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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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报刊中的“歌谣运动”研究试读：
摘要
1918年2月，北京大学开展了民间歌谣的征集活动，歌谣运动自此开始并持续了20余年。本书以歌谣运动的主要传播媒介——现代报刊为切入点和线索展开。
第一，本书梳理了《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刊、《歌谣》周刊、《民俗》、《中央日报》增刊《民风周刊》等报刊在歌谣运动过程中的主要传播活动，按照时间顺序和参与相关传播活动的媒介的变迁，将歌谣运动的20余年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与发展阶段（1918～1925年）；第二阶段：低谷与转折阶段（1928～1930年）；第三阶段：复苏与衰落阶段（1936～1937年7月）。
第二，本书分析了歌谣运动中报刊刊登的相关内容，综合运用了来自中外的不同研究方法，考察了传播的内容。当时的报刊主要刊登了传统民间歌谣、知识分子仿拟创作的歌谣，以及大量与民间歌谣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报刊展示出的民间歌谣内容和类型相当丰富，地域覆盖广泛，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选择标准不避粗俗。
第三，本书对歌谣运动传播活动中的三种角色：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普通民众是传统歌谣的传播主体，在歌谣运动中则从传播主体的地位上隐退。知识分子成为歌谣运动的传播主体，发起并参与了歌谣运动，并有意识地选择了报刊作为歌谣运动的主要传播媒介。报刊记录了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歌谣、歌谣运动不同观点的碰撞。政府权力则在歌谣运动的传播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
第四，本书以报刊为中心，分析了歌谣运动中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歌谣运动在与报刊的离合中起起伏伏，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报刊作为媒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歌谣运动的传播模式。
第五，本书对报刊支持下的这场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通过对歌谣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反封破旧”之外也有关注传统的一面，从而使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加立体和多面，更符合历史真实；从歌谣运动中的音乐缺失出发，思考了文化传承中的遗憾，以及弥补这种遗憾的方法和途径；分析了政府权力在影响文化传播方面的正、负能量，并思考了如何科学运用政府权力传递正能量的问题，以期对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帮助。
关键词：现代报刊 歌谣运动 民间歌谣 知识分子 政府
Abstract
In February 1918，A campaign to collect folksongs started in Peking University，which represent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ksong Movement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is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role of modern press as the major medium in the movement.
Firstly，this dissertation reviews the major activities of suc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s Beijing University Daily，Morning Supplement，Folksong Weekly，Folklore Weekly and Folk Customs（supplement to Central Daily News） in the Folksong M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edia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the present research divides the twenty years of the movement into three stages，namely，the First Stage—the Starting and Developing Stage （1918-1925），the Second Stage—the Nadir and Turning-point Stage （1928-1930） and the Third Stage—the Resuscitating and Declining Stage （1936-1937.7）.
Secondly，the present research analyses the relevant publications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during the Folksong Movement and investigates into what were spread.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folksongs，songs written after folksongs by intellectuals and many academic studies on folksongs were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n. The folksongs published in the press were diverse in both content and variety，from various places. This also reflects the intellectuals’ open attitude towards the “vulgar”. Meanwhile，these research findings also represent the flexibl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rom home and abroad.
Thirdly，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and analyses the roles of the common people，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Folksong Movement. As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 in traditional folksong spreading，the common people were replaced by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Folksong Movement. The intellectuals initia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movement，choosing the press as the major medium consciously. At the same time，the press kept a record of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n folksongs and the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ovement.
Fourthly，this dissertation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common people，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Folksong Movement. During the twenty years，the Folksong Movement underwent ups and downs，and the pres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major medium. The intellectual choosing the press as the major medium influent these relationships. Then，the present research analyses the communication mode of the Folksong Movement.
Finally，this dissertation rethinks the Folksong Movement. Through studies upon the Folksong Movement，we found that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lso valued tradition while advocating against feudalism，which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llectuals，making their image more multi-dimensional and real. Through analyses the neglecting to protect musical scores，this dissertation thinks about the regret on cultural heritance and how to remedy it. Espescially this dissertation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government’s authority and thinks deeply about how to scientifically use it in culture transmission. The writer hopes that the thesis will shed light on the present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The Modern Press；The Folksong Movement；The Folksong；The Intellectual；The Government
绪论
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1998年）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的推动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受到各界的重视。
事实上，如果论及对传统文化、口头文化的有意识保护，这一次热潮可以在百年之前找到“前传”。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北大简章》）向全国征集歌谣。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配合《北大简章》发出《校长启事》，请“全校教职员及学生”一同搜集，并号召“所有内地各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祈各就所知将其名目地址函交法科刘复君”。在北京大学的发起和支持下，以刘复、周作人、顾颉刚、胡适等人为代表，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收集、研究、推广民间歌谣的文化活动。[1]这一断续维持了20余年的文化活动被称为“歌谣运动”。由刘复拟定的《北大简章》被称为歌谣运动的“号召书”和“宣告书”。
歌谣运动发生的时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界通常将歌谣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个彼此关联的概念，两者发生的时间前后有别，持续的时间存在交叠。前者主要强调其文化意义，是相对于旧的文化、传统文化而言的；后者主要强调其政治意义。洪峻峰分析周策纵、罗家伦、胡适等人的观点，总结了两者的关系：“从历史看，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政治运动是前几年思想启蒙的结果，而学生运动又推动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只有把二者包容[2]于一体，才能真正揭示那一时期的历史巨变。”本书拟从歌谣运动这一具体的文化运动入手，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与思考。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本书的历史文化背景而非直接的研究对象。因此，本书对二者不加以严格区分。
歌谣运动是一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倡导新思想，推广新知识，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与旧文人展开激烈争论，并最终取得胜利。正是在一片对文化“破旧立新”的呼声中，刘复、蔡元培、周作人、顾颉刚等人将目光投向传统的民间歌谣，并将之视为珍宝。很显然，歌谣运动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起来并不“合拍”，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显得非常特别。对于民间歌谣，旧文人并不因为民间歌谣的“传统”而青睐它，反而因为它的“俗”而鄙视它；先进知识分子不以民间歌谣的“传统”而抛弃它，反而因为它的“俗”而重视它，新、旧文人两大阵营的态度耐人寻味。先进知识分子和旧文人两大阵营围绕民间歌谣的文化价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果单从新和旧的角度来判断，先进知识分子和旧文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似乎颠倒了。歌谣运动以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加以大力提倡和表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分支区别明显。在一场以“破旧立新”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中，刘复、周作人、鲁迅等干将为何又回头关注传统民间歌谣，并发起这场歌谣运动呢？研究这个时代乐章中貌似不和谐的音符，为我们全面认识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有着特别的意义。
歌谣运动以现代报刊为媒介展开。这是当时多个文化运动的共同特点，也使对它的研究和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交集。近代报刊自1815年进入中文世界，到歌谣运动发生时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渐趋成熟。中国新闻史研究将1915年《新青年》的出版作为报刊进入现代阶段的标志，发起并支持歌谣运动的报刊是现代报刊。后文如无必要，本书将“现代报刊”简称为“报刊”。北京大学发起的民间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先后得到了《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刊、《歌谣》周刊、《民俗》和《中央日报》增刊《民风周刊》等报刊的支持。歌谣运动从发起之日开始，就与报刊相关联。
报刊始终是歌谣运动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在报刊的关注和支持下，歌谣运动从一所学校发起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活动；对于民间歌谣及相关资料，从单纯的提倡关注、搜集，到后来的分类、整理，尔后进入系统、规范的学术研究。如果没有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歌谣运动很难在短期内引起广泛关注，各种争论和研讨也会无处发表，这样，歌谣运动的影响很可能只是局限在几所大学的围墙之内。正是由于报刊的参与和记录，歌谣运动才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影响。历史证明，歌谣运动与报刊结合紧密的时期，影响广泛，保留下来的成果亦丰富；与报刊疏离的时期，影响的范围就受到限制。
参与歌谣运动的主要报刊——《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刊、《中央日报》等均颇有影响。《北京大学日刊》虽是学校刊物，但辐射面却远远超出校园的围墙，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是公认的进步刊物。《晨报》是当时文化界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其副刊是四大副刊之一。《歌谣》周刊和《民俗》按照今天的划分，属于专业学术期刊，前者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多年时间，后者则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早期重要阵地。《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从以学者、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学校刊物，到学术期刊，再到面向社会大众的报刊，甚至执政党的机关报，都是歌谣运动重要的宣传渠道。不同类型的报刊在传播活动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或相互配合，或前后相继，在歌谣运动的传播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报刊为载体，歌谣运动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以周作人、刘复、顾颉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或独自行动，或结社调研，收集到大量的民间歌谣并展开了相关研究。参与歌谣运动的报刊选登了不少民间歌谣，也刊登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研究与讨论，其中的一些辑录和研讨后来也结集出版了。当年搜集的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保存至今，颇具文化价值。进入21世纪，在歌谣运动中曾被集中讨论的吴歌、孟姜女传说和刘三姐歌谣等，均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与当时的保存和研究密切相关。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10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们收集、保存的民间歌谣是无价之宝，而当时的相关研究对今天的研究也有借鉴价值和意义。
客观地说，歌谣运动以报刊为载体，虽然比之以前的图书等更为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不足与局限。最明显的一点是，报纸无法刊载音声资料。歌谣运动为今天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音声资料却由于技术原因留存甚少。在当时的收集整理过程中，音声资料始终未被放在重要位置。甚至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文本的乐谱也很少刊登。以致当时保存下来的不少民间歌谣变成了“无声”的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并非单一原因，但传播媒介的技术局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本书尝试立足新闻传播学，以当时在中国已经比较成熟的现代报刊为切入点和线索，梳理、研究歌谣运动，梳理报刊发起和支持歌谣运动的史实，考察歌谣运动在报刊中的内容表现，分析歌谣运动传播活动中各种传播角色的作用及相互关系。最后，本书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思考歌谣运动对今天的启示。
目前，包括报刊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都对非遗予以关注和报道。民间歌谣作为非遗的一个类别，自然也在受关注和保护之列。仅在江苏，近年来传媒集中关注民间歌谣的报道就不止一次。2008年9月1日起，《南京晨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7次就民歌《茉莉花》展开系列报道。同年12月，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播出了“说唱三十年”系列节目，运用柳琴戏、扬剧、锡剧、评弹和南京白话等江苏各地的地方戏曲、曲艺形式，歌颂江苏各地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这说明，在今天，大众传媒依然与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联。
今天的传媒比百年之前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现代化的程度更高。相对强势的现代传媒关注相对弱势的传统文化，会对传统文化带来什么影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此，有人持积极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传媒大力宣传非遗保护，普及了保护意识；高效的传播让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快、更广、更规范；现代传播的融合趋势也促进了传统文化中各种形式的融合。但也有人担心，现代传媒的介入有可能加速对非遗保护错误认识的扩散；规范的传播虽然高效，却可能影响传统文化的灵活性，销蚀传统文化的质朴风格；人为的融合可能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单纯性。的确，现代传媒的影响力比过去有所放大，而究竟会放大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却没有定论。非遗保护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尚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明显成功的案例出现。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这项工作的系统开展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经验积累相当有限。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历史求助。事实上，上述不同观点的争论在歌谣运动中都不难找到影子。通过对歌谣运动的反思，我们可以从其传播活动的得失中找到今天的非遗保护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二
虽然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报刊开展，但目前在新闻传播学方面，对于歌谣运动的研究较少。新闻史的梳理对进步刊物，特别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比较偏重。大部分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更侧重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对《晨报》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副刊的研究，因其在文化界的影响而相对多一些。当时参与歌谣运动的其他几个主要报刊如《北京大学日刊》，虽然也是进步刊物，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歌谣》周刊和《民俗》因为有一定的专业性，也没有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少量的相关报刊研究更没有把重点放在对民间歌谣这样的具体内容的研究方面。
对于《晨报》的研究，一般关注其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方面的影响。其中，对于《晨报》副刊（第七版），以及后来的《晨报副镌》的研究更加注重其整体的文化影响，对于其刊登民间歌谣的史实少有提及。例如，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中就这样表达对《晨报》的论述要点：“我们仅从三个方面对《晨报》副刊的主要内容作些介绍和初步研究：一、有关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二、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问题；三、有关介绍俄国革命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问题。至于文学、艺术、[3]诗歌、戏剧以及科学知识等方面这里就不谈了。”这种论述思路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刊登歌谣通常被看作当时《晨报》副刊的内容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而没有对此展开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论述。
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也概括地提及“五四”时期的《晨报》副刊代表了当时副刊的一些变化，即“被先进知识分子用作宣传新思潮的[4]讲坛，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对于《晨报》副刊中某一类内容的研究则比较少见。
方汉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等新闻史著述也同样关注的是《晨报》副刊中“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的设置，并据此对其做出有关其先进性的评价。
总体而言，在新闻传播学方面，以报刊活动为线索梳理歌谣运动发展的研究比较少。以往的梳理往往从文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出发，在新闻史方面的梳理侧重于肯定报刊，特别是副刊是当时文化界比较活跃的因素，对各种内容都采取包容的态度，但很少从民间歌谣这样小的角度进行史料梳理。因此，对于本书而言，必须从相邻学科借鉴研究资料和成果，再进行新闻传播学科的梳理和思考。
歌谣运动中的民间歌谣研究涉及文学、民俗、历史、音乐等多个学科。后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又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歌谣运动展开研究。因此，关于歌谣运动的研究相对较多地出现在文学、民俗学、史学等领域中，对于歌谣运动的传统研究融合了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即便现在，还是很难把文学和民俗学的相关研究截然分开，不少研究甚至兼具社会学和史学的元素。
1928年7月，容肇祖在《民俗》第15～16期合刊和第17～18期合刊上连续发表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文章从1919年2月的征集活动开始记述，从征集简章、征集结果，一直写到风俗调查的调查表内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并总结了《北京大学日刊》和《歌谣》周刊的征集、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此外，文章还列出了1919～1925年研究者出版的相关书籍，如顾颉刚的《吴歌集》和《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常惠的《山歌一千首》和《北京歌谣》、白启明的《南阳歌谣》、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第一二辑》、孙少仙的《昆明歌谣》，等等。这篇文章相当于一篇文献综述，论述不多，主要价值在于当年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对历史的回忆。这是在歌谣运动的过程中，研究者对前一阶段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进行的总结。它不是对歌谣的研究，而是对歌谣运动的阶段性回顾。
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梳理歌谣运动的史实，对其进行评价的研究，还有洪长泰的《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和姚涵的《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民间文学运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
近年来，亦有学者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或综合的视角出发，对歌谣运动进行分析和评价。徐新建的《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系统地梳理了歌谣运动的全过程，从民众文化与精英立场、“民”的发现与“歌”的采集、读的歌词与听的演唱，以及官方干预与国家行为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歌谣运动，点明了歌谣运动的实际文化指向在于“民”的思想的引入。这是近年来对歌谣运动进行的比较系统的一次研究。作者将歌谣运动置于民国时期官、学、民三者的互动中进行研究，其中最后一章“东洋跳板与西洋先生”将西方和日本对歌谣运动的影响、文化的国际交流纳入研究，对本书很有启发。
曹成竹关于歌谣运动的研究则从细节入手，以小见大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其论文《“民歌”与“歌谣”之间的词语政治——对北大歌谣运动的细节思考》（《民族艺术》2012年第1期）深入、细致地思考了歌谣运动的细节问题。作者对当时的参与者对民间歌谣的称呼进行了细致的区别和解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称呼选择所折射的政治诉求。民歌强调的是民，对应当时的民主思想，而歌谣强调的是传统，折射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时的民族心态。另一篇论文《从“民族的诗”到“民族志诗学”——从歌谣运动的两处细节谈起》（《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8期）从歌谣运动中“两个启事和一封来信”以及“被改写的征集简章”两处细节入手，分析歌谣运动的内容、指向及后来的效果。该研究使用了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这场文化运动中的关键环节进行的分析颇有说服力，值得借鉴。
另有一些研究，如陈永香的《对北大歌谣运动的再认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8期）和傅综洪的《“学术”的还是“文艺”的？——歌谣运动的价值重估与历史再评价之一》（《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侧重于对歌谣运动的价值进行评价。特别是陈永香的论文用“第一次有一批一流学者集中精力关注研究民间文化”“第一次使中国民间文化登上了大雅之堂”[5]“中国民间文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刊物”等五个“第一次”来评价歌谣运动，对歌谣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价。
一些学者从参与歌谣运动的人的角度出发，展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例如，王光东和张涛甫的研究就主要分析了歌谣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前者的研究偏重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后者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新闻传播领域。
王光东的《新文学的民间传统——“五四”至抗战前的文学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分析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民间”的关系，思考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光东引用陈思和的观点，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该书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民间理念分为：以李大钊、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以刘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把民间文化的价值原则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的‘民间观’”等三种类[6]型，并对知识分子新的民众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该书颇具代表性的举例和分析对本书很有启发。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的态度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的“民间观”和民众观的差异。
张涛甫的《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为例》是新闻史个案研究的典型。该著作以《晨报》为例，分阶段研究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作者以报刊研究为基础，观照知识分子思想现代化的过程这一深层次问题，是新闻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作者引用陈思和的观点，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分为“失落的庙堂意识”、“虚拟的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岗位意
[7]识”。这种观点恰当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在本书中，也有涉及知识分子现代转型，重新定位自身的章节。该研究是本书相关论述的理论基础之一。
关于传播技术与文化及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的相关研究对本书亦有启发。今天我们将报刊作为传统媒介看待，但在当时，报刊是一种新媒介。歌谣运动选择了报刊作为传播媒介。报刊的加入将新的传播技术运用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在社会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播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也是本书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媒介的角度出发，研究传播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多伦多双星——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成果最为丰富。伊尼斯被认为是技术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麦克卢汉称自己为伊尼斯的学生，而他自己的学生沃尔特·翁在这个思路指引之下所进行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在口语文化的研究方面。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思考技术、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重视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作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是伊尼斯的代表作。原本是经济学者的伊尼斯从国家统治和媒介之间的关系出发，梳理了从古埃及、古罗马至今的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了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的基本假设是：“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他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伊尼斯的论述是具有开创性的。在此基础上，伊尼斯将人类历史按照主导媒介技术的特点分为苏美尔文明、中国纸笔时期文明、印刷术初期文明、启蒙时期文明、印刷时期的文明等九个时期。伊尼斯及至去世也没有看到电子媒体，因而没有与之相关的针对性的论述。伊尼斯将媒介技术分为倚重时间和倚重空间两类。他认为，技术的偏向导致文化的偏向，这些都会发生在特定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伊尼斯论述：“口头传播的式微，意味着对文字的倚重（因而倚重眼睛而不是耳朵），意味着对视觉艺术、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倚重（因而倚重空间而不是时间）。”[8]传播技术的偏向，加上某些群体对这种技术的控制甚至垄断，可能会在特定社会造成一种知识的垄断。新的技术产生，垄断者就会发生变化，“迫使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的重新组合”。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伊尼斯的思考具有明显的批判性。他对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的比较是本书讨论民间歌谣从口头传播变为报刊传播时产生的巨大变化的理论依据。
从文学出发的麦克卢汉，其最著名的论断是“媒介即讯息”。从《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开始，他就关注传播技术，特别是广告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一种媒介传递的信息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9]一媒介本身的影响。因此，“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麦克卢汉认为，特定的社会存在相应的主导媒介，这种媒介决定着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结构。主导媒介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新技术带来的环境，既是社会环境，也是文化环境。在其著名论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他指出，看待一种媒介取代另一种媒介，就是“透过一套关系去[10]看另一套关系”。媒介既是“社会的先锋”，也是“文化的面具”。麦克卢汉的观点与伊尼斯一脉相承，但是他对传播技术高度现代化后形成的“地球村”的期待减弱了其思考的批判性。
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的研究方面颇有贡献，其研究思路明显地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中提出了口头传统和口语文化的九大特征，如聚合的而不是分析[11]的，保守的或传统的，贴近人生世界的，移情的和参与式的等。他将口语文化分为两类：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所谓原生口语文化就是文字产生之前或文字使用之前的社会文化，包括所谓古今“蛮族”的文化。“电子时代又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时代，电话、广[12]播、电视产生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恢复了古代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它不是真实的会话，而是虚拟的仿真会话。翁的“口语—印刷—口语”的媒介—文化发展思路和伊尼斯、麦克卢汉的理论假设基本一致，似乎也暗合了麦克卢汉“部落—非部落—部落”的观点。
伊尼斯、麦克卢汉与翁的研究和思考一脉相承。他们的研究与论述对本书分析、论述由于报刊的加入，民间歌谣的传播从口头传播变为书面传播并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一问题有重要意义。
最后，近年来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在歌谣运动的研究中也有所表现，音乐学和传播学的研究者逐渐注意到音乐和传播的交叉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较多，音乐传播学也作为一个学科出现。传媒在传统音乐的传播和传承中发挥的强大效能受到特别关注。张振亭、顾楠华的《融合·拓展·传载——民歌类音乐电视的文化传播功能》（《电视研究》2001年第4期）、李罡的《中国原生态民歌的电视传播——首届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创作谈》（《当代电视》2004年第10期）、曾雪飞的《从音乐传播的视角思考原生态民歌的保护和传承》（《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6年第3期）、甘树兵的《电视媒体对原生态民歌的传播》（《艺术探索》2007年第6期）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论述为本书思考今天的传播媒介如何传播非遗保护信息方面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材料。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对本书的总体研究思路和论述切入点的确立亦有影响。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媒介融合趋势的出现，相关研究还将不断丰富。三
在梳理既有材料和文献后，本书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
1.参与“歌谣运动”的主要报刊的相关活动情况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和参与报刊变化的情况，将歌谣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8～1925年）——起步与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28～1930年）——低谷与转折阶段；第三阶段（1936～1937年7月）——复苏与衰落阶段。歌谣运动的第一阶段以《北京大学日[13]刊》、《晨报》和《歌谣》周刊等为主要阵地；第二阶段以《民俗》为主要阵地；第三阶段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逐渐式微，以复刊的《歌谣》周刊、《中央日报》增刊《民风周刊》为主要阵地。
歌谣运动自始至终与现代报刊关联，三个阶段均以现代报刊为征集、展示与研讨的主要阵地。第一阶段（1918～1925年）的活动中心在北京；第二阶段（1928～1930年）的活动中心在广东；第三阶段（1936～1937年7月），华北、华东相互呼应（见表1）。抗战的烽火中，广州的《民俗》复刊，在岭南也有一定影响，但出刊不规律，影响范围有限。表0-1 参与歌谣运动的主要报刊的基本情况
参与歌谣运动的报刊有以学者、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学校刊物、学术刊物，有面向社会并在文化界颇有影响的大众报刊，还有国民党的机关报。以报刊为阵地，歌谣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整理各地民间歌谣。所谓的“歌谣”，包括民歌、民谣、儿歌、童谣以及民间俗曲。谚语、绕口令（当时称“急口令”）因为具有节奏感和歌唱性也在征集和研究之列。一些界限比较模糊的民间曲艺形式，当时也有涉及。本书将上述各项统称为“民间歌谣”并展开整体研究，不对其中的细分类型做更多的区别研究和分析。
当然，关注民间歌谣的报刊不只是上述几份，除了第二阶段中由于政府的限制，关注民间歌谣的报刊比较少以外，第一阶段（1918～1925年）和第三阶段（1936～1937年7月）中均有不少报刊参与了歌谣运动，如《民生报》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报刊也曾刊载过民间歌谣。《晨报》也不止在歌谣运动的第一阶段刊登民间歌谣，进入第三阶段后也陆续刊登过一些民间歌谣。本书选择三个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报刊，也是刊登相关内容最为集中的几份报刊展开研究，并关注相关的传播活动。本书第一章主要围绕这个方面展开历史梳理。
2.歌谣运动在报刊中的主要表现
歌谣运动中大量的民间歌谣登上报刊这个大雅之堂，与之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自然也登上了报刊。本书第二章主要进行歌谣运动的传播内容分析。
首先，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民间歌谣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传统的民间歌谣登上了报刊；二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仿拟民间歌谣进行的创作，也通过报刊刊登出来；三是针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和讨论同样以报刊为主要的展示与交流平台。
其次，本书研究报刊上刊登的民间歌谣的数量、种类、覆盖面和选择标准等。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国民间歌谣的文化资源，更反映了发起歌谣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侧重点和价值取向等。在歌谣运动的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搜集工作最受重视，在后来的两个阶段中虽然搜集工作仍在继续，但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系统的学术研究。
最后，本书通过研究当时报刊上刊登的相关研究文章，分析知识分子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民间歌谣的相关研究，体现了知识分子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知识分子们的工作重点从搜集到研究的转变只是其中之一。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之下，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运用了本土和外来的各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谓中西合璧。
3.对歌谣运动传播活动中的不同角色展开分析
歌谣运动的传播过程涉及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种主要角色。本书第三章分析三者在歌谣运动的传播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民间歌谣的传播主体——不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原本都主要是普通民众。民间歌谣是民众的歌谣，普通民众在吟唱和传播的过程中，基本处于自发的状态。在知识分子们发起歌谣运动的时期，普通民众由于种种原因，从传播主体的地位上隐退了，知识分子取而代之。
歌谣运动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文化运动。在歌谣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是主导力量。他们在歌谣运动中，通过搜集、整理、研究乃至仿拟创作等形式进行了传播实践。在复杂多样的工作方法背后，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和歌谣运动的不同观点的碰撞。对于歌谣运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支持歌谣运动的知识分子中，观点也存在差异。当时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能否对民间歌谣展开学术研究和能否对民间歌谣进行仿拟创作两个方面。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被报刊记录和保存下来。这些争论说明，知识分子在歌谣运动中的文化价值观、工作方法和介入程度，以及活动目的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差异。
政府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者，也是文化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歌谣运动20余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对于民间歌谣和歌谣运动的态度及政策不断发生变化。政府掌握国家权力，其对文化传播的态度，及其表达这种态度的方式、方法都明显影响了文化传播的效果。在国民政府态度和政策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歌谣运动有低谷，有复苏。与此相反，在中共领导下的苏区和解放区，政府对民间歌谣的态度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在苏区和解放区政府的推行下，对民间歌谣的创作和利用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并形成了一种工作传统。
4.剖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并总结歌谣运动的传播模式
模式分析通常有一个去除枝节，对繁杂现象进行抽象、提炼的过程。传播模式的研究亦是如此。关于传播模式的论断很多，从拉斯韦尔的线性模式到施拉姆等人提出的“信源—信宿”模式，都因循了这个思路——从复杂传播现象中抽象出几个传播要素或环节，然后论述、分析要素间或环节间的关系。赖利夫妇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论述的传播模式，由于考虑了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显得独树一帜。
本书以歌谣运动的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内容上针对性较强。基于前面几个方面的研究，本书尝试将歌谣运动的传播活动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展开，不仅梳理传播过程，同时研究参与传播活动的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思考不同社会群体的关联互动与特定内容的传播活动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群体间的关联与互动如何影响了歌谣运动的传播，歌谣运动的相关传播活动使社会群体内部发生了何种变化，群体与群体之间又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否产生了影响；等等。
5.对歌谣运动传播活动展开的反思
本书立足新闻传播学，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重新梳理歌谣运动的相关史料，分析其中的传播现象，并最终进行反思。本书的反思以报刊为切入点，主要从知识分子、社会文化和政府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其对于新文化的呼吁、提倡和努力构建。通常，我们认为这是其先进性所在。然而，在歌谣运动的传播活动中，同样是这一批人，却回头关注、保护和研究传统歌谣。通过对歌谣运动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侧面。这对于先进知识分子历史形象的塑造是有益的，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符合历史真实，也更具光彩。
经过报刊的传播，当时收集到的民间歌谣和相关研究都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从这个角度讲，报刊功不可没。然而，报刊也有自身的局限。音乐保存的技术困难导致歌谣运动只保存了大量歌词，却忽视了音乐资料的保存。这种情况对于今天的研究，特别是音乐研究造成了困难，无疑是一种遗憾。本书由此思考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如何全面保存文化的问题。
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对“歌谣运动”的作用不仅可以直接通过文化政策来体现，还可以通过对报刊的控制而实现。报刊自然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歌谣运动。政府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影响力。如何科学有效地发挥政府的掌控力，也是本书研究思考的一个问题。四
前文已述，歌谣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展开。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中成果卓著。本书虽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已有成果中汲取养分，却也面临一些具体的困难。
1.歌谣运动的传播活动具有复杂和多元的特点
复杂和多元是新文化运动的整体特点。对于民间歌谣，有人推崇，有人不屑。对于歌谣运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即便是在支持甚至参与歌谣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态度和观点也并不统一。歌谣运动不仅有学术大家的倡导，而且有大量基层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参与人数众多，态度和观点也显得庞杂。在支持者的队伍中，除了对民间歌谣应该进行收集、整理的认识比较统一以外，对于是否应该展开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能否进行民间歌谣的仿拟创作等问题均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不仅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们对展开一场歌谣运动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有所不同，更体现出他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细微差异。复杂和多元是这个时期文化领域的时代特征，歌谣运动体现了这种时代特征。当然，复杂和多元也是研究歌谣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难点。
歌谣运动的复杂和多元还体现在它与当时的其他文化运动存在复杂的关联。白话文运动、新诗运动等都与歌谣运动存在联系，顾颉刚、胡适等歌谣运动的主力也同时是这些文化运动的主力。由于关联复杂，对歌谣运动的影响和效果的研究也很困难。
本书尝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社会背景下进行传播学分析，困难可想而知。从研究的可行性角度来讲，本书以歌谣运动为研究主体，既不使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脱节，又坚持立足这一具体的、特定的文化活动，以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展开分析和研究。
歌谣运动涉及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达20余年。20余年间，参与歌谣运动，或者曾经刊登过民间歌谣的报刊很多，本书仅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报刊进行梳理和研究，因此在搜集和整理资料方面可能存在遗漏。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补充、完善。
2.歌谣运动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歌谣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的学术层次比较高，且学科背景多元。除了刘复、沈尹默、周作人、顾颉刚和胡适积极倡导、参与以外，鲁迅、李叔同、赵元任、朱光潜等人均有所涉及。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歌谣运动收集、保存下来的资料，以及依此展开的研究在文学、史学、民俗学和音乐学等多个学科中均有学术价值。今天的研究者也往往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展开针对歌谣运动的研究。跨学科的特点使得以不同学科为立足点针对歌谣运动的研究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进行相关研究的难度。
此外，本书的研究和思考立足新闻传播学，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展开的。作为一场影响广泛且具有特殊性的文化活动，歌谣运动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本书的着重点在于对文化传播问题的反思，而对于歌谣运动在文化意义方面的思考尚待进一步拓展。
3.政府权力的介入令歌谣运动的研究更加复杂
政府是歌谣运动传播活动不容忽视的参与者。歌谣运动中政府对报刊和知识分子的管理体现了政府权力的能量。国民政府对歌谣运动时而默许，时而反对。在受到政府限制的时段，歌谣运动就整体低落下去；在得到政府支持的时段，歌谣运动又明显得到促进。政府权力的正负能量均有体现。通过研究歌谣运动，能够相对全面地考察政府权力的影响。但是，政府是否赞成开展歌谣运动，往往不是仅仅考虑歌谣本身，而是出于各方面的权衡考虑。国民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态度的变化多半也缘于此。可以说，政府对于民间歌谣的态度只是其当时整体文化态度和文化政策的表现之一。研究政府权力的影响是本书的又一个难点，毕竟政府不仅仅考虑民间歌谣这一具体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歌谣运动断断续续的20余年中，中国的土地上不仅仅只有一个政权存在。除了当时有相对领导地位、占有优势领土面积的国民党主政的国民政府之外，还有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政权、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政权。三者之间的斗争本来就是一部复杂的历史。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无不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进行的权衡考量。本书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些文化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也将红色政权的一些做法作为对比的材料进行比较。
针对这些难点，本书拟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作如下具体的应对。
第一，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歌谣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很早就是文学、社会学和史学研究的对象。文学、社会学和史学等学科已经有很多相关成果问世。但是，过去的相关研究忽视了这场文化运动主要的信息载体——报刊。因此，利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已有成果展开本书的研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歌谣运动始终与报刊关联。不论是征集活动，还是歌谣刊登，抑或是对歌谣的研究讨论都主要以报刊为阵地而展开。歌谣运动是一条线索，它将“五四”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较有影响的几种不同类别的报刊串联了起来。反过来，报刊的传播活动也将歌谣运动的整个过程串联起来。本书从参与歌谣运动的报刊的角度切入，梳理报刊在歌谣运动中的表现，分析思考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利用和借鉴相邻学科的成果，在新闻传播学及其与相邻学科交叉的领域展开思考。
第二，运用文献研究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出发整理资料、梳理文献是本书的创新点之一。歌谣运动中的《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刊、《歌谣》周刊、《民俗》和《中央日报》等报刊保存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以及知识分子们对其展开研究和讨论的史料。本书对当时参与歌谣运动的主要报刊刊登民间歌谣的情况，如歌谣的数量、流行的地域、内容的类型等进行梳理和研究。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中涉及一些简单的数据统计。
本书从知识分子选择歌谣的标准、研究歌谣所采用的方法，以及一些以往研究中的观点等方面入手，思考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各种文化影响，以及在各种文化影响综合作用下生成的文化价值取向。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内容主要依此展开。本书既运用了文献研究的方法，也借鉴了传播学中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
以往的新闻史研究比较重视这个时期报刊内容的总体变化。关于歌谣等某一具体内容的出现，新闻史的关注相对较少。本书对当时报刊刊登民间歌谣的情况进行梳理，期望从细节上对新闻史实进行丰富和补充。
第三，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歌谣运动的不同阶段，参与歌谣运动传播活动的不同角色，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等方面展开比较。
本书对歌谣运动进行了阶段的划分，分析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在同一阶段，如第一阶段（1918～1925年）中，本书也注意分析、比较参与其间的不同报刊的不同表现。
本书对歌谣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参与者，即传播主体——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运用了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对于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多元态度及其成因等均使用了分析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本书将国民政府和苏区、解放区政府对待民间歌谣的不同态度和政策进行比较，尝试在比较中寻找政府权力在文化传播，特别是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传递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以期对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经验。[1] “歌谣运动”也有“歌谣学运动”的提法。钟敬文先生和王文宝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活动中先后提出。详见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389～405页。两位学者都参加了当时的征集、研究活动。王文宝先生更将“歌谣学运动”与同时期的“民俗学运动”“俗文学运动”并提。起初研究者把“北大歌谣学运动”和“中国歌谣学运动”混提，今天一般将这个运动统一称为“歌谣运动”。——笔者注[2] 洪峻峰：《思想的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3]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100页。[4] 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第98页。[5] 陈永香：《对北大歌谣运动的再认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8期，第84～89页。[6] 王光东：《新文学的民间传统——“五四”至抗战前的文学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第2～8页。[7] 陈思和：《序》，载张涛甫《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05页。[9]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27页。[1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96页。[11]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7～43页。[12]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自序2。[13] 该刊第一卷1～48号竖排版，报头名称为“歌谣”，49～97号横排版，报头名称为“歌谣周刊”，第二卷竖排版，报头名称又恢复为“歌谣”。本书统一称之为《歌谣》周刊。——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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