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治国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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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天使：中央军委通信兵部成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部队建设
●主考的苏军上校伸出两只手，夸张地从身体两侧划过，然后合拢在胸前，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大大的圆圈。
●美军的反辐射导弹捕捉到我军雷达目标后，我军立即调整雷达天线方向，“引导”敌导弹飞向空地。
●刹那间，数十辆披着草绿色伪装网的通信车扬起阵阵尘土，在广阔的丘陵地带上掀起浩瀚的烟波。
部队建设
1956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将通信部队作为兵种进行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那天起，就有了自己的通信部队。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人民武装从此诞生。
当时，起义部队普遍编有通信分队，通信分队运用各种通信工具，有力地保障了起义的指挥与协同，从而保证了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南昌起义的胜利正式宣告了人民通信兵的诞生。
从1928年开始，周恩来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秘密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陆续将无线电技术骨干派到各根据地的红军中工作。这些技术骨干成为我军通信事业的种子，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的龙冈一战中，不但活捉了国民党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部无线电收信机，成为我军最早拥有的半部电台。
几天后，在东韶战斗中，我军又缴获了一部完好的15瓦电台。
红军以这一部电台起家，开始创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
随着红军电台的不断增加和各方面无线电联络的逐步建立，第一个设有政治委员的无线电通信队和总队相继成立，第一所通信学校也正式创办。
1934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了统管红军通信工作的领导机关，通信联络局，简称“三局”，王诤任局长。
毛泽东把无线电通信队的战士比喻为“红军的鲁班石”，能用电波在空中架起一座座无形的桥梁，把被敌人分割的苏区连接起来。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初期，红军处境危急，毛泽东依靠无线电通信指挥分散运动中的部队。
为了保障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通信联络，王诤创造性地组织两个电台分队交替前进，保证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指挥。
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军委同各军团之间联络一直畅通无阻。
在长征途中，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长期失掉联系。王诤组织电台人员想方设法，终于恢复了联络，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促使张国焘同意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保证长征取得胜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委三局迅速为八路军、新四军编配了通信兵。
为保持延安与各根据地等联络对象之间远距离通信的可靠和稳定，三局变革组织方法，创造性地建立了发信集中台和收信集中台。
电台以延安为中心和龙头，建立了沟通党政军各方面和全国各根据地及各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
三局还建立了公开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的作战指挥，对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三局指导各大战略区的通信组织，迅速建立并形成了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通信体制。
三大战役期间，军委总台平均每月收发报量达140多万字，仅毛泽东起草或送他阅示、修改的电报就数以千计。
顺畅的通信使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指挥全军得心应手，蒋家王朝迅速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与人民通信兵的精心保障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通信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1950年5月，在原军委三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王诤任部长，简称军委通信部。
经过几年的发展，通信人员不仅在数量上从占全军步兵总人数的比例由1950年的8.8%上升到1956年的10%，在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无线通信设备更是已经装备到基层连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历来重视通信工作的中央军委决定将通信部队作为一个兵种来建设。
1956年4月，国防部发布了《关于通信部门改为通信兵种的决定》；同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行使兵种领导机构职权。
从此，通信兵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军种出现在军队序列中。
王诤出任通信兵部主任
1956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通信部队作为一个新的兵种来建设。
为把通信兵建设好，中央军委调长期从事电信工作，并做出卓越贡献的王诤作为首任通信兵部主任。
王诤是我军无线电工作的创始人，他利用缴获的1部电台建成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台。
当时，因为电台少，通信工作无法开展。王诤考虑再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供总部首长参阅；收听敌军情报，帮助总部首长了解敌军动向；收留和集中被红军解放过来的懂得无线电通信的技术人员；通知前方部队，搜集和保护无线电器材；开办无线电训练队。
这些措施为我军的通信试验埋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尤其是王诤抄收的新闻稿，成了环境恶劣、消息闭塞的红军与外界沟通的途径。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将得到当天的新闻稿视为至宝。这个作法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5月12日18时，王诤利用收报机截收到敌驻富田的四十七师王金钰电台和二十八师公秉藩电台通话的重要情报：“明晨由富田出发进攻东固红军总部。”
朱德和毛泽东根据无线电截获的敌人的出发时间、地点、番号和行动意图，调动部队，设置了伏击圈。
经过一昼夜激战，以极小的代价将敌军第五路军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全部消灭，并缴获了一部100瓦电台。此战开创了我军无线电侦察的先河。
抗战时期，在社会部的安排下，王诤派出上百名干部到敌战区建立秘密电台，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各地下党组织的联络。通信干部们克服各种困难，将一份份珍贵的情报发送到延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任命王诤为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诤随临时组建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山西临县统筹中央、军委大部分机构的工作。
为保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并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王诤指挥通信部队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的移动小型台，创建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保障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对各战场指挥的畅通。
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他说：
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周恩来也对此赞不绝口，他用一个公式形象地概括了通信部队在此期间发挥出的重要作用：
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中央军委组织实施三大战役的时候，王诤已考虑全中国解放后电信事业的建设发展问题。
1948年秋，他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提出新中国建立后，党、政、军系统通信分立的方案。建议全国通信网络由“一公二专”组成，即一个国家通信网，军队和铁道两个专用通信网。
建国后不久，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中央批准。
王诤在我军通信事业创建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通信部队正式作为一个新的兵种建设的历史时期，他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制定通信兵建设方针
1961年，发生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一场战斗引起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高度重视。
当年，为了歼灭滞留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我军开赴东南边境，对敌人实施追剿。
参战部队虽然携带了200多部电台，但这些电台在战斗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当我军发起进攻后，参战部队与军区一直没有联络，致使中央、军委连续3天不知道部队的去向。
战斗结束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调查后发现，联络不上的主要原因是指挥员不让电台随部队行动，也不准在休息时架设电台与上级联络。
对于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提出通信工作要做一次大的改革，争取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通信工作的面貌。
为此，罗瑞卿亲自到北京视察陆、海、空部队通信部门和部队调查研究，并与军委通信部领导谈话。
随后，通信兵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召开全军通信专业会议，研究加强军队通信工作的建议。
罗瑞卿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指出：
要搞好通信联络工作，作战、通信、机要部门必须密切协作，会议的准备工作要有作战部和机要局的负责人参加。
通信兵遵照这个指示，又建议除通信部门参加会议外，作战、机要部门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军兵种主管通信工作的首长也参加。
罗瑞卿同意了这个建议。
1961年5月3日，全军通信专业会议在北京召开。
罗瑞卿在主持召开会议时强调指出：
0通信工作要继续前进，要整顿，要加强，要提高。通信联络搞不好，对指挥就不是中断的问题，是瘫痪的问题。指挥瘫痪，统帅部就会变成瞎子，变成聋子，也就会变成哑子。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军队，通信联络如果不通畅、不迅速、不准确、不保密，尽管我们是革命的军队，也有完全遭受挫折的危险。
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上来看。加强通信工作，一个是人员问题，一个是装备问题，一个是训练问题，一个是组织编制问题，一个是保密问题。此外，要有一套好作风，要恢复过去的光荣传统，根据新的条件有新的发展。
会议研究分析了通信工作的状况和改革的意见，特别是从通信的地位、作用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对通信联络的要求：迅速、准确、保密和不间断。
为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会议制定了通信兵的建设方针：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继承和发扬我军通信工作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专业技术的、有现代技术装备的、能在现代复杂困难条件下保障作战指挥的通信兵。
会议还提出了全军通信兵的训练要求：
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合得成。
5月13日，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通信兵朱明政委在会上讲话，他说：
会议主要明确的问题，总的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通信联络的重要性有新的认识，把通信联络的地位作用提到战略的高度，这是第一次提到这样的高度；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通信兵建设的方针、原则、重点、目的和措施；
三是明确了通信联络工作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通过这次会议，通信兵的建设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后，通信兵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全军通信专业会议关于加强军队通信工作的报告》。
7月，中央军委同意并转批了这个报告，并重申了通信兵的建设方针。
这个方针的制定，在我军通信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对加强我军通信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批留学通信兵回国
建国初期，为培养一批通信专业人才，全军各个部队抽调了17名干部，到苏联列宁格勒布琼尼苏军红旗通信学院学习。
这17个人当中，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战士，有在上甘岭战役中立过战功的战斗英雄，他们参军前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程度，只有几个是解放后入伍的知识青年。
这样的文化程度学习高深的通信专业知识，自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刚一到学院，几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就在入学考试中交了白卷。
看到这样的成绩，负责主考的一位苏军上校一个劲地摇头，说：“我们是正规大学，要有高中毕业水平才能入学，而你们现在的水平是这个……”
说着，他伸出两只手，夸张地从身体两侧划过，然后合拢在胸前，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大大的圆圈。
中国学员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零”！“现在你们既然已经来了，我们也不能让你们回去。”苏军上校接着说，“不过你们将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也难说能……”
中国学员背着一个大零蛋开始了学习。
学校为几个文化水平较低的中国学员编了一个预科班，要求他们在一年内学会用俄语说话、听课、记笔记，还要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只有全部课程考试及格，他们才能进入本科学习。
在一年里要学完正常人12年完成的学业，而且还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这不亚于打一场艰苦的战役。
但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中国学员们从来都不怕困难，那个大大的“零蛋”激起了他们强烈的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们表示，作为中国军人的代表，绝不能再给中国军队丢脸。要打一个翻身仗，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
预科班采用的是突击式教学，课堂上讲的内容很多，课后老师又留下许多作业。学员们不仅听不懂课，有时候连作业题都看不懂。
这些困难没有吓到中国学员。学员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翻阅《俄文辞典》，钻进课本里研究，不放过每一道作业题。
自从参加预科班，学员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后半夜。虽然休息得很晚，但第二天早晨7时50分依然准时坐到课桌前。
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学员们都留在教室里学习，一年里从未休息过一天。
尽管自己的学习任务也很重，但中国学员中已经进入本科班学习的同志，仍然主动与预科班的同胞们结成“一帮一”，手把手地辅导他们的功课，和他们一起熬夜。
本科班的中国学员们发扬战争中的团结协助精神，把促使预科班的同胞赶上学习进度看作是共同的任务，挤出时间帮助同胞们学习。
这样，中国学员中的“大老粗”学员终于按时顺利地进入了本科。
中国学员的刻苦精神感动了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
有一天后半夜，学校的系主任，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上校，发现教学楼里一个教室的灯还亮着，就奇怪地上楼查看。
他推开门一看，发现10多名中国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他便大踏步走到室内的讲台上，站了一会儿，竟没有人发现他。
他忍不住了，大声说：“好！”
中国学员们被吓了一跳，见是系主任来了，赶紧站了起来。
上校摆手示意让大家坐下。他看到人们眼睛里的血丝，禁不住翘起大拇指说：“你们是这个！”接着又晃了晃翘起的大拇指，然后便大踏步地走了。
从“零蛋”到“第一”，苏军教官被中国学生感动了。
中国学员中有个叫张汶的学生，他1940年参军前曾在上海某大学读过半年书，在以后10多年的战斗生活中没有机会读什么书。
尽管他入校考试也不及格，但学校还是根据学历把他编入了本科班。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才听了3天课，他便因闹肚子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本科班有位40多岁的女数学讲师，看到张汶落课这么多，俄语讲得又不好，非常担心他跟不上班，就提出把他安排到预科班去。
但是，系主任自从看到中国学员的刻苦精神后，就坚持让张汶在本科班学几天再说。
第二天，女讲师见张汶还坐在原来的位子上，简直要发火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就凭我20年的教书经验，可以断定，你不可能跟上本科班的学习进度！”
这句话引起了中国学员们的强烈不满，有的说“老师您太武断了！”有的说“张汶虽然落下了课，但还是能跟得上的。”……
见中国学员们反对，而且系主任也坚持张汶继续在本科班学习，这位女讲师只好同意张汶暂时留下来再观察一段时间。
此后，张汶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钻研精神，不分昼夜地去攻克一个个学习难关。他的眼睛熬红了，身体也消瘦下来。
结果，张汶不仅赶上了全部课程，而且在5年的学习中，各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都是5分，并获得了金质毕业奖章，还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中国军人争了光。
后来，有同学曾打趣地问那位女讲师：“你不是说凭你20年的教学经验，肯定张汶跟不上班么？现在他不但跟上了，而且成了全班的优秀生。对此，你作何解释呢？”
而这位女讲师早为张汶的学习精神所感动，师生间不仅取得了谅解，而且建立了同志般的友好感情。
所以，她对同学们打趣的话毫不介意，并深有感触地说：“我是有20年的教学经验，但我没有教中国学生的经验呀！”
1958年5月，中国首批留学通信兵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总参通信部等单位，成为建设新中国通信事业的骨干力量。
组建电子对抗领导机构
1964年4月8日至20日，第四机械工业部、通信兵部在北京召开了地面雷达装备体制会议，四机部部长王诤和通信兵主任江文主持了会议。
在会议期间，王诤除听取论证说明外，还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找技术人员座谈，中心议题是研究雷达抗干扰技术问题。
当时，抗美援越战争即将结束，参战部队不断反映我军电子对抗方面存在的问题。
美国空军在战场上使用了电子侦察手段，在侦测到我军雷达频率后实施干扰；这使得在一段时间里，我军的雷达无法发现目标。美国空军还使用了专门对付雷达的反辐射导弹，使我军地空导弹制导雷达遭受一定损失。
这些问题反映到军委后，引起了军委领导的重视，指示通信兵立即想办法解决。
通信兵派专人到战场上解决问题。针对美军的侦察手段，通信专家采取了不断改变频率的办法，使我军的地空导弹重新发挥了威力。
各防空部队还想出了“甩头”的办法对付反辐射导弹。
美军的反辐射导弹捕捉到我军雷达目标后，我军立即调整雷达天线方向，“引导”敌导弹飞向空地。
这些办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从而使军委领导下定了组建电子对抗部队的决心。
1960年4月，中央军委调整雷达管理体制，总后军械部雷达局划归通信兵部。这样，组建我军第一支电子对抗部队的任务就落在了通信兵的肩上。
这次会议是雷达抗干扰运动的动员大会，也是我军电子对抗事业的前奏。
为进一步加强对雷达的管理，促进雷达对抗斗争的开展，通信兵于1965年提出组建雷达管理部，并经军委批准，拟将北京市太平路13号院作为筹建该部的地址。
1972年夏，经请示叶剑英同意，王诤决定到广西、海南岛一线雷达站去了解我军雷达被敌干扰的情况，以便采取对策。
已过花甲之年的王诤每到一地，都执意要到雷达站现场。对于设在高山上的雷达站，能乘车则乘车，不能乘车就徒步攀登，一连15天奔波在各雷达站，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回北京后，王诤向中央军委写了专题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应建立电子对抗领导机构的建议。
1974年4月16日至5月1日，电子对抗科研、厂方和使用单位“三结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军、兵种主管科研装备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王诤主持制定了发展雷达对抗的主要战术、技术原则，提出了发展电子对抗的建议，具体安排了科研项目。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把各军、兵种领导同志都动员起来了，人们在加速电子对抗斗争已是当务之急的问题上取得了共同认识。会议还要求在总部尽快建立电子对抗的领导机构。
为此，会后以会议领导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
1975年5月21日，炮兵副司令员的孔从洲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我军电子对抗斗争的状况，提出了建立电子对抗领导机构的建议。
毛泽东阅后明确批示：“好”。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叶剑英、杨成武、孔从洲、王诤等领导研究认为，组建电子对抗部的方案由总参通信部提出为好。随即，杨成武副总长指示通信部尽快把方案提出来。
到了12月，王诤当面向江文交待，要求总参通信部在10日内搞出方案。
江文受领任务后，找来通信兵科技部的李砚田和蓝文长，要他们代总参起草关于组建电子对抗部的方案。
江文向他们传达具体意见时指示说：
电子对抗部设在总参。电子对抗部机关干部总人数不超过50人。抓紧雷达对抗的科研，科研不突破，没有装备，什么都是空的。通信对抗仍由通信部管，各大军区可设精干的对口机构和少量的对抗部队，以便组织对新装备的试验。
根据这个指示，李砚田和蓝文长在京西宾馆起草了《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经江文审定后直送王诤。
王诤看后赞同这个报告。然后总参将此报告上送叶剑英。
叶剑英阅后同意，并指出对雷达的管理除科研装备外，要统盘管起来。
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江文又对报告作了必要的修改。
接着，叶剑英将报告呈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于1976年1月正式批准了这一报告。
据此，开始了电子对抗部的筹建工作，我军电子对抗领导机构终于在总参谋部建立起来。
成立军委的一号台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
为保证会议通信联络，通信兵派4名话务员到广州临时开通了一个百门小总机。
虽然话务员工作热情很高，但因为一时不熟悉首长情况和有关的业务，工作比较被动。
话务员往往把“叶帅，即叶剑英”喊成“聂帅，即聂荣臻”，还把找陈毅的电话接到了贺龙的房间。尤其是话务员听不懂首长们的地方口音。有时首长报了三四遍，话务员还是“什么、什么”地听不明白。
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找到罗瑞卿，对会议期间的通信保障，提出了“业务不熟”、“情况不明”、“耳功不好”、“态度一般”等8个问题。
最后叶剑英严肃地问：“我们军队的总机为什么比不上三十九局的红机子？”
三十九局是中南海里的总机，被称为“红机子总机”。周恩来曾夸三十九局是世界第一流的总机。
罗瑞卿深感事情重大，中央军委的电话台不能连个电话都传不好。于是他亲自指示通信兵于当年成立了首长保障台，对外称军委一号台。
一号台成立时，只有一部百门机台，4条保密专线，6个话务员，但是面临的问题却一大堆。
电话应该怎么接？用语应该怎样说？怎么发音？怎么找人？出现情况怎么办？遇到问题如何解决……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一号台的同志凭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为军队总机争口气的决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积累业务资料，从一句话一个发音上规范服务用语，从一个个假设情况开始训练应变能力，从一个班一个班开始总结工作经验。
她们边工作边摸索，边实践边总结，搜集各种资料，熟悉首长口音，了解用户情况，编写各种教材，制定各项制度。
她们还虚心向三十九局总机学习，除当面求教取经外，还把每一次同三十九局的业务联络当成一堂课来对待。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养成文明值勤的习惯，她们不但工作时严格按规定执行，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求按机上服务用语对话，相互之间使用“您、请、谢谢您、麻烦您”等用语。
一号台的同志有些是从农村入伍的，地方口音重、发音不清、普通话不标准。为了练习口齿清楚，她们一遍一遍地读报纸，跟着收音机练发音，对着镜子纠正口型，经过反复苦练，终于练出了硬功夫。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一号台工作走上正规，并建立健全了一套工作、学习、训练和生活制度。机台版面也由刚组建时4个专线用户，发展到近百个用户。
这时，话务员们主动提出，要求每个人熟练掌握“三清”、“三知道”，即对全军中将以上的首长口音清、习惯清、行动清。对少将首长名字知道、职务知道、工作单位知道。
这些要求在接重要电话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62年夏季的一天，一号台福州方向突然灯亮，正在值机的张桂云上线应答，她马上听出是福州军区首长皮定均要找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杨成武。
张桂云马上意识到有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把电话接通，并及时汇报领班员。领班员果断地使用了代号“长虹”的等级电话，全力以赴保证畅通。
两分钟不到，杨成武同志又要找周恩来。几分钟后，电话按照周恩来、杨成武、皮定均的顺序又要了一遍。
前前后后几分钟，话务员紧张得手心都冒了汗。
张桂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明白一定有重大事件发生。
果然，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一版重要位置报道了福州军区击落入侵敌机一架的消息。
张桂云捧着报纸蹦起来，心里高兴得如同敌机是她亲手揍下来似的。为此，她荣立三等功。
一号台的话务员们还练出了一手电话找人的绝活，不管用户走到哪儿，只要有电话，准不会落空。剧场里、电影院、会场上、舞厅里、运动场上、理发室，甚至饭厅里、电梯上，有时首长还没到，电话已静静地等在那儿了。
1984年，粟裕同志病危，军委办公厅要上报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可正赶上杨尚昆在南方视察，军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让一号台无论如何要与首长联系上。
而此时杨尚昆一行正在奔驰的列车上。怎么办？
正在上班的毛光丽找来一张全国地图和一本列车时刻表，查专列的线路，计算在各站的停靠时间，最后建议在湖南郴州火车站将专列截住。
她马上汇报给通信处，通信处与广州军区通信部协商后，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将线路调到郴州站军代表室。
当杨尚昆的专列靠站时，早已等候的军分区人员登上火车通知了杨尚昆的秘书。当秘书拿起电话，耳机里传出了一号台熟悉的声音：“陈秘书，您好！军办肖主任请您讲话！”
事后陈秘书回到北京，打电话找到毛光丽，非问这一招是怎么想出来的。
一号台的辛勤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军委首长们纷纷表扬一号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出色，服务周到，态度一流。
有位首长秘书在春节写给一号台的问候信上风趣地说：
评最佳演员我投了票，评10佳运动员我也投了票，现在就等有机会投一号台最佳话务员一票呢！
举行首次通信兵竞赛
1957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届通信兵竞赛大会在总参直属某通信团礼堂拉开序幕。
军委通信兵主任王诤作了开幕词。开幕式后，来自各个军区的1000多名参赛人员首先观摩了通信兵部组织的“方面军野外通信枢纽的开进”演习。
随着3颗红色信号弹高高腾起，又徐徐落下，演习开始了。
一架直升飞机由远而近，在距参赛人员约500米处的高地上空悬住，一位通信军官从飞机软梯上下到地面，传达了演习开始的命令。
刹那间，数十辆披着草绿色伪装网的通信车扬起阵阵尘土，在广阔的丘陵地带上掀起浩瀚的烟波。
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人们的视野，又瞬间消失在各自的掩体中。
转眼间，刚才还是万马奔腾的丘陵上，又变成一片空旷静寂的原野。
人们将视线转移到电视屏幕上，那里正在直播各个战位的实况。
只见一位女报务员正在车载电台上拍击电键，从她颇有节奏的手型变化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好手。
随着电视画面的变换，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少尉军官，他的10个指头在车载电传打字机键盘上熟练和谐地快速跳动。看他那聚精会神的表情，就像是在弹奏一首美妙悦耳的钢琴曲。
一道道电波载着一个个命令，被准确地传递到各接收点，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演习场上。“命令传递完毕，准确率达到优秀！”扬声器里传出解说员兴奋的声音。“哗……”演习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3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通信兵比赛开始了。
比赛共设立无线电收报、发报、通报、通话、射击、电传报务自发自收和有线电工程架设、轻型被覆线收放线及中央电话站的开设撤收等11个项目。
分军官组和战士组，有线、无线、室内、野外同时展开，分批进行。
首先进行的是无线电报务振荡线路抗干扰收报竞赛。比赛考验的是选手们的抄报速度。
比赛从每分钟140码起抄，每次递增10码或5码，在有报、话、杂音、电气等多种信号中等强度干扰的情况下，连续抄到不能抄收为止。
赛场上选手们你追我赶，竞争得十分激烈。在赛场外观战的人们也紧张得手心冒汗，大家都在翘首等待坚持到底的选手，希望是自己的同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赛场上的选手越来越少了。
最后，沈阳军区代表队的钱希望少尉以200码的最高有效分速夺得冠军，南京军区的黄明宜以195码的有效分速取得第二名。
随后进行的是在野外复杂地形上展开有线建制排10公里工程架设竞赛。
比赛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
各代表队选手拿着线拐，一路狂奔，像一群脱缰的奔马你追我赶，争先恐后。
实力雄厚的沈阳队跑在最前面，南京队紧随其后。常常是沈阳队刚刚到架设点，南京队就跟上去了。
最终，沈阳队最先完成，南京队第二个完成。
但是，裁判判定沈阳队架设的线路质量不符合实战要求，要重新架设。
这样，南京队后来居上，夺得这项比赛的第一名。
无线电机上专向通话是在相距3公里的野外战壕里进行的。
竞赛规则要求16分钟内收进、发出、译好16份话稿，每份话稿50个军语汉字，双方各8份，满分为100分；每提前1分钟增10分，每超过1分钟减10分，错漏1码则话稿无效扣50分。
选手统一使用国产71-B型2瓦小型电台。
主裁判“预备一开始”一声令下，甲地主台群的所有电台立刻开始行动。
选手们动作熟练地解脱机套、取架鞭状天线，专心致志地选频、调谐，呼叫、守听、沟通、交换暗令的声音此起彼伏，译电、发话、收话、译电的动作紧张而有序。
一份份电报被直接送交裁判，裁判立刻对电报进行审核。
沈阳队的选手第一个举手报告完成，用时6分50余秒。沈阳队的队员们高兴得紧紧拥抱在一起，还合影留念。
这个成绩引起战壕外的参观人员一片惊叹，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
南京队因为核对一个疑问信号耽误了时间，比沈阳队晚1分钟报告。
南京队参加这项比赛的汪茂才有些沮丧，耷拉着脑袋，面无表情地坐在凳子上。
这时，战友过来安慰他说：“小汪，振作起精神，成绩还没评出，谁是第一，明天才知道呐。”
第二天，比赛成绩公布。
南京队16份话稿质量全部正确，其他方面均未扣分，时间提前8分整，以180分的总成绩荣登榜首。速度最快的沈阳队选手经核对错1字，该话稿作废，扣50分，实得总分140分屈居亚军。
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使汪茂才高兴得跳了起来，和战友紧紧抱在了一起。
经过一周紧张激烈地角逐，全部竞赛项目于4月20日完成。
南京军区代表队不负众望，绝大多数项目均取得了前6名的好成绩，并因“赛前帮助福州军区队风格高、服从裁判赛场纪律好、通信质量高”而荣获大会团体第一名和大会特设的“风格奖”。
大会闭幕式由竞赛裁判长张凯主持，通信兵部首长颁发了锦旗和奖品。
二、装备发展
●100多名战士们扛着数百米长的电缆翻山越岭，远远望去，好似一条绿色的长龙缓缓地行进在土黄色的崎岖小道上。
●法国商人傲慢地说：“你们国家只有砖头瓦块工程师，没有海底电缆工程师，很难想象你们能把深海电缆布设下去。”
●布缆工作开始还算顺利，但不久就从履带机上发出了“咔咔咔……”巨大的响声，履带在链轮上不停地蹦跳，下履带严重堆积并与机体相碰。
赶制小电站装备部队
1951年11月，通信兵部主任王诤把南京无线电厂王子仪召到北京，向王厂长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要该厂试制志愿军部队团、营使用的便携式短波战术小电台。
王诤交待说：“这种小电台一要集发射、接收、电源于一体。二要报、话兼容。三要体积小、重量轻，能背着行军。四要性能可靠、省电、防震、防水、防潮等，半年时间就要见到样机。”
王厂长听了，坚定地说：“能接到这个任务，我们全厂都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感谢政府对我们关怀的机会，也是我们为祖国做贡献的良机。”
南京无线电厂在建国前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所属的小厂。当时这个厂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元器件装配收发信机和电子管收音机，连收音机的牌子也用美国的“飞歌”牌。
建国后，工厂没有生产任务，完全靠吃库存过日子，后来坐吃山空，连仅够职工糊口的生活费也发不出了，工厂处于奄奄一息、濒临解体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济南军管会派来任副厂长的王子仪，向当时担任军委通信部部长和电信工业局局长的王诤求救。
王诤知道情况后，爽快地说：“最低要多少钱，明后天就汇到”。王诤在答应拨款时还亲切指出：
你们厂已不再是官僚资本企业，也不再是殖民地性质的企业，它已回到了人民手中，是人民的企业了。
你们要全心全意地团结和依靠职工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职工群众热爱新中国的激情和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克服困难、迅速恢复生产上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贡献。
资金很快就到位了，使南京无线电厂在垂危中得救。
他们克服由于仪器、设备简陋，缺少电子元器件的困难，到1950年底拿出了第一批91型150瓦短波报话发信机，紧接着又生产出一批7512型收信机，形成了短波通信电台系列，支援了抗美援朝部队。
随着前线战事不断发展，部队亟需一种便携式电台。王诤想到了南京无线电厂，就把研制携式电台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厂。
王诤说：“你们厂没搞过这种小型电台，在研制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困难。我给你们一台苏制和一台英制的样机，供你们参考。”
王子仪听了更加感动，王诤主任考虑的这样周到。
王诤接着说到：“这是一个‘攻坚战’，要团结依靠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发展新中国通信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王子仪郑重地点了点头。
王子仪回到南京，立即组建了设计小组，全厂上至厂长，下至普通员工，都全力以赴投入到研制之中。
1952年4月，南京无线电厂试制出了两台小电台样机，随即送往北京，交部队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试验和审定。
经审定，通信兵部领导认为，小电台的结构、工艺、体积、重量等都合乎预想的要求，比较满意。但通信距离在背负使用时只有5公里，未达到10公里以上的要求。
王诤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示南京无线电厂要进一步攻关，增大通信距离，但体积、重量一点也不能增加，并要作好批量投产的准备。
南京无线电厂按照指示，经过反复试验，设计了一种“竹叶型”天线，通过增加天线电感加大输出功率，使直线通话距离达到10公里以上，与其他天线配合使用，通信距离可达200公里，从而达到了部队的技术要求。这种小电台就定名为“71型2瓦背负式电台”。
在首批200部小电台的试生产中，由于元器件水平低，生产技术条件差，致使产品质量不稳定，可靠性差，在战地实际使用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故障。
王诤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明确地指出：
要实行“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的原则，把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进行科研攻关，在生产过程中深入开展“军品质量关系着战士生命”的观念的教育，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改进，制造出质量可靠的产品。
根据王诤的意见，南京无线电厂又安排专人去朝鲜战场，实地调查了解小电台的质量问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种科研、生产、使用相结合的办法，使工厂有效地解决了小电台的一系列质量问题。
经过多次改进，这种小电台日臻完美，在作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金城地区的一次战斗中，部队突遇滂沦大雨。战地的其他通信设备因受淋而不能工作，唯有这种小电台通信如常，保证了与指挥部的通信联络，为战斗的胜利立了一功。
这种小电台，在志愿军中被亲切地称为“功勋机”。
安装载波设备和同轴电缆
为了贯彻执行周恩来关于建设地下通信电缆网的指示，迅速改变我国有线电通信的落后面貌，1969年3月，通信兵部正式下达命令，要求通信工程指挥部在一年半时间内，完成从晋北到西安的同轴电缆线路施工和300路载波设备的安装开通任务。
受领任务后，通信工程指挥部组建了4个精干的工作组，对下属各团指挥机构，也作了相应的充实和调整。
领导机构健全后，各级领导深入现场，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去教育和影响部队。
电缆线路的路线勘察和无人站站址选择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但又是一项影响全局的重要工作。
为了克服困难，带领施工部队完成任务，每次勘察路线，领导们都在图上反复作业的基础上，带领有关技术人员风餐露宿，爬山越岭，对一条条路线、一个个无人站实地踏勘，反复对比，直到选出满意的路线和站址为止。
电缆施工全过程都在野外，环境非常艰苦。而且，线路位于晋陕黄土高原，这里沟壑纵横，几乎没有现成的道路，交通极为不便，线路勘察完全靠徒步踏勘。
领导们带领勘察人员自带行李，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走，一条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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