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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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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新观察试读：

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国家和民族也都有梦想，让梦想照进现实，就是我们行动的动力。

自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以来，如今，“中国梦”已经成了中国大地最响亮的声音。在我看来，“中国梦”既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复兴之梦，但归根到底，是个人美好生活之梦。此乃因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最终需要落实到个人层面，让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生活才有意义。民富是国强之基，若只有国强而无民富，根基不牢，国强也必不能持久，可以说，“中国梦”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

另一方面，对民众的“美好生活”，我们也不能做过于狭隘的理解。“美好生活”不单单是指富裕的物质生活，它还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没有了后两者，“美好生活”就是残缺的，使人心情不愉快的，实际上这样的生活也必不能“美好”。

假如我们这样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梦”的话，会发现，对于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中国梦”，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而对于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除了物质生活确比过去大有改观和进步外，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是自然环境的优美，某种角度而言，甚至还有后退。

物质的充裕是构成“美好生活”量的一面，公平正义和环境优美是构成“美好生活”质的一面，在我们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关键时刻，生活之质胜于生活之量，是更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让梦想变成现实，就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奋斗。国家的责任，则是为这种努力奋斗，提供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凭着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去获取财富，过上美好生活。假如财富只有靠权力才能获取，幸福只有靠金钱才能实现，对于这个社会的大众来说，也就失去了起码的公平公正，就不可能有靠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即使有梦，也是追逐权力、金钱和关系之梦。

避免此种状况的唯一办法，目前看来，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改革是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和实现中国梦的不二之选。这既为历史所证实，也为现实所决定。从前者看，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30余年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个人的自由流动；从后者看，今天社会怨气的聚积和各种不满的增加，也是因为关键领域和环节的改革长期滞后，无法突破之故。必须通过改革，使得被各种过时观念、制度和利益钳制的生产力和公平正义，释放出来。

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改革方式，改革虽然还由政府主导，但必须破除推动改革主体的“部门化”、改革设计的“碎片化”、改革方法的“短视化”和改革目标的“应急化”。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改革既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就要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防止“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的改革“中梗阻”，和“上面很好，下面好狠”的改革“末梢炎”。

尽管中国过去的改革呈现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没有所谓“顶层设计”，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事实上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贯穿其中，即按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样一个思路推进。这可能是经验理性或实践理性所致。当然，这个逻辑顺序并非绝对。当前处于社会改革的阶段，但并不等于说，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无须再改，政治改革的任务还未到来，慢慢等待。若如此理解，就大错特错。经济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市场经济虽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好，所以，下一步经济改革的重点，是理顺好政府和市场之关系，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另外，政治改革虽是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但并不表示就不能去碰它。事实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某些领域无法深入，是与政治改革的某些方面改革不到位有关，从而阻碍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深入。所以，为了很好地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必须要触动政治改革的某些领域。

目前来看，可以把政治改革的重点限定在政府改革层面，政府改革是当前改革的一个枢纽和关键环节。这一方面是因应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需；另一方面也是为深层次的政治改革准备条件。政府改革牵涉方方面面，但关键是要做到“放权”，即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社会和企业放权；“分权”，即将政府的权力分解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它们做到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限权”，即依宪治国，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除此外，还要防止政府“越权”和“侵权”。按照这个改革思路进行下去，“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本书是一部以改革为主题的、探讨中国当前改革问题和模式转换的评论性图书。试图以我国的政治改革为突破口，从改革需要新思维、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反腐倡廉、干部选任和民主法治建设等角度，论述改革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意义。它能够得以出版，需要感谢新华出版社和本书责编张永杰先生。张先生从本书的策划到逻辑结构的梳理，付出了很大心血，在此谨表谢意。第一章中国改革新思维第一节改革再启新征程改革已再启航

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层至今发出的最响亮声音，就是对改革的宣扬，这种宣扬并非一般地泛泛而谈改革的重要，而是体现了改革的逻辑和设计。这尤其体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上，这次学习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主题，足见中央对改革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并就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五点意见，这五点意见是对改革认识的深化。

中国的改革前无古人。从绝对角度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历史和国情，因此，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独特的，是和其他国家不同的。但显然，指中国改革前无古人并非是在这个维度上，它讲的是，人类已有的改革和发展经验，无法简单套用在中国身上，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大业。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太大太复杂太特殊，改革的推进及所要实现的目标又太过艰难，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来对应和规范中国的改革实践，都不准确。既如此，需要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进程去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把握改革的规律，从而认识到过去开启改革和今后继续推进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坚定改革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在改革中遇到困难时才不会泄气或绕着走。

习近平在集体学习时总结中国改革提出的五点意见是：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这五点意见，第一点强调的是改革的方向问题，第二点强调的是改革的方法问题，第三点强调的是改革的路径问题，第四点强调的是改革的前提问题，第五点强调的是改革中的群众作用问题。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改革经验的认识体系，今后继续推进改革，必须在这样一套经验的指导下进行。

在上述五点意见中，针对中国深水区改革的特点和情况，我们要着重把握二、三、五点。这三点其实讲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旨在要我们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把改革引向深入。

今天的改革，与早期改革，无论形势和任务都发生很大变化。如果说，早期改革，每一步推进的目标较单一，相互之间联系不是很密切的话，现在由于利益的积累与坚硬，不同改革之间盘根错节，阻力重重。推进一项改革，往往涉及多方的利益调整；化解一种矛盾，很可能要触及许多其他矛盾。这就是深水区改革的特点，各方都得益的“帕累托改进”空间越来越小。从而，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方式，适应不了今天的社会形势，也无法应对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清规律的同时，需要通过明确、统一、科学的顶层设计来集聚人心，推动重大改革进程。因此，它必须是一个系统、全面、相互配合的改革，做到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当然，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性，并不是说基层改革不重要。那种以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从而意味着基层和群众无所作为、把两者割裂的看法和做法是错误的。改革从来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大凡成功的制度创新，基本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上层不过是将群众创造的方法经验加工总结，变成制度或法律，在全国推行而已。指出群众创造的重要，也是为了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的五点意见中，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关于改革与稳定关系的看法。总书记表示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这实际是说，没有改革，稳定也不可能。

改革未有穷期，认识也就未有穷期，习近平总书记的五点意见，对我们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帮助很大。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层就改革问题频频发话，部署落实，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春天已经到了。新改革的三个特点

新一届领导层上任后发出的最强音无疑是改革。无论是习近平对“中国梦”的强调，还是李克强阐述“改革红利”；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还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如何深化改革；无论是八项规定的出台，还是政法会议对劳教改革的破题，都说明新一届领导层对推进改革的决心。

检视新一届领导层在这段时期的改革宣示、行动及部署，可以看出几个特点：

一是由虚到实。“虚”在这里不是指“玩虚”的意思，是指领导人对改革的表达、宣示、强调乃至改革经验的总结，是为重启改革作舆论宣扬。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对改革的号召都属这类。但他们不仅对改革做舆论“热身”，而且有扎实的行动和部署，如八项规定、将改革作为今年六大任务之一以及适当时候停止劳教等。特别是八项规定针对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非常实在。由虚到实，虚实相济，是这段时期改革呈现出的一大特点。

二是由上到下。“上”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领导要率先垂范，为下属和公众作出榜样。正人先正己，优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是要靠领导干部自觉的行动和表率去带动和影响的。正如八项规定所要求的，要别人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先做到；要别人不做的，领导干部必须先不做，如此，才能建立起领导干部的公信力。新一届领导层几次外出视察，轻车简从，不封路、不铺红地毯、不搞欢迎仪式、不住总统套房、不大摆宴食、不隔离民众，为全党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深得群众好评。现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也都制定和出台了类似改变工作作风的规定，一股政坛简单、清新之风开始吹起来。

三是由约束官员到为民众释放制度红利。这两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八项规定和劳教制度的改革。前者是对官员特权的约束，后者则显然是对百姓直接的利好。在中国，一个小小的基层干部，如果拥有一定实权的话，各种特殊待遇是很多的。许多官员已经习惯了这些特殊待遇，把它们作为当然的东西对待，丝毫不觉得不妥。订立八项规定，实实在在改善官员作风，实际也是对官员特权的约束。而劳教制度，如果能得到废除，或者被彻底改造，也是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上述三个特点表明新一届领导层掀起的这股改革热潮已经发生了实在的作用。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改革毕竟是一个长过程，而且涉及利益的深层次调整，所谓深水区的改革是也。所以，指望改革一下子扫除过去十几年甚或二三十年积累的各种陈规陋习、各种弊端，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因此，我们看到，改革在新一届领导层的号召和力推下有序推进的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变革步伐却很慢，甚至还在延续过去的工作作风，明显不适应改革的要求和趋势。这在兰考地方政府对火灾应对不力、长治地方政府对苯胺泄漏事故瞒报、媒体15个电话找不到民政部领导、湖南司法厅副厅长大摆儿子婚宴、陕西榆林人大代表在五星级酒店开会之类事情中，都可见到官话、形式主义、漠视群众利益、特权意识等。由此可见，地方和部门的变革会是一个相对艰难的过程。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改革，不可半途而废。改革的持之以恒一是依赖制度，二是依赖大众。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而且个人总具有惰性，假如在改革之路上困难很多并且强大，即使赋予个人权力，也很难有力量不懈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时就需要依靠制度的力量。所以，必须及时把改革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提炼，上升到制度，用制度去规范和推进改革。

与此同时，民众也是最有改革动力的。因为按照改革的一般逻辑，改革就是要约束权力，而对大众则尽可能释放红利空间，如果民众能够享受改革红利，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团体的力量支持改革呢？所以，在大众倒逼下，政府想不改革都不可能。这实际是一个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即在接下来的全面改革中，改革至少不能损害民众利益。这样，在改革攻坚克难时，易形成社会对改革的合力。改革方法论与改革红利

中国改革前无古人。人类已有的改革和发展经验，无法简单套用在中国身上，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大业，需要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去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把握改革的规律，从而认识到过去开启改革和今后继续推进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坚定改革的信心，并为深水区的改革提供经验指导。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和方式：一、改革须以公平正义为导向“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和以往改革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是社会的利益明显化和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对于未来发展的判断和预期有差别，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共识难以形成。特别是在改革进行30余年后，经济发展积累了巨大利益存量，改革要取得突破，就必须打破这个利益存量，对其重新进行配置。而这个利益存量不但包括一般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包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推进改革，让人们相信改革还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不能回避改革的价值导向问题，即改革应该是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只有正视这个问题，人们才会全心全意地拥护和投身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改革曾为中国带来最大红利。30多年前，中国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改革开放时代。改革释放出了十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它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实现了“超英赶美”目标，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走出被禁锢和封闭的状态，从而使中国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这后一点尤其重要，它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基础。

可见，中国在过去的30余年，之所以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的国家成长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是拜改革开放所赐。没有改革开放，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自由。这个甜头百姓已经尝到，再继续推进改革“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但是，从当下的现实看，改革曾为中国带来最大红利是否意味着它还继续会为中国带来红利？人们不能不有所疑虑。因为现实中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不但不会让人们受益，反而受损。从中国的改革实践看，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改革思路，先从一些好改的、容易改的做起，把难改的、风险大的改革留在后面，待时机成熟再改。由于人们对“时机成熟”的判断不一样，加之在改革中滋生了很多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原来是改革者，但有了既得利益后，就不愿继续改革，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就使得问题被积累下来，改革难以深入推进，“深水区”迟迟无法走出，制度的效应发挥不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的状态。

然而，它也说明，我们一旦突破了原来的改革“桎梏”，就会迎来一片新的天地，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新的台阶，改革的制度红利就会像30年前开启改革一样，重新爆发甚至比那时爆发的力度更大，从而在人口红利因素弱化后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然，要使改革重新发挥如此效用，就必须校正改革的航向，以公平正义作为深化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民心思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但人们思的是公平公正的改革，而不是各种掠夺人民福利的“伪改革”、“歪改革”。假如百姓能够在改革中得到基本的公平权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各种特权能够得以最大程度的约束和抑制，人们为什么会不赞成、不支持这样的改革呢？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自然就会勃发出来。

所以，倘若说改革仍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前提乃是改革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导向。这个价值问题必须讲清楚。惟其如此，被腐败和既得利益等钳制的改革红利才会被充分释放出来。二、经济改革重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改革在近年未能找到一个好的突破口。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碰到的问题千头万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但如果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不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二十倍。

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言，只要真抓实干，哪个方面都可以作为突破口。当然，各个突破口之间，其效用有大有小，由于改革不可能全面开花、全面突破，突破口的选择只能是一到几个。所以，应该选择那种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从中国当下的实际来看，虽然各个问题具体原因不一，且相互关联，然而，这些问题和原因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即权力。这与中国目前的国情和现状密切相关。在现实中，权力非常强大，虽然中国提出并建立市场经济已有约20年时间，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在竞争性领域得到体现，但是，就经济整体而言，权力的作用在多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还是决定性的。

所以，如十八大所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一直未能恰当地处理好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这跟中国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及不断增强的政府利益有关。中国是从计划体制转向改革的，改革伊始，市场的力量非常弱小，建立市场体制的任务，就由本来该成为改革对象的政府来承担和推动。所以，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我们成功地利用了强政府的组织资源来推进改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利益也不断得以强化。因为现实中的政府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集合，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由此也就有属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必然不同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政府（包括官员）利益的存在及不断强化，使得其不会轻易退出经济过程。此乃是一切再生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不单中国如此。

然而，从客观后果来看，政府利益的存在并强化，会导致许多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美好生活切实相关的改革—如缩小贫富差距、反腐败、解决生态赤字等—迟迟无法出台或深入下去，从而使中国跌入“后发劣势”或“中等收入陷阱”。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两种现象。在前期，由于后发国家一般会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引入外资，并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呈现的往往是“后发优势”。但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以前那些促进“后发优势”的因素不能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时，“后发优势”就会变成“后发劣势”，阻碍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强大既是再生型市场经济建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后期发育的威胁和障碍。

克服此一威胁和障碍的办法，就是持续进行改革，将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转向政府，进一步界定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对于政府来说，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要考虑退出。这样才能真正降低市场门槛，让市场发挥作用。这其实也就如十八大指出的，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利用社会力量，改善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构筑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

一句话，把应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就是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三、改革需要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

顶层设计是近两年流行的一个提法，它指的是对制约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一些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和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

改革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因为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各种深层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已很难分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也不是某个部门、某个领域或某个省区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须从全局和更高的层次去谋划和部署改革，整体地、全方位地为规范有序的改革提供原则和方案。

但从“顶层设计”的含义看，决不意味着底层就无所作为。那种把顶层和底层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正如李克强在谈到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所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中国太大了，13亿人口，区域广阔，国情非常复杂，仅有顶层设计远远不够。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今天这种精神仍要继续发扬。

李克强在这里指出了四点：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国情复杂，所以需要群众首创精神；二是群众首创精神也是中国改革的起点，即中国改革起步于基层；三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也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四是从中央的角度看，群众首创精神也就是地方的首创精神。这样一个处理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精神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从改革的历程看，一条基本经验是，过去30余年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多发生在基层和地方，大凡成功的制度创新，基本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改革皆是如此。对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上层乃至中央不过是将群众创造的方法经验加工总结，变成制度或法律，在全国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顶层设计，实际上是顶层把基层和地方的探索和形成的经验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总结、梳理，形成可操作性的方案，然后在全国推行。这也就是李克强指出的，要注意发掘地方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之所以如此，从发展的角度看，作为处于一线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发展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付或者解决问题。而且，他们也了解社会，同时也不缺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当然，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能够这样做，也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直接相关，正是政府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下放，包括财政分权，在改革开启后的十几年促成了层出不穷的地方创新和经济发展。

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不是顶层的“专利”，地方的探索和创新亦具积极意义。只有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鼓励地方探索和创新，才能不断为“顶层设计”积累经验，提供脚本，以有效弥补“顶层设计”的实践不足，避免改革方案设计的空洞化。事实上，地方和基层的探索与创新，也合乎市场经济的分权和自治原则，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性。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11个区域配套改革实验区介绍改革做法和经验，即充分体现了地方的探索。

现在的问题在于，与早年相比，地方的改革和探索，由于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或者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不但很难把地方的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而得到推广，且对地方改革的主导者来说，其命运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就曾批评，目前几乎所有文件都不提基层探索，不单如此，还往往把基层的一些改革探索视为非法行为，那些改革发起者受到责难和打击。这无疑会消解地方尤其是基层领导对改革创新的热情，导致改革丧失动力。

所以，要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地方潜在的创新动力，上层就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就要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就要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就要给予地方的改革创新以法律保护，而不能垄断改革的解释权。唯有为地方的改革创新创造条件，促进其大胆突破，创造不同的改革模式，方可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业。四、增量改革仍应坚持

既得利益是目前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这些年的改革停滞不前，是因为受阻于既得利益，至少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点上，新一届领导层认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而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改革阻力，“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这段话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利益必须调整，会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但为了尽量减缓矛盾摩擦，在稳妥推进存量利益优化的同时，还是以增量改革为主；二是无论是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还是优化存量利益，都要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李克强在此指出了深水区改革的特征和方式。

政治家设计改革与学者不同，学者可以不考虑外在的约束条件，提出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但政治家不能这样，必须考虑现实中的各种约束和利益要求，所以，整体推进改革，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就像李克强所强调的，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

客观而言，任何改革都有受益者和受损者，皆大欢喜、讨好所有人的改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更如此。这种情况下，要使改革得以推进，改革的受益者在不损害既有福利的前提下，应对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这就是福利经济学家卡尔多提出的改革标准。以此观照中国的改革，前期体现了这一标准，后期则有所疏离。这主要是因为，前期更多地采取了增量改革的策略。

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别。中国前30年的改革，总体可谓之增量改革，也即改革在不触动现存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即创造新的增量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从而使每个人的福利都能在改革中有所增进。就此而言，增量改革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市场手段的引入，而是人人都能避免在改革中受损。因此，增量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存量改革则恰恰相反，改革不是从做大“蛋糕”开始，或者从做大“蛋糕”转移到对利益存量部分进行重新分配，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它的实质是通过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的实施路径是，先“增量”后“存量”，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这条改革路径，使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从绝对意义上说，比起30年前，整体福利都有所增进，这在前期的增量改革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增量改革渐渐弱化，改革开始进入存量阶段。

当然，增量改革整体上的受益并不等于每个人的受益程度均等。由于增量改革的一大前提是不挑战现有利益，甚至利用现有权力去促进新利益的增进，因此，增量改革并未对权力的分配有所本质改变，相反，权力找到了另外一种自我实现方式。过去的权力只体现在计划的分配关系上，现在则加上市场，通过左右市场，用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过去计划手段无法取得的利益。这样，以权力为依托，那些有权力者及与权力关系近者就比无权者更能取得和占有社会资源，从而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形成。存量改革就要改变这种状态，但此时既得利益已尾大不掉。所以，增量改革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增量改革的这个特点告诉我们，在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后，一方面需要通过精巧的政治设计，来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红利的垄断，使底层民众也能分享改革红利；另一方面，仍需通过发展经济，在存量改革之外，做大增量，来满足和实现大众对利益的需求。李克强之所以强调现阶段还应以增量改革为主，除了减缓矛盾摩擦外，主要是考虑到增量改革的利益释放空间远未完结。

例如，政府可以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通过二次分配，把关注重点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人们的保障水平。同时，通过累进税和遗产税的设置等，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力求实现共同富裕。但这要求政府必须进一步放权让利，做好三个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效率由市场去安排，公平则由政府管理。五、深化改革要依法进行

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正如新一届领导层所讲，“要做改革的先遣队、侦察兵”，既要有灵活度，但同时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因为中国这么大，改革不搞先行先试吃不透，先行先试当然要探索，探索过程中，要扫雷，要排除荆棘，也可能被荆棘挂住，要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但先行先试不等于乱来，所以，“改革当中既要先行先试，还得依法办事”。

对改革依法而行的强调，实际上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命题，即改革的方法论之一，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改革程序，成熟的改革经验可按程序上升到法规和法律，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深水区”的改革，与此前的改革一个最大不同，是改革的对象大都是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或事物，我们现在的改革，直指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制度乃至政治体制，即上层建筑，而这些方面的改革最易遭受已有政策、法律和意识形态的风险，稍有不慎，改革者就可能闯入雷区。

在改革本身进入法制化轨道之前，过去评价改革的成败及改革者的命运，更多取决于政策和掌握政策的上级领导，但这显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政策和评价是多变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强调改革要勇于探索、先行先试，改革者要有担当精神的同时，为改革者提供一个法制保障，并规范改革行为，使改革由过去政策主导向法律主导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自发改革的良好氛围，从而有助于改革突破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束缚，更好地激励改革者去进行制度创新，同时，改革机制的法治化也保护了改革创新的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启后的相当时期里，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建立，更谈不上完善，而经过十几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后，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形成和完善，客观上亦需要一个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市场体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的。

改革依法而行，还在于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大对法治建设作了部署，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自然也包括改革和改革者在内。换言之，改革必须依法，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规范改革者的行为，限制改革者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法治建设在改革中的反映。

此外，从改革者的道德来看，也有必要用法来约束一些改革者的“野心”。改革确要敢闯敢干，大胆突破，如果像“小脚女人”一样，改革很难推动，但敢闯敢干不是无法无天，而是要受到法律的制约，不能把违法乱纪的事，看成是改革。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与改革者的道德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就是说，改革存在一个道德风险问题。这是因为，改革者也是人，有七情六欲，当改革者权力过大而又没有有效约束时，最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调和防范改革的道德风险。否则，很可能导致一些官员假改革之名而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独断专行。

概括来说，改革要依法进行，包含着这样几层含义：首先，改革的决策和行动必须合乎法制的要求，讲究程序和规范，改革可以谋于“密室”，但付诸行动需要程序正当，要规范；其次，改革的结果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并及时将改革中一些具备推广价值的做法和经验通过一定程序上升到法制，以巩固改革成果；最后，改革者本人也要依法行事，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当改革和既有法律相冲突时，可以谋求释法，但不可去冲撞法律，这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改革者自身的保护。上述三者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革的推进，不能以法制受到破坏为代价。改革的大胆突破需要上下联动

2012年，广东改革风生水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山顺德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以及南海区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两者的改革都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

近几年来，改革在民间渐有“污名化”趋势，而相当一部分官员受既得利益的羁绊或其他原因，导致患有“改革疲劳症”和“精神懈怠症”，不愿改革，对改革有畏难情绪。总的来看，尽管中央领导一直在呼吁、倡导、鼓励改革，在全国层面也出台了一些惠及民生、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还是很少，尤其是约束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几乎没有破题。有些改革半途而废，或者无疾而终；有些改革仅停留在文件上，就是落实不下来；有些改革实施后变形走样，与初衷相反。凡此种种，让人不免为中国的改革前途担忧。

社会上对改革的争议也很大。应该说，这几年改革事实上的停顿使我们浪费了一些改革的时机，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争议亦有助于廓清改革的迷雾，还改革本来面目，为改革正本清源，达成改革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就全国而言，缺乏鲜活的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的样板去带动和推进改革。

广东的改革正好充当了这个角色。除顺德和南海外，这几年深圳、东莞、云浮、阳江、阳山等地综合改革也各具特色，亮点纷呈。诚如广东原省委书记汪洋之前在全省推广顺德南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会的讲话所说，近年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推动的各项综合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富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经验宝贵，值得推广。

汪洋在这个指导性讲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概括了广东改革最鲜明的特色，即改革试点工作全面统筹、系统配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广东改革已经过了“单兵突进”的阶段，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而进行单项改革、单边改革，而是注重系统设计、统筹推进。二是批评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求稳怕乱；一些部门对改革敷衍了事；一些地方怕得罪人，惹火烧身，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的心态。三是指出了今后广东改革的方向，是大力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努力使广东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积极推进以“政经分离”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大力推进以基层自治和社会组织建设为着力点的社会管理创新。

顺德的改革为汪洋的讲话做了实践的注解。顺德2009年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制改革后，近期又出台了《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综合改革规划纲要（2012—2015年）》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纲要指出，今后二至三年，顺德将延循“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路径，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治理和服务架构，切实解决公共权力不恰当干预市场和社会资源配置问题，推进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和社会充分自律自治。

其中很多规划如得到实施，不仅开全国改革之先河，而且对纠结的中国改革也将是一大突破。它们包括从明年起，凡拟新提拔为副科级以上干部，一律须先接受审计调查，并向公众公开家庭财产等信息；2014年起新招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在区和每个镇街试行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专职化；实行聘用制和任期制、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推行全员聘用制等。

可以讲，以顺德为代表的广东改革很好地解决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实践路径问题。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得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层有强烈的改革需求，也有改革的办法，上层则有改革的决心，上下联手，推进改革。目前，中国改革由于矛盾的复杂性，“单打独斗”的改革已经结束，到了综合改革的阶段，综合改革也就是汪洋指出的，要整体规划、系统设计、统筹推进，这也是中央提出“顶层设计”的原因所在。“顶层设计”所要解决的，是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和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所以，它并不意味着基层就无所作为。

广东的改革告诉我们，要把地方潜在的改革创新动力激发出来，上层就不能垄断改革的解释权，就需要给予地方的改革创新以支持和保护，换言之，在强调“顶层设计”为改革提供整体规范和原则的同时，应当为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创造条件，使其在符合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大胆突破，创造不同的改革模式，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业。“正确道路”需要坚持也需要完善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回答记者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一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别人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说法不公平也不准确。她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中国的政改向来受到关注。这主要缘于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中，只要这个转型过程没有完成，政改会一直受到关注。对于政改，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就未来五年的改革作了七方面部署。

十八大的政改目标和路径实际上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因此，它所设想的改革也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这可能与一些人期望的政改形式有落差，从而导致他们对中国的政改产生误解，以为这不是政改。但正如傅莹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政治制度上，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模式，那些训导中国在遇到问题时就应该用别人模式的看法，是个误区。傅莹在此阐述了政改模式的多样性问题。

确实，很多外国观察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改革进程看不透、看不懂，于是就武断地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他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来衡量和评判中国的政改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自然会失望。任何政改，没有一个统一的先验的模式，中国的政改，是在坚持自身国情、历史、文化基础上，探索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色。党内权威专家李君如曾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和做法概括为八个结合，并形成了三个趋势，即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它们共同并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笔者认为，李君如的这个概括很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体制，而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中国目前适合建立的民主体制，可能是票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前者解决的是一个选举权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一个知情和参与权问题，对公民来说，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就是这两种权利。

客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票决民主有一定发展，基层自治组织的直选和一定范围的差额选举在稳步推进；另外，协商民主也在取得进步，包括在政协平台上的党派协商、政治协商，一些地方创造的民主恳谈及公共事务的听证会等，都在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国当前民主的两种主要形式，可以把它们视作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政改道路。

然而，正如面对别人指责，我们无须妄自菲薄一样，也不能对这条我们选择的政治道路骄傲自满，以为无须再改革了。面对经济增长的困境、稳定的难题及严峻的反腐败形势，政治体制也必须继续改革。

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迅速作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这可能是它的优点，但缺点是代价往往巨大，效率不高。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决策者过大的权力未能受到有效约束。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此，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一是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对政府的监督，特别是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二是扩大现有政治体系的开放度，作为一党执政的政治体系，必须尽可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和利益容纳进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执政基础；三是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四是强化法治，增强司法独立性；五是落实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力量的发育，加强社会参与；六是强化人大和政协作用，扩展和完善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民主监督。第二节改革成就梦想“中国梦”就是新一届政府努力的动力

新任总理李克强在首次总理记者会上，阐述了新一届政府优先处理的事项，即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此外，他还就人们广泛关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反腐、改革、城镇化、环境治理以及中外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又在履新后首次记者见面会上，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2013年两会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系统阐述了他的“中国梦”思想。所谓“中国梦”，不仅仅是民族复兴之梦，它还是或更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向往什么？无非是“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无非是“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可见，最高领导人是深知人民的心愿和期待的。但要把它们变成现实，殊非易事，需要各级政府兢兢业业，需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而这正是新一届政府的任务。

从普通公民的视角看来，笔者期许新一届政府未来五年首先需要解决政策的公平公正问题，让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暖，感受到政府善意。正义缺失是中国当下转型的最大问题。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经济发达，更离不开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有权利公平，梦想才能起飞；有机会公平，奋斗才有动力；有规则公平，社会才能进步。所以，公平正义理当成为撑起“中国梦”的重要基石。李克强总理已经在记者会上表示，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也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政府必须大力促进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用合理的规则与人性的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创造一个人人愿意为梦想而努力、人人有机会成就梦想的社会。

期许之二，是政府应做好自身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一个政府集权的社会，要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这就需要政府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来塑造自己。当下，政府先要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才可成为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政府。然而，现在中国各级政府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必须继续改革，更多地放权于社会与市场，把政府的职能转向提供保证个人发展所需的公平的机会、法律、制度、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公共产品上。

期许之三，是使城镇化成为惠及亿万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民生工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十年的大战略，也是确保中国较高增长的关键。但城镇化有比发展更大的含义，对个人来说，它是家园的变迁、人生的转折，对国家来说，它是文明的跃升。所以，城镇化不能被GDP所捆绑，不能再走过去损害农民利益的造城老路，不能产生新的城市贫民，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而不是政府官员的政绩及财政收入，才是城镇化的目的。

期许之四，是把“美丽中国”逐步变成现实。环境是生存的本原，是生命质量的组成部分，环境毁了，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和根基。如今，环境污染成了中国的公共问题。未来五年，政府必须在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环境治理上，真正有所作为。应把“美丽中国”的生态文化思想渗透到公众生活，把理念、口号变成制度实施，成为社会的常识与伦理；把生态建设融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建立起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让公民成为保护环境最有力的力量。

期许之五，是践行法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权力天然具有诱惑性，要想建立一个清明清正的社会，公民道德高尚，就必须用法来约束人们尤其是官员的贪腐之欲，让官员专注服务而不是寻租。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一个法律不受尊敬、宪法成为摆设的国家，是不可能行公正之策的。所以，需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来约束权力，发展公民社会，使任何人和组织，不敢僭越法律。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期许之六，是改善收入分配、降低房价、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切实利益，解决不好，会有失民心。新一届政府应该用铁腕手段，更大决心，尽快让老百姓享受到这些方面的实惠，以巩固威信。

新一届政府在未来五年面临的任务当然远不只这些，但以这六件为要。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国梦”就是新一届政府努力的动力。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种情怀和品德非常可贵。冀望新一届政府秉持人民之意愿与意志，出台和推进得民心、合民意的战略、规划、制度与政策，在接下来的五年，开创一个崭新局面，让我们的人民为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而自豪。在宪法护佑下实现“中国梦”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梦”的思想。2012年年末，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此番讲话，习近平把“中国梦”概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从而有着比民族复兴更广阔的含义。无疑，“中国梦”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这层含义乃是由历史决定的。其次，“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但是，正是在“凝聚中国力量”上，习近平对“中国梦”赋予了新意，这就是人民之梦。用他的话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需要从这三个层次，才能完整地理解“中国梦”的内涵。

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主流话语体系一直在宣传和强调。但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民族复兴必须反馈到个人身上，体现为个人的幸福，否则，民族复兴就抽空了意义。另外，复兴若没有带来个体的幸福，人们也就不会有动力去追求，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层面的复兴。

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个体的幸福是根，民族复兴为表。没有个体的富裕和幸福以及作为个体集合的人民的富裕和幸福，发展就不算成功，复兴就不算完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让每个中国人—至少是大多数中国人—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让青年更有希望。一句话，让中国人都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美国自建国起，两百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人到这片土地创业。原因很简单，就是背后有着美国梦的支持。也就是说，只要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所以，美国梦的实质，它的价值基础，是个人主义的，美国梦就是个人的中产阶级之梦。

美国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从个体幸福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梦”。我们并非缺少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相关的“中国梦”内容表述，中国共产党此前的理论包括十八大报告对此都有阐述，但它之所以不像“中国梦”这样能够直入人心，主要是其表述方式比较理论性，不像“中国梦”更具体、更感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拥有做梦的权利。众多的梦想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人民之梦、国家之梦、民族之梦。这样，就把民族复兴梦与个体幸福梦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打动人心，为人所接受。

既然如习近平所表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那么，要实现个人层面的“中国梦”，就需要对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就要求国家给予每个人同等的发展权利，要求国家在价值和理念上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不因种族、身份、性别而有差异，并把这种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具体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中。只有做到权利公平，梦想才能起飞；机会公平，奋斗才有动力；规则公平，社会才能进步。

很多人把美国梦的精髓概括为阶层流动中的机会均等。但是，保障这种机会均等的是美国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家政策和法律，对一切有碍社会公平公正的歧视行为的消除。公正缺失正是中国当下转型的最大问题。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规模也十分巨大，然而，底层民众要想进入上一阶层，十分困难。在住房、养老、教育、就业等诸方面，我们都有很严重的政策壁垒和无处不在的歧视。这样一个社会是无法让人安生做梦的。所以，我们也需要用公平正义撑起“中国梦”，在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中体现自由公正之价值，用合理的规则与人性的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让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暖，感受到政府善意。

习近平、李克强和张德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表达了忠诚于宪法，忠实履行宪法职责的决心，宪法的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对自由和公正的保障。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还表示，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取得应有的回报。他还说，公正创造财富，政府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接下来，需要政府把这些理念，把宪法对自由和公正的保障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

50年前，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对着抗议的人群，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想”。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发出了“中国梦”的号召，不仅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也是每个人前进的动力。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梦，在社会的自由、公平和正义中，在宪法的保障下，追求和实现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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