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客家文学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可群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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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客家文学史试读：

绪论：客家文学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极富特色的重要分支。它又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钟情于客家文学，许多从事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民俗研究的人，也极为关注客家文学。近二三十年来，一直成为学术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内地在议论，台湾也在议论。1992年，在广西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还提出了编写客家文学史的设想。1997年夏天，广东《梅州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又提起这个“老话题”。最近，我们到福建的客家地区调查，还看到闽西连城出版的一份文学刊物，刊名就叫《客家文学》。由此可见人们对客家文学关心、重视的程度。然而，“客家文学”还有待系统深入研究。抛砖引玉，现就下面三个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一、客家文学的内涵

关于客家文学的界定，有过种种不同的意见，可分为从宽说与从严说两大类。

台湾的罗肇锦先生、黄恒秋先生和广西的卢斯飞先生明确主张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

黄恒秋先生说：“客家文学的界定，有必要再把眼光放远放宽。”

罗肇锦先生说：“一个客家人，自然表达的语文形式是‘国语’，且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话来思考，所写的又都是与客家事物有关，那么这类作品也应当归入‘客家文学’。”

卢斯飞先生在《客家文学研究刍议》一文特别强调：“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这是因为：划分得太严太细……也就不可能到丰富的资料海洋中去翻滚梳爬，自然也就难以探索到客家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客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显而易见，“从宽说”从总体上去认识客家文学，不自树樊篱，画地为牢，这是有利于客家文学的发展和研究的，因此，并没有多少人提出异议。“从严说”以湖北的古远清先生为代表。他在《“客家文学”界说》一文中，虽然也同意“标准不妨放宽些”，但在实际操作时，他却是从严的：“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更多的客籍作家不写客家生活，但有时用某些客家生活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如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一首颇有名气的作品《弃妇》，据说就是以作者故乡梅县一位名叫刘义妹的女人为模特儿写成的。但《弃妇》没有一点客家风味，而有的是浓郁的法国风味。故客籍作家取材于某些客家生活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古远清还认为，蒲风的客家方言叙事长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所写的题材是外国的，蒲风的另一部客音体叙事诗《鲁西北的太阳》所写的是山东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的事迹，“有客家语言但无客家生活风味，故这类作品严格说来，也不是客家文学。”《梅州日报》上《啰嗦一个“老话题”》则走得更远。文章说：“何为‘客家文学’？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客家人写的作品，并不就叫客家文学，如《日本杂事诗》（黄遵宪）《女神》（郭沫若）《苔莉》（张资平）《风雨太平洋》（杜埃）《爱情至上》（韩素音）等。写客家人的作品，也不就叫‘客家文学’，如《洪秀全传奇》（陈仕元）。即使客家人写客家事的作品，也不一定就叫‘客家文学’，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新嫁娘诗》（黄遵宪），以及近年发表的好些中长篇小说。‘客家文学’依我来看，不是就作者而言，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作品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

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来源于物质生产实践。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同时又表现了作者的主观世界。它是在反映客观世界基础上的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客家人，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它所处的客观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别的民系有不同之处。这种客观存在，决定了客家人的特殊的思想意识，形成了有其特色的客家文化，孕育了人们公认的“客家精神”。客家文学便是这有特色的客家人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客家人主观世界的表现。界定客家文学，必须首先把握客家文学这一特质。简而言之，文学的实质是“人学”，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

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就会同意客家文学的内涵应该包含下面三个方面：

1．凡是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如客家谣谚、客家民间故事、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剧、采茶戏、文人创作中的方言小说、方言诗等等都是客家文学。

2．客籍作家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只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客家文学。

3．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自称“半个客家人”的谭元亨，祖籍广东顺德，他写的《客家魂》，也应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由此可以看到，客家文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又是有其特色的。正因为它有“客家”的特色，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客家文化史上，都应有它的一席之地。二、客家文学的历史

客家文学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它的历史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伴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秦汉说，有五次大迁徙说（以罗香林先生为代表），还有明清说。此外，还有所谓“土著说”“混合体说”等等。笔者认为，“客家人”的出现，是中原汉人南迁的结果。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过孕育、形成、生长、发展的阶段。“客家人”——客家民系是中原汉人多次南迁的集合体。客家先民虽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民系的正式形成，应不早于东晋末年，不晚于宋末。笔者赞同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的见解。

客家文学可以说是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步。笔者认为客家文学孕育形成于唐宋，生长发育于明清，蓬勃发展于近代。现当代的客家文学则已经有了自觉意识，逐步走向成熟。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中的瑰宝。它的表现手法，明显地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它和汉乐府、南北朝民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黄遵宪在辑录《山歌》时就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而它那七言四句的形式则类似唐宋近体诗中的绝句，只不过客家山歌来自民间，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这是中原南迁的汉人地位的变化使然。目前虽然没有史料具体证明客家山歌形成的时间，但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所记唐朝的“歌仙”刘三妹的故事，以及客家地区关于唐朝诗人罗隐与刘三妹对山歌的传说来看，认为客家山歌形成于唐宋不完全是无稽之谈。若以明清时期已经大量出现客家山歌来反证，也可说明唐宋时期应是客家山歌的孕育、形成阶段。

从文人创作来看，唐宋也还属于孕育形成时期。唐代的贤相张九龄，是杰出的客家先民。《唐诗三百首》的开篇，便是其五言古诗《感遇》两首。虽然他的大部分诗文还没有明显的客家文学的特色，但是在他的作品中，确实有一部分（例如这4首《感遇》诗）真实地表现了客家人在复杂的斗争中谦和而刚毅的心理，蕴含着客家人群体性格的特点。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称张九龄为客家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有些作品确实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围。唐宋时期的客籍作家大都可作如是观。

明清是客家文学的发育成长期。从民间文学来说，客家民系的群体生活产生了许多童谣民谚，有许多民间故事，更有大量的客家山歌，还有独具特色的客语对联。这些作品无不是客家人生活的写照。例如著名的儿歌《月光光》就是流传极广的客家童谣，它是客家人教育孩子的启蒙教材，是熏陶儿童性情的文学创作，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较有客家文学味道的，首推廖燕的《曲江竹枝词》。它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风土民情，如：“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就表现了客家山区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至于乾嘉时期的宋湘，他的许多诗作已充满了浓郁的“客家味”（详见拙作《宋湘诗歌中的客家情调》，载于《东方文化》1996年第4期）。其他客籍诗人李黼平（绣子）、颜检、李光昭、黄钊、温训、吴兰修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也可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客家文学的成长发育，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而且门类较为齐全。除上述的童谣民谚、山歌、民间故事、客语对联、竹枝词、文人诗歌外，还出现了小说，例如黄岩的《岭南逸史》。

到了近代，客家文学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它的显著特点就是客家文学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客家歌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稍后的“岭东诗派”，以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丘逢甲以及胡曦、温仲和为代表，也因其诗作富有客家风味而在中国近代诗坛上显得更有特色（详见拙作《试论近代的“岭东诗派”》，载于《客家学研究》第2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他努力辑录、赞颂客家山歌诚属可贵，又有真实反映客家地区乡情民俗的名篇。如《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客家的人文景观。如：“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写曾祖母对自己的启蒙教育。“三岁甫学步，送儿上学堂”，则反映出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程度。写客家人扫墓：“上头爇红香，中间酌黄酒。青箬苞黍粽，紫丝络莲藕。大父在前跪，诸孙跪在后。森森排竹笋，依依伏杨柳。”客家人敬祖先、重亲情的传统在长诗中得到形象的体现。黄遵宪的《新嫁娘诗》更是详细描绘了客家新娘复杂的思想感情、微妙的心理活动。这些都是文人诗歌中的佳作。至于胡曦的乡土风情诗以及客家地区的竹枝词（如《梅州竹枝词》《宁江竹枝词》《镇平竹枝词》等等）全都有浓郁的客家风味。此外，客籍女诗人范荑香、叶璧华也有颇具特点的华章，展现了客家“才女”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辛亥革命斗争中，客家文学注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内容。许多客籍诗人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特别应提到的是南社诗人古直。民国以后，他为弘扬客家文化做了许多工作，编纂《客人丛书》，撰写《客人对》，非常重视继承客家文学的传统，专门编选了李黼平、宋湘、黄遵宪的诗集，名之为《客人三先生诗选》付梓发行。

现代是客家文学走向成熟的时期，它有了明显的自觉意识。客家山歌最贴近社会生活，在客家山乡，山歌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形式，恋爱、社交、娱乐、劳动都有山歌。真正是时时可见，处处可闻。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山歌也发挥其“自古山歌从口出”的特点，成为对敌斗争的武器。如五华县烈士张剑珍在刑场上唱出了气壮山河的山歌：“人人话共产嫲，死都唔嫁张九华（反动头目——笔者注），红白总会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在文人创作方面，这种自觉意识表现为作家主动地、有目的地运用客家方言去进行创作，或着意地表现客家情调，反映客家人生活。著名的现代作家张资平，他的《梅岭之春》被认为是最有客家风味的小说。中国诗歌会的主将蒲风，致力于诗歌大众化运动，他的客方言诗《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鲁西北的太阳》是专门为客家人而创作的。而他的力作《茫茫夜》《六月流火》都取材于客家地区，是典型的“客家人”写“客家事”。在现代作家中，有不少人积极投身方言文学运动，楼栖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小说有浓郁的客家氛围，如《枫林庄》《没落》，他的方言长诗《鸳鸯子》更是自觉地以客家山歌的形式，反映一位饱受苦难的客家妇女进行反抗斗争、翻身求解放的历程。

这一时期，有些客籍作家由于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客家生活在他们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虽然不一定有意识去创作客家文学作品，但其作品的客观效果仍然有或多或少的“客家味”。这类作品也不应该排除在客家文学之外，例如上文所提到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名篇《弃妇》，“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为灰烬，从烟突里飞去”“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邱墓之侧”，当我们反复吟咏，体会这些富有象征派诗歌特点的诗句时，就仿佛感到一位饱受命运捉弄的客家农村的弃妇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正是李金发以他的故乡梅县的刘义妹为原型创作的结果。我们不能因它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手法而否认它属于客家文学。至于有些长期不在客家地区生活的客籍作家，他们的作品既不是“写客家人”，也不是“写客家事”，虽然他们创作有优秀的作品，如碧野，却也不必硬把他列为客家文学的作家。

在现代，台湾的客家文学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局面，限于体例，笔者将另文评述。三、客家文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东的客家文学在曲折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

客家山歌的发展历程具有代表性。推倒三座大山，农民翻身做主人，山歌也从冈头溪尾走进了乡镇城市，面对大庭广众。形式亦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表演唱，乃至形成了新的剧种——山歌剧，出现了《闹公堂》《唱夫归》《挽水西流》《彩虹》等优秀作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沉寂后，1978年客家人的中心——梅州市组织全市优秀山歌手巡回各县，举行了山歌擂台赛，1980年征集了10000多首山歌，从中整理出近2000首编辑出版，题为《粤东客家山歌》。在客家山歌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歌手，也孕育了以创作客家山歌而著名的新人，如黄火兴、余耀南、汤明哲、张振坤等，他们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的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出版了专门的论著。人们对其他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客地谣谚、民间故事等，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工作。采茶戏、提线木偶戏、广东汉剧也都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影视文学是客家文学的新品种，客家民间文学中的精品搬上了银幕荧屏，还出现了《生死树》等富有客家风情的电影，也有反映客家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

至于小说创作，更不应妄自菲薄。客家人“写客家人”，已成为许多客籍作家的共识。有全国影响的客家文学代表作家程贤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反映了客家地区的“改革风云”与“地域文化”，被誉为“客家韵味境界新”，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和《围龙》引起全国评论界的重视，这便是当代客家文学的实绩。我们如果仔细研读程贤章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它并不是方言小说，却有浓郁的“客家味”。它用事实告诉人们：客家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写客家方言小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客家文学，我们也就无须强调创立客家文学，而应该大声疾呼：“发展客家文学！”

如何发展客家文学，促进客家文学的繁荣呢？笔者认为应从三方面着手：1．应深入研究客家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客家文学创作的经验，认真分析其长处及短处，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2．客家地区凝聚着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客家民系是富有特色的群体，应提倡作家深入客家地区（包括已经比较富裕的，如深圳、东莞等地区，也包括还较贫困的粤赣闽边界地区），到群众中去，创作出能深刻地反映客家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表现客家人喜怒哀乐的佳作。3．加强语言方面的锤炼。这里所说的语言，既是指我们经常使用的现代汉语，更是指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家方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语言的工夫如何，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质量。程贤章的成功之处在这里，不足之处也在这里。就拿其代表作《神仙·老虎·狗》和《围龙》来说，他能熟练地运用客方言的俗语、谣谚来描绘风土人情，刻画人物性格，但在好些地方，仍存在语言粗疏之处。我们强调语言，并不等于说语言就是一切。那种认为客家文学就是方言小说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只局限于写“方言小说”，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客家文学的繁荣。

1997年12月，我在“客家渊源与客家界定”的学术研讨会上，表达上述见解时，引起学术界朋友的关注，有赞同的，亦有持反对意见的。现再经推敲，作为本书绪论，以广东一地的客家文学史实，作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土壤

在客家文学的大花园里，属于广东的这块沃土是蔚为大观的。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它使人驻足，令人陶醉，流连忘返。

是上天的恩宠？

还是大地的偏爱？

广东——客家——文学，

是笔者偶然的凑合，

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们追根溯源，从客家与广东说起吧！

第一节 客家先民

客家，英译是Hakka，它是中华民族中汉族的一个民系。这一民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程。

早在秦朝末年，中原地区就曾有大规模的移民岭南的行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其中南海郡辖番禺、龙川、博罗、揭阳等4县，相当于现在的大半个广东地区。《晋书·地理志》又有“后使任嚣、赵佗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之语，可知任嚣、赵佗攻越时间，应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

任、赵攻越后，任为南海尉，赵为龙川令。当时能随任、赵南来的中原人，当然是以男性为主。为了稳定人心，赵佗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3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5千人”。这些来自中原的男女，在岭南地区定居，生息繁衍，从而成为广东人。而其中的一部分，居住在当今纯客寓的龙川县，据传，该县的赵、韦、官、任四姓，便是在那时由中县（中原）迁来的。唐朝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谈到了自己的祖宗到龙川的历史：“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之与百越杂处，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与越井相始终。”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段文字，它说明了三个问题：1．龙川的韦姓人来自中原；2．中原人到龙川后，“与百越杂处”，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已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3．这些中原人的后裔重视寻根溯源，历35代，始终不忘自己来自中原。正因为这样，这一批秦末随赵陀南迁的移民，便被人们目为最早的客家先民。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认为：“秦末向岭南大规模用兵开始了客家先民的形成过程，龙川（佗城）是最早的客家先民的发祥之地，第一任龙川令赵佗是岭南客家先民的初祖”。他明确提出：“佗城开基客安家。”

众所周知，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大乱。原龙川县令赵佗，接替去世的任嚣为南海尉后，也趁机而起，在公元前204年，建立了南越国。其时，刘邦在中原建立了汉王朝的统治。鉴于汉初不稳定的形势，刘邦采用和平方式处理南越国的问题，封赵佗为南越王，并对赵佗的功绩予以肯定：“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同‘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里所指的“中县人”，即是指来自中原的汉人，它与本土的“粤人”相对称，这就说明来自中原的客家先民，与有“相攻击之俗”的“粤人”在赵佗的管治之下共同生活，二者的习俗是有所不同的。“中县人”“不耗减”，到底有多少人口呢？现已无明确的资料可查。但是，可根据200年后的记载推知其大概。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海郡的总人口为9万多人，而这是西汉经过200年休养生息繁衍后的人口。若减去原居住在平原、沿海的“粤人”，这些“中县人”的后代为数并不多，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再往前溯200年，没有“耗减”的“中县人”充其量也就是3万人左右。而这些“中县人”大部分是居住在平原、沿海的番禺、博罗、揭阳等县，真正定居在龙川县等山区，而成为客家先民的人，其数量应是很有限的。

由此看来，秦末南迁的中原汉人，确确实实成为当今客家地区最早的客家先民，但是，其人数很少，现在有据可查的，只有龙川的“中县之民四家”。他们不仅在龙川安了家，而且子孙繁衍。然而，他们只是客家先民的极小部分，更多的客家先民是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之后逐渐南来的。

西汉时期，中原人或是留戍落籍，或是遭罪流放，陆续有人零零星星地南迁。而“王莽篡汉”这一历史事件，则使南迁的汉人由客观环境所迫转为主动向南迁徙。如《方氏族谱序》：“方氏世居沂南，有曰纮者，遭新莽乱，过江择居。”又如《客家曾氏源流》载：“……元十四传关内侯据，耻事新莽，挈族由山东迁庐陵吉阳，即今江西永丰。”

到了东汉末年，为避乱而南迁的中原汉人日益增多，有些人甚至不惧风险，取海道往南，“飘薄风波，绝粮茹草，饥殍荐臻，死者大半”。为什么中原汉人冒险南迁呢？根本原因是中原地区实在难以生存下去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汉魏之际南迁避难的人已不鲜见。到了西晋永嘉年间，南迁更成为潮流，晋砖铭文有“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的字样，便是当时汉人南迁的历史见证。现代著名的客家学者罗香林（1906—1978年）在其权威著作《客家源流考》中提出“五次大迁移”说，根据客人家谱“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等记载，明确把第一次大迁移时间定为西晋永嘉之后：“要之晋代永嘉以后，中原第二支避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则仍淹滞于颖淮汝汉诸水间，寖至隋唐，休养生息，劳困渐苏，慢慢的乃得度其比较安适的生活。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

至今，多数学者仍认为罗香林此说有理，并有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有人指出，在永嘉之乱的那几年，中原地区自然灾害比较多，如永嘉四年，四月水灾，五月地震，六月蝗灾，入冬又大旱。天灾人祸，难以生存，于是被迫迁徙。其迁徙的人群中，不仅有士宦人家，更有劳苦大众。有的学者则认为，此时的客家先民不仅远达“赣省的中部南部”，实际上有些已进入粤北和粤东，到了现在广东客家人的居住地。他们以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从饶平析出“义招县”（今大埔县），用来招抚中原流民的事实作为佐证。

由此可见，从秦末以来中原汉人南迁到现在广东客家人的居住地——粤东、粤北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它是一个叠加的过程，人数亦不能悉计。但他们并不完全等于今天的客家，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南迁的中原汉人只能称之为客家先民。而客家民系的形成则应在东晋之后。

第二节 客家民系的形成

笔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中原汉人南迁、融合、叠加、认同的复杂过程。客家是中原汉人多次南迁后的集合体。在某一地域落地生根的中原人保留了原来的语言和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环境和原本土居民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基本上保留中原汉族的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新的异质语言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经过不断的融合，又有不断南迁汉人的叠加、认同，逐渐成为汉民族中的一支独特的群体。这些群体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域，而是先后或同时在几个地域出现，如赣南、闽西有客家，粤北、粤东有客家，其他地方也有客家。其形成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从语言和文化角度来看，它不应早于东晋末年，也不晚于宋末，笔者赞同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期间这一看法。

1899年，著名的客籍大诗人黄遵宪说得十分明白：“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己亥杂诗》）它形象地概括了客人南迁，保留了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形成独特的客方言的历史事实。由黄遵宪那个时代，上溯千年，即是在唐宋期间。

谢栋元教授的客方言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论点。他在《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前言》中说：“现代的客家话，就是古代的北方话，更确切地说，是唐末、宋元之际的北方话（这里说的北方是中原）。全浊声母清化之后，入声消失之前，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所提供的客家人南迁的时间表。对照历史朝代，则是唐末至元初。”“移民们对故土的眷念，导致语言上的极度保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成了客家人的语言生活准则。他们带到南方来的（原装）北方话，数传之后，基本面貌仍无改变。”客方言这一“活化石”，是说明客家民系形成时间的最重要的材料，它以丰富的语料向人们证实：是在唐宋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客家民系。

第三节 广东的客方言区

客家民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使用客方言。客家民系在广东的分布区，也即是广东的客方言区。

根据语言学界的统计，广东省多达80个县市有客家人群体居住，总人口为2100万人。它分为两部分：

1．纯客住县市：梅县、兴宁、大埔、五华、蕉岭、平远、连平、和平、龙川、紫金、新丰、始兴、仁化、翁源、英德，共15个县市。

2．非纯客住县市：韶关、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南、连县、连山、阳山、宝安、惠阳、河源、东莞、花县、清远、佛冈、从化、惠东、揭西、陆河、海丰、陆丰、饶平、潮州、揭阳、丰顺、潮阳、惠来、普宁、珠海、斗门、龙门、深圳、南海、增城、博罗、广州、中山、新会、广宁、三水、高要、云浮、封开、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罗定、德庆、阳春、阳西、阳江、廉江、信宜、高州、茂名、四会、化州、遂溪、海康、徐闻、电白等，共计65个县市。

上述资料只是根据初步统计而来，由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常有变动，称谓亦不时改变，但客家群体居住的地域则是明确的，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这里特别要提到上述资料中的第一个纯客县——“梅县”，它即是明清的程乡县。本来，它隶属于潮州府。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文风极盛”而升格为“直隶嘉应州”，辖兴宁、长乐（今五华）、平远、镇平（今蕉岭）4县，合称“嘉应五属”。辛亥革命期间，一度改名“梅州”。民国成立（1912年），废除州府制，梅州又改为梅县。新中国成立后，梅县先后为兴梅专区、粤东区、汕头专区所辖。1965年设立梅县地区。1979年初，梅县的县城梅州镇改为县级市，称梅州市，属梅县地区管辖。1988年，梅县地区改为地级市，仍名梅州市，下辖8个县、区：梅江区、梅县、蕉岭、兴宁、五华、丰顺、大埔、平远。其中的梅江区（县级区）和梅县，实际上即是原来的程乡县境。统计资料中的“梅县”是包括梅江区在内的，这里只不过是从俗，统称“梅县”而已。这是必须说明的。

在众多的纯居住县中，人们把梅县方言作为广东客方言的代表，这是毫不足怪的。梅县的客家人以杨、古、卜三姓为最早，“父老相传，皆云未有梅州，先有杨、古、卜”。梅县籍学者古直先生明确指出：“杨、古、卜三姓，乃先来之客人耳，非土人也。”“古姓来州，在五代时。”宋朝末年，跟随文天祥抗元，“梅民之从者甚众”“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可见当时的客家人已经不少。到了元末明初，从闽西、赣南迁到梅县的人就更多。《光绪嘉应州志》的总编纂温仲和在《方言》跋中说：“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自来，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言语声音，皆与汀、赣相近，其传次亦相上下，约在20余世之间”，由于不断地叠加、认同，梅县这个纯客居住县的人口迅速增加，清代中叶，程乡县升格为嘉应州，就逐渐成为客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地位，几百年来，一直未有改变。更有许多客家人，走出梅县，到广西，到四川，到台湾，到东南亚，直到世界各地。他们及其后裔铭记“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一古训，坚持讲家乡话，这些人的巨大影响，也是梅县的客家话成为客方言的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学是人学。生活在广东的客家人通过语言（首先是客方言），表达他们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认识和感受，这一表达是形象的、具体的，也即是“文学的”。于是广东——客家——文学就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文化特征

客家文学是中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中国汉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孕育下，在中原汉人不断迁徙、定居岭南山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生长。它既有浓郁的客家风味，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第一节 根在中原

追根溯源，是客家民系的优良传统。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学的根也在中原。中原的汉文化是客家文学的源头。

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对岭南来说都是北方。南迁的汉人由中原而来，带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迁徙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迁徙经过的吴楚地区的丰富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文学的表现最为明显，以客家山歌为例，“它随客家先民由中州一带迁来，上承《诗经》遗风，常用重章叠句，尤以双关见长”。一路风尘一路歌，南迁汉人的歌声保持了中原文化的本质，也不断吸取沿途地域文化的气息，定居岭南山区又有了地方风味，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诗经》中十五《国风》的民歌，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一唱三叹，反复歌咏，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它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很广阔，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它是中原汉文化的结晶。其文化基因在客家山歌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几乎到处都可见《国风》的影子。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叹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

这是梅县地区家喻户晓的山歌，其意境，其表现手法，其文化氛围，我们都可在《国风》中找到痕迹：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齐风·鸡鸣》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郑风·女曰鸡鸣》

借“鸡鸣”把男女爱情中恋恋不舍的真情生动地表现出来，客家情歌与《国风》真可谓是一脉相承。当然，这相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其合理内核的留存，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对于客家山歌和十五《国风》的关系，清末著名的大诗人黄遵宪早就有所觉察，他在辑录客家山歌后的《题记》中说：“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黄遵宪在这里强调客家山歌和十五《国风》一样，都是真情的流露，是人民的杰作。他并不是专门论述其传承关系，但是，这段话已明确告诉人们：客家山歌继承了《国风》“矢口而成”以表现真情实感的可贵传统。“诗言志”是《诗大序》中提出的创作原则，它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又成为后代文学创作的指针，客家文学的创作实践说明，这一原则使其成为表现客家人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拿客家情歌来说吧，就有“引歌”“对歌”“唱和”“发问”“道身世”“讲年龄”“表心思”“提条件”“拒绝”“安慰”“嘱咐”“离别”“相思”“感叹”“谴责”“自慰”等等十分丰富的内容；从过程来说，又有“初恋”“失恋”“热恋”“结合”等不同阶段、不同情态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客家山歌予以精选排列，像《邶风·静女》《陈风·月出》《秦风·晨风》《卫风·氓》那种情思、那种意境都可大体表现出来。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楚文化和吴文化对客家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南迁的中原汉人的迁徙路线已经证明，他们在楚吴地区跋涉过，居住过，他们的语言吸收了许多新的词汇，语音、语调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楚辞，则直接启迪了客家山歌。作为与中原歌谣不同的新诗体，楚辞不是整齐的四言体，而是以七言居多，可长可短，灵活多变。在句尾和句中常用“兮”这一语气词。客家山歌中的句式灵活，特别是“哩”“呀哩”“来”的功能，就与“兮”十分相似，只是起停顿或连接的作用。例如：“你系唔肯也好哩，伥也唔敢苦甘你，苦甘人情会得失，检兜好人做呀哩”“颠也狂来狂也颠，牙牙邪邪鬼呀般”，都是在句中或句尾作语助词，本身无义。至于客家文学与吴文化的关系，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发表了深刻的见解。黄遵宪认为，客家山歌“颇有子夜读曲遗意”；朱自清在《粤东之风》的序文中也明确指出：客家山歌“一是比体极多，二是谐音双关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时吴声歌曲的风格”；张雪伦的《客家山歌探源》和陈摩人、颜新腾的《客家歌谣溯源，兼论吴歌谣》对吴歌与客家山歌进行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客家山歌和南朝的《子夜歌》，“两者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客家山歌确确实实继承和发展了吴声歌曲”。

至于客家文学中的文人创作，其思想内容及其表现手法，更是中原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是客家士子的主导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文以载道”的创作理论，被他们奉为圭臬。他们的诗文作品，或有感而发，抒情言志，或阐明事理，状物探源，思想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为主，志在有补于世。“学韩学杜学髯苏”（宋湘《说诗八首》）说明杜甫、韩愈、苏轼是客家文人心目中的泰山北斗。然而由于地处岭南，远离中央政权，他们自感地偏人轻，即使如前贤张九龄那样，位居辅宰，仍难免有“孤鸿”“海燕”之感（这种心态，直到洪秀全、孙中山起，才有所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就文学家而言，从他们的思想及创作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盛唐的张九龄，还是清末的黄遵宪，都不因地处岭南而存在“远儒性”。恰恰相反，中原儒家文化的传统，始终是他们作品的主流。

第二节 山乡特色

南迁的中原汉人到岭南落脚后的定居点，基本是山区。拿广东来说，主要集中在粤东的梅州山区、粤北的韶关山区，河源和惠州的山区也居住着许多客家人。

存在决定意识，地域影响文化。“山里人”有“山”的品格，“山”的风味，形成独特的山地文化。其文学也有了鲜明的山乡特色。首先，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韵文比重大，客家山歌特别发达。客家山歌以其“山”味而著名，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实在毋庸多言。为省篇幅，这里只引录一首为证：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文学的其他样式中，山乡特色也处处都表现出来。客家地区的民间故事大多与山乡有关，或取材于山乡的传说典故，或表现山乡的民情风俗，如《酒瓮石的传说》《黄金埔的来历》；或以山乡为背景，安排情节，塑造人物，如《“三坎石”与惭愧祖师》《田螺姑娘》《榄子树下的故事》等。在客家童谣中，歌咏的情事也多是山乡生活的写照。例如《菱角子》：“菱角子，角弯弯，大姐老妹嫁在菱角山。姐嫁山南妹嫁北，爱想见面系艰难。”（兴宁童谣）又如《鹧鸪脚子矮》：“鹧鸪脚子矮，上山骑老蟹。骑呀上，闯见你姑丈；骑呀下，闯见你亲家。亲家去哪来？上山掌牛来。”（平远童谣）客家人喜欢的《猜问歌》更是以客家山乡的事物，作力猜问的材料，如问：“乜个上山尾拖拖？乜个上山着绫罗？乜个上山溜溜走？乜个上山会唱歌？”答的是：“狐狸上山尾拖拖，雉鸡上山着绫罗，南蛇上山溜溜走，画眉上山会唱歌。”

客家地区的民谚多，流传广。有事物情理，有日常生活，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许多谚语都与山乡有关。如：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三日肩头四日脚，四日一过闲索索。牛角唔尖唔过岭，铁锤唔硬唔打钉。老山猪不怕嘟角嘟。近河莫枉水，近山莫枉柴。日朗朝，水漂漂；日朗昼，水溜溜；日朗晡，岭上好摊铺。燕子低飞蛇过道，蚂蚁搬家山戴帽。——有雨。山上光，年景荒。靠山吃山，吃山耕山。

客家地区山多路遥，多有中途歇脚的凉亭。人们在那里说笑，歌咏，题壁，于是便有了别有趣味的所谓“凉亭文学”。这种“凉亭文学”，最高雅的往往是其对联，其中的上乘之作，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如大埔湖寮的梅子崆山，山临险江，其凉亭的对联是：江上此亭，夹岸荻枫鸿雁影；人间何世，满途荆棘鹧鸪声。

道出了人生旅途的坎坷，使人想起了辛弃疾的名句：“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真是“行不得也，哥哥！”

在“凉亭文学”的对联中，最负盛名的是才子宋湘的长联。清嘉庆十年（1805年）路经梅岭时，他在凉亭歇脚时写道：“今日之东，明日之西，青山叠叠，绿水悠悠。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壑。力兮项羽，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忙什么？请客静坐片时，把寸心想后思前，得安闲处且安闲，莫教春秋佳日过；这条路来，那里路去，风尘仆仆，驿站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终成梦。恨怎的？劝你解下数文，沽一壶猜三度四，遇畅饮时须畅饮，最难风雨故人来。”

客家文人的创作中，对客家山乡也多有反映。如黄岩的小说《岭南逸史》中，就描绘了当时程乡县、河源县、龙川县等地的风貌。至于诗人们歌咏山乡的篇章，更是不胜枚举。其中的名篇佳句已载入史册，如《嘉应州志》《惠州府志》和各县的县志。《梅水汇灵集》《梅水诗传》也收录不少。那些名山胜水，更是客家诗人吟咏不已的题材，如阴那山一地，就有蔡蒙吉、李二何、李楩、饶湘、宋湘、李黼平、李光昭、黄遵宪、丘逢甲等名家诗作，计近百首之多。“山乡”已成为客家文学的主要题材。不仅如此，“山乡”也使客家文学中“韵文”的体裁特别发达，山歌、谣谚、对联、诗歌等文学体裁成为最常见的文学形式。具体的表现手法，常以“山乡”风物作喻，以“山乡”的清新明快作为审美追求，从而使其“山味”益浓。可以说，中原汉人南迁的居住地——“山乡”，它造就了客家人的文化品格，也同时造就了它的文学特色。

第三节 雅俗互动

在客家文学中，典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丰富多彩的客家民间文学，孕育了一大批客籍诗人、作家，而这些客籍诗人、作家又以他们的辛勤劳动，或搜集，或整理，或加工改造，使通俗的民间文学变得典雅，进入高雅文学的殿堂，使客家的民间文学更好地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廖燕、宋湘、黄遵宪、张资平、李金发等都是在雅俗互动过程中卓有贡献的作家。

廖燕（1644—1705年），清初韶州曲江的名士，著作等身，有《二十七松堂集》传世，是“明清八大家”之一的散文家。他认识到“古诗三百首，多出于不识字人之口”，从而自觉学习民歌，写下了《曲江竹枝词》等著名的诗篇。宋湘（1756—1826年），清中叶嘉应州人，进士出身。受客家民间文学的影响，其诗作极有个性，“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人或笑我狂，或又笑我痴。狂痴亦何辞，意得还自为”。强调要坚持“诗三百”的创作原则，认清“源头水”“纵横烂漫随所之”，写出了许多口语化、通俗化、富有客家味的诗篇。

如果说廖燕、宋湘的贡献主要是在文人向通俗文学学习取得成就的话，那黄遵宪等人则进了一步，他们有意识地去辑录客家山歌，从而加速了雅俗互动的进程。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黄遵宪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动手抄录客家山歌。尽管因远在英伦，“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歌谣，极伤脑筋，但他不改初衷，搜索枯肠，“将其能笔于书者”，记录下来，并收进《人境庐诗草》。他深情地说：“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选成篇，当远在《粤讴》之上也。”在他大力倡导下，岭东诗派的胡晓岑、温慕柳（仲和）、梁诗五等都在这方面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胡晓岑有《莺花海》四卷，温慕柳在编纂《嘉应州志》时对客家歌谣和方言亦予以高度的重视。

客籍文人对客家民间文学的重视除了自觉学习、主动辑录外，更为可贵的是，有人把客家山歌、民间童谣等通俗文学的精华，直接融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之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最早的当推清中叶黄岩的小说《岭南逸史》，其中引录的客家山歌达10多首，用以刻画人物性格，如：“大头竹笋作三丫，敢好后生冒好花，敢好早禾冒入米，敢好攀枝冒晾花！”（第七回）“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敢好娘儿郎不爱，郎心敢是铁心肠。”（第九回）在现代小说中，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也因客家山歌的妙用，而使作品生色。作品的开头一章是采樵女的山歌：“蓬辣滩头水满堤，迷娘山下草萋萋，暂时分手何珍重，岂谓离鸾竟不归。”“共住梅江一水间，下滩容易上滩难，东风若肯如郎意，一日来时一日还。”结尾也是采樵女的山歌：“帆底西风尘鬓酸，阿郎外出妹摇船，不怕西风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这几首经过作者改动的山歌，真切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态，渲染了主人公活动的环境，俗文学与雅文学融为一体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辑录客家通俗文学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辑录有《岭东恋歌》，梅县的文人管又新编纂了《岭东情歌》，客家山歌、客家说唱、客地民间故事走上了文人的案头。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现代作家楼栖更是采取客家山歌的形式，创作了著名的方言长诗《鸳鸯子》，这是雅俗文学互动的典型例证。如他借用客家山歌的比兴手法：“雕子无翼难进山，河鱼无鳍难上滩，树头唔硬唔烧炭，竹头唔硬唔做担竿。”（第十章《捉人勒索》）前两句反比，后两句正比，把鸳鸯子历尽艰辛、不屈不挠的性格突现出来。

黄岩、张资平、楼栖等客籍作家，从俗文学中吸取营养，融进自己创作的这一实践，使他们的作品有了更加浓郁的客家生活的气息，从而更受客籍读者的欢迎。在当代，雅俗互动的过程加速，程贤章的客家小说《围龙》便是成功的例证。

另一方面，创作雅文学的诗人、作家，由于在民间的“知名度”高，这些作家本人和他们作品中的形象，也在通俗文学中得到反映，如《梅州风采》中就有《宋湘的传说》（19则）《丁日昌的传说》（2则）《胡曦的传说》（2则）以及女诗人叶璧华《洞房解围》的故事等等。

客家雅俗文学互相促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原南迁和定居山乡，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缩短了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的距离。文人雅士的平民化，使他们接近了通俗文学，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使之更有客家地区泥土的芳香，更为客家的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而通俗文学亦由于文人雅士的参与，从而又有了典雅的气质，何南凤撰写的佛曲说唱，就有许多历史典故。客家人中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较高，与文人雅士参与通俗文学的创作不无关系。

这里顺便说明：为便于行文，本书先谈广东客家的文人文学，分孕育时期、萌芽生长时期和蓬勃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叙述；最后专章介绍广东客家的民间文学。

第三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孕育

第一节 张九龄

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人们赞颂这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时，很自然也会联想到被誉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虽然，他为相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

张九龄（678—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祖籍河北范阳，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遂家曲江。据《新唐书》记载：九龄自幼聪颖，“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历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转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起宰相的重任。后遭李林甫等人谗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改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再贬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病逝于韶州曲江故居，年63岁。

张九龄确实是“材堪经邦”，卓有建树。开元四年（716年），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工程，为开发岭南，繁荣长江中下游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更是以刚直著称。任左拾遗期间，上书宰相姚崇，直言规劝其用人必须慎重，决不能让谄媚逢迎之徒得逞。他指出：“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陷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面结笑言，谈生羽翼，万事至广，千变难知。”可谓是义正词严，切中时弊。唐玄宗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极力反对，因此多次得罪玄宗。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九龄更是明察秋毫，他在上《请诛安禄山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女嫔。守珪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九龄所言中。“安史之乱”成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才后悔莫及，“每思曲江则泣下”，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如九龄否？”后来，人们将张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二、《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结为《张曲江集》20卷，有明刊本，清顺治刊本，四部丛刊本。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东地方文献丛书》，收入了由刘斯翰作注的《曲江集》，1994年10月《岭南文库》中罗韬选注的《张九龄诗文选》，亦是以《曲江集》为蓝本。《曲江集》中共有193题222首诗、248篇文，其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从他的诗文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他的心态，但表现手法则诗文稍异。其文直陈时事，直抒己见，主旨明确，语言明朗。其诗则多用比兴，较为含蓄，略显委婉。这明显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诗作走的是《诗经》风雅的道路。

先谈其诗。有人批评张诗“几乎清一色的五言古诗体，而且多用骈句，未脱六朝旧制，这在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之后，更见保守得可以”。诚然，从形式上来说，张九龄确实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他的12首感遇诗，明显地受到了陈子昂的影响，直接模仿其诗体。然而，从思想内容来说，张诗却展示了自己的世界，表达了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是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诗歌表现，其审美价值、其认识功能、其教育作用，则决不可低估。清衡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时，张九龄的“感遇诗”被列为开篇之作，足见其地位。

在青年时期，九龄怀抱大志，由曲江赴广州应试，路经英德，作《浈阳峡》一诗，抒写情怀：舟行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里写出了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更是触景生情，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发问：“这样好的美景，却处在这边远之区，谁来赏识呢？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呀！”这完全是以美景“自况”，是夫子自道了。对自己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己的才干，建功立业，这是青年张九龄的真实心理写照！

出仕后不久，九龄“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激起了他的故园情：水闻南涧险，烟望北林繁。远霭千岩合，幽声百籁喧。阴泉夏犹冻，阳景昼方暾。懿此高深极，徒令梦想存。盛明期有报，长往复奚言。

美丽的故园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

张九龄非常热爱岭南的山山水水，热爱自己的家乡，向往结庐名山，与渔樵为伍，过隐居山林、回归大自然的田园生活，《曲江集》中讴歌岭南美景的篇什不少。在岭南文学史上，他是较早较多描绘山川风物的杰出的诗人。其诗作展示了盛唐时期岭南地区的自然风貌，这些篇什中所涉及的曲江、始兴、浈阳都是当今的客家地区，这些诗作也可以目为客地的早期山水诗。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在讴歌美景时的心境：“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自始兴溪夜上赴岭》）这与未入仕途时渴望被赏识、重用的强烈要求相对比，显然是少了些锐气，多了退隐的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张九龄产生烦闷的心绪，从而更感到家山故园的可爱。

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张氏于开元四年辞官回归故里。这时，他常与知己曲江县尉王履震过从。在《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一诗中，他回顾自己的仕途历程，以历史上的失意文人自况，表达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胸怀，既有一种无法再施展抱负的失落感，又有“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的自解，这是心理上的另一种补偿。原诗全文如下：宅生惟海县，素业守郊园。中览霸王说，上邀明主恩。一行罢兰径，数载历金门。既负潘生拙，俄从周任言。逶迤恋轩陛，萧散反丘樊。旧径稀人迹，前池耗水痕。并看芳树老，惟觉敝庐存。自我栖幽谷，逢君翳覆盆。孟柯应有命，贾谊得无冤？江上行伤远，林间偶避喧。地偏人事绝，时霁鸟声繁。独善心俱闭，穷居道共尊。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幽意加投漆，新诗重赠轩。平生徇知己，穷达与君论。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与苦恼，宣泄在他那著名的感遇组诗12首中。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其表现手法是以美人香草等传统文学中常见的美好意象作比，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一）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其四）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其七）

举一可以反三。从上录的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张九龄内心的创痛。“兰叶”一首，暗喻自己的品质情操；“孤鸿”一首亦是自喻，“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为自己能脱离政治斗争的风险而庆幸；“江南有丹橘”一诗则是对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谗言的怨恨。

张九龄诗歌之可贵，就在于它的“情真”，《曲江集》中的诗篇不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真情”。写自己在政治漩涡中的感受如此，写家人间的亲情更是如此，其《赋得自君之出矣》，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晖。”它从徐干的《室思》篇变化而来，却更富于想象，也更加感人。

在《曲江集》的散文中，《白羽扇赋并序》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向玄宗皇帝表明自己态度而写的名篇。客家人有句谚语：“婚后媒人秋后扇。”在炎热的夏天，扇可使“清风徐来”，人们爱不释手，而到了秋后则必弃置一旁了。汉代才女班婕妤有《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道出了世道炎凉的社会现实。张九龄正是借扇曲折吐露自己的担忧。全文并不长，却写得极有情致：“当时而用，在物所长。彼鸿鹄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烦暑，可致清凉。岂无纨素，采画文章；复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携密迩，摇动馨香。惟众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当？而窃思于圣后，且见持于未央。伊昔皋泽之时，亦有云雷之志，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忘；肃肃白羽，穆如微风，纵秋气之秽夺，终感恩于箧中。”

至于义正词严的政论文《请诛安禄山疏》《上姚令公书》，读者无不佩服张九龄的过人胆识，千载之下令人肃然起敬。而其《祭张燕公文》则可见九龄的忠厚和深情：“想德辉而不见，望仁里而徒泣；树所叹而犹存，人具瞻而永戢”，从心灵深处为张说病薨而万分哀痛。祭文既表彰张说的功绩，又抒写自己深切的怀念，乃是一篇感情真挚、文辞精美的抒情散文。三、泽被南粤

张九龄是岭南文学的宗师。“五岭以南，当开元盛世时，以诗文名者，曲江公张九龄一人而已。”在唐以前的岭南文学，虽然亦有些名篇佳构，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赞》、南朝刘删的《泛宫亭湖》《独鹤凌云去》等诗，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直至盛唐张九龄之后才蔚成风气，他的人品、诗品，都给岭南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他的家乡韶州曲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地的客家人以张九龄为荣，自不待言。广东其他地方的客家人，也深深敬佩张九龄。据《乾隆嘉应州志·祠祀》载：嘉应州西北40里有相公坪，“祀唐丞相文献张公。雍正年乡人重修。”又有九贤祠，在嘉应州城内东北隅，祀张九龄、韩愈等9人。“乾隆十五年培风书院成，九贤神主安奉楼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客家人把张九龄作为值得永远纪念的先贤。旅港嘉属商会出版的《文丛》，梅叟《客人先正诗传》在热情赞颂张九龄的同时，对唐玄宗亦提出尖锐的批评：相才相器两堂堂，金鉴千秋式表坊。帝语独论风度美，知人犹自恨明皇。当年开济负臣心，海上孤鸿意自深。曾过曲江祠下拜，眼中桃李总阴阴。

清道光年间诗人林承镌的《梅岭谒张文献公祠》，则将其“相业”与“文章”并举，赞颂张九龄泽被后人：石破惊开岭外天，斯人斯地并堪传。岂徒相业追姚宋，自有文章敌许燕。七宝昔曾登讲座，一祠今更靖蛮烟。最怜剑阁銮舆回，遥祭孤臣瘴海边。一线中原路远通，衣冠肃拜往来同。瓣香心事应怜我，箧扇遭逢尚忆公。风度千秋犹想象，云容半岭剧溟蒙。试登绝顶东西望，落落尘寰眼界空。

张九龄的诗歌对后代广东客家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继承《诗经》传统；二是其描绘广东客地风光的篇什，为客地的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具有“冲淡”的风格，具有闲静、幽远的韵味。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张九龄“感遇诗”一类的作品，对客家人（包括客籍文人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在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仅以《咏燕》一诗为例，作简略的说明。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为什么自比“微眇”的海燕？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张九龄的远祖家在中原，本是“晋司空（张华）之后”。张华，范阳人，“强记默识，博学多闻，当时推为第一”，晋惠帝时官至司空，是有名望的大臣。后因赵王司马伦谋废贾后，张华不从，遂遭杀害。这样的一位远祖，对张九龄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他的近祖定居广东后，却都是职低位微的官吏，其父张弘愈只不过是新州索虏丞而已。曲江，地处岭表，远离长安而较近海隅，故张九龄以“海燕”自况。“乘春亦暂来”，是感激唐玄宗的知遇之恩。一个“暂”字，道出了张九龄的心态，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清醒预见。尽管“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有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他始终不会忘记自己卑微的出身。“岂知泥滓贱”的反问，仿佛是用《易》提醒自己：“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张九龄深知自己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无权贵集团作依托，他斗不过那些心怀叵测、惯用权术的小人，从而发出了“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感喟。

这首五言诗影响深远，而理解各异。孟棨《本事诗·怨愤》：“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深识器之，李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咏燕诗以致意。”《全唐诗话》亦有记述，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燕诗以贻林甫，云云。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而今人黄志辉、龙思谋则力排此说，他们在《粤北历代名人诗选》中提出：“张九龄为人正直，‘每见帝，极言得失’，该不至于要向李林甫乞怜。所谓‘惶恐’献诗，贻诗‘致意’之传闻，不应轻信。”“可能只求自我解脱而作”，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我认为张九龄的《咏燕诗》，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心与物竞”的内心表白，是善良的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明哲保身的思想表现。他不是向李林甫乞怜，而是在设想：“鹰隼们”大概不会再节外生枝，再“搅是搅非”了吧！这首诗透露出张九龄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在张九龄的其他诗作亦时有表现。如：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复，修干欲何施？高冈地复迥，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杂诗·其一》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鸿鹄虽自远，哀音非所求。贵人弃疵贱，下士尝殷忧。《感遇诗·其六》

张九龄的这种思想和心态具有典型意义。长期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通过个人奋斗，能达到张九龄那样高的地位者，乃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客家人乃是南迁移民，虽然可向中原地区追溯祖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难以得到支持，没有什么靠山。张九龄在政治上感到势单力薄，在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政治斗争后，会产生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不愿与亦不屑与小人计较的想法，是毫不足怪的。《咏燕》诗体现了张九龄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而这种个人的品格又因为张九龄的地位和影响，而成为后来许多客家人的群体性格：不忘贫贱，不怕艰苦，终日乾乾，善良天真，洁身自好，而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鹰隼”又只是徒唤奈何，作“莫相猜”的慨叹，这不能不说是软弱性的一种表现。这恐怕不必为贤者讳，亦不必为我们客家人讳。

文学是人们心灵的镜子。广东客家文学不少作品中的这种思想和情绪，或直接、或间接都与此有关。张九龄在思想、心理方面对广东客家文学的影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节 粤北诗人

邵谒，唐末韶州翁源人，生卒年不详，只知他曾在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秋参加了由温庭筠任主考的秋试。

邵谒出身贫苦，而性格坚毅。年轻时在翁源县衙当小吏，遭县令叱骂羞辱，遂将自己发髻截下，挂在县门上以明志。他发愤读书，在县东10余里的江心石上筑起书堂，专心致志，埋头经史，“工古调”，终于被荐入京师国子监就读。国子监的助教温庭筠是著名的词家，对邵谒的诗文极为赏识。

咸通七年秋试，温庭筠任主考，以邵谒诗榜送礼部。榜文说明：“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试宜榜示众人，不敢独尊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仍请申堂并榜礼部。”“榜”，本指木片、匾额。唐代科举考试时揭示取录的名单，称之“放榜”。在这里“榜”作动词用，即“张榜”，公布文书、告示。温庭筠这一做法，既是为避嫌，更是说明他对邵谒的信心，认为邵谒诗作上乘，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但结果如何呢？说法不一。

一说是“凭邵谒才学，理应及第，却终未获礼部录取。此后，邵谒长期呆在国子监，死于学所”，另一说是：“邵谒于是不久释褐。赴官。后不知所终。”黄佐则说：“甫释褐而卒。”《全唐诗》录有邵谒诗一卷，共32首。邵诗虽然不多，却极有价值。它不局限于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以开阔的视野，面对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民的疾苦，诗中不少题材涉及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邵诗，是唐末广东山乡社会生活的速写。岁丰皇天降丰年，本忧贫士食。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穑？工佣输富家，日落长叹息。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

早在唐玄宗天宝末年，均田制即名存实亡，地主庄园制迅速发展。中唐以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庄园主把土地租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田之家，坐食租税。”韶州翁源情况亦无例外。从外地迁移而来的汉人，更是无立足之地，只有出卖劳力，或当“佃户”（佃客），或当“住客”（成为豪强的私属）。“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穑？”在这种情况下，岁丰对广大贫民来说，又有何益呢？“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这种直抒胸臆的呼喊，表达了作者对贫民深刻的同情。

至于当地的妇女，更是凄凉。《寒女吟》通过一位贫家少女的口吻，道出了令人泪下的悲哀：寒女命自薄，生来多贱微。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养蚕徒苦心，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终日著罗绮，何曾识机杼？清夜闻歌声，听之泪如雨。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所以问皇天，皇天竟无语！知识分子的境遇同样窘迫。在《自叹》中邵谒是这样写的：春蚕未成茧，已贺箱笼实。嬉子徒有丝，终年不成匹。每念古人言，有得则有失。我命独如何，憔悴长如一。白日九衢中，幽独暗如漆。流泉有枯时，穷贱无尽日。惆怅复惆怅，几回新月出。

邵谒本是一位很有才干的青年，又极其勤奋，却始终没有机会施展其抱负。邵谒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寒士夫复何言！“穷贱无尽日”，只能长期过着穷困的生活了。在《瞽者叹》一诗中，他又借瞽者之口愤怒地呼喊：“我心岂不平，我目自不明。徒云备双足，天下何由行！”

邵谒从广东山乡到长安国子监读书，耳闻长安地区权贵的淫威，目睹纨绔子弟们骄奢淫逸，长安的繁华与家乡的贫苦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巨大的反差，使他写下了《长安寒食》《轻薄行》等诗篇，明白无误地作了深刻的揭露：“谁言公子车，不是天上力。”一针见血，直指后台。

邵谒的诗作以五古为主，感情强烈，思想深刻，朴素无华，风格沉雄，使他在岭南诗歌史，乃至唐诗史中占有一席的地位。明代黄佐在《邵谒传》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后世所录唐诗以传者，独谒与曲江公岿然并存”“谒以晚唐一介士，获其永名，与诸家并行，其诗当不下人矣。”二、连州诗人

连州，唐辖境相当于今广东连县、连山、阳山等地，也是广东客家人聚居的山乡。在晚唐五代时期，连州地区出现了张鸿、邓洵美、周濆、黄损、孟宾于等一批诗人。可惜诗作多已散失，留存不多。据《全唐诗》及《连州志》，计张鸿有诗两首：《贞女石》《赠养尊师》；邓洵美1首：《答同年李昉见赠次韵》；周濆4首：《重门曲》《山下水》《逢岭女》《废宅》；黄损4首：《公子行》《读史》《出山吟》《书壁》。孟宾于存诗算最多，《全唐诗》录有8首，并有残句若干，《全唐诗外编》又补录了一首。若将《下第诗》的四残句作一首看，共有10首。

在连州诗人群中，孟宾于最值得注意。其存诗《怀连上旧居》，写出了广东粤北山乡的风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闲思连上景难齐，树绕仙乡路绕溪。明月夜舟渔父唱，春风平野鹧鸪啼。城边寄信归云外，花下倾杯到日西。更忆海阳垂钓侣，昔年相遇草萋萋。

这是一幅家乡风物图。境界清新的世外桃源，美妙幽深的洞天福地！皓月当空，渔舟唱晚，春风处处，鹧鸪声声。多么宁静平和的温馨世界！只要想到这首诗是写在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时期，我们就必然会感到这一温馨世界格外令人神往。在那时，中原地区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相对来说，岭南地区较为稳定，经济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偏僻的山乡，受战乱的影响较少，在人们的心目中，那就是神仙的家乡。一句“树绕仙乡路绕溪”，能引起人们多少遐思！

孟宾于，字国仪。生卒年月不详，连州保安人。祖籍山西太原，后移居连州。家庭穷苦，孟宾于勤奋力学，成绩斐然。将自己写的100多首诗，编为《金鳌集》，献给侍郎李若虚，从而“声名大起”。然而仕途多舛，多次应试，都是名落孙山。“失意从他桃李春，嵩阳经过歇行尘。云僧不见城中事，问是今年第几人。”这首《下第诗》，写出了落榜的尴尬。僧人关心的询问，正捅中了自己的心病，孟宾于用诗表达了自己的难堪。也是诗，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后晋天福年间，礼部侍郎符蒙主考，孟宾于写了《献主司》的自荐诗：“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符蒙读后，也许是欣赏孟宾于的文才，也许是同情他多次落第的遭遇，发出了相见恨晚的感叹。孟宾于这次终于进士及第，进入仕途。初仕楚，为零陵从事，后任南唐丰城主簿、淦阳县令。因“赎货”罪，当处死，同擢进士第的同年好友李昉闻讯寄诗，南唐李煜因之赦免其罪，又让他官复原职。孟宾于不久便主动申请退休——致仕，将禄位还给君王，到玉笥山隐居，自号“群玉峰叟”。翌年，李后主又要他出山，任水部郎中。南唐王朝灭亡后，孟宾于回到连州。87岁，卒于家乡。

孟宾于生在粤北山乡，死在粤北山乡。穷也好，通也好，仕也罢，隐也罢，他始终念念不忘故园。归老连州后的一首《晚眺》，道出了他晚年对家乡的感受：倚仗残秋里，吟中四顾频。西风天际雁，落日渡头人。草色衰平野，山阴敛暮尘。却寻苔径去，明月照村邻。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人生坎坷，饱尝甜酸苦辣滋味后的孟宾于，最后还是回到故乡。尽管这时，他眼前的家乡已经不是“树绕仙乡路绕溪”的理想世界，而是“草色衰平野，山阴敛暮尘”的凄凉现实，他只能从荒凉的“苔径”，从质朴的“村邻”中找到解脱。他始终深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孟宾于这种浓重的山乡情结，使后人深为感动。三、余靖与《武溪集》

被曲江人引以为骄傲的余靖，是北宋仁宗时期的名臣。他不仅名播粤北，而且还被请进了广州的“八贤堂”。

余靖（1000—1064年），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五代时，其祖由福建“逃乱于韶”，至余靖为第四代。余靖的“贤”首先在于他敢于直言。他本是天圣二年（1024年）的进士，曾出任赣县尉、知新建县、秘书丞、集贤校理等职。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耿直遭贬，“谏官御史不敢言”，余靖越职上疏，为范仲淹鸣不平，结果与尹洙、欧阳修等同时被黜，他到筠州去当一名监酒税的小官。西夏反宋，朝廷重新起用范仲淹时，余靖复职。庆历年间，宋仁宗思振颓弊，欲有所作为，委任靖为“右正言”。靖“感激奋励，遇事辄言，无所回避，奸谀权幸，屏息畏之”。与欧阳修、蔡襄、王素被誉称为“四谏”。后来，靖参与破侬智高、平定交趾之乱，以尚书左丞知广州，兼管内劝农市舶使，提点铜银场公事，余靖以其清廉深受百姓爱戴，誉其“为帅十年，不载南海一物”。英宗即位后，拜工部尚书。奉诏回京师途中，卒于金陵。特赠刑部尚书，谥曰“襄”。在40年的仕宦生涯中，余靖曾三落三起，其忠直廉明的品格，则贯穿始终，成为人们敬仰的名宦。

在文学方面，他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支持者，写出了许多“弃华取质”“成一家言”的重要文章，有《论当今可行急务》《论元昊求和》等系列政论文，有《秦论》《汉沦》《正瑞论》等历史、哲学论文，还有《契丹官仪》《海潮固序》这类在某一方面填补空白的专文。余靖所作，无一不内容充实，文风质朴。结集为《武溪集》20卷。另有《余襄公奏议》上、下卷，共计文有400多篇，诗有135首（含补遗一首）。

余靖的诗歌是他人格的化身，也是他人生心路历程的记录。《武溪集》中载有其青年时期的一首诗作：暮春草带全铺翠，花房半坠红。农家榆荚雨，江国鲤鱼风。堤柳绵争扑，山樱火共烘。长安少年客，不信有衰翁！

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景，美不胜收。读这首诗，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充满信心、奋发向上的年轻人。

当他步入仕途后，很快就体味到“下士”的艰难：“柴车走县封，穷途秋耿耿。急雨失溪声，凄凉旅人景。山寒梦难成，始识今夜永。”（《山寺独宿》）特别是他上书论救范仲淹遭贬后，心情就更为复杂，《回雁》一诗，道出了其中滋味：暗随春力起冥冥，微物宁知造化情？！律变渐逢冰雪解，风和应助羽毛轻。塞云空阔归犹远，鱼网稀疏意尚惊。不学鹰鹯因肉饱，背人飏去恣飞鸣。

这首诗写于遭贬后的第二年，宋仁宗因京师地震“自责”，范仲淹等“皆得近徙”，日子稍为好过些。余靖既感激“天恩”，却又心有余悸。不管处境如何，他仍坚持自己的操守，决不同流合污，取媚于人。后来，他“三使契丹”，外交方面多有建树，却因写了“胡语诗”而遭弹劾，又一次被贬出京师。在《子规》一诗中，他以子规自喻，表达内心的苦痛：“一叫一声残，声声万古冤！疏烟明月树，微雨落花村。易堕将干泪，能伤欲断魂。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攻击诽谤，接踵而来，余靖不得不要求“解官侍养”，回家乡去。这时，他又用诗抒写自己难以名状的情怀：和王子元同归曲江有感年少登科今白头，不才多病分归休。深恩未报云天谊，弱质易惊蒲柳秋。进退无机多蹭蹬，穷通知命自夷犹。相逢莫问市朝事，绿水青山是胜游。

在自怨自艾的背后，读者不难体会到诗人“蹭蹬”的痛苦，想像宦海风波的险恶。结句最为沉痛，想为国家社稷效力的官员，已经不能，亦不敢，更不愿过问政事了，这真是人生的悲剧。以“穷通知命”自慰，在“绿水青山”中寻解脱，更深一层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正受着痛苦的煎熬。余靖年逾半百时，朝廷又重新起用他。这时他“策马更徘徊”（《桂源早行》）也就毫不足怪了。

在“谤缺易成，风波可畏”的宦海生涯中，余靖尽管历尽风险，始终刚直不阿，“疾恶刚肠愈不回”（《恩守赣上谢和叔见寄次韵》）。他是继张九龄之后，又一高风亮节的典范。使人们有读其诗、想见其人、起而友之的感慨。

余靖《游韶石》《游大峒山》《重游英州碧落洞》等山水诗，全都寄寓着作者的真情，读者在领略岭南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诗人心灵的呼喊，如：游大峒山十里松桧风，万仞斗峭壁。阳崖雷自奔，阴壑雪犹积。势争衡霍雄，地控吴越扼。胡为千载间，名未光图籍？物乃因人彰，闻人于在昔。不逢巢许高，箕山亦顽碧。我今共游览，逍遥非俗格。剧谈穷古今，玄论叩虚寂。攀萝蹑孤踪，和云坐幽石。灌缨清泠泉，留为不朽迹。

余靖果真是不朽的。后人敬仰他，还特别在于他的清廉。余靖的散文中有《从政六箴》，很值得品味。箴作为一种文体，以劝戒为主题，余靖的六箴为：《清箴》《公箴》《勤箴》《明箴》《和箴》《慎箴》，用于自勉，勉人，这种为官之道，不仅在当时，就是到现在也仍有其教育意义。现录其一：

清箴政为民纲，清本士节。立于寡过，先乎自洁。根不坚固，枝必颠折。勿谓何伤，多其藏者厚其亡；勿谓终吉，悖而入者悖而出！金满堂而莫守，玉无胫而能走，君子临财，贵乎无苟。计日受禄，孰忧不足？饮马投钱，孰曰非贤？不义如云，前圣所陈；不贪为宝，先儒之道。所以甑虽生尘，德及吾民；珠能还浦，道光信史。去惑畏知，千古仰之，呜呼！幽有鬼神，明有斧钺。何如砥砺，清名不灭。

余靖身体力行，刚正廉明。作为张九龄之后的名臣和诗人，余靖及其《武溪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和欧阳修等人一起进行诗文革新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已载入史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深深地影响了曲江、韶州乃至广东的士民，德泽不只囿于客家地区，也不只限于客家人。

第三节 粤东诗人

古成之，字亚奭，河源人，生于五代，曾在罗浮山中刻苦攻读。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进士。初授校书郎，迁魏城令，后任绵竹令。《乾隆嘉应州志》亦载成之“懿行”：在魏城令任内，“运米以济饥民，发药以疗疾疫，课士劝农，民俗丕变”；任绵竹令时，“政简民安，一日与客饮酒赋诗，遂掷笔而逝。”若据州志，成之又籍属梅州。是成之后来迁居梅州，抑是因其曾孙古革入祀梅州“乡贤祠”，从而亦把成之目为梅州人呢？待考。

古成之声誉颇好，宋初下诏取士，“众推成之”。《粤东诗海》选诗5首。其《忆罗浮》作于在蜀为官时期。他感慨人生，悔入仕途，深情抒写对家乡山河的热爱：“忆昔罗浮最上峰，当年曾得记仙踪。凭栏月色出沧海，欹枕秋声入古松。采药静寻幽涧洗，寄书闲仗白云封。红尘一下拘名利，不听山间午夜钟。”《贪泉》一诗，则最能见其人品。贪泉贤良知足辱，为尔戒贪名。一酌不能惑，千年依旧清。深涵秋汉色，冷浸古松声。珍重荒碑在，何人曾泪倾？

据《晋书·吴隐之传》载，吴任广州刺史时，曾至城西北石门的贪泉，酌饮之后赋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是“贪”是“清”，关键在己。宋诗重在说理，比起吴隐之来，古成之的《贪泉》诗还多了一层意思：后人树的“贪泉碑”还是有警戒作用的。结句“珍重荒碑在，何人曾泪倾”，发人深省。二、蓝奎“愿读人间未见书”

蓝奎，生卒年月不详。现在，人们只知道他是北宋时期的人，为梅州“首纪科名录者”。后人有诗赞之：咏蓝奎山水犹留姓氏香，为开风气在文章。梅州首纪科名录，岂独蕉阳十二乡！

此诗作者为清朝镇平（今蕉岭）蓝坊乡人、廪生江李才。他充分肯定蓝奎开风气的业绩，并以自己乃蓝乡人而自豪，可见蓝奎影响之深远。

蓝奎，字秉文、灿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在京都会试中进士及第，官文林郎郡博士，尝受诏校文福州，文章气节朝野钦崇，晚年家居讲学，人称“蓝夫子”。史载极为简单，倒是梅县东山大东岩存留有其刻石：“石釜灵响。”与他有关的故事颇有意味。据说，在年轻时，蓝奎在这里刻苦攻读，见岩洞左边的天然石鼓，以石击之能咚咚作响，十分奇异。岩洞形似石釜倒扣，于是写下这4个大字。还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绝句：读书东岩飞瀑悬帘动清响，依岩结屋称幽居。懒思身外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

从诗意来看，蓝奎是以读书为乐，以了此终生，怎么又会出来当官呢？这恐怕与北宋的社会风气有关。众所周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大宋皇帝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从而确立了文人政治。他“大重儒者”，明确声称“作相须读书人”。“重文抑武”，成为赵宋王朝一以贯之的“国策”。《宋史·文苑传·序》深刻地阐释了这一现象：“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官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待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读书当官，本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在宋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读了许多“人间未见书”的蓝奎，会从大东岩走出去参加科举考试，也就不足为怪了。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家贫的蓝奎，连书也买不起，只得向别人借来读。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蓝奎向人保证：只借一天。硬是靠顽强的意志，靠过人的记忆力，至第二天还书时，他已经能将书中内容背诵出来。这种苦读终于使他这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庶人”中了进士，当了官，成了人们“钦崇”的偶像。梅州地区，以读书为尚应从“首纪科名录”的蓝奎始。“旧志称奎为宋名进士，实开邑文风之首”，乃是言之有据。程乡县令曹延懿曾在蓝奎读书处东岩寺栽梅百株，还作诗记其事，以鼓励后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蓝奎对梅州地区成为文化之乡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他那名句“愿读人间未见书”已成为客家人的格言。三、罗孟郊及其《怀归》

在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图》中，有罗孟郊“冬月入池，取鱼供母”的故事。虽然实有其人，但是，“长久以来地方文献及其贤迹，类多舛谬，生平事迹，歧出良多；史乘所载，俱属传闻，多为应俗之作，详略失宜，芜杂并至，穿凿附会，无所考证”。因此，1992年出版的《客家名人录》，根据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豫章张文举《故翰林学士赠礼部尚书罗公神道碑》所撰写的传略，则比较可信。

罗孟郊（1092—1153年），字耕甫，号休休，兴宁城南罗岭人。其先世由江西南昌（豫章）迁兴国。五代时，远祖昌儒公为循州刺史，遂居兴宁，其先人庐墓则在兴国。父居敬，官福建汀州刺史。孟郊生于汀州官舍，不幸年少丧父，遂随母返回兴宁。宋徽宗崇元五年（1106年），年仅15岁的罗孟郊即“居乡校”（中秀才），后筑室罗岭，勤攻苦读，追随学者甚多。兴宁文风之盛，与罗孟郊大有关系。

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罗孟郊考中举人，翌年到京城会试，其“策论”中有“躬耕而亲蚕，已喜示斯民之大端大本；辽衰而金盛，更望振天下之大纪大纲”的警句，掷地有声。忧国忧民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其远见卓识、拳拳诚意更使读者敬服。是年，罗孟郊进士及第，宋随唐制，择进士中之年轻貌美者曰擢探花（不同于明清时的一甲第三名）。孟郊因刚届“而立”之年，遂得此荣誉，并出任太学博士。

北宋奸相蔡京当权，先后20年。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为右相，遂将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等100多人定为“元祐奸党”。次年为左相，令销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著作，一再申禁“元祐学术”，过了一年，重定党籍，立“元祐党人碑”，以司马光为首，共309人，蔡京制造元祐党祸时，孟郊尚未进入仕途，曾为之感叹：“事势至此，是可以爵禄为哉？”一度萌生退意，后在前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影响下，决心以范仲淹为榜样，激励自己：“此正大丈夫流也，孟郊甘为草木漫度春秋已耶！”出任太学博士的第二年，他即愤起与蔡京之流作斗争。他认为，国库空虚，朝政日非，责任在于蔡京等人。在金人南侵，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不清除蔡京一伙。于是，他授意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弹劾。奏章云：“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创开边衅，使天下之势，危如累卵。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尸诸市朝，以谢天下。”适值钦宗当政，蔡京等6人分别受到惩处，当金兵渡河，逼近汴京之时，赵构为了取媚金人以求和，打算罢免主战派的旗帜——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李纲。在这紧急时刻，罗孟郊又一次授意陈东等太学生，发动京城百姓数万人，伏阙上书，请留李纲执政，这就是垂诸青史的“陈东上书”。太学生陈东等冒死上书，固然是忠贞可敬，太学博士罗孟郊为之策划诱导，说明他堪为人师，更应表彰。

宋室南渡后，罗孟郊继续担任教授太学生的太学博士。绍兴十八年（1148年），为翰林学士。是时，秦桧当权，力主和议。罗孟郊对秦桧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的行径极为愤慨，与龙图阁学士叶三省等联名，写信给枢密使赵鼎、副枢密使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极力抨击。秦桧恨之入骨，指使御史罗汝辑上奏，指控孟郊等人“饰非横议”，遂贬叶三省于筠州，罗孟郊则被贬至兴国军。面对君王昏庸、奸臣误国的现实，罗孟郊无可奈何，只能放怀山水，不问世事。第二年，即含恨而终，年62岁。两年后，秦桧暴死，受冤蒙屈的官员纷纷复职，孟郊已经逝世，遂被追赠为礼部尚书。

罗孟郊之著名，既在于他对于国家的“忠”，亦在于他对母亲的“孝”。“冬月入池，取鱼供母”的故事虽是传说，然而其孝顺母亲，则确有其事，他写于京都的《怀归》足以为证：一自题名后，思归何日归？虽然著宫锦，不及舞斑衣。故里桑榆晚，他乡雨雪霏；庭前停玉轸，目送雁南飞。

首联写思乡情切，颔联说明思归在于尽孝。“舞斑衣”是古代的传说：老莱子已经70岁了，父母还健在。他为了使父母亲欢愉，常身穿五色采衣，在父母面前起舞。“舞斑衣”成为孝顺父母至老不衰的典故。颈联采用“故里”与“他乡”对比的手法，进一层表达了思归的深情。尾联“停玉轸”与“雁南飞”又是对比。鸿雁可以南飞，自己却欲归而不得，奈何！奈何！！对母亲的思念，对故乡深情，尽在“目送雁南飞”一句中。

据《客家名人录》载，罗孟郊被贬谪于兴国军时，京都官员设筵饯行，挥泪泣别。孟郊说过这样一段话：“吾本豫章柏林族也，兴国军盖故乡，天下事至此，为之奈何！吾今无意于人世矣，诸公勉以报国，不必为吾偷生者念。”无法尽忠，希冀能尽孝。他说：“先大夫尝谓郊曰，儿若宦游荆楚，可谋永兴军（即兴国）一行，以观先人庐墓。今谪永兴，原素志也。”不忘父志，亦是“孝”的表现。

可以说，罗孟郊是“忠”“孝”的楷模，因此，虽然留下的诗文极少，但关于他的民间传说却颇多，他成为梅州地区客家人崇拜的偶像。四、“神童”蔡蒙吉

近代大诗人黄遵宪在其《己亥杂诗》的“自注”中，曾谈起自己幼年时期学诗的故事：“十龄学为诗，塾师以梅州神童蔡蒙吉‘一路春鸠啼落花’句命题。余有‘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语，师大惊，次日令赋‘一览众山小’，余破题云：‘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因是乡里甚推异之。”

诗作能与杜甫的诗一起，被塾师选作教材，用于命题，可见这位“神童”确实不寻常。

蔡蒙吉（1244—1276年），字梅庵，南宋程乡县松源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若霖，嘉定进士。父亲定夫，淳祐进士。蒙吉生性聪颖，又受家学熏陶，“八九岁就能背诵‘五经’，教授郑景仁、知州贾全召试，奇之。”后来，他又得到名师侯安国的指导，更是学业精进，才识过人。年十二应童子科，赐进士出身，授迪功郎；再试诠衡复中第一，加三资，授从政郎、韶州司户兼司法。蔡家成了“三代进士”之家，家门口竖建了“童魁坊”，后为“三代进士德泽坊”。

蔡蒙吉成为梅州客家人中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位“神童”，更因为他是一位抗元的英雄。他还未到韶州，元兵就已经大举南侵，梅州知州汤执中任命他“权梅州签书事义兵都督”，蒙吉毅然赴任，他将自己的家财和俸禄全部捐出来充当军饷，开仓赈济遭灾受难的百姓，深受士民爱戴。其统率的义军迅速发展到6000多人。德祐二年（1276年），宋恭帝被掳北去，元军易正大部进攻梅州，声势浩大，蒙吉率义军守城抗敌，激战半个多月，终因敌众我寡，不幸兵败被俘。蒙吉被囚禁在兴宁县城，易正大企图诱使蒙吉投降，做出“亲释其缚”的举动，又指派降将陈一元劝降，然而，蔡蒙吉始终不为所动，他大义凛然，严词痛斥叛贼：“吾但知尽忠报国，岂能屈从人奴而苟生？！吾乃宋臣，世食宋禄，决不投降，望速杀之！”陈一元恼羞成怒将蒙吉杀害。“暴其尸三日，颜色如生”，吓得陈一元不得不“异而瘗之”。次年三月，文天祥率兵由福建入粤，收复梅州，惊悉蒙吉遇难详情，万分悲痛。他与蔡蒙吉同为丙辰进士，又同为抗元志士，惺惺相惜，为表彰蒙吉的忠烈，棺殓其骸，还葬梅州。入祀梅州“七贤祠”，文天祥亲题“忠孝乡贤”，为文致祭：“嗟乎蔡公，振纲扶纪，殉难捐躯！予以间关，睹公形状而徒伤凄切，欲公话而不得一语。匹忠贯义，垂格离离。公之精神，无望不在：在天地为神祇；在山川为社稷；在群邑为乡贤。春秋二祭，庙食万年。噫公之生也，名垂竹泉；公之死也，重若泰山。允为朝廷仕者之模范，宗族后裔之仪型。”

作为“神童”，作为诗人，蔡蒙吉流传下来的诗文极少，甚为可惜。究其原因，一是元朝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二是因蒙吉被害时年仅32岁，其诗文并未结集刊印。现只能从史籍中读到他吟咏家乡风物的若干首山水诗，如著名的《梅江晚泛》2首，便是两幅令人遐想的写意图：“罢读出江岸，江波滚滚来，呼舟闲打桨，载月二更回。”“何处吹梅笛，萧萧芦苇丛，徐看钓艇出，蓑笠一渔翁。”又如：游阴那山即景宫阙天悬绝胜奇，况临泉石画中窥。五峰青翠冠攒玉，二水周回练拂漪。鱼鸟若能明正定，猿猴一似发菩提。沉沉钟鼓僧闲寂，客亦忘言自得之。

阴那山是梅州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山，位于梅县、大埔之间，其最高处为五指峰，形似五指拿云。山中有灵光寺，乃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岭南的佛教名刹，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年间，距今已有1200年，创建人为惭愧祖师潘了拳。蔡蒙吉的这首诗不仅正面描绘阴那山幽美的景致，更从侧面着笔，通过鱼鸟、猿猴的“佛性”，反衬出清幽、寂静、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这是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最早吟咏阴那山的诗篇。游山探梅满径凉露滴涓涓，缕缕檀心欲吐难。烟霞踏破芒鞋路，惟有鹧鸪啼落花。

这首诗中所写的“游山”是指“王寿山”，应与下面一首《游王寿山》联系起来读：王寿山头石径斜，不知何处有仙家？烟霞踏遍芒鞋破，一路春鸠啼落花。

这两首诗很可能写于同年春天，三四句词语相类，而意境略有差别。王寿山在梅州城东北约140里，与福建上杭相接，山水幽奇。传说道士王岐曾在此修炼，有真武殿、棋盘石、通天烛、半天炉、仙井等胜迹。蔡蒙吉的家乡松源堡就在王寿山下，游山探胜，踏破芒鞋当是常事。第一首诗的关键是在“檀心欲吐难”。含苞欲放，含苞而不得放，被“凉露”扼杀了，何处有梅花？从早到晚，芒鞋踏破而不可得，或是未展而凋，或是已开早谢，只有“行不得也，哥哥”的鹧鸪悲鸣，伤感之情，不言而喻。第二首则是借“何处有仙家”来表达惆怅的情怀：“烟霞踏遍芒鞋破，一路春鸠啼落花”，联系当时南宋政权风雨飘摇的状况，不难想像蔡蒙吉伤春、惜春的心情。这种借“春归”来表达人们政治感受的诗词，在南宋已十分普遍。最著名的如爱国词人辛弃疾的《摸鱼儿》的上阕：“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便是以江南的暮春景象象征南宋政权的现实，抒发自己忧心国事的情怀。因此，可以说“一路春鸠啼落花”所表达出来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寄寓着蔡蒙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情，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黄遵宪的共鸣。近代的中国，在外国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已逐步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相类似的时代风云，相同的爱国情怀，使黄遵宪和先贤蔡蒙吉那样，年少有志，忧国忧民，吟咏出“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的诗句，从而使塾师惊喜，受乡里推崇，成为粤东客家人传颂的佳话。

第四节 唐宋时期的入粤诗人

由于贬官、升迁或其他原因，唐宋以来，不少外地的骚人墨客曾到过广东客家地区。或途经，或暂留，或长住。有感于心，发为歌诗，诉诸笔墨。他们留下了作品，也留下了他们本人的形象，对广东客家文学的孕育产生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韩愈和苏轼。一、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自称郡望河北昌黎，实是河南河阳（今孟县）人。贞元进士。其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新奇险怪、自成一格。为人敢于直言。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皇帝竟迎佛骨进宫，朝野震动，对这种佞佛的荒唐行径，“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因平淮西之役而刚升迁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一人挺身而出，向皇帝呈上了《论佛骨表》，他以历史上信佛的君王为例，说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认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绝不能迎进宫禁之中，而应该“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读到韩愈的谏书，唐宪宗龙颜大怒，竟然要将韩愈处死。幸群臣力救，才免去死罪，贬谪潮州。贬令一下，韩愈只能即日奔驰上路，家属也随之被迫南迁，12岁的女儿在旅途中病逝。其凄凉的心境，可想而知！

这是韩愈第三次到广东，第一次是他10岁时，跟随被贬官的哥哥韩会到韶州。不久，韩会便死于任上，他随寡嫂扶柩回中原。第二次是贞元二十年，他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韶州和阳山县都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前两次到广东，他有过《贞女峡》《同冠峡》《次同冠峡》《宿龙宫滩》等诗作，对客地的山光水色作生动的描绘：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贞女峡》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落英千尺堕，游丝百丈飘。涉乳交岩脉，悬流揭浪摽。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次同冠峡》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宿龙宫滩》

在这些山水诗中，已经或多或少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怀。遭到更严重打击的第三次入粤，韩愈面对岭南的山水，更是感慨万千。他到了乐昌附近的泷水（武溪），深情地吟咏：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

经广州到了增城，时值水患：“暮宿投村民，高处水半扉。犬鸡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暝闻屋中唏。问知岁常然，哀此为生微。”（《宿曾江口示侄孙湘》）诗人为百姓流下同情的眼泪。

再往前走，是龙川与五华交界处的“秦岭”“蓝关”。这一本自中原的地名，大概是南迁汉人乡思的寄托。韩愈悲从中来，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唐代的潮州所辖的程乡、大埔等县，都是今天的客家地区。韩愈到潮州后，尽管身为贬官，却仍然不改初衷，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为百姓办事。首先是在湫水采取驱鳄行动，他撰写了著名的《祭鳄鱼文》，望江设祭。这近似荒唐的祭鳄，却确确实实地说明韩愈对民众疾苦的关心。也许是韩愈还辅有其他驱鳄措施吧，此后，江中倒真不再有鳄害。其次，韩愈大力振兴文教，因“州学弃日久”，他便带头捐出俸禄，开办学校，重用赵德等名士，培育贤才。此外，还有关心农桑、兴修水利以及释放奴婢等政绩。因此，韩愈在潮州虽只有短短的8个月，却深受百姓的爱戴。他祭鳄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宋初建立的韩文公祠一直香火鼎盛。他登临过的潮州东山被称为“韩山”，他驱鳄的湫水被称为“韩江”。“一州山水皆姓韩”，实乃其源有自。

韩愈的形象矗立在民众的心中，也成了许多客籍文学家们效法的楷模，他们瞻仰韩文公祠时，留下了不少表露敬仰之情的诗篇。爱屋及乌，另一方面，人们特别喜爱韩文公的诗文，认真阅读、吟咏、评论、引用、模仿，从中汲取营养。清中叶客籍诗人李黼平撰写的《读杜韩笔记》，评析韩愈诗作多达28条目，将他与“诗圣”杜甫并列。韩愈对客籍文人的影响，由此可窥见一斑。至于涉及客家地区的韩诗韩文，人们的感情尤深。例如，他那首《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一诗，直到现在，还一再出现在韶关市的报章杂志和旅游材料中，读来使人倍觉亲切：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二、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激烈时期的苏轼，自中进士踏入仕途后，就被卷进这一浪潮中。他主张改革弊政，却不希望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便站在反对新法这一边。宋神宗元丰二年，因政敌加之用诗文攻击朝廷新法的罪名，苏轼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经营救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高太后掌权时，废除新法，苏轼亦被起用。但苏轼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认为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而得罪了“旧党”。宋哲宗亲政，打击“旧党”时，苏轼却又被目为“元祐党人”受到惩处，贬到广东的惠州，后来再贬到海南岛，直到宋徽宗上台，赦免元祐党人，始得北还，病逝于常州旅次。

苏轼在惠州生活了近3年的时间，先后住了3个地方。他说：“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苏轼发这种感叹，自是心中真情的流露。本来他“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州事”贬到英州（今英德县），还未到任，又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作为一个罪臣，他在《到惠州谢表》中沉痛地说：“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因此，“少安”，成为苏轼的愿望。在逆境中，惠州的父老、吏民，使苏轼得到了慰藉；惠州的风物，令苏轼欢欣。他那“随缘委命”自我解脱的思想，在诗中表现得很清楚：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户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深深地爱上了广东。脍炙人口的《惠州一绝》至今传诵不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热爱平民百姓，关心民间疾苦，虽为贬官，仍尽可能为百姓做好事。如在惠州东江水合流处，“率众为东西二桥，以济病涉者”；见驻军因缺乏营房而骚扰百姓，他便建议修建营房300间；当局为减少漕运，收税要钱不要粮，使岭南闹钱荒，苏轼又主张百姓交税应“从其便”；他到广州看望表兄，得知邓道士主张把蒲涧(在广州城北的白云山)泉水引入广州，以解决百姓饮水问题的主张时，苏轼又运用自己的影响，向官吏建议施行。“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公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岭南期间，苏轼与平民百姓关系十分密切：“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正因为他接近人民，了解人民，所以他能深刻地认识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的骄奢淫逸。在惠州，他写下了著名的《荔枝叹》，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事实。荔枝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皇亲国戚穷奢极欲，皇帝本人亦贪得无厌，各级官员媚上取宠，搜刮进贡之物，而给平民百姓带来灾难。诗歌吟咏汉唐情事，联系到宋代的进茶、进花，敢于直言，指陈弊政，充分表现了苏轼是位同情人民疾苦的伟大诗人。

苏轼高尚的人品给岭南地区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吟咏的岭南山川风物的诗篇也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如他到龙川探望其弟苏辙时写的山水诗，被广为传诵，并载入了史册：“嶅湖湖水漾金波，嶅顶峰高积雪多，太乙仙岩吹铁笛，东山暮鼓诵弥陀。龙潭飞瀑悬千尺，梅村纵横客众过。纵步龙台闲眺望，合溪温水汇成河。”（《龙川八景》）

苏辙（1039—1112年），也是因遭贬而到客家地区的，“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苏轼兄弟与当地的百姓多么亲密！

在充满温情的环境中，苏轼确实是过了一段稍为安定清闲的生活。三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陪伴着他这位仕途失意者，《纵笔》一诗，道出他的心境：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轼这首诗被奸佞知道了，他们认为苏轼活得太逍遥自在，便又再将他贬到儋州（今海南）去了。苏轼离开了惠州，但是，客家地区的人民群众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诗人，苏轼以他的人品和诗作哺育了一大批客家文学的作者，《梅水诗传》中吟咏苏轼的诗篇就多达几十首，而宋湘则是师承苏轼的佼佼者之一。三、李纲

以抗金名世的南宋宰相李纲（1083—1140年），字伯纪，邵武人，为相只有70多天，就被投降派排斥，但其耿耿忠心，则光昭日月。其诗词文皆有佳作，有《梁溪集》传世。绝句《病牛》诗，朴素感人，道出自己的胸怀：“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他到过广东的客家地区，写有《夜坐通衢有感》等诗，令人感慨不已。如《过黄牛岭》：深入循梅瘴疠乡，烟云浮动日苍凉。连年踏遍峤南土，赖有仙茅肘后方。

黄牛岭在今龙川境内。读此诗即可知当年客家地区的荒凉。循州（今惠州境）、梅州被称为“瘴疠乡”，足见当时客家山区的恶劣生存环境。“烟云浮动日苍凉”，诗人的感受，帮助后人去想像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客家人过日子的艰难。四、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南宋著名的诗人，诗自成一家，创造了以清新自然、明朗轻快，表现日常生活感受为主的“诚斋体”。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旧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诚斋体”语言的一大特点是大量采用口语、俗语入诗，如：“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其三）“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

淳熙六年（1179年），杨万里被提举为广东常平茶盐，升广东提点刑狱。他到广州赴任，是溯赣江而上，越大庾岭入广东境，再沿浈江向南至广州。他到了客家人聚居的粤北，也到过循州（今惠州）、梅州，写下了好多首为客家人广为传诵的诗篇。如《题望韶台》：新隆寺后看韶石，三三两两略依稀。金坑津头看韶石，十十五五不整齐。一来望韶亭上看，九韶八音堆一案。金钟大镛浮水涯，王瑟瑶琴依天半。……

韶石，是曲江名胜。传说虞舜奏乐于此，共有36石，形状各异，历代骚人墨客咏韶石诗多矣，然如此口语化的诗并不多见。它以“三三两两”“十十五五”“九韶”“八音”“一案”等数字，通俗而又极其形象地表现了韶石的特点。

又如《明发龙川》：“山有浓岚水有氛，非烟非雾也非云，北人不识南中瘴，只到龙川指以君。”

最为客家人所称道的，是杨万里到梅州的诗：过瘦牛岭行尽天涯意未休，循州过了又梅州。生平不恼乘肥马，老去须教过瘦牛。

在幽默风趣中，表达了对梅州的热爱。自彭田铺至汤田道旁梅花十余里一路谁栽十里梅，下临溪水恰齐开。此行便是无官事，只为梅花也合来。

钟爱自然，山川景物均可作诗题的杨万里，曾被姜夔“幽了—默”：“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而对梅花，杨万里更是一往情深。如《落梅有叹》：“才看腊后得春饶，愁见风雨作雪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香烧。”在《明发房溪》（其一）诗中他的心迹已经十分明白：“山路婷婷小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多情也恨无人尝，故遣低枝拂面来。”能感受到一小树梅花的“多情”，这正是诗人多情的表现。对这一小树梅花充满同情、充满爱情的杨万里，当他看到十里梅花时，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只为梅花也合来！”强烈外露的感情，正说明了杨万里对梅花，对梅州的挚爱。

杨万里的诗“每下一俗间言语，每一字不无来处”，可称典雅。其动人之处，则在其通俗。明白如语的口语表达，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以俗为雅”，杨万里的诗作，对客家文学出现的雅俗互动的文学现象起了先导的作用。五、文天祥

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别号文山，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客家地区妇孺皆知的抗元烈士。为保卫南宋政权，他在赣州组织义军。德祐二年（1276年），出任右丞相，出使元军议和被扣留，他从元军的监禁中出逃，历尽千辛万苦，脱逃至温州，继续坚持抗元。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他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后败退广东，他招募的客家子弟跟随他辗转赣南闽西粤东一带，“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嘉应州志》载：“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流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他从汀州进入梅州，后又转战至赣州。这段经历使他十分难忘。后来文天祥兵败被俘，押在大都（今北京）狱中，还深情地以杜甫诗句的形式记述了由汀州进军梅州时的感受：楼阁凌风迥，孤城隐雾深。万事随转烛，秋光近青岑。

文天祥在柴市刑场英勇就义后，人们便将梅州城南楼称之为“凌风楼”，楼所在的街道为凌风东路、凌风西路。文人学士缅怀文天祥的忠烈，作记赋诗，华章不绝。如《乾隆嘉应州志》载有：郭子章《程乡县凌风楼记》、曹延懿《重修凌风楼记》以及李琛的《凌风楼赋》等等。文天祥的爱国精神，一直在激励后人。

第四章 广东客家文学的萌芽、生长

第一节 明中叶的客籍诗人

在明朝，中国文学的发展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出现了由低潮到逐渐发展成高潮，最后又走向低潮的曲折过程。具体来说，在明中叶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文网相对松弛，文人的活动也相对比较活跃，出现了“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和“前七子”这两个颇有影响的文学群体。他们提倡“复古”的口号，抨击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代文化。“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等都是弘治（1488—1505年）年间的进士，对官场腐败强烈不满，对程朱理学压抑了文学的发展予以明确的否定。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不复知诗矣。”他认为“真诗在民间”。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从而给明初的道统文学观及歌功颂德的“台阁体”予以有力的打击，促使文学把表达真情实感作为自己的使命，出现了好些较有生气的作品。在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的半个世纪中，又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反对“前七子”，强调要继承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文道合一”的传统，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与“唐宋派”对立，强调文学的独立发展。明中叶这种热闹论争的本身，反映了文学走向繁荣的事实。

明代初期广东的客家文学，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基本上处于沉寂时期，没有多少作品传世。到了弘治、正德之后，逐渐出现了一些诗人。他们的作品散见于州志、县志等典籍中。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虽是一鳞半爪，亦可见其神韵。一、王天与《登霍山》

王天与（1475—1519年），字性之，号东郭，兴宁人。明正德二年广东乡试，以第二名（亚元）中式举人。正德九年，进士及第。官宁都知县，到任后，了解民情，打击豪强奸佞，安置流民，关心孤苦，百姓“佥呼为神”。随王守仁平赣南粤北山寇有功，擢升浙江道监察御史。

明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反叛，王天与又随王守仁平叛。进军至汉汊驿，离南昌城60里，王守仁意欲开始杀戮，王天与怜悯平民百姓，便向王守仁进言：“宸濠播虐，此方民情愤怨，岂有俱叛之理？若发刃太早，忌失民望，乞姑俟城下发兵。”并训诫士兵不得妄杀无辜。攻进南昌后，叛军纵火焚烧民房，天与不避危险，亲临火场，指挥扑救。时值酷暑，火势又盛。卒因此感染暑气而身亡。其爱民救民事迹，铭刻在百姓心中，被尊为“名宦”“乡贤”，在赣州、惠州、兴宁等地均建有祠宇纪念。

王天与的诗文，有反映平定赣南粤北山寇征战实况的《平寇录》，可惜已散佚。《广东通志》“山川略”载有其《和山麻石岩记》。其诗《登霍山》为弥足珍贵之遗珠，存在《龙川霍山志》中。

霍山，在今龙川境内，风景优美。在历代骚人墨客的许多吟咏留题中，王天与的诗为上乘之作。他极写霍山之高峻，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视野开阔，意境雄浑。登霍山特访循州第一峰，仙岩高处近蟾宫。插天石笋云逾湿，向日山花自在红。万象包罗归眼底，两仪合辟属胸中。兴浓直上飞云顶，望见西南山万重。二、张天赋以诗论诗

以诗论诗，首推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它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每首绝句论述一个问题，连成组诗，反映出作者的系统诗论。杜甫为诗坛泰斗，影响所及，代不乏人，张天赋的论诗绝句即为一例。

张天赋，字汝德，兴宁人。明世宗嘉靖壬辰年（1532年）拔贡。曾为兴宁知县祝允明的下属，参加编纂《兴宁县志》，后又参加编修《广东通志》《武宗实录》等。官至浏阳县丞。为政清廉，“扬善抑恶，案无停滞，狱无遁情，人心敬服”。张天赋曾师从著名学者湛若水（1466—1560年）。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与王守仁（阳明）为心学两大派，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之学以体验天理为宗。张天赋膺服湛若水心学理论，“发而为诗，皆理道之言，性情之正”，如《春日游麻石岩》：“石洞风柔景色深，等闲歆侣一登临。眼前红劫自来去，尘外青山无古今。幽壑月明云鹤梦，碧潭春暖水龙吟，一丸太极天然趣，收入焦桐数尺琴。”又如《过罗浮》：“一见罗浮费哦吟，登高深切此生心。飞云顶上甘泉笔，直与山灵作古今。”著有《叶冈诗集》。论诗三绝句风雅中衰又百年，西山胜引振南边。高岑沈孟当时体，信是前贤启后贤。王李交亲有折衷，藩篱终始守宗工。论诗纵有青蓝誉，未失黄门领袖功。弇州月旦岂千秋？憎爱新仇即去留。大小雅材惟一子，朱家究竟识琳球。

张天赋是理学弟子，自然是站在“唐宋派”一边，拥护理学，推崇宋诗的。从其《论诗三绝句》可窥见其文学主张，第一首的“西山”，是隐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黄庭坚，北宋著名诗人，籍属江西分宁，自号山谷道人，写诗主张“无一字无来处”，提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理论，推进了“以才学为诗”的宋诗的发展，成为“江西诗派”的祖师。这首诗强调，经过近百年“风雅不作”的文化萧条之后，在江西诗派的影响下，“南边”出现文学繁荣景象。高、岑、沈、孟之作虽然只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时文，但前贤启后贤却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第二首比第一首来得更直截了当，则是对王世贞、李攀龙“七子”的否定。尽管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宋代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的功绩。第三首则是对“后七子”中的首脑人物王世贞的尖锐批评。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有引人注目的文学批评论著《艺苑卮言》。张天赋极不以为然，认为评论该由官方（朱家）来做才合理，而不是由王世贞来作结论。

因为有关张天赋的材料极少，以上简单的评介很可能是盲人摸象。由于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在客家文学史上出现较早，因此有必要予以介绍。三、饶相的失题诗

饶相，出生年月不详，字子尹，号三溪，明代潮州府大埔县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

饶相辞官返乡后，兴办义学，购置义田。值张琏起事，饶向督抚建议以三河为大埔邑门户，筑城自卫。年八十，卒于家。

温汝能《粤东诗海》收有《和州道中见隐者山居有感》一诗。今存佚诗一首，惜无题目。其诗云：碧山重叠水长流，老子行吟迄未休。尚有唐音家法在，颇留清誉属儿俦。《唐音》指元代杨士宏所编纂的唐人诗集，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这首诗既表述了饶相景仰唐诗的情愫，更透露出他辞官后悠然自得的心态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期盼。

饶相的长子与龄，受其父熏陶，不负父望，文品人品俱佳。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中书舍人。生活俭朴，常周济穷人。著有《新矶题咏》等书，惜已失传。饶氏“父子进士”被客家人传为美谈。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为其父子兴建的“纶世美”石牌坊，至今仍矗立在茶阳镇学前街前，被列为大埔县重点保护文物。四、徐铿《阴那山纪游》

徐铿，出生年月不详，号幼林。其父嘉祉是江西龙南县知县，深受百姓爱戴，“邑人立碑纪德，生平以孝友称，乡里化焉”。徐嘉祉善诗，有《游玉石岩》传世：“玉石岩开久，人传小洞天。冽泉飞潄玉，好鸟奏新弦。丹灶凭谁炼？禅床任客眠。红尘浑不染，风月永无边。”在父亲影响下，徐铿能文善诗，更有惠政，是一名颇有作为的地方官，入祀乡贤祠，事迹载于《乾隆嘉应州志·人物部》。

徐铿为明嘉靖己酉（1549年）科举人，出任广西罗城令时，“罢冗员，蠲逋负，复土酋侵地，罗人勒碑志德”。后任浙江汾水知县，严禁溺女婴的陋习，惩治轻生自杀的行为，移风易俗，又设法驱除虎患，为民除害，“祀汾水名宦”。徐铿的过人之处是眼光独到。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新设平远县于原属程乡县地——豪居林子营。徐铿当即上书，说明宜建县于石窟。建议不被接纳，铿发愤著书，并坚称：“六十年后必复改县”，嘱其裔孙在其死后献上遗书，明崇祯七年（1634年），果然“就其宗祠，建镇平治，若合符契”，这说明徐铿对政治、地理确有远见卓识。其诗《阴那山纪游》描绘了阴那山灵光寺的深幽静谧的美景，他以“过客”自喻，表达了诗人对佛家境界的向往。阴那宝刹早春归，曲曲溪边入翠微。朱阁疑从天际见，明泉谁道壁间飞。云移远岫峰遥碧，林引疏钟韵拂徽。过客欲闻无上偈，携筇独叩老禅扉。

第二节 入粤的祝允明和汤显祖

著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人。年轻时即胸怀大志，27岁作《丁未年生日序》，大声疾呼：“思诏远也，通八遐之表；愿处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涤日月，披拂风云。”

但中举后却“七试不第”，明正德十年（1515年），不得不到当时偏僻的广东兴宁任知县，这时，他已经年逾半百了。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他难平心中的抑郁，他到兴宁后写下了令人扼腕吁嗟的诗作：短长行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氛曀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气候淑美少，君子道难昌。阴晴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该诗表达对现实愤懑的思想感情不难体会，诗人感慨“古来万事都茫茫”，现实社会暗淡无光又何足奇呢？可贵的是，祝允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乾隆嘉应州志》记载了他的“宦迹”，并给予颇高的评价：“旷达不羁，案无留牍，工诗文，善草书，编邑志，有《南征丛稿》。”祝允明除了“案无留牍”，勤于政事外，对兴宁的最大贡献是编纂县志。他根据明成化年间段君舆的《兴宁志》的残缺本，组织属下的刘天锡、王希贤、李庠、张天赋等人编纂了《正德兴宁志》，他出任总编，亲自撰写了不少篇章，如：

水利记昔夫子称水曰：“美哉水，洋洋乎！”水美能济物者也，泽百谷，煦群动，利舟楫，饪鲜食。济之庸无涯，惟田功大焉。使无水无稼，绝饮废粒，人物且尽，舟楫焉往？兴宁小邑，一陴不可舒舞袖。然四郊皆平畴，千山锁合，民稼环堵中。水出山为泉，四壁杂下，曳练萦带，信土分走，注而为溪，广而为湖，障而为陂，遏而为塘，潴而为潭，通而为河，列而为滩，涉而为渡，穿而为池，皆有济也。而农之利不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阡泳陌，涵禾润壤，灌沃滋荫，达自然之才以为庸者，动越千亩。见者徒觉其或平渟而静，或奔凑以勇，与物旷然无情，第澄怀爽气，一畅耳目，而未觉其恬行默运，辅吾烝人，尺浸万钧力也。其或高卑势违，乃稍助于人力，轮而决之，泽乃亦罔缺。凡水之力之大小，必与田称。盖凡兹邑之水，勺勺滴滴，济不济人者，勋莫与之京。己视他邑，或水逾土，功病参半；若全病者，不啻倍蓰焉。夫海之钜，江河之远，殖财利涉，事状信雄阔，能无垫溺之告叹？惟兹邑之水无小无大，靡不有善无害，育万生口甚矣乎！美哉水，洋洋者欤！然民以私决壅，利己病物以起讼者每不免。呜呼！井法不存，沟洫亡制，水克恒济人，人有弗克用水，悲乎！予既美水功，又伤其局于斯域而弗溥，又伤人乃有更弗克用水。聊列焉，以飏于其邑之人。

这篇流畅练达的散文，由歌颂水之“利”，进而赞美兴宁邑水之“功”，流露出对兴宁山川风物的爱，对兴宁百姓子民的深情，然而又寄寓着对“局于斯域而弗溥，又伤人乃有更弗克用水”的感慨。叙事中抒情兼议论，文气酣畅，感情真挚，说理透彻，实乃妙笔！

祝允明在兴宁写的山水景物诗，同样充满感情，如：游神光山出郊西南五里强，翰林留得读书堂。漫漫古岫云烟薄，寂寂闲陂草树芳。几点远村钩望目，一间空屋锁斜阳。山灵为我乡人问，更许何年会有光？

游山怀古，缅想北宋乡贤罗孟郊苦读成才的故事，希冀兴宁能再出人才，其殷殷之情于结句中通过向“山灵”发问道出，构思颇具匠心。

身为兴宁县知县的祝允明，正因为他心中有百姓，所以兴宁的百姓也忘不了他。他旷达不羁的个性，他令人敬服的才华，被编成生动的民间故事，在兴梅地区的客家人中间广泛流传。如《祝枝山猜哑谜》《祝枝山评文章》等等，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二、汤显祖《尊经阁记》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中国明代著名的戏剧家，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的剧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和早期的《紫钗记》合称为《玉茗堂四梦》。

生于江西临川的汤显祖，却与广东颇有些缘分。他中进士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为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上《论辅臣科臣疏》，猛烈抨击宰辅，揭露官场腐败，鞭挞贪贿丑行，义正词严，令朝野震动。遂不为当局所容，被贬到了广东徐闻县，当一名负责收发公文的小官——典史。350年后，著名戏剧家田汉路过徐闻，寻访汤显祖的遗迹，写下了一首七律诗：“万里投荒一邑丞，孱躯那耐瘴云蒸！忧时亦有江南梦，讲学如传海上灯。倘见缅茄新长日，应登唐塔最高层。贵生书院遗碑在，百代徐闻感义仍。”赞扬汤显祖对广东徐闻的贡献。

期年后，汤显祖又被调到浙江遂昌当知县，“为政宽简，颇有政声”，后辞官归里，集中精力，从事戏剧创作。就在这时，兴宁县令史懋文专程到江西临川去拜访他，请这位大文豪为兴宁撰写“尊经阁”碑记。

史懋文是江苏金坛人，汤显祖的好朋友。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出任兴宁县知县，“性刚正，有吏才，下车首禁毒赖抄掠，犯者，罪其父兄，子弟全活甚众。尤雅意造士，新学宫，砌泮池，鼎建尊经阁、修治堂。”为兴宁的文教德化呕心沥血，后入祀学宫，事迹载《嘉应州志》。史懋文的拳拳盛意，感动了汤显祖。汤显祖想起了史懋文的同乡祝允明，想起了祝允明到兴宁任职时的名篇《水利记》，浮想联翩，欣然命笔，写下了文情并茂、影响深远的《尊经阁记》：

尊经阁记天下珠碧孔翠、香泽奇诡之玩，寒之不可以衣，饥之不可以食。万里而走五岭之南，毒蛇飞盅菵莨，百有一死之地，务取多而争美，以耀其躯颜，充其室御，而相与夸诒上都中县之人，以为是能得所不易致者。至于六经，先王圣师所为，饮食被服天下，入于性命形色之微，出乎文理事业之大，积之若尺棰，而用之不可既，陈之若九鼎，而其用日新，此其相珠翠奇丽也，不亦急乎！又非有远万里险绝瘴螫之虞，安坐而致，各可以相得，而无容以夸者，然过之而不取，取之而不能以多，略其粗而不争其美者，何也？且彼之取焉者有禁，取六经者非惟莫之禁，且苟有意乎，为人上者将歆然而与之，惟恐不家笥而人诵焉。何也？法不胜道，道胜而风移，吾亦可以简法而治也。然予观下之能取于六经者，鲜矣。虽上之人持六经以予人者，亦未能往往而是。教衰道微，上之人亦犹夫卑古尊今以为见尔。予友金坛中台史侯，殆有意乎为人上者。岭之东有惠，惠之东有兴宁，而侯在焉。侯为人伟好，颀秀而髯，望之知其神君也。行严而贞，衰理以平。民有弗若，矜哀之，不忍以刑。铿宏呕响，反复再四，而民于是乎始知法矣。侯曰：“是未可以及化。子云：‘入其国，见其人，其经教可知也。’吾兴宁之人，性洁敬与？情广厚与？能知类而属词与？入吾境，观吾人，吾始未尝以经教矣。夫士以式民，而经以式士。”于是博士王君学渊、连君瓒帅群弟子而进曰：“世有积而必披，道无淟而不澄。惟惠灵山郁川，衣冠之气，被于兴宁。大望其恢，九连遂清。父老子弟不见兵革者，殆且百年于兹。生齿繁遂，庶而教之，亦惟其时。士专一经，束于功令，未能旁畅。方以不获人师，远于固陋是惧。而侯身以明牧，为我人师，其不终鄙夷之乎”。侯笑而谢之。于是简赋薄稽，休暇有余，时从博士诸生横经，各授以先王圣师所以丰给美好吾人之意。问焉以言，如发崇山，如脉流波。士皆鼓舞沉诣，如慊于志。然后知侯之大有得于经，而邑大有得于侯也。侯曰：“未也。当为汝士广置经籍。”不可以无地。起而循学之北，爰有茀土焉，是可以营而尊吾经。因以益饰其学宫墀庑门，得请于上，而视其广深，度其几楹。不烦而庀，不张而翚，不亟而成。成之日，侯与学宫弟子喜而落之。觏厥美富，精志踊悦。乃庋乃储，六籍在中。经以圣典，纬以贤谟，肴以史志，稗以百家。芟疵选醇，惟经是尊。侯喟然曰：“以是为尊之已乎。尊天者用其日月风霆，而后曰仁；尊父母者用其声色意气，而后曰孝；尊生者用其饥渴寒燠之时，而后曰知。经于人如天、如父母、如生，尊而用之，性命形色之微，文章事业之大，皆取乎是。不然，庋阁之，管之，择日而磊，焉有启阅者？焉以辨以文？弗躬弗视，此又以六经为孔翠珠碧之玩者也。非吾所贵于尊焉者。”博士弟子拜手曰：“侯之言大，不可以无传。”千里而谒予以记。予固知侯之所以经政，非其邑而止也。盖侯之乡人祝公允明尝令于兹，记其邑之水利而靡害。且曰：“予既美水功，又伤其局于斯域而弗溥，又伤人乃有更弗克用水”，若以自况云。予亦美其言而未大也。若夫六经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局于其域，未尝局于其域也。虽夫人弗克用之，亦未尝不为其人用也。况夫上之人脉脉然，酾酾然，教人用之，而有弗克用者与？昔之祝公能用水，今之史侯能用经，异日以经术用天下，自兴宁始，不亦伟与！记而系之诗：天作高山，宁昌是环。划然中开，沃野夷原。雄雄学宫，附丽而迁。如寐斯，鼓角在前。东有鸡灵，宝山烛天。神光贵人，凤翔其西。属海于河，或委或原。毗于六经，光响旦延。剖山观河，恣取而捐。实轫寔储，宜抗而宣。面势其阴，龙渊则蟠。我经秩秩，我阁宪宪。日月斯成，登降懽忻。图书若星，衿带如灵。从侯流观，乐侯笑言。道高且明，莫敢不尊。广侯德心，奋于斯文。我言是征，以讯其人。

文章借史懋文之口，对兴宁的民性予以介绍：“性洁敬与？”“情广厚与？”不仅要求民风淳朴，还要能“知类属词”，加强文化修养，因此极有必要“广置经籍”，教育士民，用“饮食被服天下”的经典移风易俗。从而充分肯定史懋文修建尊经阁的功绩：“昔之祝公能用水，今之史侯能用经，异日以经术用天下，自兴宁始，不亦伟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后的赞诗，它赞美了兴宁的山山水水，“毗于六经”，孕育庶民，《论语》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汤显祖高度评价“广侯德心，奋于斯文”的功业，预示着兴宁将成为文教德化之乡。美好的祝愿，逐步成为现实。自明清以来，兴宁地区文风丕盛，不能不说这与“尊经”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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