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年表读懂中国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东峰,张景忠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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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表读懂中国史试读：

序言 请走进历史吧！

在教学的过程中，和学生接触多了，我发现现在的学生处于历史的盲区：男生热衷于将游戏中的勇士、智者等同于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女生迷恋于将影视作品中俊男美女间的痴情恩怨当作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在和学生聊天的时候，我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老师，吕布应该是最牛的武将吧？比李元霸厉害是吧？”或者“老师，甄嬛她们说的应该就是文言文啊！”面对这种情形，我总是不好回答，我不可能去告诉他们，他们问的是伪命题，真实的历史该怎样怎样，那些电视剧或者游戏某种程度上在摧残历史。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历史是一片荒芜。

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美国的穿越都是去未来，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只能憧憬未来。相比于别的民族，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历史来供我们记忆、消费、思考和借鉴。

如果抹去一个人的记忆，即使不让他的肉体有任何变化，我们都会认为这个人不是原来的这个人。民族也是一样，抹去它的记忆——历史，那它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民族。曾经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朋友——标准的愤青，非常崇拜冉闵，言必称汉。一次和他聊天的时候，讲到华夏的问题，我告诉他“华”和“夏”的本义，告诉他华夏对待蛮夷的态度，告诉他草原上这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告诉他汉人的种族源流和曾经的荣光与耻辱，他很吃惊，开玩笑似地对我说：“老师，你是来毁三观的吗？”我们相对大笑。此后，便很少见他做愤青态，言语间也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一个人，应该继承这个民族的记忆，理解民族的自强不息和兼收并蓄，当其自称时，需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所指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假借着“历史”的符号，在那里聒噪不休，显示着自己的无知和可笑。

文化市场上，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历史的热潮就没有退去过，电视剧、评书、电影、各种解读、历史小说等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各种被历史外衣包装过的消费品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而这一切却让“历史”二字变得浅薄起来。这些文化工作者并没有错，他们制造了那么多的产品，为自己赚取了足够的利润，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合理。然而，消费者在这种消费中，不但汲取不到知识的营养，却徒增对历史的迷茫。

严格说来，本人亦是历史的消费者，而且一直在消费着历史——假如我不从事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又拿什么来谋生呢？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义务去引导正确的历史消费。一个人可以将历史当成娱乐，然而他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历史观。举一例，中国历史不是英雄史，更不是奴才史，也不是血泪史，如果消费者喜欢看清宫剧，这无可厚非，然而看完后将这些当成历史，就有点可悲可笑了。

历史和未来有关系吗？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关系，是说历史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想；没有关系，是说所谓历史，皆已成为过去，无论百般努力，始终无法改写。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通过历史镜鉴来预测现实的发展，纠正行为的偏差，是历史的根本价值所在。看《三国志》，见汉朝必亡，就知道国家危机非一人可救，必须流血而后重生；见吕布必败，就知道人必言而有信才能立足，一人之力不足为能；见曹操之死，就知道王图霸业都空，且休息去……也许有人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大凡在历史上留名者都是大智大勇之人，他们的成就对自己来说只有艳羡的空间。其实不是这样，历史记住的是人，读历史的也是人，是人总有相似之处，总有可借鉴的地方。推而广之，历史记载的是国家，那么国家兴亡也肯定在历史中。在这里，分享一个读史妙想：当今国际局势有点类似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乱世，当年的有识之士认为统一天下的非秦即赵，那么未来呢？

中国人是幸运的，有记忆、消费、思考和借鉴历史的传统。就算是对历史再无知的年轻人，也习惯于亲近历史。我的学生们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而且也乐于和他的朋友们分享读史心得。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接受历史信息的渠道问题和一些错误历史信息的干扰，他们的历史常识总是显得那么可笑。

这本《用年表读懂中国史》以时间为线索，串联历史大事件，讲述严肃而又有趣的中国史，肯定对各位对历史有兴趣、有需要的读者有所裨益。

原始社会

东非猿人：最早的文明曙光

无论是人类的早年时期还是个人的童年时期，人们总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人是怎么来的？

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一直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起源说。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全部起源于非洲南方古猿，然后迁徙到世界各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世界如此广阔，人类不可能都来自非洲。不过，最后是非洲起源说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距今约400万年前，东非的气候急剧变化，生活在丛林中的南方古猿被迫来到稀疏的草原生活，从而进化出直立行走和上肢下肢的分工，进而通过新的捕食方式提高了智力。然后气候再度变化，在几十万年的历史中，南方古猿迁移扩散到世界各地……

阿法南猿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古猿，他们的生存年代大约为350万～300万年前，主要活动在东非一带。考古学家曾经发现了一个未成年阿法南猿的头盖骨，命名为露西，她生活于约320万年以前，拥有类似猿的脑容量，但采用的是直立方式行走，因而被归类为人族。

从东非猿人开始，因为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活动，同时能够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记忆和思考，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文明开始逐渐从蒙昧中脱离出来，也意味着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北京周口店人：最早意义上的中国人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猿人遗迹遍布南北各地，迄今已发现的猿人化石和相应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数十处之多。其中重要的发现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人等。

云南元谋人化石是我国目前已发现较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蓝田人出现于较晚的距今约115万～70万年前，但和元谋人一样仍属于旧石器早期的直立人。他们在脑容量和体质方面都还比较原始。

到了距今约68万～78万年前，出现了与现代人较接近的北京周口店人。据研究，北京猿人不管是在体型上还是在脑容量方面都更接近现代人。其上肢骨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甚于下肢骨，这表明北京猿人的下肢在长期直立行走和辅助性劳动中日趋完善，上肢在长期的劳动中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动作而变得十分灵巧。

北京猿人已开始使用火，会用各种不同的石质工具劳动，并且有了一定的生活组织形式，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女娲造人：中国历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据《淮南子》记载：传说上古时期女娲采五色石来补苍天，烧芦苇为灰烬来阻挡洪水，并且用手捏、鞭子打的方式造人。这些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所反映的是我国旧石器晚期母系氏族社会状况。

大约5万年前，我国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当时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是采掘、种植植物和驯养、繁殖动物，而男子主要的任务则是渔猎。在当时的条件下，男子获取生活资料的数量远没有女子稳定，所以在生产中，女子占据主导地位；男子要承担着保护氏族安全的危险责任，因此寿命比较短，部落中的首领往往由最年长的女性来承担；当时，人们盛行群婚制，在这种群婚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男子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大多数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维持部落传承的血缘纽带只能是母系的。

我国古代有严格的“同姓不婚”习俗，其实就是古代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姓，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人所生也”，表示的是血缘关系，所以一些比较早的姓如姬、姜、嬴都是“女”字旁。

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繁荣时期。目前，考古学者已经发现了属于这个时期的7000多处遗址。

半坡文明的发掘：华夏文明的源头

距今约6 500年前，我国黄河地区的母系氏族文明发展到顶峰，其代表就是半坡文明。

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学家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发现了面积大约为50 000平方米的原始社会遗迹，随后共有200多名专家对遗迹进行了5次发掘，持续近4年时间。

至今为止，该遗址有超过10 000平方米的地区已经被发掘，共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近万件，为我国考古事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在出土的大量陶器中，科学家在陶盆上发现了大量的黑色彩画，主要有人面、鱼、鹿、三角和植物符号等，经过进一步的研究，科学家猜测这些彩画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牛、鹿、狗、马、兔等，在其中的有些骨骼上还能发现人工驯化的痕迹，这说明半坡人的食谱十分宽泛，并且还出现了原始的畜牧业。半坡遗址还出土了乐器——两只陶埙，它们保存完整，皆为细泥捏制而成，表面光滑但不平整，灰黑色。该乐器的出土证明了半坡人高超的陶器制作水平，也说明当时半坡文明已经脱离了蒙昧阶段。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村落遗址，它也被认为是整个黄河文明的源头。

河姆渡文化：中国文明的另一大源头

从母系氏族时期开始，我国的文明有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这两大源头，其中黄河流域的代表遗址就是半坡遗址，而长江流域的代表则是河姆渡遗址。

我国考古学家于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附近发现了一处遗址，经过挖掘（1977年又挖掘了一回），发现了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还发现了当时人工种植水稻的证据。同时也发现了葫芦、橡子、菱角、枣等植物的种子，以及羊、鹿、猴子、虎、熊等动物的骸骨。此外还发现猪、狗、水牛等家畜的骨骼。

专家从遗址中找到了大量的稻壳（少量的稻米也留存下来了），推算出当时存储的稻子至少有150吨。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这么多的水稻肯定是最富有的人才能拥有，这说明了贫富差距在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很明显了。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推翻了黄河是中华文明唯一源头的说法，证明了广阔的长江流域也拥有着绚丽的文化。三苗、东夷这些传说中的民族可能就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原始中国人，其后裔就是楚、吴、越人。

三皇的传说：中国人对文明的不懈追求

传说，上古时期有一个圣人，他教会了人们钻木取火，还教会人们用燧石来取火。人工取火的发明让在野外渔猎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火来保护自己，烧熟一些不适合生吃的食物（鳖、虾、蟹等）。人们有感于这个人的功绩，就尊他为“燧人氏”。

据说，有一个圣人教会人们制作弓箭和渔网，人们可以利用这两种强大的工具来捕猎大型的野兽，抓捕空中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人们尊这位圣人为“伏羲氏”。据说伏羲氏还发明了八卦，他算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了。

后来，又有一个圣人降生了，他教会了百姓种植各种植物，并且亲自品尝各种草，发明了中医，还发现了茶。这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生产效率，同时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人的寿命也得以延长。因此，人们把这位圣人尊称为“神农氏”。

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合称“三皇”，他们称谓中的“氏”字是一族的意思，他们的历史原型可能是某一个部落最早开始使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并将技术推广开来，因此成了部落联盟的第一氏族。抛开传说的外衣，从历史角度分析，三皇的发明，代表着中国文明从用火到渔猎再到种植的进步，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文明的不断艰辛探索。

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国：文明延续的黄河、长江流域

史学界有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分别是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和古代中国。可是到今天，其他的文明都已经断绝和消失了，只有古代中国文明流传下来，这是什么原因呢？

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早出现的是古代埃及，该文明位于尼罗河河谷地区。古巴比伦文明位于两河流域。这两种文明生存的空间非常狭小，没有多少文明扩张的空间。和周边落后地区相比，这两地的文明很显然类似于寒夜里的火把，一旦遭到游牧民族入侵或者当地生存环境恶化，那么缺少战略空间的文明必然被摧毁。

古代印度文明和玛雅文明（发现较晚，但也是古老文明的一支）都是起源于丛林的农耕文明，经济基础完全依赖于农耕，对外的交往比较少，稳定而缺少变动性。所以面对变化——雅利安人入侵、水土流失时，这种文明本身缺少自我的调整，最后只能是被落后民族所吞噬或者是自我消亡。

古代中国的文明广泛分布在从长江以南到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这个范围内既有农耕民族（蚩尤部落），也有游猎民族（黄帝部落），还有丛林民族（三苗部落），可以说从诞生伊始，它们自身就不断向外扩张，并且各种文明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吸收，这种现象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广泛存在的。华夏（文明）和蛮夷之间的碰撞，其实就是文明的进步与稳固。因为古代中国的文明本身又分为很多支流，其中一两支的断绝并不能影响该文明的整体向前发展，这也是中国古代为什么多次遭受游牧民族入侵，而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

可以说，从一开始，有着巨大的生存空间和众多源头的中华文明就注定会一直流传下去。

黄帝击杀蚩尤：充满迷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距今5000年前，我国的众多氏族部落都陆续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应地，传说也从神话崇拜进入英雄崇拜时代。此时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各地的氏族都进入军事民主制时代，那些领袖人物开始建立和私有制相对应的监狱、军队等。

传说，当时的大部族主要有生活在姜水附近的炎帝部落，生活在渭水北方的黄帝部落，生活在东方的少昊氏、伏羲氏等部落，还有生活在淮水北方的蚩尤部落和生活在汉水附近的三苗部落。他们之间都发生过战争，最开始是黄帝部落击败了炎帝部落，两个部落最终融合成一个部落，构成了古华夏民族的主体。所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

随后炎黄联盟和蚩尤率领的九夷联盟发生了战争。“蚩”的意思是山下的小虫子，这应该是对手讥笑其和虫子一样吃草籽，说明他们是农耕者。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盔”，说明当时九夷已经有很高的冶铸水平了。而黄帝生活在北方草原，发明“指南车”，驱使各种猛兽，可以说是典型的游牧者。

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游牧民族获胜结束，蚩尤被击杀，而黄帝部落则迅速融入农耕生活，成为中原大地的祖先。

禅让的神话：世俗王权的确立

传说黄帝给全天下“划野分疆”，共分为九州，根据家庭数组成一级级的组织，设立官员，选拔官吏来管理部族。史称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14人被分封得姓，这说明当时黄帝通过巨大的功绩（击败炎帝、蚩尤，发明新技术）已经确立了王权，并且国家雏形已经形成了。到尧、舜、禹时期，王权更替已经相当有规则了。

唐尧的记载最早出于《尚书·尧典》，他是黄帝的直系子孙，曾经治理洪水，征伐苗民，到年老的时候，将自己的位置传给虞舜。虞舜名字叫作重华，是出生于姚墟（一说诸冯）的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为帝颛顼的直系子孙，因而与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接受禅让后，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到年老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位置禅让给了夏禹。

不过，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从虞舜晚年巡游并死在南方的典故看，当时的禅让，真相有可能是新的领导者带领自己的核心部族强势崛起，最终温和地夺取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

总之，禅让的神话，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习惯有一个“帝”，世俗王权已经形成了。

大禹的功绩：第一次确立的“天下”观念

上古时期，洪水滔天，于是唐尧任命鲧来治理洪水，但是没能成功，于是鲧被处死。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禹结合前人的经验，大胆采用疏导和堰塞相结合的方法治理洪水，开凿了很多条河道，最后将洪水引入大海。传说大禹治水，足迹遍布整个天下，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手脚都长出厚厚的老茧，历时13年才成功。

大禹治水时的辛劳和功绩被人们牢记在心，因此虞舜年老的时候，他接受禅让成为新的首领。大禹上任后励精图治，根据各个部落的远近，规定了各地向中央进贡贡品赋税的多少，划分了整个天下的疆域，指出了各地交通的道路，探明了天下的物产，还聚集各地的金属，铸造了象征九州的九鼎。

史学家认为，大禹成为部落首领后，巩固了世俗王权。他在嵩山的南面，也即夏部落活动中心建立了都城——阳城，还在淮水下游的涂山大会诸侯，其他诸侯则前来朝见、进贡，这都标志着夏王朝的建立。夏禹去世时，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儿子启。有的诸侯反对，启则杀死了反对他的那些部落首领，把那些部族变成了奴隶。这说明，夏禹在传位给启前，已经为他留下了强大的军队。

以上这一切表明，夏禹确立了家天下和王权，中国历史进入奴隶制国家时代。

夏朝

夏朝遗址的挖掘：中华五千年的见证

一大批西方历史学家和部分中国学者，对于夏朝的历史存在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夏朝是中国古人对祖先的幻想，所谓的夏朝不过是一个大型的部落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

不过，《史记》中有明确的夏朝王室表系记载，《论语》中也说“殷因于夏礼，吾可知也”，特别是从山东地区出土的西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有这么一段：“威武的王汤，尊敬畏惧天帝，接受天给的使命，讨伐夏朝，打败他们的军队。在小臣（其他诸侯）的辅佐之下，他的领土囊括九州之地，占据着曾经属于大禹的都城。”这些都表明，夏朝的存在是受到古人肯定的。

夏的存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得到解决。

1960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经考证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也即夏都的遗址。经发掘，人们发现了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陶片、骨器残片，以及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和400多座墓葬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①夏、商两代的纪年因无确切的定论，此处采用的纪年是参考资料《史记》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所得，均为约数。

二里头文化的重现使夏朝的存在得到了明证。从夏朝开始，中国真正进入了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悠久历史期。

从禅让到家天下：最早王朝的建立过程

传说，夏禹去世以前，伯益被选拔为继承人。然而涂山之会后，大禹确立了世俗的王权，因此想把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启。碍于禅让制的传统，夏禹还是给较为贤良的伯益继承人的名义，但是，暗地里却让自己的儿子启频繁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培养启的个人势力。而夏启也非常努力，传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每顿饭只吃一碗普通的菜，睡觉时只盖一床粗糙的被子。除了大型节庆外，他不允许演奏音乐、表演舞蹈来娱乐。他还尊老爱幼，选贤任能，这些做法让夏启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再加上他经常出现在政治场合，所以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伯益。

夏禹死后，按照传统，伯益就躲到一个地方隐居起来表示谦让，可是威望和权力都超过他的夏启趁机大肆收买人心，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父亲的王位。

夏启继位的时间据推测为公元前2070年。他的登基开创了家天下制度，从此最高权力的传承在中国进入一家一姓的时代，这表明阶级社会已经定型，而且以暴力和暴力机关维护统治也成了常识。

太康失国：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

夏启在巩固了夏朝的统治后，逐渐沉迷于自己的功业，放纵于游猎享乐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几个儿子争位使得政局更加混乱。夏启死后，太康继位，但是他的五个兄弟不服，先后发起叛乱。内讧使夏王朝发生了大的动乱，国力下降。

太康击败政敌后，不事生产，沉溺于享乐。王朝初年的内乱和黑暗让民众（普通的原始氏族成员和奴隶）极为怨恨，而强大的方伯（被夏征服的其他部落和大贵族）离心，这给了东方的夷族机会。

夷族是生活在今山东、江苏地区的部落，他们的文明程度比夏朝低，但是军事实力强大。太康游猎“十旬弗反”，由于中央长时间处于无主的空虚状态，夏朝都城安邑被东夷趁机一举攻下，史称“太康失国”。

东夷首领后羿在取得夏王朝政权后，不久就被自己的亲信寒浞推翻。而太康则在失国后不久死去，其弟仲康在臣子的保护下在山东另建立一个小朝廷。不久小朝廷再次被寒浞追杀，仲康和仲康的继任者相都被杀死，而相的遗腹子少康出生后，被有虞的君主封在一个10里见方的小地方。少康长大后，在其封地，施行德政，逐步聚统了离散的夏朝民心。而寒浞则在无休止的征战中处于“内外交困”的困境，势力大为削弱，最后被少康打败。少康成功复国，史称“少康中兴”。

奴隶制萌芽国家形态：父权制的扩大

夏王朝建立时，国家制度还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夏朝的建立是父权制扩大到一定程度的表现。“父”的意思是一家之主，“支配着他的子女、妻子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有生杀大权”。到后来，从“父”字发展出表示官职的“尹”字，也即从一般的贵族发展而出的世袭贵族。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字意思众多，他是“尹”中最为尊贵的发“口”令者。

因为保持着原始的父权制，此时阶级的划分远没有后代那么明确，相互之间的对抗也没有成型阶级社会那么激烈。在土地上劳作的人统称为“民”、“黎民”、“庶人”，他们之中的少数是贵族的后代和原始氏族的成员，大部分是地位极低而没有任何自由的奴隶。

夏王朝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奴隶的数量和管理已经相当规范了：王是最高阶层的领导者，下面有六卿、百尹协助管理各种事物；有一支规模较大、组织严密的军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奴隶制法典《禹刑》；有了用石和钧作为计量工具的赋税制度，而且确立了一些贡赋制度。

《夏小正》：我国先进农业文明的明证

根据《夏小正》和其他一些历史文献推测，夏朝的粮食产量有了显著提高。相传夏王少康（一说就是杜康）擅长酿酒，使用的原料是高粱一类的谷物。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夏朝有耒、耜、石铲、石犁、刀、镰等耕作用具，还有石磨、石杵臼等粮食加工用具，而且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农具。这些都说明，当时的农业耕作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由夏桀说起：历史时有重演

夏朝的第13任王孔甲在位时，夏朝已经开始衰落了。到了第16任王夏桀统治时期，夏朝已经非常虚弱了。

相传，夏桀智、勇、力兼备，但是生性残暴，沉溺于声色，曾经用武力逼迫那些不服从的部落向自己臣服，虽然获得成功，但是却让其他部落与夏朝更是离心离德。他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对百姓穷尽搜刮之能事。《尚书》中说他的罪状主要有“率竭众力”、“率割夏邑”，他的这些做法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夏桀自高自大，自认为是太阳的化身，而百姓则痛恨地咒骂他：“这个太阳为什么不早点下山呢？我们愿意和它同归于尽。”

此时，生活在东方孟渚地区的商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将内外交困的夏王朝打败。公元前18世纪，商首领汤率军队伐夏，最后夏桀在今河南封丘地区战败逃亡，夏朝灭亡。从一些史书上可以看到，王朝末代的君主也不乏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他们大多都有雄才大略，勇武非凡，同时也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因为认为自己本身比别人更有智慧，所以往往不能正视他人的进谏，一意孤行，最后将王朝带入内外交困的处境，导致最终灭亡。

商朝

汤武革命：多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商人是黄帝子孙的一支，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活动在今商丘一带，并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夏王朝中后期，商部落已经是东方的大部族。相传商部落的首领王亥祭祀的时候，用了300多头牛和19个人，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当时的财力和奴隶都非常多。后来王亥在对外贸易的途中被杀，继任的首领上甲微继续励精图治，使得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向下六代，到首领汤时，相对于日渐衰落的夏朝，商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威胁其存在。

商部落从始祖契到汤，先后迁徙了8次都城。为了灭夏，商汤修建了亳邑，并在此招兵买马，积蓄实力。在伊尹的辅助下，商汤不断蚕食周边的小部落。经过11年的征战，逐步侵蚀夏王朝的实力。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与夏进行总决战，史称“鸣条之战”。此后夏朝灭亡，商王朝建立。

伊尹辅政：宰相制度的雏形

在商朝建立的过程中，宰相伊尹立下了汗马功劳。

伊尹原本是一个奴隶，名挚，一说名伊，又称阿衡。伊尹自幼聪明好学，虽然身为奴隶，地位低下，但是他既有较高的烹调技术，又深懂古代治国的道理，所以逐渐声名远扬，以至于使求贤若渴的商汤三番五次地前去聘请他，但是都被伊尹的奴隶主拒绝。最终商汤迎娶伊尹主人的女儿为妃，让伊尹作为陪嫁奴隶来到自己身边。

伊尹辅佐商汤建立了商朝。汤死后，伊尹又历经了几代，成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太甲被软禁了3年。在太甲认识了自己的过错后，伊尹才适时把太甲迎回都城，让他重掌王权。

伊尹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之师，同时也建立了我国宰相制度的雏形。在我国古代的政治构建中，相权对君权有着辅佐和制约的双重作用。一直到明、清，随着绝对君权的建立，相权才最终沦为了君权的附庸。

盘庚迁殷：游牧和定居习俗的斗争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今河南商丘以南地区。在此后300年里，历代商王一共搬迁了5次都城。这是因为当时的商部落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残余，并没有固定都城的意识。由于没有稳定的继承制度，当时王族内部经常发生内乱，都城不得不随着权势人物的变更而变更。黄河中下游经常闹水灾，甚至有一次彻底淹没了都城。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商朝前期，频繁地更换都城。

到商第20任王盘庚继位的时候，他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可是，当时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造成内部混乱。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说：“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产生无谓的惊慌。你们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最后盘庚获得了胜利，终于带着所有的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地区）。在黄河南岸整顿商朝的政治，发展农耕经济，从而使日益衰落的商朝迎来了复兴的局面。

此后两百多年，商朝一直处于稳定的局面，也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殷商，或者殷朝。而这种定居生活让商的文明更加繁荣，今天考古学家从商都遗址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这就是商朝发达文明的见证。

贝成为货币：“商”的解释

从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商是一个擅长贸易的民族。他们的先王王亥就曾经用牛载着各种商品进行商业活动。所以有些学者推测，中国古代把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就是因为商王朝的人擅长贸易。而且，周灭商时，周公曾经说过殷商遗民中有一部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贸易事业的商人。他们保留着平民或者平民以上的身份，通过经商赚取足够的商业利润来供养父母。

商业的发展，需要有固定的货币。我国最早使用的货币，如《说文解字》中所说，应该是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龟甲。然而龟甲在当时是较难得的材料，所以数量稀少，极为珍贵。在日常生活中，贝就充当了商品交易的媒介。拥有贝数量的多少就成了富裕与否的标志。商代的妇好墓中出土了6000多枚贝，这说明当时贝作为财富成为殉葬品已经非常普遍。

除了真的贝外，还有骨贝、玉贝和铜贝。特别是铜贝的出现，说明商代的铸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说明了当时经济的发达——已经发展到了铸造货币时期的早期。

甲骨文：中国独特的文字传承

商人敬重鬼神，不管什么事都喜欢占卜，而且在占卜后会把卜辞记录在龟甲牛骨上，所以商代留下来大量的甲骨卜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些甲骨外，商代还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来记录收藏典籍，但是这些典籍大部分都已经流失，只有《尚书》中的《商书》保留了一部分，而其中《盘庚》3篇是比较可靠的篇章。这3篇共有文字1200多个，语言生动，是关于当时历史比较可靠的记录，也是重要的文学作品。

除了甲骨文外，商代还有陶文、玉石文、金文等，现今已发现了5000多个字。虽然材质不同，但是文字是一样的，都是方块字的雏形，而且相当成熟，从结构来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

周朝与商朝的实力对比：看商、周的兴衰

商王朝晚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迅速衰落下去。商王武丁统治的59年，是商代最强盛的时期，但是在他之后的统治者越来越腐败，矛盾集中在王权和贵族、统治者和平民身上。而且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奴隶的逃亡行动等一直没有停止过。甲骨卜辞中也出现过关于众多奴隶逃亡，是否能成功追回的卜辞，这说明当时奴隶的逃亡已经因为数量太大而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恐慌。

到了商朝末帝商纣王在位时期（公元前1075年～公元前1046年），因为商纣王的残暴，商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最终走向了灭亡。虽然历史书上对商纣王的残暴有所夸张，但是从他修鹿台、厚赋税等行为来看，商纣王确实是荒淫残暴的帝王。为了转移国内人们的视线和讨伐日益离心的诸侯，商纣王集中兵力向西北黄土高原和东夷地区进军，不过这些行动反而加快了诸侯的背叛，极大地削弱了商朝的力量。

而此时，生活在岐山地区的周部落经过不断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最后击败了空虚的商王朝，商纣王自焚而死。至此，存在了554年的商灭亡。

从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对比来看，一个王朝的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不是外部敌人的强大，比如汉、明的灭亡，都和商一样，不是灭亡于对外战争，而是内部矛盾无法解决，才最终导致整个王朝的灭亡。

“箕子朝鲜”：朝鲜人是商人的后裔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因封国在箕，所以称箕子。箕子与比干、微子被孔子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仁”。商纣王残暴无道，而且不听任何劝谏。于是微子离他而去，隐居山林；比干坚持劝谏，却被剖心而死；箕子则装疯卖傻以求自保，结果还是被囚禁了起来。

周朝灭商以后，箕子被释放。箕子不愿投降，于是逃亡朝鲜，周武王听说他的贤名，于是将朝鲜封给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箕子来朝鲜的时间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灭商以后。当时箕子也许是看到商朝大势已去，便率领一部分商民迁居朝鲜。后来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只是承认一个既成事实罢了。

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人民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箕子一事，表明华夏文明从兴起之日起就走上了向周边扩散的道路，并带动了以“礼”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西周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周王朝的建立

在中原商王朝衰落的时候，位于今山西渭水、泾水一带的游牧部落周开始兴起。到周部落首领周文王继位后，势力更是发展到整个关中平原。此时，周已经完成了向奴隶制的转化，不过周文王依然亲自耕作，同时礼贤下士。

周文王时，周势力已经发展到江淮地区，“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此时，周文王依然对商政权保持着名义上的尊敬。不久文王去世，武王姬发继位。武王九年，姬发大会诸侯，盟誓灭商。两年后，姬发率领各诸侯联军精锐3 000人，士兵45 000人攻击商首都，牧野之战爆发。殷纣王不得人心，牧野之战中参战的奴隶倒戈相向，最后纣王自焚身死。武王克商后分兵控制了商朝的旧地，定都镐京，建立周朝。

从周文王的臣服到周武王的反抗，体现的是民心所向，也就是时机。这段时间内，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接受的更多的是欣欣向荣的新朝“教育”，成为新朝代的支持者。从先前的准备到战争，再到战后的与民休息，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都遵循着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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