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一部现代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艾伦·J.弗洛姆赫尔兹（Allen J.Fromherz）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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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一部现代史试读：

致谢

如果没有我在卡塔尔的同事、学生和导师的支持与激励，我是无法完成本书的。虽然我在卡塔尔只待了一年，但这足以让我感受到卡塔尔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友善。我也受到很多努力工作的外国劳动者的激励，他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使卡塔尔成为一个如此非凡的地方。

必须感谢I. B. Tauris出版社的编辑，尤其是莱斯特·克鲁克博士、乔安娜·戈弗雷和塞西尔·劳尔特的耐心与坚持。谢谢伊拉杰·巴盖尔扎德在2008年联系我准备这个项目。谢谢I. B. Tauris出版社和乔治城大学出版社联系的匿名评审者给出了诸多有帮助的评论和建议。

感谢我在佐治亚州立大学（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同事和我在俄勒冈的家人鼓励我继续创作。我的祖母洛伊斯也总能给我启发。感谢罗宾、丽贝卡、艾米和艾伦在远方支持我。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在亚特兰大的朋友，特别是乔·马克斯韦尔和格伦·福尔克。

我很幸运，能得到导师们和同事们持续的支持，包括达特茅斯学院的吉恩·加斯维特教授、戴尔·艾克尔曼教授和德克·范德维尔教授，科罗拉多大学的布莱恩·卡特罗斯，哈佛大学的吉尼恩·雅各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休·肯尼迪，卡塔尔大学的史蒂文·莱特、谢赫·密斯纳德和谢赫·宾特·加博尔，乔治城大学的阿米拉·松博尔和迈赫兰·卡姆拉瓦。当然，如果本书中的事实或者解读有误，完全是我的问题。

本书献给我最好的朋友和同事米基·马西斯博士和我们之间美好的回忆。马西斯博士在担任了一年的富布莱特学者后，被任命为卡塔尔大学的副院长。与癌症英勇斗争很久后，她于2011年离世。马西斯将她的生命和无尽的能量投入为美国、卡塔尔和日本文化搭建桥梁方面。她坚定地相信人的友善与理解的力量，让她不只成为卡塔尔和卡塔尔人民的朋友，得到他们的敬爱，被他们视为家人，而且是坚持和爱的力量的典范。她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还有太多未竟的事业。“若主垂恩”，我们将在天堂共享晚宴，分享我们的故事。我听说卡塔尔的每个地方都为你预留着位置。

本书还得到了格尔达·汉高基金会提供的助学金的支持。

萨尼家族统治者与王子

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化这么快，这是极少见的。仅仅几十年，卡塔尔就首开先例，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一跃成为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老一代卡塔尔人还记得，曾经的卡塔尔一穷二白，这让卡塔尔的崛起更为人瞩目。珍珠价格暴跌，加上二战的侵扰，让海湾地区的传统出口深受其害。但是，即便整个海湾地区都在惨淡维持生活，卡塔尔仍比科威特、巴林或迪拜更加边缘化，经济上更为落后。1940年，英国政治驻扎官如是描写多哈，让我们得以一窥卡塔尔首都在当时的情景：【多哈】是一个凄惨的小渔村，沿着海岸散落在几英里内，半数(1)以上房舍破烂不堪，连市场中的屋舍都十分简陋，道路上苍蝇乱飞、尘土飞扬，电力短缺，而且当地人要跑到城外两三英里的地方，用皮1囊或金属容器从井里取水。

当时的卡塔尔，人口减少到只剩1.6万人。几百年来繁衍不息的村庄，随着部落群迁至周边更加繁荣的海岸，变得空空荡荡。19442年，只有6000名渔民采珠，而大约20年前，这个数字是6万。与今天相比，许多卡塔尔人的生活困窘。但是，比起其他同样贫困的地方，卡塔尔的好处是没有成为战场。

1950年，“饥荒年代”结束。其后15年，有人在访问过多哈后作出了如下评述：

城市蔓延伸展，可以看到混凝土建筑、交通灯、环城路和苏打汽水摊；空气调节成为常态；临水区域已被开垦，脏乱情形不复存在；3庞大的商人阶级成长起来，社会生活变得传统和“大城市化”。

从20世纪40年代的贫困地区，到1955年“过度壮大的渔村”，到1965年的大城市，再到20世纪70年代壮大的首都，如今，多哈已是全球发展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的首都。曾经的卡塔尔人，承受着让人感到窒息的酷热，一度依靠咸水维持生命，并因为珍珠市场的崩溃而食不果腹；如今却居住在装有空调的、气候可控的“温室”中，动辄在五星级宾馆、五星级购物中心间自由往来，甚至还可以去从外国直接引进的五星级大学一饱眼福。卡塔尔的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远远超过了政府的预估。如今，卡塔尔的人口大约为170万，其中80%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务工者、佣人，以及人数相对较少（大约为22.5万人）且不易相处（因工作而异）的卡塔尔雇员。作为对比，这个人数（22.5万）大约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或者英格兰的普利茅斯的人口数量。让外国商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卡塔尔待数周、数月甚至数年，都可能看不到一个卡塔尔人的踪影。经济发展塑造了卡塔尔人的成功，而卡塔尔人在这个经济发展的金字塔上稳居高位。经济腾飞如此迅速、变化发展如此炫目，以至于卡塔尔社会内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被人忽视。要认识卡塔尔，不仅要了解这个国家呈现给世界的那种迅速发展变化的外部形象，还要了解这个社会缓慢变迁的内部结构。

就像迪拜最近巧妙地让自己代表了成功的形象，卡塔尔也为外界创造了一个容易“消化”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卡塔尔的品牌，宣传本国经济繁荣，机遇遍地，各式观点、各种信念在这里都会受到夹道欢迎。在卡塔尔，人们能够在面向国际开放的渠道中各抒己见，例如BBC的多哈辩论：卡塔尔为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言论开辟的论

4坛。卡塔尔严密控制着一些国际媒体输出渠道，例如半岛电视台，并通过这些媒体渠道积极宣传着卡塔尔的对外形象。以这种形象来看，卡塔尔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在卡塔尔对外营销的形象中，所有卡塔尔人都接受了埃米尔的统治，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卡塔尔向外界呈现的形象是其希冀呈现的理想境界：卡塔尔不进行政治活动，在国际事务中甚至并不总是明明白白地站队，卡塔尔关心的只是安全、发展和繁荣。卡塔尔看似有许多对话渠道，用来强化卡塔尔自身的形象和统治卡塔尔的萨尼家族的形象。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故事遮掩了更加复杂，同时也十分有趣的当地历史，这个历史就躲藏在五星级宾馆、国际新闻渠道和机场贵宾休息室的下面。卡塔尔人自己没有忘记这个历史，尽管他们自己也在担心，新生一代会不再记得这种定义了卡塔尔文化的生活方式。多哈举办了一些耗资不菲的项目，大力宣扬卡塔尔和伊斯兰文化，而这恰恰证实了卡塔尔对传统文化能否保留忧心忡忡。这些项目包括建设新的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和由贝聿铭设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后者已于2008年完工。然而，这些宏大的文化项目是否能够实现传承传统的目的，仍然有待观察。表面看起来，视觉和公共传统正在丢失，让萨尼家族忧心忡忡，但这并不意味着卡塔尔已经与过去完全脱离。事实上，本书的观点是，数十年来定义了卡塔尔生活的传统的深层结构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卡塔尔人幸运地成为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国家的公民，享受着寻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没有迹象表明卡塔尔的快速增长及经济繁荣会在近期衰落。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如迪拜，目睹了经济泡沫的破灭，但是卡塔尔的经济仍在飞速扩展。19%的增长率，让卡塔尔成为5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卡塔尔主要依赖的是长期天然气合同，所以不会像原油那样经历短期的价格波动。但是，尽管今天的卡塔尔人拥有了令人艳羡的财富，目睹自己的国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但是他们与1940年一无所有的卡塔尔人仍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财富在一些方面让卡塔尔社会改头换面，但是没有深刻到让卡塔尔的经济环境和建成环境发生变革。事实上，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悠久的宗族忠诚传统几乎毫发无损。名姓、忠诚和交际网络这些历史植根于过往之中，又在某些方面被人为加强，就像全新闪耀的摩天大楼直插天际一般，深深嵌入在记忆中，对于理解卡塔尔的现状和将来仍然重要。虽然目前的经济成功发生在最近几十年内，虽然那些壮观的、拥有祖母绿外墙的大楼已成为财富和繁荣的象征，但卡塔尔的外在表象仍同样基于其历史特征。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变化迅速，实际上又什么都没变。

从纳伊姆部落的历史可见一斑。纳伊姆部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居于卡塔尔统治地位的萨尼家族谢赫的对手，甚至是敌人。石油经济繁荣前的几十年间，大部分纳伊姆人离开了卡塔尔，离开了他们广阔的(2)畜牧场，而这片畜牧场覆盖了卡塔尔北方大部。20世纪50年代，纳伊姆人回到卡塔尔时，祖先给他们打下的田园依然无恙。实际上，许多纳伊姆人可以说，他们的部落族长应该被合情合理地称呼为埃米6尔，因为他在不太久之前，确实曾经是一位埃米尔。事实上，萨尼家族以及卡塔尔人对内陆地区和卡塔尔国界的主张，其合法性均和他们与贝都因部落（如纳伊姆）的关系有关。尤其，“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将部落地区作为定义国家边界的基础，并认为这一7点极为重要”。在领土争端中，居住在城市中的统治者（如萨尼家族）想方设法，积极吸引贝都因人进入他们的领地并成为公民。

尽管在政府干预下，文化影响发生了变化，通过政府许可取得地产所有权的人数也在增长，但是纳伊姆等部落有其他一些方法来维持内部凝聚力。卡塔尔的非统治部落珍惜他们的过去，即使最“西化”的子孙也需小心地传承这份历史。西方的宗谱已经失去了功能意义，成为互联网上的一种业余爱好，就像是祖先的脸书，但是在卡塔尔，宗谱和世系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是社会地位和权利的重要指示器。尽管萨尼家族的一些精英十分希望借助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让人们忘记历史曾赋予自己的权利，但是对这种权利的记忆如此深刻，让这些精英们的期望最终落空。纳伊姆部落的酋长们仍然拥有一个宝座；在他们自己的部族和社会动力中，他们仍然独立自主。20世纪80年代，用法语写作的人类学家安妮·蒙蒂尼—科兹沃夫斯卡指出，萨尼家族直到近年才在卡塔尔内独占了“埃米尔”的称号。【直到最近，】群体首领的称号才发生了演化。现在只有一位埃米尔管理着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埃米尔是部落或者部落分支的酋长，(3)如今他们身居政府要职，称号已被更名为市政区长或市长，或村长(4)8。尽管如此，传统称号并未被他们遗忘。

部落融入国家中，失去了原来的一部分权力，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这项权力，这种模式对于其他卡塔尔部落和世系也很普遍。(5)例如，苏丹部落和阿奈内部落早在萨尼家族之前很早就居住在卡塔尔。在萨尼家族后来居上之前，他们是多哈和沃克拉的酋长，即使到萨尼家族有权授予苏丹部落免税时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现代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西方典型的发展模型预估的那样快速摧毁这些记忆或世系，以及卡塔尔自己的文化态度和规范。20世纪40年代的巨大灾难，让今天的发展变得更加为人瞩目，但是卡塔尔并非是流9行文学形容的“历史缺失”或者“文化荒漠”之地。讽刺的是，造访卡塔尔的人似乎要比卡塔尔人自己更加担忧历史根基的缺失。也许移居卡塔尔的外国人期待的是异国风情、冒险的经历和东方化的阿拉伯特征，所以会对现代化的卡塔尔，对那些看上去“西方的”和“与自己国内一样的”地方颇感失望。与之相反，许多卡塔尔人极少表达同样程度的后现代主义忧虑。环境看上去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卡塔尔人而言，许多根本性的人际关系并没有改变。从他们的角度看，尽管建成环境常常看起来是西方的、现代化的，但是许多父辈的社会准则和约束仍然在限制着他们。即便如此，约束和社会准则也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只不过比起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它们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而已。

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造访者看不到“真实的”卡塔尔，或者绝大部分访问者体会不到卡塔尔人体会的那种难以捉摸的“真实的卡塔尔”。实际上，要解释造访卡塔尔的西方人或者西方化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不真实感”，要从思辨的社会哲学出发，这些思想脱胎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对于西方人来说显而易见，但是并不契合卡塔尔，或者卡塔尔人感受自己国家的方式。首先，许多西方人认为，现代化既令人兴奋，又伴随着痛苦，必然会导致丢失历史，过往的身份也会崩塌。西方的文献和西式思维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假定：传统10和经济现代化之间一定会发生本质上的冲突。这种假定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西方有着生动的体现，并被强加到了中东。按照这种经典理论，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应该已经让卡塔尔成为问题的洪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明显的现代化当中，仍然存在与过去相同的许多社会结构和谱系安排。卡塔尔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许多政治学家一度预测卡塔尔的衰落，现在却预测卡塔尔的现有政治体制将长期存在。当现代化和传统的力量彼此冲撞时，旧有的政治体制常常第一个消亡。然而，卡塔尔仍然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许多社会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如何解释这一点？

答案要在卡塔尔的历史中寻找。只有分析历史，才能解释卡塔尔与西方所经历的现代化的区别。虽然西方关于传统和现代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常常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或者结构化的，但是在卡塔尔，这些观点并不明显适用。从西方的角度看，卡塔尔应该经历19世纪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称的“失范”（Anomie）：这是当文化规范过快地变化时出现的一种毁灭性情形。涂尔干认为，当“社会类型依赖的原则与以往的社会迥然不同，以至于只能与以往社会类型的抹除程度成比例地发展时”，就会发生失范。新的经济学原理，即劳动分工，被无限扩张的、有同化力的小国家延续下去，在根本上11改变了社会关系。在后工业化的美国，很容易看到与工作不相关的身份被擦除。工作成为身份。在美国，刚刚认识的人问的前几个问题常常包括这一个：你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工作？对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了解某人最可靠的方式。但是，在很多文化中，你是谁要比你做什么更重要，而“你是谁”是由你继承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决定的。事实上，卡塔尔人长长的名字，例如“穆罕默德·本·哈利法·本·艾哈迈德·本……”，反映的是一长串的祖先，而不像西方名字那样只反映一个。从一个人是谁，到一个人做什么，这种身份的转移可能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裂隙。事实上，涂尔干有着法国人典型的优雅，他将这种传统身份的擦除等同于自杀。涂尔干认为，个体上和文化上的“失范自杀”，即文化本质存在的擦除和感觉无所依附的人们的自我毁灭，不只发生在经济衰退击垮社会时，也发生在经济蓬勃发展、面临无限可能性的时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也经历过一种特别致命的失范：现代化不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威胁，而且似乎常常源于外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与侵略性更强的殖民化联系在一起，比卡塔尔经历过的强烈得多。远远不同于阿尔及利亚或刚果那样的殖民地国家，卡塔尔并没有被真正意义上殖民过。

对于阿拉伯世界，这种相对而言缺少失范的情况是新出现的。著名学者和阿拉伯文化研究者G. E.冯·格鲁内鲍姆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之外，世界被一种动荡感折磨着，而造成这种动荡感的，主要是因为几乎不可能轻轻松松适应文化变革。”12 50年过去了，现代化已经不再等同于西方化。事实上，中国那种专家治国、“一党执政、全民监督”的模式已经成为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对于如何选择现代化文化，卡塔尔和其他海湾国家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选项。换到今天，格鲁内鲍姆会被批判，因为他将“西方”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有意义的核心模式。而且，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中国或者印度模式，现代化并不一定要立即打破涂尔干认为对社会心态至关重要的那些传统纽带。

按照经典的涂尔干模型，卡塔尔本应经历失范的两种形式带来的尤为严厉的打击，因为卡塔尔先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经济衰退，后来经历了无止境的经济繁荣，在过去十几年间更是飞速发展。但是，失范带来的那种无所依托的感觉，在一些情况下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带有欺骗性。在商业现代化的光鲜表面下，尽管受到了经济变化的失范打击，卡塔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仍然根深蒂固。尽管一些历史已被改造成纯洁的国有“遗产”，但是卡塔尔人的社会结构、信仰、根本价值观和做事的动力仍然被历史和社会力量塑造，这些力量由来已久，常常比近来的经济变化更加深刻。

涂尔干的理论对于研究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学非常有用，但是不怎么适合卡塔尔。这并不意味着涂尔干的理论存在根本缺陷，而是说，不能用西方那种现代化—传统范式来解释卡塔尔。在涂尔干作品后面的几句话已经可以领会到原因所在：

实际上，这里将个体划分为不同群体的时候，根据的不是谱系，而是他们倾力关注的社会活动的特定本质。他们的自然环境不再是出生环境，而是职业环境。标记每个人地位的不再是真实的或者捏造的13同宗血缘关系，而是该人履行的职能。

在卡塔尔，虽然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但是卡塔尔人仍然根据谱系划分群体，或者根据在很大程度上捏造，但是却被真切感受到的同宗血缘关系。虽然“部落”这个词变得问题多多，因为在西方学界，这个词常常与分类和东方化倾向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卡塔尔，建立和遵守“部落”谱系是卡塔尔内部认可的一种社会形式。正如人类学家理查德·塔珀所说，“行政官员——和许多学者——对中东部落仍然持有高度实证主义的观点。他们以为中东的部落是可在地图上标志出来的、固定在一定边界内的群体，部落成员很少变化，并且他们希望14有一个准确的术语来进行分类和比较。”想要将部落划分成易于管理的、没有变化的人类分类，这种想法存在很多问题，而且不能反映卡塔尔的谱系历史和谱系产生的一些传说。必须要避免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方法。然而，忽视部落本身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新东方主义；这意味着忽视卡塔尔社会自我认同的主流分类，不管这种分类是不是假想出来的。过度分类的风险要低于忽视卡塔尔社会的主要构成的风险。(6)卡塔尔人的“大部落”或大家庭，不管是不是作为一种实证主义分类，都依然是卡塔尔人的社会地位和前途的根本决定因素。即使宗谱在一些方面是假想出来的，编造出来的，或者在政治上被重新定位，这一点都没有改变。历史学家和部落谈判专家伊本·赫勒敦在北非部落中生活时观察到：“来自（共同）祖先的事物存在时，好似（共同祖先）本身依然存在……在时间流逝中，最初的祖先几乎被遗忘。”15

涂尔干生活在19世纪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社会中，从这种环境看待世界，使他认为经济变革总是会对谱系产生严重的社会扰乱。但是，对于卡塔尔人来说，虽然工作的必要性，以及劳动在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都很重要，但是并不具备生存上的紧迫性，因而也就不需要让自己远离谱系这个社会组织的主要基础。与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相比，财富的拥有并没有打乱实际的、工业化的“工作”，以及这种工作在环境和社会中造成的许多疾患。劳动分工并没有对卡塔尔社会的谱系划分造成威胁，因为劳动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大部分劳动都由外来人员完成。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一些卡塔尔人在油田工作，甚至发生了反对萨尼家族的抗议，但是这些抗议很快平息，并且规模从来没有大到能够真正威胁卡塔尔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传统本质。石油不是一个特别辛苦的行业，也不需要许多卡塔尔人来完成工作。事实上，从参与石油行业早期阶段的少数卡塔尔人身上，执掌统16治大权的萨尼家族早就了解了存在暴动和抵抗的风险。国家或者部落提供了资源、工作和前途，国家由萨尼家族谢赫统治着，而部落则聚居在庞大而富裕的家族大院中，它们星星点点，散布在卡塔尔的建成地形上，强化了部落的凝聚力。虽然预计会出现失范，但是实际上几乎恰恰相反。无论是假想的还是真实存在的，部落、谱系和同宗血缘在卡塔尔依然极为强烈；它们仍是人们组织生活的主要方式。

事实上，可以辩称，部落“传统”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女性的婚姻、传统服装和期望的社会角色方面，常常呈现增加态势，而没有随着财富积聚和在一个极其富裕却仍然极其依赖谱系的社会中追求可接受的社会地位而降低。类似地，专门供家族和部落使用的空间、建筑和院落在增加，这在贫困时期是无法想象的，且在房产业创造了新的社会和地理形式。20世纪60年代之前，卡塔尔家庭居住在泥砖建造的房屋中，而现在能够居住在家族大院中，有自己的清真寺，自己的一群佣人，还有一个自给自足的体制。财富在卡塔尔精英公民阶级的分布并没有擦除过往，而是放大了历史和谱系的某些方面。只有国外劳工才会体验到劳动分工的失范。这些国外劳工对于有一份工作十分感激，他们大多是单身男性，与故土国家的文化捆绑在一起。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失范也通常表现为在国外劳工的祖国，而不是卡塔尔的社会影响（例如，一个女佣在看护一个卡塔尔富人的孩子，而她自己的家庭则被留在了菲律宾）。初看上去，似乎卡塔尔让自己逃离了现代化可能导致的所有不良影响。

2009年，卡塔尔有超过120万名男性和大约35万名女性。这些男性大部分都是来自南亚、漂泊在卡塔尔的单身男性，或者离开家人的17已婚男性。类似地，在卡塔尔生活的非本土女性大多是单身。即使是允许携家带口的西方人士和大使，也很少停留超过一两年的时间，而且他们会把孩子送到专门指定的学校。相较于身边这些外来人口，卡塔尔人不是“漂泊无依的”，他们植根于此，似乎对刚刚开始潜入家族大院的巨大变革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后现代主义和对现代化进程的局限所做的批判与反思并不多见。一、一位谢赫的后现代主义

也许卡塔尔谱系的根本结构在表面上缺少变化，以及卡塔尔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可以解释我从卡塔尔的一位颇受尊重的教育领袖那里听到的一句特别有意思，但是也特别费解的表述。谢赫·阿卜杜拉·密斯纳德教授是卡塔尔大学的校长，与埃米尔最宠爱的妻子莫扎关系密18切，而莫扎最能体会到卡塔尔年轻一代的感受和希冀。 2008年，我获准采访谢赫·密斯纳德。我问她，卡塔尔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谢赫·密斯纳德穿着得体而保守，似乎并不认为需要在服装上表现出自己的财富。她的地位不必细说，不只在她自己的圈子内，在整个卡塔尔都几乎无人不知。在思考我的问题时，她望向远方繁忙的建筑和开发工地，无数的起重机，以及地平线那里蓝色玻璃构成的海洋。良久之后，谢赫·密斯纳德沉思道，她认为卡塔尔最大的问题不是缺水，不是罕见的政治威胁，甚至不是教育，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认为，卡塔尔最大的挑战是“缺少后现代主义”，在卡塔尔火热的发展面前，“卡塔尔的年轻人没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也没有忧虑感或失范。密斯纳德的担心令人惊讶。它们似乎揭示了卡塔尔发展，同时又没有发展的程度。现代化的过度消费方式往往引起心态变化，但是原油租金，以及国家和埃米尔促成的外部变革，却没有让心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即便没有明显的失范，现代化的一些影响还是渗入进来。过去几十年间，在富足的卡塔尔人中，肥胖和糖尿病突然成为一个严19重的问题，这是石油繁荣之前几乎不存在的疾病。海湾地区的许多造访者和记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有时候近乎冷漠地加以评述。糖尿病是身体由于缺少胰岛素而不能吸收葡萄糖的一种疾病，但是这些观察者似乎认为，糖尿病可以类比为卡塔尔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的智慧和哲学问题：不能理解和处理现代变革的含义和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问题不在于不能理解变革，而在于固执地不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面对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卡塔尔人并不去处理内部问题，反而有时候出现指责国外劳工“现象”的趋势，甚至将全球化的疾患归罪于对国外劳工的依赖，以至于这不再简单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逃避、延误和转移现代化的负面后果的一种手段。二、国外劳工和失范

这在逻辑上纠缠在一起。贫穷而脆弱的国外劳工在被要求吸收变20革的失范的同时，也被指责威胁着正统的遗产和文化。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是富足的海湾国家的委员会，包括21卡塔尔在内。其官员称，“国外劳工比原子弹更加危险”。卡塔尔的谢赫哈马德说过类似的话，不过用语更加外交化一点。他在专门针22对卡塔尔人的报告中，指责国外劳工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2009年，他在一次正式演讲中，做了如下表述：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要求，包括教育和保健在内，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呈现多种形式的资源耗竭，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价格指数不断升高，工程项目成本增加，以及交付日期推迟。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瓶颈领域，这都是国外劳工人数的猛烈增加引起的。23

在这次演讲中，谢赫哈马德把卡塔尔经济的下滑和根本性的结构问题等同于国外劳工人数的增加。按照这种逻辑，应该指责的是国外劳工，而不是政府做出的决策。虽然通过指责外来人口来为政府决定的经济决策和房地产决策找替罪羊，谢赫哈马德在卡塔尔人中得到了政治支持，但是国外劳工确实在卡塔尔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甚至关系生存的问题。事实上，与国外劳工的冲突深深印刻在卡塔尔的现代史中。虽然如今没有人认为卡塔尔人会去参与体力劳动，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石油工人都是卡塔尔人。来自阿曼的佐法尔人和巴基斯坦人，以要求更低工资的方式从卡塔尔人那里抢走了工作，因此爆发了卡塔尔人针对佐法尔人和巴基斯坦人的几场罢工。指出国24外劳工的“问题”在卡塔尔是有历史的。

然而，对于导致国外劳工人数增长的国内政策和结构倾斜，卡塔尔国内并没有太多批评。的确，在卡塔尔，现代化的“代价”就是国外劳工文化的存在。但是，对于掌握权力和从卡塔尔经济获得利益而言，这种国外劳工文化一直处在附属地位。海湾公民和他们的政府并不认为，他们自己也促成了某些决策，导致国外劳工文化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把这种文化融合到卡塔尔社会的挑战。引发这种内省的动机并不存在。对国外劳工的担忧其实放错了地方，但是对于精英阶级十分有用，因为这种担忧转移了卡塔尔人的注意力，让他们忽视了政府在让卡塔尔人诚实地、自愿地深刻拥抱现代化上的失败，或者用宏观经济的用语来讲，政府没有成功地让人民更有“市场吸引力”。这种失败与卡塔尔的体制有着直接关系，尽管对外宣称自由，但是卡塔尔的体制拒绝国内人士积极参与到国家统治上。卡塔尔最新的关注点是在教育城（Education City）为卡塔尔创造世界一流的教育，其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更庞大的统治阶级，让占统治地位的萨尼家族收获批评。相反，教育被视为一种手段，用来创造受市场青睐的国际技能；教育关注的是让卡塔尔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卡塔尔国内的治理和社会问题。对“卡塔尔化”所做的各种尝试，以及强制卡塔尔人在专家职位上有一定数量，这种种举措收效甚微，从长期来看，不会比用通胀的货币解决价格问题的效果更好。事实上，增加对卡塔尔公民的劳动的依赖性，而不是国外劳工阶级，是不是符合埃米尔及其家族的长期利益尚不可定，因为国外劳工作为谢赫的“客人”，最终命运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三、国外人口过多？

虽然本书将解释卡塔尔的历史，以及萨尼家族在石油繁荣和国外人口流入之前的崛起，但是卡塔尔目前的人口统计状态始终应该作为背景。虽然可以说本书恰当的、唯一的关注点是萨尼家族精英阶级异乎寻常的崛起，以及他们吸收了卡塔尔的部落制度，但是不属于这个精英阶级的卡塔尔人，以及并非卡塔尔人，但在过去50年间创造了卡塔尔众多基础设施的人们的广阔历史不应该被忽视。如果不能理解国外劳工在卡塔尔的历史，就不能彻底理解卡塔尔的现代史。作为卡塔尔发展中最明显的困境，国外劳工社区及其与卡塔尔人交互的历史理应在本篇简介中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

国外劳工困境对于卡塔尔尤为严重。虽然在发现石油之前很久，卡塔尔就依赖于进口基本的食物和补给品，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25只有一个南亚人居住在卡塔尔：一位来自俾路支的理发师。因为英国人有权力干涉殖民地的臣民，其他所有南亚人都被驱逐出境。如今，南亚人占据了卡塔尔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在1939年，有39%的卡塔尔人口被视为“外国人”，他们主要来自非洲。大部分非洲住民最早是奴隶，后来成为部落的名誉成员，并采用了旧主人的姓氏。当时，唯一一群真正独立的外国人是5000名波斯商人。卡塔尔人明显居于社会统治地位，从事各个经济层面的基本工作。波斯人和非洲人都是历史原因产生的国外人口；在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卡塔尔人已经熟悉了这两个群体，并与之进行交易。而他们也很好地融入了居于统治地位的阿拉伯卡塔尔人社会，似乎并没有引发任何重大的文化和身份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珍珠价格下跌引发的“饥荒年代”使得国外人口数量显著减少，甚至卡塔尔人也开始外逃。相较之下，巴林的劳工传统更加稳固，可追溯到1932年石油被发现，而外国劳工流入卡塔26尔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才真正开始。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劳工的人数迅速增长。卡塔尔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短缺。谢赫哈利法的工业化项目只是加重了对国外劳工的需求。类似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即便是为了培训卡塔尔人，使他们适合全球经济的高端行业而建立的教育城，也需要从美国和欧洲引进大量专业人才。卡塔尔的食物供应有90%来自海外，这个事实反映了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已经让卡塔尔的政治精英食不甘味。埃米尔哈马德·萨尼称：“我们在2008年创建了卡塔尔国家食品安全项目，旨在通过实现自给27自足的原则，降低卡塔尔对食物进口的依赖。”即使卡塔尔将全部沙漠地区用于耕种，也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但是这种理想当然会让卡塔尔的精英公民受用，尤其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饥荒年份”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近来对食品安全的投入与卡塔尔化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增加劳动者中卡塔尔人的数量。

卡塔尔如今面临的劳动力挑战，部分原因是在分配式“食利”经济中，收入来自自然资源，而不是税收，导致卡塔尔人没有什么动力来选择或被迫选择充满失范风险的现代化。不能直面现代化，这既是结构性的，是高度依赖租金的经济体的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意识上的，28有时候表现为恐慌，最终又会消退，就像冰川沉入水中。近来，卡塔尔家庭雇用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妇女作为女佣成为丑闻，揭露了这种焦虑感的本质。这些抗议者的担心不在国外劳工身上，而在于某一天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劳工。对国外劳工文化根深蒂固的恐惧，反映了对长期欠下失范债务的恐惧，这种债务是现代化弊端的债务，而对于“食利”经济或者资源出口经济中经济发展是否合理的担忧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债务。沙特阿拉伯人是卡塔尔的近亲，如果他们都沉陷到这种程度，那么在可怕的未来，卡塔尔人又能逃脱吗？对沙特阿拉伯女佣这种概念的狂怒，正说明了他们的担忧，因为当时有报道称，斯里兰卡女佣遭受了严重的人权侵害，却没有得到卡塔尔人这样的重视。畏惧沙特阿拉伯女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担心她们传统的“黑魔法”的威力——他们并不认为非阿拉伯女佣有这种魔力，这是外部29投射的焦虑感的另外一个表现。

尽管传递了一些不真诚的反对国外劳工的信息，并做了一些尝试来转移公众对于体制失败的注意力，但是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已经开始重新评估未来。萨尼家族的教育举措，以及卡塔尔化劳动力的尝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成功，但是说明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解决卡塔尔人在全球竞争力不足这个问题，唯一的希望只能是教育和雇用卡塔尔的年轻人，而不是为西方产品创造更多消费者。尽管如此，除非批判性思维在整个卡塔尔扩散并得到培育，在教育举措（如埃米尔的妻子莫扎主管的卡塔尔教育基金会）上投入的数百亿资金不一定能见到效果。纯粹记忆，甚至掌握外国语言或熟知关于世界的各种事实都起不到批判性思维的作用，但是要产生这种改变，需要做的远不止在“西式”教育机构上进行投入，让外国人和萨尼家族精英的子女使用。甚至教育城扩张后，许多不是精英的卡塔尔人仍然在卡塔尔大学接受教育，而这里很大程度上还在使用传统方法。

虽然涂尔干将失范与现代化的破坏性趋势联系在一起，但是失范也有积极的一面：对社会现状的消极方面的内部批判。缺少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失范，随之而来的就是缺少自我反省，以及缺乏对不受约束的发展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基本担忧。虽然也有例外，但是大部分卡塔尔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一样，受到无穷无尽的各种模糊的、令人迷惑的西方趋势的冲击，但是在自己的身份上，他们令人讶异地，甚至令人不安地保持镇定。他们不认为自己国家外在的现代化和发展是不正常的，或者“在上帝计划之外”。事实上，2007—2008年我在卡塔尔大学做教授时，班级中有许多卡塔尔学生对我说，他们支持埃米尔，是因为他允许快速发展，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可能正是这种态度，说明了失范还没有在卡塔尔扎根。四、不变的变化？

卡塔尔的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卡塔尔公民的基本社会环境却变化甚微。并不是说卡塔尔的社会没有发生变化，而是这些变化没有重大到改变卡塔尔社会目前的治理和任人唯亲的体制。要预测卡塔尔的根本变化——不管是不是愿意发生，最好的指示器可能并不是石油价格巨变，或者萨尼家族内部出现政治变动。最好的巨变指示器可能是卡塔尔形成智力传统，对“现代化”在卡塔尔社会的特定表现表达出反对意见。卡塔尔现代化的表层效果对外来人员来说引人注目，但是对于卡塔尔人深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现实来说仍然不那么重要。只有当这种表层效果最终渗透到仍在流行的新传统主义的根源，当年轻一代终于形成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观时，可能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才会在卡塔尔发生。所谓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观，不只使用现代化来鼓励外在变化，而且支持内部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要真正起到作用，这种后现代主义不能是只会指责的后现代主义，也不能投射到国外来客身上，而只能是内省的后现代主义。也许只有这样，牢固而合乎逻辑的批判之船才能在社会或政治变革的海洋上扬帆。虽然如此，下一节将会讲到，卡塔尔的历史和未来并不只是根深蒂固的现状的延续：尽管萨尼家族精英仍在继续集权，但是卡塔尔依然容易受到盛行的社会范式变化的影响。五、现代史，还是现代化的历史？

本书首先分析了卡塔尔和卡塔尔人面对现代化时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反应。西方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将忧虑感和失范与快速现代化联系起来，但是卡塔尔人并没有走这条典型的道路，而是保留着传统，或者至少构造了新传统的身份概念。巨大财富以及对庞大的国外劳工群体的依赖，让卡塔尔避开了现代化的后果，能够维持文化和内化的正统性的一个泡沫。所有卡塔尔男人在卡塔尔无时无刻不穿着传统的长袍，并不是风尚的原因。他们行走在西式空间中，接受着西方的影响，同时维持着谱系和家庭作为自己命运的主要决定因素。埃米尔和他的政府让文化和正统性的这些新传统神话持续存在，允许创造出卡塔尔人的一种公民贵族感觉，而他们却缓慢而稳定地从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精英那里蚕食权力，将按谱系划分权力的制度取代为权力集中的中央集权国家，令萨尼家族的延续变得牢不可破，令其存在变得似乎理所当然。

关于卡塔尔历史的许多著作本身都是制造文化传统的成果。对关于卡塔尔的文献进行全面研究，会发现一些由卡塔尔政府和外交部赞30助的，甚至根本是它们提供资金和发表的研究。这些光鲜的出版物和年度报告对社会问题和政治差异一笔带过，展现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富足的社会，一个对所有人都友好的国家。即便罗斯玛丽·赛义31德·扎赫兰的著作《卡塔尔的建立》做了精心研究，可称标准参考，在许多方面都很有用，受到高度尊敬，但是她在书中还是不加批判地赞扬了萨尼家族，并多次预测卡塔尔毫无疑问拥有“光明未来”。其他介绍卡塔尔的图书还包括旅游指南，甚至儿童图书。对于卡塔尔，并不是所有著作都缺乏严谨的学者研究态度，例如吉尔·克里斯特尔32介绍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商人和谢赫的著作就提供了深刻的信息，但是，这些研究并不是仅仅关注卡塔尔。介绍卡塔尔的著作不多，这令人惊讶，考虑到卡塔尔在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影响力在加大，更令人不可思议。迪拜的影响力已经引起广泛注意，却已有衰退的迹象，但卡塔尔则不同，其影响力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基于丰富的资源储藏和经济潜力。关于阿拉伯的著作如雨后春笋，但几乎都只关注独立前的时间段。正如位于卡塔尔的半岛卫星电视台只能报道其他政权，对卡塔尔自身却不能多加指责，关于卡塔尔国家历史的著作以及如何把这个(7)历史展现给世界，几乎完全由国家和执行委员会控制。甚至来自19世纪的形象，如悬挂在新建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墙壁上的19世纪的画作，都被欣然接受为对充满传奇的过往历史的档案性质的描绘，而在文化批评界的英雄们（如爱德华·赛义德）看来，这些形象呈现出33明显的东方主义。

卡塔尔并不只是用海量的光鲜出版物来庆祝净化的、受控的遗产。卡塔尔在贾西姆的诞辰进行举国庆祝，这清楚地表明，国家就是萨尼家族，萨尼家族就是国家。国家主义在本质上是基于历史主张的一个“现代”概念，君主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概念，是改革和权力的中心，这二者被结合了起来。

当卡塔尔的历史揭示出萨尼家族在19世纪登上权力顶峰的颇具机遇性的本质时，就更令人惊奇了。事实上，卡塔尔近几十年来的“现代化”所意味的并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对传统和历史建立新的主张。卡塔尔所经历的现代化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西方国家经历了更漫长的工业化、国家支持的教育、专业化、劳动分工过程，并且关注在内部的变化上。

米歇尔·福柯和波德莱尔是经常被引用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家。他们认为，现代性的典型体验首先应该以扰乱感和间断感为特征：（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性）是与传统脱离，是一种新奇感，是面对转瞬即逝的时刻的眩晕感。这正是波德莱尔在定义现代性时似乎要表达的——他把现代性定义为“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带有偶然性的”。但是，对他来说，现代性并不在于认识到并接受这种持续发生的运动；相反，现代性在于接受关于这种运动的特定态度；这种有意而为的、固执的态度在于重新捕捉到一些永恒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在现时之前，不在现时之后，而在现时内。现代性不同于时尚，因为时尚只不过是让人怀疑时间的流逝；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让人能够领会现时的“宏大”方面。现代性并不是敏锐感受转瞬即逝的现时的一种34现象，而是让现时变得“宏大”的一种意志。

卡塔尔人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富足社会的公民，称他们没有经历过福柯定义并流传下来的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似乎耸人听闻，但这正是本书主张的观点。卡塔尔的“宏大”所关联的不是“现在”，因为这个“现在”是国外劳工主导并建立的；其关联的是“现在之前”——也即过往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被重构成为国家化的历史时刻，已经不可更改地与萨尼家族的统治权力，以及卡塔尔公民享受现代物质主义好处的权利关联在一起，一切都为重构的新传统身份服务。即使文化、遗产和传统被高度颂扬，部落谱系成为代表的象征形式的基础，它们在此同时被缓慢地侵蚀，权力也被剥夺，很大程度上独立的埃米尔们慢慢变成了公民，公民变成了依赖国家的臣民。虽然发生过对中央集权国家的严重抗议，例如1963年阿卜杜拉·密斯纳德为反对部落首领的权力被削弱而进行的著名抗议，但是卡塔尔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默默接受了自己的传统政治权力被削弱，只因为国家允许他们保持对自己内部事务的控制。在一些方面（不是全部），伊斯兰世界的趋势反映了卡塔尔现代化发展的故事。

在对伊斯兰现代化的研究中，莱昂纳德·宾德提出了一种看法，即伊斯兰本身是一种屏障现代主义后果的方式。采用伊斯兰文化来与现代性的文化代价做斗争，是中东和北非的一种现象特征：

至少，从拿破仑入侵时代，从屠戮禁卫军时代，从印度兵叛变时代，西方试图告诉伊斯兰，在告别传统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从那个时候开始，虽然做出回应的穆斯林人数在增加，但是仍然有极多的穆斯林坚称不一定要付出这么严重的文化代价。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首先，伊斯兰是否对现代化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其次，伊斯兰是否提出了一种与西方发展理论描述的社会秩序截然不同的，甚至可能更好的社会秩序。第一个问题认为，伊斯兰可能是发展的障碍，第二个问题认为西方可能是伊斯兰世界发展的障碍。第一个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识别伊斯兰和传统，而第35二个问题则拒绝接受西方化是唯一的现代化形式。

理论上，莱昂纳德·宾德的论述适用于卡塔尔、卡塔尔人以及居住在卡塔尔的任何社会等级、任何国籍的穆斯林。但是，对于卡塔尔的具体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存在现代性和传统的难题，而是这个难题如何投射出来，以及其根本的挑战如何得到满足或者没有满足。宾德的泛化叙述并没有全面描述卡塔尔的特定体验。这种体验不只在于伊斯兰自身，而且是对卡塔尔历史、公民身份和谱系责任形成的独特的、新国家化的一种概念，这种概念在面对现代性时得到了保留，甚至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加强。六、批判反思的未来？

虽然卡塔尔人的财富令人艳羡，但是推迟现代性带来的“眩晕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卡塔尔人并不一定很快就需要还上欠变化的债，而令人感觉自在的新传统主义的浪潮也不会继续上涨。但是顶峰终会到来，无论是石油需求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还是埃米尔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卡塔尔社会出现根本性的割裂，甚或是无法估量的外部力量（在海湾地区，这种可能性总是很大）所引发的。卡塔尔人终有一天要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不只走到全世界的会议室中，还会走到“现在”的幽深、恐怖而宏大的路上。到了那个时候，卡塔尔人将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不是从国家和埃米尔的角度，而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来书写这个历史。

卡塔尔人没有全面体会现代性，还意味着缺少批判历史，至少缺少批判的，声称“客观、不带偏见的”现代形式的历史，这种形式已经主宰了西方的历史研究。目前缺少关于卡塔尔历史的著作，并不是因为历史对于卡塔尔不重要，事实恰恰相反。卡塔尔人近来对卡塔尔的批判历史没有什么著述，是因为在卡塔尔，历史是十分敏感的话题，是对繁荣现状的质询和挑战。在卡塔尔这样的社会中，舒适的、传统的假想已被数十亿资产和数十万国外佣人稳固保护并延续下去，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即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使用基于消息源的学术方法所追求的综合叙述，看起来只是在扰乱他们的假想。反过来，卡塔尔社会内部对卡塔尔人身份的主张所形成的多种历史，能够在官方构造的一种明确支持埃米尔的非冲突性历史下共存。

当卡塔尔人开始书写一种批判的现代历史时，即不是“官方”历史，而是打开卡塔尔社会内部大门的历史时，我作为卡塔尔的一名客人和观察者，在本书中写下的内容将在另外一种角度得到审视。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写：

人要做自己，必须不断思考、熟知历史、自在自为。人之“自在”意味着：必须将“自我”外显而成的“自在”转换为历史形式并融入36其中。

对历史和新传统假定进行批判性审视可能最终意味着新的、后现代的卡塔尔自我诞生。接下来我们介绍关于卡塔尔起源的一些核心的历史传说，以及这些传说如何以模糊历史的方式来支持卡塔尔目前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七、萨尼家族角度的历史权力37

萨尼家族王朝是在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王朝之后建立的。在发现石油之前，萨尼家族真正控制的只有多哈（或贝达）周围的区域，当时的多哈是一座大约有1.2万名居民的城市。巴林控制着祖巴拉，其他重要的部落（纳伊姆和本·阿里）控制着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和沃克拉，唯一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城市居民点。可以说，萨尼家族，特别是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本·萨尼眼下的权力，在英国干预前并没有历史先例作为根基。因此，卡塔尔的历史就变得高度的符号化，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构造这种先例。英国和奥斯曼政权有关卡塔尔历史的文件都想合法化萨尼家族的统治，忽视或者贬低其他部落的主张，他们支持的说法是卡塔尔的崛起与萨尼家族的崛起彼此之间是完完全全相互依赖的关系。扎赫兰写道：“一个（萨尼家族）的崛起，宣告38着另一个（卡塔尔）的独立。”尽管如此，这种彼此依赖的说法是一种君主历史观点的表述，忽视了卡塔尔和卡塔尔人更加复杂的历史。学者J.E.彼得森的评论恰如其分：

直到近来（相对而言的近来），无论是从结构、职能还是与公民的关系的角度看，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都是极小的（minimalist）。在农村地区，部落是个体存在的核心：在很多方面，部落形成了一种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自我包含的实体。对更大的国家结构的效忠是短暂的，要么是被武力强迫，要么是出于短期的自身利益的考虑。39

然而，对于卡塔尔和萨尼家族，尤为引人注目但却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内部和外部都存在对其政权的威胁和挑战，但是萨尼家族和卡塔尔仍然保持了独立，而其他阿拉伯国家，例如阿西尔、杰拜勒舍迈尔、焦夫，以及组成阿联酋（UAE）的迪拜、沙迦和阿布扎比，被吸收到了更大的国家和联邦政治结构中。1968年英国决定退出海湾地区以后，卡塔尔提议建立一个更庞大的阿拉伯酋长国联邦，由一个委员会统治，考虑到这一点，卡塔尔如今的独立状态就更令人惊奇了。卡塔尔与其他酋长国不同，并没有欢迎英国人的撤离，而是担心自己会被邻国政权统治。卡塔尔呼吁建立联邦，并且当时的法定继承人哈利法·萨尼被选为联邦首相之后，卡塔尔人立刻变得焦躁起来。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无法就联邦宪法的细节达成一致。卡塔尔推选多哈作为联邦首都，但是被拒绝了。可以说内在的卓异主义，以及维护卡塔尔40利益的想法，让卡塔尔成立联邦的热情发生了巨变。实际上，回过头看，卡塔尔的卓异主义可被看作是幸运降临，或者确认了君主主义者的说法。尽管卡塔尔的独立和主权是环境的结果，因萨尼家族自己领导和发起的谈判的破裂而发生，但是如今，随着卡塔尔形成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和外交威望，有了独立存在的自信，这种独立状态已被完全拥护和赞扬。在这种表述中，萨尼家族确保了卡塔尔的独立和成功。除此之外，有另外一种表述角度。虽然获得关于卡塔尔人，而不只是萨尼家族的历史的资料十分困难，但是我仍然要强调这另外的一种角度，即卡塔尔的历史也是权力妥协的结果，是卡塔尔的国际势力和君主家庭之间不断进行的隐匿、有时候不那么隐匿的内部对话的结果。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国家权力的增加，这种没有从萨尼家族角度出发的历史已经随着王朝式的、以萨尼家族为中心的叙述的产生而被稳稳地推离视线中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萨尼家族和过去一样脆弱。事实上，本书的观点是，在重写卡塔尔产生的历史，以及长期掌权方面，萨尼家族处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位置。唯一真正的风险不是权力的分散，而是权力过度集中到埃米尔及其近亲的手中，变得头重脚轻。本书后面的部分会重点讨论这种可能性。现在，则将概述萨尼家族取得成功的历史原因。

王朝通过家庭和部落联系传递知识和经验。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如卡塔尔，相较于正在发展中的民主制国家有一些优势，它们不只能够做出长期决策，而且能够利用延续性和历史合法性来避免风险和快速把握机会。由于这个原因，在19世纪珍珠繁荣和崩溃——所谓的“饥荒年份”是过度依赖珍珠的结果——期间掌权的大部分王朝和部落，如今仍然大权在握，经历着石油繁荣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石油崩溃。海湾地区的小君主制国家的存活和繁荣不是历史偶然，而是有着深刻根基的长期历史趋势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这是海湾国家对于邻国和超级大国采取主动的、精明的外交手段的结果，这种手段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取得了平衡。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海湾地区的部落更看重实用的独立性，而不是意识形态，例如它们就采取了一种比沙特阿拉伯更加灵活的“轻度瓦哈比主义”。而自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统治力增加以来，它们也采取了一种尊重部落传统和界限的轻度民主。现代评论家常常对海湾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明目张胆的自相矛盾感到困惑：它们允许美国中央司令部建立基地，同时用资金支持着极其受欢迎的、持批判态度的半岛卫星电视台频道和反战会议。但是，对于海湾地区或者卡塔尔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自相矛盾并不新鲜，因为在这里，奥斯曼、英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在争夺对卡塔尔半岛的影响力。卡塔尔半岛突出到波斯湾的浅水域，就像一个引爆点，是一个战略平衡的位置。海湾国家擅长的就是不完全听从于任何意识形态或者强权，而正是这一点，让卡塔尔能够以轻量级的地位重拳出击。

普通造访者，甚至海湾地区的外国居民，很容易忽视历史。现代化的西方便利设施随处可见，让人觉得卡塔尔似乎没有历史，或者其历史大部分都被现代发展所擦除或者重新发明。西方造访者习惯了在建筑结构和书面文件中看历史，但是卡塔尔和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居民和公民则透过深厚而漫长的口述传统的透镜来观察自己的身份，这种口述的传统在高度发展的技术媒体中仍然被颂扬着，在当地的电视媒体上，诗歌比赛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虽然阿拉伯公民深深地感谢自己的丰富历史和身份，但是对于庞大的非海湾国家的居民，或者居住在该地区、帮助大部分海湾经济运作的国外劳工，当地的历史似乎无关紧要。当80%的人口是在1980年以后来到这里时，历史怎么能够解释社会和经济趋势？当庞大的公司和项目由外国人管理、创造和出售时，谁在真正控制着国家的资产？不过，可以清晰地看到，统治海湾地区的部落及其盟友仍然决定重要的决策。在卡塔尔肯定是如此。对经济成功，是自由放任的，但是对(8)于本地事务，金钱并不能影响部落的“马吉利斯”和埃米尔的“迪

(9)万”。无论西方人的全球金融资源多么丰富，也无法进入这个圈子。通货膨胀可能超过14%，伊朗和伊拉克可能引发新的风险，一些投资项目可能不如其他项目成功，甚至统治部落内部可能精心策划着一些宫廷政变，但是这些弱点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卡塔尔和卡塔尔人植根在历史中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虽然统治者个人的命运可能被间或出现的政变和其他威胁所改变，但是君主制的基本制度仍然十分强健。萨尼家族及其最亲密的盟友已经看过了英国、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衰落。八、变化的出现

虽然本书的重点在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但是变化的重要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巨变，绝不会被忽视。卡塔尔已经迅速地从一个高度传统的小部落社会，一个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珍珠价格崩溃而处于落后状态的社会，转变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国家，其41目前的人均收入比卢森堡更高。卡塔尔最令人惊讶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10年间。多哈海滨大道是从波斯湾回收的一块植被茂密的新月形土地。沿着这块土地驱车前行时，无法不注意到一栋又一栋摩天大楼在一度荒芜的土地上高耸入云。本书在记录卡塔尔从传统变化到现代的过程时，不只将描述天际线或者经济增长或数字的变化，还将描述部落安排的相对缓慢但仍然深刻的变化。大部分人在访问卡塔尔时，看到的是高度现代化的外表，但是支撑这个外表的，是这些主要由部落做出的安排。

部落联盟依然很重要，卡塔尔部落内部依然实行自治，并且这些部落与埃米尔的权力相互制约，多哈最初严格按照部落关系聚居，就是最明显的证明。哈利法部落居住在马地那·哈利法一区和二区，哈贾尔居住在一个哈贾尔村落，苏拉提居住在苏拉提地区。在关于卡塔尔的奠基性的人类学研究中，蒙蒂尼—科兹沃夫斯卡描述了这些部42落分界。在城市内的每个部落村落中，无论村落多小，都会有一个清真寺和一个马吉利斯。马吉利斯既指部落理事会本身，也指部落理事会开会的地方，在那里，部落内有资格的男人们在这里决定部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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