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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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全传试读：
前言
1996年我们有了写这本传记的计划后，写信给苏珊·桑塔格，希望采访她，尽管她似乎不可能与我们合作。她一辈子都在创造她自己。旁人打算来讲述她的生平故事，这个想法本身就好像冒犯她了。事实上，正如本书后面有一章所陈述的那样，任何人未经允许就写她的传记，都会激怒她。更为糟糕的是，一部像样的书怎么可能出自于不了解她的人之手？而且，传主尚健在就为他／她立传，这种传记究竟有什么好处？
有些书评家也反对我们的传记的写法，指出我们缺少与桑塔格的接触，并指责我们不仅把桑塔格写成一个作家，还把她写成一个偶像。他们要么不能接受她的卓越来自她的写作以外的任何东西这种想法，要么他们以为她自己所进行的形象打造不重要。我们查阅了几家档案，特别是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存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档案，但是，这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我们采访过她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其中许多如今已离世，其他传记作家永远都不可能采访到他们了，但是，这在他们看来也无关紧要。我们非常清楚，桑塔格的文学地位的上升，足以让我们写这类传记——她的第一本传，即不管在她去世后有多少种出来，这一本都会是引人注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传记每每为批评家所误读，也是无奈的事情，他们忙于小说和诗歌的研究，看不出传记与他们的研究之间具有的关联。
我们当时觉得，等我们的传主死了再动笔毫无道理，而希望不妨说给她一个冒险性的机会，来评论一下我们的著作。正如本书倒数第二章所表明的，我们感到失望，因为桑塔格所能想到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中伤她的传记作家，暴露出她在涉及理解传记作家如何以及为何写作时极其缺乏教养。那种对传记的粗鄙理解得到了她的友人的推波助澜，他们捏造出关于我们的著作的各种子虚乌有的故事，其中有些捏造收入了我们这个叙事作品，因为它们说明了桑塔格如何作茧自缚。
如今，接触到了桑塔格的书信和日记，我们有机会优化我们叙事的质感，加入一种直接性；这一直接性主要是因为不仅更加接近桑塔格本人的声音，而且更加接近她的友人的声音——包括在哈丽雅特·索姆斯·兹沃林非同寻常的日记和故事里听到的声音。但是，这一新证据也证实了我们对桑塔格的了解。桑塔格之子戴维·里夫在他给她的日记所写的前言里承认：“做这件事，最令人进退两难的事之一，就是至少在她晚年，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个袒露自我的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完全是这样看她的。我们那时就不相信她选择了少数几个人向他们——甚或对她自己，除非可能是在心理治疗时——袒露其内心隐藏的自我。她对自己也说不了实话。然而，她的戒备未必应该被视为欺骗。有些成功人士在他们不去追究自己动机的时候，日子好过多了；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们受不了写自传的想法。因此，传记作家来替他们写。桑塔格自己发现阅读她偏爱的作家的传记是一种审判，她完全知道她为何不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写出来出版。看完西蒙娜·佩特雷蒙特撰写的西蒙娜·韦伊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两卷本传记后，她在日记里写道：“这本传记是对西［蒙娜］·韦［伊］的一次多么痛苦的去神秘化啊！”
桑塔格不想谈什么呢？一是其性事；二是其抱负。戴维·里夫再次证明了我们通过研究所获悉的东西：“尤其是，她不否认，但尽其可能不讨论她自己的同性恋，也不承认她的抱负。”里夫接着说，他决定出版他母亲的日记是对她的隐私的一种侵犯。所以，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是那么糟糕的事情，不管多么遗憾，现在都被宣告为真相揭秘，这一点桑塔格的儿子无法避免。她的日记竟由他来编辑，这是可悲的，不过，考虑到他与他母亲之间的纽带，她渴望把他视为她一个个愿望与抱负的投射，他决定暴露她的隐私好像也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
事实上，尽管无法指望里夫承认，但是，只有在我们的传记出版之后，才有人向桑塔格问及她的性事。采访者想要就此话题问她，但谁问及个人问题，她都成功地给谁贴上标签，说他们粗俗。连最为大胆老脸的提问人都望而却步。对她而言，传记是粗俗的终极版，她有大量的朋友迎合她的偏见。
因为接触到幕后的桑塔格，我们能够听到她私下的声音。因此，本书现在是一本更为深刻的传记，但是，假如她当年和我们聊，直接跟我们叙述她和别人、和她自己讲的话，我们的传记也还会是这种模样。我们今天并没有觉得在这本传记的初版中我们曲解了桑塔格。接下来的便是一个偶像级、充满矛盾的人物的肖像更新及增订版；这个人物从未满足于只当一名作家，尽管她热切地希望被视为一个作家以及世界文学舞台上的表演者。卡尔·罗利森
一 荒漠中的童年（1933—1945）
她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她4岁左右在公园里，听到她的爱尔兰保姆罗茜在跟一个身穿浆过的白制服的大块头讲：“苏珊弦绷得紧紧的。”苏珊心想：“这可是个有趣的字眼。是真的吗？”
她“想起了”一件大约是发生在1937年的事。1995年，她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的时候描述过这件事。该公园坐落在纽约市，保姆名叫罗茜·麦克纳尔蒂，没什么文化。罗茜就“像一本书中的一个角色”，一个观察者这么写道，“她是个大块头女人，皮肤上有雀斑，一头褪了色的红头发。她甚至穿了个披肩来配她那一身白制服。”在苏珊的印象中，罗茜当时对这个难带的孩子束手无策。后来，苏珊会这样描述罗茜：一头“长着雀斑的大象……每个星期天都带着我去做弥撒，还把晚报上关于车祸的故事大声念给我听”。
桑塔格5岁前和爷爷奶奶住在纽约，生活由亲戚照顾。她希望告诉我们的是，她小小年纪就感到了孤独，因为厌倦自己的生活环境，她的内心生活——这是她唯一能够掌控的生活——就变得至关重要。她自己说，即使只有4岁，她就开始作批评性分析了，因为她在琢磨“弦绷得紧紧的”是什么意思。桑塔格倒宁可用“静不下来”这样的字眼儿来描写孩提时代的自己，那是一个觉得“童年纯粹是在浪费时间”的孩子。
她父母当时在哪儿呢？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杰克·罗森布拉特开了家毛皮商行——功成毛皮公司。苏珊的父母富有而年轻，整天忙着他们的生意。苏珊出生时，杰克才28岁，妻子米尔德丽德（娘家姓雅各布森）26岁。在公司名册上，她是总裁兼财务主管。杰克，或者（像他出生证上写的）贾斯基，不远万里，从下曼哈顿东6街721号一路来到这儿。他父亲塞缪尔和母亲古茜（娘家姓凯斯勒）都是奥地利犹太人，他们做毛皮生意，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二女。米尔德丽德娘家是被苏联占领的波兰的犹太人，经营服装生意。她父亲艾萨克是个裁缝，和母亲多拉（娘家姓格拉斯科维茨）共养育了七个孩子。米尔德丽德生在家中（库克街139号），排行倒数老二，是唯一的女孩。
1933年1月16日，苏珊在曼哈顿的妇女医院出生时，她父母住在西86街200号。她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米尔德丽德觉得自己要是在国外生孩子会紧张的，但是，平安生下苏珊后不久，她就重返中国，回到丈夫身边。等到再次怀孕，她又回到曼哈顿，1936年2月27日，在纽约医院生下次女——朱迪丝。罗茜陪着苏珊探望了她妈妈。这时候，她们家已搬到长岛的格雷特内克。苏珊记得家里的黑檀双开式弹簧门，这是她父母在中国生活的痕迹，还记得星期五会外出去罗森布拉特奶奶家喝鸡汤、吃炖鸡。还会去皇后大道其他犹太人最喜欢的桑尼中餐馆吃饭，苏珊在这儿学会了用筷子。苏珊看到她妈妈从纽约回来后光顾了绒线编织商店并且织起了绞花图案毛衣。
苏珊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在皇后区的森林小丘。后来，她在68街乘公交车回托马斯·杰弗逊公寓。记忆的碎片将她带回到早期的这个阶段：走过皇后大道用木板隔开的房子；1939年春天去世博会，（明显是第一次）看到了侏儒；上床睡觉前伏在妈妈“瘦骨嶙峋的胸口”啜泣；想“表现好些”，记得她妈妈曾如何掴她耳光。虽然她更喜欢回忆她父亲，那些令人伤感的、飘忽的记忆，但是，事实上，米尔德丽德·桑塔格将成为她女儿一生中受挫的爱的痴迷的对象。桑塔格会毫不厌倦地密切观察她妈妈的外表和行为举止：米尔德丽德把头发盘在头顶的方式；她是如何在妈妈的陪伴下在曼哈顿一家大剧院看电影《丧钟为谁而鸣》时哭了；还有苏珊8岁时，和她一起看《和父亲生活》这部戏。
1938年10月19日，接近午夜时分，杰克·罗森布拉特因肺结核在中国天津一家德美合资医院去世，活了还不到35岁。米尔德丽德当时呆在天津的阿斯特商行旅社，翌日，她给杰克的父亲和兄弟阿伦拍电报，并作好安排，一周后启程返回纽约。桑塔格记得，过了几个月，母亲才告诉她父亲已去世，而且只是简单地说：“爸爸死了。”还说他死于肺炎。接着，5岁大的苏珊第一次犯哮喘。她用过一个雾化器，在她后来的日记中，列入了她最初的记忆的还有“棉花里的安息香［原文如此］酊”，一种吸入剂，常常用来治疗呼吸方面的毛病。
1939年，为了给苏珊找到一个更适宜的气候环境，米尔德丽德决定将她的这个小家从纽约搬走，有位医生推荐了迈阿密。苏珊似乎不介意搬家，说她只是会想念她的“格兰普”，他和她玩金罗美纸牌。在去佛罗里达的火车上，苏珊问：“妈妈，你怎么拼写‘肺炎’这个词呀？”苏珊把她爸爸的戒指装在一个盒子里。时不时地她会梦到“老爸回来”。她会看到他打开公寓的门，但是，仅此而已。
桑塔格回忆起她们家在迈阿密居住过很短一段时间；她还讲述了这样的一些趣事：一栋四周有椰子树的房子。她在前院，手拿榔头和螺丝起子，想敲开椰子这种热带水果。一个肥胖的黑人厨子带苏珊上公园，她看到一张长凳上标了“只许白人坐”的标志。她转过身去，对厨子说：“我们坐那边去，你可以坐我腿上。”桑塔格对一位访谈者讲，那可真像是19世纪。迈阿密潮湿不堪，苏珊的病变得更加厉害。对所有人来讲，哮喘都是一种可怕的病，对孩子尤其恐怖。通常会在晚上发病，在凌晨2:00到6:00之间；孩子喘不过气来，有时还吐黏液。
佛罗里达对苏珊没有魔法，只在她的日记里留下一棵摆在桌子上的圣诞树的一闪而过的记忆，“银色的，有蓝灯”。她梦见独行侠骑马飘然而至带上她离去。不让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时，她哭了起来。没过几个月，她们家离开了迈阿密。米尔德丽德把家搬到图森的时候，才31岁。在后来的访谈中，桑塔格把她母亲讲成一个很自我的虚荣女人，不会做母亲，而总在担心自己容颜老去。米尔德丽德让苏珊别在外人面前叫她“妈妈”，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她年纪都已经大到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苏珊感到迷惑不解，她想知道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干吗，因为甚至在杰克·罗森布拉特去世后，米尔德丽德仍然老不在家，而把苏珊和朱迪丝“托”给亲戚照看。
情况可能是，在苏珊整个童年时代，米尔德丽德都一直心情郁闷，委靡不振。对于喜欢东奔西跑的米尔德丽德来讲，可能非常不容易适应做母亲带来的巨变。她不仅没了丈夫，也没了生意上的收入，没了工作，没了独立性，也没了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没完没了提出的要求。喝酒能缓解紧张，让她暂时放松，甚至她的情绪也许会变得高亢一些，但在苏珊的印象中，米尔德丽德是一个懒散的母亲，整天昏昏欲睡，要不就是百无聊赖，根本不可能翻阅或者评论一下孩子全优的成绩单。这种情形在许多自孩童时代就开始创作的作家的生活中屡见不鲜。
桑塔格极少谈及她在图森所受到的养育，当然，她记得自己小时候沿着古老的西班牙小径，朝坦凯弗德山麓丘陵走去；在那里，她仔细观察“可怕极了的树形仙人掌和仙人果”。她找箭头，找蛇，把漂亮的石头装进口袋。她将自己想象成最后的印第安人或独行侠。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图森占据了九平方英里开阔的荒谷，丘陵起伏，色彩斑斓，重峦叠嶂，山石嶙峋，令人望而生畏。沙漠并非是一望无际的沙丘，那里有带刺的灌木和杂草，多刺的树形仙人掌，还有挂满了鲜红果实、橘红色穗状花蕾的树。下雨的时候，沙漠上花儿盛开，天空展现出两道长长的彩虹，碧空如洗。英国作家J·B·普里斯特利1937年游览亚利桑那，比米尔德丽德和苏珊母女早两年。他来过之后，从此再也忘不了那萦绕心际的美：“一种种声音，一个个脸庞，蓝色的鸟和红色的鸟，仙人掌和松树，在晨曦中时隐时现、在落日里珠宝般闪耀的群山，甜甜的清新空气，午夜时分，繁星满天。”
1939年秋天，米尔德丽德和苏珊到这儿时，沙漠带来的这些快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尽管这个城市作为旅游城市和军事基地当时正在迅速发展，但人口还不足四万。整个城市只有两家电台，居民沿街走过，几乎从每家每户开着的窗子里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广播节目。让图森引以为豪的是，这里有五家影剧院，几家连锁书店和文具店，还有一个交响乐队，一个小剧场，上演音乐和艺术节目，此外就是一个州博物馆和卡耐基图书馆。图森城悠闲的节奏对喜欢户外活动和希望身体健康的人来说颇具吸引力，因为这里有大约30家医院和疗养院为患有各种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这里，苏珊的哮喘病情好转。
1939年9月，苏珊的第一个完整的学年在尘土飞扬中开始。就在这片阴霾里，她开始上一年级。回头看看，苏珊觉得那简直是个笑话：“当时，我6岁，星期一，我分在一年级A班；星期二，他们把我放在一年级B班；星期三，到了二年级A班，星期四转到二年级B班。一周下来，他们让我跳到三年级，因为功课我全会了。”当时，没有专门为特长生开设的班级。苏珊学的科目和其他孩子一样：作文、拼写、阅读、音乐、艺术、算术、社会科学、卫生体育和基础科学。大多数同学都接纳了她。“我生在一个文化上非常民主的环境之中。我没有想到我还会影响那些孩子的生活方式，”桑塔格后来才意识到。她们总能找到共同话题，比如说些“啊呀，今天你头发真漂亮！”或者“哎呀，那双休闲鞋真可爱！”诸如此类的话。不过，虽然才6岁大，为了引人注目，苏珊认为有必要夸大她与同学之间的差异，她对他们说自己是在中国出生的。她希望给人以印象，她与遥远的地方有联系，而中国，她后来说，似乎是“人能去的最远的地方了”。
桑塔格7岁已养成看完一个作家主要作品的习惯，这习惯伴随了她一生。首先是艾伯特·佩森·特休恩的《铁路工凯莱布·康诺弗》（1907）、《一只名叫切普斯的狗》（1931）、《小动物与别的狗》（1936）。也许，特休恩最有名的系列集中在一条名为拉德的柯利牧羊犬及其在新泽西农村的英勇行为上。特休恩探讨的是对与错和滥用职权的主题，如在《拉德更多的冒险》（1922）这部作品中，一个无知无识却盛气凌人的县治安官扬言要毙了拉德；拉德的冒险行为一般都关涉正义的伸张。对成人世界的不公与麻木的愤怒常常刺激年轻作家和读者，也正是因为这种情绪使得9岁的苏珊去啃一部部鸿篇巨制，如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苏珊后来称，芳汀卖发一节让她小小年纪就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苏珊发现了游记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我们只消看看他作品的首页照片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万里览胜》（1925）中，他站在泰姬陵前，包着头巾，双手叉腰，放松自在，一脸灿烂的笑容；在《飞毯》（1932）里，他坐在他那架双座飞机顶上，准备好了去冒险；在《理查德·哈里伯顿奇观全集》（1937）里，一封致读者的信旁边是作者的一张照片，他看上去30来岁，英俊潇洒。信里写的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看上面全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城市、大山和寺庙”的图片的书。他爱看那本书，因为它把他带到了“陌生而浪漫的地方”，让他留连忘返。后来，桑塔格在回答什么书改变了她的人生时，她说首先是哈里伯顿的书。
哈里伯顿，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写有最朴实的游记，20世纪30年代的风格，是我最初设想中所认为的最有特权的生活：一种充满无尽的好奇心、精力和表达力，以及无比热情的生活。他曾登上埃特纳火山、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富士山和奥林匹斯山；他曾游历了大峡谷和金门桥（1938年，该书［《理查德·哈里伯顿奇观全集》］出版时，金门大桥尚位于世界奇观之列呢）。他排队参观了莫斯科的列宁墓，也曾登上中国长城，还划船进入蓝洞；他还去过卡尔卡松、巴勒贝克神庙、佩特拉古城、拉萨、沙特尔、特尔斐古城、阿尔罕布拉宫、马察达城堡、泰姬陵、庞贝城、维多利亚瀑布、耶路撒冷、里约、伊斯法罕和……哈里伯顿让我充满欲望地意识到，世界辽阔广袤、历史悠久，世界上可看的奇观、可听的故事不胜枚举；他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能看到这些奇观，听到与奇观有关的各种故事。《奇观全集》是我自己的热情与欲望美好部分最初的唤醒者。
这种往事令人回忆起桑塔格7岁时为之激动不已的一些事，她当时就意识到世界要比图森大得多，而她的玩伴、老师和其他成年人对外面更大的世界并没有憧憬，眼界未免太狭窄了！成人为何如此谨小慎微？苏珊想不明白。她想：“等我长大成人，我得留心，可别让他们阻止我从敞开的门飞出去。”
阅读使苏珊身边的许多生活缩小了。她读关于战争的书并且想象一些场景，她在其中遭受纳粹或“日本鬼子”的拷打。她坚强不屈、“勇敢”，她“经受得了”，当她“冒失无礼”时，忍受她妈妈的沉默不语和耳光。事实上，她后来的日记记录了母女间的一种被动性的／挑衅性的冲突，这次是这个人主／被动，下次又是另一个人主／被动，占了上风或表示害怕另外一个人。桑塔格眼里的童年常常局限到与她妈妈的争斗中——一次次冲突只有暂时的休战与和解，但没有解决方案。
在桑塔格的想象里，没有比如说图森的皮马人的位置。她后来说：“西南地区的民间传说是静谧的，甚至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也是别有风味的。”“假使你是个小孩，发现了乔治·艾略特、萨克雷、巴尔扎克或那些伟大的俄罗斯小说，那么，戴有绿松石珠子的小印第安人布娃娃肯定就无法与19世纪小说相媲美了——因为就算是一种阅读体验也能够打破你狭隘的框框。如果你在找一种东西能够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去拓展你的意识，那么，这东西肯定就是一种伟大的世界文化。”桑塔格爱读哈里伯顿，她提到他的口吻，一如出自一个看到了奇妙世界的热情满怀之人。她渴望的就是那种既是父母也是作家式的陪伴，但是，她妈妈却不符合这一标准。米尔德丽德对能说会道的女儿讲：“在中国，小孩子不讲话。”碰上心情好的时候，米尔德丽德会边回忆边对苏珊说，在中国，“在饭桌上打饱嗝是一种表示感激的礼貌方式”，但那并不意味着她允许苏珊打饱嗝。
所以，苏珊的早年生活大多似乎是支离破碎的。在图森度过的头些年，桑塔格还不到10岁，米尔德丽德搬过几次家，苏珊转了几次学。过去的很快就过去了。苏珊从来不多谈她的妹妹朱迪丝——即使是在日记里也只是提到姐妹俩合用一个房间，苏珊在上铺，考她妹妹美国各州州府名称。朱迪丝在那儿——晕车——大发议论（不清楚什么时候）说苏珊感觉迟钝——不过，和苏珊一样，也成为妈妈抱怨的对象，说她的孩子不尊重她、不爱她。在苏珊看来，米尔德丽德说她家里人“得罪了”她。
1943年，米尔德丽德带着两个女儿又搬家了。这次搬进的是一栋清洁小巧的四居室灰泥粉刷的平房，位于东德拉克曼街2409号，当时东德拉克曼街还是一条泥路。桑塔格的意思是，她妈妈缺钱，已经当掉了手头许多中国纪念品。这栋房子现在还在，就在亚利桑那大学边上，看上去就和1943年拍下的照片一模一样，当时房子是簇新的——除了一点不同：现在路新铺过了。苏珊和妈妈是这房子的第一批房客。米尔德丽德如何付房租，如何养活她们一家，家里有困难，请人帮忙后如何付费，这一切概不清楚。也许，杰克·罗森布拉特的公司留下的钱还没用光，而且，桑塔格讲过，她妈妈教书。现在，在图森公立学校找不到米尔德丽德教书的任何记录，不过，城里有无数所私立学校，哪所聘用过她也未可知。
在后院，苏珊挖了个长、宽、高几乎均是六英尺的洞，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你想干吗？”一个仆人问，“一路挖到中国吗？”不，苏珊回答说，她只想“有个地方进去坐坐”。她在洞口上面放了几块八英尺长的板子，挡住强烈的光线。房东抱怨说这会给经过后院的人造成危险。苏珊把板子拿开，让他看她差不多要拼命挤才进得去的洞口。洞内，她挖了个放蜡烛的凹处，但光线太暗，看不了书，她还吃了一嘴的泥，泥是从她搞出来的洞顶部的缝隙中掉下来的。房东告诉米尔德丽德必须在24小时内把洞填上。苏珊在女仆的帮助下，把洞填上。三个月后，她在原地又挖了个洞。苏珊受汤姆·索亚让邻家孩子粉刷篱笆的启发，她也忽悠了三个玩伴来帮忙，满口答应他们，只要她不在那儿，洞就归他们用。
苏珊挖的洞是她的藏身之处，她的微型世界。她后来在一篇论及岩洞的文章中说过，她粗糙的掩体也标出了“危险与安全”间的边界。她的洞穴等同于别处的世界，等同于她父亲的埋骨之地中国。她父亲留给她仅有的几件物品是一枚他的图章戒指、一条白色丝绸围巾（上面用黑丝线绣着他姓名的首字母）和一个印有杰克·罗森布拉特金色小字母的猪皮钱包。简单地说，他的生平还未写完，在她的想象中，是一种“未结束的痛苦”。这种痛苦，像哈里伯顿这样的外向型作家也无法医治。
幸运的是，桑塔格10岁前就早早地找到了她的第一个文学之父，即埃德加·爱伦·坡。像哈里伯顿一样，坡也构筑起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创作侦探小说，写月球之旅和其他不可思议的探索航程——如《阿瑟·戈登·皮姆的历险故事》。但是，坡也使苏珊有了“对内在性、忧郁、心理执著，对推理的刺激、变态，以及对不顾后果的自我意识的性情的最初了解——又一阶段存在的稚嫩的渴望”。坡的作品既是冒险的，又是知性的；故事的叙述者是羞怯的，包裹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笔下的人物就像桑塔格成年后一样，是洞穴——比喻意义上的——思想的洞穴的献身者。正如《贝蕾妮斯》的叙述者坦陈的那样，“我的激情总是思想的激情”。
像桑塔格一样，坡也是一个在欧洲、在文学本身中找寻灵感的美国作家；像桑塔格一样，他也着迷于销蚀性疾病和死亡。看坡的哥特式小说，你会紧张得大气不敢喘，因为其中的死亡感像它们的头韵那样向你步步逼近：“在这一年秋天阴沉、黑暗而无声的一整天里……”《厄舍古厦的倒塌》中这些有力而迷惑人的字句不啻为一帖帖文学麻醉剂。图森具有疗效的气候想要否定一个事实，即死亡是无法逃脱的。坡的小说则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这似乎是一个可怖的发现，那么，对一个感觉到周围的东西在否认着什么的孩子来讲，这倒不失为一种天赐之物。如果说理查德·哈里伯顿追求的是游历世界并抓住其中你所喜爱的东西这一外在的愉悦，那么，坡追求的是同样的快乐，只不过方向相反，即内在的快乐，表明文学可以是驶向他乡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坡教会她依靠自己的感受力，无视她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
但是，无论是坡，还是哈里伯顿，都无法给桑塔格一种职业感，对一个独立思考并已逐渐认为自己的一切该由自己做主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于遭受“父亲渴望”或曰“父亲饥饿”煎熬的孩子来讲，是一种相当普通的感觉。她却在两本令一代代少女感到兴奋的书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这两本书是《居里夫人传》和《小妇人》。
快10岁的时候，苏珊看了伊芙·居里为母亲写的动人的传记。传记介绍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居里夫人的生活包含了太多的奇迹，所以，她的故事讲起来只能像传奇了。”伊芙这本令人心醉的传记叙述了一个完整的居里夫人，她这本传记为苏珊未来的生活描绘出一幅近乎完美的蓝图：年复一年，玛丽在死水般的波兰度过了一个个贫穷而孤独的日日夜夜。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伊芙问：“人们该如何去想象这个17岁的女孩的热情呢？”玛丽参与了波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渴望祖国从苏联占领中解放出来，去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她企盼着能够到法国这个学识和自由圣地接受教育。她给姐姐写信，说“我梦想巴黎，就像梦想救赎一样”。玛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伊芙评述道：“人在巴黎，感觉是多么年轻、多么有力、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地满怀希望啊！”在巴黎，玛丽身居陋室，在钢铁般意志的引导下发奋读书，几乎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她在索邦大学获得两个硕士学位（正如桑塔格后来会声称她在哈佛大学也是这样）。她引起了大科学家皮埃尔·居里的注意。如同小说家那样，玛丽寻找着新的研究课题。她和皮埃尔共同创建出“一门新科学和一种新哲学”。他们成为“珠联璧合的创作者”，体现出“男女之间最高的结盟，［因此］交流是平等的”这一精神风貌。夫妇俩也有孩子，玛丽母性洋溢，一如她对科学满怀激情。丈夫死后，玛丽即致力于“一种永远的奉献”。她在一战期间，照料伤病员；她向全世界人民敞开怀抱。世界的奥秘和奇观让她激动不已，她立志要去探索。特别是玛丽有使命感。正如伊芙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有天赋去做某件事，那么，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这件事必须做成。”她以“一种超人的执著”坚持不懈。随着自己的逐渐成熟，玛丽发现有必要建设一种国际文化，并对自己“对一切低俗所持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排斥感”笃信不已。
居里夫人的故事也是一个高尚的故事，因为，用她女儿的话来说，玛丽是以“淡然的态度”，以“一种不可改变的性格结构和一种智慧的顽强努力”来对待荣誉的。伊芙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评价：“在所有的名人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受到荣誉腐蚀的人。”桑塔格绝不愿被看成是一个野心家，她固执地否认自己追名逐利，这一想法的源头就在这里。野心既意味着动机，也意味着成就，若将两者分开来看待，那么，对于一个既希望仰慕人，又希望受人仰慕的年轻女子来说，那真是一件讨厌的事情。
这不是说，桑塔格希望像玛丽·居里；玛丽是闻名全球的一个女人，从一潭死水中摆脱出来，找到了她的皮埃尔和巴黎，并且把自己献给了崇高的事业。也不是说，桑塔格要在后院建个化学实验室，或者说她试图像契诃夫那样，既当作家，又做医生。对苏珊来说，想象自己发现种种治疗方法，发现一种像镭那样的可以用以治病的新元素，那不是她的发展方向。是伊芙唤起的对一种无私职业的思考——玛丽是无私至极，她甚至都不视之为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这一点对桑塔格而言最为重要。在这一点上，玛丽·居里就像是女神，无懈可击的圣洁，“完整、自然，几乎丝毫没意识到她那令人震惊的命运”。早先，桑塔格视自己为二分法的产物。“我的职业是我的生活成为外在于我自己的某种东西，”她在日记里写道，“因此我也这样向他人报告我的生活。内里的是我的悲痛。”
苏珊竭力模仿完美的居里夫人，这位不辞辛苦，站在又热又重的大桶旁炼矿并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桑塔格日后谈起自己的创作，使用的字眼是令人痛苦的劳作，完全集中在工作上，而不是可能获得的荣誉，抑或她本来完全有权利用的自我炒作的机制；她对任何要她考虑自己的形象的低俗建议一概嗤之以鼻。
一直到上大学前，苏珊都没有完全放弃从事医学或者科学工作的念头，但是，文学创作的想法向她发出了召唤。她后来称：“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种生活都经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含性的。”作家可以使用一种科学家或医生无法使用的方式，去自由自在地创造和再创造自我。苏珊不仅酷爱阅读和写作，而且酷爱作家这一理念。不仅仅要写作，而是要被视为作家，这是她的自我意识工程的一部分：“我真的想过发表的事情。事实上，我当时真的认为当作家就是要发表作品。”写作的冲动是她对自己读过的伟大作家的一种效仿行为，也是一种敬意：“人们常说他们希望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好像是加入一群圣人的行列……我想我并非是在做什么自我表达，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什么，正在参与一项高尚的活动。”
10岁的小女孩哪来的关于出版界的想法？她的这些想法来自两部小说：《小妇人》和《马丁·伊登》。桑塔格认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笔下崭露头角的作家——乔，尽管她立即加了一句，说自己根本不喜欢写乔笔下的那些个多愁善感、耸人听闻的故事。是乔十足的劲头深深地感染了苏珊：“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一番英勇的、非凡的事业，我死后别人也不会忘却。我不清楚这是件什么事情。我全神贯注在寻找。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所有人感到震撼。我说到做到！”特别有意义的是，乔对伟大的理解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我多么想我到过那里啊！”乔喊道，“你去过巴黎吗？”乔拒绝了与她青梅竹马的伙伴劳里，而投入巴哈尔教授的怀抱；这位年龄更长的欧洲人欣赏乔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不是什么“古怪的性格表征”。苏珊肯定注意到了乔与家人、与社区的疏远，尽管书里谈了诸如家庭和睦等话题。而且桑塔格很可能看过戴维·塞尔兹尼克制片的电影《小妇人》，在这部电影里，凯瑟琳·赫本把乔这一角色表现得魅力四射。成为乔，成为作家，就是成为明星。《小妇人》讲述的并非只是年轻人狂热地希望当作家的故事。当乔糟蹋自己的才华，去为一些杂志写平庸作品时，她父亲便责备她：“你能写得更好的。朝最高的目标挺进，别在乎什么钱。”的确，奥尔科特也许是为所有艺术新蕾而写作的，展示了作家应该怎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并确立自己的品格。当乔为让家人满意按他们的建议开始改变故事时，她感到迷惑不解。希望讨好读者、期待读者意见一致是白费工夫，这在书评家对乔的作品所做出的矛盾反应中得到了强调。
甚至更为直接的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呈现出作家生活的一个寓言。这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对个人抱负所做的虽无情却令人振奋的研究，这样的抱负对桑塔格那忧郁却坚定的感受力具有吸引力。伊登铸造自己的身份主要是通过读书这一途径，他把书籍几乎看作他确立个性的基石，它们对他而言是有形的，伸手可及，而且相当性感。他不仅仅是看书，他分明是爱抚它们。像马丁·伊登一样，苏珊也希望她的写作能给世人留下某种印象，不管它们看上去是多么冷漠。伦敦的小说迄今为止仍然是自由撰稿人的一本有价值的手册，一页页描写了马丁为了发表作品而做出的狂热的努力，他一次次用写上自己姓名地址的回信信封寄出手稿，又一次次收到退稿信，然后，他又不断寄出一个个短篇故事和一篇篇文章，直到最终有作品被录用为止。退稿信与用稿通知的数量之比高得吓人：一篇作品被录用，就有成打成打的作品被退稿，马丁坚持着，但最终放弃，自杀身亡。
1950年再次读这部小说时，桑塔格依然认为《马丁·伊登》是一部“令人觉醒的书”，“同时也是一大肯定”。但是，她在日记中坚持认为，这种肯定不是那种你可能从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找到的“有希望的激情”。相反，杰克·伦敦的书灌输了“绝望＋失败，所以，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真的是从来都不敢奢望得到幸福”，她如此断言。当然，她的日记也不是一种快乐的感受力的表达，然而，当她给自己写下这些文字时，她追求的深刻的自我反省似乎鼓励着她。
正如后来桑塔格对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所说的那样，她大概在九岁十岁的时候，写作已然成为她的支柱。她这个有抱负的作家在一台胶版誊写机上制作了她自己的四页版月报——《仙人掌报》：“复制作品最便宜的方法是，准备一张刻有作品的蜡纸、一个浅盘和一些明胶。把墨抹在蜡纸上，然后蜡纸正面朝下放在明胶上。接着，明胶上可以放上大约20张纸，就能复制蜡纸上的文字了。这在小房间里弄，真是棒极了。10岁大，我就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文学杂志，然后，以五美分的价格卖给邻居。”桑塔格一边面带微笑讲述这件事，一边回忆这一出版行为是如何使她获得自我解放的。她作诗，写小说，并至少创作了两个剧本，一个是从卡雷尔·恰佩克的《R.U.R.》中得到的灵感，另一个剧本是受了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阿里亚·达·凯波》的启发。整个二战期间，她将自己看到的报道压缩，写出了关于中途岛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的文章。
苏珊出落成了一个壮硕、特别擅长交际的姑娘，整日泡在“征服者”酒店；这个酒店1928年开业，由当地的商人和社区领袖资助，他们渴望给到访的北方人提供食宿和娱乐消遣。这是一座引人注目的低矮的使命派风格的“大厦”，有着一个个石拱；混合柱型的柱顶和柱子，上面有装饰性的老鹰，一个围成圈的连柱拱廊，还有一个看上去像是钟楼的主楼，有一个大游泳池，池子周围有大片草地供人们晒日光浴，因而很有特色，还有露台酒廊，帕拉第奥风格的窗子装饰着酒廊的入口。这种魅力十足的来自西南部的成就断断续续一幕幕在桑塔格的日记里飞速闪过，她记起酒店的人行道烫了她的双脚、她认出了泳池里的电影明星波莱特·戈达尔、在“征服者”酒店塔上看骑术表演、泳池边一名女子给了她一瓶啤酒、一个朋友在酒店的浴室里讲下流故事、在餐厅里觉得身体不舒服，以及在泳池边听自动点唱机播放的曲子。
12岁的时候，她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服满”她在回忆文章《朝圣》中所说的童年的“刑期”。那是一种折磨，好在她是个好演员，会掩饰。在曼斯菲尔德初中，她忍受了那个折磨她的“胖男生”吉米，还有另外一个叫她“犹太佬”的人。上体育课时和一个叫乔迪的女生打架。代数给她带来烦恼。她开始记第一本日记，收集《经典连环漫画》，还成为校报《英才》的编辑。一名老师，卡利尔小姐借给她一本弗农·维纳布尔论马克思的著作。苏珊我行我素，赤脚乘开往市中心的大巴。后来，她称她在曼斯菲尔德的那段时间是一场“灾难”，她下定决心不会重新来过。
但是，苏珊一如既往地努力讨好她妈妈，给她写搞笑的信，她希望这种信会令一个禁止她看莉莲·史密斯的畅销书《奇怪的果实》的母亲开心；这是一部被认为是关于种族间恋爱的有争议的小说。接着，母亲改嫁了。米尔德丽德虽然还是阴郁，但她依然漂亮，吸引了一个新伴。苏珊心里排斥他，但他的到来给了她一个新的姓氏，适合其即将成为作家的身份；而且，他还带来了旅游的希望——离开她童年的荒漠，抵达她的梦幻之地——加利福尼亚。在那儿，她发誓：“我会受大家欢迎的。”
二 别处的一个世界（1945—1948）
这世上哪里没有我的安身之处？——《科利奥兰纳斯》第3幕第3场
1945年，空军上尉内森·桑塔格在图森“休假”的时候，搬进了米尔德丽德·罗森布拉特和她两个女儿在德拉克曼街居住的那栋灰泥粉刷的小平房。纳特·桑塔格是位战斗英雄、空军王牌飞行员，二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五天，他的飞机被击落。他被弹片击伤，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后，被送到图森疗养康复。更可喜的是，纳特英俊潇洒，活泼开朗。这场婚姻得以维持下去。但是这一切对苏珊都无关紧要——不过，在她的日记里，她承认吹嘘她继父战时的英勇事迹。苏珊和妹妹都跟桑塔格姓了，朱迪丝后来说，真是如释重负，因为这个姓不再让她们被认定为犹太人。苏珊已经因为是个犹太人而遭人辱骂。
纳特为了当好苏珊的父亲，给她提出了诸如此类善意的建议：“别太聪明了，否则，你会永远嫁不出去的。”苏珊才刚刚13岁，听了继父的话，不禁大笑道：“我可不会嫁给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的家伙。”苏珊倒没怎么生气，她只是觉得好笑，心想：“这个白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聪明的男人多的是，还以为别的男人都像他一样呢！”但是，他说的话无关紧要，她后来说：“我不受外界的影响，我有自己的乐子。”
纳特不是盛气凌人之辈。他看得出，苏珊在同龄人中可能要过一种孤独的生活了。他会为苏珊成为名作家而深感自豪。苏珊也很感谢她父母，“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的生活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样”。纳特有纳特的用处。他教她开车。当米尔德丽德严厉对待苏珊，他有时也介入到母女之间进行调解。她在日记里称他为“爸爸”，这表明她终于有点接受他了。
除了文学抱负初露端倪，桑塔格对战后社会主张顺从、主张一种单调沉闷的团体思维的做法也在作出回应，这种思维方式她在“我的同学和老师傻呵呵的哗众取宠的废话以及在家里听到的令人发疯的庸俗的话语”中都领教过。她讨厌那些带有预先录制的笑声的每周广播节目，讨厌她和罗茜一起听的广播节目中“唱片流行榜单”上愚蠢而又感伤的曲目，讨厌周日夜晚和周末闯入她家的职业拳击赛和棒球赛讲解员的闹腾。她恨得咬牙切齿，揪自己的头发表示强烈的愤慨，但是，她没把这些想法讲出来。
1946年，桑塔格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住进一栋雅致的小屋，“这栋小屋带百叶窗，很舒适，周围是玫瑰丛树篱，门口还有三棵白桦树”，位于圣费尔南多谷附近。纳特·桑塔格凭借其军事训练获得的干练，硬是搞起了露台烧烤，他采用的是南加州风格，这种越来越讲究的烧烤方式成为战后繁荣的一种标志。
苏珊1946年至1949年住在加州。她在这里最初的发现之一就是一家“真正的书店”——匹克威克书店，她是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逮着”的。她13岁便“过了”看《星期六评论》这类期刊的年龄，而转向“《党派评论》上的美文和雄辩”了。该杂志她每期从头看到尾，边看边“梦想着哪天去纽约为他们写稿”。
在家里，苏珊有自己的房间。大人让她上床睡觉、叫她熄灯后，她会打开手电筒看书。书是从她那喜剧类藏书丰富的书房里选出的，如《康普顿百科全书》、波布希双胞胎系列故事、传记、哈里伯顿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作品。她从洛杉矶的匹克威克书店买了一本二手书，是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她收藏图书，不去图书馆。书是她的“守护神、宇宙飞船”。苏珊欲罢不能，强烈地渴望占有文学，同时也被文学占有。她对这个阶段炽热的记忆，带着其中的独特感似乎令人窒息。在小苏珊激情的小屋里几乎没有可以呼吸的空间。她收藏文学作品的激情甚至让她犯罪，她偶尔也窃书，因为凭她那一点儿可怜的零花钱她根本买不起这些书。她在匹克威克书店偷一本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时被当场抓住。
苏珊写故事、记日记，她也站在那儿放她收集的每分钟转数为78的唱片，边放音乐边指挥。她的中学同学梅尔·罗斯曼记得，他们会在她家听上好几个小时她最喜欢的唱片，尤其是莫扎特D小调弦乐四重奏。维瓦尔第的B小调钢琴协奏曲是另一个她最喜欢的。她在日记里写道：“音乐是最美妙、最富有生命力的。”她已然对艺术的形式而非内容更感兴趣，称音乐为“最纯粹……也最感官。我用我的身体聆听，是我的身体随着这段乐曲所表达的激情和悲怆一起疼痛”。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也能看出她对自己唱片收藏怀有的那种最初的性快感。拥有她想要的东西以及把艺术当作她自己的来掌控会成为她的使命。
13岁的时候，苏珊还发现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他的日记英文版1947年出版，尽管苏珊也许看过一些原版。21岁的纪德写日记的形象魅力无限。1890年，他写道：“我始终隐约地感到我将自己的热情传给了他人，但是，他们缺少神圣的火花。”他还写道：“我必须学会保持沉默……我必须学会认真对待自己……眼睛要更多地观察，脸则要少动。我说笑话的时候要板着面孔。别人说笑话的时候，不要每次都喝彩。别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地对所有人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在合适的时候以脸上毫无表情的方式让别人感到窘迫。”
苏珊似乎对纪德这一时的念头有同感。苏珊有个北好莱坞中学的同学说：“她那么全神贯注——甚至一丝不苟，如果你可以说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丝不苟的话。苏珊——当时没有人喊她苏茜——从不做无聊的事。她没有时间闲扯。”从苏珊高中拍的照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来，摆姿势拍照的时候，她不去模仿南加州的那种友好的神情，她表情平静安定，但眼神十分机警。
纪德看起书来胃口很大，是个“孤寂忧郁童年”的产物，弦绷得紧紧的，喜怒无常：“我像一架音调得很准的竖琴，根据诗人一时的异想天开，演奏起一首快乐的谐谑曲，或者一曲忧伤的行板乐段。”坐拥书城，他经常同时拿起几本来看。看书、理书对他是一种感官的、舒服的体验。他信奉的理论是“艺术世界是超越时间的心境的安宁，一种人工的健康”。他为那些受命运摆布的人物所吸引，那些“土星照命下出生”的人物，比如俄瑞斯忒斯。对桑塔格和纪德来说，记日记（不仅是写日记而且是记）是对使命感的确认。他献身于戏剧、艺术、政治和音乐，成为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苏珊·桑塔格后来回忆，14岁的时候，她的主要计划就是保护自己免受当代社会的愚蠢将其吞没的威胁。她四处觅友，希望他们与她志同道合，一起致力于纪德所谓的艺术崇拜。没有人完全达到苏珊特别的标准，但是，有两个男孩——彼得和梅里尔——对其美学激情产生了共鸣，而且他们俩也是孤独者。彼得是个难民，有匈牙利和法国血统；苏珊发现，他们不在“草地上打滚、拥抱”的时候，可以交流有关他们死得充满刺激性的父亲的轶事。他们一起骑自行车，看电影，在一起争论政治——尤其是关于亨利·华莱士第三党总统竞选活动。彼得个头很高，是个优点；对苏珊来讲，这是个先决条件，因为苏珊的个头通常高出大多数男孩许多；她中意的人，她需要仰视才行。
苏珊的另一个伙伴梅里尔是个金发碧眼雪肤的男孩，聪明伶俐，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理想中人”。她非常喜欢他，“想和他在一起，或者希望他和我在一起”。遗憾的是，他比苏珊矮，好在他们的激情都是知性的。梅里尔和苏珊一样狂热地崇拜托马斯·曼。二战期间和刚结束的时候，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是诺奖得主、反法西斯主义重要人物，看上去威严、冷峻。他做客白宫，受到新闻界的热捧。谈起文学和政治来，他俨然是一个流亡的国家领导人。当曼作为一个平民，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时候，遇上一队骑摩托车巡逻的警察，他们把他一路护送到他在伯克利演讲的场馆。对于桑塔格，一如对于许许多多读者那样，《魔山》是一部“改变人的书，充满了新发现和新洞见”。这部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流亡者——正如桑塔格自认为的那样——他们在销蚀自己，就像是夺走她父亲性命的“遥远的别处”一样。桑塔格的意思是，《魔山》使她不再相信母亲所说的肺结核是一种“羞耻的疾病”这种鬼话。在《魔山》里，“思想就是激情”，桑塔格如是说，这就为她自己将小说创作散文化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种写法将在《火山情人》中随处可见。
桑塔格是个“得过哮喘病、现已康复的孩子”，是“半个孤儿”。她认同曼笔下的“孤儿主角”——汉斯·卡斯托普，“一名合我那没有保护的心灵之意的英雄”。如果说她不像汉斯那样“简单”或“平常”，那么她却有着他那认真和温顺的举止（她妈妈说她“真二”）。他们都知道生活中如何以礼待人，同时又保留自己的一份孤独；他们均受到监护人的看管，而这些监护人都自以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益。但是，《魔山》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那种在南加州——尤其在北好莱坞中学——很难听到的“自由而充满激情的谈话”。
北好莱坞中学漂亮的拱廊和院子有点大学校园的味道。1947年，苏珊入学时，全校有两千多名学生。苏珊当了一年校报——《拱廊》——编辑，同时也担任“出版总干事”。她以政治和校园生活为题撰写社论，同时写影评。她主张一种得到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主张致力于发掘新成立的联合国的潜力，旨在避免“侵略与绥靖政策之极端”。有些人认为应当“在别人向我们扔炸弹之前，先将炸弹朝他们扔过去”。桑塔格痛斥这种心态。有人认为每个持不同政见者都是“赤色分子”，她对这一歇斯底里的反共表现表示痛心。她非常理解读者，向他们推荐奥立弗的《哈姆莱特》：“如果你们哪个人认为它令人感到厌倦，或者太学术，那么，你很可能会改变主意。……在这部片子里，有大量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动作，足以填满一百部好莱坞片子。”她也喜欢《红河》，说该片“展示了一个魅力无限的西部……有［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和一万头牛的特写镜头”。她还发表了一首谜样的诗，令人想起她孤独的感受力：“凝眸静谧……再吸气呼气。”
但是，她别的投稿没有什么美学的或者土星式的特征，相反，它们是清醒、真诚、关心公益事业的。与桑塔格合编《拱廊》的琼·库兰记得和她合写过一篇社论，提议学校附近安装红绿灯，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关注，后来采纳了她们的建议。罗伯特·洛记得，苏珊在第一节课后，会来他的教室，与她的导师、校报顾问、25岁的塞达·加拉佩迪安认真讨论很长时间。苏珊和加拉佩迪安小姐似乎忘了时间，一直讨论到第二节课——洛和他的一些同学开心死了，他们巴不得英语课推迟上。苏·桑塔格编辑在代表毕业生所作的告别辞中盛赞加拉佩迪安：“让我们将粉红色矮牵牛花献给加拉佩迪安小姐——我们那白里透红、光彩照人的师长。我们大家都极其粗心，都具有恶魔般的幽默感，她一一照单全收。”
苏珊知名度越来越高，使得她在总干事职位的竞选中胜出；她是三个候选人之一。这也让她在学生会有了一席之地，是范·赫斯特提的名，因为她注意到苏珊的功课是全优，而且《拱廊》记者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愿意为你们的利益而辛勤工作，我相信，苏·桑塔格是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她几乎一直被称作“苏·桑塔格”，她写文章也是这样署名。
苏·桑塔格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她任期内的学生会主席——阿特·索尔——不记得她。其他同学只模糊地记得是有这么一个如果算不上特别友善，却也非常令人愉快的同学。梅尔·罗斯曼回忆说：“她是我的初恋情人，尽管我是单相思。”罗斯曼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是北好莱坞中学毕业班学生，他并不知道她比他小，她看上去是那么成熟。弗雷德·马戈林（除了校报上的文章，苏珊·桑塔格别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有读过）记得“好看的”桑塔格是学校少数几个犹太女孩之一，她这个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随大流”。当时，她常常见马戈林、梅尔·罗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包括一个马戈林记得是名共产党的非常直率的女孩。“不管是什么原因，”马戈林说，“我对苏珊的记忆一清二楚。苏珊笑的时候，那可是满屋生辉啊！”他记得，只要天气允许，她总是穿雨衣。“她会大步流星地走过，而不是漫步。她不需要趋附什么人，她非常自信。”她不打情骂俏，没有男朋友，不出去约会。用马戈林的话讲，她保持了“一种男性般的独立”。当问及是否见过桑塔格家别的什么人的时候，马戈林说没有，“认识苏就足够了”。
桑塔格是学校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是一个世界友谊协会和滑稽戏俱乐部的会员，15岁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讲者了。她发表过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参加过论题为“第三政党的必要性”的辩论。她代表学校参加了世界友谊演讲赛的半决赛，就“我的邻居是谁？”的主题发表演讲。不过，尽管她才华出众，倒没有哪个同学认为她是个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她。她看上去傲慢吗？没有人记得有个叫苏珊·桑塔格的学生有一丁点讨嫌，除了体育老师——简·萨利文。简记得苏珊“狂妄自大”，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逃避体育锻炼上。桑塔格后来记得上体育课时她和一个同班同学打了一架，还记得她是怎样在体育课快下课时假装去冲淋。其实，她自己的保健在她的日记里是她焦虑的一个原因——仿佛照料她自己的身体是一种负担，而她要逃避这一责任，即便当她下决心要更勤快地去除自己身上的味道的时候，也是这样。
库兰、洛和其他人都记得这所进步学校里有一支生机勃勃、成员大多年轻的教师队伍。学生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课程和老师。他们记得当时不存在偏见，一次老同学聚会上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学生的话证明了这一点。她的一个老师在一张便笺上写道：“你课上（或者我们该说‘课下’？）真有趣。”桑塔格一直保留着这张便笺，并最终收藏在她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档案里面。有一次的家庭作业，桑塔格写了《文明及其不满》一些章节的概要。对要求的“个人评价”，她指出：“我没法不同意这第一章。在接下来的七章，尤其是本书最后几章中，有很多处我无法苟同弗洛伊德的逻辑……在以后某个时候，我会详细讨论这个，特别是关于伦理守则（无宗教）是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这个问题。”那个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宗教哲学课的苏珊·桑塔格此时已初见端倪。桑塔格评价第二章时说：“我再次重申我只能为弗洛伊德教授的智力和文学能力喝彩，他把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化繁为简到抒情层面。”她的老师批阅说：“苏，我也为你的文字天分喝彩。你可真是挥舞语言的鞭子，让文字鲜活起来了！”桑塔格为另外一门课写了整整一本书：“苏联的传说”。“苏联”包括下面这些章节：历史与政府、国土与人民、苏联名人［政治人物、艺术家以及作家］、军事防御、二战中苏联的角色、参考书目［百科全书和报纸《PM》］、索引，还有字典［关键术语］。
在梅尔·罗斯曼的回忆里，“20世纪40年代青少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世界”，前者是一个让人感到孤独的世界。
当时没有青少年文化。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地狱里。我们谈论许许多多让我们心驰神往的事情；我们讲到许多我们关心、恐惧和希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谈论与我们家庭的关系。那些事情，还有性，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讨论，连和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那些话题完全是禁忌，我们自己也常常连想都不敢想。也许，我们因此才对我们看的书、听的音乐那样充满激情。
偶尔，老师也会闯进这个私密世界。对于罗斯曼和桑塔格来说，这个老师就是索菲娅·莱辛。苏珊听莱辛的英语课，莱辛曾邀请苏珊上她家做客。多年后，在桑塔格一次签名售书会上，莱辛向她作了自我介绍。“我无法告诉你那个时候她对我意味着什么，”桑塔格回忆道，“我们俩聊了很久，都哭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起居室的样子。壁炉上挂着一幅保罗·克勒作品的复制品。”一封莱辛写给桑塔格的信（1968年3月22日）表明桑塔格某种程度上认为她自己高中时期一直是藏而不露的：
还有，你评价我允许你实话实说而且做你自己，这种回报是老师梦寐以求的……我曾经说过宗教是课堂上不能谈论的话题之一，但是，如果放学后能有时间就此和你进行谈论我会很开心。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或者如何真的讨论过。也许你记得；但是我依然记得那件事对我而言是件伤心事，因为拒绝任何一个人诚实的问题对我而言都是在约束别人。
桑塔格保留了这封信，该信现在存在她的档案里，不过，没有留下她的回信。
弗朗西丝·加纳，一位受欢迎的英语和法语老师、戏剧指导，经常旅行，也是个老到的先锋文学读者，是她另一个重要的知性导师。她女儿琼·加纳·泰勒说：“妈妈成了桑塔格的第二个母亲。她和苏珊一见如故。我是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才听说的。妈妈一个劲地夸她，她们俩经常待在一起。”苏珊去加纳家拜访过，发现欢迎她的弗朗西丝是个为“非传统”所吸引的老太太。弗朗西丝·加纳曾对女儿讲过有个叫苏珊的有点儿反叛，她没什么朋友，她不是一个双手合叠、坐在课堂里机械地听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女孩。平日里受到管束的桑塔格此时敞开心扉，加纳太太得知她与母亲的相处有问题，与家人并不亲近。加纳太太断定苏珊·桑塔格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苏珊在芝加哥的时候，她们俩通信，”琼·加纳·泰勒回忆道，“妈妈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成为她们之间联系的纽带。”
苏完全有别于她的同班同学。她不是孩子般的娇小可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亮。不是那样的。比桑塔格低两级的作家贾梅克·海沃特记得：“她俊俏得令人赞叹：皮肤黝黑，表情严肃，眸子里流露出超常的智慧，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比现在的短，更卷一些，精致的双唇随时准备张开，娓娓道出一套又一套思想，这既让我着迷，又让我愤慨。”苏的眼神表明她完全能将心比心，替人考虑，但是，海沃特在后来与已成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几次紧张而又匆忙、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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