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四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编委会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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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试读：
前言
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逐渐展开，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即将实施之际，第四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隆重举办。
2010年7月，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集中体现了我国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北京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活动之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新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给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安全文化论坛是安全生产工作交流的平台，是安全生产工作宣传动员的平台，也是安全生产工作理论创新的平台。通过该平台，倡导社会各界共同献计献策，畅所欲言，为北京市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凝聚智慧。《第四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是本届论坛的重要成果。论文展现了当前一个时期专家学者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思考和大胆探求，这些文章研究的领域也许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观点也可能存有争论，但是这种探索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进步的空间。希望《第四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的出版，对加强北京市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四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编委会2010年11月22日第一篇世界城市建设的安全保障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安全风险与目标研究《建筑创作》杂志社 金 磊
摘 要：北京所欲建的世界城市，是经由区域性的国际城市，再建成与纽约、伦敦、东京比肩的位居世界前列的城市，它体现了北京准确定位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期许。本文从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与优势出发，选取了北京无法摆脱的事故灾害风险及危险源，提出了适应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世界城市分段建设的安全风险目标及策略。笔者认为：北京面向世界城市的所有构建绝非仅仅大规模“盖房子”，单方面追求经济复兴，它离不开应拥有一个全国乃至全球协同的综合应急体系及管理平台，世界城市从本质上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设计的水准及相应标准。
关键词：北京 世界城市 巨灾风险 综合减灾 安全规划设计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着眼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这成为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亮点。何谓“世界城市”？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名词解释其意为：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对此市委书记刘淇也强调，“世界城市”应该有中国特色，北京与东京、纽约、伦敦不尽相同。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围绕这些背景，要看到北京在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及其相互协调发展上与世界城市尚有不少差距，建设“世界城市”的相应安全目标亟待研究，否则将不是完整的全球化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已有新动作，2010年7月15日，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在北京揭牌。它是一个依托北京市社科院，汇聚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相关资源，专门研究世界城市建设的智库型机构。纵观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建设世界城市提高首都软实力”论坛文集，发现在其中近60篇论文中基本上将重点集中在世界城市对北京的社会影响研究、增强北京文化影响力和魅力研究等方面，而对于以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未来压力、差距分析的论述基本上未涉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弥补这方面的认识缺憾，从根本上推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能级的大提升。对于国家乃至大城市安全的重要度，2010年6月7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会”上，胡锦涛主席特别就当前重点应推进的科技发展工作提出了八点意见，内容广泛涉及安全可持续、安全农业、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等关键词，其中第八点尤其适用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宏观战略的制定，即“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术，提高对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监测、预警、应对、管理能力”。作为一个回顾，笔者曾在2000年10月参加了北京市科协组织的“面向2049年北京的城市建设”为主题的论坛，并完成了《21世纪初中期北京城市综合减灾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兼论发展北京城市紧急救援产业的建议》论文，现在看来十多年前的“百年探索”是有意义的，它正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2050年目标的时限相吻合。自2009年5月迄今，笔者受命承担由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达的《“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提升城市综合应急管理水平的重点、思路及对策研究》报告起草工作。该报告多易其稿，核心是按市政府要求必须提出适应“十二五”乃至2050年的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在安全减灾上的总体思路、科学内涵、主要目标、考核指标等，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安全保障。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6月18日北京第三次修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不仅将“恐怖袭击”，更将巨灾风险写入该预案，这不能不说是在2004年版“新北京、新奥运”的城市定性“安全奥运”目标下，寻到的城市安全发展的新突破，为北京在推进城市综合减灾系统化建设上迈出了新步伐。
1 北京所面临的巨灾风险
1.1 北京的灾害风险现状
北京灾害背景总体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北京地处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带，有较重的旱、涝、风、雪、雾、雷等气候灾害。（2）北京地处华北地震带北翼，受河北、山西地震带“静中总动”危险之包围，历史上属中国六大古都唯一多震的国都。近3800年的统计，北京处在六大地震带包围之中，发生过5级以上的地震80次，其中7级以上大震6次。早在1994年全国地震减灾会议已将北京列为全国60个处于6级8度地震威胁的城市之首。（3）北京城市灾害种类随城市的发展而变迁。1949年前已用“旱涝蝗震疫”概括，它基本上反映出一个农业国的旧城市特征。
通过对北京城市综合应急管理现状及未来学研究，可把北京现在的“主要突发公共事件”归纳为四大类13分类，即自然灾害（水旱、地震、地质、气象灾害及森林火灾）；事故灾害（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群体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例如，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建设及奥运会召开的安全目标值，确定排在前五位应特别关注的灾害类型如下：（1）重大极端气象灾害（暴雨洪涝、雷暴、高温热浪、雾害等）；（2）生命线系统事故（断水、断电、断气等）；（3）高技术事故（含高技术犯罪及信息安全隐患）；（4）地下空间致灾隐患（地下商业设施、地下交通、地下公共场所等）；（5）恐怖袭击与社会灾害（敌对势力的恐怖袭击、公共场所人员骚乱、拥挤踩踏事故等）。
要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北京市能源、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城市生命线保障系统不断完善，但至今每周都有城市道路坍塌、信息中断、电源事故等个案发生，凸显了北京城市对灾害承载的脆弱性和危机应对能力的不足。2020年前对北京城市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灾害与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以下类型：（1）首都地区及周边发生6级地震可能性较大；（2）城市气象巨灾会频发，如城市暴雨沥涝灾害、雷电灾害、城市大气公害等；（3）以各种能源缺口为中心的能源供给短缺、能源网络的事故控制风险加剧；（4）巨大的城市道路交通流，使城市交通隐患加大，重点是道路、轨道、地铁安
全等；（5）火灾及爆炸的危险性，除企业危险化学品外，超高层建筑与地下空间安危加剧，尤其是数以千计的有20年楼龄的12层以上的普通居民楼的消防隐患；（6）信息安全、高技术犯罪及社会恐怖事件的无国界性及增长势头；（7）由一种灾害诱发多种灾害的复杂链式反应等。
据此，可归纳现阶段北京城市公共安全威胁主要呈现以下六大特点：（1）灾害种类形态有多样性、集中性，时间上呈多频次，空间上呈多领域。（2）多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矛盾交织并存，并且成为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威胁。（3）灾害的发展更体现复杂性、连锁性及危机的放大性。突发事件对城市的威胁不仅在于灾害引发后果的严重性，还在于事故潜在的长时间的破坏力。（4）公共安全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防控难度增大，造成的损失难以评估，对防灾减灾救援等专门队伍及管理提出更高要求。（5）世界城市的高端需求所反映并暴露出的危机事件的跨界影响力，使北京城市应急建设面临长期考验及多方面的超常规性。（6）城市在综合救援能力的可靠保障上尚有差距，占60%的城市生命线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事故率”，影响救援全面可靠性的提高。
1.2 北京如何认知巨灾风险
巨灾是一类大概念，迄今国际上尚未给出严格定义。2008年初春席卷全国近20个省市的冰雪灾害就是一次巨灾，其特点有如下表现：（1）发生较为罕见；（2）持续时间长；（3）事发突然，演化快；（4）覆盖地域广，受灾人口多；（5）直接损失巨大；（6）多种因素呈灾变链式反应；（7）关键基础设施不能正常运营；（8）时间压力大，抢险救灾很快进入极限期；（9）防灾减灾明显具有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特征；（10）地方或部门应对能力有限，只有中央政府投入才可扭转灾情等。
无疑，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是一次威胁更大、损失更严重、迟滞时间更长的巨灾。据此试给出“巨灾”的定义：死亡5000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1990年价格标准），只要其中符合一条，即成巨灾。中国巨灾发展的特点如下：（1）1900—2004年，中国巨灾发生55次，平均1.9年发生1次。其中1900—1949年发生36次，平均1.4年发生1次；1950—2004年发生19次，平均2.9年发生1次。（2）1950—2004年期间，以1976年为明显标志，1950—1976年，死亡人数巨大；1977—2004年，直接经济损失巨大。上述说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减灾工作，自然灾害已从以死亡人数为标志，转入以直接经济损失为标志。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北京市近年来雪灾、热浪和暴雨等灾害性极端天气频发，未来更大型自然灾害可能出现的概率不容忽视，更不排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各种极端气象条件、自然灾害对北京城市灾害的诱发。北京乃至首都圈的城市化高速发展本身就酿下了事故灾害的隐患，现有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和灾害应急保障体系，对包括大地震在内的巨灾应对能力还不强，难以抵御巨灾的侵袭。北京城市综合应急管理除了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安全保障的要求外，还须满足首都地位所要求的安全保障要求。如何使北京城市综合应急管理建设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面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可能发展的巨灾风险，北京城市综合应急管理又将如何紧急响应？面对这些挑战，北京市只能从更高的层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深入思考世界城市目标下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规划问题。
世界城市第一阵营的纽约、伦敦、东京历史上均发生过“巨灾”，现在也不排除巨灾的潜在危害性。纽约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袭击，酿成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伦敦1666年9月2日起由于王室面包师失误酿成伦敦全城大火4天，烧毁了全城。此外，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及公交车再遭恐怖袭击，同样有“世界上最安全地铁”之称的伦敦市地铁枢纽国王十字站，1996年11月18日发生严重火灾，致32人死亡。日本作为自然灾害大国，更是地震“重灾国”，世界上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20%以上都发生在日本，东京1923年的关东8.0级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它使东京在世界上率先提出要有应对“巨灾”的准备。虽迄今综合的城市巨灾管理体系仍在研讨，但其共性点，是要对风险有识别、认知能力，它涉及专业知识和技术准备的方方面面。世界城市不同于一般国际的城市及大都市的标志，就在于它必须具备应对巨灾的处理能力，并代表国家乃至世界应急的战略水平。华盛顿大学应急管理专家戴克斯塔拉曾说过，“减损”的关键是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决定了救援的质量。美国的应急管理系统可借鉴的益处是，它不是以“反应”为导向，而是以“筹备”为导向的。城市中的建筑、交通、能源、通信、饮用水供应、下水道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应急筹备质量，直接表现了该城市对灾难的应对能力及最终效果。表1给出国外权威灾害风险研究机构近20年的灾害风险概念对比表。
表1 灾害风险的概念简表附表
续表附表
由表1可总括如下观念：（1）风险是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2）风险是事件未来可能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3）风险是指可能发生损失的损害程度的大小；（4）风险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差；（5）风险是一种可能导致损失的条件；（6）风险是指损失的大小和发生的可能性；（7）风险是未来结果的变动性等。
从对各类不同灾害风险的感知出发，不同人群对不同灾种的心理感知风险评价不同，因而灾害风险具有人群自愿度、社会控制力及人群的风险了解程度等特征。
2 国外世界城市安全建设经验借鉴
随着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发生，如何有效地防灾减灾，提高国家和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已经成为目前国际上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降低灾害和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各国政府与不同规模的城市纷纷着手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机制，采取各种应急政策，从预防、预警、反应、控制及恢复等方面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全面的规避和应对。
其一，美国是个多种类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因此对城市的综合减灾管理十分重视。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纽约发生过“9·11”恐怖袭击事件，“双子座”轰然倒下，给全世界敲响了反恐的警钟。为此美国大力强化了城市及国家层面的防御对策，在应急事务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土安全部，以全面落实安全防灾事态。纽约则成立了以纽约市紧急事态管理办公室（OEM）为核心指挥部门的危机指挥协调体系，在联邦和州的法律框架下，建立了综合防灾和统一应急救援的地方法规体系，并根据危机形势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兼顾发展和防灾，把防灾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在参与主体方面，提倡多元化，危机应对网络化，合作区域化；在信息的沟通与披露方面，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发言人制度，友好和有效地与媒体合作，对市民进行公开透明、及时、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的危机信息沟通；在技术支撑系统建设上，积极研究开发和建设信息系统，加强信息的统一性和共享性能；在政府财力和社会保障方面，除了有强大的财力支撑和保障外，还通过政府、民间机构、市民三者分担的形式，构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应急管理被分为减缓—准备—响应—恢复四个阶段。准备阶段的任务是发展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如制定应急预案、建立预警系统、成立应急运行中心、进行灾害救援培训和演练等。据2002年美国《国土安全法》的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于2004年12月发布了《全国应急响应计划》（NRP），它是联邦政府应对全国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指导性计划，为国内各类事故灾难管理提供了统一的、全方位的框架。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曾发表的题为《反恐：从自然与技术灾害中汲取的教训》报告中指出：对于自然、技术与恐怖主义灾害的管理，可以应用同一种方法，可在实践中，国土安全部却背离了整合反恐与救灾的初衷，暴露出对今日中国城市应急管理同样有益的教训：（1）以反恐为核心确定任务、职责，其他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遭到削弱；（2）以政府部门为主体提供公共安全产品，背离了应急管理全社会参与的原则；（3）以等级制为特征构建组织结构，无法灵活、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4）以保密为主旨容纳不同的组织文化，但缺少部门间沟通联系。2006年10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后“卡特里娜”应急管理改革法》，赋予联邦紧急活动管理局（FEMA）更新的职能，该系统的核心理念是“扩展性的综合性应急管理”，不仅包括减缓、准备、响应、恢复，还包括“保护”，即FEMA将与国土安全部的“基础设施保护办公室”合作，履行基础设施保护职责。
其二，日本东京汲取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站恶性投毒（沙林事件）事件（造成12人死亡，5500人中毒）教训，强化了地铁应对恐怖袭击的安全策略及规划设计措施，并在2001年重组中央政府时，将原先的灾害管理大臣职责在整合和协调相关省厅的减灾政策和对策后由重新设立的“特命担当大臣”负责。再如2005年1月18～22日，在神户市召开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它不仅是对日本阪神大地震（1995年1月17日，里氏7.3级地震，死6435人）10周年的纪念，也最大限度地通过调动全世界力量支持着日本的防灾减灾建设。据此日本东京防灾规划一直将目标锁定在要防御8级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上。纵观日本的灾难管理，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全面的、有效的灾难管理体系。从日常的灾难防范和预警，到灾难发生时的救助，再到灾后的重建；从内阁首相，到地方政府，再到每个民众，形成一个全社会的灾难管理网络，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来减少灾难的损失。其中，日本以东京为中心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及城市防灾白皮书迄今是国际的典范。
其三，英国伦敦自然灾害并不频发，但人为灾害不止，如2005年7月7日，由4名自杀式袭击者针对伦敦地铁和公交车发起的重大恐怖袭击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对此伦敦市政府在长达157页的反思报告中从五个方面强化了要完善应急系统预警建设及救援的对策。2001年7月后，英国国家层面的应急职责改由内阁直接负责，首相是应急管理的最高行政首长，领导内阁紧急应变小组（简称COBR）。发生大规模突发事件时，COBR将被启动，协调国家应急秘书处、军队、情报机构和相关部门予以处置。2007年开始，地方政府事务部在英格兰范围内进行大的改革，其目标是，在原来46个地方性消防与应急控制中心基础上，重建9个区域性应急控制中心，以增加应急控制和综合救援能力。此外，英国还特别重视应急平台、风险评估、应急管理培训的建设。纵观英国应急综合管理体系有如下特点：（1）强调资源整合并多部门的协调合作，具体为“水平、垂直、理念、系统”四大方面整合的目标。（2）强调法制建设，早于1920年便颁布了《紧急状态权力法》，迄今已形成了以《国内紧急状态法2004》为总纲，以《应急准备》和《应急处置和恢复》两个法制文件为具体指导，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相结合的法律体系。（3）强调属地管理同时，注重提升基层应急能力。（4）注重风险评估，主要目的有四个方面，即确保一类处置者准确掌握他们所面对的风险；为确定工作重点和资源分配提供理论基础；有利于支持制定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规划和预案；建立一个标准化和持续的风险评估体系。（5）确保应急状态下机构的正常运转。（6）注重三大类应急能力建设，即组织机构类、功能类、关键服务类，如为准确把握全国抗风险能力水平，英国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年一次的国家应急能力调查。（7）注重应急管理中与公众、媒体的沟通与传播等。
伦敦的应急规划机制分为中央、地区、地方三个层次：伦敦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英国内阁特设“伦敦应急事务大臣”；地区级的应急规划机制与中央级的大体相同，主要有“伦敦应急小组”，协调全伦敦范围内的行动，警署、消防总队和急救中心构成伦敦市应急管理的“铁三角”；地方级的应急规划机制有伦敦的33个区政府，它们都属亚地区联合委员会的成员。
与国外相比，我国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城市也有一些值得参考的先进经验。例如，上海城市紧急事务处置体系是我国城市应急事务处置模式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社会联防网络的构建，按灾种管理灾害事故的理念，这些都值得北京借鉴。北京与纽约、伦敦、东京世界城市的应急管理比较见表2。
表2 北京与纽约、伦敦、东京世界城市的应急管理比较表附表
续表附表
可见，借鉴国外世界城市的应急管理先进的经验，结合北京城市安全态势现状与特点，尽快形成并完善具有北京世界城市特色的现代化综合应急管理模式及体系，是防范和应对各种灾害与突发事件，实现城市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3 安全目标与基本内涵“十二五”期间是北京步入“世界城市”高端目标的起始点，北京市综合应急管理建设的总体思路是：要把世界城市建设同综合减灾工作一起抓，努力推进北京市作为世界城市的综合应急各项能力建设；健全和完善现代化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全面提高城市整体防灾抗毁和救援保障能力，特别是巨灾应对能力；建设“安全北京”，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在北京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和世界城市建设发展同上一个新台阶的基础上，按步骤分阶段强化世界城市目标下的安全应急建设。面对事故灾难不断增长、自然灾害防范能力不足、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出现、社会危机事件不少的客观性，北京全球化视野的“世界城市”安全标准应充分考虑城市民生的安全利益、安全权利及安全制度的实际。其具体体现如下：（1）世界城市应是一个全面且本质安全的城市，使自然、人为、公共卫生、社会事件四大类危机事件时刻处于不同层面安全状态的监控之中；（2）世界城市应是一个有综合应急管理能力的城市，要有综合减灾立法为前提保障的综合应急管理及处置能力，在这方面要有与中央政府相协调的、特殊的“属地管理”的职能；（3）世界城市对各类灾变应有“跨界”的控制力及指挥力，广泛具有国内外灾害防御及协调救援的快速反应能力及认知水平；（4）世界城市要求自身具备一流的生命线系统及指挥体系，不仅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还应快速自修复，还要有较充分的备用容量以及拓展能力；（5）世界城市要求市民的国际化水准，不仅市民要具备安全文化养成化教育的素质与技能，同时要求至少城市有60%以上为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安全社区标准；（6）世界城市要具备极强的应对巨灾的抗毁能力，面对各类巨灾要能保障60%以上的市民安全得以参加自救互救，从而使城市重要设施能良好运行，尤其不为一般灾害所扰动，处于较好的稳定应变的状态。
对应上述内涵给出“十二五”期间考核指标：（1）城乡新建、改建、扩建工程要100%达到灾害设防要求，重点是防御城市沥涝、抗震、火险等灾种及特殊公共场所如地下空间的设防；（2）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指城市生命线系统）100%进行抗灾设防，力争在规划期间基本消除重大安全隐患；（3）确保城市能源供应的安全可靠，其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6%以上，天然气及相关能源供应不中断且有一定备用；（4）新建公共建筑及所有学校、医院100%按照《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及相关法规进行抗灾设计；（5）规划期内除建设各区的避难场所外，有条件的大、中学校要进行避难场所建设，并严格配备防灾救灾物资及必要的应急设备；（6）规划期内从隐患治理角度出发，对所有高层住宅及旧有胡同四合院进行火灾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地消除事故灾难隐患；（7）完成北京市综合减灾法（条例）立法工作，并于2015年前实施；（8）安全文化教育正式纳入所有学校的教学计划，组织编写和出版适合不同年龄学生的安全减灾系列教材；（9）针对当地经常发生的主要灾害事故编制更加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应急预案。2015年完成所有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系列应急预案编制；（10）建立全市各行各业、覆盖方方面面的减灾应急志愿者队伍等。
建设“世界城市”的相应安全目标中，北京市应对突发事件及巨灾的综合能力上更应明显提高。这种提高要研究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全瓶颈，要研究何为适宜世界城市的经济安全增长方式、何为有效的文化与教育上的安全模式，要研究与公众居住适宜的安全住行关系与规划设计理念等。基于此，北京世界城市的应急管理建设新任务包括以下内容：（1）世界城市及首都圈、大北京的发展目标都带来无法阻挡的人口膨胀，这是“十二五”规划中必须权衡的安全承载力问题，是人口无限增加，还是控制性发展，已成为北京“世界城市”应急建设的重度思考。它不仅要重新加倍考虑能源，还有应急储备。（2）应急的综合化。由于综合灾情、综合管理、综合优化、综合处置及综合评价，使原本的应急任务无法胜任，面临新调整。（3）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准取决于应急反应的标准化。北京市迄今没有从全市层面入手的标准化体系，这专指城市各类工程应急减灾工程从设计、施工的应急建设标准等。（4）应急预案要精细化。如果说自“十五”、“十一五”编制发布应急预案对城市应急起到了作用，但从实用、适用、可操作性等层面入手，北京城市管理的应急预案要在体系化调整的同时，用精细化的水准逐一重审。（5）应急联动机制的效率化。在应急管理中，实施应急救援第一位的是各职能部门，执行机构的相互联动，确保无障碍运行的高效率。（6）应急参与的公众化。北京要在大力发展应急志愿者队伍时，支持并利用非政府组织的救援力量，形成除社区外的公众化的应急社会力量。（7）应急信息传播的透明化。这不仅指各种媒体在应急活动中的作用，还包括如何辟谣、稳定并疏导公众恐怖心理等方面。
4 北京“世界城市”安全设计的相关问题研究
4.1 巨灾的城市宏观脆弱性
巨灾中的地震是天然自然的力量相互耦合、作用的灾变后果，是久蓄的能量突然爆发对自然界原先状态的重构。城市是人工自然的载体，技术文明越先进、蕴含的技术风险就越大，遭受巨灾的损毁可能也越大。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们只有顺其自然、权衡利弊，通过改变人工自然创建模式等方法少能减少建设中的技术风险。要看到，人总是按人的生存维度来控制自然，但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和构建，破坏了大自然的天然平衡。人工自然具有利人性和易损性，现代城市化再完善，很难保证所有环节和系统都不出问题，因此，要认同城市系统极易处于受干扰的不稳定状态。地震等巨灾的扰动力量极容易使不稳定的人工物系统的正常参数超出临界值而出现损坏。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封闭系统的熵值趋于增大。现代巨灾（自然与人为）是熵增过程，人类文明的城市化系统更是一个不断走向有序化的耗散结构。现代理想的城市系统要使自然按人口目标更有序，同样灾变运动则要重组和扰动有序化的人工自然。因此，在现代城市设计与研究中，要减少并降低灾变中的技术风险如采用更坚固、更能适应灾变环境的材料尽可能寻找多种互补途径实现同一功能的非常期内的选择与候补，在这方面建筑师应理解跨界分析与交叉科学的减灾思想。跨界就是跨不同的界别，北京世界城市的需求，使风险与危机发生的诱因和形态日趋多元，危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为提升。美国的《公共行政评论》将大城市的危机管理看成21世纪国际化大都市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危机中跨界治理协调与组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危机管理的品质，同时规划设计者在安全设计上的跨界能力更从本质上体现城市的真正安全度。之所以特别提升城市安全减灾规划设计是一个交叉科学，因为它必然涉及空间、地点、时间、景观、人与自然、常态与非常态等问题，其中人地关系尤为重要，如2009年北京大学师生完成的“安全引擎——承载城市安全功能的首钢工业遗产地更新设计”作品，较好地从多学科交叉上解决了社会安全、生态安全、遗产安全、心理安全等城市文化遗产传承安全的大问题。
巨灾的宏观脆弱性问题在灾害研究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已成为学术界的广泛共识。以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为背景，深化对北京区域性社会承灾体系统综合整体脆弱性研究，会从区域大尺度及动态变化视角增强对灾害脆弱性的理解。宏观脆弱性是相对于该区域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各种承灾单体、群体和各种次级承灾体系统的微观具体或特定层次或侧面的灾害脆弱性而言的。具体影响宏观脆弱性的指标如下：（1）指标是宏观且概括性的，不反映细节及局部特征；（2）要提取脆弱性含义不同的两类指标来同时刻画脆弱性效应；（3）关注社会基础性救灾资源中职责反应的脆弱性含义；（4）城乡领域应对应急事件能力的评估；（5）近年来国内外灾例表明，区域内各减灾行为主体间的综合联动与协调水平及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的互动能力是影响一个地区灾害脆弱性高低的重大要素；（6）宏观脆弱性评估还包括灾害应激态势及自我调适能力等方面。
在审视了宏观灾害脆弱性的观念后，也需要对当前建筑抗震性能的常识性错误给出评估，其归纳为：其一，砖混强于钢混。通过上千篇汶川地震研究文献，在高烈度区，理论上抗震性能较好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倒塌了，而抗震性能相对较低的砌体结构却“裂而不倒”，如极震区北川中学及漩口中学全新的框架结构房屋倒了，而近旁的砖混房屋却相当完好。此外，国际建筑界公认高层建筑是灾难放大器，汶川地震更证明它易受灾。其二，无辜的空心板和细钢丝。震害调查表明，地震中造成房屋结构倒塌的是结构体系中竖向构件承载力严重不足，“墙倒”才能引起“板坠”，“柱倒”才能引起“梁塌”。所以，引起房屋倒塌的根本原因并非水平构件（预制板装配式楼盖）承载力不足，而是垂直构件墙（柱）的破坏和倾倒。其三，设计责任大于施工失误。要大力加强抗震构造措施设计，如构造柱和圈梁设置、预制板的拉结要求、最小配筋率和最小配箍率要求等。汶川地震一塌到底的建筑多是由建设方自行设计的项目，设计不合格是导致灾难的最大祸根。其四，国家抗震规范是有保障的。汶川地震后紧急颁布权威的国家《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08年版）》强调，严格按规范设计的建筑，在遭遇比当地设防烈度高一度的地震作用下，不会出现倒塌破坏。在研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安全理念时，联系汶川震灾及对策，希望能在巨灾及破坏力上寻到有些启示。
4.2 城市抗灾力的评估策略
城市系统不单是人文层面的城市，更是指物质层面的城市，城市生命线系统的基本功能若遭受打击，可使城市陷于瘫痪之中。城市的抗灾力是指抵御现代灾害的能力，一是城市的内部属性——脆弱性（Vulnerability）即城市系统因人为、自然灾难干扰易受到危害侵袭导致功能丧失的属性；二是城市的危机弹性（Elasticity）即免受破坏的抵御能力。一般地讲，一个城市的抗灾力与城市脆弱性成负相关，与危机弹性成正相关，即通常脆弱性越大，危机弹性越小，则致灾后易形成灾情；反之则致灾后不易形成灾情。城市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的脆弱性，需要衡量其崩溃的连锁反应，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才是城市脆弱性的实质及真正反映。作为一种防灾策略要充分认识到，城市的脆弱性是城市系统进行量变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如不进行控制将会引起系统的质变，如不事先针对城市进行脆弱性评估和对城市系统进行优化调整，那么脆弱性的后果就是城市系统出现危机。现代化大城市最大的威胁是如何抵御灾害并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否则不仅影响城市正常生栖，重则使城市瘫痪，如供电中断后，即使供水或供能系统修复仍无法供给；能源的供应又是启动备用电源的先决条件，是保证信号畅通的前提，所以城市抗灾力评价的关键是如何保障住生命线系统的高可靠性及防灾能力等。
4.3 世界城市的地下空间
只有当城市处于高度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使速度和效率显得愈发珍贵，城市才会在地下添加更为活跃的系统，如1900年的纽约或一个世纪后的北京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发现地下空间在经济竞争中不可或缺。虽然我们可以对城市的未来发展作出概括性推测，但工程师及考古学家或许对每个城市地下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更具发言权。如果说地上世界的格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保护城市运行的地下空间作用功不可没。此外，地下空间又以其与众不同的方式演绎城市更为美好的变迁。世界城市地下万象绚烂多姿：伦敦建在沼泽与河流之上，其厚重的历史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它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引领工业革命的先锋，其地下世界丰富多样；纽约拥有庞大、高效的地铁系统；东京是拥挤岛国上最大的城市，购物中心和地铁充斥于地下，密集度极高。北京地铁自1955年开始规划，第一条地铁是1969年9月建成通车。若从地下空间看，自2001年起，42北京以每年300×10m的速度在增加，问题是地下空间多为点状分布，缺少统一规划，无序发展带来了事故隐患。此外，到2006年北京地下管线长已有37333km，相当于6条长江加在一起，但其中存在隐患的有258处，超过630km。面对北京地下空间建设上的悬疑，中国工程院钱七虎院士认为，向地下要土地、要空间是全球的做法，重在地下空间开发时要关注城市环境，提高城市防灾抗毁能力。对北京2城市中心地区324km范围内的地下空间资源测算，如以开发地下8230m的浅层空间计算，可供合理开发的有效利用资源达1.19×10m，8242为现在建筑总量2.9×10m的41%，若除去北京已有3000×10m地下空间，意味着在不需扩大城市用地，就能扩大城市空间容量30%，所以开发地下空间不仅有利于城市防灾，更符合城市“瘦身”的要求。现在重要的是规划师、建筑师要有整体规划观，使设计协调好地上地下，优化并安全使用城市资源，在这方面设计师要补的课很多。
4.4 综合安全设计要点
文献[5]中曾简介了美国学者芭芭拉·内德（Nadel B.A.）著作《建筑安全手册》。这里结合城市及建筑综合安全设计要点再谈点感受：
其一，建筑师该如何认知应急管理学。应该管理研究中哪个阶段更重要？应急管理历来是一个处于被动位置的行业，它通常忽视减灾和灾后恢复；应急管理学的支撑学科是什么？地理学、气象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流行病学，与设计师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土安全、环境保护、安全减灾科学。应急管理学重视复杂性研究，由于灾害中有大量的变量因素需探索，且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动力学行为，因此利用混沌理论和系统理论指导研究和保持对灾害现象的综合性分析尤其必要。早在1985年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期刊《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出版了一期应急管理的专刊，进一步将应急管理定义为“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以及管理手段处理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学科和专业领域。”对设计师而言，这些理论要点对设计思想的改进至少有两方面启示：一方面要使设计项目考虑到灾时背景下重要经济目标的防护课题，有效解决重要社会，经济目标的防护关键在于如何减少设计时薄弱环节，防护措施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设计师从安全防灾设计出发有必要学习工程可靠性理论，城市公共安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其自身的可靠性应优先考虑，只有在公共安全系统本身的可靠性得到保证前提下，才能有效地预防并阻止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灾难性事件。设计师值得关注的是可靠性模型的构建。根据用途可靠性模型分为基本模型和任务模型，前者是一个全串联系统，它用以估计城市系统及其组成环节引发的系统修复、重建等问题；后者是一种用来描述系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完成其规定功能的能力的模型。由于任务模型充分考虑串并联及旁联子系统，因此尤为适合城市大系统可靠性功能的保障设计。
其二，安全总体设计。美国联邦建筑的设计理念有如下含义：面对整个全球社会风险，我们需要平衡安全与开放的关系，其中防御是关键。建筑安全并不意味着就是建造一个“大箱子”，或是把城市或国家的历史文物放到四周由混凝土包围起来的建筑内。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美国公共管理委员会主席、建造商和设计师Edward A.Feiner认为有效建筑安全程序有三，即：（1）经验教训会告诫我们在缺乏准备下的后果。在20世纪大多数建筑法规和标准并没有考虑到恐怖威胁自然灾害的毁坏度。（2）最成功的安全程序包括好的设计、建设管理政策和应急程序中所使用的恰当技术。（3）安全设计不需要表现得突出、明显、或者局限于某种形式。有效的安全设计，不是让使用者一眼即能看到，而是要通过规划、设计及设备的操作来保证的。安全总体设计提出了美学性、功能性、环境保护性、持续发展性、经济社会性等方面的设计指南，其目标是：防止丧失生命并使伤害减到最小；保护主要资产；防止操作中的损失；防范罪犯和恐怖分子；为公众及财产提供长期保护等。安全总体设计任务要求：设计师要呈现多学科合作的成就，为每个设备及其建筑拥有者的需求人性化设计，并通过更早的安全计划、选址及概念设计使安全投资经济。HOK体育+会展+活动建筑设计公司责任建筑师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性的焦点。作为对恐怖事件的反应，设施所有者、集会组织者、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可执行性法规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研究，进而深入到大型集会工程技术设计的实施，以确保安全系数的减少事故损失的概率。国际集会管理人协会（IAAM）制定了一套最佳实践计划指导草案（SSTF），它建立了一个四级威胁等级系统。弱点分析表用一个数字鉴别等级，系统列出可能性、估计效果和评估资源。联邦紧急活动管理局（FEMA）制定的弱点分析表，是一个评估设施危险性及其缺陷的模型。这些信息包括以下内容：（1）潜在的应急情况，所有可能影响设施不安全的事件。（2）地理位置如洪水区、地震带、危险品库等的影响。（3）技术系统故障造成的影响。（4）人为失误导致工作场所不安全事件的原因。（5）建筑设计不安全因素，如建造的材料、手法和建筑物的系统配置、危险的程序、易燃的储藏区、设备配线及灯光、疏散路径及出入口。（6）系统全过程的潜在危险分析，如非法入侵、生命线系统中断、水的破坏、烟的破坏、结构破坏、空气或水的污染、建筑物的坍塌等。（7）评估潜在的人为影响等。表3为根据FEMA要点给出的弱点分析表。
表3 根据FEMA要点给出的弱点分析表附表
表3中列出的标准对建筑师、工程师的需求是：要研究设施预期选址的位置和大小可能潜在的危险因素；对广场、前庭、入口及排队空间要进行精心安全设计；门及开口的大小和位置必须与新科技融合（如磁力计、生化探测器、密度探测器等）；停车及出入闸口单元的安全控制等。
5 结语
本文基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从与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相关的北京城市灾害风险、国外世界城市安全建设借鉴（纽约、伦敦、东京）、安全目标与基本内涵、安全设计研究的相关问题等方面给予研讨，期望从新侧面建言北京建筑“世界城市”如何迈出更坚实的步伐。本文还认为要提高城市规划设计的安全度，不仅依赖于方法论，更有赖于技术与材料的进步，有赖于安全减灾意识在设计师中的普及。总之，希望通过研讨在建筑设计与安全需求上建立关联，为推进北京防灾减灾产业，尤其是安全设计产业探索新路。
参 考 文 献
[1]金磊编著.城市灾害学原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
[2]王永明，等.应急管理学理论的发展现状与展望.中国应急管理，2010（6）.
[3]金磊.21世纪初中期北京城市综合减灾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面向2049年北京的城市发展（论
文集）北京市科协编，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3月.
[4]金磊.北京“世界城市”安全标准研究.中国建设报，2010-2-23日第7版.[5]金磊.灾后重建安全设计的综合分析.建筑创作，2010（5）.
[6]金磊.建设世界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要先行.北京规划建设，2010（4）.设防!设防!需追求的社会文化境界北京社科院 沈望舒
摘 要：“设防”水平差异，使震灾造成的伤亡损失迥异，所以设防与否是设施安全现代化标准的重要内容。但是设防思想不应局限于建筑工程学，还应将其提升到民族主动与国家政策的认知层面，纳入先进文化的社会建设序列。设防文化表现出三大特征：它是一种科学而先进的思维定式，一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社会现象，一种需要科学技术含量的操作行为。建议从“十二五”开始，各级政府致力于在全社会树立以设防为旗帜的危机文化意识，并动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积累的科技力和经济力，主动加快城乡综合设防的步伐。
关键词：设防 危机管理 社会文化“设防”是建筑工程学术语，多用于水库大坝、房屋结构的抗震设计标准。它根据需防范的地震烈度，分成甲、乙、丙、丁等类别。设防标准使建筑活动得到从设计、材料到采用施工工艺等一系列不同的配套措施。不过，如今谈及“设防”，更应被重视的是其表达的文化精神和社会效果。
2010年，青海玉树“4·14”地震的惨状触目惊心：震中地区绝大多数民房粉碎性坍塌，废墟皆为堆状土坯瓦砾沙尘，总共已造成2000多人遇难，一场7.1级地震，对总量约10万居民群体的伤害，数量可谓巨大；它与海地地震后果相似：海地总统普雷瓦尔称2010年1月12日的7.3级地震已造成了21.5万人死亡。但是玉树和海地若与2月27日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发生的8.8级地震，4月4日墨西哥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里氏7.2级地震相比，伤亡比重则反差巨大：智利3月5日公布的死亡人数为279人，墨西哥4月5日核实的数字仅2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玉树、海地与智利、墨西哥地震灾害损失区别的基本原因，据外电分析，后者两地建筑物比较结实。也就是说多年前“设防”上的差距，造成了如今生命财产方面受损的差距。相似灾害迥异的后果，说明应该梳理设防文化的基本意义。
1 设防，一种科学而先进的思维定式
居安思危观念，防患未然心理，作为危机文化的代表，来源于人类各民族历经重重苦难的成长过程；作为辩证唯物的精神，植根于社会各个种群从洪荒时代开始的博弈风浪的奋斗历史。因天灾人祸与社会发展如影随形，不测与不幸早已是社会常态，于是“饱带干粮暖带衣”、以丰补歉、未雨绸缪等俗谚成语揭示的真理，化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思想习惯，也是全球先进文化所认同的规律。
近几十年来，“危机管理”上升为一门显学，“危机公关”成为上至政府、名人，下至企业、学生进修的素质课程，便是证据之一。设防，通过对已知主要灾害的性质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准备好预防应对措施，以求当具有不确定性与严重危害性的危机降临时，最大限度减少灾难损失，避免小灾大难大害类悲剧。因此设防首先是意识、观念、精神层面，然后跟进物质、技术、操作方面，设防在社会文化上发挥着与时俱进的、现代性的引领作用。
对比思想上广泛缺乏对各种危机、灾害设防意识的社会现象而言，青海玉树地震中玉树县第一民族中学近9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的过程，堪称奇迹：既证明精神“设防”的强大功能，又让人感叹精神设防的低成本和高成效。
奇迹源于决策者的警觉与果断——值班副校长严力多德于14 日5 时40 分时，在梦中察觉一阵轻微晃动，他认为可能是地震后，马上与其余4 位也被惊醒的老师，逐宿舍地连吼带拽、把迷迷糊糊还想赖床的330 多个住校学生拉到操场；7 点后550多名走读生陆续到校，尽管天气很凉，同样也没有让他们进教室。于是在三栋教学楼和四排宿舍之间的空地上，黑压压坐满了被安排读书的学生，仅有初三备考生在教室复习。当7点49分大地震使宿舍瞬间全部坍塌，一栋教学楼塌了一半，另两栋变成危楼时，严力多德冲进楼去，拼命推出吓得大喊大叫的初三学生们。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之后校长布周才仁赶到学校，决定全校师生有序向校外后山转移——因为他们想到学校地处峡谷，相距几公里的峡谷上方建有禅谷水电站，万一水坝倾覆，后果不堪设想……四天后，民族中学成为玉树灾后首所复课的学❶校。想到880 多名学生在大难中毫发未损，想到880多名学生身后的家庭可在大难后有几分庆幸、几分安慰，真是由衷钦佩如此在思想上高度设防的一群长辈，将责任意识置于个人得失等一切之上的校长老师们！
2 设防，一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社会现象
玉树与海地震灾中有大量建筑因未设防或设防级别较低，而遭受沉重的人员伤亡损失。这跟多年来当地未发生强烈地震有关，跟社会认知等思想状况有关，更重要的也许跟不够发达的经济、不够充实的经济实力密切相连。
❶ 参见《京华时报》2010-4-21。
工业化国家早已青睐那些搭建快捷、坚固耐用的钢铁框架建筑；发展程度稍高地区，也广泛普及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但是土坯与原始的砖木住房，在欠发达地方仍然占据现实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钢产量不高，城市建设每建筑平方米的用钢量甚低，只有西方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8年6月调研显示，我国约有9亿人口居住在县城及以下的农村，而其中有2/3居住在具有潜在地震危险的区域。但由于受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只关注建房面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农村自建房基本不设防。因此即使有了应该设防、怎样设防的理念与技术，得不到足够综合实力的支撑，工程设防的理想还可能为水中月、镜中花，无法在广大城乡推广实施。
青海玉树地震后的大救援，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实力的增长进步：虽然玉树属于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但是已开始有了设防水平较高的建筑，党和国家领导人慰问过的玉树孤儿学校，就因为地震发生时绝大多数孤儿正在较坚固的砖混结构食堂吃早饭，而无人死亡。另外，近年修建的位于海拔3900多m高度的巴塘机场与进城公路，不仅拉近了玉树与周边、与全国的距离，还在集聚抗灾资源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历经“非典”、汶川大震等无数灾难磨砺的中国，抗灾能力也深厚了许多：“4·14”震后第一时间玉树军分区的搜救小组和当地公安消防队伍便到了救援现场；5天中已有12798名解放军官兵奋战在灾❶区，他们抢救被埋压群众1564人，救治伤员20047人，转运伤员……中央财政当日即拨出救灾资金2亿元，几日后再拨3亿元，社会捐助一周内便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国家7个战略物资储备库的棉帐篷、棉大衣、粮油水等快速驰援，各省区市相关物资源源不断。这样的情形不仅30多年前的唐山救灾无法望其项背，即便2年前的汶川救灾，也难以从速度上、资源条件上，与之同日而语。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大，为党和国家执行战略设防的路线方针提供了全面的物质支撑，为“设防”走向现代化、立体化、专业化奠定基础。在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总参应急办主任田义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组建8支共5万人的国家级专业应急救援部队，并要求2010年底便全部❷形成救援能力，真是令人鼓舞的消息。印度洋海啸和海地地震后，美国政府国际救援中显示的投放能力，在政治上、国家文化形象上得分不少：包括千张床位的医疗船在内的庞大舰群，重型运输机和大量直升机造就的文化展示。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类救援获得全面而强有力物质保障的前景，十分值得期待。
❶❷ 参参见见《《北北京京日青报年报》2》012001-04--42-12。1。
3 设防，一种需要科学技术含量的操作行为
有了设防的战略思想，也有了规模化的经济投入，并不一定收获预计设防的实际效果。笔者2010年2月造访埃及，专程踏上当年中东战争主战场的西奈半岛，放眼著名的巴列夫防线时感慨颇多——因为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声威显赫的马其诺防线、同中国历史上气势恢弘的万里长城效果相似——都汇聚了战略防御的智慧和庞大的财力物力，却都几乎未能当预计的危机袭来时全面发挥设计功能、体现其初衷代表的价值，在其设防领域留下千古佳话。可见设防的确存在方向、定位、质量等一系列属于科学范畴的问题。背离科学规律的设防，没有科学素质的设防，依然值得忧虑。例如，人人都知道基础的重要，但是基础建设并没受到真正和科学的重视。2006年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工程师发现，京郊农村房屋基础埋深普遍很浅，仅为0.7～1.1 m，房屋基础非常不稳，极易导致出现“小震大灾”的严重后果。许多地方建房没有构造柱、过梁、圈梁、地梁等任何加固设施，即使有按设防标准存在上述加固设施，但所使用钢筋的数量、直径、质量合格度都有程度不同的缺陷。
青海玉树地震后的大救援科技含量，比汶川抗震时又有了长足进步。除了生命搜索设备数量、品种、规格上台阶，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微型观察工具等全面普及，更多还表现在科学思想指导下的制度机制安排，高度组织化、专业化、流程化的运作掌控方式等。这种文化软力量让四面八方赶到的救援大军、公安部紧急调集的2亿元救援装备、就近配置的设施和大型机械设备，都发挥出应有效率：使初期的混乱迅速走向有序，让交通、通信、供电、燃料、饮水、厕所等问题逐一化解。尤其从开始就有针对高原反应的充分预案，使骤然聚集的万人大军未出现因高原病而死亡的案例，大量出现的高原病症人群在妥善处置、积极治疗、对重症者及时向低海拔医院转运等措施保障下，均很快脱离了危险。另外对灾区民众与救援人员的大范围心理干预，几乎与第一批救援行为同时展开，这在中国抗灾史上具有空前和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与以往大规模应急救援客观存在的物质特性相比，增加了文化救援的比重，它和一系列充满人文关怀的举措、与配套的藏区宗教政策、与对当地文物的抢救保护行动等叠加，完整体现出高度科学文化水平，在工程设防的思维领域中代表着文明进步。
4 结语
痛定思痛，梳理设防与未设防的不同结果，是认为需要将“设防”提升到主动与国策的认知层面，将其纳入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序列。在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际，率先应从决策者、公务员、全体国民的不同角度，树立以设防为旗帜的危机文化意识，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能力方面强化防范危机的综合素质。再者要主动积极地规划部署政策设防和工程设防，有专家测算设防比不设防建筑的造价会约增10%。对比灾难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用政策性补贴鼓励引导自建房采取较高标准设防，是非常合算的。与其像唐山、汶川、玉树……震后重建时的被动设防，不如从“十二五”开始，各级政府用拥有的科技力和经济力，以落后、贫弱时代不幸逝去的成千上万生命的名义，主动加快城乡设防的步伐。包括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凡属增量的新建项目必须按标准设防，所有存量的涉及民生的旧有建筑，根据与地震带关系，分轻重缓急逐步成片完成设防。
宁愿少办些锦上添花的“好事”，晚办些娱乐文化的浩大工程，也应从以人为本、人命关天的制高点出发，用十余年时间还清高危地带民用建筑未设防的历史欠账。让中国、让首都北京成为扎扎实实高擎公平正义大旗的“安全”、美好、和谐的福地。安全文化概念与内涵的深度分析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贺阿红 傅 贵 田亚男 李 慧
摘 要：当前对安全文化的概念尚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的定义。这不仅影响了我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进展，也使得同行业没有统一、适用的安全文化。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归纳当前现有的安全文化概念，深入分析得出狭义安全文化是安全管理理念，这是企业安全管理实践的最重要内容。明确安全文化的内涵后，对安全文化理念条目进行了确定，并提出了测量安全文化理念的过程及方法。在提出安全文化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安全文化水平，得出我国目前的安全文化水平较高，相当于世界最高水平的80%左右。
关键词：安全文化 概念 详细分析 理念条目 水平
近年来，建设优秀的安全文化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不断奋斗的目标。然而，“什么是安全文化”却始终没有明确且统一的概念。本文试图通过挖掘安全文化的深刻内涵，以对安全文化进行明确的定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