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独立的自主办学权，成为一所高职院校，再次取得大专办学权。这种方式最终在2010年得到了中央编制部门的确认，京院作为部属的干部学院和大专院校，最终呈现当前的复杂状况。在笔者看来，京院所经历的复杂的体制转变，恰恰反映出事业单位改革是在多种探索、尝试与反复中不断推进的，它也能尽量多地体现出事业单位的一般性。
从所承担的功能来看，京院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职能，它按照国务院2011年公布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案应当属于公益二类。在经费来源上，它的资金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国家财政拨款，由财政部门按规定全额拨付事业单位人员经费与办公经费，其拨款人数按照1995年以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编办）核定的编制数215计算；另一块是学院进行干部培训、学生培养所获得的学杂费等各种收入。在机构设置上，经过学院在2009年进行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当年全院共设18个处级部门，其中5个教学系部，13个行政处室，全院共有在职教职工220多人，其中学院领导7人，处级中层管理干部37人。全院220多人中有大约150人属于学院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另外的70余人属于编制外人员，他们是在京院发展的不同时期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学院工作的。2009年以来，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坚持严控经费预算和人员编制的思路，京院的编制数量保持不变，学院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在可控编制数之内继续招聘和引进事业编人员，同时也补充了一些编制外人员。后文关于用人制度变迁的部分将对此进行专门关注与探讨。
第三节 研究方法概述
对于京院的个案研究，本书综合运用了参与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问卷法等多种方法，尽可能地获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各类资料。
集中的参与观察从2009年5月18日开始，到2010年1月22日结束。整个过程如下：在2009年4月之前经过多次联络和考察，笔者在5月18日开始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京院办公室，主要做些文字起草与修改工作，同时协助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学院的文件管理与制度汇编等工作。在实习期间，笔者得以切身参与到学院的具体运作当中。从职责上讲，学院办公室在学院承担着许多功能，不仅包括行政性的，如全院的重大活动与大型会议的组织、重要来访人员的接待、文书档案的收发与管理等，而且，它在京院同时是学院的党委办公室，党组织系统的许多事务也由它负责，包括纪检、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因此，办公室在整个学院起着上传下达、综合协调的关键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得以比较便利地与许多人熟稔起来，并获得了难得的访谈机会。
在京院的访谈分为无结构访谈和半结构访谈两类。无结构访谈是实习早期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从聊天开始的，其中一部分是利用受访者找院领导办事而在笔者所在的大办公室等待的时间进行的。这源于笔者在实习过程中发现，一些人在找领导办事的时候往往需要较长的等待时间，有时甚至要达半小时以上，这就为笔者分多次进行专题了解提供了条件。也有一部分是利用午间休息、下午下班后以及周末时间进行的，笔者利用这些时间有目的地找一些人聊天，从他们的经历与感受中了解相关情况。半结构访谈是在实习后期采取的方法。在对京院的情况进行了大致了解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办公室主任介绍、自己联系的方式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在进行访谈之前，笔者设计了大致的访谈提纲，然后约定时间进行访谈，对前后两任办公室主任、两任人事处长和一位人事科长的访谈尤为重要。在离开京院的时间里，笔者与部分访谈对象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短信、电话、邮件沟通不断，笔者也因而得以了解京院在2010年之后发生的主要变化。本书中出现的主要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1 本书主要访谈对象情况续表
文献法的运用主要得益于学院办公室在京院的特殊地位。学院办公室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进行全院历史档案的管理，因此也专门设立了1个文秘管理岗。2009年11月，在准备完国庆60周年重大活动之后，学院办公室处于相对清闲的时候，这时笔者向办公室主任说明了研究目的，表示希望能够查阅相关档案来了解京院制度的历史变迁。他对此表示了同意，但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明确查阅的档案只用于学术研究。办理完这些手续之后，笔者在专门负责档案管理的“同事”陪同下查阅了京院的历史档案，这个过程基本上历时1个月，到11月底结束。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笔者对一些重要的会议记录、文件进行了摘录，并对一些制度汇编之类的资料进行了复印。这些资料总计将近10万字，为本书梳理重要制度的演化与变迁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由于笔者查阅档案前后的时段京院正按照中央国家机关统一部署进行保密教育与检查活动，京院领导认为财务和经济数据涉及学院机密，不宜公开，笔者无法直接查看和获取这些数据和详细资料，而只能通过历年的工作总结进行初步的梳理。
除了上述方法以外，在京院实习的后期，笔者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设计了一份问卷（见附录二），征得学院主要领导同意之后于2009年12月底开始在全院范围进行调查。这份调查问卷的预设调查对象是除院领导以外的全院职工，由于全院人员并不多，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抽样，而是希望能够调查到每一个人。因而笔者采取了各个部门逐个推进的方式，以便在学院进行年终总结各项活动之前完成问卷。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笔者平时在办公室时热情对待每一位到办公室等候、办事的人，并帮助许多人进行了资料复印等工作，因此笔者的调查在整体上进行得比较顺利，全院18个处级部门的领导都积极配合，许多部门还派专人协助笔者调查，说明情况，以帮助大家消除顾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处级干部在听完笔者的目的并大致看了问卷之后说道：“要是不认识你，这调查绝对是不能帮你做的，这里面有些问题还是挺敏感的，不过我们现在都认识你，看你人也还不错，才允许你做这调查。”这大致上可以说明，有效的参与观察为问卷调查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部分调查对象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拒绝了填答问卷。本次调查最终成功调查到177人，约占当年全院教职工总数的80%，覆盖了该学院各个部门、各种类型的教职工，为展开分析提供了比较可信的材料。
基于以上研究方法，本书将主要以京院在1979年至2009年的制度演变为主线，对它的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加以描述与分析，以此揭示事业单位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并探讨其中体现出的基层治理状况。
第二章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一个研究参照
就本书关心的核心问题而言，探讨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以及贯穿其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离不开对传统单位体制及其变迁的理解与把握。在现有研究中，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单位研究。本章结合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对单位研究加以回顾与反思，将其作为认识事业单位制度变迁与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参照。
总体而言，单位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偏重于从宏观社会体制和微观单位组织的社会功能出发，对单位体制及其变迁进行研究；二是倾向于从微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入手，对单位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三是将单位组织作为具有中国特殊的社会分层机制，对其中存在的社会分层效应展开研究。本章依次从这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最后加以总结。
第一节 单位体制及其变迁
在单位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旨趣在于通过单位组织来理解中国城市中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为此，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单位组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单元，将由单位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称为“单位体制”（路风，1989，1993），着重关注它的起源、特征、功能与历史演变，以此来透视中国社会的资源分配、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问题。这一取向的研究可以统称为单位体制研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研究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制度学派的影响，关注制度的产生与变迁，以及制度对人们如何组织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周雪光，1999）。根据研究的侧重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个偏重于从宏观制度出发探讨单位体制，关注其形成和演变；另一个则偏重于研究单位体制的功能，关注它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单位组织对其成员的影响。
一 单位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学者们关注单位体制的历史演变，注重以此来透视中国社会结构和组织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这与制度分析的思路密不可分。在制度分析中，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整体上分析制度的产生与演变，尤其强调现实对历史的依赖性和演变过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制度演变的不同过程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而不了解演变过程就无法解释演变的结果（周雪光，1999）。正是受到这种理论观点的影响，单位体制研究中形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研究。
1.传统单位体制的典型特征及其成因
学术界对于传统单位体制的经典形态有着基本共识，即注重从基本内涵和典型特征两个角度加以理解。路风（1993）对此的论述被广泛接受。他提出，单位体制的基本内涵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组织，即它们与处于中枢位置的党和国家机关紧密结合，构成了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体系。具体而言，单位体制具有四个典型特征：第一，单位组织成员完全依赖于单位组织；第二，单位组织是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组织手段；第三，单位组织是其成员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领域；第四，单位中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不仅是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机构，同时也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着党和政府。这些特征决定了单位具有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内在特征。
不过，对于传统单位体制的成因，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已有研究都注重从历史与社会环境入手加以剖析，形成了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一种强调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另一种则强调制度形成中所受到的资源约束的因素。
新制度主义学派曾经详细讨论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诺思，1994a（1981），1994b（1990）］，这种研究思路在单位研究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风（1989，1993）对单位体制的形成过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与分析。他提出，单位体制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套特殊的制度安排，它基本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萌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此后在十多年的体制变化之下不断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得以稳定并延续下来。田毅鹏（2007）后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种“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形成及其推广过程的研究可以视作对这一解释的一种确证与补充。
与强调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不同，另一些学者认为，路径依赖效应虽然突出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演变的延续性，却没有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严酷的资源约束环境。为此，他们从资源约束角度对单位体制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他们提出，单位体制的产生，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即可用来实现社会有效调控的因素（包括物质性资源和文化资源、价值资源、智力资源、权力资源等社会资源）不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采取一种具有高度动员能力和资源提取能力的战略（王沪宁，1990，1995；刘建军，2000a，2000b）。因此，在社会资源总量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加强了对各种资源的强制提取和再分配，以此满足现代化的要求，单位组织的发展和单位体制的形成正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种具体的组织化手段（李汉林，1993；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1994）。
显然，在对传统单位体制形成原因的解释上，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不过，无论是强调路径依赖还是突出资源约束，它们都无法将单位体制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区分开来。正是在这个制度环境之下，国家才能够同时具有强大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因而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这两种逻辑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位体制的形成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偏重其一。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单位体制形成与演变的基本逻辑。对单位体制发展与演变的后续研究比较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2.单位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迅猛发展的时期，伴随着这一时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单位体制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状况如何？这些作为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使得单位体制及其变化成为研究热点，产生出一大批关注单位体制变化的作品。以制度环境的改变作为背景来分析单位体制的变化，是这些研究的共同基础，其结论也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即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单位体制在整体上出现了松动，单位组织也呈现新的特征。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1994）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整合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之外出现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市场和社会因素，二者并存。这种状况给单位组织带来了相应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单位组织的角色职能化，即其自身所具有的专业分工的功能强化，而行政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第二，单位组织利益独立化；第三，单位组织呈现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的倾向，即企业从完全向国家负责转为主要对其职工负责；第四，单位组织的家长角色强化，这是单位组织责任内向化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果说孙立平等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宏观形势做出的判断，其他一些学者对与单位体制相伴生的具体制度的实证研究则为检验这种论断提供了现实依据。吴晓刚（1994）通过对人们的择业、单位组织间流动以及单位组织内部的生活进行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个人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原来被动的行政式依附向契约性关系转变，个人形成了对单位组织的“利益依赖”。边燕杰等（1996）通过对住房制度改革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的住房改革是以单位组织为中介的，单位组织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继续通过和政府的联系获得了大量资源，仍然发挥了再分配的作用，而大多数居民仍然没有能力自由进入房地产市场。诺顿（Naughton，1997）对单位体制之下经济基础状况变化的分析表明，随着“去中央化”和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在此背景下，由于许多单位组织在内部实行了退休工人由其子女顶替的政策，以及单位组织在职工住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意义得到了强化。与此相类似，弗朗西斯（Barbara C.Francis，1996）对北京市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出于留住人才等多种需要以及企业面临制度环境带来的压力，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私营企业也像国有单位组织一样，为其成员提供包括住房在内的多项福利。
在上述20世纪90年代关于单位体制的变化的分析中，依然比较明显地存在路径依赖与资源约束两种解释机制。正是因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效应，所以才造成单位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并存，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资源约束的限制，单位组织表现出责任内向化、家长角色强化的特征。单位体制的变迁是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注意到上述研究所阐述的仅仅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的深入程度尚不如今天深刻的话，那么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这两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是否会减弱或者消失，从而导致单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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