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日成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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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悟道试读：
作者简介
牛日成海南儋州人。现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等100多万字。其中，30多篇新闻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广东新闻奖等奖项。
已出版有《记者视觉》、《记者心迹》两书，《记者悟道》是这一系列的第三部。
采访随想
在我看来，记者的天职就是在新闻发生时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甚至可能要付出生命也应义无反顾。没有神圣的责任感不是合格的记者，没有大无畏的勇气不能成为笔扫千军的记者。记者天职在我看来，记者的天职就是在新闻发生时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甚至可能要付出生命也应义无反顾。没有神圣的责任感不是合格的记者，没有大无畏的勇气不能成为笔扫千军的记者。
看了我的《记者视觉》和《记者心迹》两本拙作后，一位茂名电白的朋友猛烈“声讨”我，说我写了不少采访的经历，就是没有写他和我们一起报道台风“派比安”的“追风”经历，他认为那应该是一次值得写的经历。
我因此想起那次“追风”采访的事来。
那是2006年8月3日，当天傍晚时分，气象台发出准确消息：第6号强台风“派比安”即将在19点左右在广东省阳西到电白之间沿海登陆。此前，“派比安”还飘忽不定，我和《羊城晚报》的记者正在茂名电白县城等候台风登录时间和地点的准确信息，以便及时赶到准确地点。闻讯，我们决定立刻动身赶往台风即将登陆的电白博贺港。
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树枝被折断，街上的广告牌纷纷被吹倒，电白县城水东镇多处被淹，部分地区停电停水。能往10多公里以外的台风登陆点赶吗？记者的职责使我们不敢有半点怠慢，决定冒险出发。
为了防止采访车太轻而被强风掀翻，我们提出要电白的朋友开他的工作车前往，因为他的“皇冠”牌车车身重，可以减少行进途中的风险。凭着“哥们”情谊，朋友没有推却。
车迎着暴风骤雨颠簸前行，风像发疯的猛兽呼啸着，雨打在车窗上噼里啪啦作响，路上不时有树被风连根拔起，危机重重，险象环生。“我跟着你们冒险，你们壮烈了，还算因公殉职，我算什么？”朋友风趣地说。“就算跟记者朋友一起为抗击台风捐躯。”我笑着安慰提心吊胆的朋友。
车外飓风暴雨，车内友情涌动，暖融融的。他不是记者，但跟记者打交道多年，他知道记者的责任，为记者在大灾大难关头义无反顾地扑向最前线而感动，毅然心甘情愿地陪着我们踏上可能会搭上自己性命的“追风”征程。我们想的是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目的地，祈求风雨兼程之路不要遭遇险情。
车艰难地行进着。台总部给我打来电话，要求作现场同步直击报道。我一口的“广东普通话”，但因为只有我在第一线，也只能“赶鸭子上架”。朋友特地打开车里的收音机，“监听”播出效果，得到的结论是“很有现场感”，当然，对我的普通话是不敢恭维的。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风雨交加的博贺渔港。台风登陆在即，朋友接受我们的请求，将车开到大浪滔天的海边，让我们在夜幕下隔着车窗观察回港避风的几千艘渔船迎风斗浪的情景。只见岸边空无一人，较大型的船只分开抛锚抵挡台风，小型的渔船则通过缆绳连成一体共同抗击风浪，经受飓风的严峻考验。我们的车随时有被风掀翻的危险，朋友紧紧地把住方向盘，毫不畏惧。
那一晚，我在第一现场见证了强台风“派比安”袭击电白沿海的实况，以最快的速度发回最真实的报道。
强风扫过，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夜特别的漆黑。返回的路上，到处是积水和折断的树枝，有不少车辆熄火浸在水中，动弹不得。我们的车借着微光摸索着缓慢前行，回到电白县城已是深夜。这在朋友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作为记者，我不觉得这次“追风”有多么的壮怀激烈，因为那是记者的天职，义不容辞。
在大灾大难发生的时候，真正的记者从来就是无畏无惧。震惊世界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无数记者立刻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记者们在余震不断、交通中断的考验下，穿行在废墟和危机四伏的山路中，忍受着饥饿、疲劳，昼夜连续作战，真实地记录了十万大军舍生忘死抗震救灾的动人情景，点燃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激情。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的胜利，新闻记者功不可没。
我再次想起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继续面临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真面目是怎样的？中国将往何处去？……为了解开各种各样的谜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勇敢地踏上战火纷飞的中国，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阻挠与艰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历时4个多月。斯诺是当时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区域进行采访报道并会见、采访红军领导人的西方记者。斯诺把通过实地采访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该书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时，改名为《西行漫记》。
斯诺的《西行漫记》报道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新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对中国红军及其英勇奋战的业绩、对“红色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对中国革命的不少领袖人物及其各自的经历等作了全面的综合报道，第一次向世界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展示了另一个中国形象，用真实的见闻解开了世界对“红色中国”的“不解之谜”，使世界真实了解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战略决策，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扭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形象的种种谣言，对当时中国的时局走向作出了有预见性的分析及展望，牵引着世界对中国的视线，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如同一颗闪亮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使“红色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的新闻焦点之一。正是斯诺真实报道了“红色中国”，冲破封锁，矫正误传，擦亮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形象”，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四海归心”、同仇敌忾，赢得了世界进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创建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给予斯诺很高的评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实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从踏进新闻媒体大门的那一天开始，成为埃德加·斯诺那样的记者，就成为我毕生的梦想。我一直在为这个梦想的实现奋斗着。
身为记者，我常常感动于我的同行和前辈们“铁肩担道义”的意志。我欣赏的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说：“记者不仅是我的职业身份，做新闻也是我生存的一种方式。”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在我看来，记者的天职就是在新闻发生时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甚至可能要付出生命也应义无反顾。没有神圣的责任感不是合格的记者，没有大无畏的勇气不能成为笔扫千军的记者。民工的命值多少钱？
一些普通老百姓借助新闻舆论监督解决了他们遇到的甚至是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是幸运的，但是，我们又能让幸运之神眷顾多少个求助者呢？
你能想象吗？400多名民工干了11年的搬运工作，没有人与他们签订过一纸劳动合同，也没有人为他们买过一分一厘的社保和工伤保险。这样的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某市的一家村办劳动服务公司。记者调查发现，造成400多名民工干了11年“冤枉活”的主要原因竟是蓄意蒙骗。
事件的本身并不复杂。10多年前，这批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于建工厂。工厂投产后，村民所在的村委会注册成立了一家有经营权的劳动服务公司，与工厂签订劳务合同，组织村民承包工厂的材料、成品搬运等劳务，从中收取部分“管理费”。400多名民工就这样被雇用，懵懵懂懂一干就是11年。期间，也有少数民工提到过合同、保险之类的事，但是，一年又一年，事情都不了了之。最近这几年，这批民工有的年纪大了，想到了老来无依无靠的难题，年轻的想到可能发生的工伤，想到了未来的生活，于是，劳动合同、工伤保险、劳动保险被民工们当成了“命根子”，强烈要求公司还他们应有的基本权益。
接到投诉后，记者找到这家劳动服务公司的负责人。表面上看，这批民工的保险问题牵涉到工厂和劳动服务公司，也就是民工的社保该由谁负责买单的问题。其实，这个被认为“扯了很多年扯不清”的问题并不应成为问题，因为劳动服务公司与工厂签订的劳务合同中已经有了不容争议的条款：“从事劳务作业人员必要的社保、工伤保险、劳动保护和福利等由劳动服务公司一方按有关规定处理。”很显然，劳动服务公司是真正的用人单位，理应为民工的社保买单，但是他们却没有。
同样离谱的事后来还在发生。工厂出于对民工的爱护，从前年开始提高一定额度的劳务价格，并在相关补充合同中特别写明这笔钱是用来给民工提高福利和购买意外保险的。然而，劳动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却找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这笔钱也被用于管理人员工资和村民福利等方面上，所以至今没有用来为民工购买意外保险。
更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位负责人在知道无法推卸责任之后，又找出一些滑稽的理由以求自圆其说。他说，服务公司没有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一直以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没有给工人买社保，是因为没有钱；没有给工人买工伤保险，是因为没有发生过工伤事故。
民工们真的平安无事吗？不是。事实是：以工伤为例，这些年来有好几个工人发生过工伤事故，有的还断了手指，成了残疾人。
聊以慰藉的是，在新闻媒体的介入下，这批民工终于找回了公道，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但是，一家企业长达10多年置民工的合法权益于不顾，漠视民工的生命，却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绝非小事。以法律为准绳，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违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理由。但是，法定的事为什么就有人不执行？毋庸置疑，对一些老板来说，他们的黑眼珠只认白银子，工人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工人的生老病死也就被他们无情地漠视了。对这类“黑心老板”，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
人们不禁要问：有些政府职能部门为什么会无动于衷，非得要新闻媒体介入才“立刻处理”？很显然，因为这方面的成绩很难像GDP、市政工程那样成为官员们的政绩，而且这类问题的处理与否又很少能动摇到官员们的乌纱帽，所以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不闻不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坐在办公室里品茶聊天过日子那才潇洒。
记者在采访中有一种深刻的感受：一些普通老百姓借助新闻舆论监督解决了他们遇到的甚至是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是幸运的，但是，我们又能让幸运之神眷顾多少个求助者呢？要解决老百姓遇到的实际问题，需要新闻媒体的呐喊，更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真正把群众的利益扛到肩上、放在心里，慎重掂量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与生命的分量，严格执法，敢于作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丑陋的“环保强盗”
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环境不应是苛求，而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良知。缺失了这一份良知，一个人的灵魂就不是圣洁的了。
崇尚环保正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标志之一。但正如阳光普照之下也会有阴影一样，环保观念至今在一些人的意识中还是轻如鸿毛，这些当代“环保强盗”的面目极为丑陋。
一次，我采访一间养猪场的污染问题。这间养猪场长期以来没有环保设施，污水直接排放到一条小河里，导致河水严重污染，发黑发臭，下游几个村的几千名群众怨声载道。采访中，我了解到，拥有几千万资产的猪场老板鉴于社会的压力，正在投入近百万资金搞污水处理，但他对群众的投诉却耿耿于怀。“如果他们再叽叽喳喳，老子就不干了，看谁能奈我何？”这位老板振振有词地说。他的话语中嚣张气焰十足，令人惊诧不已。
事后，据知情人透露，这名老板“背后有大靠山”，所以才敢如此猖獗。
污染在一些私企老板的眼里总是“小菜一碟”，为了真金白银，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经营道德。
不久前，我根据群众的投诉前去一个开发区调查一间皮革厂乱排放的问题，发现这间厂在隐蔽处偷偷埋下一条暗渠，将乌黑、有毒的废水排到厂外的小河。现场清晰可见，这间皮革厂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源源不断而出，排放口以下的河水几乎全被染黑。“你们为什么就盯住我这间小厂？”当我带着确凿的证据进入该厂区采访时，皮革厂老板不满地质问。“你认为你们厂小就不该盯吗？”我问。“大家都是这么排放，我这点污染算什么？要曝光就曝那些大厂，他们的污染更严重。”皮革厂老板对自己厂的污染不以为然。
强盗逻辑——我忽然觉得面前的皮革厂老板就是一名活生生的、愚昧十足的“环保强盗”，要让这类“环保强盗”低下头，就不能不用“铁手腕”。
按分类，如上这类“环保强盗”是属于“野蛮型”的，特征是凶神恶煞，行为是借助“保护伞”横行霸道；另一类则是“文雅型”的，特征是温文尔雅，行为是借助各种通过歪门邪道弄来的“证书”往自己肮脏的脸上涂上厚厚的胭脂粉，摇身一变成为维护环保的“斗士”。
我就见过这样一名恬不知耻的“斗士”，那是在一间水泥厂。
这间颇具规模的水泥厂，远远看去可见几支大烟囱不停地喷出灰黑的烟，烟尘四处飘散，附近的居民家和单位门窗紧闭仍无法阻挡漫天飞舞的尘埃。只要是明眼人和嗅觉不失灵的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来自这间水泥厂的污染。“此地无银三百两”，当记者走进这间水泥厂采访时，负责人却拿出一大叠有关政府部门颁发的“环保达标企业”、“现代高新科技企业”、“清洁生产企业”等证书，证明他们厂的环保水平不仅是达标的，而且是先进的。
附近的群众和有关单位不堪其苦，多次向环保部门投诉过这间水泥厂的污染，但都无济于事。带着疑惑，我到一个市级环保部门去求证颁发给该厂的相关环保达标证书的依据，得到的回答是“从每次公开监测的情况来看，这间水泥厂的排放都是达标的”。证书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环保部门的解释也堪称滴水不漏。
我们不禁打一个大问号：问题出在哪里？是群众投诉错了吗？是我们的眼睛和嗅觉出了问题吗？显然不是。值得质疑的是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和有关证书的权威性。对于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而置人民群众的生命于不顾的企业，其行为就是既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而环保部门发出的证书，就像面对一个谋害别人性命的凶手，政府部门还给他下良民的定论，颁发先进人物的证书，这无疑是睁眼说瞎话，糊弄黎民百姓，不仅贻笑大方，而且让人愤慨。
我终于明白：一些环保管理部门不仅没有担负起环境监督的职责，还沦落到与企业狼狈为奸甚至助纣为虐的地步，成为制造污染的帮凶。一些污染源长期“合理”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污染问题由来已久，过去被人忽视尚且可以理解，而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法律法规一应俱全的今天，如果还听之任之则是无法理解的。
这些年来，群众对环境污染的投诉不少，但为什么环境污染问题总是屡禁不止？绝大多数情况下，职能部门不依法办事、监管不严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记者在采访类似的环境污染问题时，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往往搬出一套套所谓的道理，或者说治理污染需要时间，或者说为了职工就业不能让企业关门停产，或者说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如此种种，其实背后大有猫腻，要么就是为了多收一点钱，要么就是有人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否则，污染企业不可能如此横行霸道。
要治理污染，说穿了，就是要有保护环境、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责任感，要有依法依规办事的使命感，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唯有此，我们的政府才能算是真正为民谋利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才是真正造福社会的企业。
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环境不应是苛求，而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良知。如果缺失了这一份良知，一个人的灵魂就不是圣洁的了。老师要为“财政困难”买单？
尊师重教，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号上，那将是一个地方的严重过失，甚至是悲哀。
财政困难——这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解释很多问题时最常用的堂而皇之的挡箭牌。
某“教育强县”中小学有在编教职工14000多人、退休教职工2800多人。多年以来，教职工医疗经费一直由县财政列入预算拨付，2000年开始这项财政拨付“惯例”被叫停，政府的理由只有一条：财政困难，负担不起。
教职工医疗经费“断奶”了，怎么办？为了解决教职工的医疗费问题，当地教育部门按照政府的安排，采取从中小学教育收费中统筹的办法，按每个学生每个学期5元的标准统筹资金到教育局作为教职工医疗费专款，用于报销教职工住院的医疗费。但是，2002年下半年全省中小学收费实行“一费制”以后，没有了统筹的途径，当地的这一“灵活措施”又无奈被迫停止。原有的统筹资金消耗殆尽，当地教育局无计可施，2004年开始只能暂停教职工医疗费的报销。
当地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基本上都是当过老师的“过来人”，他们知道老师的月工资就那么1000多元，了解、体恤老师们的疾苦，不忍心撇下老师们不管。于是，教育局又采取另一种办法：组织教职工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规定医保费由单位和个人分担。2006年，教育局对医保费的缴交标准进行修改，规定在职教职工医保费从2004年的每人每年189元改为175元，退休教职工每人每年329元改为375元，交付办法是单位负责60％、个人负责40%。另外，还作了一些修改，就是：教职工住院医疗费超过100元的按规定给付保险金，每年最高限额4000元，比上一年提高了1000元，而死亡赔付则从2006年的2万元降到了1万元。
从享受财政拨付的公费医疗到参加商业保险的自生自灭，老师们心知肚明，如此低额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一些身患重病的教师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老师们说，患了重病就只能“等死”，他们心有不甘。
记者关注到，我国1998年颁布实施的《教师法》第六章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教师的医疗同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但是，这个县的教师却被当地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理由无情剥夺了他们法定享受的公费医疗的权利。
老师要为“财政困难”买单吗？我找不出理由，当地政府也找不出理由，只说“纯属无奈之举”。
把保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置之政府职能之外，真的是“无奈之举”吗？我找到了驳斥的理由：和这个县同属一地级市的另外两个县与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基本一样，每年都是两个亿左右，而其他两个县财政每年都坚持拨出500多万元作为教师的医保专项资金，可为什么唯独这个县就大喊“无奈”呢？教育部门的人员苦笑着说，这是县领导决定的。
无独有偶。我采访过某区发生的一桩教师医疗保险金被拖欠事件。事件并不复杂：老师本人承担的医保金部分交了，但当地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不缴纳应该由财政支付的部分，最终造成多名生病住院老师的医疗费被上一级社保局拒绝报销，让这些老师们苦不堪言。“财政困难办事难”，一些地方财政相对困难的领导经常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这一理由并不能自圆其说。其他一些财政并不宽裕的县区能够做到的事情，某些县区没有任何理由说做不到。以财政困难为由推卸应负的责任，这就是政府的不作为，是公然的违法。而往往就是这类政府，一边喊财政困难，一边是办公楼越来越豪华，招待所越来越靓丽；官员们大吃大喝，洋酒洋烟，龙虾鲍鱼，一桌饭动辄上千上万元；各种美其名曰“考察”成群结队地出省、出国旅游……如此种种，花的都是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但是，真正该用钱的地方，财政就成了吝啬鬼，这种情况让人很难接受。
由此看来，将老师的医疗费问题放到什么角度上来考虑才是关键。老师肩负着培养国家栋梁的重任，他们的冷暖应该挂在领导们的心头上。
尊师重教，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号上，那将是一个地方的严重过失，甚至是悲哀。即便一个地方可以罗列出一箩筐的“理由”，也没有一条可以为愧对老师的行为开脱。对灾难的态度
灾难是幸福的孪生姐妹，大自然给人类丰厚馈赠的同时，也不时毁坏人们美好的家园，锤炼人们的意志。这是亘古不可抗拒的定律。对灾难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媒体的真诚与勇气。
一个沿海城市遇到台风袭击，暴发洪灾与泥石流灾害，很多村庄被淹，房屋倒塌，死了近10个人。作为省级媒体记者，我参加了这个市的灾难采访报道，也特别留意当地媒体每一条有关灾害的报道。
我发现，当地报纸的报道几乎都是市领导批示、要求、视察之类的“开空头支票”的报道，而且一定是头版头条，还要大标题、大照片、大篇幅。报纸上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死人”两个字。更为贻笑大方的是，经当地重要领导亲自审定的“××市万众一心抗击台风”的报道中，竟然声称“由于各级领导靠前指挥，措施得力，确保了全市无一人因台风死亡”。领导在灾难报道中玩起了文字游戏，言下之意是，那些因洪灾、泥石流而死的人不关台风的事，也不关地方政府的事。我相信审稿的领导绝对不是中国文字的弱智者，而是一流的高手，但在逻辑思维方面却是绝对的弱智，把台风与洪灾、泥石流三者之间原本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割裂开来，而得出“无一人因台风死亡”的结论，其实是一相情愿、欲盖弥彰，恐怕连再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也糊弄不了。
当地电视新闻对这些灾难的报道也基本都是领导去哪里看灾情，灾民怎么感谢，领导如何指导之类，看不到那些可怜的灾民在灾难面前的无助，即便是有个别灾民个体命运的报道，也是蜻蜓点水，被淹没在领导们的“忙碌”身影中。
那次，我恰好与当地媒体的记者一起去灾区采访。一个养鱼专业户的鱼塘被洪水冲垮了，损失在10万元以上。这个养殖户刚承包鱼塘一年，倾尽所有积蓄之外，还向亲戚朋友借了5万多元，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诉说自己损失的时候，养殖户泪水纵横，泣不成声。同去的市电视台记者拍摄了这个镜头，但是，新闻播出时却无影无踪了。这名记者告诉我，理由很简单，台领导审稿时认为“跟主旋律不合”，被“卡”了。
另一个采访对象是香蕉种植专业户。他的香蕉树全部被台风折断，损失惨重。受命于县、镇领导，他要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强忍泪水，对着摄像机镜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有信心在相关部门的关心下早日恢复生产，把台风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香蕉树都没了，损失还能夺回来？可笑。他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心知肚明，为了拿到救灾补贴。虽然最后能补偿多少，谁也不知道，也许是杯水车薪，但“政治姿态”还是要表现出来的，先要让领导高兴、满意，才有“争取多点”的可能。
还有一名灾民在台风暴雨引起的泥石流中失去了两位亲人，哭得死去活来，一天多时间粒米未进，亲人的尸体还停在殡仪馆，尸骨未寒。县领导带队前来慰问，随行人员不忘叮嘱他：再悲痛也要说声“感谢政府的关怀”。真是够残酷的。后来，这位灾民的确这么说了，媒体当然也没放过这一“精彩”的镜头。
让我同样惊诧的是这个慰问团的举动。车队浩浩荡荡开进灾区，领导随从前呼后拥，有人给撑雨伞，有人帮拿矿泉水，记者争先恐后抢占最佳拍摄位置。领导走进灾民家中，给灾民送上几百块钱的慰问金，特别摆好姿势，握着灾民的手不放，让摄像机、照相机拍个够。报社摄影记者提出没有抓住最佳角度和领导的最佳表情，领导又再次屈尊重新演示，直到满意为止。接下来，领导又走马观花了一遍，汇报听了，“重要指示”作了，然后车队风驰电掣开回城区大酒楼，筵开八桌，享受美酒佳肴。酒桌上，觥筹交错，不亦乐乎。
第二天，报纸的报道出来了：××领导冒雨深入灾区视察，亲切慰问灾民，作出重要指示……
对待灾难，这些领导就这样“乐观”、“潇洒”？我们的媒体就这样“唱响主旋律”？
在这次采访中，我疑惑重重：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就是要灾民们声声感谢？在痛苦中的灾民非要表决心、千感谢万感谢不行？有多少灾民被剥夺了表达他们真实遭遇、呼声和情感的权利？有一篇报道说“领导批示，元旦前让房子全倒户住进新房”，这当然是好消息，要报道。可是，灾民们住在不透气的油毡房有多少不便，他们还有哪些困难，怎么不见报道？有些安排较好的灾民家，领导来了一拨又一拨，成了“典型”，而那些没有受到那么好的照顾、体现不出当地领导救灾得力、不敢让上级领导视察的灾民呢？他们心里有怎样的想法？这些都成了灾难报道中的“盲点”。
灾难是幸福的孪生姐妹，大自然给人类丰厚馈赠的同时，也不时毁坏人们美好的家园，锤炼人们的意志。这是亘古不可抗拒的定律。对灾难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媒体的真诚与勇气。灾难发生之后，媒体对灾情作实况报道，不回避死亡和困难，就会给地方政府的脸上抹黑吗？我认为不是。媒体对灾难报道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既反映政府的实际行动，又如实反映民情民意。
作为记者，我热爱这份工作。尽管有时会失望，但不会绝望。天堂上的哭泣
我仿佛听见，那些自杀的灵魂在天堂上哭泣，诉说着哀怨，诉说着对人间的依恋，诉说着再生的欲望。也许这些灵魂已经惊醒，但为时已晚。
学生自杀——这些年来，因为校园自杀悲剧的频频发生，“自杀”这个恐怖的词时常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心。
2007年寒冬的一天早晨，粤西某沿海县一间全寄宿小学出现惊人的一幕：两名5年级的花季少女牵手从学校教学楼的4楼纵身跳下，两个天真活泼的生命瞬间终结，地上留下一摊鲜红的血，现场惨不忍睹。她们在泪水浸透的遗书中说是学习太辛苦，活在人间没有快乐，要到“天堂”逍遥自在去了。她们给人们留下的是惊诧，是无尽的困惑。
2008年清明节后的第二天，广东一所名牌大学的一名女博士留下一段祭奠自己的文字后，从宿舍楼7楼纵身跳下，当场殒命。这名饱读诗书的女博士跳楼前，曾在宿舍楼黑板上写下一段遗言：在这个特别的假期，其他人都回家祭祖，我在这里祭奠我自己。活着的人就是等死，死了就是解脱。一名才女的灵魂乘风远去，给亲人留下的是凝噎的哀伤和长久难消的悲痛，留给人们的是唏嘘和感叹。
2008年的阳春三月，广东一山区县的一名高二女生，在晚自习下课铃响过之后，悄悄拿着自己的坐凳走上教学楼的5楼，在被同学发现并设法规劝的情况下，快速攀越护栏纵身扑向楼下冰冷的水泥地板，提前终结了人生的旅程。学校领导解释说，这名学生性格孤僻，心理有障碍，家长没有责怪学校。
2008年的夏季，一所名牌大学的一名即将毕业的男生，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从宿舍楼的6楼翩然跳下。这名男生选择离开尘世的原因是因为上网过度而导致多门功课不及格，觉得没脸见人。死者的母亲赶到学校后几度晕倒，呼唤着儿子的亡灵，拉着校长的衣服哭着要校长还她的儿子，其凄惨之状令人心碎。
……
如果死者有灵魂，如果真的有天堂，我相信死者的灵魂一定会在天堂上哭泣，而他们还在凡世挣扎的亲人已经流尽了伤痛的泪水，痛断了肝肠。
他们能不能不死？在每一宗学生自杀事件的采访中，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无法不去思考这个沉重的话题。虽然我与那些死者并不相识，而且阴阳阻隔，但我仿佛听见天堂上的哭声向活着的人发问：为什么没有人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享受人间的快乐？
一个个活生生的学生之所以选择自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事先大多也会露出蛛丝马迹。问题是，我们是否重视过他们的生命？是否设法阻止过他们走向死亡的步伐？
那次采访高二女生跳楼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
教育部门的个别领导颇为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没有责任，原因很简单，就是这名学生自身心理有障碍，一个学校几千名学生，怎么能管得了？
我反问，对个别有心理障碍的学生教育部门有没有关心的责任？有没有做一些诸如心理辅导之类的工作？
对方哑言。
在更迭轮回、市井喧嚣的生活中，人们很快会遗忘那些过早陨落的生命流星，也不会聆听在花季凋零的灵魂在天堂上的哭声，但我们不应麻木。
生命宝贵，又极其脆弱。我们可以准确预知一个人的生，却无法百分之百掌控一个人的死。一个人的生命以自我了决谢幕，怎么也无法抹去悲剧的色彩。
我们应该拷问：我们的中小学是否走出了“应试教育”的怪圈，不再将升学率作为标榜学校实力的资本？是否忽视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是否努力营造了相互关怀、互帮互助的校园氛围？我们的老师是否真正做到了关心那些需要排除心理障碍的学生？
我们应该拷问：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为大学生“传道、授业”、给他们一技之长的同时，是否能及时“解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帮助他们筑起牢固的心理防线，尽到“育人”的责任？对于困扰大学生的学业、就业、失恋压力，我们的高校是否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采取了措施予以及时疏导呢？
我仿佛听见，那些自杀的灵魂在天堂上哭泣，诉说着哀怨，诉说着对人间的依恋，诉说着再生的欲望。也许这些灵魂已经惊醒，但为时已晚。
悲剧还会发生吗？我茫然。被践踏的新闻采访权
对社会上发生的新闻事件，媒体有采访权和告知权，领导有告知的义务，受众有通过各种媒体获得新闻信息的知情权。尊重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就是尊重民众的知情权。
作为一名广播记者，我一直引以为豪。广播，从受众面看，影响最广；从传播手段来看，是一种先进的媒体；从媒体的党性原则来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是，广播记者却常会“受气”，原因是正常的新闻采访权被轻视，甚至被践踏。
一次，我到一个地级市采访，需要听听市主要领导的“高见”。经验告诉我，地级市的领导会对中央、省级媒体的采访比较慎重，一般会提前准备，以免说错话或者说不好而影响自身形象。一般而言，如果按常规操作，通过当地市委办或宣传部联系，来来回回需要几天时间，而且最终大都还被领导秘书推托掉。为此，我决定一步到位，提前一天直接给相熟的领导秘书打电话预约，并告知采访的主题。为了减少打扰领导的时间，我还特别告诉对方，我所想要了解的观点就是领导刚刚发表在当地党报上的体会文章中的某段，只需要领导具体展开阐述一下就行，目的是以领导的观点为我的报道画龙点睛。
听得出，电话那边的领导秘书对我的采访主题以及需求心领神会。最后，我还特地补充一个重要信息：只打扰领导三分钟时间。我本以为这次采访应该顺风顺水了，结果却是一场空等。
第二天，我一早就爬起来，做好一声令下就飞奔而去的准备，生怕领导秘书打电话来要我马上去采访时会因赶得不及时而耽误。但是，直到上午下班前我都没有接到电话。
无奈，我只好给领导的秘书打电话。对方告诉我，领导整个上午都在办公室与人谈话，抽不出时间。“要不我马上过去，在领导下班前请他给我三分钟。”我恳求。“不行啊，领导下班还有应酬，马上就要走了。”对方说。“仅仅三分钟也不行吗？”我不放弃努力。“不行啊，领导很忙的，下午再看看吧。”对方说。
我听到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一阵笑声，包括领导在内的好几个人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一个上午在等待中度过，直到当天下午4点半，还是没有接到领导秘书的电话，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现在领导能抽空接受我采访了吗？”我按捺不住再次给领导秘书打电话。“我又请示过领导了，他说没空，要你按他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摘录就行了。”对方传达了领导的指示。“我们广播需要声音，但是领导在文章中谈得有点抽象，普通百姓不易理解，还是麻烦你再跟领导请示给我几分钟时间采访吧。”我十分客气地再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请求。“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了。领导等一下还要开碰头会，晚上又有应酬，安排得满满的，一点时间也没有了。你还是摘录报纸的文章吧。”对方说。“哪怕吃饭前几分钟也行。”我还是不死心。“领导的意见我不能更改。请你理解我。”对方对我的请求作出了最后的回答。
刹那间，一种采访权被无情践踏的愤怒袭上我的心头，我攥紧拳头重重砸在墙上，剧痛钻穿心肺。
我的这次正常采访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件事也许是个案，但一些领导对新闻媒体采访态度的迥异，却不免让人对他们的势利和对新闻采访的无知寒心。
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报道手段和特点。广播新闻需要采访对象的声音，就跟电视新闻需要录像一样，没有了声音，广播新闻就失去了应有的特点，没有可听性，没有生气。像那位领导要广播记者“按他发在报纸上的文章摘录”的旨意，不仅是对广播新闻的亵渎，也是对广播新闻的无知。
对社会上发生的新闻事件，媒体有采访权和告知权，领导有告知的义务，受众有通过各种媒体获得新闻信息的知情权。尊重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就是尊重民众的知情权。但是，在某些时候，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却被不公平地对待，甚至被人为剥夺了。某些基层领导厚此薄彼，对党报和电视台记者眉开眼笑，对广播记者却另眼看待，能推就推。一些新闻现场，某些记者可以穿梭往来，而有的记者则只能靠边站。有些地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想方设法以各种理由封锁现场，甚至用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阻挡记者进入。如此种种，新闻媒体应共同声讨之。
社会呼唤公平，新闻媒体也需要公平。法祸？人祸！
法律的天平原本是绝对公正的，导致其倾斜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人的心倾斜了。
世界上有些事你可能想也不敢想，但就是你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就会不可思议地发生在你的眼前。那次，采访一件县级法院的“乌龙案”，我几乎被一些不良法官的胆大包天吓个半死。
这起法律案件简单得一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一家制冰厂欠银行40多万元贷款，法院判决拍卖工厂资产偿还债务，结果偌大一个厂只拍了48万元。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工厂业主却四处喊冤，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是外省人，几年前筹资在粤西某县投资建制冰厂，仅是厂房用地原价就值近60万元，加上设备、地面建筑，整个厂的资产市场现值总计超过300万元。但是，法院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委托评估公司评估该厂的所有资产价值却仅有60万元，其中整个厂正常运转的机器估价只相当于把它们当作废铁卖掉的价格的四分之一。当事人对此提出异议，法院却置之不理。更离谱的事还在后头，拍卖该厂时法院没有按规定告知当事人，第一次“流拍”后再降低起拍价拍卖也没有通知当事人，最终该厂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按所谓的法律程序贱卖给当地一个私人老板，全部资产成交价比土地原价还低了10多万元，相当于摆在那里的设备、厂房一文不值。更巧的是，工厂的拍卖成交价恰好够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这意味着一间几百万的厂被拍卖后，只够偿还40多万的欠款和利息，工厂业主只能净身出户，成为穷光蛋。惊呆了的当事人立马提出异议，法院又再次搁置到一边，将一纸裁定书贴到该厂的墙上了事。
谁能想到，就这么一单小小的案件，办理过程却疑云密布，法律程序紊乱不堪！
有不平，就有反抗。再弱势的人也相信会有“青天”。在提出异议无人搭理之后，当事人被迫四处奔走，向上级法院、检察院、人大等求救，甚至拉起横幅向上级政府哭诉自己的不幸，并向新闻媒体披露案件明摆着的猫腻，以求讨回公道。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法官一时乱了手脚，迫于压力，最后不得不哀求当事人停止告状和求助于新闻媒体，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推翻已经成文的判决，走“非常渠道”将工厂退还给当事人。
事情以当事人收回自己的工厂草草收场，但不幸的是当事人因某些法官的胡作非为而蒙受了一笔不小的损失。手握裁定书的买主在未经法官到场执行的情况下，私自雇用社会闲杂人员强行封锁该厂不准生产，破坏供电设备，并盗走一批物品。记者进入该厂看到，生产一时无法恢复，厂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笔债该谁来还？当事人欲哭无泪。
人世间，有些人竟是如此胆大包天。采访这起案件，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一枚炸弹在眼前爆炸，因为某些法官竟然把神圣的法律当成了手中的玩物，而且是近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明眼人都知道该厂的价值绝对不会是区区的几十万元，为什么评估价与实际价值相差如此之远？法官为什么在此案的办理过程中几次故意将当事人撇到一边？如果将个中缘由挖出来放到阳光下晒一晒、闻一闻，一定是臭气熏天。
法祸乎？非也。人祸乎？是也。
法律的天平原本是绝对公正的，导致其倾斜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人的心倾斜了。法律的天平倾斜了，其危害性就等同于原子弹爆炸，具有毁灭性。它不仅仅是毁灭一宗案件的公平这么简单，而且会毁灭人们对司法公正的顶礼膜拜，毁灭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憧憬。
一宗乱七八糟的案件悄悄拉上了帷幕，就像一粒沙子掉进大海，没有扬起一点波澜。掩上卷宗，那些手握法槌的法官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你对得起身上的法官袍吗？每天走进法院的大门时，你敢抬头看那高高悬挂的国徽吗？“看病难”不是绝症
老百姓哀叹“病不起”，那是因为医疗费令他们心惊肉跳。倘若医院都能让百姓“花小钱治大病”，那是多好的事啊！
时下，“看病难、看病贵”成了很多普通百姓的心中之痛。“看病能做到不难又不贵吗？”人们千百万次地发问。听说县级医疗机构——高州市人民医院竟然令人信服地破解了这个大难题，我半信半疑，决定去探个究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很难相信这是事实：一家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医院拥有3幢十几层的门诊、住院大楼，集聚着大批操全国各地口音的患者，分别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地区，还有从印尼、美国等国家不远万里来求医者；住院大楼各专科楼层的走廊挂满治愈病人赠送的锦旗，医院内散发着浓郁的亲善、友爱的气息。
事实就是事实：这家医院平均每天住院病人超过1000人次，最多一天达1450人次，年住院病人量相当于亚洲规模最大的四川华西医院的一半。“高医”的规模、接诊人数、医疗设备和技术，在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医院中首屈一指。一家山区县级医院，竟有如此巨大的洼地效应，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何把看病的费用降下来？这间医院的做法其实并非可望而不可即：不开大处方，能用国产药就不用进口药，降低病人药费；降低检查费，降低医疗设备尤其是耗材的成本，减轻病人负担；医生不吃请，不拿红包，不增加病人医疗费外支出。医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病人“花小钱治大病”。“在这里做一例复杂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搭了3支桥，花费不到那些大医院的一半。”经人指引从深圳到高州市人民医院做心脏手术后正在康复的魏女士笑着说：“你算算，深圳治这样的病至少要11万元，来高州只要3万多元就可以了，省下近8万元足够买辆小汽车了。”
让病人看病不贵，还要让病人看好病。技术水平要提高，基础建设要建，医护人员待遇要提高，这些都需要钱，而做一台手术要比别人便宜2/3多，医院的效益从何来？很多人不得其解。
我把这个疑惑抛给医院院长钟焕清。钟焕清因心脏手术技术高超而有“粤西第一刀”的美誉，并因力推“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而成为“名人”，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开放30年“感动广东”人物（全省共20人）等一批顶级荣誉。他欣然为我揭开“谜底”：谁都想用最少的钱治好病，县级医院不像省城的大医院，只有便宜，“讨好”病人，才能争取更多的病人。“讨好”了一个病人，一个病人满意了，可能就带来了一个村的病人，甚至一个镇、一个县的病人。相反，一个病人对收费有意见，一传十、十传百，医院就会失去大批病人。医院的发展理念很清楚，就是不从收费上打主意，而是走低成本运营之路，向规模要效益。医院设“计”“讨好”病人，这一“计”真的很特别。
正是在这种朴素的经营理念指引下，这间医院吸引了大批的“穷病人”，解决了大量病人的病痛，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实现了良性循环。
在一些医院，病人的红包是医生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病人不送红包心里又忐忑不安，担心医生不尽心尽责，甚至故意刁难。这是一种“社会病”。谁能给病人一粒“定心丸”，谁就能赢得病人的信赖。
在高州人民医院，有一项“三不”承诺：不收红包礼物，不赴宴请娱乐，不分贫富贵贱。这绝非一句响亮的口号，也不是医院的一件华丽的外装。这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以巨大的毅力抵挡不良风气的侵蚀，擦亮“无红包医院”的招牌。
有一位病人家属不相信这间医院的医生真的不收红包，怕不送红包会有“麻烦”，在动手术之前，专门跑到心脏手术主刀医生陈海生家，一直等到医生深夜下班回家。陈海生苦口婆心地解释说不收红包，病人家属还是不放心，硬要把红包留下，否则不肯走人。为了让病人家属放心，陈海生只能佯装乐意收下了红包。为这位病人做完手术后，陈海生又捎上自家的高丽参和病人的红包塞还给病人，这让病人和家属感动不已。“请一桌饭菜，送一个红包，也许就是农民一头耕牛、几头猪换来的。收一个红包，可能就‘吃掉’了农民的一头牛、几头猪。能收吗？我们不忍心！”钟焕清如是说。能有这样的良知，谁还会向病人伸手？“高医”的医生对普通病人如此，对“有钱人”也是如此。
印尼籍华侨魏先生慕名到高州求医。知道病人不能平卧后，医院的一名脊柱关节外科主任专程到广州机场接病人入院。魏先生和他的母亲信仰佛教，住院期间，逢初一、十五要吃斋，医院因此为他们开列专门菜谱。医护人员每隔2小时为他翻身，细心护理，深得病人和家属的好感。为表谢意，魏先生送给医生5000元红包，并给护士长和护士每人一个金戒指，说是印尼的风俗习惯，一定要收下，不然不吉祥。医生和护士无法拒绝，只好先收下，然后把红包的皮留下来，换上新的皮，又把钱和金戒指全部装进去，对魏先生说：“我们也是按当地的习惯，收红包（皮）、送利是（退还钱物），请您收下！”魏先生无奈，只好微笑着接受物归原主。
中国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高州市人民医院凭借着对老百姓的情感，时刻为患者着想，从而塑造起美好的形象。医院声名远播，海内外患者舍近求远，慕名而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百姓哀叹“病不起”，那是因为医疗费令他们心惊肉跳。倘若医院都能让百姓“花小钱治大病”，那是多好的事啊！天地之间有真情
人间的真情不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消逝，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助人为乐的精神不会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淹没。
每当听到一些人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慨时，我常会想起采访过的一个故事。那是1000多人与一位残疾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故事，这一切就发生在广州火车站。
采访那天，广州火车站几名团员青年正抬着70多岁高龄、不能行走的老职工蔡阿婆下楼，搀扶她坐上准备好的小汽车去住院。一上一下，团员青年们小心翼翼地，生怕使蔡阿婆有半点的不舒服。到了医院，大家当即排好时间表，轮流照顾蔡阿婆。在病床前，团员青年们亲切地叫老人为“婆婆”，蔡阿婆疼爱地叫他们为“孙子”、“孙女”，小小的病房内弥漫着温馨的气息。
广州火车站团员青年与蔡阿婆的情缘是在1952年结下的。那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广州火车站客运服务员蔡淑贤提着一桶水爬上梯子准备擦洗车站候车室的玻璃墙，突然，她脚底一滑，从3米高的地方摔倒在地上，等待她的是腰椎骨损坏、坐骨神经中断、双下肢不全性瘫痪的厄运。从此，蔡淑贤再也不能站立起来。这一打击，对一个28岁、尚未结婚的姑娘来说是多么的沉重！住院期间，另一个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和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因为过度悲伤和劳累，撒手人世。蔡淑贤欲哭无泪，悲痛欲绝。
就在蔡淑贤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广州火车站20多个与蔡淑贤情同手足的共青团员来到了她的身边，从此，蔡淑贤的命运便跟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那个时候开始，蔡淑贤和广州火车站一代接一代的团员青年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蔡淑贤从医院回到家之后，广州火车站团支部就向车站党委主动提出承担全面照顾蔡淑贤日常生活的任务。团员青年们从轮流陪伴蔡淑贤、帮她树立生活的信心，到买米、买菜、洗衣服、搞卫生、打煤饼，几乎把全部家务活都包了下来。那时，蔡淑贤住的是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地势低洼，屋旁还有一条水沟。每逢下大雨，水沟里的污水就灌进蔡淑贤的屋里。于是，每一场雨后，赶到蔡淑贤家为她排水就成了团员青年们的习惯。
在经济困难、物质贫乏的年代，大家的收入都很低，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好过，广州火车站的团员青年们却从有限的工资中挤出一些钱来给蔡淑贤买这买那。当时广州居民烧火煮饭的煤是按计划供应的，团员青年们每月都捐出一点工资，想尽办法为蔡淑贤多买一些煤。每次去给蔡淑贤买煤，团员青年们都要跟煤站的工作人员磨嘴皮，说上一大堆好话。时间长了，煤站的工作人员总会特别照顾，多卖一些煤给蔡淑贤。因此，在煤炭供应极其紧张的那些年里，每一个寒冷的冬季，蔡淑贤家的炉子总能烧得旺旺的。
那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纯朴、真挚的感情，影响和感染着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广州火车站的团员青年们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蔡淑贤，即使在“文革”浩劫的冲击下也没有间断过。当时，一起照顾蔡淑贤的青年中，有的因为政见不同而分成了不同的派别，站到了对立面，但在帮助蔡淑贤这件事上，他们从未有过分歧。他们始终有着一致的认识，那就是蔡淑贤是大家的姐妹，大家都应该帮助她。
时间没有停止它的脚步。当我追踪采访那些与蔡淑贤生活在同一年代、最早帮助她的兄弟姐妹时，他们中有的已经调离广州火车站，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先于蔡淑贤离开了人世。他们之间有许多人从未见过面，有的见了面也未必能够认识，但他们都曾经为了同一个目的、同一种责任，去共同扶助一个需要他们关怀的工友。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名叫梁少英的广州姑娘刚参加工作就加入了照顾蔡淑贤的行列，而且不久就成为了蔡淑贤最亲的“女儿”之一。她回忆，那时蔡淑贤大小便失禁，有时床上、地上都是屎尿，她要帮忙洗卧具、擦地板。那个时候没有拖把，要用抹布来擦，有时候粪便会弄到指甲里面去，但她一点也不嫌臭。
从梁少英担任广州火车站团总支书记开始，照顾蔡淑贤被正式确定为共青团工作的一项铁的制度，为了保证每个月都有人到她家为她做事，团员青年们分成6个小组，每小组轮流照顾1个月，循环往复。同时，照顾蔡淑贤还被列为广州火车站团组织的一项成文的特殊制度，每一次团委换届，换了17届，“照顾好蔡淑贤”都是前任书记交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广州火车站那些拥有南国大都市青年人特有的生活风格和新潮思想的团员青年们，并没有改变他们对人间真善美的崇尚和追求，在照料好蔡淑贤日常生活的同时，他们想到的是让蔡淑贤阿婆的生活由温饱走向舒适、安逸。团员青年们通过捐款等途径陆续给蔡淑贤买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电器，将最精彩的生活带给蔡淑贤，使她享受到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幸福，生活得更开心。
蔡淑贤虽然孤单一人，却有一大群善良的好兄弟、好姐妹、好儿女、好子孙照顾她，而且每个年代都有她最贴心的人。
20世纪80年代，对蔡淑贤来说，在照顾过她的众多团员青年中，最令她念念不忘的是彭穗。1980年，彭穗还只是个19岁的青春少女，从那年开始直至调离广州火车站的6年间，彭穗怀着女孩特有的一颗善良之心，像亲生女儿一样默默地照顾着蔡淑贤。那时，蔡淑贤因双下肢萎缩，引发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彭穗几乎每天一下班就赶到蔡淑贤家，为老人做按摩。有时老人大小便失禁，弄得满身屎尿，但彭穗一点儿也不嫌脏臭，细心地为老人擦身、换洗衣服。彭穗还向做医生的母亲请教，买药给蔡淑贤治疗。彭穗当时正在谈恋爱，她的行动感动了恋人，后来，他们甚至将约会的地点都定在蔡淑贤家。说是约会，实际是两个人一起来照顾蔡淑贤，直到他们结婚后还是如此。在彭穗和其他团员青年的细心照料之下，蔡淑贤的身体逐步好转，并借助拐杖练习行走，最后终于能够拄着拐杖走动起来，告别了过去寸步难行的痛苦。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并无亲缘关系的彭穗和蔡淑贤慢慢地像母女一样亲。彭穗给蔡淑贤一份女儿般的亲情和孝心，蔡淑贤也像慈祥的母亲一样疼爱彭穗，把彭穗看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彭穗的记忆中铭刻着这样一件事：1984年8月的一天，彭穗骑车被撞伤住进医院。蔡淑贤知道后，独自一个人顶着酷热，靠一双拐杖，几乎是一步一停地挪到医院看彭穗。从蔡淑贤家到彭穗所住的医院，正常人只要走40分钟，而蔡淑贤却走了整整3个钟头。当蔡淑贤来到彭穗的病房时，已是汗水淋漓，筋疲力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坐车来，老人说是为了省下车钱，给彭穗买些好吃的东西。彭穗听了，眼泪禁不住直往下流。
1986年，彭穗调到深圳工作，不能经常照顾蔡淑贤了，但她一直还惦念着蔡淑贤。一有空，彭穗都要回来看一看蔡淑贤。每次回来，她都要给老人买些吃的、穿的、用的，帮老人做些家务活，尽一份女儿对亲生父母一样的孝心。到离开时，她们像母女俩一样难舍难分，流泪眼看流泪眼。当问彭穗为什么对蔡淑贤的感情这么深时，彭穗平静地说：“我在帮助蔡淑贤老人的时候，总是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
时光的脚步带着人们走进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李卓斌的男青年又走进已经步入老年的蔡淑贤的生活中。
李卓斌从1990年开始主动去照顾蔡淑贤阿婆。如果仅仅从他端庄的外表和潇洒的举止来看，你很难想象像李卓斌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州现代青年怎么会愿意去服侍一个伤残的老太婆！
这些年来，除了团组织的统一行动之外，平时照顾蔡淑贤的事几乎都由李卓斌一个人包了下来。在家里几乎不干任何家务的李卓斌，到了蔡淑贤家，从打扫卫生到修理门窗、电器，样样都干。蔡淑贤阿婆由于长时间坐轮椅，长了褥疮，于是李卓斌将老人送到医院治疗。蔡淑贤住在二楼，到医院看病都要李卓斌背上背下，这一背就背了半年多，直到老人康复为止。背蔡阿婆上医院看病时，李卓斌对外人都说自己是蔡淑贤的孙子。蔡淑贤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对此李卓斌每一次都默默地忍受着，初衷不改。李卓斌照顾蔡淑贤8年多，没有告诉任何人，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由于照顾蔡阿婆而误了约会，李卓斌就编造其他的理由向女朋友解释。很多时候，李卓斌的解释一听就知道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任由女朋友刨根问底，甚至责怪，李卓斌也不向女友吐露实情。“我坚持照顾蔡婆婆，只是觉得她自己一个人，需要一个人去照顾她。”李卓斌说。
冬去春来，人世沧桑。广州火车站的团员青年们退了一批又一批，先后有1000多人参与照顾过蔡淑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照顾蔡淑贤的好姐妹、好兄弟变成了白发老人，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走进了中年，后来者又接着续写这个满载人间真爱的故事。
五六十年代的人是出于姐妹情，后来的人是出于同情心，但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人间的真情不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消逝，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助人为乐的精神不会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
正是：天地之间有真情。沉重的教鞭
我们可以要求老师不求回报，但能要求他们饿着肚子还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课吗？
一次，我到一所欠发达地区的中学采访，老师们纷纷诉苦：一个月1000多一点的工资，要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实在不是滋味。相对于社会上有些行业的工作人员，老师的工资收入与他们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这让他们怎能安心教书？
有一位老师讲述了他的苦衷。他一家五口，妻子下岗，父母年老不能耕作，孩子读高中，全家靠他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过日子。没办法，晚上，他被迫去开摩托车搭客，以补贴家用。令他纳闷的是，每天晚上出去搭客几个小时，再加上周末，挣的钱差不多和他的工资一样多。
我问他：“一名老师去搭客赚钱怕不怕丢脸？”他反问我：“如果你肚子都填不饱了还顾得上面子吗？”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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