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斌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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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试读：
内容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面对着许多新的挑战。
新华社记者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号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等重大战略部署，选取“钢铁驼队”、中关村发展、传统村落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桥梁发展、水安全等重大问题，行万里路、访百十人，深入采访、精心写作，展现了一个个当代中国人的创业梦、村落保护梦、垃圾分类梦、桥梁强国梦……
本书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在唱响正能量的同时不回避问题，带领广大读者“感知”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守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本书是一部深度调查作品集，更是一部沉思录、一份建议书，适合对当下中国感兴趣的人们阅读。前言感知中国 守望未来李斌
这是一部作品集，更是一部沉思录。
我和同事曾经想过好几个书名：《用心丈量：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发展之“痛”》《那么美，那么痛：触摸中国》……
现在的题目出自2016年农历新年后的“雨水”那一天——农历丙申年春节刚过，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前往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实地调研，看望慰问一线采、编、播人员，向全国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要求、寄予厚望，其中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我们不就是守望者吗？
我们守望的不仅是公平正义，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的书名，便在和出版社编辑的反复交流中达成共识。
本书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在唱响正能量的同时不回避问题，带领广大读者守望和感知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守望未来，就得守望这片大地。
作为面积只有488平方公里的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孕育了300多家上市公司，我们历时数月深入这块土地，探究其中蕴藏的创新密码，探究“创新赢未来”的奥秘。
我的同事们深入珠三角地区和东、西部省份，讲述“世界工厂”转身故事，描绘“去留之间的外资新版图”。
从海南到云南，我的同事们发现“中国旅游”遭遇“时间”尴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做出了“中国快步迈向‘旅游社会’”的重大判断，指出“旅游社会呼唤旅游业加速转型”，呼吁以法治刚性保障公民休假权利。
为了留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我们客观地指出了传统村落保护虽然首获中央财政支持，但仍“喜中有忧”，同时聚焦大拆建、假古董、过度化等传统村落保护三大怪相，告诉大家一些地方在保护传统村落上正在纷纷探索、破题，“粉墙黛瓦，将不只是在梦里”。
中国桥梁是否是高铁之后的又一张“中国名片”？我们的记者从南到北，把铁路桥、公路桥、跨海大桥、古桥等看了个遍，分析“中国高铁为何大桥为王”，探讨中国究竟是不是桥梁强国，呼吁“百年大计”要经得起“百年风雨”。
……
守望的，往往是发展之“痛”。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叩问水危机，透视城市饮水安全三大焦点，呼吁用法治破解“多龙治水”之困。
2015年，公路货运为每个中国人运货22吨，其背后是3000万名货车司机，再后面是一亿多人的幸福。我们聚焦货车司机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剖析车轮之上的“苦与痛”，呼吁消除痛点才能打通堵点。
垃圾围城究竟是不是一个可以打开的“结”？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发现“逾1/5的城市尚无规范垃圾处理设施”，指出每个人既是垃圾困局的制造者，也是买单者，透视“垃圾围城”六大焦点，质疑“起步20年垃圾分类缘何踏步不前”。
守望，是有温度的。
我们走进一位位达人，他们中有为民间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村落保护）多年都在呼吁的冯骥才先生，有发出“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感叹的中南大学“痴人教授”胡彬彬，有对水安全问题充满忧思的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有怀揣着垃圾分类梦的潮人“驴屎蛋”……
守望是不容易的，我的同事们往往不远万里，奔波数省的乡村阡陌、城镇厂矿之间，还要“守望”出新的理念、思想和可操作的政策性建议……
无论是发展之“痛”，还是聚焦人物，我们最终守望的是真相，是公平正义，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希望这种守望，能发挥一点点推动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是人们认知的一点点提升、内心深处的一点点触动……
麦田，需要守望者。我们守望的这块“麦田”，就是脚下的这片大地……
翻开这本书，请跟随我们一起感知中国、守望未来吧！李斌2018年5月
李斌：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抗震救灾模范，新华社“十佳”记者。
策划出版中国首套“四极”考察丛书，独著《二探北极》，合著《你还是你吗？人类基因组报告》，主编《领跑力：企业、城市和国家的引领之道》《极度调查：告诉你一个“立体中国”》等书。第一篇 经济篇守望“机遇之地”
导言 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
去留之间，外资在华构建“新版图”熊争艳 王希 王优玲 许晟 王攀 康淼 石志勇杨迪 周蕊 刘巍巍 林建杨 王亚光 王秀琼“世界工厂”正在转身王希 熊争艳 叶前
外资在西部：昔日洼地 今日热土杨迪 熊争艳
新兴行业里的外资企业：“不能错失中国机遇”贾远琨
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王攀 王优玲导言 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
回望改革开放近40年，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3万余家。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2的对外贸易、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收入。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
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外资之于我国的意义发生什么变化？外资在产业流向和区域分布上有什么特点？
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新华社记者深入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走访外资企业、工业园区、研究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展开调查，探究“世界工厂”的现状和未来，眺望外资在华的新图景……去留之间，外资在华构建“新版图”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在华外资动向引人关注：
服务业外资占比连续5年超过制造业，成为外资在华“蓝海”。
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释放改革红利，引资高地效应凸显。
中国已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美、日等国对华投资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
对外资而言，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在中国经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外资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
新华社记者前往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采访各级商务主管官员，对话电子、汽车、工程机械、医疗保健、化工、物流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负责人，探究研判外资在华的现状和未来。
总体乐观，投资增长，何来“撤离潮”
东莞南城宏图路，原诺基亚的标志性工厂，已在2015年春季关停。记者在这里看到，昔日的工厂生活区中，每层楼的宿舍已被打通，改造成办公写字楼——一个能容纳近百家电商企业的产业园已具雏形。
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东莞确实有诺基亚工厂等一些外资企业关闭外迁，但并没有形成‘撤离潮’。事实上，低端代工生产企业的关停，淘汰了落后产能，为引进更多优质项目腾出了空间。”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
2015年，东莞共有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只占东莞外企总数的3.3%，是2008年以来外企“倒闭”数量最少的一年。从行业细分看，它们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电子及仪器制造业、塑料制品生产和金属制品企业分别占44.8%、9.9%和8%。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5年东莞新签外资项目440宗，合同利用外资50.6亿美元，增长17.2%。其中，超千万美元项目达93宗，涉及商业、金融、物流、医药及先进制造业。
在我国利用外资第一大省广东，借力自贸区和CEPA（《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2015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15.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
在北京，借着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的东风，科技服务等六大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2015年新批准设立外企1068家，吸收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增长10.2%和62.5%。
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引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共设外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4458.1亿元人民币。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区吸收外资占全市一半。“不到两年，我们在湖北襄阳工厂投资近10亿元人民币，生产两款国产化车型，产能规划达6万台。这只是起步，未来我们有更多投资计划。”时任东风英菲尼迪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雷说。“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把亚太创新中心建在这里，又正筹建全球肺癌研究中心，并在西安高新区兴建全球最大的制药生产基地。”强生中国区主席吴人伟说。“再过几个月，我们追加10亿美元投资的上海研发中心将投入使用。该中心将与在美国、瑞士的研发中心同步研发。”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说。
跨国公司负责人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与官方数据相互印证。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比上年增长6.4%，达到1 262.7亿美元，规模再创新高；新设外资企业26 575家，增长11.8%。
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资踊跃，其中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等在华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超过1亿美元。
外资“版图”发生变化
2015年11月，苏州金鸡湖畔，中国台湾诚品书店在大陆第一家店开业。
这个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面积达5.6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有书店、文具店、咖啡馆、餐饮、展览馆等。该店与全球2000多家出版社合作，带动两岸三地5万多种书籍跨海交流，开业20天就吸引了百万人次到店。“对于大陆的阅读与文创产业，我们深具信心。”诚品总经理李介修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创立已22年的苏州工业园区，长期以来吸引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时任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江说：“2010年开始，合同外资中服务业超过制造业，2016年新增外资服务业已超六成。”
包括文化创意、研发设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引资额不断攀升，是我国外资结构发展的新趋势。
自2011年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已连续5年成为吸引外资的“冠军”行业，2015年占比达到61.1%。
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1月发布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496家受访企业中，各行业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总体持乐观态度。其中，3/4的服务行业企业表示乐观。“服务业外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是我国服务业外资准入放宽使然，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依靠低要素成本与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阶段基本结束，要进入一个质量不断提升的新阶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晓红认为。
在制造业外资总体规模下降的同时，高端制造业占比呈上升态势。2015年，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9.5%，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升至23.8%。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传统制造业外资流入基本为“零”，外资产业链呈现由低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的态势。大量跨国公司加快布局，在华设立研发设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跨国公司总部等。
从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地区各显所长，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引资特征日益彰显。“总部经济”成为上海名片。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分别达535家、312家。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最多的城市。“研发中心”多扎根北京、上海、深圳。目前，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研发辐射范围由早期的主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拓展到面向亚洲乃至全球，一些研发中心呈现向研发总部升级的趋势。
自贸区集聚高端产业。商务部外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对外开放的制度高地，四大自贸区吸引了一大批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外资。“新生外企”涌入长江经济带区域。该区域2015年新设外资企业11 974个，占全国总量的45%，区域内外资结构逐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
中、西部引资兼顾传统与新型业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全国比重已超10%，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进展明显。同时，电子、汽车、航空航天、医药制造、现代农业等高端产业和服务外包等新型业态也在中西部地区初具规模。“促转型”呼唤“优外资”
对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引资趋势，韩江举了一个独特的例子：园区内一家著名韩国电子企业连续两年销售收入以每年40%削减，但利润却以每年约10%增加。其中有何奥秘？“这家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利润薄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把研发中心、超薄和触控等高端新产品放在园区。这种做法挺有代表性。”韩江说。
苏州工业园区的这种变化，折射出在华外资战略转型与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契合。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说，以外部竞争倒逼国内经济改革，通过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深度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是新时期我国依然重视外资的主要原因。
为提升外资质量，2016年，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商务部将在深化外资审批体制改革、拓展自贸实验区制度创新试点领域、出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各领域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发力。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众多外资。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2016年，其商会会员企业中近八成是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比10年前增长约50%。
东莞商务局2015年年底对当地2500家外企所做调查显示，2016年，22.1%的企业有增资计划，43.9%的企业计划加大研发投入，60.5%的企业要开展在中国的内销业务。
市场准入不断扩大，将拓展外资在华发展空间。“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条件”。
深耕中国40余年的工程机械巨擘卡特彼勒，2004年成为工程机械行业首家在华开展融资租赁的跨国企业，创新性地为客户提供像按揭买房子那样的融资支持。“我们在中国市场享受过‘改革红利’，相信以后会在中国进一步开放中获得更多机遇。”卡特彼勒全球副总裁兼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其华表示。
一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推进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希望中国继续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执法环境、提高侵权行为的成本。”陶氏化学亚太区首席技术官姚维广说。施耐德电气中国区副总裁王洁等跨国公司负责人也希望中国的投资政策更加稳定。
创新，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外资的机遇。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企业认为创新对其企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硬币的另一面，挑战依然严峻。
2015年，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新加坡仍是我国吸收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美、日、英等部分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在下降。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葛顺奇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美、英、德、法是对外投资大国，4国多年来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四成左右，但这4国却是对华投资的小国。
数据显示，这4国2015年对华投资之和约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中国应加大外商投资体制改革，减少投资准入限制，提高负面清单含金量，吸引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葛顺奇说。
外资来源地更加多元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目标之一。“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中国投资才是外资，未来这个理念要转变，外资的来源地会更加多元。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它们会跟中国产生更大经济协同作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说。
此言不虚。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达84.6亿美元，已超过美、英、德、法对华投资之和。
谁能预料，“一带一路”这条跨越时空的彩练，未来将给中国开放型经济带来多少机遇？“世界工厂”正在转身
这里是中国制造业重镇，“世界工厂”的名号蜚声海内外。
这里曾诞生全国第一批“三来一补”工厂，中国经济从此与世界有了割不断的脐带。
能否率先在后金融危机的转型“阵痛”中转身？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来到广东省东莞市调查。
外资有来有走，实现“量质齐飞”
岁末年初，已近午夜时分，地处广深经济走廊中段的东莞市常平镇上，仍有不少大货车满载货物呼啸而过。
这是一座靠制造业起家的城市。
2015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迈入了“6000亿元俱乐部”，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并非只是一句玩笑。“世界工厂”招牌的背后，占东莞对外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六成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企一样，他们正承受着当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种种压力。唯一的不同是，这种“不适”感或许来得更早一些。“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我们走访企业时就发现订单下滑，因此预判外贸可能会遇到困难，而当时内陆地区出口普遍还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当地政府商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在对外经贸领域具有这种“风向标”作用，东莞外资企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引发外界聚焦，“倒闭潮”“撤资潮”等报道也屡屡见诸报端。
对此，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东莞有外资企业倒闭外迁是事实，尤其是诺基亚东莞工厂、联胜电子等个别大型工厂关停结业格外受到关注。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来看，都属于正常范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搬迁潮”。
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15年东莞共有 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其中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此前三年，东莞关停外迁外资企业数分别为569家、454家、434家。
事实上，“倒闭”的最高峰值出现在2008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东莞857家外企关停外迁。之后，关停企业数量逐年递减。
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会发现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有“生”有“死”实属正常。1979—2008年，东莞累计吸引外资企业2.7万余家，2008年实有约1.2万家。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前，平均每年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自然消亡500家左右，占总量的4%～5%。“东莞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慢慢积累形成的。这里产业链成熟，上下游配合默契，而东南亚除了人工成本低一些外，在产业的成熟度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无法挑战东莞。”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
外资仍在不停地涌入东莞。2015年，东莞实际吸收外资 53.2亿美元，增长17.5%。其中，外资在科研技术行业投资增长 135%，在金融行业的投资增幅高达696%，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成为“吸金大户”。
东莞百利达健康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草彅和彦，是当地日商协会的副会长。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年东莞日资企业有来的也有离开的，但总体并没有突出变化。
尽管成本上升让很多企业有了压力，但聚集的上下游企业、较低的物流成本、细化的分工服务等因素，牢牢地吸引着一大批外资企业，他们选择了留在东莞。
草彅和彦本人就有亲身经历。为了开拓亚洲市场，他所在的企业两年前曾考虑再建设一个工厂。草彅本人率队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考察了一圈后，公司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决定将东莞工厂产能每年扩大10%。“这些国家虽然土地和人工便宜，但产业配套都比不上东莞。比如在越南，我们这样的健康器材，找不到合适的包装材料，而在东莞，这种厂家很多，价格便宜，质量也能满足各种要求。”一个小小的包装盒，道出了东莞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所在。
转型大势所趋，创新破解困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东莞是低端制造业的乐园。“玩具之都”“家具之都”“鞋业制造中心”……这些标签所代表的，是过去30多年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相结合后，取得的骄人成绩｡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减，东莞早期在“孔雀东南飞”背景下形成的劳动力“洼地”效应逐渐丧失。目前在东莞，企业需要为一线普工每人每月支付3000～4000元的成本，相当于缅甸、越南等地的2～3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的外资企业倒下或离开，同时更多更强的企业不断成长，迎来一轮新的生命周期。
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落户东莞的“三来一补”外资企业。走进龙昌位于东莞常平镇的注塑车间，一台台机器手正在紧张地工作，它们一刻不停地打开注塑机舱门，将刚刚成型还发烫的塑料玩具部件拣出来送上传送带，同时将边角料投入收集筒等待再次利用。“1台机器手就可以替代1个分拣工人，不仅精确度高、稳定性强，还避免了分拣过程中的烫伤事故。”企业项目经理张利民介绍说，近年来市场的变化逼着企业“机器换人”，2015年年底企业自动化率达到40%左右。
除了依靠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外，这家全球知名的玩具制造商还与国内大专院校合作成立智能技术研究院，进军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高端科技领域，奋力向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颠覆了人们对制造企业机器轰鸣、粉尘滚滚的刻板印象。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也给东莞与全球前沿科技结合带来了机遇。
在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汇集了一批中外创新型科技企业，将工业机器人作为发展方向的李群自动化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夏天，由李群自动化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机器人月饼包装线投产。8台李群机器人组合而成的包装线可以实现分拣、装盒、封箱等多项工艺，每小时上千盒的产能，全程只需4人监管，在节省人力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包装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据李群自动化总经理石金博介绍，目前已经有食品企业闻讯而来，要求订购这样的包装线。
从手机、电脑到数控机床，从汽车零部件到机器人、智能设备，东莞制造业出现了对包括外资在内的低端产能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劳动密集和技术、资金密集型并重，加工制造业层级逐步提升。
竞争日趋激烈，提升自身“磁力”“从长期发展看，企业向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搬迁是个发展规律。我们当下需要做的是，提高在东莞的运营效率。”已在东莞耕耘20多年的利威鞋业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查克·吉里思说。
利威的母公司美国布朗鞋业拥有百年制鞋历史，是全球最大的鞋业贸易公司之一。近年来，东莞在其全球布局中的角色不断变化，最初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现在则成为布朗鞋业在全球最重要的设计研发中心。“我们几年前关闭了在台湾地区的办公室，意大利设计部只剩20多人，东莞公司则不断扩容，现在的600多名员工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吉里思还是坦言，过去几十年，企业从美国迁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也越来越贵，不排除以后会外迁到东南亚。
东莞人自己对未来引资比较优势的变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方见波说，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甚至组团到东莞来“招商”，印度等国有更充足的劳动力，越南将受惠于区域自贸协定红利，而且这些新兴国家都在仿照中国成功的范例引进外资。从内部看，除了成本上升吞噬利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东莞毗邻港澳的位置优势也在弱化。
不过，在硬币的另一面，东莞多年来积累的庞大制造能力，以及产业配套齐全、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格局优化等条件，依然对外资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在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看来，更重要的是，东莞培养了熟悉国际市场、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不断传承着老一辈敢为天下先的“精气神”。
因此，即便在引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东莞市近年来引资“提速提质”，呈现出优质大项目多、现有企业增资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局面，2016年还吸引了总部经济、服务业等多宗规模超亿美元的大项目。
统计显示，外资企业在东莞增资扩产总额从2008年的17亿美元提升至2015年的42.9亿美元，平均增资项目规模增长了2.9倍。由此可见，企业扎根东莞发展的意愿依然强烈。
徐建华表示，外资过去在东莞经济起飞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利用外资仍是东莞加快融入国际产业链、提升产业层次的重要路径。
在东莞采访期间，外企里涌现的“高精尖”研发机构令记者印象深刻。“十二五”期间，东莞外企新设立研发机构943个，新增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1379个。
还有一些行业翘楚，专注研发创新，极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隐形冠军”的不懈努力，东莞现代产业才能葆有竞争力。“东莞的转型升级主要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徐建华说，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东莞将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实施“东莞制造2025” 战略，抢占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外资在西部：昔日洼地 今日热土
据四川省商务厅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99家来到四川，即全球商业巨擘近六成已在这里投资。“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驻四川，表明曾经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障碍日渐消除，投资这里的价值将不断凸显。”普华永道成都分公司合伙人徐闻分析。
谁能想到，1985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8个年头，全国已有6000余家外商投资企业，四川才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饲料企业。
外资在四川30多年的变迁，正是外资“掘金”中国西部进程的缩影。
中国的开放始于东部沿海，对于来华投资的外商而言，中国西部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偏居一隅、交通落后而一度“养在深闺人不识”。
2000年10月，中国宣布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在西部举办的首个国际性会议“中国西部论坛”吸引了100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参加，其中近40家外企由总裁、副总裁亲自赴会。外资大举“西进”由此开始。
曾经，西部凭借资源和成本优势激发了外商投资设厂的热情；现在，尽管成本优势正在缩小，但西部拥有3.6亿人口市场，产业链日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短板”逐渐补齐，加上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待释放的巨大红利，它的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
近两年，多个重磅级、平台级的外资项目在广袤的西部落地。
在西安，总投资达75亿美元的三星高端闪存芯片项目在2014年5月投产，2015年总产值已突破百亿元。
在重庆，微软公司与当地签署合作协议，围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共建微软重庆互联网研发产业基地，进行互联网产品的研发、应用、推广及互联网企业的培育、孵化。
在新疆，德国巴斯夫公司启动了总面积达1700亩的可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试验项目，用于推动当地的棉花、玉米、甜菜等作物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投资了两个化工项目。
在贵州，美国高通公司已把在当地建设大数据产业所需的服务器芯片的制造基地提上议事日程……
巨头落户，随之产生“连锁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一并发展。
重庆是绝好的案例。在2009年引进惠普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和富士康产业基地两大项目后，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短短几年时间已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形成了5家品牌企业、6家代工企业和800多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现在，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1台产自重庆。
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日渐兴起，已带动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入西部。
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制造（3M）公司在华投资，过去主要布局在东部，2015年却先后在成都、西安设立中国区西部技术中心和西北研发中心。“西部先进制造业逐渐成熟是公司加快拓展西部的重要动力，未来还将加强西部的资源布局。”3M中国西区总经理林隆盛坦言。
除制造业外，服务业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又一重点。
世界最大独立医疗器械企业美敦力已选择成都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并设立子公司进行市场拓展。该公司研发了一种可携带式肾透析设备，可以将肾透析治疗引入社区，解决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终末期肾病患者面临的治疗难、治疗贵等问题。“这款产品将率先投放在印度和中国市场，成都是这两大市场的‘支点’，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因为这里有需求人群和科技、医疗、产业政策等匹配的社会资源。”美敦力大中华区传播和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吴伟农说。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上一轮对外开放中，外商来华投资主要看中“世界工厂”的成本优势，如今他们正在瞄准中国推进城镇化释放的巨大消费能量。发展不足的西部，在城乡居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有着更为迫切的消费升级需求，“世界商店”磁力强大。
徐闻认为，随着西部城市更加宜商、宜居，外资企业梯次向西部转移的势头不会改变。
当前，西部地区正迎来吸引外资的最佳时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处在开放大通道上的西部地区，一跃从开放“末梢”变成向西、向南开放的“门户”。
渝新欧、蓉欧、长安号等中欧、中亚班列，凭借空运1/6的价格、海运1/3的时间，正在成为货物贸易的最佳选择；“过境72小时免签”相继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实施，令西部与世界的商务、文化交流更加紧密；西部首个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在即，将于“十三五”期间投入使用……过去，交通与区位的制约是西部开放引资的最大掣肘；如今，这块“短板”正在补齐。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的发展空间拓展到更深入的地区和空间，“向西开放”迎来黄金时期，中国西部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兴行业里的外资企业：“不能错失中国机遇”
3D打印、跨境物流、机器人制造……这些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产业，外资企业是热情的参与者。它们为什么来？看好中国什么？又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华社记者走进3家新兴行业里的外企，一探究竟。
比利时3D打印公司：“中国智造”带来广阔市场“中国制造业升级给3D打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广阔市场。”上海玛瑞斯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琴恩说。
诞生于西方的3D打印技术，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我国医疗、航空航天、汽车、设计等领域。拥有26年历史、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玛瑞斯公司敏锐地嗅到这一商机，并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3D打印公司之一。
2014年5月，玛瑞斯先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6个月后，又成立其中国首家分公司。“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20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在全球第一。‘中国智造’对品质的要求很高，激发了企业对3D打印技术的兴趣。”琴恩说。
玛瑞斯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服务于医学及工业领域。目前，已经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合作成立研究中心，有数十家合作伙伴。
对于3D打印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生命线。玛瑞斯曾经非常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令我意外的是，政府部门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这打消了我们的顾虑。”琴恩说。
马瑞斯与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合作，联合打击盗版；向合作伙伴推荐正版软件，使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走上正常轨道。“面对新技术，欧洲政府要花很长时间论证、评估，还可能因为风险太大而放弃，而中国则是边做边修正，效率很高。我对发展前景充满期待。”琴恩说。
中央财经大学跨国公司课题组副教授李煜伟表示，3D打印是满足复杂零部件的制造，3D打印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结合已成为当今制造业的发展趋势。3D打印能改善生产工艺，有助于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
全球快递巨擘：既深耕大都市，也布局中国二、三线城市“尽管近年中国进出口数据出现一些起伏，但中国市场仍有旺盛的跨国运输需求，我们的这一基本判断没有改变。”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嘉良说。
虽然一些低端制造业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但在华运营30余年的联邦快递仍将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亚洲枢纽，并增加在中国的投入，不仅在上海、广州建立快件运转中心，还布局二、三线城市。
联邦快递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全球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的积极性较高，有62%的企业认为他们未来5年内会开展跨境业务。而在出口市场选择上，除传统的欧美市场，还有印度等新兴市场。
陈嘉良说：“中国当前处于转型期，尽管传统进出口产品有所减少，但电子产品等对时间和安全要求高的产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
不久前的“双十一”，联邦快递十分忙碌。“双十一”是中国境内的购物狂欢，随着代购、海淘等购物方式的兴起，跨境消费的比重逐渐提高。从选购物品种类上看，国外消费者更青睐中国的电子产品，而中国消费者更青睐国外的奢侈品。“中国倡导转型升级，意味着将更加重视高端科技产品和设计研发，空运和特种运输的需求会增加，对于从事高端快递业务的联邦快递而言，这是巨大的机会。”陈嘉良说。
李煜伟表示，随着我国放宽外资服务业的准入门槛，越来越多外资进入服务业。像联邦快递等外企加快在中国布局，说明中国运输服务业潜力巨大。
德国机器人制造商：机器人最大应用市场的机遇不可错失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近年迎来“井喷”。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全球机器人四大巨头之一的库卡公司看准时机，于2012年在上海开设除德国外的首家海外工厂。
记者来到这家现代化的工厂，2万平方米的厂房宽敞明亮，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业机器人、控制台，主要用于汽车焊接及组建等工序。该工厂年生产能力达 5000台，占库卡全球生产总量的1/3。“过去我们的客户，一个厂用几台、几十台机器人，现在一个订单都是几百台。机器人的用量、适用范围都在扩大。我们的客户不仅有宝马、奔驰等全球知名车企，也有中国本土企业。”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孔兵说。
专家分析，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尤其是企业和市场对于产品质量稳定的需求的提高，中国的机器人市场会越来越大。
孔兵说，机器人是个充满希望的行业，中国国内也有很多机器人企业发展迅猛。未来，建设自动化物流、无人车间等是机器人应用的趋势，市场前景光明。库卡要加强在中国实施本土化战略，并将以中国为立足点，辐射亚洲。
李煜伟说，机器人其实并不神秘，就是自动化。目前，长三角地区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外资机器人制造商进入这里，可带动技术进步。另外，由于机器人行业还没有统一标准，外资尽快进入这个行业，意在抢占建立行业标准的先机。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
外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加快顶层设计，切实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助推经济腾飞。
登高，意味着要站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高度，对外资的选择目标性更强。目前，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2的对外贸易、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收入。尽管外资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来者不拒”的时代已然远去，“超国民待遇”也成为历史。因为面临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不能再依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而是亟待从技术进步和创新研发中汲取增长新动力。利用外资势必要与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同步走。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已经初见端倪：当前，服务业外资占比已经连续5年超过制造业，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等传统基础产业中，新增外资基本为零。
望远，意味着应从实现中国经济长远持续发展的角度，不断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氛围，让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就需要革除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弊端，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为高质量的外资提供了更大力度和更具灵活性的支持政策，如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并逐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等，正是此中要义。
当然，打造利用外资的“升级版”，在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充分发挥政府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勇于向冲击法律底线的垄断行为“开刀”。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再创新高，新设外资企业呈增长态势。事实证明，中国依然是吸引外商的投资热土。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顶层设计，顺势而为，把握机遇，切实让外资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守望中关村
导言 “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梦想，从这里起飞张宿堂 陈新洲 李斌 肖春飞 张舵 李峥巍 余晓洁
创新赢未来：对话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郭洪陈新洲 张舵 李峥巍
晒晒中国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干货”李峥巍 高亢
全速启动创新发展“新引擎”余晓洁 李峥巍
草根创新创业大潮：重回激情燃烧的年代陈新洲 肖春飞 李峥巍
中关村创客扫描：梦想的火花，等待绽放高亢 李峥巍导言“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走向“强起来”时代的最关键一招。
因为没有创新这一驱动力、第一动力，一个国家就不会真正有未来。
中国近代为何陷入落后挨打的惨痛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落后、创新停滞。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加快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步伐，力争在一些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一些区域成为创新型城市或创新型区域。
这里面，中关村，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解剖意义。
作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迄今已经孕育了3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中关村，究竟有着怎样的创新密码？给人以怎样的启示？带着一系列问题，2014年年末至 2015年一季度，我们历时数月深入调研，解剖“中关村样本”。
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到90年代的一区五园，到2009年正式成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再到一区十六园，中关村示范区已覆盖北京 16个区县，并初步形成了由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新型孵化器及创客组织、创业文化六大核心要素，以及市场、法治、政策环境有机组成的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这样说。
一个“村”，折射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这个“村”，就是人才驱动、创新驱动的中关村……
眺望未来，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村”——中关村，它的精神将给这个国度注入更多活力。梦想，从这里起飞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无数怀揣创业梦想的人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寻觅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要素……“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2013年国庆前，习近平总书记一连用3个“不能”，再次吹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号角。
政府与市场——市场力量推动科技创新的样本
启示一：在中关村，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携手同行”，越来越多的资源要素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圈，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在美国硅谷没有一个管委会，政府似乎也没有做规划，却产生了高科技产业的集聚？背后推手是什么？本质原因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很早便引起时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郭洪的好奇，也成为中关村一直探索追问的话题。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雷毅有几次跟中关村管委会相关领导去外地考察对接项目，对此深有感触：“不管跟哪个领导出去，企业名单在主桌上，领导的名字在副桌上。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关村，企业是主体。”
中关村鼓励创新，管委会是什么角色？
中关村给出的答案是：中关村管委会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行政审批权，也没有独立财政，只能是创新创业的服务者。同时，政府必须冲在一线、给出支撑，弥补市场机制不足，让市场资源有的放矢。“一笔天使投资可以拯救一个团队，也可以创造一个产业。”科技创新小企业、新想法急需天使投资持续供血。然而，现实情况是投资机构往往惧怕承担风险，国内天使生态并不成熟。中关村登高一呼，提出创设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市场化手段与投资机构共担风险，调动投资人热情。
以“天使投资”为例，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关村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与14家天使投资机构合作，设立14只基金，总规模达13亿元。其中，中关村引导资金承诺出资1.3亿元，政策资金被放大近10倍。
把政府的资源与市场的资源集成打包，给创新者提供一站式、自助式的服务——中关村还成立了中关村发展集团这个资源平台。“只有政产学研用互动变多，科技创新才会带来效益。”时任中关村发展集团董事长于军说，集团在政府、市场、创新主体、科研院所等各方之间协同服务，放大政策支撑、撬动资本市场的力量，给创新企业带来更多支持。
企业成为中关村自主创新的绝对主体，也成为享有中关村创新服务的主体。“创业回到中关村，政府部门会问‘我们能帮你什么？’”从硅谷回国创业的何搏飞感慨地说，类似“How can I help you？”这样的说法在国外一般都是服务员、银行柜员用的，隐含的主语是“你”，说话者把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足见中关村在服务创新主体上的意识转变。
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点亮更多创新创业梦。
2014年6月12日，曾经专营图书的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正式改造成中关村创业大街，联想之星、天使汇等知名创业服务机构入驻。每天，这里都有若干场创业活动：对创业者而言，一天内既可与创业明星互动，也能参与创业沙龙，更能从项目路演中汲取养分。
当时负责街区运营的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秦君说，将核心区传统零售地标变身创新创业地标，这是中关村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的点睛之笔。
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到90年代的一区五园，到2009年正式成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再到一区十六园，中关村示范区已覆盖北京16个区县，并初步形成了由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新型孵化器及创客组织、创业文化六大核心要素，以及市场、法治、政策环境有机组成的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90后’创业者、领军企业骨干创业者、连续创业者、海外创业者成为中关村4支创业大军。”郭洪说。
2015年2月4日，中关村发布了“创业中国引领工程”，推动大众创业。
创业者超过20万人，以创新型孵化器为代表的“众创空间”超过500家……到2020年，这里将成为全球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我们干的事情，就是把一切阻碍创新的桎梏解除，推翻‘五指山’、松开‘紧箍咒’。”郭洪说，对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充满信心。
信念与突破——创新自信的样本
启示二：“要创新！要创业！要实现梦想！”在这里，能够看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自信。
什么是创新？行走在世纪之交的中关村，人们会指给你看，创新曾经是那条闻名遐迩的“电子产品一条街”。然而，今天的中关村人会给你更多答案：创新是小米手机、“万能芯片”和新型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 90α……是一群敢于突破的狂人，是一种不轻言败的信念。
从“跟随他人步伐”，到“自主创新研发”，中关村对创新的理解逐步加深，这与她一路上培育传承的创新自信密不可分。
中关村的自信来源于人才汇聚，来源于“土壤肥沃”，也来源于精神传承。这一切构成了中关村所独有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2014年售出6112万台手机，含税收入743亿元……创业以来，小米科技实现了从行业追赶者到全行业追赶对象的转变，平均每11名员工实现1亿元收入。“从现在起，我们向前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行业新的历史!”2015年年初，小米创始人雷军在致员工的信中鼓励大家“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
梦想，来源于最初的创始团队：5个“海龟”，3个“土鳖”，平均年龄43岁——拥有微软、谷歌任职经历的林斌，曾在摩托罗拉担当研发重任的周光平，曾负责谷歌地图3D街景等项目的洪锋……行业顶尖人才汇聚中关村，铸就了小米的“超豪华”阵容。
在郭洪看来，小米的快速成长恰巧是中关村创新生态系统的最佳例证。“中关村有诸多创业领军企业，形成了创业系，如百度系、联想系、腾讯系、华为系。这些领军企业不断催生新的创业者，也不断给创业者提供市场，在创业生态中它们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和小米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产业内“最好的人”早已汇集中关村。“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对此深有体会。“今日头条依托的推荐引擎技术并不普遍，国内精通的不足百人，北京中关村占了绝大多数，其他城市很难找到。”在尖端人才的助力下，“今日头条”创业两年多，累计用户超过 2.4亿，每日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
创新自信也有赖于中关村创新创业精神的“薪火相传”。
从陈春先、柳传志，到张朝阳、李彦宏、王志东、徐小平，再到张一鸣、许单单，无论商业成功还是失败，创业成为中关村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2008年，以创业培训为使命的“联想之星”问世。柳传志形容此为“用联想总结的实践经验，告诉你如何做企业家，或者是否适合做企业家。”如今，“联想之星”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创业培训、天使投资平台。“联想之星就是通过天使投资和培训孵化，帮助这些规模很小的极早期创新型企业定战略、找资源、找人才。”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部副总经理周自强说。
在中关村，联想的做法并非个例。“中关村创新创业基因是代代相传的，在这没人愿意‘老老实实’的，有机会就想去创业。看看微软、百度已经培育出多少人才就知道了。”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夏颖奇说。
这群“不老实”的创业者还包括像徐小平、雷军这样的“明星天使”，他们“现身说法”，帮助判断、评估甚至投入年轻人的创新梦，形成了充满“正能量”的创新创业明星导师机制。“中关村创新创业的未来属于80后、90后，他们在人生的最佳时期、创新创业的黄金年代，中关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搭起平台、做好服务。”秦君说。
专注于穿戴式设备、虚拟现实领域的蚁视科技的覃政；致力于打造“图像识别的新一代引擎”的旷视科技创始人印奇……不久前，《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榜单中，在北京的创业者占13位。
这是《福布斯》中文版与美国版连续第4年一起寻找并发现各自国家最优秀的年轻创业者……
人才汇聚、鼓励创新、包容失败、文化传承，越来越多的创新思维正在中关村萌芽，越来越多的“瞪羚”正从中关村起步，越来越多“拿得出、叫得响”的品牌正与中关村紧紧相连。而中关村则收获着她独有的创新自信。
传统与竞争——中国商道的样本
启示三：跨越传统与现代、融合梦想与情怀的创新创业梦，铸就了中关村的创新商道样本，更折射着几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科技报国、实业报国的雄心。
1984年，已经40岁的柳传志决定“下海”。当时，柳家7口人一度蜗居在一间12平方米、类似自行车棚的房子里。逢年过节，柳传志都起大早去菜市场外排队，一开门就往里冲，为的是在凭票定量供给的食品之外多买一只鸡。
生活的窘迫让人突破自我，而国家产业的落后激发爱国热情。
在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柳传志曾动情地说：“每每听到国际上有人说中国只会简单的制造，我就很是不平；而当听到有人说，‘中国用堆积如山的衬衣换别人一架飞机，还得了便宜。’我就更是血往上涌。”
过去30年，柳传志将始于中国科学院大院一间小平房里的小公司，变成全球最大个人计算机（PC）制造商。人们无法不感叹：时势造英雄。
枊传志创业十年后的中关村，1993年，当王志东创办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时候，谁能想到这将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全球华人，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背景如何，但大家谈起中国饮食，谈起金庸小说，谈起中华历史，就有说不完的话，我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网站，成为全球华人的网络家园。”
有了这个梦想，王志东当年数次赴美，不仅带回650万美元的投资，更明确了公司要向互联网发展的方向。1998年，四通利方完成与美国华渊公司的合并，新浪网诞生。“老爸，那时候，你汽车不大会开，英文也讲不好，怎么就让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投资？”游走在繁华的“中国硅谷”，仰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儿女时常这样发问。王志东笑而不语，心中却充满了不断实现梦想的幸福感。
改变自我、改变中国、改变世界，这是梦想的魅力。
如果把梦想比作光束，那么俞敏洪将自己的梦想照进了别人的现实，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虽然过程曲折离奇，但他仍然锲而不舍。“雄鹰靠着翅膀可以飞到金字塔顶端，蜗牛一定会掉下来，再爬，再掉下来，继续爬，终有一天会看到与雄鹰同样的世界。而我，就是那只一直不停爬着的蜗牛，别人5年做好，我花10年干成。”
从柳传志到王志东、俞敏洪，知识精英的人生轨迹已经和30年前完全不同，路径越来越多元，但内心报国的热情同样炙热。
2009年，已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邓兴旺做出回国创业的决定时，包括妻子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不解。如今，从生物学教授到企业家，邓兴旺在知天命的年纪，完成了人生的新挑战。“中国种业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非常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中国的生物育种技术水平提升上去。就算不赚钱，也要坚持。我是农民出身，如果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对不起他们。”这位从湘西小山村里走出来的科学家说。
当创业报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识，用有限资源实现无限梦想的过程，便成为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中关村培育创新，也培养出一种“守规则、重道德、讲诚信、善公益”的企业文化、商道样本。
利亚德的总部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并不起眼的厂房中，这个由旧的衬衫厂改造而来的写字楼却成了全球LED领域的重要创新之源。
在过去的几年中，利亚德为国庆60周年庆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APEC北京会议，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德国议会、美国丰田中心等重要仪式、场所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利亚德”为世界所认识。“‘利亚德’是个洋名吗？”记者问。“不是洋名，纯粹的中国商道，意思是‘利益亚于品德’。”利亚德董事长李军回答说，要立足竞争异常激烈的LED产业，不仅需要加强自主技术创新，还要看重企业道德带来的“国际认同”和“品牌尊重”。“做一个企业，不光看你是否赚钱，还要看市场对你的认可、用户对你的评价和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自豪感。”李军的坚持获得了认可，如今利亚德已在全球 5地设立了控股公司，年订单超5亿元。
从1988年财务软件研发做起，王文京创办了亚太地区最大的管理软件提供企业“用友”。王文京和“用友”成功的关键，公司名字就是生动的阐释，“做用户之友”。
把客户当作挚友，对客户信守承诺，助推“用友”赶搭技术革新的每一次浪潮。目前，“用友”已拥有全球200多万家用户。
越来越多的中关村科技企业开始意识到诚信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意义。
在新东方位于中关村核心区的总部大楼内，俞敏洪依旧一身休闲装扮。他习惯说，改革开放让自己成了富豪，可他要做个有良知的心灵富豪。为此，俞敏洪一直寻找着商业运营和理想情怀的“平衡点”。
无论是李军对“利益亚于道德”的坚守，或是王文京要成为用户挚友的心声，抑或是俞敏洪想做个“有良知的心灵富豪”的理想，中关村创业人给现代商业竞争文化加上了人文注脚，续写着创新企业文化的道德样本。
中国与世界：中国梦的样本
启示四：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中国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中关村不是“硅谷”，但却跑到了世界科技前沿，成为与“硅谷”比肩的科技创新“新一极”。这其中广纳贤士、延揽人才的政策“梧桐”效果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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