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艳青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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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柱文学思想研究试读：
序一
刘玉凯梁艳青博士论文答辩过去整整六年了，近日让我为她即要出版的论文作序，我感到欣慰和荣幸。
学术研究应该以创新为要事，因循旧话，滥汇前言，炫耀博学，用陈柱的话说“彼此剽窃，互相蹈袭，造句既腐，立意亦陈”，是文章的大害。把一些别人说过的旧话收集起来，重说一遍，自己觉得无趣，客观上也并无学术之推进价值。梁的论文启动时，我建议她尝试从文学思潮方面打通近现代，寻找合适的研究论题。适有崇德兄以为可以尝试研究北流人陈柱。我看了许多资料之后，越来越觉得，陈柱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我的所谓指导，其实也是自己在学习新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中国散文史》等几部著作外，陈柱的书极少出版。他的几十种著作长期尘封而无人过问，更不必说研究论文和其他成果。如果研究他，只好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论文附录中的《参考文献》、《陈柱年谱》、《陈柱著作考》等，就能看出梁艳青认真的治学精神和求真态度。所以当她把厚厚的论文初稿交给我后，我确实有些吃惊，并被她的研究能力和认真精神感动：竟然能够扎扎实实做出这样的一本大文章！
以前我读《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时看不出传统散文与现代散文的继承关系。读过陈柱的论著之后，很多事情就理清楚了。陈柱认为骈散之变迁是治化学术使然。文学作为“文学乃治化学术之华实”，“盖春秋以前，治化之文莫盛于六艺，而孔子实删订之。是集春秋以前治化之文之大成也”，而“孔子之文言，老子之五千言，尤多骈偶之笔，已为后人骈文之先河。”找到这个历史源流，再向下梳理，一直到近代，“文学的发展正是由于为治化、为学术、为文学、为八股等不同的目的而呈现出骈散互相角胜的局面。”陈柱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散文史的理解与把握，可谓通彻晓畅，颇多过人之处。这是陈柱值得研究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当然，这对研究者的文学素养、研究能力要求也很高。梁艳青知难而进，在研究、论述的过程中，自身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也许才真是读学位的意义和目的。
陈柱在《待焚诗稿序》中，提及自己从十三四岁就酷爱写诗，写了七律后就向年长者请益，老辈人多是劝他勿学诗，一来诗与功名无关，二来诗实在是难作好；诗需精巧，以其疏狂性情不能成功。这一盆冷水泼得肯定不错，已经不是唐代了，年轻人沉溺于写诗很难有出息。后来得到容县苏寓庸先生的鼓励，又交了一位诗友冯振，以诗文相质，共唱共和，没有流于疏狂，诗的兴味益厚。至于诗的风格，他说：“益肆力于诗骚乃汉魏乐府六朝诸名家之作，以至唐宋元明清，凡力之所能至，无不吟诵。贪多务博，不专一家，尝谓就其善者而观之，则古来之卓然成家者，殆莫不各有其善；就其失者而观之，则各家偏善之处，即其偏弊之所从生。后进随波，变本加厉，则末流之弊，殆有不可胜言者。故吾辈今日学诗，唯有取古人之所长，而弃其所短而已。岂必依附某家某派，以为名高哉。在彼依附者，方自以为已忧家数，而不知识者已笑其寄人篱下，不能自树立也。”
这个看似自我批评的交代，道出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学创作如果依附于一家，寄人篱下，自以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一生难于独立。所以有人责备陈的诗无门无派，他也只是暗笑不敏，自己概括为：“有怀旧之思想焉，有爱新之思想焉，有恬淡之思想焉，有愤激之思想焉。时而隐士慕青山，时而思英雄舞长剑，时而思贤圣谈道德，时而思佳人感香艳。其体有似古典派者焉，有似白话派者焉，有创体焉，有拟作焉，有悲壮者焉，有淡退者焉，有近于麤豪者焉，有近于妖艳者焉。”这并非“前后矛盾”，而恰是体现了陈柱创作的时代精神。因此，理解并研究这样一位傲岸不群的诗人及其诗作，对研究者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从梁文中看得出，她于此也是学研并进，较他人更为吃力一些，也理应较他人更用功一些。
陈柱的诗从一开始就“常多悲痛之情，每作微苦之语。”他的悲苦虽然也有“酒家终日独徘徊，对此茫茫百感哀”的孤独，也有“我心匪石百忧频，日月其除不待人。乾坤以内皆刍狗，市井之中作隐沦”的怀才不遇的伤感，但是其中蕴含的是忧世伤时的心声，这陈诗的大气之处。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些诗因为趋时而牺牲诗艺，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于诗无补，我即此有理由怀疑赵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了！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些年，“西学东渐”影响到旧体诗词体制的新变化和抒情题材的新变化，也影响到旧体诗人于诗坛地位的升降。这是一种必然的文学现象。梁著的文学思想研究正好从这一视角入手，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释陈柱的文学贡献，这符合陈柱文学思想研究的重心。
梁在论文中独见多有。如对《中国散文史》与《中国散文概论》写作缘起的钩沉，对散文研究两条脉络的勾勒，对陈柱诗歌创作时代特点的把握，对陈柱“自由2词”的词体变革理论的描绘等，都可以看出她的思路不僵化、不保守。
陈柱学识渊博，学术成果涉及经、史、子、集，尤以诸子学为突出。梁文的研究重点在文学方面，虽然顾及到对陈柱学术思想的研究，但其中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开拓。我们期待学界同仁对陈柱更全面、更细致地研究，做出新成果。
梁艳青的博士论文是我负责指导的，她的硕士论文也是我指导的，这算是一种人生缘分。她撰写论文期间，恰值她的双胞胎儿女出生，撰写论文的辛苦，自然倍于常人，喜悦和兴奋一定也倍于常人。想来，这段人生经历，应该值得永远珍视和回味。
最后，对梁文的出版表示祝贺，也祝她日后有更好的发展。是为序。
序二
欣悉河北大学梁艳青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陈柱文学思想研究》即将付梓，作为柱公的后人，莫不欢欣雀跃、深受鼓舞。但更多的是，对梁博士的敬佩之心与铭感之情。我们敬佩梁博弘扬国学的矢志不渝；敬佩她博览群书，废寝忘食；敬佩她史海钩沉，抉剔入微，撷精采华；敬佩她的才思与学养；敬佩她的辛劳和毅力。我们对梁博士以先父陈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创作背景，作为她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铭感五内；正是由于她的刻苦研究，终于结出硕果，成此巨著。此书问世，对于后之学者，必将大有裨益。先父九泉下有知，必将捻须笑曰：“后生可畏，足为吾道光”也。是为序。陈梧英、陈蒲英2015年7月24日
绪论
一陈柱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陈柱（1890～1944），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幼名绳孔，后改名郁瑺、柱，字柱尊，号守玄、萝村山人，广西北流民乐镇萝村人。陈柱精通经史子集、著述等身，留有著作130多部。他曾执教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大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术重镇，担任国文系主任、校长等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他广泛参加社会活动，曾加入南社、中华学艺社，创办中国学术讨论社、语文研究会等学术研究组织，并创办主编学术期刊《学术世界》、主持编纂《中国学术讨论集》、《清儒学术讨论集》等，学术影响较大。
陈柱以诸子学闻名于世，时人吴经熊评价说：“国内言诸子者，当推先生独步。”陈柱诸子学成果丰硕，于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管子等人学说均有专门研究。处在社会疲弱、外来文化夹击的境遇之下，陈柱主张“宏经子以救时弊”，学术研究是他学术救国悲悯情怀的体现。而且，读子是为了尊儒，在儒学式微的情势之下，在治学过程中，陈柱坚持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认为应以儒家括九流，以儒家学说纠正诸子在学术上的偏颇，重建中和不偏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方面看，陈柱仍然秉持传统的大文学的观念，从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在现代的余绪。在大文学观念之下，他在学习时能广纳博采，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他将经史子集等都视为文学的资源，以之打通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和不同文学文体，游刃其间，广泛学习，为我所用。另外，大文学的观念还使他在承认文学的美学特征之时，更注重文学的内容和社会功用。他的诗词作品，能够大胆革新，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自我的新变。在语言上他能够将新的语言融入旧体诗词的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特点。尤其在声律上，他因意遣词，常打破声律的束缚，创作出大气磅礴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自由词”的理论与相应的创作尝试，是民国间词体革新潮流中的一个有益的探索。散文领域的成绩更是广为人知，他写作的《中国散文史》为我国第一部散文史，填补了散文研究史的空白，并与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一起构成了民间散文研究一横一纵两大骨干。
从学术影响来看，陈柱为近代最大的文学政治团体南社的成员，曾在广西梧州、江苏无锡、南京、上海等地的多所大学任国文教授或主任，与陈衍、唐文治、叶恭绰、张尔田、陈中凡等时贤往来密切，亲历和见证了所处时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其著作的出版传播情况来看，陈柱的很多著作都被一版再版，或被选入学术丛书，在坊间广为流传。如《中国散文史》出版旬月内即售罄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大。
另外，陈柱是一直坚持文言写作的旧体文学创作者，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新文学之外的旧体文学创作情况。旧体文学创作者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变革旧体文学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个现象对于研究传统文学的现代进程提供了丰富可感的资料。
有论者认为，“伴随着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在五四运动中被置于新文学对立面的所谓‘旧式文人’创作的旧文学，经历了一个逐渐被逐出主流话语的边缘化过程”笔者从文学上将旧式文人限定为坚持用文言思维与创作的文人，陈柱即其中之一。近几年学界对旧式文人与旧体文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于文学的断代研究中，如郭延礼《近代文学发展史》涉及了生平跨越近代与现代的作家，胡迎建《民国旧体诗诗稿》专题研究民国旧体诗的创作等。此外还存在与20世纪文学史宏观观照之下对旧体文学的描述，如孔范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整体上看，以上这些研究不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不论是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成果，相对于新文学领域的研究都要薄弱。
近年来学界在认识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是否应该写入现代文学史问题上态度不同。如王泽龙在论文《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中认为，从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史现代性观念、经典性原则的关系，诗歌文体生成与语言的关系，旧的诗歌文体演变与新的自由诗体的关系，现代旧体诗词与现代自由体诗歌的关系，诗歌的传播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等方面，认为旧体诗词不能写入现代文学史。孔庆东《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从旧体文学的存在、延续和影响的事实存在角度认为，旧体诗应写入现代文学史。以上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从文学发展的实际上看，旧体文学并没有在新文学到来之后被完全湮没，只是由显而隐、由主流而边缘，研究旧式文人与旧体文学对于全面地客观描述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传统文学体裁（诗、文、词）的理论与创作如何在五四之后继承、发展、衍变等问题，也是学界应当予以关注和探讨的。
并且，民国旧体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也非常值得关注。将旧式文学的发展与新文学的发展结合研究，扩大了研究视野。如在新文学发展中有创作成就的沈尹默、闻一多等人重新写作旧体诗的现象，已经开始引起学界注意，这个现象也说明了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过程和存在的现象是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客观历史地认识和评价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从而全面、客观的描绘文学史。
旧体文学到了近现代已经显示出与时代发展的间隔。尤其白话文学兴起之后，旧体文学在形式上显示出局限，而陈柱等旧体文学的作家也在尝试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诗歌创作上，陈柱将时代的内容纳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同时语言上也尝试以语体入诗，显示出比黄遵宪的革新主张更为大胆切实之处。在旧体词方面，陈柱提出“自由词”的理论，并进行创作上的尝试，与夏承焘、叶恭绰、龙榆生、陈中凡等近代词家与学者鼓吹呼应，也与承袭胡适而来的曾经可大张旗鼓地“词的解放运动”构成一新一旧两条线索，共同描绘民国词体革新的潮流。陈柱的探索体现出在旧体诗词内部寻求出路的努力。
陈柱并没有跟随时代而走向新文学，但也能够将时代的某些因素融汇到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之中，在他身上体现出近现代过渡时代某些共通的特点。如他的文学观念是在古今中外交汇的大语境下形成的，他对文学概念的考释和对文学的理解都融入了时代的因素。其《中国散文史》在写作中虽然只描绘古代的散文，但从散文观念则能够反映出他对现代散文的认识。而陈柱的这些过渡性的特点在刘师培、方孝岳等人同时代人身上也能看到。可以说研究陈柱等人有利于把握文学发展中渐变性发展的细部表情。二陈柱研究综述
作为近现代著名学者，陈柱勤于著述，在经学、子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建树。时人对陈柱的讨论和评价多见于师生朋友之间的诗文唱和、序跋和往来书信中。鼓励溢美之词较多，专门深入的研究较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资料等原因，陈柱研究也比较冷落，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考证生平著述方面，专题研究较少。（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状况。
从师友为陈柱所作的序跋文和往来书信中，可以窥知时人对陈柱的评价。陈柱的老师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正、续编收录了唐为陈柱所作的各类文章，如《广西北流陈君柱尊墓志铭》、《赠陈生柱尊序》、《与陈生柱尊书》、《覆陈生柱尊论格物论书》、《守玄阁诗学序》、《说文解字释要序》、《中庸通义序》、《书陈生柱尊临诸家评点韩集后》等文。其中《广西北流陈君柱尊墓志铭》简要概括了陈柱的生平，其他文章中就所论主题涉及对陈柱的学术评论，这些文章并非专门的研究，所评虽多为长辈的鼓励之词，但对陈柱的生平、学术经历、学术特点等方面都进行了概括，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些文献材料。类似的文章还有苏绍章《中庸通义序》、冯振《子二十六论序》、陈鼎忠《待焚学稿序》、王遽常《子二十六论序》、蒋庭曜《〈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跋》等序跋文，其中陈柱的学生王遽常的研究最为深入，该文对陈柱“以儒家括九流”学术思想的概括颇为中肯，是此类序跋文中较富学理色彩的文章。
在陈柱与时人唐文治、陈衍、陈中凡、张尔田、叶恭绰、吴经熊、冯振、李源澄、叶长卿、吕集义、萧莫寒等人的书信往来中，诗文创作交流或学术探讨较为频繁。就笔者所能见到的资料，陈柱与张尔田和陈中凡的信札数量最多，张尔田对陈柱公羊学研究的评价、叶恭绰与陈中凡对陈柱自由词理论和创作的评价等皆能切中肯綮，虽为师友间的切磋，没有专门细致的论述，但确是知者之论。
一些诗论、文论等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涉及陈柱。与陈柱同样有师生之谊的诗坛耆宿陈衍在自己的著作《石遗室诗话》及《石遗室诗话续编》中论及陈柱的诗，赞赏其诗曰“思想奇辟，笔力深厚”，亦指出其“有时沙石俱下”，在肯定陈柱诗歌创作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创作中的不足。陈衍在与陈柱的通信中也多次论及诗歌，如他在信中评陈柱诗“新诗愈唱愈高，语言妙天下。若作诗话，美不胜收。香山讽谕体全主纡徐，不免拖沓平衍，足下到处能斩钉截铁出之，何尝无宽可走马处，而紧处则密不容箴，下语有如生铁铸成者，可喜之至。《国殇》、《陨星》、《何以不为官》诸首尤奇想名言”，“新诗一读一击节，尝谓足下诗，如开矿，愈开辟愈深。如电学，愈发明愈精。彼守旧者应愧死”。作为文坛泰斗，陈衍论诗的功力和他对陈柱的熟知都使他对陈柱的论断被后来研究者奉为圭臬。
时人之中，对陈柱进行专题研究的主要有他的学生王遽常（王爱仲）、钱萼荪（仲联），同族晚辈陈起予和陈柱自己。陈柱《待焚诗稿》刊出以后，学生王遽常即写长篇评论文对《待焚诗稿》进行评论，该文刊载于当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余未及见。后来，他的学生钱萼荪（仲联）又作专门论文探讨陈柱的诗文成就。如发表在1933年《学艺》第12卷第8号上的《读〈变风变雅楼待焚诗稿二集〉》和发表在《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3期上的《十五年来之诗学》。在《读〈变风变雅楼待焚诗稿二集〉》中，钱仲联分析了《待焚诗稿》一集与二集的异同：“《待焚诗稿二集》，风格之遒上，才力之弥满，与初集故无二致；然有迥异者在焉，概初集之诗，遂极锼肝镂肾鬼出电入之能事，然犹不过先生一人所感之身世而已；至二集则大变矣，不特系先生一人之身世，而国运亦于此乩觇焉。其哀时感事，痛苦流涕，嘻笑怒骂，举以纳诸五七言之中，直字字以铁血铸成。”文章注意到时代变革对陈柱诗歌创作的影响，并将陈柱的作品分为古、近体分类细致讨论，分析陈柱诗歌在创作内容、手法、风格上的特点，是时人论陈柱诗歌最为细密的一篇。钱氏的另一篇论文《十五年来之诗学》将陈柱放入在“民国”以后旧体诗歌发展的大背景中论述，认为陈柱是宋诗落寞、诗坛萎靡的诗歌创作背景下，能够“以文为诗，以诗作史，慷慨淋漓，长歌当哭”者，肯定陈柱在诗歌革新方面所做的尝试。文中对陈柱诗论述最为详备，是整篇论文中著文字最多的作家，该文与《读〈变风变雅楼待焚诗稿二集〉》相互参照，是陈柱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陈柱的族孙陈起予从陈柱问学，因此对陈柱的生平著述情况了解很多。陈起予发表于《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9期的《记从叔祖柱尊先生》记述了陈柱的生平，附录在陈柱1928年中国学术讨论社出版的《研究国学之门径》后的《三书堂丛书提要》以提要的形式对陈柱的55种著述进行述评，两文为梳理陈柱的生平和著述情况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此外，陈柱生前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创作也有过总结和评价。如发表在1936《上海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上的长篇文学史论文《四十年来之吾国文学略谈》中，记载了诗人的自我论述和评价。该文分体论述1896至1936年的旧体文学发展状况，在论述各体文学发展时多引述自己的相关论述，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依据该文，研究者能大体勾勒出陈柱基本的文学观念。陈柱还在自己著作的序跋中多次申明自己的观点和治学的历程，如《〈说诗文丛〉序》、《〈文心雕龙增注〉序》、《〈待焚文稿〉序》等，这些文字对于了解陈柱的生平经历、学术思想与治学理路都是难得的资料。（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些回忆性文字中陈柱时而被提及。如陈柱的学生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文教资料》1985年第2期）中提到陈柱：“陈守玄先生讲《说文》，讲《诗经》自编讲义，厚厚盈尺，把清儒的解释几乎全部编集在一起。”陈柱作为无锡国专的骨干教师，其教学特色也是无锡国专的治学传统的体现。陈柱是南社成员，他的社友郑逸梅在回忆南社旧事时也提及陈柱。《郑逸梅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南社社友事略》中对陈柱生平著述的介绍于今人研究陈柱提供了不少资料。
此外，陈柱在经、史、子、集方面皆有著述传世，有些著述颇有卓见。因此在一些研究史类著作中他常被论及。如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陈飞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檀作文发表的《20世纪〈诗经〉研究史略》（《天中学刊》2002年2期）等分别对陈柱不同领域的成绩予以评价。如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将陈柱的《公羊家哲学》作为现代公羊学的重要学术资源，推许有加。台湾政治大学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陈逢源在《张容甫儒学思想研究》中将张纯甫《墨学新论》、陈柱《墨学十论》、连衡《读墨十说》对比研究时人的不同墨学主张。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毕业论文）提到无锡国专时期陈柱的相关情况。
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丛书中宁俊红著《散文卷》和曹辛华著《词学卷》多处提及陈柱，前者将陈柱《中国散文史》作为中国散文通史三种撰写形态之一来论述，认为该散文史是“以尊古为主要倾向的古代散文通史撰写形态”。认为陈柱在对散文的外部环境和现实观照双重背景之下提出的散文概念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他所运用的探流溯源的方法体现了“当时研究者对散文发展内在规律的自觉探索”。曹辛华著《词学卷》将陈柱作为南社的重要词人介绍了陈柱生平和著述情况。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一文提及陈柱的《中国散文史》，认为陈著《散文史》“总算第一次完整勾勒了整个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此书日后不断重印，影响极大”，文章认为陈柱的《中国散文史》除了体系上的完整之外，创见不多，“此书除了借用一点文学史眼光，以骈散分合为主线，串联起整部散文史，没有多少自己的独到见解。好在此君遵守那时刚刚成型的学术规则，引述他人见解时大都注明出处。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发现，此书第一编倚重林传甲，最后一编借用钱基博，而主体部分则大量引述‘吾师陈石遗先生’”。文章指出陈柱散文史研究的贡献和不足。陈著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学术转型时期，其研究带有传统研究的特点，以述为主，旁征博引。但数十年来《中国散文史》独领风骚，除了该书是散文研究领域的首创之作外，一些见地仍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也是重要因素。
专门的学术研究之外，关于陈柱的生平与著作的研究也是今人着力的重点。由于陈柱著述散佚较多，身后亦乏研究，所以对陈柱的生平介绍，以广西的乡党为多。广西籍文士覃富鑫曾在《子二十六后记》中论及陈柱的相关情况，并在自己的随笔中将陈柱作为广西名人予以概括性的介绍。顾绍柏发表的《国学大师、诗人、教授陈柱及其代表作》（《广西文史》2005年1期）、潘茨宣发表的《国学大师陈柱尊》（《广西日报》2007年7月12日）皆致力于对陈柱生平资料的梳理和介绍。陈柱后人陈三百（陈柱二子）在1995年创办《〈二桐室〉家庭报》，目前已编辑42期。该报近年来刊载了一些有关陈柱生平的资料，可惜1998年陈三百去世之后，其他子女在陈柱去世时或别有专攻，或未成年，因此对陈柱的学术及文学活动所忆不多，因此《家庭报》对陈柱生平的记述多摘录各种渠道上发表的文字，介绍陈柱生平著述的搜集整理情况和相关学术动态，一些信息可为研究者参考，如《家庭报》2008年4月第42期曾刊载1941年陈柱作《勉子女书》，是文献当属此报首发。另据了解，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刘小云博士目前亦措意于整理陈柱年谱，其进展情况未详。
关于陈柱生平著述的专题研究论文是张京华、王玉清所作《陈柱学术年谱》（《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2期），该年谱是目前关于陈柱生平最为详尽的文字。年谱选取部分陈柱著述中有关生平的介绍，洋洋万言。可惜年谱关于陈柱的生年考证有误，致使考订的时间多舛误不合之处，但其在陈柱生平研究上的开创之功不可没，其爬梳文献，研读考辨的功夫也让人敬佩。同年，台湾学者袁明峥在12月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4期上发表《陈柱生平事略及著作目录》，该篇文章是《民国时期经学家著作目录专辑》之一种。值得赞叹的是，该文除了著作之外，还从《学术世界》、《大夏周报》、《光华大学半月刊》等期刊杂志中爬梳整理出陈柱的作品，工作更加扎实细致，作品数量较《陈柱学术年谱》大为增加。但受资料的限制，作者于《待焚文稿》等作品未能寓目，因此文中《守玄阁文稿选》只存目录，《待焚文稿》只录书名，而实际上《待焚文稿》文稿所收录文章远比《守玄阁文稿选》为多；《变风变雅楼待焚诗稿第二集》著为“首一卷”亦有误，《待焚诗稿二集》共五卷，卷首为赠言录。另该文在文章分类上也有重复之处，全文将陈柱的著作分为专书和论文两大部分，然后再按照经学、哲学、史学、文学的类目划分。作者在专书部分详细列出了《守玄阁文稿选》的目录，而在论文部分又将该书中的文章作为论文著录了一遍，未作标注提示读者。体例问题之外，还有同书异名书籍的重复著录，如三书堂丛书与守玄阁丛书是一套丛书，而袁文将其作为两套丛书分别著录；《北容郁三邑方言》著录为《北客郁三邑方言》，将陈起予所撰《三书堂丛书提要》错录成陈柱所著，将陈柱诗《饮酒示振心》后所附冯振的合作亦列为陈柱作品等，是为遗憾。但袁文扎实的文献爬梳功夫和台湾所存陈柱资料的搜集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近年陈柱研究的专题论文有顾黄初《文章的“比较研究法”》（《江苏教育》1991年第3期）、刘芬《也谈文章的“比较研究法”》（《考试周刊》2008年第28期）对陈柱《国文比较研究法》中的教学方法进行探讨。文学方面，赵棚鸽《〈粤西十四家诗钞〉的学术精神》（《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2卷第1期）对陈柱《粤西十四家诗钞》的选本情况进行分析，该文结合陈柱的诗歌创作主张对《粤西十四家诗抄》思想与艺术标准并重以及学术平等意识进行论述。李鸿渊《陈柱〈中国散文史〉的学术特点与局限》（《文学界·人文》2008年第8期）专题研究陈柱的《中国散文史》。第一章陈柱的交游与著述第—节陈柱的生平
陈柱（1890～1944），幼名绳孔，后改名郁瑺、柱，字柱尊，号守玄、萝村山人，广西北流民乐镇萝村人。陈柱的父亲陈开桢，字干丞，母亲杜坤元，字资生。兄妹共四人，姐姐陈佩琼、陈佩华、弟弟陈莹。陈柱原配妻子名杨静玄，杨去世后娶继室郑丽玄。杨氏生子女陈一百、陈三百、陈四百、陈松英、陈梧英、陈蕙英；郑氏生女陈苏英、陈蒲英、陈海英、陈虹英。陈柱子女共十人，多有成就。陈柱小像
关于陈柱的卒年1944年，今人未见异议，可参考唐文治《广西北流陈君柱尊墓志铭》等文献资料。对于陈柱生年，学界意见不一。如2007年张京华、王玉清发表《陈柱学术年谱》认为陈柱生于1891年，侯怀银《20世纪中国教育家小传——陈一百》附录一《陈一百之父陈柱》一文中认为陈柱出生于1889或1890年。又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北流人物志》认为出生于1890年。
经笔者对诸多资料的考证后认为，陈柱当生于1890年。据国家图书馆藏《南社入社书》中所存陈柱手迹可知，他于1911年8月21日加入南社，当时登记的年龄为21（实）岁。又陈柱1917年6月15日所作《答南洋公学母校校长唐蔚芝先生论文书》中载：“前年之冬，以家大人之命养病林泉。春秋二十有八，而一无所成就。”此间28岁应为虚岁。1935年陈柱作《老母墓志铭》称：“年卅一，生柱。我母生于清咸丰十年八月初三日，终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夏历六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按此间所载推算可知，陈柱生于1890年。又陈柱在1937年元旦《林岳威先生六十双寿序》中自称：“吾生四十八年，交游遍海内。”所说的年龄仍为虚岁。又陈起予《记从叔祖陈柱尊先生》说：“年十三入学校，其时科举犹未全废。改试八股为策论。”考清代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是在1902年，此时陈柱13岁，此间按虚岁计算也可推知他生于1890年。
文献所载推知外，笔者还另就此问题访诸陈柱的女儿陈蒲英女士，她确认陈柱生于1890年。以上耆献知载均可证实陈柱生于1890年之说，符合实际。
陈柱生于北流萝村，此地据北流城北二十里，风景优美，地灵人杰。并且“萝村陈氏数百户，世以读书为业，为邑中望族”，有着悠久的读书治学传统。陈柱《先君子干丞公行述》、陈起予《记从叔祖柱尊先生》、唐文治《陈君干丞公黄宾虹画萝村山居图墓志铭》对陈柱的家族史皆有记载。陈氏始祖为浙江天台陈楠，宋朝末年以进士被任命为勾漏令，弃官之后居住在北流。陈姓自守祠祖陈楠始，至陈柱为二十二世。陈柱的祖父陈宗鲁，字秉礼，“慷慨好义，曾办义学于梅花书室，就学者甚众。”陈柱父亲陈开桢，字干丞，为前清岁贡生，曾任北流保卫团董事、劝学所总董、东四里镇自治会董事、十里局董事、十里师范学校校长、十里村小学校长等职。他在戊戌变法后，与族人倡办萝村学堂，后又倡办十村师范、十里职业学校以及县立中学、小学等，致力于培养后学、发展教育。陈柱在《示儿歌》中对父亲的家训有所记述：“乃祖立身虽不显，廉洁清名常藉藉。坎坷世路六十年，长在里闾为柱石。家栽千树万树松，门对千山万山碧。修身治家在俭勤，教子传孙以书易。”
在诗书传世的家庭环境里，陈柱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熏陶，自称幼承庭训，“五岁而就学，九岁四书五经已能成诵。”这为他日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读书、教书、著书是陈柱生平的三件乐事，他将曾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书堂。他的学生钱定安在《三书堂丛书提要序》中引陈柱自道：“读书所以为己，教书所以为人，而著书则界乎两者之间。方其著也，覃其思殚其虑，以求古人之真，所以为己也，及其成也，学者读之，怡然理解，所以为人也。非读则无以著，非著则无所读者，不精则无以为教，非教则不知困而怠乎读。三者常相依倚焉。故以是名吾堂。”读书、著书、教书三条线索能够清晰地勾勒出陈柱的生平概貌。他在《示儿诗》中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描绘，从中可见他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我生读书虽不早，少小才名颇辉赫。猖狂虽与乃祖异，自比云鹏凌八极。那知不遇风云会，转与鸒鸠同羽翮。只今枋榆聊自乐，坐对江山长太息。建功立名各有道，气节由来我所惜。自谓终身无大志，只欲藏书十万册。此外田园数十亩，树以荔枝杂松柏。有时读书高阁上，醉复寝卧大树侧。名山事业苟有望，饿死沟壑宁足式。”陈柱书法作品一 求学时期
陈柱13岁入萝村学堂，从学于两粤名士苏绍章。苏绍章对陈柱的诗文才华大加肯定，陈柱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苏绍章的启蒙是分不开的。
陈柱学习时适逢科举改八股为策论，但陈柱无意于时学，好学《昭明文选》、扬雄、班固之文，因此参加州试未中。1904年入梧州国民中学，因不满意学校设施而辗转求学广州，不满意又到上海入某教会学校，终因所学与所求不合退学。
1905～1909年间陈柱随族兄游学于日本成诚学校，他“每于科学之余，尤好杜、李、韩、柳诗文集，发为诗歌，多呈苏先生。”留学日本期间，陈柱以异域的视角审视国学，愈发激发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热爱。当时苏绍章等并不支持陈柱学诗文，而是希望他像其他留学生一样学一些经世致用之学。但陈柱因性情所近，以及有感于留日学生国学之疏陋而不改其志。对此，陈柱族孙陈起予多年后说陈柱“不以人言废学，益自发愤励，已有大志于本国文学矣。”日本求学时期的经历，坚定了他从事国学研究、文学创作的志向，也确定了他日后的发展方向。
1909年回国以后，陈柱先后任教于广西容县中学、庆远中学等。期间桂林优级师范学堂拟聘任陈柱任课，但陈柱因自己年龄资历尚浅，辞谢未任。后适逢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在广西招收公费生，陈柱作为广西省选派的学生考取该校中学（即原来学制的高等预科），并于1912年毕业。陈柱就读南洋公学时，国学名家唐文治任校长，当时陈柱在全校“国文大会”中脱颖而出，文章受到唐文治的赏识，陈柱因此由电机科改攻国学。师从唐文治受教以后，陈柱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观念都受到了唐文治的影响。可以说，陈柱在南洋公学就读时期，是他学术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形成期。在南洋公学时，陈柱广泛读书，常与同学讲论学术而听众颇多。据陈柱《庄子内篇学自序》载：“回忆毕业南洋时，以文学受之于锡山唐蔚芝先生。于经独好《易》、《诗》、《书》，于史独好马班，于子独好老庄荀韩，于文独好楚辞汉赋，又好《说文》之学。同学闻风兴起，尝请柱讲论群书。听者恒二三十人，忘其班级之高下。校长知其然也，亦以极广泛之寝室置柱，每下午四时下课，而室未尝不为之满，且莫不正襟危坐以听，听时俨如师生。虽今之上庠讲坛，其肃穆不能及也。”陈柱虽为学生，在学校中的学术影响已经俨如师长。
陈柱在南洋公学的实际影响和学识使他未及毕业即被授命为国文修身教员，后又在该校“国学传习会”为学生讲授《庄子》。当其时，校长唐文治讲授《易经》，国文科长李颂韩讲授《战国策》，陈柱与二位师长鼎踞“国学传习会”教习之职，教学效果良好。陈柱曾回忆他每周为学生讲学时的情境：“柱虽寡学，而听讲者之众常二三百人。”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陈柱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在《学生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文体涉及诗、文、赋、笔记等。
南洋公学时，陈柱还加入了政治色彩浓郁的文学团体南社。1911年8月21日，由谭作民、傅專、黄均介绍，陈柱以陈郁瑺之名加入南社。据杨天时《南社史长编》记载，陈柱于1912年3月13日参加了南社在上海的第六次雅集。据《南社入社书》手稿，陈柱曾于1917年与谭作民、曾孟鸣介绍时住上海的广西同乡黎庶经（世南）加入南社，除此之外，未见陈柱参加南社的集体活动。《南社丛刻》5集收录陈柱词作《误佳期》、《虞美人》两首，13集收录陈柱诗《送谭介夫》，22集收录陈柱文《月赋》、《游西竺山赋》、《守玄阁诗家叙例》3篇。柳亚子《南社词选》选陈柱词《误佳期》、《虞美人》两首。南社成员郑逸梅称陈柱为南社的中坚力量，当指成就而言，并不指他在南社集体活动中的活动情况。南社对陈柱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和交游。陈柱在《待焚文稿自序》中说：“回忆弱冠之年，未尝不有志于事功，颇从事于革命。民国元年，政党初兴……已而自以所学未成，且袁氏专政，共和党改为统一党，遂脱籍。寻以南社社友多加入国民党，遂为国民党员。既而党争日烈，内战以起，遂不复问闻。”作为一个革命团体，南社的革命热情也影响陈柱，他支持革命，靠拢革命组织，最后加入国民党。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南社扩大了陈柱交游的范围，许多社友都与陈柱有诗文往来，其中黄质、谭作民、黄节、胡蕴玉、胡先骕、陈去病等都与陈柱过从密切，留下了往来文字。与南社社友的交往拓展了陈柱的交际范围和学术视野。他从社友之间的过从往来中也受益匪浅。如他曾向黄质学画，两人结下忘年之交，与老词人陈蜕也过从甚密，诗酒之会频繁。
在南洋公学期间，陈柱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矫龛，与同乡中来上海求学的人共同切磋探讨学术及诗文，据陈柱作《矫龛记》载，当时矫龛的成员主要有梁园、陶中、钟震、龙纯如、冯振、冯挥、苏卓、苏容、苏君武、李果能、陈畏等。陈柱课余来到矫龛与诸生把酒论道，“每课罢则必至龛与诸君子讲论经子文学，尽则未尝不醉于龛也，虽风雨之夕未尝间。”后随着陈柱去广西梧州办学，矫龛遂解体。二 办学时期
1916年，陈柱受聘广西梧州省立第二中学，大刀阔斧，整饬校风，根本改变了全校风气。陈柱在《待焚文稿自序》中说，经过他的改革之后，学校“德学卓越，兀然冠一省，而文学尤彬彬日成。凡群经、诸子说、《文选》等书，诸生皆能诵之。”他还大胆探索教学改革，“以军法部勒学生，整齐划一，自衣履以至头发，长短无敢有异状，而食饮谈笑则视如父兄子弟。禁早婚，兴图书馆，造学校林，岁植树数十万株。令学生课余为竹木藤器，凡校中器具，次第以学生制品代之，皆先试于一校，而后白于省府，冀次第推行于一省。故当时虽为一校之长，而隐隐欲转移全省教育矣。”梧州中学时期，是陈柱的教育理念践行的时期，陈柱的多种教育改革，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广西教育的发展，为当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族孙陈起予说：“其于科学及外国文学，亦莫不猛进，于是成绩大著，凡毕业学生，直考入国内外著名大学者甚众。今日省中重要机关，几无处无二中学生者。而广西之办学者，亦每言必举二中为例。”可见陈柱主持梧州二中的成绩及当时的影响。
因陈柱延请，梧州二中还聘请了大批学界名人，师资雄厚。陈柱在《变风变雅诗话》（下）中说他在梧州第二中学时，“相与讲学之士，若湖南陈天倪、谭戒甫、刘柏云、安徽程演生，江苏朱东润及同邑冯振心，皆卓然积学能文之士，今皆为上庠教授主任也。”这些梧州的同事与陈柱把酒论学，切磋相长，陈柱有《守玄阁诗文话》记载：“自民国五年长省立第二中学，时与泰兴朱东润及玉林陶生守中，邑子冯振心，族侄畏天，文酒之会，几无虚日。”陈柱关于“自由词”的词学理念和创作主张就是在这时提出并实验的。此期间，陈柱还著成了多部著作，可谓收获丰富。三 授学时期
陈柱执掌广西梧州省立第二中学六年之后，最终因政局变动去职。1921年12月受唐文治邀请离开梧州去无锡，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教授。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记载：“十二月，聘广西陈生柱尊为本馆教习，柱尊本任梧州中学校长，辞之来助余，其文鸿博可喜也。”陈柱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时间为1921～1927年，当时专修馆初建，馆内只有唐文治、朱文熊、陈柱三位教师。期间，陈柱在唐文治的推荐下，于1923年6月，兼任无锡中学教务主任，1924年西北大学来电聘请陈柱讲学，因战事纷乱未赴任。1925年，陈柱受聘于上海大夏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并于1927年6月辞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职。1929年任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国文教员，1930年6月，任上海交通大学国文系主任。此间，陈柱还兼任中国公学国学系主任、暨南大学国学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长等教职。
陈柱讲学无锡、上海的这一时期，是陈柱创作和研究最丰硕的时期。教学中的心得与讲义、研究专著、诗文集大量出版。日本侵略中国及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柱写就了大量歌颂抗敌者、讽刺投降者的爱国诗篇，多收入《待焚诗稿二集》，王遽常的《国耻诗话》对陈柱的抗日诗歌也有记载。陈柱《待焚诗稿二集》书影
这一时期，陈柱积极发起和组织学术社团，创办学术刊物。1927年，陈柱与陈中凡组织中国学术讨论社，发表《中国学术讨论社简章》于《中国学术讨论集（一）》。《简章》称“本社以研究中国固有的各种思想学说艺术及其社会政治之组织，阐发其义蕴，平论其得失，籍以促进中国文化之发展为宗旨。”“本社为纯粹研究学术之团体，不含其他目的。为保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计，不作政治运动，不与非任何学术团体发生关系。”该社编辑出版社员的学术论文，辑为《中国学术讨论集》一、二集分别在1927年和1928年出版。该社还定于每年暑假召开会议，讨论学术、交流论文。这期间，陈柱于国文教育也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著成《国文比较研究法》、《研究国学之门径》等专著。陈柱还和几位从事国文教育的同仁发起组织中国语文教学协会，发起人还有胡朴安、徐蔚南、谢六逸、郑师许、郭步陶、刘麟生、王倜然、曾虚白、胡怀琛等。“其宗旨在客观的研究语文教学方法，以技术为基础，以切实应用为目的。”在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已经占据主流的形势之下，该协会成员仍然致力于学生的古文基础教育和传统文学的教育。
1935～1937年陈柱创办同人学术刊物《学术世界》，共出版杂志17期。该刊发表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与文学作品。其中有沈曾植、唐文治、陈衍等耆宿，还有张尔田、刘师培、陈中凡等著名学者，以及王遽常、钱仲联等后起之秀的大量著述。内容涉及天文、心理、传统文学等多领域与学科，为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发表的阵地。四 滞学时期
1940年，“汪委特务将其挟持到南京，分别委以文物委员兼博物委员、博物馆主任委员等职，其均拒不到任。只应中央大学之聘担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职务。”1943年，陈柱任伪中央大学校长，四个月后被免职委以他任，坚辞不赴，1944年病逝于上海。
这一时期，陈柱因与汪伪政府之关系，与昔日的一些友人异道分途。陈中凡1941年为其作《读〈待焚诗稿〉箴作者》劝诫，诗云：“巾箱犹秘待焚诗，裣衽当年慷慨词。闻说机云今入洛，难忘晁宋昔同师。观人曾目矜冰鉴，洗耳宁渐污碧池。未远迷途期早复，沉吟敢发子矜思。”其门人王遽常在《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有《拒聘》一节，对陈柱汪委时期的经历有所记录。当时陈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想邀请王前往中央大学任教，被王婉拒：“我有一位长辈，提携我，无不至。不知如何？（注：应为衍文）在孤岛中，得罪了当时国民党所潜伏的蓝衣党，屡屡威胁，后竟以子弹和灰包丢入他寓中，破其窗户。不得已，避往所亲家。我急往告知唐茹经老师，长辈也是老师的弟子，请老师速其南归，老师好作隐语，嘱其作归去来辞书后一文，又为其筹旅费，长辈已允，及我再往候，则已为人挟至南都，为伪大学祭酒了。我和茹经老师相视太息不已。不旬日，急以电招我往，谓虚高位相待。我置不复，如此者三，最后督责更厉，不得已，作《节妇吟》一诗给他。”“自此音信不通者数月。有一天，忽得其沪寓信，招饮，无他客，相见，即说：作得好诗。我谦让不遑。酒后，他问：还有好诗吗？我说不敢。我先是已作得一诗，意在劝其急流勇退，至是呈阅，则《弃妇行》也。他阅后，久久没有说话。我逡巡告辞而别。不意是年除夕，他忽得电话，明日有新校长来，即办交代，他听后，突仆地。后来海上治疗，我往候之，他第一句话：‘我已为弃妇了！’不久即下世，我书其墓碑，不觉涕泗泗（注：此字应为衍字）滂沱也。”
这一时期，陈柱创作无多建树，诗歌多为应酬之作，且数量有限，笔者仅见发表于《中日文化》上的《褚公重行为其母太夫人忌辰纪念书金刚经石刻徵题敬题八绝即希正为荷》八首。有一些学术论文发表，如《韩文研究法》、《论作文模拟变化之法》、《续论作文模拟变化法》、《中庸讲记》等在《复兴月刊》和《真知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诗话《七不堪室诗话》在《中日文化》上。此间陈柱的精力转向了书法和绘画领域，发表了《书法詹言》、《章草詹言》、《楷书詹言》、《守玄阁书画题跋》等。可以说与此前相比，这一时期陈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均显萧条。第二节陈柱的师承与交游
陈柱在《待焚文稿自序》中说：“尝谓平生有三幸三不幸。家君寿不得至七十以上，一不幸也；舍弟早亡，二不幸也；不能以孔孟之志行商鞅之法，以匡时弊，三不幸也。得以文受知于锡山唐蔚芝师，一幸也；得以诗受知于侯官陈石遗师，二幸也；得沦落于江南，与海内通人上下其议论，三幸也。”可见师承与交游于陈柱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一 陈柱的师承
纵观陈柱生平，虽然初期本于自学，但有师生之谊的苏绍章、唐文治、陈衍等，此三人对陈柱影响较大。陈柱在《守玄阁文稿选自序》中说：“吾为文之途径，启自太仓唐蔚芝师，于诗启自先师容县苏寓庸先生及闽侯陈石遗先生。”三位老师分别在不同时期，在学术、文学等诸多方面对陈柱给予了教诲与指导，对陈柱治学理念、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等多方面皆有影响。（一）启蒙老师苏绍章
陈柱自幼聪颖，自称“柱年五岁时，聪明异于常儿。九岁，四子书五经尽熟。”13岁入萝村学堂，他不措意于时下应试科举的时文，而是好学古人之文，“其时科举尤未全废，改试八股为策论。士子莫不手握三苏之策论与东莱博议，句摩字拟，以求功名之倖获。而先生则嗜昭明《文选》，朗诵《两都》、《二京》之作，揣摩两汉杨班之文，故虽一试于州，不中，先生实不屑也，而好古如故。”可见从幼年起，陈柱就好学古文，非以科举为务，表现出很强的独立精神和好古倾向。这在后来陈柱文学思想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可谓天性所在。
陈柱不拘流俗之作，终于被授读于此地的苏绍章发现，苏见陈柱之文，奇之曰：“此子非常才也。”。苏绍章（？～1928），字砚农，号寓庸，广西容县人，清拔贡。曾任广西都督府秘书长、广西财政厅厅长等职。诗、文、书法皆工，与苏次河、苏文洛并称“三苏”。苏绍章以擅长古文诗词名于两粤，有《丛桂山诗》传世。曾创办杨华高等小学，开当地新学先驱。
陈柱《苏次河先生榕树庐诗集序》中说“苏寓庸先生讲学于吾乡，柱遂得师事于所谓大苏者。”在苏绍章的肯定和启蒙之下，陈柱于诗文更加用力。1916年陈柱与苏寓庸同在日本时，陈柱集中心力与苏绍章学诗文：“逾年容邑苏寓庸先生东游，先生工诗古文辞而余昔年之受业师也。旅居相近，遂日夕问业焉，于是稍知途径。”苏绍章也在《中庸通义序》中对此有所提及：“北流陈君柱尊自其未冠时，曾及吾门。既冠游学东瀛，亦尝与俱。每休假之暇，辄勤勤商榷国学，慨然于文章性道之事，不为形下之学所眩。”陈柱在《待焚诗稿序》中谈及他学诗的历程。当时科举已废诗赋而改试策论，而友人又有言其性疏狂不宜学诗者，直至师从苏绍章，始得学诗的信心和门径，“未几，容县苏寓庸先生至，以所作就正焉。先生曰：是大可以学也。于是大喜，乃更进而研诵文选。”对于苏绍章的启蒙之功，陈柱长女陈松英评价说：“大人诗学之成就，实苏先生有以启之也。”此后陈柱成诗多呈苏绍章评阅，苏绍章与冯振是陈柱创作早期的两个最相得的诗友。陈柱在《再赠冯振心》一诗中说“知音近丧苏夫子，识曲今余冯振心。偶得新诗共酬唱，南天回首几沾襟。”诗后注曰“柱与苏先生振心三人一诗成必互录寄。”其诗《再哭苏先生》云：“韵事苏冯最旧知，两乡酬唱更堪思。苏夫子死冯君去，乡国从今不寄诗。”注曰：余自民国十年来苏，凡有吟咏只寄苏寓庸师及友人冯振心耳。自前年苏先生下世，故乡中谁喜读余诗者乎？可见与业师文交之深。苏绍章去世后，陈柱作《哭苏寓庸师》、《再哭苏先生》、《三哭苏先生》、《四哭苏先生》、《题苏寓庸先生诗集》等诗作和《祭苏寓庸师文》等表达伤痛之情。陈柱的《待焚诗稿》中亦收录了二十多首与苏有关的诗作。苏绍章曾为陈柱《中庸通义》、《粤西十四家诗抄》等作序，还帮助陈柱搜集广西地方诗人的作品，为其编纂《粤西十四家诗钞》提供帮助。
苏绍章对陈柱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兼收并蓄，创作中唐宋兼采。陈柱在《丛桂山诗序》中对苏绍章评价曰：“其惟先生，卓乎流俗，好学不倦，择善而从。溯百氏之洪流，挹六籍之芳润。兼收并畜，异夫一孔之儒。既正而葩，得乎六义之旨。故其为体也，长或百韵，短或廿言，或沉吟以经年，或操觚以转瞬。莫不体兼唐宋，原本风骚。要以家国为怀，不离仁义之本。故能言出有物，情见乎辞也。”苏绍章在学术上博采百家，兼收并蓄使其在文学创作既有深厚的学养基础又能够不为门户所拘，广采众家之长。这样包容宽阔的学术胸襟对陈柱影响很大。他的大学术观念和融通经子的学术理路应该得益于苏寓庸不拘门派的启蒙。陈柱在学术观念上的开放和融通正是对苏绍章不拘门派作法的光大传承，他在老师不分门派的基础上，将经子史集不同学科门类打通，从六经、诸子、史传中汲取不同的营养，来丰富文学创作。他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也能够在不同的文体之间互相借鉴，如他在《韩文研究法》中分析了韩愈的散文《原道》与《庄子》的《骈拇》和《胠箧》、《墨子》的《辞过》、《孟子》的《滕文公》等篇的借鉴，《答崔立书》对曹植《与杨德祖书》、陶渊明《羊长史诗》的借鉴，以及《谏佛骨表书》与《尚书》之《无逸》篇，《送穷》文于扬雄《逐贫》等的脱胎变化。不但在研究中打通不同文体、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陈柱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践行其道，他认为文学应自纾怀抱，不必祧唐祖宋，依傍古人，更不可局限门户：“近人论文学，尝有诗至唐为登峰造极，至宋而竭，词至宋而登峰造极，宋后而衰之说，此实是似是而非之论。夫文学不外乎情与辞二者，凡一时代必有一时代之民情风俗，后者必不能尽同于前者。倘作者皆能自写怀抱，不傍古人，何患不能推陈出新，自成创作。譬如说话，倘有己意，何得以语法之同否而优劣之乎？”可以看出，陈柱对古今中外的学术与文学资源都能够平等的将之作为汲取的营养资源，这苏绍章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二）学术与文章之师唐文治
陈柱1910年考入邮传部上海高等学堂，当时唐文治任学堂监督。唐文治（1865一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清末曾任农工商部署理尚书，后脱离仕途，曾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学堂校长（交通大学前身），后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悉心教育事业。
据《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年谱》记载，唐文治重视国学，上任之后增设国文专科，聘请李联珪（颂韩）为国文科长，同时设国文研究会，全校学生均可为会员。并在每年9月举办国文大会，由他和教职员捐资奖励优秀学生。陈柱入学以后，他的文章受到唐文治的赏识。唐文治针对陈柱的特点，对其进行了系统规范的教育，陈柱的治学路径、学术观念都明显受唐文治的影响。陈柱在《茹经堂文集序》中叙述了他从唐文治学习的经历：“柱忝列门墙二十载，始则不知为学，而夫子教之；继则贪多务博，而夫子规之。蒙夫子知之也独深，故知夫子也亦独切。”可以说，唐文治规范了陈柱的学术研究，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一文中提到了唐文治在指导学生时要求厚基础，由博返约。陈柱在治学方法上也重视博约之法，并多次论述。他主张由约而博再由博返约，与唐文治的说法同出一辙。陈柱在《研究国学之门径》和《国学教学论》中对博约之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发。
唐文治在治学中重视诵读，他强调主张“读”之于学的重要作用。重视诵读是桐城派的治学方法之一，唐文治私淑桐城吴汝纶，他这种方法也受桐城派的启发。吴汝纶曾向他传授读文“心法”：“文章之道，感动性情，义通乎乐，固当从声音入，先讲求读法。读文之法，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气，不听之以气，而听之以神。”唐文治曾作专文《论文之声》、《论读文法》等文详细阐述读文在治学中的作用及具体方法。多读多体会前人的作品，“能得斯境，方能作文。”唐文治的熟读、涵咏之法对学生启发很多，钱仲联在回忆时提到：“由于我当时在反复熟读上下功夫，不少诗文名篇至今倒背如流，这全出朱孝臧书唐文治赠陈柱联于唐文治先生的教育濡染。”陈柱也注重熟读，他写作《论教授国文宜注重熟读》一文，专门探讨熟读的意义。他批评了把熟读和创作割裂来作的错误做法：“大约近来教授国文之通病，约有两种，其一为忽略熟读，其二为高谈创作。”他还提出人们忽略熟读是对科举制度下只重背诵不重讲解的矫枉过正之举。他提出读不在多，而在于熟，不断地品味吟咏可以提高学者对文学的理解，故他提出：“吾谓今日如欲提高学生国文程度，莫急于令其熟读。欲令其熟读，不在于多，每周约两篇，每篇约三四百字足矣。”他还将读书区别为朗读和默诵之分，认为：“读书有朗读默诵。诵者当兼之。朗诵，所以炼气，默诵所以会理”他还认为选择好的作品，结成一集，放在身边时时诵读，是提高自己创作的有效途径。他在《四十年吾国文学之略谈》中亦对唐文治“为文注意讽咏，依声求气”的作法深表赞许，认为这种方法“正所求合乎自然，使为文之时，则一心为营意，而不复分心于辞与法，此真学文至精要之法”。
唐文治学重践行的思想也对陈柱影响很深。唐文治亲撰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第一条为“躬行”，“人生世界之内，以礼义道德为根本，窃尝譬诸人之学问，尤墙屋也，礼义道德，尤基址也；若无礼、无义、无道、无德而徒以学问为饰观之具，一旦品行隳坏，名誉扫地，是尤基址不固，墙屋坍塌，其危险何如矣。诸生既皆有志来馆专修，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旨。平日读书，皆当体之于心，返之于身。”陈柱身受唐文治躬行之教的影响，他在给张尔田的诗中曾谈到自己受唐文治躬行之教影响后的一些掌故，诗云：“少年学道勉躬行，今日因循百不成。”他为第一句作注“柱肄业于南洋大学时，闻唐诗之教，躬行有实践，知友有行校中曲径小道者，尝引论语‘行不由径’之言以戒之，一时笑为拘迂。”可见陈柱从唐文治的教诲之重践行。
除了学术上的影响之外，陈柱还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唐文治的影响。唐文治“受业镇洋王先生紫翔、定海黄先生元同、嘉兴沈先生子培”，并私淑桐城吴汝纶，其学渊源有自，创作自成一家，陈柱学文于唐文治，自然在创作中不能排斥唐的影响，有关于此，本文将在后文中作专门论述。（三）学诗之师陈衍
1928年，经由陈中凡的介绍，陈柱得以诗就正于陈衍。陈柱在《四十年吾国文学之略谈》中记载了他的学诗经历，他在日本时发愤为诗，“然所与唱和者，唯容县苏寓庸先生而已。归国后则唯邑子冯振心而已。其他则甚少酬答。概柱既极不自信，而又轻视时流也。至民国十七年，始以诗受知于侯官陈石遗先生。”陈柱结识陈衍较晚，但陈衍的鼓励增加了陈柱作诗的信心，虽然陈衍不喜欢陈柱性格中的疏狂之气，但肯定他好学，下笔快，并在通信中对陈诗的风格深为肯定。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清光绪间举人。著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集补遗》、《说文举列》、《朱丝词》、《石遗室诗话》、《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等。陈衍为清末民初诗坛耆宿，他提出的“三元”说和所著的《石遗室诗话》在当时诗坛影响颇大。
陈柱受师于陈衍后，常以诗就正，陈石遗亦为其指点正误，如陈衍1929年与陈柱信中说：“得书及《待焚诗稿》二部，读之至快。鄙人论作诗最不喜专学某家，无意似之则可，专学某家愈似愈伪体，此明代诗人皆优孟衣冠也。评寻常论诗者之诗，不免言其似某人，所谓苟能是是亦可也，非所望于豪杰之士。足下豪杰之士也，根底盘深，题至沛然，畅所欲言，气与识足以举而达之也。”1932年陈衍在给陈柱的信中说：“新诗愈唱愈高，语言妙天下，若作诗话，美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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