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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本雅明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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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日记试读：

前言

瓦尔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记录了其于

1926年

在此，我们掌握着一份自成一体的、记录了一段对本雅明而言十分重要的生命历程的文献。这段生命历程完全未经审查地——这么说当然首先指的是：未经本雅明本人的审查——呈现在我们眼前。所有迄今为止公之于众的、尚存的、写给各类人物的书信，总是有着一种特定的取向，或许甚至可以称之为倾向，一种对收信人有所顾虑的倾向。所有这些书信都缺失了那么一种维度。这种维度恰恰只存在于毫无保留的、诚实的自我省思与自我交代当中而且恰恰就在此中敞开自身。唯独《莫斯科日记》传达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未被明确写下来的东西。当然，在这里或那里，比如说偶尔在本雅明的一些格言警句式的暗示里，也有对这些事物的提示，只是，这样的提示始终是谨慎的、“消过毒的”，是经过了自我审查的。而在此处，它们却在其充分、详尽的原始关联中显现了出来。从本雅明写自莫斯科的少数几封留存的书信来看——其中有一封是给我的；另有一封是给尤拉·拉特（Jula Radt）的——此种关联是我们未曾料想到的。

三大要素共同影响了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首先是他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激情。其次是他想进一步考察俄国社会状况的愿望，或许甚至还希望与此建立某种形式的关联并由此对关于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的问题做出决定。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了两年多。最后，显然还要考虑到踏上行程之前业已接受的写作任务。这些任务要求本雅明汇报莫斯科的城市面貌及生活，即莫斯科的“外在形象”。顺便说一下，一些方面预支的稿费也确实为本雅明在莫斯科的逗留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为此，本雅明日后须撰写与此次行程相关的文章。1927年年初发表的四篇文章就是直接起因于这样的约定，尤其是与布贝尔（Buber）商定的发表在杂志《造物》上的长文《莫斯科》。这篇文章是对《莫斯科日记》中最初的相关记录所做的、往往是大规模的重写，其不可置信的精确性令人惊叹，观察与想象在其中以罕见的强烈程度紧密相连。

日记里有很大的篇幅生动地描写了本雅明与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主流人士以及一些有分量的干部交往的尝试，以期建立一种对其自身而言富有成果的联系，而最终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本雅明作为德国文学界与精神界派驻俄罗斯的通讯员谋求建立此类稳固关系的意图失败了。与此同时，日记里，除此之外别无他处，还详细记录了本雅明关于是否加入德国共产党的考虑。对各种利弊的权衡最终导致了彻底的放弃。本雅明认清了界限，他不愿意逾越界限。

行程之初，本雅明对自己与莫斯科的文学圈子建立联系怀抱着乐观的期待，而其后等待他的莫斯科的现实却令其大失所望。期望与失望，两者差异迥然。一封迄今尚未公开的书信代表了他的乐观主义，这便是他于1926年12月10日，在其到达莫斯科仅仅四天之后写给我的一封信。我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此信。这是唯一一封他确确实实从莫斯科写给我的信。至于这些期待最终变成了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其日记的极尽详细的进展中了解到。本雅明逐渐失去了——不过，因此绝没有使人少了分毫压抑之感——此前所抱有的一切幻想。

至于本雅明如何评价其在莫斯科的经历与体验，我们还可以非常明确地在他于回国仅仅三周之后写给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的一封信里看到（1927年2月23日）。在信中，他预告了其为布贝尔主办的杂志《造物》所撰写的《莫斯科》一文即将收尾。在我看来，此处应该将本雅明写于此信中的总结公布出来。他写道：“一切理论都将远离我的描述。我将能够，如我所愿，恰恰由此而使造物说话：既然我已同样成功地理解并把握了这种崭新的、令人惊诧的语言，它透过一种完全改变了的环境的声音面具隆隆作响。我要对眼下的莫斯科城做一种描述，在这一描述中‘一切事实就是理论’，且这一描述由此而放弃一切推论的抽象，放弃一切预后，甚至在一定界限内也放弃一切评判。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抽象、预后、评判完全可能不以精神‘数据’为基础，而纯粹从经济事实出发。对此，哪怕在俄罗斯国内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足够广泛的了解。莫斯科，如其眼下自我表现的那样，使人如图解般简化地看到了各种可能：首先是革命失败的可能和革命成功的可能。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存在一些不可预见的东西，其形象将大大有别于任何纲领性的未来描绘。如今，这正在人们身上以及他们周遭的环境中生硬而鲜明地显现出来。”

对1980年的读者而言，还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在日记里才初显端倪，即几乎所有本雅明终究还能够与之建立起联系的人——顺便说一下，不管他当时是否清楚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犹太人——都属于反对派，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艺术上的反对派，这在当时差不多还能够互相区分得开。这些人，据我对其命运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而言，都或早或晚地作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在其他征兆下成了当时业已发端的斯大林统治的牺牲品，就连本雅明的女友阿丝雅·拉西斯后来也在“肃反”运动中被迫在一个集中营度过了多年光阴。此外，本雅明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他的许多重要的合作伙伴身上的或由恐惧或由玩世不恭所决定的机会主义。他未能避开这样的机会主义，以至于最终爆发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在面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时候。

在本雅明的这些行动的过程中，对他的精神状态而言，他与那位极富才智的导演伯恩哈德·赖希（Bernhard Reich，早年在柏林的“德意志剧院”）——阿丝雅·拉西斯的生活伴侣（后来在其晚年成了她的丈夫）——的不无紧张的关系比起与其女友的关系更为重要，更富有启发。正如日记所证实的那样，阿丝雅并不拥有赖希所掌握的人脉。然而，即便与赖希，本雅明的内心也早在1927年1月就产生了一种费力掩饰的决裂。

当然，这部日记的核心，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样，无疑是本雅明与阿丝雅·拉西斯（1891-1979）那问题重重的关系。几年前，阿丝雅出了一本回忆录《职业革命家》，其中有专门的一章讲瓦尔特·本雅明。对那一章的读者而言，眼前的这部日记必定会令其大吃一惊，觉得既苦涩又压抑。

1924年5月，本雅明与阿丝雅·拉西斯相识于卡普里。他在从卡普里写给我的几封信里提到过她，并没有说她的名字，只是提到“一个里加来的信奉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女子”以及在谈到“对一种极端的共产主义之现实性的深刻洞见”时所说的一位“里加来的俄罗斯革命者，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无疑，从那时开始直到至少1930年，阿丝雅·拉西斯对本雅明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本雅明主要为了阿丝雅·拉西斯的缘故而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她还分别于1924年在柏林，1925年在里加，也许甚至还有另一次在柏林相处过。继朵拉·凯尔纳（Dora Kellner）和尤拉·科恩（Jula Cohn）之后，阿丝雅·拉西斯成了第三位对本雅明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女性。由本雅明在其作品《单行道》中写给阿丝雅·拉西斯的献词来看，情爱的纽带还与她施加给他的一种强烈的才智上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条街名叫阿丝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个作为工程师在作者心里将它开凿出来的人。”不过，这本日记恰恰未能让我们见识并理解本雅明所爱的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这部讲述了一个几乎直至逗留的最后一刻都未获成功的追求故事的日记，简直恳切得令人绝望。当然，本雅明去莫斯科的时候，阿丝雅正卧病在床，一直待在一家疗养院，几乎直到他离开。然而，她究竟得了什么病，我们却一无所知。于是，他俩在一起的时候大多都是在疗养院的房间里，只有几次阿丝雅去了本雅明下榻的旅馆。她此前与人所生的女儿，我估计约莫八九岁的样子，也同样生着病，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家儿童疗养院里。所以说，阿丝雅不可能积极地参与本雅明的各种活动。她始终只是他所写的一篇篇报道的收听者，是他所追求的、却对其几乎完全拒斥的对象，以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争吵时的对手。对阿丝雅的徒劳的等待、永远的拒斥，最后甚至还有一种程度不低的对待情爱的玩世不恭，所有这一切都被极度详细地写入了日记，使得任何有说服力的、体现才智的迹象的缺失越发显得不可思议。与此相应的是，所有见过本雅明和阿丝雅在一起的人，在对我讲述他们的印象时都一致表达了他们对这对只会不断吵架的情侣的惊讶。另外，1929年和1930年，阿丝雅去了柏林和法兰克福，本雅明竟然为了她而离了婚！如此看来，这里留下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这其实很符合像本雅明那样的人生。耶路撒冷1980年2月1日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1926年

12月9日

我于12月6日到达。在火车上，我使劲记着一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以防车站上没人来接。（在边境上，他们跟我说二等车厢买不到票了，让我补了差价坐头等车厢。）没人看见我从卧铺车厢下车，这让我感到轻松。不过，在检票口也没有人。我没怎么不高兴。就在我走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时，赖希（伯恩哈德·赖希）朝我迎面走来。火车准点到达，分秒不差。我们把自己和两个箱子塞进一架雪橇。这天，冰雪开始融化，天气暖和。雪橇在宽阔、泥泞、泛着雪光的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才几分钟，就看见阿丝雅（阿丝雅·拉西斯）在路旁向我们招手。赖希下了雪橇，到旅馆的几步路他走着去，我和阿丝雅则坐雪橇前往。阿丝雅戴着一顶俄罗斯皮帽，看起来不漂亮，有点儿粗俗。由于长期卧床，她的脸变宽了些。我们没有在旅馆里停留，而是去了疗养院附近的一家所谓的甜品店喝茶。我讲了关于布莱希特的情况。随后，阿丝雅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在休息期间溜了出来，就从侧面的楼梯回到了疗养院，赖希和我则从主台阶走上楼去。在这里第二次碰上脱套靴的习俗。第一次是在旅馆；他们只收下了箱子，答应当晚给我们一个房间。阿丝雅的同屋不在，那是个大块头的纺织女工，到第二天我才见到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有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待在一起。阿丝雅十分友好地看着我。让人想起在里加的那次决定性的谈话。随后，赖希陪我去旅馆，我们在我的房里吃了点儿东西，后来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这是《钦差大臣》的第一场彩排。阿丝雅试图给我弄张票，却没有成功。于是，我就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朝克里姆林宫方向走了半小时，又走回来，一路上拼读着商店的招牌，小心地走在冰面上。之后，我十分疲倦地（并且很可能是悲伤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7日早晨，赖希来接我。日程：彼得罗夫卡大街（去警察局登记），卡梅涅娃学院（花了一个半卢布在这个学院弄了个席位；另外，还同那里的德方负责人，一个大笨蛋，谈了话），随后穿过赫尔岑大街前往克里姆林宫，途经丑陋的列宁墓，还看到了伊萨克大教堂。返回途中经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来到了位于特韦尔斯科伊大道的“赫尔岑之家”，那是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瓦普”的所在地。饭菜很好，这使我能在冒着严寒行走的疲劳之后略微享受一番。有人向我介绍了柯刚，此人对着我大谈其罗马尼亚语语法和俄语-罗马尼亚语词典。对赖希讲的情况，我在长途的步行中往往由于疲劳而无法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得极其生动，论据确凿，充满了奇闻逸事，言辞犀利，令人赞同。比如说，他讲到一个财政官员，此人在复活节度假期间去他们那个村子当牧师做礼拜。他还讲到对一个女裁缝的判决，这个女的打死了自己的酒鬼丈夫，这恶棍在街上袭击一对男女学生。此外，还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白卫军》的事。剧本被送去审查，只有一位审查官看了，写了批注，要求进行修改，就退了回来。过了几个月，在做了相关的修改之后，最终演给审查官们看。禁公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找斯大林，说他破产了，他所有的资本都投到这出戏里了。斯大林指示：“该剧没有危险。”随后首次公演，遭到共产党人的抗议，民兵把抗议者驱散了。赖希还提到了那部关于伏龙芝案的关键小说，据说伏龙芝是在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但却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的情况下被动了手术的……还有些政治新闻：反对派不再担任要职。与此相应的是，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不再担任主要是中层的职位。乌克兰的反犹太主义。——从“瓦普”出来，我精疲力竭，先独自去了阿丝雅那里。她那儿不一会儿就聚满了人。来了一个拉脱维亚妇女，挨着阿丝雅坐在床边，肖斯塔科夫和他的妻子也来了。夫妇俩与阿丝雅和赖希就迈耶霍尔德执导的《钦差大臣》一剧的上演，用俄语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话题是迈耶霍尔德用丝绒和绸缎做剧服，为他的妻子准备了十四套服装；另外，这场演出长达五个半小时。吃过饭后，阿丝雅来到我这里，赖希也在。离开前，阿丝雅讲了她的病情。赖希送她回疗养院，之后又回到我这里。我躺在床上，他则要工作。不过，他很快就自己停了下来，我们谈论起了此地与德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以及两国当前的写作技巧。此外，还谈到赖希对于入党问题的顾虑。他一再说到党在文化事务方面的反动倾向。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利用的左翼运动现在被完全抛弃了。就在不久前，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份才得到国家的认可（托洛茨基表示反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得明白，压根儿别指望得到国家的任何支持。后来谈到列列维奇案件——对左翼文化阵地采取的行动。列列维奇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论文。——在俄国，人们对严格地进行政治立场的区分极端重视；在德国，模糊的、笼统的政治背景就足够了。不过，即便在德国，政治背景也（应当）是必须被要求的。——对俄国而言，写作方法为：宽泛地阐述题材，并且尽可能地不再往下写。公众的文化程度很低，这就使得语言表述必定无法为人所理解。与此相对的是，在德国人们只要求：结论。至于怎么得出这些结论，没有人想知道。因此，德国报纸提供给报道的版面是微乎其微的；而在此地，长达五六百行的文章并不鲜见。与赖希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我房里的暖气很足，房间也很宽敞，待在里面很舒服。

12月8日

上午，阿丝雅在我这儿。我把礼物给了她，给她匆匆看了一下我的书，里面有我献给她的题词。夜里她因为心悸没睡好觉。我还给她看了由斯通（萨夏·斯通）为这本书设计的护封（并把它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随后，赖希来了。后来，我跟他去国家银行换钱。在那里，我们和诺伊曼的父亲做了短暂的交谈。

12月10日

12月9日

上午，阿丝雅又来了。我给了她几样东西，随后就一起去散步。阿丝雅谈的都是关于我的话题。到了利物浦饭店，我们往回走。后来，我回了住处，赖希已经到了。我们俩各自工作了一个小时——我撰写了“歌德”词条。之后去卡梅涅娃学院，请他们设法为我减免旅馆房费。随后去吃饭。这次不是在“瓦普”。饭菜好极了，尤其是一道红萝卜汤。接着去了“利物浦”，与那位和气的饭店老板在一起，那是个拉脱维亚人。气温在十二度左右。饭后，我感到相当疲倦，不能像原先打算的那样步行去列列维奇那儿了。我们不得不坐了一小段路的车。随后就穿过一个大花园，也许是公园，里面到处都是房子。最后面是一栋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木头房子，列列维奇的住所就在二楼。我们走进楼房的时候遇到了贝斯曼斯基，他正往外走。陡峭的木头楼梯，一道门后首先是厨房，正烧着火。接着是个简陋的门厅，挂满了大衣，随后我们穿过一个看起来像是卧室的小房间来到列列维奇的书房。他的样子很难描述。个子很高，穿一件蓝色的俄罗斯式样的衬衫，很少动弹（当然，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被固定在了书桌前的椅子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张长脸，显得很粗野，脸盘很大。下巴往下拽得很长，除了那个残疾的格罗默尔，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谁有这么一个下巴，平得几无凹陷。他显得非常平静，但似乎能感觉出这个狂热之人的沉默令其煎熬。他好几次向赖希问起我的情况。对面床上坐着两个人，其中那个穿黑色衬衫的既年轻又漂亮。聚集在这里的都属于文学反对派的成员，想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刻与他见上一面。他正被调离。最初命令他去新西伯利亚。“您需要的，”他们对他说，“不是一个影响圈子有限的城市，而是一整个州。”不过，他得以免去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将他送往萨拉托夫，距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的路程，他还不知道是去那里当编辑呢，还是在国营生产合作社当销售员或者别的什么。大多数时间里，他的妻子在隔壁的房间和其他一些来访者待在一起。她精力充沛，却神情平和，身材娇小，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南方人。头三天她将陪伴着他。列列维奇有着狂热分子的乐观：他为自己明天无法去“共产国际”听托洛茨基作有利于季诺维耶夫的演讲而感到遗憾，并认为，党正面临转折。在过道上告别时，我请赖希向他转达了一番友好的话语。然后，我们去看阿丝雅。也许这时才玩了多米诺骨牌。晚上，赖希和阿丝雅打算来我这儿。可是，只有阿丝雅来了。我给她礼物：衬衫、裤子。我们聊天。我发现，我俩的事，她基本都没忘。（下午她曾说过，她觉得我境况不错，说我正身处危机是不可能的事。）她走之前，我给她读了《单行道》中讲“皱纹”的那个段落。然后，我帮她穿上套靴。午夜时分，我已睡下了，赖希才来，要我第二天早晨转告阿丝雅，好让她放心。他之前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因为他和一个疯子住在一起，住房的事情原本就麻烦，这么一来就愈加复杂，叫人忍无可忍。12月10日

早上，我们去阿丝雅那儿。由于早晨不允许探望，我们就在大厅里跟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洗了碳酸浴（很疲倦）。这是她第一次洗碳酸浴，对她大有好处。随后又去了卡梅涅娃学院。想必，那张可以使我减免旅馆房费的凭证应该已经办好了。可是，却没有。倒是在常去的前厅和那位闲来无事的先生还有那位小姐相当广泛地探讨了一会儿戏剧问题。第二天，我将受到卡梅涅娃的接见，他们还设法去弄几张晚上的戏票。只可惜弄不到轻歌剧的戏票。到了“瓦普”，赖希把我放下了车，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半小时，看我的俄语语法。之后他又出现了，和柯刚一起，来吃饭。下午，我在阿丝雅那儿只待了一小会儿。她因为住房的事情跟赖希吵架，把我打发走了。我在房里一边吃杏仁糖一边读普鲁斯特。晚上我去疗养院，在门口遇到赖希，他出去买烟了。我们在走廊上等了几分钟，随后阿丝雅来了。赖希把我们送上有轨电车，我们坐车去音乐厅。行政主管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看了一封卡塞拉用法语写的贺信，带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场地（演出尚未开始，许多观众却早就聚集在大厅里，他们是直接从工作单位来到剧院的），也参观了音乐会的演出大厅。大厅的地毯非常显眼，不好看。很可能是块昂贵的奥布松。墙上挂着些旧画的真迹（有一幅没有画框）。在这里和对外文化关系学院的官方接待室里，能看到非常珍贵的家具。我们的座位在第二排。上演的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沙皇的新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近搬上舞台的第一部歌剧。关于托勒尔的话题：阿丝雅如何带他出游，他如何想送她一件礼物，而她又如何给自己挑了条最便宜的皮带，他又说了哪些愚蠢的话。幕间休息时我们去了大厅。不过，总共有三次休息。时间实在太长了，阿丝雅很疲劳。我们谈论她围的那条土黄色的意大利围巾。我对她说，她在我面前显得很拘谨。最后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那位行政主管来到我们身边。阿丝雅和他说了些话。他邀请我观看下一部新剧目（《叶甫盖尼·奥涅金》）。演出结束后取衣服很困难。剧院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楼梯中间设卡，指挥人流有序地进入狭窄的衣帽间。和之前去剧院一样，我们回家时坐的也是窄小的、没有暖气的有轨电车，车窗上结了冰。

12月11日

讲讲莫斯科的特点。首先，最初几天我难以适应在完全冰封的路面上行走。我必须非常留意自己的脚步，而不能四下张望。昨天上午（我记此内容时是12日），阿丝雅给我买了套靴，才令这一情况有所好转。这并没有赖希之前所估计的那么难。这个城市的典型建筑是许多一两层的房子。它们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夏季别墅度假城，看着它们使人感到加倍的寒冷。经常能看到浅色调的彩色粉刷，大多是红色，不过也有蓝色、黄色，还有（如赖希所说）绿色。人行道非常狭窄，俄国人对土地斤斤计较，对空域却是大肆浪费。再者，屋子的边缘结了那么厚的冰，一部分人行道就没法走了。此外，人行道与行车道之间也很少有明显的界线：冰雪的覆盖使街道的各个层面变得平整。在国营商店门前，经常能遇到警察列队维持秩序的情景：人们排着长队购买黄油和其他重要商品。商店不计其数，商贩则比商店还要多，而他们所能供应的不外乎一篮子苹果、橙子或者花生仁。卖的东西被盖在一块羊毛布下，以防受冻，布上放着两三个样品。面包和其他烘烤的糕点很多：大大小小的面包、“8”字形烘饼以及甜品店里的华美的蛋糕。糖果被做成各种美妙绝伦的造型或花朵状。昨天下午，我和阿丝雅去了一家甜品店。那里有用玻璃杯装的掼奶油，阿丝雅要了一杯，外加一份蛋白酥皮甜饼，我则喝了咖啡。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店堂中央的一张小桌旁。阿丝雅使我想起了我曾打算写反对心理学的文章，我必须再一次确认，要我着手写这类话题的可能性是多么依赖与她的接触。我们无法如愿在咖啡馆逗留更长的时间。我不是四点，而是五点才从疗养院走出来。赖希要我们等他，他不确定是否要开会。我和阿丝雅最终离开了。我俩走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看着商店的橱窗。一家精美的木器商店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我的请求下，阿丝雅在这家店里给我买了一个很小的烟斗。我打算回头在那里给斯特凡和达佳买些玩具。那儿有那种一层套一层的俄罗斯蛋、一个套一个的小盒子，还有用漂亮的软木雕刻的小动物。在另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刺绣。阿丝雅告诉我，那些布上的图案是农妇们模仿窗上的冰花绣成的。这已经是我们在这一天的第二次散步了。上午，阿丝雅到我这儿来了，先给达佳写了封信，随后我们就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几步，天气很好。返回途中，我们在一家摆放着圣诞蜡烛的商店前停了下来。阿丝雅对那些蜡烛做了一番评论。后来，我又和赖希一起去了卡梅涅娃学院。终于得到了旅馆住宿的优惠凭证。晚上，他们要从学院把我送去看《士敏土》。后来，赖希觉得格拉诺夫斯基执导的一场演出更好，因为阿丝雅想看戏而《士敏土》对她来说也许太刺激了。不过，当最后一切都准备就绪时，阿丝雅却感到不怎么舒服，于是，我就一个人看戏去了，赖希和她则去了我的房间。有三个独幕剧，头两个不值一提，第三个看起来要好得多，是一帮犹太拉比的集会，一种伴着犹太音乐的合唱喜剧。不过，剧情我没看明白。我累了一天，加上幕间休息的时间又长得累人，看戏时我打起了瞌睡。——赖希当晚睡在我房里。——我的头发在这里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12月12日

早晨，赖希和阿丝雅散了步，之后来到我这里，我还没有完全穿戴好。阿丝雅坐在床上。她打开我的箱子收拾起来，这使我大为高兴。她给自己留下了几条中意的领带。后来，她讲到小时候如何如饥似渴地读蹩脚的文学刊物。为了不让母亲发现，她把那些小册子藏在书本下面。可是有一回，她得到了一大本合订本的《劳拉》，书落入了母亲之手。还有一回，她三更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为的是去一个女友那里拿一本庸俗小说的续集。女朋友的父亲开了门，一脸茫然地问她要干什么。她发现自己干了蠢事，就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中午和赖希在一家小地窖餐馆吃饭。在荒凉的疗养院度过的下午令人痛苦。阿丝雅又是一会儿称我“您”，一会儿称我“你”的。她感觉不太好。后来，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散步。之后，当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赖希和阿丝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赖希明确地希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俄罗斯，而放弃与德国的关系。晚上我与赖希单独待在我房里：我研究导游手册，他撰写《钦差大臣》的评论文章。——莫斯科没有卡车，也没有商用车等。无论是买个小东西还是运个大家伙，都只能凭借小小的马拉雪橇来完成。

12月13日

上午，我走了很长的路。先走过市区的几条大街去了邮政总局，回来时途经卢比扬卡广场去了“赫尔岑之家”。由此，我在城里的方向感好多了。我明白了那个拿着字母板的男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在卖字母，人们把字母安在套靴上以防弄混。一路上，许许多多装点了圣诞树的商店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小时之前，我和阿丝雅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短暂散步时，这样的商店也随处可见。那些装饰物在橱窗的玻璃后面比挂在树上更为闪亮。就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散步时，我们遇到了一群鼓乐游行的共青团员。那种音乐如同苏联的军乐，似乎是由口哨和歌声混合而成。阿丝雅说起了赖希。她托我给他带一份最新一期的《真理报》。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赖希给我们读了他写的关于迈耶霍尔德的《钦差大臣》一剧演出的评论文章。文章非常好。（之前）他在阿丝雅房里的椅子上睡着时，我给阿丝雅读了一些《单行道》里的文字。上午，我兜了一大圈，期间还留意到那些女贩、农妇，她们站在装着货物的篮子旁（或是一架雪橇，就像那种当地人在冬天用作童车的雪橇）。那些篮子里装着苹果、糖果、果仁和各种糖人，一半盖在布下。这让人联想起一位和蔼的奶奶出门前在屋子里四下张望，寻找一切能给她的孙儿带去惊喜的东西。她打点好了这些东西，眼下，正站在半路上歇歇脚。我又遇见了卖纸花的中国人，那些花儿就像我从马赛给斯特凡带回去的一样。这里似乎有更多纸做的、形似奇异的深海鱼的动物。此外，还有卖玩具的男子，他们的篮子里装满了木头玩具，车子和铲子，车子是黄红相间的，孩子玩的铲子则有黄有红。还有一些肩上扛着一捆捆五颜六色的风车到处走的商贩。所有这些手工艺品都比德国的质朴、结实，带有鲜明的农家特色。在一处拐角，我看见一个卖圣诞树饰物的妇女。那些黄的、红的玻璃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一篮子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各种各样的果子闪耀着红色和黄色的光芒。在这里，木头和颜色之间也有一种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更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最朴拙的玩具还是最精致的漆器都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城”的城墙边站着些蒙古人。也许，他们老家的冬天也像此地一样严寒，他们身上破烂的毛皮也不比本地人的更糟糕。然而，他们却是这里唯一因气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怜悯的人。他们站在那儿卖皮箱，彼此间隔不超过五步，所卖的东西一模一样。这肯定是有组织的行为，否则他们之间不可能当真做如此无望的竞争。和在里加一样，这里的商店招牌上有漂亮、朴拙的绘画：鞋子从一只篮子里掉下来，一只尖嘴狗叼着一只凉鞋逃跑了。一家土耳其餐馆前有两块牌子，对称的，画面上的男子头戴菲斯帽坐在餐桌旁，帽子上饰有一弯蛾眉月。阿丝雅说得对，人们喜欢随处，包括在广告中，看到对任意一件真实事情的表现，这是很有特色的。——晚上和赖希一起去了伊列什家。后来，“革命剧院”的经理也来了，该剧院将于12月30日首演伊列什的剧作。这个经理是早年的一位红军将领，在消灭弗兰格尔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两次在托洛茨基的军队命令中被提名。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愚蠢的错误，断送了前程。由于他原先是个文人，就给了他这个剧院的领导职务，这个位置无须他有所作为。他显得相当愚钝，谈话并不怎么活跃。我听了赖希的提醒，说话也很小心。我们谈论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房间里没几件家具，最显眼的是一张很不结实的儿童床和一个浴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还醒着，后来，他大喊大叫着被放到了床上，不过，我们在的时候他始终没睡着。

12月14日（记于15日）

今天我见不到阿丝雅。疗养院里的情况很严峻。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昨天晚上他们才允许她出院，而今天早晨她并没有如约来接我。我们原本打算去给她买布料做裙子的。我来这儿才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像预料的一样，见到她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别说单独相见了。——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来了，情绪激动，她那像往常一样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怕在我的房里待上一分钟，害怕面对我似的。我陪她去了一个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她受到该委员会的传唤。我告诉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赖希有望在一家非常重要的杂志社得到一个剧评家的新职位。我们走过萨多瓦娅大街。总的来说，我说得很少，她则兴奋地大谈她在儿童院与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我第二次听她讲起儿童院的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打破了脑袋的事。真奇怪，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有可能给阿丝雅造成不良后果，不过医生认为那个孩子有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她说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因为我非常专注地看着她。她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们必须被分成小组，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同时应对那些最野的——她称其为最有天分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令普通孩子感到非常充实的东西却令那些野孩子感到无聊。很显然，正如她自己所说，阿丝雅在和野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阿丝雅还谈到自己的写作情况：为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脱维亚共产党报写三篇文章。这份报纸通过非法途径到达里加。对阿丝雅而言，她的文章能被那里的人们阅读是非常有用的。那个委员会的大楼位于斯特拉斯诺伊大街和彼得罗夫卡大街交汇处的广场边。我边等边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出来了，我们去国家银行，我要换钱。今天早晨，我感觉充满了力量，得以简洁而平静地谈论我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在此期间的微乎其微的机会。我的话给她留下了印象。她说，那位救治她的医生曾明确禁止她待在城里，并要求她去一家森林疗养院。可她却留了下来，因为她害怕森林里令人悲伤的孤独，也为了等待我的到来。在一家皮货商店前，我们停了下来。我们第一次经过彼得罗夫卡大街散步时，阿丝雅也在此停留过。店里的墙上挂着一件漂亮的皮衣，上面缀着五彩的珍珠。我们进去问价钱，得知这是通古斯人的手艺（而非阿丝雅所猜想的“爱斯基摩”服装）。皮衣开价二百五十卢布，阿丝雅想买下它。我说：“假如我买下它，我就得马上离开。”不过，她让我允诺日后送她一份能伴其终生的大礼。去国家银行要从彼得罗夫卡大街穿过一条拱廊街，街上有一家古玩代销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个“帝国风格”的橱柜，镶嵌工艺异常精美。继续走向拱廊街的端头，只见人们在木制陈列架旁拆装着瓷器。我们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度过了非常美妙的几分钟。随后，我去见了卡梅涅娃。下午，我在城里乱逛。我不能去见阿丝雅，克诺林在她那儿。此人是位重量级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最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今天也不能去见阿丝雅；我写此日记时，赖希单独在她那儿。）我的下午结束于斯塔列施尼科夫大街的法国咖啡馆，面对着一杯咖啡。——关于这座城市：拜占庭教堂的窗户似乎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给人一种魔幻的印象，没有亲切感；那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窗户从拜占庭风格教堂的尖顶和大厅临街而开，就像住宅楼的窗户一样。东正教的神父住在这里，就像和尚住在寺庙里一样。圣巴西尔大教堂的下层部分倒像是一座华丽的贵族宅邸的底楼。教堂穹顶上的十字架看起来却像矗立云霄的巨大的耳环。——奢华就像患病的嘴巴里的牙垢一样附着于这座贫穷困苦的城市：N﹒克拉夫特巧克力店，彼得罗夫卡大街上高档的时装店以及毛皮间摆放着的冰冷、丑陋的瓷花瓶。——这儿的乞丐不像南方的那么富于攻击性：在南方，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会一个劲儿地纠缠不休，这好歹是残存的生命力的体现；而这里的叫花子却是一帮垂死之人。破烂的铺盖卷占据着街角，在那些外国人做生意的区域尤甚，就像露天的“莫斯科大战地医院”的床铺一样。电车上的乞讨有另外的组织形式。有些环线车在线路上停留的时间较长，要饭的就趁机溜上车；或是一个孩子站在车厢的角落里开始唱歌。然后，孩子捡起戈比。很少看见有人给钱。乞讨已经失去了社会良知这一最强大的基础，比起同情心，社会良知更容易打开钱包。——拱廊街：与其他任何地方不同，这里的拱廊街有着高低不同的楼层，廊台往往空空荡荡，和教堂里的一样。农民和阔太太们穿着大毡靴走来走去。靴子看上去像内衣似的紧贴腿肚，就像紧身胸衣一样叫人觉得万般难受。毡靴是双脚的华丽行头。还是说说教堂：它们大多似乎无人照管，空荡荡、冷冰冰，就像我在圣巴西尔大教堂里面看到的那样。祭坛上只剩下零星的火光照向雪地，不过，这火光却在遍布木头售货亭的城里被完好地保存着。白雪覆盖的窄巷子很安静，只能听见卖服装的犹太人在轻声叫卖。他们的摊位旁是个卖纸的摊子。女贩置身于银色的箱子后面，遮着身子，露出脑袋，面前摆放着挂在圣诞树上的银丝条和填衬着棉絮的圣诞老人，好似一位蒙着面纱的东方女子。我发现最美的摊子在阿尔巴茨卡娅‐普罗夏基街上。——几天前，在我房里和赖希谈论新闻业。基希（埃贡·埃尔文·基希）曾向他透露过几条黄金规则，我还新拟了几条：①一篇文章必须包含尽可能多的人名；②首句和尾句一定要好，中间则无关紧要；③将由一个名字所唤起的想象作为对这一名字进行真实描述的背景加以利用。我想在此和赖希合作写一部唯物主义百科全书的纲要，他对此有很棒的主意。七点过后，阿丝雅来了。（不过，赖希跟着一起去了剧院。）上演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自然主义风格的舞台布景非常出色，表演却不怎么差也不怎么好，布尔加科夫的戏完全是一种鼓动造反的挑衅。尤其是最后一幕，其中，白卫军“皈依”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戏剧情节乏味，而且思想观念虚伪。共产党反对此剧的上演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至于这最后一幕是像赖希所猜测的那样迫于审查而附加上去的还是原本就有，都不影响对这出戏的评价。（这里的观众明显有别于我在另外两家剧院所看到的。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在场，哪儿都看不到黑色或蓝色的衬衫。）我们的座位不在一起，我只在演出第一场景的时候与阿丝雅相邻而坐。随后，赖希坐到了我旁边，他觉得翻译太累了，阿丝雅会吃不消。

12月15日

赖希起床后离开了一会儿，于是，我希望能单独迎接阿丝雅。可是，她根本没有来。下午，赖希得知她早上情况不好，却也不让我下午去看她。上午，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他给我翻译了卡梅涅夫在“共产国际”的演讲。——只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体验了一个地方之后，才会熟悉这个地方。为了能对一个广场了然于心，之前就得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踏上这个广场，当然也要朝着各个方向离它而去。否则，它会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跃入你的路途，而你还没有准备好碰上它。过了一个阶段，你会找寻这个广场，凭它来确定方位。熟悉房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试图一路沿着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后，你才会知道那些房子里都有什么。从拱形的大门后、从屋门的框架中，生活跃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字母中，在画着靴子或刚熨好的衣服的箭头上，在踩坏了的台阶或坚固的楼梯上，生活沉默着、忍耐着、斗争着。必须坐着有轨电车在街上转悠过才会发现，这场战斗如何随着楼层而不断延伸，直至楼顶而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只有最强劲、最老牌的招牌标语才能坚挺于那个高度，也只有从飞机上俯瞰才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工业精英（这里指几个名字）。——上午去了圣巴西尔大教堂。教堂的外墙散发出温暖舒适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均匀的布局使得这一建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对称性。这幢建筑总让人感觉在躲躲闪闪，只有从飞机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记了防御这一点。教堂里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头毙命的野兽一样被摘除了内脏，成了民众教育的“博物馆”。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巴洛克风格的祭坛看来——没有艺术价值的内部装饰之后，那被当作壁画缀满过道和拱顶的鲜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无遗。令人悲哀的是，这藤蔓将室内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想起彩色拱顶螺旋且无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绘画扭曲成了一种洛可可风格的戏耍。拱顶的过道很狭窄，到了祭坛室或圆形的祈祷室时却豁然开阔。从上面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祈祷室的光线很暗，因此，看不清摆放在那里的各种祈祷用品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间明亮的小室，铺着一道红地毯。里面陈列着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诸教派的圣像，此外还有几本很可能是无价之宝的福音书，壁毯上白色绿底地画着亚当和基督，赤身裸体，不过没画生殖器。这里由一个胖女人看管着，这人看起来像个农妇。我真想听听她给几个来看画的无产者所做的讲解。——此前，在被叫作“上贸易行”的拱廊街逛了逛。我想买一家玩具商店橱窗里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骑士，却没买成。沿莫斯科河坐有轨电车去吃饭，途经“救世主大教堂”，穿过阿尔巴茨卡娅广场。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里，在一排排木屋间穿行，后又穿过伏龙芝大街，经过气派的“战事部”，最后迷了路。坐有轨电车回家。（赖希想一个人去阿丝雅那里。）晚上，走过刚结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在他家大楼门口我们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戏。由于一次误会——到第二天才澄清，他请我们过两天去他办公室。随后去斯特拉斯诺伊广场旁的那幢大房子见赖希的一个熟人。在电梯里，我们遇到了那人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丈夫正在参加一个集会。不过，因为索菲娅的母亲就住在那类似大型寄宿公寓的同一幢房子里，所以，我们决定去问候一声。与所有我曾见到过的房间一样（在格拉诺夫斯基家和伊列什家），这间屋子里的家具也很少。由于房间陈设简陋，那几件小资产阶级的寒碜的家具就越发显得令人沮丧。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室内装饰风格包括下列整套东西：墙壁上必须有画，沙发上得有靠垫，靠垫要有罩子，挂壁搁板上要有摆设，窗户要装彩色玻璃。这诸多的东西中，只有这一样或那一样被不加选择地保留了下来。这些房间看似刚刚进行过体检的战地医院，人们在此忍受生活，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他们的房间变得陌生。人们逗留在办公室、俱乐部和马路上。一走进这间屋子，马上就意识到索菲娅果敢的性格中那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得自她的家庭，只是，她已脱离了这个家，尽管谈不上一刀两断。在回去的路上，我从赖希那儿知道了她家的事情。索菲娅的哥哥就是那个克雷连科将军，此人最初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并为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其政治天赋不高，后来就给了他一个最高检察官的象征性的职位。（在金德曼的案子中他也是公诉人。）索菲娅的母亲可能也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老太太肯定有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仍然显得精力旺盛。索菲娅的孩子们须受其管束：他们一会儿被推给外婆，一会儿又被推给姨妈，已有多年没见到母亲了。两个孩子都是索菲娅和第一任丈夫所生。他是个贵族，内战时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后来死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女儿在那里。小姑娘极其漂亮，举止十分自信、优雅。她看起来很内向。她母亲刚来了一封信，由于她拆了信，她的外婆就和她吵了起来，而那封信是写给她的。索菲娅在信中写道，德国人不允许她继续待在德国了。她的家人猜想到她在从事非法的事情。她真是丧门星，她的母亲显得很不安。从屋子往外俯瞰特韦尔斯科伊大道，一长串灯光非常美丽。

12月16日

我写着日记，不再指望阿丝雅还会来。这时，她敲响了门。她进来时，我想吻她。像往常一样，没成功。我把写给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明信片拿出来给她，我已经开了头，让她再写点儿什么。又一次试图吻她，徒劳。我读了她写的话。她问我写得怎样，我告诉她：“比你写给我的好。”她说我“厚颜无耻”，却为此而吻了我，甚至还拥抱了我。我们坐雪橇进城，去了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许多商店，给她买布料做裙子，也就是做她的制服。我把她的裙子称作制服，是因为她要求新裙子的款式要和在巴黎买的旧裙子一模一样。先去了一家国营商店，在墙壁的上半部分可以看见宣传工农阶级联合的纸板画。画面表现出甜蜜美好的感觉，这种趣味在此地很普遍：用蒙着一层绒面的纸板仿制镰刀和铁锤、齿轮和其他工具，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反感。这家店只卖农民和无产者所需的商品。近来，在“经济制度”的主导下，国有工厂不再生产其他东西。柜台前挤满了人。其他商店很空，在那里买衣料要凭票，或者不要票，但价格十分高昂。在一个街头小贩那里，阿丝雅帮着我买了一个木偶娃娃，送给达佳，其实，我是想借此机会给自己也买一个。之后又在另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只装点圣诞树的玻璃鸽子。我记得阿丝雅和我没怎么说话。——后来，和赖希去了潘斯基的办公室。不过，他原以为事关公务才约了我们见面。既然我已经来了，他就打发我去放映室，那里正在给两个美国记者放电影。只可惜，当我办完了无数手续终于走到楼上的时候，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刚好快要结束了，我只看到了最后一幕。随后放映的是《按照法律》，该电影改编自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数天前，这部电影在莫斯科首映，没有获得成功。就技术而言，这部片子不错——其导演库里肖夫的口碑不错。不过，成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使主题流于荒诞。据说这部电影有一种反抗法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放映快结束的时候，潘斯基自己也到楼上的放映室来了，最后还把我带去了他的办公室。要不是我担心错过了和阿丝雅的见面，我们在那里的谈话还会持续很久。吃午饭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我到疗养院的时候，阿丝雅已经离开。我回到住处。很快，赖希来了。不一会儿，阿丝雅也来了。他们给达佳买了毡靴和其他东西。我们在我房里谈话，聊到了在小资产阶级的屋子里，作为家具的钢琴是屋子里的悲哀和一切灾难的真正的动力中心。这个想法令阿丝雅好似触了电，她想就此与我合写一篇文章，而赖希则想把这一题材写进一个滑稽短剧。阿丝雅和我单独待了几分钟。我只记得我说了句“永远，最爱”，她听了就笑，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话。晚上，我和赖希在一家素食餐馆吃饭，餐厅的墙壁上全是宣传口号。“没有上帝——宗教是无中生有的发明——没有创世”，诸如此类。许多涉及“资本”话题的内容，赖希没法给我翻译。回到住处后，我通过赖希终于和罗特（约瑟夫·罗特）通了电话。他声称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莫斯科，考虑片刻后，他只得接受邀请，十一点半在他下榻的宾馆与我共进晚餐。否则我就别再指望和他说上话了。十一点一刻左右，我浑身疲惫地坐上了雪橇。整个晚上，赖希一直在给我读他写的文章。他的那篇论人文主义的文章——尚处于研究的最初阶段——基于一个富于真知灼见的提问：作为大革命先驱的法国知识分子缘何在1792年之后不久就退下了舞台并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工具？在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受教育者”的历史必须被唯物主义地作为功能并且在与一种“未受教育史”的严格的关联中加以描述。后者肇始于近代，因为中世纪的统治形式不再成为被统治者的一种——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教会的）教育形式。“谁掌握权力，谁决定宗教”的原则摧毁了世俗统治形式的精神权威。这么一种“未受教育史”将告诉我们，在数百年的历程中，革命的能量总是形成于那些未受教育阶层的宗教之“蛹”，而知识分子不仅始终以一群背离资产阶级的倒戈者，而且以“未受教育”之先锋的形象示人。坐雪橇使我清醒多了，罗特已经在宽敞的餐厅里坐下。这里有喧哗的乐队，两棵仅半个屋顶高的粗大的棕榈树，五光十色的吧台和自助餐台以及素雅精美的餐桌，一如从欧洲移置于远东的豪华饭店，招待着宾客。我第一次在俄罗斯喝了伏特加，我们吃了鱼子酱、冷肉和煮水果。综观整个晚上，罗特给我的印象没有在巴黎时好，要不然就是——这种可能性更大——在巴黎时，我意识到了同样的、当初还是隐藏的一些东西，而这一次，它们就暴露于眼前，使我大为惊诧。在他的房里，我们继续就饭桌上展开的一个话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又开始给我读一篇关于俄国教育体制的长文。我在房里四处打量，只见桌上摆放着用过的茶具，显然，至少有三个人在这里享用过一顿丰盛的茶点。看起来，罗特的日子过得很阔绰，这宾馆的房间——像餐厅一样的欧式装潢——肯定很贵。同样，他这次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再到西伯利亚的考察之旅也要花不少钱。他读完文章后，我们聊了起来，我赶紧要求他摊牌，表明政治立场。结果是，一句话：来俄国时，他是（几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俄国时，他成了保皇党。这个国家常常必须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变色而支付代价，这些泛着微红、粉红之光的政客来到这个国家，代表“左翼”反对派，体现出一种愚蠢的乐观主义。罗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副东闻西嗅、令人不悦的长相。两天后，我在卡梅涅娃学院再次遇见他时（他肯定推迟了行期），又一次留意到了这点。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坐上了雪橇，将近两点回到了我的旅馆。在一些大宾馆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前的马路上有一些夜生活。由于寒冷，人们聚拢在一起。

12月17日

探望达佳。她看起来比我以前见到她时要好。儿童疗养院的纪律对她深有影响。她的眼神平静、克制，脸蛋儿饱满了许多，也没那么紧张了。与阿丝雅不再那么出奇地相像了。有人领着我参观这个机构。那些教室非常有趣，墙壁上东一块西一块地贴满了图画和纸板人物。就像一堵庙墙，孩子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献给集体的礼物贴在墙上。在这些地方，红色是主色调，遍布着苏维埃红星和列宁头像。教室里，孩子们不是坐在课桌前，而是挨着桌子坐在长板凳上。有人进去时，他们说一声俄文的“您好”。儿童疗养院不为他们提供衣物，许多孩子看上去很穷。在这个疗养院附近，另有一些来自周边农庄的孩子在玩耍。去了一趟米蒂什廷，顶着大风坐雪橇返回。下午，在疗养院陪阿丝雅，心情很不好。六个人在游戏室玩了多米诺骨牌。晚饭时，和赖希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蛋糕。早早地上了床。

12月18日

早上，阿丝雅来了。赖希已离开。我们去买布料，之前去国家银行换钱。在房里时，我就对阿丝雅说起了前一天的坏心情。这天早晨心情极好。布料很贵。返回途中，我们碰见有人在拍电影。阿丝雅对我说，这得描述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马上头脑不清，跟着跑上几个小时，然后稀里糊涂地去单位，也说不清自己去了哪儿。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看看此地开会的情形便知。为了最终开成一次会，必须反复筹备多次。没有哪件事会像预设或预期地那样发生——这是描述生活之错综复杂的陈词滥调，这一点在此地的每一桩事情上都体现得那么强烈、那么牢不可破。因此，俄罗斯人的宿命论就很容易理解了。当文明的考量逐渐贯彻到集体生活中时，这在最初只会使个体的生存变得复杂。人们在一间只有蜡烛的屋子里生活，比起在那些装了电灯而发电厂却常常出故障的地方要好。这里也有人对话语不闻不顾，对周遭的事物坦然地听之任之，比如说那些在大街上溜冰的孩子。在这里坐电车是轻率的行为。永远无法透过冰封的车窗看清自己身在何处。等你搞清楚了，下车的道儿又被挨挨挤挤的人群阻断了。因为必须从后门上车而从前门下车，所以就得挤过人群。而至于什么时候挤得过去，就要凭运气且不顾一切地拼体力了。与此相反，这里也有一些西欧所没有的便利：国营食品商店营业至晚上十一点，公寓大楼的门一直开到午夜甚至更晚。房客和二房客太多，不可能人手一把大门钥匙。——我发现，人们“歪歪扭扭”地走在马路上。这无疑是由于人行道太窄而行人太多的缘故。只有在那不勒斯才能看到和这里一样狭窄的人行道。这些人行道使莫斯科带了点儿小城镇的乡下气，或者说显得像个临时急就而成、并且在一夜之间地位荣升的大城市。——我们买了一块上好的褐色布料。随后，我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他们给我一张去迈耶霍尔德剧院的证件，在那里也碰到了罗特。饭后，我在“赫尔岑之家”和赖希下象棋。柯刚带着记者走了过来。我设想写一本书，谈专制下的艺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下的艺术及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艺术。此外，我还谈到了谢尔巴尔特和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著作。赖希对此次访谈极度不满意，认为我做了多余的理论分析，从而使自己陷于遭受抨击的危险处境。到目前为止，此次访谈尚未发表（我于21日写此日记），其影响如何，拭目以待。——阿丝雅的状况不好。一个得了颈项强直症而发了疯的女病人被安置在阿丝雅隔壁的房间，早先在医院时阿丝雅就认识她。就在这天夜里，阿丝雅和其他妇女一起造反成功，那个女病人被弄走了。赖希带我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我在那里与范妮·叶洛维娅会了面。但是，由于卡梅涅娃学院和迈耶霍尔德的关系不好，学院之前没有给剧院打电话，我们也就没有拿到票。在我的旅馆稍做逗留之后，我们坐车去克拉斯尼‐威罗塔看一部电影。潘斯基曾对我说过，这部电影将超越《战舰波将金号》的成功。没有座位了。我们买了下一场的票，随后去叶洛维娅的寓所喝茶，就在附近。这间屋子也与我至今所见到的其他所有房间一样光秃秃的。灰色的墙壁上挂着大幅的列宁像，他正在读《真理报》。一个窄窄的壁架上放着几本书，门边靠着窄墙放着两个行李篮，一面纵墙前摆着一张床，另一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在这房里的逗留，就着一杯茶，配上一块面包，是这个晚上最美好的事情。因为，那部电影蹩脚透顶，叫人无法忍受，而且还放映得飞快，叫人既看不清楚又搞不明白。电影还没放完我们就离开了。坐着有轨电车回去的时候，感觉就像通货膨胀时期的一幕情景。我发现赖希还在我房里，他又在我这儿过夜了。

12月19日

我记不清上午是怎么度过的了。我想，我见到了阿丝雅，后来，在我把她送回疗养院之后，我打算去特列恰科夫美术馆。可是，没找到。在刺骨的寒冷中，我徘徊在莫斯科河左岸的建筑工地、练兵场和教堂之间。我看见红军士兵正在操练，孩子们穿梭其间踢着足球。女孩们从一所学校走出来。在我最后乘电车回去的那个车站对面有一座亮堂堂的红色教堂，临街是一道长长的红色围墙，还有塔楼和圆顶。这一番到处游荡使我越发疲惫，因为我还提着一个不太便携的小包裹，里面装着三个彩色纸房子。这可是我在莫斯科河左岸的一条主街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每个三十戈比的大价钱从一家杂货铺弄到手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出去给她买蛋糕。我站在门口准备走时，发现赖希的举止很奇怪，我说“再见”，他没有回应。我将此归结为他心情不好。因为，他之前离开了房间几分钟，我对阿丝雅说，他去买蛋糕了；而当他回来时，却令她失望了。几分钟后，我买了蛋糕回去时，赖希躺在床上。他心脏病犯了。阿丝雅情绪激动。我发觉，在赖希这会儿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阿丝雅的表现就像我以前对待生病的朵拉一样。她数落着，试图提供帮助，却以不明智的、咄咄逼人的方式，好像要使他意识到，他生病是多么不应该似的。赖希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不过，由于这次突发事件，我只得独自一人前往迈耶霍尔德剧院了。后来，阿丝雅把赖希送到了我房里。他睡我的床过夜，我则睡在由阿丝雅铺好的沙发上。《钦差大臣》一剧尽管比首演时缩短了一个小时，但还是从七点三刻演到了十二点过后。该剧有三部分共十六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赖希的许多叙述使我多少对该剧的整体情况有了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惊讶于该剧的大肆铺张，而且在我看来，最显眼的并非那些富贵的服饰，而是舞台布景。除了极少的例外，一幕幕剧情都在一个斜面的小小的空间内展开。每换一幕，舞台上就会换上另一种具有“帝国风格”的红木布景，摆上不同的陈设。由此便形成了许多迷人的风俗画，这符合该剧的宗旨，即进行非戏剧的、社会学的分析。作为服务于革命戏剧的一部经典之作的改编，该剧在此地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然而，与此同时，这一尝试又被视为失败。连党也发令反对该剧的上演，由《真理报》的戏剧评论员所撰写的态度温和的评论也遭到了编辑部的拒绝。剧院里掌声寥落，这也许更多是因为官方的口令，而不是由观众最初的印象造成。因为，毫无疑问，这出戏令人大饱眼福。只是，这种情况与此地普遍存在的对待公共言论的谨慎态度有关。假如你问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对于随便哪出戏或哪部电影的印象，你得到的回答只是：“据这里的人们所说，这是怎样怎样的”或者“人们大都认为是怎样怎样的”。《钦差大臣》一剧的导演原则——将情节场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使得所有的戏剧元素极度奢侈地聚集在一起，尤其是演员班子。这在一幕堪称导演之杰作的节庆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小小的场地上，在纸做的、只是象征性的壁柱之间，拥挤地聚集了将近十五个人。（赖希谈到了线性布局的取消。）总体而言，产生了一种类似圆形大蛋糕结构的效果（一个非常莫斯科化的比喻——只有这里的圆形大蛋糕才能说明这一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八音钟上跳舞的小木偶，而果戈理的文本就是伴舞的音乐。此外，这出戏中有许多真正的音乐。临近尾声时出现的一小段夸德里尔舞曲，想必在每一出市民阶级的戏剧中都是动人的音乐，而在一部无产阶级的戏剧中，人们并不期待这样的音乐。后者的形式在如下一幕场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道长长的栏杆将舞台一分为二，栏杆前站着钦差大臣，栏杆后是人群；人们关注着钦差大臣的每一个动作并拿他的大衣做着极富表现力的游戏——一会儿由六只或八只手捧着它，一会儿又把它披在倚着栏杆的钦差大臣身上。——睡在硬床上，一夜过得很好。

12月20日

我于23日写此日记，已记不清当天上午的事了，就不做记录了，取而代之，写一些关于阿丝雅以及我俩关系的话，尽管赖希就坐在我旁边。我面对着一座几乎无法攻占的堡垒。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在这座堡垒前——莫斯科——出现，就已经意味着初战告捷。只是，若要取得进一步的、决定性的胜利似乎有无法克服的困难。赖希的地位强而有力，他的成功显而易见，这是他在此地异常艰苦的半年里——语言不通，受了冻，也许还挨了饿——逐一获得的。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经过这半年，他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他比阿丝雅少了些激情，但比她容易融入莫斯科的工作环境。当初，阿丝雅刚从里加到莫斯科的时候，她恨不得立刻返回欧洲，因为，要在这里找份工作、实现自我，希望渺茫。而当她后来找到了工作，在儿童院干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因为生病被打发走了。要不是她之前一两天登记成为了某一工会的成员，她现在也许就躺在那里，没人照料，也许已经死了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是现在她还向往西欧。这不仅仅是对旅行、对外国城市、对花花世界放荡不羁的舒适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归因于其自身的思想在西欧，主要通过与赖希和我的交往，受到来自自由观念的深刻影响。至于阿丝雅究竟怎么可能在俄国形成了尖锐的观点，她又如何在前往西欧时就已带上了这些观点的问题，事实上，正如赖希最近说过的那样，是一个谜。对我而言，莫斯科现在是座堡垒。恶劣的气候使我大吃苦头，尽管这于我是健康的。语言不通、赖希的在场、阿丝雅的备受制约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形成了一座又一座堡垒。挺进彻底无望。阿丝雅的病，至少是她的虚弱，令一切与其有关的私人话题退居次要位置，也使得我没有被这一切完全打倒。至于能否达到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即避开圣诞节要命的忧郁气氛，还不得而知。我之所以仍充满了力量，还因为，尽管有重重阻挠，我依然能感到阿丝雅对我的亲近。看起来，我俩已习惯于称呼彼此为“你”。她那久久凝视我的目光——我想不起来，还曾有哪一个女人给过我如此长久的凝视和亲吻——对我产生的力量分毫未减。今天我告诉她，现在我想跟她生个孩子。听闻此言，阿丝雅有一些不同寻常，但却是自发的动作。鉴于眼下她对男女之事的克制，这些动作并非毫无意义，而是说明她喜欢我。比如说昨天，我为了避免和她争执而打算离开她的房间时，她使劲把我拦住了，并抚摸了我的头发。她还经常叫我的名字。就在这几天，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现在没有生活在一座“荒岛”上，也没有生下两个孩子，这全是我一人的过错。她的话是有点儿道理的。曾有过三四次，我或直接或间接地避免与她共度未来：在卡普里时我没有同她“逃跑”——可又怎么逃呢？我拒绝陪她从罗马出发，前往阿西西和奥尔维耶托；1925年夏天我没跟她去拉脱维亚；同年冬天我又不愿允诺在柏林等她。这一切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更不是全然因为我有狂热的旅行嗜好——况且，近两年来我的旅行兴致已减——，而是因为我害怕她身上的敌意，而对此，我直到今天才感到有能力应对。这几天我也对她说过，要是当初我们结合了，我不知道我俩现在是否早已一刀两断。现在，在我身外和内心所发生的一切使我觉得和阿丝雅分开生活的这个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忍受了。当然，在这件事上，最主要的还是我担心，当阿丝雅日后恢复了健康并和赖希关系固定地在这里生活时，我只能承受巨大的痛苦而无法逾越我俩关系的界限。而至于将来我是否能摆脱这一关系，我还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理由能使自己完完全全地与她分开，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要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最希望有个孩子能成为我和她之间的纽带。然而，即便在今天，我仍不知道是否能够与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千辛万苦，在她甜蜜可爱时，在她冷淡无情时。这里，冬天的生活多了一个维度：空间因其冷热不同而千差万别。人们生活在马路上就像置身于冷冰冰的玻璃大厅，每做一次停留和考虑都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寄一封信就得花半天的时间做决定；冒着严寒走进商店买东西也需要强大的意志力。除了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一家大型食品商店外（那里摆放着色泽鲜亮的成品菜肴，我只在我母亲的烹饪书上见识过如此的美味，在沙皇时代不可能有比这更丰盛的菜肴了），其他商店都不适合驻足停留。再者，它们都很土气。很少看见像在西方城市的主街上常见的、大老远就能看清上面的公司名字的招牌；这里的招牌上往往只是写着商品种类，有时则画着钟表、箱子、靴子、毛皮等。在这里，皮革店的铁皮招牌上也画着那么一张传统的、摊开的毛皮。衬衫常常画在一块黑板上，黑板上方写着俄文“中国洗衣坊”。能看见许多乞丐。他们喋喋不休地恳求着过往的行人。其中一个乞丐，每当他觉得能从某个经过他跟前的行人身上有所收获的时候，他都会发出一声低吼。我还看见一个乞丐，其姿势与圣马丁为之拔剑割袍的不幸者一模一样，双膝跪地，伸出一条胳膊。临近圣诞节，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有两个孩子总是坐在革命博物馆墙边同一个地方的雪地里，破衣烂衫，呻吟哭泣。在所有莫斯科的机制中，唯独这些乞丐是可靠的，他们不做改变，坚守其位，这似乎成了他们亘古不变的悲惨命运的写照，或者也可能是某种高明组织的结果。因为，这里的其他所有东西都处于“维修”之中。在那些光秃秃的房间里，每个星期都要把家具重新摆放一遍——这是人们由这些家具获得的唯一的奢侈，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它把“舒适”和作为其代价的“忧郁”一起逐出了屋门。各种政府部门、博物馆和机构不断地变换地点，街头小贩们也是天天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哪儿都有他们的地盘。所有的东西：鞋油、连环画、文具、蛋糕和面包，甚至毛巾等等都在露天的街头售卖，好像此时不是莫斯科零下二十五度的冬天，而是那不勒斯的夏天似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说过，我打算在《文学世界》上写论戏剧的文章。我们发生了短暂的争执。不过，我随后请求她和我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她最终同意了：“如果你请求的话。我很软弱。我无法拒绝他人的请求。”可是，后来赖希来了，阿丝雅又说到了那个话题，导致了异常激烈的争吵。只是，当我从窗边起身离开，要去街上追赖希的时候，阿丝雅却抓住了我的手说：“没那么糟。”晚上又在我房里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他后来回去了。

12月21日

我走过整条阿尔巴特街，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大道旁的市场上。这一天很冷。我边走边吃着在路上买的巧克力。市场上，沿街第一排的售货亭卖的是圣诞节用品、玩具和纸制品。后面的摊位出售铁制品、日用品以及鞋子等等。这个市场类似阿尔巴茨卡娅‐普罗夏基街上的市场，只是，我猜想，这里不卖食品。还没走到那些售货亭跟前，沿途就挤满了装着食物、圣诞树饰品以及玩具的篮子，叫人简直无法从车行道走上人行道。我在一个摊头上买了一张俗气的明信片，又在别的摊头上买了一把巴拉莱卡琴和一个纸房子。在这里，我还看到了街上的圣诞玫瑰，一簇簇英勇的鲜花在冰天雪地中怒放，熠熠生辉。我提着东西，费力地寻找着玩具博物馆。博物馆已从斯摩棱斯克大道搬到克拉波特金娜街。好不容易找到它时，我已精疲力竭，没等迈进大门就恨不得返身而去：那门一下子推不开，我觉得门被锁上了。下午在阿丝雅那儿。晚上在科尔施剧院看了场蹩脚的戏（《亚历山大一世和伊万·库斯米奇》）。该剧作者在幕间休息时逮住了赖希——他称其剧中的主角为哈姆雷特的同道中人，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走，逃脱了最后几幕。看完戏，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还买了吃的。赖希睡在我这里。

12月22日

在与赖希的谈论中，我碰到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在晚上长谈，谈俄国、戏剧和唯物主义。赖希对普列汉诺夫倍感失望。我试图向他阐明唯物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对立。普遍主义的表现方式因为是非辩证的，所以总是唯心的。而辩证法则必然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它将其所遇到的每个命题或反命题重又作为三位一体结构的综合加以表现，它在这条路上不断地深入客体的内在并只在客体自身内表现一个宇宙。任何其他的宇宙观念都是没有客体的，是唯心的。此外，我还试图通过揭示理论在普列汉诺夫那儿的地位来证明他的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并且以理论与方法的对立为依据。在其努力表现普遍的事物时，理论飘浮于科学之上；而方法的特征则是，每一个原则性的、普遍性的研究都能立刻发现一个其特有的客体。（比如，在相对论中研究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关系。）还有一次，我们谈到成功被作为“中等”作家的决定性标准，谈到那些伟大作家之“伟大”的独特结构——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影响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反过来他们通过其作家的力量而拥有历史性的影响。人们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透镜才能看见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被这一面面透镜放大、着色。此外，这将导致面对权威的一种绝对保守的态度，而这一保守的态度恰恰只能由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释。另有一次，我们聊普鲁斯特（我给他读了一些我翻译的东西），然后谈到了俄罗斯的文化政策：旨在使工人了解全部世界文学的“教育纲领”；在英勇的共产主义时代领航掌舵的左翼作家遭到背弃；支持反动的农民艺术（艺术家协会的展览）。这天上午，我和赖希去《百科全书》编辑部办公室时，又一次觉得这一切都很现实。《百科全书》计划编三十到四十卷，其中单独给列宁预留了一卷。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第一次白去了一趟），一个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坐在桌旁，赖希向他介绍了我，还举荐了我的学识。随后，我给他讲解我的“歌德”词条的提纲，这时，他立刻显得学力不逮，没有把握起来。这份提纲中的一些内容吓着他了，他最后要我在社会学的背景上刻画歌德的生平形象。然而，根本就无法唯物主义地描述一位作家的生平，而只能描述其历史影响。因为，倘若不考虑一位艺术家的身后影响，那么，他的存在及其纯粹按照时间顺序的整体创作是根本无法为唯物主义的分析提供对象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引论》中的完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提问很可能正是以这同样的非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直接性为特征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最近，她房里躺着个犹太女共产党员。阿丝雅很喜欢她，和她有很多话说，而我却不怎么喜欢她在跟前，因为现在，就算赖希不在，我也几乎无法单独和阿丝雅说话。晚上在家待着。

12月23日

上午，我去了库斯塔尼博物馆。又看到了很漂亮的玩具；这里的展览也是由玩具博物馆的馆长安排的。最漂亮的也许要数那些纸制小人了。它们大都站在一个小小的底座上，那底座要么是个小巧玲珑的、可以摇动曲柄的手摇风琴，要么是个斜面，按下去会发出声音。也有用同种材料做成的大大的人偶，造型略显怪诞，已属于一个没落的时期。博物馆里有一位衣着寒酸、惹人喜爱的姑娘正和两个小男孩用法语谈论着那些玩具，她是他们的家庭教师。三个都是俄国人。博物馆有两个展厅。在陈列玩具的那个大展厅里，同时还陈列着上了漆的木器模型和纺织品，小展厅里则展示着古老的木雕、形似鸭子或其他动物的箱子、手工艺工具等等，还有铁制品。我试图在位于楼下一个大厅内的、与博物馆相连的收藏库里找一些具有古代玩具特征的玩意儿，却一无所获。不过，在那里我倒看见了一大仓库的圣诞树饰品，如此之多，未曾所见。——后来，我去卡梅涅娃学院取《森林》一剧的戏票，并和巴塞基会了面。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三点半时，我到了“赫尔岑之家”。我吃完饭赖希才来。我又要了咖啡，像以前一样，我发誓不再碰它。下午，四个人玩了一局多米诺骨牌，我第一次和阿丝雅搭档。我俩大胜赖希和阿丝雅的同屋。后者和我约好之后在迈耶霍尔德剧院碰头，而赖希则去“瓦普”开会。为了和我交流，阿丝雅的同屋说的是犹太德语。可是，一开始我听不大懂，要是能多练习一会儿就不成问题了。这一晚搞得我很累，也许是因为我一开始没能找到阿丝雅的同屋，或者也因为她的不准时，我们迟到了，不得不站在后排观看第一幕演出。此外，还有那俄语。阿丝雅在同屋回去前一直没睡，不过后来，第二天她说，同屋那有规律的呼吸把她带入了梦乡。《森林》一剧中那有名的一幕口琴戏的确很棒，不过，由于阿丝雅的讲述，这一幕在我的想象中已是那么美妙动人、多情浪漫，以致当它真的出现在舞台上时，我竟一时难入其境。此外，戏中的精彩之处比比皆是：在丑角表演的钓鱼情节中，那颤抖的手令人仿佛看见上了钩的鱼在挣扎；在谈恋爱那一幕的整场表演中，演员始终在一条窄道上绕着圈儿地走，那窄道可由脚手架往下通向舞台。我第一次更为清楚地理解了建构主义舞台布景的功能，这是我在柏林看塔伊洛夫剧团演出时远远未曾如此清楚地意识到的，就更别说通过照片看出来的了。

12月24日

写一写我的房间。房里的所有家具上都有一块铁皮标牌：“莫斯科旅馆”，还有财产登记编号。旅馆一律由国家（或城市？）管理。眼下，在冬季，我房里的双层窗嵌着油灰，只能打开上面的一小扇。小小的盥洗台是铁皮做的，下面刷了漆，上面锃亮，有一面镜子。洗脸池底部的下水孔塞不住。一个水龙头，水流细细的。房间由外面供暖，不过，由于房间的位置比较特殊，连地板也是热的。在天气不太冷并且那扇小窗关着的时候，房里就很闷热。每天早晨九点前开暖气，这时，总有个工作人员会来敲门问那扇小窗是否也已关上。这是此地唯一可以信赖的事。这个旅馆没有厨房，因此连杯茶也喝不上。前一天晚上，我们请人第二天早晨叫醒我们，因为我们要坐车去看达佳。围绕着“叫醒”这个主题，那个“瑞士人”（这是俄语中对旅馆服务员的称呼）和赖希之间展开了一段莎士比亚式的对话。关于我们是否可以被叫醒的问题，那个男人回答道：“如果我们想起来的话，我们会叫的。要是我们想不起来的话，我们就不会叫。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会想起来的，我们自然会叫。不过，当然啦，我们有时也会忘记，要是我们想不起来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叫。毕竟，我们没有义务。不过，要是我们及时想到的话，我们肯定会做。你们想在几点钟被叫醒？——七点。我记一下。你们看到了，我把纸条放到那里，他会发现它的，是吗？当然，要是他没发现纸条，他就不会叫醒你们。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叫的。”结果，我们当然没被叫醒，他们的理由是：“你们不是醒了吗，还要我们叫醒干吗？”这家旅馆似乎有很多这样的“瑞士人”。他们在底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不久前，赖希去问是否有我的信件，一个男人回答说“没有”，尽管信就在他的鼻子底下。还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到旅馆要找我，只听回答说：“他已经退房走了。”电话机装在走廊上；夜里，我睡在床上，常常在一点过后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地打电话。这张床的中间有一个大凹坑，稍稍一动就会嘎吱作响。赖希夜里的呼噜声很响，我常被他吵醒，因此，除非累得要死，否则我很难入睡。下午，我会在房里睡着。账单每天得付，因为每一笔超过五卢布的费用都要交百分之十的税。为此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不言自明。——赖希和阿丝雅在街上碰上了，一起来了。阿丝雅感觉不舒服，回绝了伯尔丝晚上的邀约。她想待在我这儿。她带上了她的衣料，于是，我们离开了。我先送她去她的女裁缝那里，然后再去玩具博物馆。路上，我们走进了一家钟表店。阿丝雅把我的表递给钟表匠，那是个犹太人，会说德语。我和阿丝雅分手后，就坐雪橇去了博物馆。我生怕迟到，因为我还始终没有适应俄罗斯的时间尺度。由导游带领参观玩具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巴特拉姆同志送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从玩具到儿童戏》，我把此文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阿丝雅。随后去了学院；可是柯刚不在。我走到一个公交车站，打算坐车回去。这时，我看见一扇开着的门上写着“博物馆”这几个字，我马上意识到眼前所见正是“西方新艺术展之第二系列”。这个博物馆不在我的参观计划之内。不过，既然此刻就在跟前，我便走了进去。面对着塞尚的一幅美妙绝伦的画作，我突然想到，关于“移情”一词的说法在语言上本就是错误的。我觉得，就把握一幅绘画而言，根本不是人进入画的空间，而是这一空间，最初在各个非常确定的位置，自行凸显。它在角角落落向我们展现自身，而我们确信能在这些角落里发现非常重要的过往的经验；这些地方有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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