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序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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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召唤试读：
前言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打开这本小书！谢谢您在当下多姿多彩而又极其紧张匆忙的生活中，居然为之驻足，居然愿意了解、倾听笔者有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些零散看法，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缘分。
古人有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感叹在熙来攘往的大千世界中，许许多多的人却像分别在夏、冬之夜苍穹出现的“商”星和“参”星那样，永远无缘相见。
因此，对您关注、垂阅之缘，我深感荣幸非常快慰。也许我们原不相识，也许未曾谋面，但您能垂阅拙文，即是“神交”——一次精神、心灵、思想、学术的宝贵交通，这是人与人更高程度的结识和认知。
同时，我还“得陇望蜀”，殷切期盼还能得到您宝贵的批评与指教。
这本小书，收录了我近十几年撰写的三十来篇文章，它们大抵涉及两个方面问题：
一方面，是有关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尤其是古代音乐史的研究；
另一方面，是有关这十几年开始实施并迅速发展壮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若干研究。
在第一个方面，我研究的专业，本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侧重点更在隋唐。但正如已故杰出音乐史家黄翔鹏先生所说：“传统是一条河流。”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部分的音乐文化，自远古迄于今，同样壮观宏阔绵延不绝，其整体性、绵延性、持久性尤为突出。李白诗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形象指出江河流水绵延不绝的特性，因此，即便是重点研究某一时代的断代音乐史，或重点研究某一门类问题的专题音乐史，也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断代、专题以外的其他相关音乐史问题。因此，笔者也偶或涉及明代科学与艺术巨星朱载堉的乐律学成就的理解评价问题，以及有关近现代音乐史的诸如聂耳个性与其音乐行为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正是源于中国音乐文化具有的突出的整体性延续性，所以在时段方面也难免若干跨越、溢出的研究。
同时，“传统是一条河流”的比喻，还可以立体扩展，辐射其启迪意义。比如，学术研究也像“一条河流”，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同样具有整体性、延续性和关联性。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终究离不开学术整体与友邻学科研究的关联。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就离不开音乐学整体研究及舞蹈学艺术学等各友邻学科的联系，也离不开与文、史、哲各大学科的关联，以及与更宏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联。所以，文集中也收入了笔者有关音乐学学科基本性质再认识之类学科反思性文章，或结合其他学科来研究音乐史的文章。这些可能是在学术空间方面，因涉及另类整体性系统性问题而进行的跨越、溢出性研究的尝试。
第二方面，即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都是簇新的概念，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提出，而正式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名，更迟至2003年。但究其内涵，则十分久远。比如早在近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其中即包含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整理和制度化工程。周公确立以黄帝以来的“六代大乐”等为核心的宫廷雅乐。据说周王室还曾派专门的乐师采录《颂》、《夏（雅）》、《风》等歌谣，长期传唱于宫廷贵族社会，它们来自历朝历代和各国各地传统的及流行的乐舞歌唱。这些乐舞歌唱，后来编订为三百零五篇《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歌词总集，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周公制礼作乐，也成为后来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榜样和楷模，并形成一种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古老传统。
从2001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公布了多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先后有“昆曲艺术”“古琴音乐”等数十项目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作“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是世界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浪潮时必须重视的一项文化工程，不仅涉及各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保持及发扬光大，还是涉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传承、保护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事业。短短十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不仅成为广为人知的“热词”，非遗保护也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工作，全国人大为此制定并通过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开始实施。非遗项目申报和非遗保护工作，还极大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使我们尽快走出种种历史形成的思想认识的误区。
笔者有幸迎来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在我国开展的宝贵历史机遇，曾参与若干重要的活动，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意识。本书中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很多就是为参加相关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研讨会而撰写并在会上宣读的，是笔者一些粗浅的初步的思考成果。
其实，研究中国音乐史也好，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好，原来都是一回事。前者，研究中国音乐史，目的是弄清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形成发展，属于更好传承文化遗产的基础性理论建设；后者重点在调查、挖掘和整理当下传统文化遗存（遗产），侧重结合理论探索深化非遗保护的实践活动。前者重点探寻历史源流，希望“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探知遗产存续实际状况如何，落实怎样更好依法保护、传承遗产，以及怎样应用相关理论结合实践指导实践，怎样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发扬光大，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做出积极贡献。两个方面既有分工，更需合作，它们其实是一个紧密的整体和有机的系统，都是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光大而共同努力。
因此，本书起名《传统在召唤》，以凸显两类文章共同的本质内涵。
小书最后，附录一篇祝贺、感谢初中音乐老师李家玮先生从教四十六周年而写的文章。当初与老师偶然相遇，是他引领我发现音乐喜爱音乐的，但当时并未想到我能与音乐结缘并最终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我愿借助此文作一“夫子自道”，向读者进一步敞开自己本来面目，也让垂阅此书的读者朋友既知其然，也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
本书采用《传统在召唤》为名，还有另一用意，即借此表示我对一位杰出学者的敬意，也传达一种文化自觉所要求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当前“粉丝”热亦即“追星族”热盛行。无须讳言，我也是一位“追星族”，不同的是，我追的“星”不是各类歌舞、影视、体育明星，她本身也是一位“追星族”——而且是世界头号伟大的“追星族”。
原来，这位头号“追星族”其实是“追猩族”，她所追也不是明星，而是灵长类动物、人类近亲“黑猩猩”！
她，就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动物和自然的保护者珍妮·古道尔。
珍妮·古道尔，从小发愿想了解黑猩猩。剑桥大学毕业后，她通过打工积累路费，然后只身前往非洲茂密的原始森林，开始了观察、了解黑猩猩的长期研究工作。她所建立的观察点迄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创下野外观察动物最长的纪录。她也获得一系列宝贵的研究成果，例如，她发现黑猩猩也会使用工具，甚至还会制造工具；发现黑猩猩有社会，有等级差别，是社会动物；发现黑猩猩会学习，有思维……这一系列重要发现，不仅改变了人类对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生活的陈旧看法，也改变了黑猩猩等动物与早期人类如何区别、人类如何形成发展的原有认识。
她的成果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兴趣，她保护动物和自然环境的强烈呼吁，也引发了世界的重视和大声回应。
当她深入丛林远离人类社会与黑猩猩为伴的时候，她没有任何金钱、名头、地位的考虑和追求，而今天，她成为世界最受尊敬的科学家、活动家，无数荣誉、掌声纷至沓来。例如，她曾荣获联合国马丁·路德·金和平奖，至今荣获此奖的只有三人，除她外，还有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她受英国女王封爵为“英军总司令”，还有无数荣誉、名义学位，院士、教授聘书……但她仍一如既往，不为外物所动，继续往来奔走，大声呼吁动物和环境的保护。珍妮·古道尔和黑猩猩《黑猩猩在召唤》的封面
她笑说，因为自己从小便喜爱黑猩猩，十来岁时，便爱上了电影中的“人猿泰山”。只可惜这位人猿泰山，爱上的却是电影中另外一个喜欢啼哭的“珍妮”，而不是她这位珍妮·古道尔。
其实，吸引她的是兴趣，是她打小便感到冥冥之中黑猩猩在向她发出声声呼唤，她曾写下《黑猩猩在召唤》一书，记述她在非洲丛林的考察活动，三十多年前便有中文译本出版。但真正激励鼓舞她深入丛林、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从事考察研究黑猩猩世界的，当然是乐此不疲的科学探索精神，是不计利钝勇敢追求客观真理的求实志向。
孔夫子曾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十分惭愧，我在20世纪80年代便读到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虽无比钦佩，但仍未觉悟，直到自己年过五十，仍茫然无感，仍不知自己“天命”何在。
后来有幸参加非遗保护工作，这有如一座灯塔照亮自己原从事的传统音乐研究，这才忽然感受到冥冥之中，原来“传统”一直就在“召唤”。
不需比较，古道尔真可谓先知先觉，打小感知黑猩猩的召唤，即早早就觉悟其“天命”所在。
当然，虽然都是“呼唤”，两类呼唤有极大不同。古道尔听到的，是来自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圈外的丛林深处的黑猩猩的“召唤”，这种“召唤”只有极少极少如古道尔那样有奇缘者，始能“听见”并见诸行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则对我们每一个文化中人（即在该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成长壮大的人），无时无刻，无远弗届，都在发出持续的有力的召唤。换句话说，我们不都是传统文化的传人？不都在传统文化中成长壮大？不都是应该容易接受传统召唤的有缘人？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闭塞耳目？有没有文化价值观的扭曲？有没有匍匐大地静心谛听传统的召唤？有没有尽早思考自己“天命”何在、明了使命召唤所来的“方向”？然后，我们能不能不计（或少计）利害，不求（或淡求）名利，起而行动？哪怕您所感悟的“召唤”来自丛林深处，还是来自传统古老的文化，哪怕面临大江大海，千难万险，我们能不能像古道尔一样“吾往矣”！“吾来矣”！“传统在召唤”，也是文化在召唤、科学在召唤、真理在召唤、祖国在召唤、历史在召唤，同时，也是现代化在召唤！“传统在召唤”，也是我们互相在召唤，互相在传送召唤！让我们共同携手迎接传统的召唤，一道去实现每代人每个人身上肩负的文化传承使命，去努力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去完成弘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
历史其实早已将赓续文化、继替文化传统的“天命”，赋予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希望我们能学习珍妮·古道尔，以出色答卷回应这一深远伟大的召唤。
这本小书能够出版，要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大力支持和周到安排，还要感谢曹贞华博士、李宏峰博士、院科研处陈曦女士及责任编辑等朋友精心帮助校阅、修改。
再一次谢谢您垂阅这本小书，谢谢能让我与您有缘有机会相识，更能心领而神会！2015年12月草于北京天通苑2016年1月完成于新泽西查塔姆第一编中国音乐史音乐学学科性质再认识——读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札记
中文“学”有多种含义。如指学习，如“学音乐”即学习音乐、掌握了解有关技能，进而进行相关创作、表演活动。但词序若改变，“学”便体现另外含义和不同词性，例如“音乐学”，这里作为后缀的“学”不再是动词，也不是简单表述学习，而指一种有关音乐的、比较有条理的系统的相关知识。后缀之“学”含义也可有不同层级，可指有关的学问、学识，也作为“科学”的省称。
在我国当下“音乐学”概念比较模糊，许多院校所说“音乐学”就是音乐教育，或等同音乐教育；也有很多人认为“音乐学”是指有关音乐的“学问”，即对音乐的较有条理较有系统的了解认识；再进一步，才是指有关音乐的专门之学，也就是达到科学标准的一种专门的学术体系，简而言之，就是一门相关“科学”。
现在，我国不仅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多所音乐学院，各地有许许多多的综合性大学或学院，也纷纷设立艺术学院或音乐学院，很多下面也设置“音乐学系”或“音乐学专业”。看起来，我国的音乐学的研究、教学非常受重视，前景光明。但遗憾的是，在很多院校中，究竟什么是“音乐学”，仍属“妾身未分明”。不仅社会上普通人，同校同院其他专业同学不清楚，连学习音乐艺术等专业的同学，对此也含糊不清。人们往往认为学“音乐学”也是学音乐，只是“学音乐”（作曲、演唱、演奏）不成，那就搞“理论”去吧。音乐学专业，被视学音乐淘汰的人员安置处，好似队伍行军后面的“收容队”。我接触有限，但所遇到的很多音乐学系音乐学专业的同学，甚至一些老师，也未必清楚“音乐学”到底是什么“学”。
这种糊涂状况，也广见于“美术学”、“舞蹈学”、“戏剧学”等友邻系科。前几年，著名画家、文化学者陈丹青曾公开辞去所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博士导师职位，在社会上激起很大反响。他当时公开申明，自己真不知道什么是“美术学”，不知道为什么要他完成“科研”任务，还要让学生写论文。
陈先生说自己是“画画的”，他不知道“美术学”，情有可原。但专门到海外延聘人才来担任本院“美术学系”教授、博导的美院教务部门，以及允准此事的更高层的教育领导机构，是不是也对“美术学”究竟是什么学，以及什么人才能胜任“美术学”教授、博导，心中不太有数？
反复拜读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历史与历史学》
(1)一书，内中所收多篇论文，谈及历史学学科性质的拓展，笔者获益良多，对音乐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也引发了一点新认识。古人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试结合何先生此书及其他论著，以及国内外其他作者的相关论述，谈点粗浅体会，与各位读者分享心得并祈教正。一 “音乐学”是什么学？“音乐学”是个什么学？“音乐学”与一般学音乐，有何不同？其实很多著述早已说明。例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俞人豪先生所著《音乐学概论》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讲得十分清楚：“音乐学”这个词在欧洲最早见于米茨勒1738年在德国成立的团体名称“音乐学协会”（Socictact der musikalischen Wissenschaft），(2)这个德文字的意思为“音乐的科学”。
俞先生还说明，后来有加提（A．Gathy）的《科学手册》，把当时的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作为一个门类排列在其科学分类体系中。被后人认为是这门学科确立者的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1863年编撰《音乐学年鉴》不仅使用了音乐学这个名称，还指出“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他还主张“音乐学应该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成为受到(3)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
俞先生稍后还指出，在古代欧洲，“音乐”这一概念曾包括音乐的实践和音乐的研究，后来则已经分化为互有联系但又有分工的“两个领域”：
音乐本身逐渐向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而音乐研究则向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音乐学或音乐研究看做是音乐艺术的附属品。现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通常是把音乐学看做是人文科(4)学的一个部门。
讲得非常明白，没有任何含糊之处。
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研究生，都要撰写学位论文，作为主要学习成果提交答辩。近年新出现的艺术学位的修习者，在完成毕业演唱演奏的同时，也要撰写相关论文。论文，显然不同于一般学习音乐者的毕业成果——自创音乐作品，或演唱演奏的音乐会。但为什么“音乐学”还广被误解？《音乐学概论》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音乐学不管怎样，就其对象和主要方法而言，仍应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范畴。所(5)以，在西方，“音乐学系被设在综合大学的人文科学学院之中”。反观我国，音乐学系（或专业），则一开始，都设在音乐学院或艺术院校音乐系中，今天也绝大多数设置在音乐学院或艺术学院音乐系中，致使这一学科不同于音乐（或艺术）的独特性质即科学性质，不易显现，甚至容易被忽略被轻视。因此，很容易产生对此学科的模糊看法，甚至是误解、歧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俞先生等著述中早已言明的音乐学学科性质，没有受到各音乐艺术院校足够重视，并将之有效传授给所有“音乐学”的学习者、研究者，以廓清认识，更为自觉地掌握自己学科的基本性质，改进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像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这样的教材，应作为我国所有音乐学系学生最重要的入门课程，加强讲授。二 必须遵循科学规律培养音乐学接班人
认清音乐学的科学性质，要培养合格的音乐学人才，不言而喻，还应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加强培养音乐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科学素质，大力进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纪律以及科学哲学等诸多相关方面的严格训练。这一点，也是目前我国音乐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弱点。
音乐学研究对象是音乐，当然要接触音乐、了解音乐、分析研究音乐，也就是要感知音乐，懂得音乐，了解艺术。但音乐学基本性质是科学，归属艺术科学领域，如上述介绍再深一层，它还属于人文学科和精神科学范畴，与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有关。由于音乐的载体是音波，本是一种物理音响现象，所以，音乐学与物理声学等自然科学也有密切关系。音乐学还广泛联系于诸多社会科学，例如民族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总之，在音乐学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应是科学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规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一般主要指“近代科学”。那么，统率和指导近代科技发展，也指导我们进行音乐学研究和教学的科学精神（近代科学精神）及其主要方法，又是什么呢？
同学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什么是音乐学”更模糊。我曾向许多音乐学系音乐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研究生们提此问题，坦率地讲，很少得到清楚明白的正确的回答。
这种状况，在音乐学学生中其实并不意外。我曾在理工科院校讲课时也向听众提出这一问题，居然连清华这样的理工名校的学生，竟也难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于是，我不得不从什么是近代科学讲起，从哥白尼、伽利略以及牛顿等人的探索讲起。
什么原因？
第一，应该说，我们普通学校教育以及社会上的科学普及教育，并不很成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虽然侧重（甚至偏重）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理工学科知识，学生也花费大量智力和时间来学习以应付考试。但重在介绍既有科学知识（也就是已有阶段性成果），而这些科学知识这些“真理”如何求得，获知这些科学伟大成果的创新精神和成功方法究竟是什么，则重视不够甚至忽略。换言之，学校科学教育重在供“鱼”不重授“渔”，只介绍其“然”，而不探究其“所以然”，尤其不重培养学生创造性传承发扬前辈科学家的宝贵探索精神，切实掌握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
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大家知道近几年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大科学家钱学森向国家总理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独创性科学大师出现？钱先生也给出了答案：因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按照培养科学创新人才的模式来办的”。“钱学森之问”问得好，他的答案也不怕“扫棍子”，颇有道理，但并不够全面。因为不仅没有一所大学，恐怕我国也没有几所中学、几所小学，“按照培养科学创新人才的模式来办”；再反躬自问，我们大多数地区大多数家长，恐怕也不是“按照培养科学（以及其他各学科）创新人才的模式”，来从小教育培养自家孩子的。我们的家长、各级学校老师，其实也很少是“按照培养科学创新人才的模式”培养成长的，我们整个文化所希望培养的和实际培养的，恐怕也主要是听话的“乖孩子”，行规蹈纪的“好学生”。
换句话，我们的整个教育生态以至文化传统、文化环境、文化氛围，恐怕都缺乏培养、鼓励各类创新人才茁壮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条件。
所谓科学创新模式，其核心和要点，就在于如何传承近代科学的宝贵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方法，包括勇敢追求客观真理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怀疑精神、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等等；以及传承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诸如创新思维方法、逻辑方法、严谨的证明方法、求实的证伪方法、各种数理方法、归纳演绎方法、各种客观的观察分析方法和实验方法等等。
第二，必须承认，近代科学不是自然而然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它其实是一种“舶来品”，是近代才传来的一种“西方文化”。
中国过去有没有科学？当然有，但中国过去有的是经验科学、前科学，而没有近代科学！为什么？
这正是“钱学森之问”前另一个久负盛名的“李约瑟之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以毕生精力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令我们自豪又令我们惭愧的皇皇巨著。自豪的是它充分肯定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惭愧的是它并非出自炎黄子孙笔下，而是由一个英国人来完成的。书中全面介绍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果之后，提出：为什么中国科技十六世纪前领先世界，而近代却突然落后，并且不能产生近代科学？
这一“李约瑟之问”解答纷纭，莫衷一是。近年，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所撰写《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认为，“李约瑟之问”不很合理，因历史不能假设，不如把这个问题改成“为什么近代科学只诞生在西方”，这才是一个现实的历史问题。陈先生经过反复论证，强调指出近代科学之所以诞生在西方，并非短短数百年间的突变，而是和整个西方文明的渊源、发展与精神息息相关，它是西方文明酝酿，累积数千年之久的结果。理有必致，势有必然，近代科学是西方“一个传统”、“两次革命”所导致的自然结果。“一个传统”，指西方科学大传统，它“并非一堆孤立观念、学说、发明、技术、人物的集合，而是从某些共同问题和观念所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理论、观察、论证、方法，它们互相结合，成为具有发展潜力与方向的有机体系。在此体系下又产生不同的流派”。这个大传统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3世纪，它还有强大的延续性，现代科学革命便是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的。“两次革命”，一指古代希腊柏拉图接受毕达哥拉斯教派对数学的无上重视，在其“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二指大家熟知的十六、十七世纪(6)的欧洲“科学革命”。
作者的研究还表明，中国没有导致近代科学产生的相关社会条件和学术文化传统。例如，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但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并非没有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究，但没有将数学与这种探究结合起来，(7)发展出数理传统。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识之士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中国才开始认真引进民主和科学（近代科学），迈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一步。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转眼近百年。正如何兆武先生所指出，中国近代的一切落后和苦难全都可以归咎于吃了不民主不科学的亏。(8)至今仍无法去除的“钱学森之问”，说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仍远未达到理想的高度。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说既无传统基础，属先天不足，又因种种原因，后天屡屡失调，导致严重滞后。原因很多很复杂，例如：两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休谟就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大一统，使人们思想得不到自由发展；20世纪的韦尔斯（H．G．Wells）则说，崇拜传统和墨守成规的心态，“使得中国思想缺少了独立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一切科学与思想进步之所需”。何兆武先生也指出，中国历史缺少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经历的这一场科学革命，“致使她的文化与思想的精神和面(9)貌，始终不脱中世纪传统的风格与特征”。
看来，一方面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10)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另一方面，近代科学一登场，就把万有品类不齐等级森严的世界转化为一个一律平等的世界，令中世纪的质的世界观让位给近代量的世界观。所以凡是圣贤凡愚的品级观念和体制还在统治的地方，近代科学在其(11)中总是难以发展。所以，尽管我们强调建设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也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我们在科学创新方面，至今仍与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也才会有“钱学森之问”出现。
人们常以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之花老不落中国为憾，多少反映了这一差距。
第三，中国音乐学的发展条件，更显其科学基础之薄弱。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不足的大环境大条件，对“音乐学”这一学科建构坚实的科学基础，培养后续人才，其负面影响不容轻视。本来，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音乐学是后起小小学科，道行偏浅，而音乐学研究人员和广大学生，大多原学音乐（艺术创作、表演等），我们曾为学习作曲或演唱演奏花费大量精力。当然，音乐创作表演方面的素养和实践经验，也是音乐学研究非常宝贵的资源，不可或缺。但也应看到，我们缺少科学基础知识，所受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训练，更显单薄。尤其近些年“格式化”应试教育之下的青年学人，不用说比理工科学生，比其他文史学科同学，其科学知识和训练更是不足，很多人还是临时转报的音乐学，作为达不到专业学习音乐艺术的一种变通出路。加上对“音乐学”的科学性质、学科特点以及必要的科学训练，缺少思想准备，我们的音乐学教学中，自己学科的科学性质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这样，音乐学专业所需的基础条件以及相关学术支持系统，与青年从学者较低素质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
因此我们的音乐学研究生，必须：一、尽快了解音乐学的科学性质和特点，尽快走出“音乐艺术家”的浪漫梦想，在学术研究的“冷板凳”上踏实坐下来；二、必须尽快摆脱从小所受以记诵和输入知识为主的应试教育模式，跨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和输出知识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必须尽快改变原有非科学的情感型艺术思维；尽快适应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为主的科学模式，尽快培养科学创新精神和理性怀疑精神，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并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解决问题能力。
老师和学校也要按照音乐学学科性质，以及它所必须遵循的科学规律，来教导培养学生。必须强调，音乐学是与艺术创作表演截然不同的新天地，他（她）们通过几年学习最终要完成，不是一部音乐作品（音乐会或创编乐曲），而是一篇学位论文。这论文不是文学艺术作品，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有分量的科学研究报告。如果没有对学科科学性质的自觉，没有对未来的清醒认识和严格训练，他们不可能顺利完成上述两个知识、思维的重大转换，经由音乐学“大学生”、“研究生”阶段，成为合格的音乐学人。三 关于“科学至上”“科学主义”的反思
尽管当前我国音乐学教学、研究中，对学科科学性质认识不足，缺少自觉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调音乐学的科学属性，强调支配和决定音乐学学术学习、研究的，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不是一般的艺术规律艺术方法。但面对二十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学者们对社会科学、精神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性质产生的新认识，我们不能不指出，对音乐学的科学性质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也有不足，需要进行必要反思，进行扩展和提升。换言之，对音乐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或许要考虑存在某种突破甚至质变。
由于这种扩展和发展，会不会让刚刚听到我们强调音乐学科学性质的众多青年学子，感到困惑？难以适从？
对此笔者也颇感踌躇。但经在一些讲座或小范围尝试交流，感到还是早一点提出为好。我想，对于勤于思考的青年学人，也许可以更好更全面地认清并掌握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也许可以防止为避免原有认识不足，而导致另外的“科学至上”的迷失。
这里只能简略介绍一点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主义、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反思。
经过近三四百年的发展，近代科学不断进步，取得改天换地般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客观世界，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主观世界，有力推动了全球科学化和近代化的进程。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社会也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了更加灿烂的知识经济时代。
正当人们在为几个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唱赞歌的同时，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科学”在大战中的推波助澜，以及在持续不断的“冷战”和军备竞赛中大显身手。通过沉痛反思，人们认识到科学发展，远不能解决世上所有问题，而简单推崇科学和崇拜“知识就是力量”，反会导致“科学主义”、“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等偏差出现。
还有很多学者指出，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其实与自然科学不尽相同，它们既是科学，又有“非科学”的一面。当然，这里的“非科学”并不是反科学，而是说它们还具有科学所不能全部涵盖和完全说明的特性。
比如，何兆武先生《西方哲学精神》一书指出：
一般说来，近代化进程最关键的契机乃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本变化。但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副作用，即它使得人们力图把全部的人文生活都以科学为依归，无形中在18和19世纪先后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但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既包括有理性的成分，也包括有非理性的成分。理性主义者只看到并只承认理性的成分，而不承认其中非理性的合法与合理的地位，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态度。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必须承认非理性的成分合法与合理的地位。同样，真正的科学主义或科学态度，就必须承认人生中（例如在宗教信仰或爱情中）某些非科学成分的合法地位，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理性或科学是人类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它人类文明不仅不可能进步，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但它决不是唯一在起作用的因素。人类的文明史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或理性的一统天下。崇拜理性或科学过了头，就成为理性崇拜或科学崇拜，其结果就走入(12)了和传统各色迷信一样的另一种迷信。
何先生还指出，17—19世纪的科学革命，取得极大成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科学似乎渗入人们生活的每一角落，一切似乎最后都要以科学为唯一的准则和依归。但是19世纪末以来，科学发生了另一次革命，科学的发展由近代科学阶段进入了现代科学阶段，人们的观念开始新的变动。如果说，在中世纪，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那么，到了近代，情形似乎颠倒过来，人们一切的思想活动都应该成为科学的奴婢，都要以科学为其最高裁判官——这里(13)面同样包含着对思想、对人性的一种扭曲。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的《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也指出：
西方现代有一种“知性的傲慢”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科学的巨大成就诱发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根据这种意识形态，科学是理性的最高结晶，而科学法则则是寻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因此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成为知识的绝对标准，因为它们所获得的真理是最精确、最具客观性的。社会科学虽然也是实证主义思潮下的产物，但其“科学性”已远不足与自然科学相比，至于人文学科——哲学、神学、史学、文学批评(14)之类——则更低一等了。
于是在一些实证主义者眼中，不但自然科学是理性的最高典范，连自然科学家也体现了无私追求真理、诉诸理性等人类最高道德，是天地间第一等人，具有最高的“认知身份”（cognitive status）；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由于在知识上达不到同样高度的“科学性”，因而“他们在真理的王国中便只能算是第二等以及第三等的公民了”，这就(15)是一种“知性的傲慢”。
我们今天社会上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看重，远远高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及其研究者，也多少受此历史思潮的影响。
何先生的上述看法，其实西方很多学者都曾指出，也为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所证明。诸如弗洛伊德揭示人们精神世界中下意识和非理性的巨大作用，就是显例。特别是上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进入了现代科学阶段，人们对“科学”自身，有了更深的理解，科学至上、科学万能也受到现代认识的重新审视。
著名英国思想界、哲学家、证伪主义创始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被学界誉为“开放社会思想之父”。他通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二十世纪的教训》等著作，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比，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的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实现了启蒙传统内部对其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
人们认为，走出科学至上、科学万能主义的误区，也就是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从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所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不断走强，以至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波普尔等人对其提出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16)最为重大的事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原有“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波普尔是流行(17)的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特别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20世纪思想的上述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他的批判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正确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人们评价他对绝对真理观的“解构”，“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18)胜出”。
前面说到科学至上，尤其是自然科学至上，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其实，近代以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和贡献，并不低于自然科学。没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就不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也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诞生。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发展之所以屡屡发生方向迷失，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受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发展滞后的拖累。
这里，有必要对“人文科学”（humanities）稍加说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将人文学诸学科，简单归属于“科学”领域，也统称“人文科学”。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文学不只是“科学”（人文学有其科学性，也有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但也与“社会科学”“精神科学”等有所不同，因此，学界已经普遍不用“人文科学”(19)而称之为“人文学科”或“人文学”。何兆武先生说：人文学科之不同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其中包括有关人的种种伦理道德的、审美的、欲念的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好恶偏见。
这也意味着，人文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不能简单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不能照搬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
何兆武先生《历史和历史解释——从德雷的新探索谈起》一文指出：
简单说来，我们有三个层次不同的世界：自然的、社会的、人文的，或者说人对物的、人对人的和人自己心灵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把对人的研究（历史学）简单的归结为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的（如饮食男女）或社会的（如权力和财富），尽管这些方面也包括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但它们严格说来只是提供必要的背景，而不能充分解释人文活动自身（例如对真、善、美的追求）。归根到底，历史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假如我们不用通俗的“科学”一词的话，这里似乎德文的Wissenschaft比英文的science一词更好一些）。要充分解释历史就要用引用人文的规律，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仅仅是它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条件，但(20)不是它的充分理由或原因。
这段话足以说明使用“人文学科”一词替代“人文科学”等词的必要性。
何先生在《历史学论片》一文中，则强调了人类历史进程中人文动机，也就是人类思想的重要性。他先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的历史当然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但人类的自然史只是人类的前史，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这是人类有别于其他一切物种历史的特征之所在。一切其他物种的历史都仅仅是自然史，惟有人类在其自然史的阶段之后，继之以他们的文明史。何先生说：
文明不是自然的产物是人的创造。也可以说，文明史是自然史的一种外化或异化，一旦人类的历史由自然史外化为文明史，它就在如下的意义上对自然史宣告了独立：那就是，它不再仅仅表现为是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历史，同时它还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文动机的历史。人文动机一词是指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辨、计较、考虑、推理、猜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等。总之，是人类的思想，是为人类所独有而为其他物种所没有的思想——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事业，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有和其他物种一样的单纯的自然史。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的(21)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及其表现行为）的历史。
因此，何先生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中强调，历史学不仅仅是一种科学，它“同时还是人文学科”，何先生不无遗憾地说：这一点好像就连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还不曾意识到，好像是一种传习的势力在引导着历史学家们只满足于研究形而下的器，而不肯去思考自己事先所假定的形而上的道（即王国维所说的“其自身所赖以立论之(22)根据”）。四 科学和非科学─关于历史学性质的反思检讨
关于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非科学性一面，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进入了现代科学阶段，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不妨以历史科学为例，稍作进一步介绍。
近代史学曾经非常强调其科学性质和实证性质。20世纪初，著名英国史学家柏里在剑桥大学讲席演说中宣称：“历史是一门不折不(23)扣的科学”（也译为“史学乃科学，不多也不少”）。这个观点对东西方史学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德国著名史学家利·冯·兰克，后人誉为近代史学之父，“科学的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被认为是将历史学建立为客观科学的先驱，是实证派史学的代表人物。他特别强调信史，即历史学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之上，强调历史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整理和编排，更需要细加考订、求证、辨伪，务令史实真实可信。他认为只有根据最可考并经过最严格的批判而后认定的史料，才能写出信而有征的史书来。他还认为历史可以科学、客观，不受制于当代政治与任何哲学系统，也不预知将来，历史只是展现“真实发生的过去”，主张“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一样真实”。他的这一观点成为史学界的信条。学界承认他的著作使史学登上近代学术之林，发展了史学具有科学性的自觉，特别是史料批判方法，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不过，事件并不是这么简单。正如美籍华人史家汪荣祖《史学九章》揭示，兰克虽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便明言“历史既是艺术亦是科学”，但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强调客观信史之余，并未切断18世纪具有文学性质的史学传统，他的心目中，史家不仅需要优美的文笔，而且需要哲学训练来思考，认为史书原是史家的创作。他绝无把史学变成自然科学的一种，他只不过要把史学提升到具(24)有科学尊严的地位。
而且，后人也怀疑史学在史实认定上的科学性客观性。因为，在历史学中，史实的认定背后仍然带有价值倾向，甚至偏见。汪荣祖先生就说严格而论，即使堆砌排比史料，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因史料总需选择，选择就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其实，正因为史家有主观，才须(25)讲求客观与公心。
历史学是科学吗？近年我国学者对此也有许多新的论说。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说，多年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性为唯一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的归宿。历史学也理所当然应该是科学，正如柏里所声称的“历史学乃科学，不多也不少”。何先生却指出：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一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历史学既有其科学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因为是科学的，所以它是不反科学的；又因为它是非科学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合成，(26)才成其为历史学。
何先生指出，历史学本身包含两个层次，他称之为历史学Ⅰ和历史学Ⅱ。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他认为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虽然重要，但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并不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因为，“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Seelensvermǒgen）”，“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完全有待于历史学Ⅱ给它以生命，“没有这个历史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Ⅰ所留给我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27)。何先生说，通常的看法总意味历史学就是（或主要是）历史学Ⅰ，而不知道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前者。其实，“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就此而言，历史学家的哲学思想，远比史料的积累重要得多。他还说，“史料学不是历史学，也不能现成地给出历史学”，任何科学或学科都包括材(28)料和理论的统一。
何先生还指出，历史学家治史则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29)是认识史料，即上述（历史学Ⅰ），“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史学家“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这一点与科学家并无不同，因为这时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科学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何先生还说：“科学不能自行给出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没有它，科学就无所附丽，就失去了依托。”而第三个方面则是史学对人性的探微，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30)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还有这第三方面。
总之，对历史学来说，它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它既要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没有科学性就没有学术纪律可言，历史学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但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历史学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统一体。我们对外在世界（客观存在）的认识需要科学，我们对内在世界（主观存在）的认识还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即我们认识历史所需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种实质上有似于艺术的敏感性。(31)
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进一步指出，即便是历史学Ⅰ，也不全属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比如，兰克所说“历史学中只有考据学或对史实的考订那一部分才是科学，因为它只是根据考证得来的结论如实陈述，似乎与考证者的价值无关”，这样观点，也已遭到西方史学界批评，他们证明，兰克本人对众多史实的考订和陈述，(32)其实也“都是带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偏见的”。
不谈非科学的历史学，仅谈科学的历史学，也应看到，科学的历史学，虽与一般科学有诸多共性，但也有鲜明的不同于一般科学的许多特性，至少，它应是一种特殊的科学。
例如，何兆武先生指出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因你不能进行可控的实验来证实它或证伪它。胡适也曾说，文字材料是死的，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历史考据只能重证据，不能创造证据。但自然科学则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如平常的水不会分解，而人工可将水分解(33)成氢气和氧气，以证明水是氢气和氧气合成的。
例如，自然科学也好，历史科学也好，理论研究总是从考察特殊、个别的事物开始的，但自然科学的侧重点，以揭示对象共性为目标，最后总结抽象出相关规律，所以其研究对象的个别、特殊，常具有天然的同一性。正如有学者指出，自然科学家研究分子，完全不必从横向上考虑中国、英国、苏联、美国等国家的分子的区别，也不必纵向考虑公元1世纪和公元20世纪分子有何不同。他们不必在个别、特殊的认识阶段停留太久，研究它们是为提取普遍性服务的。但历史研究不同，由于人的复杂性，人本身引起的社会历史现象也非常复杂，像研究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等等，不得不时刻关注时间、空间带来的区别，不得不在个别、特殊的研究上花费极大功夫。这很容易给人带来自然科学是致力于一般规律的研究，历史学则致力于特殊的个别的复原的印象。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写有史学论文《论历史》，他认为详尽的材料和正确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却不足以使历史学成为科学。两者之外还有着或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历史科学（假如可以使用“科学”一词的话）之所以成其为历史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自然科学的所在。因为，历史学是一种文化或人文的科学，“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而这是科学本身所无法提供的”。若就材料而言，“历史的事实，乃是心理学上的事实”而非物理学上的事实。若就方法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抽掉了具体事物的个别性之后的抽象性，目的在于得出普遍的规律；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则恰好(34)是个别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目的在于具体的描绘。
美国学者波普尔曾指出，虽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相同的研究方法，即他所提出的猜测—反驳—试错法，但自然科学可以对自然界做出规律性的猜测，并做出有条件的预测；而社会科学则只能对(35)社会具体事件猜测，不能做出历史预测。
自然科学家可以只用解释的方法，不必用叙述的方式，如用“万有引力定律”说明“苹果从树上掉下”，不需用叙述方法来解释。而历史对大量的、与规律无关的因果关系，通常只是以叙述的方式来说明其来龙去脉或因果关系。常常是一个“how”（如此发生）的叙(36)述，而不能上升到“why”（必然发生）的归纳。
何兆武先生说，我们通常问自然现象是“为什么”，那只是追问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出现的，不是问它“为着一个什么目的”。自然史本身没有目的。但人文史则正相反，它的全历程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人的目的，人文史没有一桩事件是没有目的的。研究自然界不能有任何目的论观点，研究人文历史却片刻不能脱离目的论观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思想的、有目的的，或者说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有思想、有计较、有计划的行动。离开目的论，我们就无从(37)理解人文历史。正如有目的论，我们反而无从理解自然的历史。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认为，历史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个别性与价值性。历史的个别性即不可重复性，反映了个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科学因其认识目标、形式、性质，而产生不同。一类是研究一般的规律，考察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其目标是普遍的“定然判断”；另一类是研究特殊的事实，考察的是一次性的现实事件、特定的内容，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前者是规律科学，后者是事件科学；前者是制定法则的，后者是描述特征的。
尤其重要的是，自然科学是一种对规律的或普遍概念的联系的研究，它不研究文化价值，也不研究它的对象和文化价值的关系。而历史科学，则必须把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标志为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由此，何兆武先生提出一条重要结论：一切人文的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38)是客观给定的事实和规律。
历史科学与一般科学自然科学的区别还有很多。如开创现代解释学的西方哲学家狄尔泰，从他的生命哲学出发，归纳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两大差异：一、历史是人的精神生命，而自然界谈不上这一点；二、对精神生命的研究，只能是内在的体验，而自然科学是因果的解释。
他认为这种差异表现在对象本体上，是人文与自然的对立；表现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就是解释与理解的对立。
狄尔泰说：自然界需要解释说明，对人则必须去理解。“理解”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解释”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解释”的区分（有时也表现为“解释”与“说明”的两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异。狄尔泰代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求异”一派，突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当然，还有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一”的一派。不过，在学科研究的方法逻辑上，它们都使用着相同的(39)解释模型。
在对象差异上，狄氏认为，史学方法上的特殊性，来源于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命，而自然界谈不上这一点。对精神生命的研究，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能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所以，自然科学是因果的解释，人文科学是精神的理解。这里所说的“理解”，不是理性的抽象，而是共通的领会，或心灵的体验。这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方法论上的差异。共通领会或心灵体验式的“理解”，则是自然科学所没(40)有的，也是它不必有的。
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西方著名史学家柯林武德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另一位著名西方史学家克罗齐则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另一重大命题。这也就是我国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主张历史研究应对前人抱有“理解的同情心”的原因。
这种理解，意义深远，广及各种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许多远见卓识。他认为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文化交流，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中都有值得总结的重要资源。他对人们如何达到相互理解，提出了富有启发的看法。在《费孝通在2003年：世纪学人遗稿》一书中，他指出：
传统意义的中国人，对于“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既不是西方的“主观”、“客观”二分的体系，也不完全如中根千枝先生所概括的日本文化的“纵向”特征；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这两个维度而构建的世界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减的“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探索中，对于“我”的关注，自然地就继续向“内”的方向深入，也就引出比“我”更接近“内”的概(41)念——“心”这个范畴。
费先生还指出，在古典人文思想中，“心”是个人自我体验和修养的核心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常常倾向和暗示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即人们谈到“心”的时候，总是自然产生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也会以好像“设身处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说话，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
费先生认为“心”这一概念，以其独特的思考维度，也成为人际关系的十分重要的范畴，诸如“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等。这不仅值得今天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还有深刻的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他提出“心领神会”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他说：“心领神会”，就是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它就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也确实表明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的某种优越性和必然
(42)性。
看来，“心领神会”，对我们学习西方“解释学”而更能深化发展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前述柯林武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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