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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7 03: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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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里米·布莱克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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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类改变和改变人类的10万年(精华版)

被人类改变和改变人类的10万年(精华版)试读:

引言

变化和延续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它们相互交织,一如岁序更替、寒来暑往、世代更迭般永不休止。自古以来,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鉴古、崇古的文化心理反映出其对环境具有持续的适应能力。这一点在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社会结构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人类需要这种强大的适应力,因为若不借助科技,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无法凭借自身能力飞翔,也无法在水下生活,而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都被水覆盖着。尽管人类可以驾船出海,靠捕鱼和雨水维持生命,但却难以长期生活在水上。地球上的部分水域常年冰封,一旦冬季来临,结冰范围扩大,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在北冰洋水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地球上有不少地方要么极寒,要么极热,要么干旱,要么多山……环境恶劣,不宜居住。南极洲面积广袤,天寒地冻,在近代科学考察站建立之前,杳无人迹。直到1911年,挪威极地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抵达,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而在1909年,美国极地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则是首个成功到达北极点的人。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地贫瘠、植被稀少,动物也寥寥无几,捕食者难成规模。以非洲撒哈拉为代表的沙漠地区,不论是降雨还是土壤都十分贫乏,难以维持大量生命。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大沙漠,比如亚洲的戈壁沙漠、南美洲的阿塔卡马沙漠、澳大利亚腹地的吉布森沙漠和辛普森沙漠,以及美国西南部的一些沙漠等。欧洲大陆是个例外,境内一片沙漠都没有。不过,确实有人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在沙漠中生活。尽管洛杉矶这座大城市人口较少,而且是借助欧文斯山谷的水源发展起来的,但用水问题仍旧突出。1911年,罗尔德·阿蒙森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大规模改变环境的能力非常有限,除了灌溉供水和砍伐树木以外,别无他法。直到19世纪后期,人类发明出具有更大威力的炸药,在阿尔卑斯山开山破石、挖掘隧道,这也是人类大规模改变环境的重要例子。像巴拿马运河那样的伟大工程表明,哪怕进入了现代,人类依然缺乏相应的组织能力。该运河于19世纪80年代动工,最初的建造者是法国人,但直到1914年它才被美国人完工,无数工人在修建过程中因染上疟疾和黄热病而死去。直到现在,人类对气候及天气变化的规律依然一知半解,更别提改变它们了。

另外,人类长期面临着人类的群体性属性制造的挑战。人类必须群居,才可以繁衍并保护后代,因为人类婴儿有很长的脆弱期。同狮子这类较为强大的动物竞争,保护同伴免受其害,需要团队协作。农业、战争,以及后续的发展,都需要更高程度的团队协作。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人类群体自然而然会同其他人类群体展开竞争,那种认为人类原本喜爱和平,因生活所迫才好战的观点已被多数人否定。这种观点与其说证据确凿,不如说它是来自《圣经》中伊甸园的遐想以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乌托邦思想。

继而,这种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一些规范,指导着人类的设想和行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才能取悦诸神(或上帝)?如何对待邪神和敌人?这些规范常出现在宗教教义和社会习俗中,帮助人们认识环境,特别是帮助他们判断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社会中生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未有定论,不同的解读引申出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和做法,从而让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谈“史前历史”(这个名词本身就十分“现代”)。很快,人类便不再受限于去适应环境了,而是开始尝试改变环境,以便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满足人类种植作物和蓄养牲畜的需求。这是一个由资源和空间需求驱动的过程。如何改造环境取决于人类的意识形态,由于信息存储和传输系统的发展(比如文字),这一过程更是加速进行。早期人类族群的迁移活动,比如为追捕猎物进行长途跋涉或季节性迁徙,正是他们渴望获取资源和空间的最好证明。不过,人类不仅改变环境,他们自身也因周遭的环境而改变。比如,生活在日照不足地区的人逐渐演化出浅色皮肤的基因,以帮助人体合[1]成更多的维生素D。因此,在距今大约8000—7000年前,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的肤色逐渐变浅,而这一变化最早发生在北欧。

人类并非唯一能适应环境并进行演化的物种,但其在沟通、组织等社会技能上的快速发展,使其在适应环境方面较其他物种表现得尤为出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人类成为最成功的哺乳动物开始,历史便进入了现代。尽管鸟类活动范围较大,而且能迅速结队行动,但人类却掌握了支配它们的能力。人类是杂食动物,不像大多数食肉动物或者食草动物那样,受限于单一的食物来源,因而领地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物种。从史前部落到现代大都市,人类不断扩张,但人类拥有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在历史上却一直被低估了。

本书将讨论人类的相关能力及其后果,如果能引发你思考——不仅思考本书中的内容,还能针对自身经历和身边世界进行思考,那便达到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如果你不同意本书观点,请先思考一下原因,然后再阐述你的观点,以便促进理解。第一章 史前人类1000万年前—公元前1万年

在英格兰德文郡托贝区的尼安德特洞有早期人类生活过,这个洞穴里遍布钟乳石和石笋,十分壮观。早期人类之所以将其当作庇护所,是因为该洞穴洞口朝东,既向阳又不会被潮湿的西南风侵袭。如今,对于游客和艺术家来说,尼安德特洞可谓是观光胜地和灵感源泉;而在漫长的人类史中,该洞穴见证了人类逐渐适应陆地,还有面对陆地上的机遇和考验的艰难历程。早期人类

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及大多数生命已存在多时。岩浆冷却形成地壳时,人类尚未出现;两栖动物通过演化离开原始海洋时,人类[2]尚未出现;地质时代历经多次更迭变换,人类仍未出现。哪怕在恐龙雄霸一时,随后消亡之际,人类依然没有作为第一批演化的哺乳动物出现。最早的爬行类动物出现在大约3.1亿年以前,而真正的哺乳

[3][4]动物则在大约2.2亿年前才出现,其外形和老鼠、鼩鼱相似。

人类属灵长目(哺乳纲的一个分支),是一种靠母乳喂养幼崽的恒温动物。类似灵长目的生物最早出现在约6600万年前,大概与恐龙灭绝的时代同期。而最早的猿则在2300万年前才出现。灵长类动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们的脑容量大、四肢灵巧,还有社会特征。它们最初大多栖息于树上,后来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转移到陆地上生活。由于陆地上植被众多,早期人类不再靠四肢爬行,开始用两条后腿走路。

同时,汗腺功能的进化使人类在活动后能够迅速地散热,从而提[5]升了他们在陆地上生活的机动性,使其能在不同的气候带生活。人类的大脑皮层面积较大,因而智商较高,这也是其称雄的关键因素之一。另外,高度灵活的双手使得人类不仅能发明工具,还能比其他动物更高效地使用工具。

直立行走是人类演化进程中一次飞跃式的进步。人类的双足狭长,包括大脚趾在内的五根脚趾向前平直伸出,而非弯曲的爪形,这一特征帮助人类维持身体平衡,使之活动更加灵巧。我们可以从非洲出土的化石记录中一窥人类足部的演化历程: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距今440万年的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化石,是目前已知的最[6]古老且较完整的人族化石,其足部与猿相似;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发现的约370万年前类似现代人类的足迹,被认为来自人科的另一个属——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此外,有新证据表明,非洲以外地区也存在人科物种(此处指人类谱系的早期成员),如在希腊和保加利亚发现的部分化石碎片,经分析后确认是距今720万年的欧兰猿[7](Graecopithecus),更加佐证了该观点。现代人类正是从这些祖先族群演化而来,最开始是能人(Homo habilis),接着是更具人类特征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最后是智人(Homo sapiens)。

考古学的新发现和不断提高的遗传分析水平,让人类起源和迁移的学说有所变化,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例如,近年来在希腊克里特岛(早期的克里特与欧亚大陆板块相连,尚未分离成地中海上的一座岛屿)发现了类似人类的脚印。2010年后的分析结果向既定观点发起了挑战。足印大约形成于579万年前,比在非洲坦桑尼亚发现的莱托里脚印还要早约200万年。人们早前认为,人类起源于东非并聚居在那里,后来才向外迁徙至欧洲和亚洲。而这一发现对此观点造成了巨大冲击,即便无法全盘推翻,至少促使有关学者重新界定早期人类向欧亚迁徙的时间。

大约400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大片森林消失。为适应陆地生活,用双脚行走成了早期人类的一个特征。为实现直立行走,人类的双腿需要不断演化,包括获取提速能力、增大步幅、提高灵活性以及支撑躯干。约330万年前,人类双臂的主要功能发生变化:由爬行转为使用工具,这一变化对人类的发展极为重要。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很简单,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成工具使用,后来才逐渐针对不同用途制作了专门工具。岩石、木材和兽骨是制作工具的基本材料,后来工具材质发生变化:由早期的单一材质逐渐变成复合材质,这一变化不仅使工具更加实用,更展现出了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强大适应力。该变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可以使用石器制作其他工具,比如质地坚硬的石头既可以用来当锤子砸开坚果(就像铁砧上的锤子),也可用来打制石矛尖,甚至锤炼金属工具。黑猩猩也能使用石器,但仅限于砸开坚果。人类的聪明才智使得工具的使用拥有无限可能性。人类起源和迁移

在传统意义上,人类学家认为我们所属的物种——现代智人,起源于非洲(约31.5万年前),并在非洲完成了由早期人类向智人的演化。随后,智人向外迁移,取代了当时生活在非洲大陆外的原始人属物种,如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部分地区偶有混种繁衍的情况发生。但是不同人属物种间的竞争和冲突究竟有多激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通过DNA的分析比对发现,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确实存在尼安德特人的DNA,这证明了混种繁衍理论并非无稽之谈。任何精确绘制的人类迁移地图都易造成误导,因为对于出行只能徒步的早期人类来说,距离远非地图所示的那般轻描淡写。

不过,近来一些发现使得“源出非洲”理论被质疑。现今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一方支持人类单地起源说;另一方支持更复杂的多地起源说,认为基因流动发生在不同地区的人属物种之间。多地起源说认为,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各自演化成今天的现代智人,只是在演化过程中,为适应当地环境而产生了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不论是从非洲还是其他区域中心出发,早期智人在迁移过程中见到的地貌和海岸线与现今的世界大相径庭。当时,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并未脱离东南亚大陆,人类通过两地间的陆地完成跨洋迁移;澳大利亚与位于其东南海域的塔斯马尼亚岛同样如此(当时白令海峡尚未形成,美洲大陆与亚洲大陆之间尚存陆桥)。这一时期的人类还不会造船(约5万年前才掌握该技能),面对洋流和狂风,只能望洋兴叹。

大约5万年前,或许是为了前往澳大利亚,现代智人建造了历史上第一艘船。约4.5万年前,智人到达欧洲。至于人类何时到达美洲,争论尤为激烈。主流观点认为:约3.6万年前智人从亚洲出发,在冰河时代横跨白令海峡的陆桥,首次抵达美洲。但另一种向北迁移的说法却认为,智人是从南美洲迁入北美洲的。不过普遍观点认为,美洲人类的迁移大致是自北向南行进,约在1.1万年前抵达中美洲,1万年前进入南美洲。

接连的新发现将人类迁移的时间进一步提前,这意味着气候变化或许是促使22万—19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的因素之一。2017年,古生物学家在摩洛哥的岩石中发现了距今约30万年的智人遗骸化石,这比普遍认为的直立人向智人演化的时间早了10万年。此外,相关学者在以色列的米斯利亚洞穴中也发现了距今17.5万年的智人骨碎片化石。同时,洞中其他证据表明当时人类已有控制火种和使用石器的能力。狩猎和采集的生活

早期人类已是杂食性动物,掌握了狩猎和采集的技能,多样的饮食结构和保障食物来源的技能使他们得以迁至世界各地。随着武器的发展和捕猎技术的改进,他们甚至能追捕乳齿象或者猛犸象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公元前10000—前9000年,北美的早期移居者已经能用大型石制矛尖当武器,刺入猛犸象的身体,将其杀死后分食。后来,早期人类还能捕猎其他动物和鱼类以食用。2010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现了一个墓穴,里面有一具女婴遗骸和另一具死亡时间约在公元前9500年的婴儿遗骸,他们身下铺了一层磨尖的鹿角和武器,身上盖着红赭石。在中美洲,树懒、乳齿象和大犰狳也是人类的猎物。在欧洲,猛犸象、乳齿象、剑齿虎、巨鹿和披毛犀等大型哺乳动物在同一时期灭绝了。

语言沟通能力和集体组织能力对捕猎至关重要,也是广义上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意义重大,因为它可以提供保护,比如在洞穴中,人类可以用火驱赶野兽。不仅如此,人类还懂得保留有用的物品以备后需,并掌握了分工完成任务。打制石片技术[8][9]日益成熟,其发展随着细石器的出现达到顶峰,燧石制成的细石器可安装在木柄或者骨棒上,用作刀具或者箭头。[10]

公元前10000年左右,末次冰期结束,相较于其他动物,人类由于懂得狩猎而更能应对冰川消退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人类对抗其他食肉动物的能力与日俱增,熊和狼等猛兽渐渐被驱逐到深山丛林中,远离人类的聚居地。

冰河时代末期,全球变暖促使人类进行迁移。由于气候变暖,森林带和野生动物聚集带不断向两极移动,桦树、松树和榛树等耐寒树木被橡树、榆树、梣树和椴树等落叶乔木取代。落叶林中的灌木郁郁葱葱,多样的动植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欧洲,马鹿、狍子和野猪向北迁移,这让同样向北迁移的狩猎者有了食物来源。鱼叉和船的发展也帮助了人类获取海味。在一些沿海地区,如日本,对贝类的采集因此增多。为了广泛搜索食物资源,人类几乎踏足全球各地,甚至连沙漠边缘和极地边缘都有人类定居。

人类通过食用猎获的肉类,能够快速获得蛋白质,无须像消化野果、野菜那样费时。或许在8万年前,人类已普遍掌握火的使用方法,用火烹煮食物进一步提高了人类获取能量的效率。尽管生存方式不断进步、生活区域不断扩大,早期人类的数量仍然不多。他们以小群体聚居,掌握了部分生存技能,不过数千年来这些技能的进步意义一直被后人们所考量。洞穴艺术显然,狩猎在早期人类社会中至关重要。许多地区的洞穴中都刻有早期人类狩猎场景的岩画,尤其在西班牙。如库瓦德拉维[11]亚洞穴中的岩画描绘了人类持弓箭捕猎牡鹿的场景;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岩壁上(约公元前34000年)绘有野牛和野猪;库瓦德拉皮莱塔洞穴的岩画中出现了豹群、山羊群和一条大鱼。约公元[12]前6000年,撒哈拉阿杰尔高原居民绘了一幅岩石画,描绘了人类捕猎长颈鹿的场景。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的布扎哈马地区发现了一幅绘于约公元前4300年的岩画,画中描绘了猎人围捕公牛的场景。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在早期人类的聚居地还发现了动物骨化石,这些发现都证明了人类已经能使用武器和工具猎杀、切分动物。第二章 古代世界公元前14500—前1000年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越发密切。世界上富饶的河谷地带农业繁荣、粮食富余,伟大的文明应运而生。人类驯养动物用于农耕,同时也用作食物和交通工具。人类构筑起信仰体系,用来解释严酷而神秘的周围环境。农业的诞生

长久以来,人类学习狩猎和采集并以此为生,这一模式在末次冰期结束时开始发生变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学会收割、研磨以及储藏野生谷物用以果腹。多产的野生谷物随处可见,在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带尤是如此,比如非洲的尼罗河谷地、尼日尔河谷地以及中东地区,野生谷物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食物来源。由此开始到人类有意识地培育作物,再到开始农耕活动,经历了漫长的转变期。公元前9000年,叙利亚北部居民已经开始培育大粒谷物,如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等早期品种。有证据显示,公元前8000年,巴勒斯坦的杰里科也种植过同品种的小麦。到公元前7000年前后,耕种已取代狩猎和采集,成为西南亚人的主要生存方式。其他地区也有农业萌芽,主要集中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中国北部和公元前5000年的中美洲。农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驯化使社会更复杂化,这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如埃及卢克索一座墓穴中的这幅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的壁画。

在不同地区种植特定的作物是人类因地制宜的一大体现。小麦和大麦最早种植在中东地区,逐渐向外传播,约在公元前5000年传入埃及;小麦主要被种植在中国北部;水稻集中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黄河流域;南美洲有玉米、马铃薯、木薯、红辣椒、美洲南瓜和豆类;中美洲有玉米、丝兰和薯蓣;非洲有小米、高粱和薯蓣;新几内亚有芋头。人类能够根据作物对湿度、土地排水能力、温差以及土壤酸度的需求进行相应调整,这充分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这些经验不只限于族群内部交流,在族群之间也广为流传。农作物的传播范围极广,如大豆就从中美洲传播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和美国的西南部。

作物培育的优势在耕种和粮食储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野生的单粒小麦的茎秆脆弱易折,很难收割;而人工培育的小麦品种谷粒更大,茎秆也更结实。早期农民选择高产的品种种植,不仅产量远高于野生品种,收成时间也更容易预测。

通过检测留存至今的微量植物花粉,考古学家发现,作物产量的提高和农业工具的发展共同推动了森林砍伐的进程。

人类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习得了诸多新技能。除了耕种和收割所需的技能,人类还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如将谷物研磨成粉并妥善储存,防止因恶劣天气或者动物破坏而造成损失。大约公元前7000年,石磨成了重要的研磨工具,陶器也被广泛用于储藏和烹煮食物。

由于人口增多以及农耕的需要,人类不得不在某地定居,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定居点的雏形。这些聚落非常复杂,不单单是简单的住宅。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约公元前4000—前2000年),人类会在定居点建造仪式纪念碑、墓穴和“堤突”营地——某种四面围墙的土垒防御工事。奥克尼群岛上的布罗德盖海角有一处建于约公元前31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内部的大型建筑被一圈巨大的石墙包围,令人惊叹不已。

农业的繁荣促进了人口增长,但也引发了一些后果。农耕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类并不健康,早期农民的营养摄入可能还比不上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而且,由于人口过多、卫生条件简陋,农业聚落内不时暴发各类疾病。不过,农业发展也带来了富余的粮食,这为工匠、战士、祭司和贵族等精英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人类社会因此进一步分化。驯化动物

人类一边培育作物,一边进行另一项类似的工作——驯化动物。最初,人类是想借此补充打猎和采集之外的食物,但后来发现动物的用途远不止于此。自然环境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不过动物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以及人类自身演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公元前5500年左右,人类的一次基因突变终结了乳糖不耐症对人体的影响,喝牛奶在一些地区成为常事(但还远谈不上普及,因为乳糖不耐症在远东地区仍广泛存在)。牛奶是人体营养的重要来源之一,自从人类可以饮用牛奶,奶牛、绵羊和山羊不再只是肉畜,价值也随之提升。同时,家畜的皮毛还是制作衣物、鞋袜的重要原材料。

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善用各种动物。它们不仅是猎物,更是人类的好盟友或者好奴仆,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狗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们由狼驯化而来,最初并非被当成宠物,而是负责看家护院或者协助打猎。牲畜常被用来干重活,尤其是搬运货物和拉犁耕地,它们帮助人类节省了大量体力。犁取代了手持式的挖掘棒和锄头,被广泛使用,作物因而进一步增产。

大约公元前8500年的中东、公元前6500年的北非,野牛已被成功驯化。公元前7000年前后,更能吃苦耐劳、对环境适应能力更强的山羊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家畜。同一时期,另一种健壮的牲畜——猪,被驯化成中国的家畜。虽然牲畜把流感和结核等疾病传染给了人类,但人类通过选择性育种强化了动物的有用特征,这一做法沿用至今。整个欧亚大陆都在养牛,绵羊、山羊和猪的驯化也很普遍;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主要家畜是羊驼、豚鼠和大羊驼;在北美洲是狗、蜜蜂和火鸡;在东南亚则有白臀野牛;还有喜马拉雅山区的牦牛以及中亚的双峰骆驼;等等。印度河流域的卡利班甘这一证据表明,印度的犁耕始于公元前2800年前后。

牛的驯化提升了犁耕的可行性。公元前28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卡利班甘出现了最早的耕地。比起黏土,在轻质或者薄层的土地上犁耕更轻松,尤其是每年洪水过后,土地会因此变得松软肥沃。而动物的粪便可滋养农田,补充土壤在耕作过程中流失的氮元素。推行犁耕后,作物收成增加,人们开始驯化猫用来对付老鼠,从而保护谷仓里的粮食。

除了对农业助力颇多,动物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动物图案融入艺术创作中,被赋予了宗教象征意义,与特定的神灵联系在一起。埃及现存的艺术品中就有对鳄鱼、猫头鹰和河马等动物的描绘,这种宗教象征反映了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赫梯是安纳托[13]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古老民族。约公元前1300—前700年,赫梯人在叙利亚西北部修建艾因达拉神庙时,用玄武岩石狮和狮身人面像装饰神庙(但2018年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使其严重损毁)。我们如何出行:马早在公元前4000年,在俄罗斯南部马就被驯化了。与此同时,欧洲和中东地区也开始役使阉割后的公牛。事实证明,马的用途比牛更灵活,它们既可拉犁拖车、驮运重物;又因善于奔跑,可载人赶路、传递信息,这在国家治理和战事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缺乏适宜的环境,马在军事和战术上的运用在许多地区是缺失的(比如美洲和大洋洲等地)。与人类和鸟类不同,马的分布并没有遍及全球。在安第斯山区,大羊驼作为马的替代品承担了部分职能,但它们既不能载人,也不能犁地,难以满足人类的多样化需求,因此实用性有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舌蝇分布带,或挪威和喜马拉雅山区,马的优势也难以发挥出来。在环境适宜的地区,马的使用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埃及、中东和中国,马被用来拉战车,或者驮载弓箭手和重骑兵。人们用辐条轮替代实心轮以减轻车重,并将缰绳连接至马嚼子,以便控制马的行动,这些都大大提升了战车的实用性。马镫最早出现于中亚,是提升马匹实用性的一项重要发明。[14]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人已经用上了皮环,尽管当时的皮环仅被用来帮助人们上马。金属马镫更加坚固,使得马上作战更稳当,有利于骑兵在颠簸行进中突击、射击或投掷。中国最早刻有马镫的雕像可追溯到公元322年左右。除了马镫和马鞍,骑兵还用上了锋利的带刃武器和重装盔甲,因此突击、机动作战和射击都不在话下。19世纪,在新技术(如蒸汽火车)使用和推广之前,马一直是人类提高效率的关键要素,而内燃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马。防御工事的起源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要时刻保护自己免遭捕食者尖牙利爪的侵害。然而,人类的行为和动物不同,他们对保护的需求常常转变为寻找某个“永久的”住处或“庇护所”。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早的“防御工事”多是些简单的自然地物,人类可以藏身其中或借以增强防御力量,比如洞穴、山脊、茂密的灌木丛和沼泽地,在里面行走的人可以保护自己免遭猛兽袭击。洞穴既能遮风挡雨,又能防止敌人从后方或边路偷袭。在直布罗陀,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先后都居住过同样的洞穴系统。在非洲,荆棘丛长期被用作栅栏进行防御。

地势平坦的地区由于缺乏足以进行防御的自然地物,所以人工防御工事就发展起来了。

人类学会用石头和泥土修建屏障强化自然防御。他们用火吓退野兽,并在战斗时用火照明。木栅栏既可以保护牲畜,又能防止它们乱跑。木材短缺时,石头或泥土也可用作建材。除了要抵御狼、熊、虎和狮子等猛兽的侵袭,人类还需要提防伺机抢夺牲畜和土地的同类。事实证明,把牲畜圈养在小棚子或堡垒里比放养在大片庄稼地里更便于保护。此外,谷仓和筒仓作为储存农产品的大型建筑,不仅能抵御虫害和恶劣天气,一旦敌人进犯还可当作防守的堡垒。

公元前4000年前后,随着国家的发展,防御工事也日趋复杂。各国既要保护本国资源,又觊觎他国财产,因而冲突不断,大范围的冲突促使人们筑墙用以保卫家园。不过,农业的繁荣带动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富余资源的积累,这为广泛修建防御工事提供了保障,并推动了军队的建立。神之城士兵阶级的出现只是人类向专业化转变的一个方面,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农耕后富余粮食的积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思考和创造新事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随着农业的发展,村落越来越大,村落发展成早期城镇,如巴勒斯坦的杰里科和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之后城镇进一步发展为城市。城市化进程依赖于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的农业系统。城市最早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土地肥沃的河谷地带(详见下节“文明的摇篮”)。那里[15]的城市依靠河水的定期泛滥而生——人们从宗教层面将其解释为神的恩惠。这幅复原图展示了建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苏美尔乌鲁克古城。塔庙建筑群显示了宗教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城市社会始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宗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举行公共仪式有利于城市精英建立政治认同,巩固统治权力。最早的城市文明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高庙作为塔庙的一部分,被修建在凸起的、由泥砖筑成的层塔之上,是城市的一个制高点,也是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祭司们通过占卜了解神的需求,之后在城中的庙宇里下达神意或统治者的要求。身为精英阶层,他们维护统治者的神圣权力,管理着城市的大部分土地、文献和国家档案,并负责记录生产和储藏产品。早期城市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鲁克城邦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附近的圣城尼普尔是恩利尔的圣地,他是苏美尔万神殿中最受尊敬的神。公元前2100年前后,人们为乌尔的统治者建造了第一座神庙。约从公元前2500年起,大型庙宇群就出现在今天秘鲁境内的太平洋沿岸河谷的一些地方,比如苏佩河谷。

贸易的诞生

贸易是许多早期城市财富的重要来源,因而长距离海陆贸易网便建立起来了。地中海的一些港口城市在贸易网中担任重要角色,如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比布鲁斯(今黎巴嫩境内),以及腓尼基人的一些定居点,如贝鲁特、提尔、西顿和迦太基。迪尔蒙(今巴林境内)和拉斯鲁艾斯(今阿曼境内)将地中海世界与东方的航海中心连接起来。亚洲的内陆腹地也遍布贸易城市和殖民地,如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兴起于阿姆河畔的城市肖图盖。

在公元前的1000年里,长途贸易通过海路越走越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印度、中东地区建立起贸易关系。香料是当时最有价值的商品之一,它们从印度尼西亚运出,不远万里抵达罗马帝国。在19世纪大型蒸汽轮船问世之前,这类高货值、小体积的货物一直是贸易首选。早在公元前3000年,商人们已经开始丰富商品的种类。文明的摇篮

一、古埃及

尼罗河流域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大约公元前3300年,埃及开始在尼罗河沿岸建造城镇、修筑城墙,最早兴建起的城市是涅伽达和尼肯(又名希拉康波里)。城市间的地盘争夺战引[16]发了大量泥砖围墙的修筑。最终,上埃及的统治者那尔迈于公元前3100年统一全国,成为埃及的第一位法老,即埃及的统治者。臣民们视他为天神下凡。他在尼罗河西岸、三角洲以南修建了都城孟斐斯(距离现今的开罗不远),并在四周筑起泥砖城墙用来防御。统一后的埃及经久不衰,依次经历了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40—前1786年)和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年)。

金字塔雄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是埃及现存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这些建于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王室陵墓耗费了大量人力。

埃及的雕刻、墓葬遗骸(主要指木乃伊)和象形文字同样令人惊叹。象形文字是古埃及的文字系统,在庙宇的墙壁、墓穴内部和一些[17]莎草纸稿上都有其作为装饰。

与此同时,随着青铜武器(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普及)、复合弓和战车的使用,埃及国富兵强,政权稳固。公元前15世纪,为了扩张领地,埃及向米坦尼王国发动战争,欲夺取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地区的统治权。约公元前1460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美吉多戏剧性地挫败了叙利亚联军,使这场战争达到了高潮。然而,公元前13世纪,赫梯帝国(小亚细亚地区)崛起并向外扩张,面对强大的威胁,埃及不得不放弃部分属地,赫梯帝国因此确立了其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地位。约公元前1274年,在与赫梯的争霸战中,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石之战中险些战败,战事再次达到顶峰。埃及军队还向南攻占了努比亚地区,但埃及南部边境的冲突从未停歇过。战争之声阿拜多斯的乌尼(约公元前2375—前2305年),埃及将军,约公元前2350—前2330年在迦南领军作战。他在胜利后创作了一首小诗,描写了他的军队是如何摧毁……“沙地居民”的土地……砍倒了无花果树,斩断了葡萄藤,纵火烧毁所有房屋,斩获数万敌军头颅。图坦卡蒙的石棺做工极为精细考究,展现了古埃及人为将法老送入来世而煞费苦心。

在新王国时期的后期,埃及大势已去,诸多入侵的外族都占领过埃及:公元前671—前663年,埃及被亚述人占领;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二世攻占埃及;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人手中夺走埃及;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埃及沦为罗马的领地。此后,埃及不断落入其他帝国政权手中,丧失了独立权。外交的起源1887年,埃及出土了一些文件,其中有公元前14世纪中期埃[18]及第十八王朝王室与古代近东国家之间的信件。大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从中一览无余,不仅外交范围甚广,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互动和礼节。互赠礼品,以及通过联姻建立家庭、血缘和亲属关系,都是从根源上建交的方式,这看上去似乎双方平等,颇为理想,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有的秩序均由埃及一方掌控。

二、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是早期城市的发源地。约在公元前2300年,萨尔贡一世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并攻占了今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的邻近地区,在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帝国。约公元前2150年,该帝国被邻邦古提王朝攻占,不过古提人的统治非常短暂。随后,乌尔城崛起,在此确立帝国统治。城市四面环墙,并设堡垒防御,城内运河直通幼发拉底河。约公元前2000年,乌尔帝国被埃兰(位于今伊朗西南部的城邦国)推翻。后来,在国王汉谟拉比的领导下,古巴比伦王国在此崛起。此外,汉谟[19]拉比还是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立法者。和此前两河流域的其他大城市一样,巴比伦是当时学术、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公元前1596年,来势汹汹的赫梯人终结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统治。[20]

其他文明也相继绽放于两河流域。公元前935年,新亚述帝国建立于今伊拉克北部,在君主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的统治下,亚述发展成首个疆域横跨波斯湾和尼罗河的大帝国。作为率先在军事中系统使用铁器并开创骑兵战术的民族,亚述人是令人敬畏的战士和攻城专家。他们崇拜战神阿舒尔,并致力于让更多人崇拜自己的主神。但他们恐怖的统治方式,如大屠杀、酷刑和流放等暴力手段滋生了仇恨,各地战乱不断导致其最终衰败。攻占埃及大伤国力,随后邻邦米底崛起,联合起义的巴比伦于公元前612年攻破亚述首都尼尼微。至此,亚述帝国迅速走向灭亡。

三、印度河谷

印度河流域富饶多产,城市文明在此孕育,哈拉帕文明(约公元前2350—前1750年)便诞生于此,并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公元前23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那些以墙相隔的聚落相继发展成大城市,如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卡利班甘。其中卡利班甘城市面积超过60公顷,约有5万居民,城市基础设施中已有复杂的排污系统,能有效缩减感染疫病致死的人数。疫病一直是古代城市挥之不去的噩梦,许多城市不得不依赖农村人口的不断迁入。[21]

约自公元前1500年起,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占领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一现象或许是导致印度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尽管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约公元前1000年,旁遮普地区再次出现了设防的定居点。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冶铁技术开始在印度传播,宗教信仰也有所发展,大约400年后印度教和佛教诞生。摩亨佐-达罗约建于公元前2300年,是印度河流域最大的聚落之一。

四、中国商朝

商朝依黄河而建,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为商朝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如殷都(今河南省安阳市)。同时,复杂的文明随之诞生,如文字,它们大多刻于龟甲兽骨上,用以占卜,这表明宗教在商朝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农业的繁荣,商朝迈入了青铜时代。此外,商朝人还发明了乐器,观测天文,也会用活人祭祀。

五、秘鲁海岸

与欧亚大陆一样,美洲文明也在蓬勃发展。南美洲的秘鲁海岸就是重要发源地之一,它汇集了各类作物,尤其是玉米,以及太平洋沿岸丰富的海产品。约公元前14500—前4000年,秘鲁北部的瓦卡普里埃塔被占领,海产品是当时主要的食物来源。因为2012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地在公元前4700年前后才开始种植玉米,倒是牛油果可能存在了1.5万年之久。2016年,这里出土了用靛蓝染色的棉织物,距今约6000年,一同出土的还有编织的篮筐和葫芦饰品。公元前2500年前后,秘鲁中部海岸出现了大型神庙群,其中许多是建于查文文化时期(兴盛于公元前900—前200年)和之后的莫切文明时期(公元元年—公元600年)。[22]

六、中美洲

公元前1150年前后,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于墨西哥湾沿岸,一直持续至公元初年,是中美洲已知的最古老文明。奥尔梅克人善于经商,不仅能建造坚固的住宅,制作石雕和陶瓷,还创造了历法和文字体系。自公元前400年起,奥尔梅克文明日渐没落,其他文明方兴未艾,如正在迅速扩张的玛雅文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玛雅人的影响已不容小觑;还有瓦哈卡山谷的萨巴特克人,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于公元前1150年前后,是中美洲已知的最古老文明。阿登纳文化尽管在北美洲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类遗址以及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陶器,但留有土冢和大量土方工程的文明后来才出现在[23]中美洲。疏林时代几乎没留下什么值得考古学家研究的遗迹。约公元前700—前400年,阿登纳文化兴起于俄亥俄河谷上游,并从那里传播到现今美国的东北部。复杂的土方工程遍布该地,这些可能是当时的集会地或埋葬地。约从公元100年起,霍普韦尔文化取代阿登纳文化兴盛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其以极具特色的动物雕刻而闻名。摇篮之外

青铜时代的地中海文明

文明很快传播到(或独自兴起于)主要发源地以外的一些中心。青铜时代的希腊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并在地中海进行广泛的贸[24]易,尤其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和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9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上开始有组织地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但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这些可能被某次火山爆发而摧毁。克诺索斯宫殿遗址的断壁残垣极具规模,正是当时社会复杂性的体现。公元前1550年前后,迈锡尼的势力如日中天,他们控制着阿尔戈斯和科林斯两大港口之间的主要航路。随着米诺斯文明逐渐式微,克里特岛随后被迈锡尼人掌控。在迈锡尼古城遗址发现的阿伽门农面具,证明了迈锡尼文明物质丰裕以及艺术技巧精湛。

荷马以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为创作背景,在《伊利亚特》中描写了希腊人远征达达尼尔海峡(属于今土耳其)附近的特洛伊城的故事。虽然这部史诗写的是神话故事,但却独树一帜,因为主角不再限于诸神,人类也有了独立戏份,如阿喀琉斯。之后,荷马在《奥德赛》中以希腊战士奥德修斯战后返乡之旅延续了该故事。奥德修斯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妖怪,如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和女巫瑟茜。由此可见,希腊人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喜欢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加入危险生物。此外,鹰身女妖哈耳庇厄和狮身女怪斯芬克斯也较出名。斯芬克斯会让人猜谜,如若猜不出谜底便将其杀死,最终这个谜题被俄狄浦斯破解。

公元前1100年前后,外族的入侵或许是导致迈锡尼文明覆灭的主要原因,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地中海东部更大范围内的文明瓦解,包括特洛伊、赫梯帝国、叙利亚和迦南的没落。无名外族入侵(有时被称作“海上民族”)、国内叛乱迭起,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和政治危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明瓦解的导火索。此外,文明瓦解的间接原因可能是环境危机和铁制武器的流入。铁器的传播意味着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青铜时代画上句号,铁器时代正式来临。发现时间一些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念是基于对人、神关系的理解,它们有助于解释天文观测、天文记录和历法体系之间的重要联系。历法的发展难以考证,但能确定的是它与宗教活动、宗教组织密切相关,比如人们在举行重要仪式时要选择良辰吉日。天文观测和记录结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算术和写作这两种能力变得非常重要,而月亮和太阳更是观测中的重中之重。日历不仅在国家内部,也在国家之间传播。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法有罗马[25]的儒略历和中国的农历。对于注重时间周期理论的群体来说,过去和现在的分离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对参照季节节律发展农林渔业的民族却很重要。对于进行远程海陆贸易的人来说,风起浪涌、冰雪消融、草木初生(供牲畜食用)等这些季节性现象影响他们决定何时出海或远行。一些最初崇拜过去并从中寻求认同的群体,后来都转而信奉神灵,关注神庙或者神谕。神谕一般由神学家、先知、祭司、圣贤、占卜者和预言家传达;有些群体甚至崇拜邪恶力量和人间使者,如女巫。“没有建筑”的文明

一提及早期文明,人们总是最先想到一些建筑遗迹或文明古国。那些没留下石质建筑或兴盛于森林深处的文明往往容易被忽视。木材易腐,在热带地区尤甚,但在部分地区,如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森林,一些重要的早期文明以泥坯或土坯结构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位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博物馆,馆内丰富的考古藏品正是当地灿烂古文明的缩影。在南美洲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的下游谷地,尽管那里丛林深掩,却发现了早期陶器,这证明了该地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正如早期智人的扩散,简单的模型和假设远不足以描绘文明传播的复杂过程。若想揭开未知文明的面纱,仍需付出许多努力。有组织的宗教

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先后出现了宗教的痕迹,因为人类力求弄清自己在自然界中究竟处于何等地位,并期望借助神力加以改善。古代的许多教派都与安葬仪式、祭奠死者有关,如新石器时代的奥克尼墓穴。人们会参考历法挑选合适的日子举行重要仪式。

古代教派的仪式大多推崇向神灵进献祭品,那有助于部落的团结,比如腓尼基人将儿童献祭给他们的太阳神巴力·汉蒙。古希腊的[26]一些地区也有传达神谕的预言者,如希腊的德尔斐和意大利的库[27]迈,人们因而能了解神灵之意,虔诚供奉。

随着文明日益繁杂,宗教也发展出了多个派系,人们尊奉新的神灵(通常是那些被征服民族的神灵),构建新的信仰体系并举行新的宗教仪式。到公元前5世纪,宗教在全世界已遍地开花:南亚信奉佛教;中国推崇道教;地中海地区有希腊和埃及的教派及犹太教;美洲文化中出现了以仪式为重的教派,如南美的查文教。这一时期的许多宗教当前都已不复存在,也无文献可考证,如伊特鲁里亚、赫梯和腓尼基的宗教。由于所知有限,他们的信仰仍是不解之谜。改变世界的物品:金属数百万年来,石头一直是人类制造工具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000—前5000年,情况有了改观。在西亚和欧洲东南部,人们发现通过加热可将金属从矿床中分离出来。熔点较低的软金属最先被使用,铜的熔点低于铁,因此成为第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金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混用着不同材质的工具(或武器),起初是燧石工具和铜器,然后是铜器和青铜器,之后是青铜器和铁器。科学家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发现了一具冰冻遗骸,取名为“奥兹”,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100年。遗骸身上有一把铜斧、一把燧石刀、一张弓和一些燧石箭,他被类似的武器所伤,可能因此而丧命。金属的穿透力强,制成工具后短小精悍,方便使用和携带,因此比石头的用途更广。金属的加工需要多种原材料,因此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如制造青铜需要铜和锡,而锡则需要通过长途贸易换取。从公元前3100年至前800年,历史迈入青铜时代,铜器时代暂别舞台。青铜是铜的合金,硬度更大,能承受更强的压力而不变形,制成的工具和武器也更实用。随后,铁又取而代之。铁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一批铁器的制造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前后。公元前6—前5世纪,尼日利亚的诺克铁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铁质品的优点很多:如铁锹和铁钉让农业和建筑业的操作更灵活,铁皮货车更耐用,铁质武器也更锋利。如果在冶炼时加入碳,便可以造出钢,铁的优良特性被进一步强化。铁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文字的诞生

随着文明的日趋发展,人类需要能够记录事件、编纂规章、传承宗教传统以及其他知识的方法,于是便产生了文字。最初的文字千奇百怪,世界各地都有用图形表现语言的方法,并形成了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字体系。象形文字是一种通过图画表意的文字,如古埃及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苏美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现了最早的、完整的文字系统,中国则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出现。货币

古代文明的发展越发依赖贸易,人类需要能够用于表示和储存价值的体系。代币由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制成,经权力机构确认恒定的重量和价值后,成为金属货币。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最早发明了铸币。统治者对铸币的认可大大简化了贸易和税收的流程,尤其是在贸易范围更广、商品种类更多的情况下。如果税收要用在较远的地方,那么以缴粮的形式纳税则毫无补益。流通货币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得益于日益成熟的数学体系。后来的大多数文明多采用十进制的货币算法,也有一些民族采用二十进制,如中美洲的玛雅人,还有部分民族采用六十进制,如巴比伦人。使用金属货币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发展,结束了早期以物易物的贸易模式。第三章 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约公元前的1000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帝国。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源于铸铁技术在农业和武器制造中的运用,使强国得以成功地征服弱国;另一方面,一系列复杂体系或组织的出现帮助帝国巩固了政权:统治者铸造钱币,创造文字,构建有序的宗教信仰,以及采纳实用的为政理念,如中国推崇儒家思想。这些体系各自独立又彼此影响,兼收并蓄,相得益彰。帝国崛起,政治发展

中国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和公元前550年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波斯帝国是世界上首批帝国政体。约在公元前550—前250年,又有一些帝国陆续诞生,如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马其顿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中国的秦帝国以及地中海西部的迦太基帝国。而罗马先后灭了迦太基、马其顿及之后建立的帝国,为罗马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不过,罗马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共和制度,而非君主制。

帝国要维护统治,必须采取合作和征战并行的策略。合作涉及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各方面,除了要与本国臣民合作,帝国还必须与境外的“蛮族”融洽相处。相较于官僚体制,对蛮族采用互惠互利、给予身份认同的政治管理策略更有用。中国的朝廷在处理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的关系时,军事、外交双管齐下,比如“羁縻政

[28][29]策”或“放羊式”管理。部落的首领被授予官职,他们一方面隶属于中原朝廷,另一方面仍可按照部落的传统实行自治。公元前550—前330年,波斯波利斯是波斯帝国的首都。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这里的“万国之门”。中国的崛起

在古代中国,位于西部边陲的周国推翻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的统治后,建立了周朝,但最终为秦所灭。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秦国作为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横扫诸国。最终秦王嬴政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史称“秦始皇”。秦朝能统一天下得益于庞大的军队,统治者对农村地区严加管控,征召农民入伍,扩充军队。嬴政的势力甚至远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和中国南海,而商周时期,君王的统治范围并未深入中国南方。在西安秦始皇陵的附近,有成千上万尊大型兵马俑陪葬。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横扫诸国,完成统一大业,正式称帝,史称“秦始皇”。

嬴政死后,皇室内部争斗、军队倒戈和平民起义接踵而来。最终,拥有汉王封号的刘邦取得了内战的胜利。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公元前101年,汉朝大军向西远[30]征西域,迫使大宛俯首称臣;公元97年,汉朝大军甚至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了山的另一边。汉朝西征得益于“丝绸之路”的打通,这是多条通往中亚的贸易路线统称。汉朝大军进而开辟南夷,公元前[31]109年,滇王拱手降汉,滇国归顺朝廷。

汉朝开疆拓土,巩固了中原朝廷在南方的势力,人们纷纷南下定居,为中国成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对抗

强盛的匈奴屡屡进犯汉朝北境,这是一个由游牧部落集结而成的联盟,于公元前210—前209年完成统一,成为第一个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政权。

汉朝末年政权分崩离析,中国正式进入三国时代,而后由西晋终结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311年,匈奴大军围攻西晋都城洛阳,朝廷被迫迁都。

到公元500年前后,鲜卑人已盘踞华北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386—534年)。北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赢得了包括汉族在内的领地内各族的支持,以及引入中原王朝的管理体制。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开创了民族融合的先例,推出胡人改易汉俗的一系列政策,北魏的统治阶层因此开始汉化。17世纪时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也推行过汉化政策。

北魏人(尤其是军人)抵制汉化,最终演变成暴乱,北魏分裂。直至杨坚出现才再次统一,杨坚就是后来隋朝(581—618年)的开国皇帝隋文帝。亚洲的宗教信仰亚洲的宗教信仰形式多样,共同点是都与特定的政治环境相联系,而区别则体现在是否神化帝王或相信泛灵论,以及对祖先崇拜和信奉一神论的程度各异。祭奠祖先在中国备受推崇,尤其是道教。一神论宗教在某些地区经久不衰,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宗教让生与死彼此延续,交融共存。古代的非洲

非洲诸国的建国历程要比中国坎坷得多。尽管贸易路线连通内陆,但由于非洲大陆地域辽阔,各区域环境差异大,导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公元前1000年前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图人向南迁移,促进了农业的传播。农耕和铁器的应用使班图人有着远胜于当地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之人(如奥兰治河流域的科伊桑人)的优势。班图人的迁徙从根本上影响了非洲大陆的人文地理,与中国汉朝在亚洲的影响不相上下。这也在时刻提醒我们,早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迁徙之前,人类的迁移范围就已如此之广,且迁徙之路从未间断过。古典时期的人类迁徙和早期的人类迁徙一样,都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并且还伴随着族群的更替。

在班图北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生活着乍得人、尼罗人等一些鲜为人知的民族。当地也出现了多部落联合的政体,如北非的柏柏尔人。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些民族,但那只是罗马人将整个地中海南部海岸据为己有而进行的局部扩张。以莱普蒂斯马格纳 (今属利比亚)和蒂斯德鲁斯(今属突尼斯)为例,罗马人在各地留下的大量遗迹足以证明当年帝国的领土之广。

在埃及南部,尼罗河谷、厄立特里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北部也有一些重要国家。公元前100—公元600年,商业强国阿克苏姆与罗马在红海沿岸进行贸易,其重要性堪比库什王国对尼罗河流域的贸易影响。通过这些贸易路线,奴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罗马。阿克苏姆国王下令修建的方尖碑至今仍是一处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此同时,新的宗教陆续传入北非,先是基督教,然后是公元7世纪时的伊斯兰教,它们推动了新联盟的建立,但也激发了新的矛盾。罗马人在今利比亚留下了蔚为壮观的莱普蒂斯马格纳古城遗址。他们曾在公元193—211年迅速扩建该城,这早于其他城市。[32]

北非一直以来是连接撒哈拉沙漠、南部萨赫勒地区以及北面地中海的重要通道,这条要道先后被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占领。7世纪时,宗教冲突以伊斯兰教的胜利而告终,北非被伊斯兰教控制,南欧则由基督教主导。从此,地中海成为横亘两岸的一道鸿沟,文化的传播被迫中断。西南亚帝国

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帝国覆灭,新巴比伦王国取而代之,其最伟大的统治者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巴比伦政权最终在公元前539年被更强大的波斯帝国颠覆。波斯帝国由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建立,他先吞并了米底王国,后于公元前547年在安纳托利亚击溃吕底亚,最终攻陷巴比伦城。居鲁士在中亚地区征讨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不幸阵亡。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后,于公元前525年攻占了埃及。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统治下,进一步扩张领土:公元前513年,波斯大军入侵斯基泰;公元前492年,又远征马其顿王国。

面对空前辽阔的帝国版图,波斯实行了复杂的管理制度。不过,波斯帝国的长久统治依然得益于其雄厚的军事实力。

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将波斯辽阔的各领地紧密相连,比如波斯“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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