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庆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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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的民族与国家试读：
前言
一“国际政治”似乎非常简单，摊开世界地图、听听国际新闻、到世界各地转转，“天下大势尽在掌握”的感觉似乎就油然而生了。然而，当我们真正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工作，深入一个一个具体的地区观察其地缘政治形势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我们身处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靠听听国际新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外国的很多东西的认识还显得很不确切。举个例子来说，近日读了两本书，都提到一个人物：
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醒悟得太晚，没有发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
但在当年夏天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冷静的数学家普恩加莱警告俄国人说，巴尔干同盟不仅包含着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萌芽，而且也包含着与奥匈帝国冲突的萌芽，这阴暗地预示着未来的欧洲大战。
以上两本书都提到了一位“数学家”，这是一种误解。这两本书中提到的人物应当是一个人，他就是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并曾经在1913年至1920年担任法国总统的Raymond Poincaré，中文一般将其译为“普恩加莱”或“彭加莱”。他的亲兄弟Lucien Poincaré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的另一位同宗的兄弟Jules Henri Poincaré（一般译为“庞加莱”）才是著名的数学家。因此上述两本著作都是把作为政治家的Poincaré与作为数学家的同姓人物混淆了。
另外，前述后一书中还提到“当年夏天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总统、冷静的数学家普恩加莱”，在1912年8月访问俄国时，普恩加莱的身份仍是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
由此可见，对国外的许多情况，我们掌握得并不准确。在本书中难免也存在这样的错误，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精神阅读本书。
二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并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战略的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英国、美国、俄国（苏联）、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崛起或开展对外殖民活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对全球的研究程度、了解程度也在不断深入并且逐渐形成了本国成熟的国际战略。目前中国的“走出去”工作才刚刚起步，可以说，我国当前对国际事务、他国事务的了解、认知相对于美国等大国仍明显有所滞后。这种局面，乃是我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反映。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局面必然会发生改变。但是在此过程中，在对全球情况的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有效的工作。
一个国家的崛起，离不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实业界和国内，我们需要这种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对国外事务的研究中也需要这种精神。
相对而言，我国既有的国际政治研究工作对发达地区的研究要显得更加深入一些。这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力的反映，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吸引中国的研究者。至于国际上的那些不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研究条件比较有限，因此有关研究工作就显得相对比较滞后，中东欧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三“中东欧”一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许多人尚较陌生。该词主要指欧洲的中东部，也就是除去苏联的欧洲部分之外的欧洲东部地区，这个地区包括两个地理单元，一个是“东中欧”，另一个是“东南欧”。“东中欧”意为中欧的东部地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东南欧”基本等同于巴尔干半岛。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又被视作地中海国家。
本书所指的“东欧”在地理上即相当于今日之所谓“中东欧”。“东欧”这个称呼来源于冷战时期。在苏联未解体的时候，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并不存在，因此夹在苏联和西欧之间的地区便被称为“东欧”。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地理位置上更靠东方的国家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新东欧”。本书所要研究的是“老东欧”，即冷战时期的“东欧”（但不含东德），今天的所谓“中东欧”。
冷战无疑对“东欧”的形成、对东欧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二战”结束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前，“东中欧”属于天主教文化圈，“东南欧”属于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因此从文化上讲，“东欧”国家并不属于一类。但是从政治命运上讲，“东欧”国家又极其相似，因为它们都处在各自文化圈的边缘、处在强大政权的夹缝之中，受到大国的影响较大，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间较短。在“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增添了另一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冷战之中和之后，提起东西方的划分，似乎“东方”一词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西方”一词是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然而在欧洲，东西方的划分早已有之。从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派系开始，欧洲就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了。但是东西方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直到“二战”之前，德国和奥地利还是被视为中欧国家而非西欧国家，在“一战”中，同盟国即被称为“中部大国”（central powers）。到了“二战”后，德国、奥地利才主要被列为西方的一员（但是东德仍属于东方）。
东西方的对立在欧洲古已有之，但东方并非一直是落后的代名词。虽然在近代西欧地区率先出现了工业革命，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在东、西欧地区的实力对比中，两部分并没有质的区别，甚至有时东欧政权要更加强大，例如东罗马维持的时间比西罗马要长，在西欧地区遭遇日耳曼人入侵而四分五裂的时候，东罗马的文明曾显得比西欧地区高雅得多。匈牙利人、波兰人的国家也曾一度非常强大。因此可以说，直到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欧才真正获得对东欧的优势地位。
在东、西欧实力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东欧成就了西欧。东欧地区更加接近亚欧大陆中部，在近代之前，来自亚洲的强大游牧部落的打击往往会落到东欧地区之上，例如匈牙利人、蒙古人、突厥人对欧洲的侵略最终都落到了东欧之上。而在这种过程中东欧则成了西欧的保护伞和防御墙，在东欧遭受侵略的时候，西欧地区则能保持发展。外族的入侵也造成了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情况异常复杂。东欧地区的民族构成之复杂，也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
在近代之前，东欧地区的民族往往被大型的帝国政权所统治，最重要的有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帝国的统治使得东欧地区的民族难以形成自己的国家。在近代，东欧地区的主要民族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亦给东欧民族带来了许多痛苦。本书就着眼于这样一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四
本书原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仅作了少许改动，原题为《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研究》。在此要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凡君教授，正是他给我命了这样一个题目。孔凡君教授对中东欧地区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以“孔寒冰”为笔名发表了大量关于中东欧研究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他的指导，本书也不可能出现。此外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欧盟为我提供了Erasmus奖学金，使我得以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大学进行为期两个学期的留学，该大学正位于马其顿地区，马其顿地区是东欧地区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这次经历为我写作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助益，在此对欧盟致以谢忱。
尽管如此，本书的局限性仍是明显的。有学者指出，“如同所有的推理方式一样，即便是最精心设计的实验和模型也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本书的“实验和模型”就是东欧地区主要的民族交叉分布现象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发生了影响的案例。尽管本书所选取的案例都是东欧地区最明显、最典型的案例，但本书所揭示的民族分布状况与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全部现实状况中的几个主要事例而已，这些都无法代表、涵盖所有现实情况。此外，我虽然到了巴尔干半岛，但并没有深入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中去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虽然与来自东欧各国的人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但并没有广泛地了解东欧地区群众的普遍想法。而且我不懂得东欧地区的所有语言，难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使得本书在某些问题上欠缺参考资料，对某些问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加之我研究东欧问题的时间不长，积累不厚，对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尚没能做到张口即来、如数家珍的程度，因此本书难免会有一些舛误之处，对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夏庆宇乙未春日于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摘要
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何以充满曲折？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无疑是造成东欧地区民族国家“难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历史上，东欧地区的多民族交叉分布的局面与国际纷争、历史纠葛、领土争端、文明冲突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引发了众多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使东欧地区难以顺利形成稳固的民族国家。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可分为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两个层次。主体民族的分布状况是决定东欧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基础，大量少数民族的存在则给该地区的政治局势增添了无穷的变数。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的最明显体现是空间维度上的民族交叉分布、跨境分布现象，以及民族分布状况在时间维度上所呈现出的繁复演变。
民族迁徙活动、周边强大民族的影响、国际体系对东欧政治版图的调整是加剧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体现于其在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地区政治和世界政治等层面都制造了众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今后这个地区的民族问题仍不容小觑，虽然和平与发展乃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东欧地区各民族之间长期的历史恩怨和心理隔阂并未也很难消失，其潜在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着再度表面化的可能性。
东欧地区的弱国多、民族矛盾多、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多这三个特征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共同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历史上东欧国家的弱小使得大国可以对该地区的民族纠纷进行武断的处置，而这种武断的处置又进一步衍生出了新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众多的现实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欧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又为大国提供了干预这个地区事务的机会。由于这个恶性循环的存在，东欧地区成为世界上民族矛盾最突出、建立民族国家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而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则是导致东欧地区呈现出上述三个特征的重要诱因，是促使上述三个特征构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重要连接点。
关键词：东欧 民族分布 跨境民族 少数民族 民族问题
绪论
一 基本概念与本书问题的提出
1.对本书基本概念的界定在提出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之前，首先对本书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加以界定。
第一个基本概念是“东欧”。
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如将某一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独立的研究，其前提大致有两个。第一，这一地区具有共同的政治特质，如此才能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第二，这一地区的政治现象具有典型性，如此对其进行研究才具备一定的价值。前者所涉及的是开展有关研究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后者所涉及的则是有关研究的意义和代表性。对本书所涉及的东欧地区也应首先从上述两方面进行考察。
本书所谓的“东欧地区”指的是冷战期间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地区，即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八国所在的地区，但由于民主德国于1990年合并入联邦德国，因此本文将民主德国所在地区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前，学界并没有形成广为人们统一使用的、指代东欧地区的代名词。德国新闻媒体在“二战”前曾将这个地区称为“Zwischeneuropa”（夹在中间的欧洲），其中“zwischen”一词与英语中的“between”一样，都是指“某一事物处在两事物之间的位置上”这样一种状况。英国学者艾伦·帕尔默的著作使用了“the lands between”这一词组来指代“East-Central Europe”（东中欧），中文译者将这个词组传神地译为“夹缝中的六国”。还有学者曾用“Middle Zone”（中间地带）或“Central Europe”（中欧）来指代“东欧”地区。最早将这一地区称为“东欧”的学者是国际著名的东欧研究专家休·希顿-沃森，他在“二战”结束之前即使用了“东欧”一词指称后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诸国所在地区（但不含东德）。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当前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和东南欧两个地区。其中，位于中欧地区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位于东南欧的“东欧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黑山、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九国，即巴尔干半岛上除希腊、土耳其（国土的一部分）之外的所有国家。本书所研究的“东欧地区”的地域范围是中东欧地区的主体民族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的主要生活区域，这个区域与今天的中东欧地区大致重合，但在某些历史时段中会稍有出入。
如上所述，“东欧”一词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主要适用于冷战期间。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不分历史时段，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诸国（本书将民主德国排除在外）所在的地区统称为“东欧”。
本书所说的“东欧”地区，从地理上讲又可分为两部分：东南欧和东中欧。“东南欧”一词所指的范围基本等同于巴尔干半岛。在巴尔干半岛“约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着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黑山等10个国家；其中最大的为罗马尼亚，约23万平方公里，而最小的黑山只有1.3万平方公里”。此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则属于东中欧地区。
目前在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中，对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高地”开展的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里所谓的“国际政治高地”，指的是美国、西欧、俄罗斯等强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也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国家或地区。然而，对围绕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低地”而开展的研究工作亦不可忽视（所谓的“低地”自然是指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弱势行为体、弱势地区）。这是因为对国际政治中的“低地”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为人们观察国际政治提供另一种视角，能够使人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相对而言，“东欧”地区无疑是一块国际政治“低地”，甚至可以说是处在由周边强国构成的“高山”的夹缝中的政治“峡谷”。历史上，这里的国家在多数时候在面对强大的邻国时都处于弱势地位。东欧地区的这种政治特质乃是世所公认的，人们常常用“火药桶”“无主之地”“防疫封锁线”“防波堤”“缓冲区”等耳熟能详的词语描述东欧或巴尔干地区。有学者指出，“罗马尼亚的行为曾经——并且在当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法国、俄国和德国之类的更加强大的政治-军事单位（这些单位既有帝国也有民族国家）的意图、目的和行为的形塑”，东欧地区的其他国家何尝不是如此。一般而言，东欧地区给世人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一块处在两旁政治“高地”中间的“低地”，这里的国家最突出的共同特质就是在历史上听从大国摆布的时间相对较长，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时间相对较短，这种政治特质也可总结为东欧地区的“弱国”较多。
然而，东欧国家在多数时间里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较为被动只是这些国家共同的、外观上的特征之一。如果追溯东欧地区的历史，对这一地区内部曾经发生过的政治事件进行观察，人们还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相邻民族之间的矛盾多”“大国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多”的特征。例如，历史上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之间曾爆发过许多战争和冲突，“这些历史记录包括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1919～1923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1945年）、冷战（1945～1989年）、南斯拉夫的消亡（1989～1990年）；以及最后的、在20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的后继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回潮及相应冲突的回潮，这种回潮的顶点是北约（主要是美国和英国）领导的、在1999年春季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轰炸，此外，更加近期的是2000年在马其顿共和国中阿尔巴尼亚族和马其顿族之间的内部冲突。”上述这些战争和冲突既反映出东欧民族之间的矛盾，其间亦伴随着大国对这个地区的事务的诸多干预。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弱国多”现象，那么就可以说东欧地区普遍存在着较为典型的“三多”现象，即：弱国多、民族矛盾多、大国干预多。由于东欧地区诸国的这种政治特质比较相近，因此，本书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民族”。
在英语中，“nation”一词既可指“民族”，也可以指“国家”。因此“nation”一词往往指形成了国家的民族。牛津词典对“nation”一词的定义是：“nation是一个由大量人口组成的集合体，这些人口因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而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群。这样的一个集合体通常以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占有一块确定的领土。”可见，这一定义提出的构成“nation”的4个要素为血缘、语言、历史、地域。此外，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还将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两个条件作为构成“民族”的要素。然而这种对“民族”概念的定义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其并不十分符合东欧地区的情况。东欧地区的许多民族并不占有一块确定的领土，例如东欧地区的许多民族的生活区被分隔在了不同国家之中，而且东欧的许多地区都是两个乃至多个民族对该地区的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其次是这种定义并不能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在时间以及状态上，一个人群在到达了哪个时间点、达到一种怎样的状态之后就构成了一个“民族”？例如，在历史上中国的“汉”民族是逐渐形成的，那么在历史演进到了何种节点之上时，原本亦具备共同的血缘、语言、历史、地域等要素但并不具备“汉”民族这一身份的人群就构成了“汉”民族呢？其二，何以某些具备共同血缘、语言、地域等要素的人群并未构成一个民族，而是构成了多个民族？如有学者指出，“南斯拉夫的民族战争是在三个并不具有独特的体质特征、并不具有各自独特的人类学起源或种族起源的人群之间进行的……这三个人群是同一类人”，也就是说前南地区的克罗地亚族、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地域等特征，但在现实中却成为三个并不十分友好的、各自独立的民族。
本书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是：判断一个人群是否属于一个“民族”这一问题是与某一时代人们的认识、人们的观念相关的，对“民族”的认定应符合某一时代的人们的普遍认知。例如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并没有“汉”民族的观念，至近代这种观念却确然形成了；在中古时代，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等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亦未形成，到20世纪初期，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之间的差别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尚较模糊，到了21世纪，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区别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本书所提到的“民族”都是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公认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民族”。从这种角度来说，亦不必费尽心机地对“民族”这一概念下一个必定会有缺陷的定义；但在不下定义的情况下，从本书的上述理解角度出发而对“民族”概念的使用亦不会引发争议。与本书作者的观点相类似，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民族”这一概念意味着“某些人类群体在面对另一些群体时会体现出一种特定的团结感”，因此对民族的认定还是要以现实中的具体情况为依归。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也认为“‘民族’是一种‘实践’的范畴，而（在首要的意义上）非一种分析的范畴”。
此外尚可区分一下“nation”与“people”（民族）、“ethnic group”（族群）两个概念的差别。“people”一词的本意主要指人群，而非某一政治实体，如有学者指出，“假设我们可以忽视从外部进行界定时所涉及的那些问题，那么很显然任何特定政治实体中的‘people’仅仅是指该政治实体中的人口而已。”因此，“people”一词在表示民族的含义时往往是指某民族，而“nation”这一概念除了指民族之外还可以指与某个民族相对应的政治实体。“族群”这一概念主要侧重强调某一人群的血缘联系：“尽管有时难以清晰地区别族群与民族。但族群倾向于强调有关人员都是共同祖先的后代，族群似乎是一个扩展开来的家庭，而民族这一概念关注的焦点是人民所由以出身的领土。”此外，“族群”比“民族”更加原始、更加自然，而“民族”则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需要建立起“民族”的意识和身份特征才能形成。例如有学者作了如下描述：“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互相促进的情况：如果族群试图通过建立起国家来使自己作为民族的地位实现合法化，那么国家反过来也会试图依靠发掘‘民族’的自豪感来使自己实现合法化。”由此可见，不是所有的“族群”都能够形成“民族”。因此，“族群”这一概念的外延比“民族”概念的外延更大一些。此外，“族群”还可以指某一民族中的某个群体、某个社区。在本书涉及的“跨境民族”问题中，居住在母国之外的某一民族的群体即属于族群。2.本书问题的提出“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创立乃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发展之一。”本书着重关注的亦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本书所欲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东欧地区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何以会充满坎坷。“民族国家”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之际，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的产物，“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是一种相对晚近出现的事物，主要是过去的两百年中的产物”。其次，民族国家最初是西欧地区的产物，“民族国家是西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的产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模式”。最后，民族国家是西欧地区的民族摆脱封建制度的产物，最初是作为封建制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中古时期西欧地区普遍实行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周代实行的分封制相类似，这种制度使权力分散在封建主手中，王室权力大幅削弱，国家呈一盘散沙之势。为摆脱这种局面、建立强大的政权，西欧地区在近代纷纷建立起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概念与“民族自决”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民族实现了“自决”，“民族国家”才能建立，这是毋庸赘言的。
西欧地区出现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潮流随即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近代以来“出现了三个影响力最大的事件。首先，几乎整个欧洲都形成了对国家的疆域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充分界定的民族国家。其次，欧洲的体制几乎推广到整个世界。最后，先期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国家对新成立的国家的组织机构和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三个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通过殖民、征服和向非欧洲国家渗透的方式积极传播了欧洲的体制”。然而查尔斯所说的“欧洲”确切来说应当是“西欧”，而不应当包括东欧。这是因为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绝不能与西欧地区同日而语。至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别，须从“民族国家”的内涵谈起。“民族国家”是一种界定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带有连字符的‘nation-state’一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将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政治领域的‘国家’与属于文化领域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两个不同的分析领域结合在一起。”“民族”是一种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一种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基本含义是由“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民族国家”概念在最初出现之际就体现了这种含义。例如18世纪末在法国也是在欧洲较早倡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西哀士断言，民族包括所有的社会阶级，并构成了一种体现总体利益的共同意志。由自由民结合而成的民族组成的政治社会就是民族国家”。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最初含义就是由某一民族组建的民族性政权。直到今天西方学者仍持这种观点：“民族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它把一个特定的民族作为自己的标志，这个民族的人民并不被仅仅看作是国家的‘统治对象’，而是被看作一个在横向上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从属于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特征与民族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致性。”“民族与国家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保证了民族国家以一种文化性政治体的形式得以维持存在并维持着其生命力，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可以将民族国家定义为一种依靠民族主义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成员形成了一定的民族团结和融合。”“在‘西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西欧的‘西北部地区的国家’中以及这些国家的白种人殖民地，出现了一种宣称对‘它的’领土拥有正式的政治主权和拥有一种以在其领土之上生存的‘人民’或‘民族’为基础的合法性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民族乃是国家的基础”的思路之下，“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应与“国家”存在着较强的对应性，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有关“民族”的人民应对“国家”怀有较强的认同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达到“民族”即是“国家”、“国家”即是“民族”的境界——“民族主义的最令人熟知和在历史上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的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原则：民族是政治主权的基础，而获得政治主权是民族的正当权利和最终目标。这一原则当且仅当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民族国家时才能得到实现。”“在那些最强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将民族国家确定为标准的政治组成单位之后，这种情况就对其他所有地方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影响。”但随着“民族国家”从西欧地区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其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是多民族共处的地区，因此组成民族国家的“民族”不再必然是一个自然的“民族”，“一个民族被包含在一个政治实体内，这个政治实体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或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国家可能包含几个民族”。多个自然的“民族”要想构成民族国家，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民族融合，如有西方学者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给出的定义为：“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政治机构，其特点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家：它垄断了特定领土范围内由它所规定的合法地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且试图通过实现文化、语言的同质化的方式将处于它统治之下的人民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民族国家对本国内部的民族的融合程度有着较高的要求。民族国家往往会热衷于实现本国内部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如有学者指出：“与帝国不同——帝国的特征就是其人口的多样性，民族国家是一种语言、一种民族特征、一种宗教的最积极的推动者——即便有关国家之中不仅只有一个民族或有关国家能够对其疆域之内的少数民族的某些方面予以容忍”，“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一种共同的历史特征与文化特征的建构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主义——通过语言、文化、历史展现出来——则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撑”。
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与历史上的国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边界清晰，全国民众不再是效忠帝王的臣民而是效忠国家的公民，国旗、国徽、国歌等成为体现国家统一的标志和人民认同的象征，统一的制度模式、统一的教育体系、统一的官方（通用）语言等因素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和塑造统一民族的保证，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异，都享有共同的国籍身份，从而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如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这就是民族国家模式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
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之下，东欧国家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首先，在历史上，甚至迄今为止，东欧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比例较高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学者指出：“治权的多次转移以及欧洲的地缘政治在20世纪中所产生的影响使大量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之外；事实上，在东欧，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少数民族。”（东欧各国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方面的有关情况可见表0-1。）其次，东欧国家内部所实现的民族融合的程度也难以与其他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媲美，一般来说，东欧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对国家的认同感并不足以达到形成民族国家的程度。因此东欧国家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与国家的对应感、一致感，这些国家在达至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表0-1 东欧地区各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续表
不仅东欧各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民族融合程度较低，从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上看，东欧地区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要比西欧地区曲折许多。第一，从时间上看，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要比西欧地区晚上许多。“葡萄牙、西班牙在欧洲最早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继之而起的荷兰也是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随后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18世纪英、法的崛起，依然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而东欧国家最早成立于19世纪末。第二，东欧地区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往往是分“几步走”才完成的。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统治着众多斯拉夫民族，在“一战”后才成为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于1878年实现独立，但保加利亚直到1908年才正式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完全的独立，罗马尼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族人口实现统一，在“二战”中这两个国家又受到德国的控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现了复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遭到德、苏两国瓜分。此外，“二战”前波兰国内的少数民族人口仍占该国总人口的1/3以上，直到“二战”后经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该国的少数民族比例才出现大幅缩减。第三，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多次裂变。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一分为六，也就是说到20世纪末有关六国才建立起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于1992年年末分裂为两个民族国家。第四，有些民族至今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阿尔巴尼亚在1913年实现独立，但本民族的生活区至今没有实现统一。匈牙利民族亦未统一，至今匈牙利周边三国之中仍存在着大量的匈牙利族人生活区。第五，有些民族国家仍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正在争取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罗马尼亚历史学家曾指出：“从地理和历史角度来说，罗马尼亚仍然是不完整的，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罗马尼亚也是不成熟的。”何止罗马尼亚是如此，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东欧地区各民族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的典型状态。
总之，作为引领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之潮流的西欧地区的近邻，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不仅在形式上出现的时间较晚，其出现过程要比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复杂了许多、曲折了许多，而且迄今为止东欧地区的国家在实质上仍难以达到那种民族国家一般应当达到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境界。那么，东欧地区的民族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为何会如此艰难？对于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发育较为迟缓、艰难的问题，国内、国际的学者曾做出过不同的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地缘政治说，即东欧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想要称霸欧洲、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征服这里，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使东欧地区难以形成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学者麦金德曾将东欧定义为“心脏地带”的核心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麦金德所谓“东欧”的范围比本书所指的东欧地区更大一些，但仍包含本书所谓的“东欧”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地缘政治上的东欧是由地理上的中欧国家和东南欧国家两部分组成。前者从北至南横贯欧洲大陆中部，可以说是连接欧洲东西部的桥梁。后者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交汇处，可以说是扼守三大洲的咽喉要道”。来自亚洲的劲旅要想到达西欧必须通过这里，而来自西欧的强国要想到达东方亦复如此。因此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军事压力都曾对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民族的独立自主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从人文地理角度看，东欧地区自身的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彼此发挥了制约作用，而周边又有诸强环伺。大国对这个地区虎视眈眈，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等先后在这里争霸称雄，使这里的民族往往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东欧的地理位置的这种特征给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建立民族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第二，文明冲突说，即东欧地区是多种文明交汇之地，文明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文明的载体——民族、国家——之间发生碰撞，从而为这里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增添了障碍。这种观点的最著名代表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但亨廷顿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3年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看到一场‘文明的冲突’，并且认为巴尔干半岛位在这场冲突的一条全球断层线上”。不同文明诱发的冲突在东欧地区表现得极为典型。历史上，东欧地区的各民族自定居该地区起就受到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西欧文明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奥斯曼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影响。从宗教角度看，东欧地区受到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较大，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文明之间的冲突给这个地区种下了难以穷尽的对立、隔阂、敌视、仇恨的种子，而文明的不统一也使东欧地区难以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强大的政治联盟。
第三，大国干预说，即周边大国不断在这里肆意插手、追南逐北，使东欧地区时常成为大国决斗的舞台，使东欧本已矛盾频仍的政治生活更趋繁乱，使这里的民族难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有学者指出：“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长期争斗不已，时常将东欧变成战场，而战争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又是东欧的民族和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如前南斯拉夫学者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斗争是巴尔干成为“火药桶”的根本原因。
上述学说对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较为曲折这一问题的解析分别侧重于不同角度，各有其道理。本书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导致东欧地区的民族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力，那就是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异常错综复杂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
东欧地区各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异常复杂，由此引发了种种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关注该地区的学者早有认识。学者们用“百衲被”“万花筒”“马赛克”等形象的词语来形容这里的民族分布状况的复杂性。如有著作指出：“东欧不仅像一幅用碎布块拼成的被面，而且像一口大锅，在那里面，各种种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在沸腾。”“事实上，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色彩斑斓的地区之一——一个各种民族、种族集团、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比西欧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大。”其中，“马赛克”一词似乎最能形象地描述该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马赛克”一词原指由五颜六色的玻璃、石子等材料构成的图案，这些玻璃、石子本身颜色各异、对比强烈、反差鲜明。后来“马赛克”一词被借指多种不同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但同时每种事物又保持了自己原本属性的状态。因此学术界还有“文化马赛克”“宗教马赛克”等提法，由以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宗教的多样性。当“马赛克”一词被用来形容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形态时，其基本内涵即指民族的多样性和混杂状态。同时，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多个民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民族融合，至少是居于一处的民族之间对立的程度仍然大于融合的程度。“民族马赛克”一词被西方学者在文章中用于形容众多地区和国家，东欧是其中的典型地区之一。美国学者斯蒂芬使用“马赛克”这一词语描述东欧国家时，主要意指东欧国家中一般都存在着人口比例较高的少数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是由多个民族联合而成的，进而说明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着多民族混居杂处现象这样一种典型的状态。
突出的民族问题的存在是东欧地区各民族难以建立起成功的民族国家的主要原因，而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的最直观、最生动的体现就是这里的民族在空间上、地理上的混杂分布。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异常复杂这一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堪称颇具典型意义的。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数量较多。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与西欧的更加同质化的社会相反，东欧一直被加以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个地区的极度的民族多样性。”还有学者指出：“对于并不十分了解东欧地区的人来说，这一地区留给他们的一个突出印象可能就是相对于这个地区的面积而言，生活在其间的民族的数量之巨。整个东欧地区的面积大概是西欧的2/3大。在西欧，5个民族——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占据了该地区9/10的面积。生活在东欧地区的民族的数量要比这5个民族的3倍还多。所有这些民族都被挤入了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
第二，各民族混杂相处、掺杂而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分布形态。这种形态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繁星点点、令观察者眼花缭乱的民族“马赛克”。有著作这样形容这种状态：“甚至在每个民族自己的家园中都有其相邻民族的居民混杂于其间，在自己民族中间生活着作为少数民族的相邻民族的居民，而在相邻民族那里本民族的同胞也在作为少数民族而生活着。”此外，由于历史原因，相互杂处的民族又往往相互怀有敌对情绪，由此造成了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曾指出，“人口的混杂”这种状况已在欧洲“制造了无穷的麻烦”。
第三，东欧地区的民族的空间分布状况又与大国关系、国际秩序（霸权体系）、领土纷争、历史纠葛、宗教差异、文化隔阂等问题相互叠加而衍生出一系列的政治问题。以这种状态与领土纠纷问题的关系为例，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生活区域呈连续状态的民族的人口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则这种状态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一般不会衍生太多的政治问题。然而在东欧地区，很多国家并不是以一个民族的生活地域为边界而成立的，并不是“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多个民族的“边缘地带”被划到了另一个国家之中。此外，东欧地区的有些地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区，这种状况使得划分东欧国家的边界这一任务显得异常困难。更为麻烦的是，东欧国家之间的边界还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关国家的边界线一改再改，有时它们像橡皮筋一样的柔韧”，“不少人在等待时机以便重新划分边界”。这种情况就使东欧地区的民族格局变得异常复杂，一个民族生活在多个国家当中或一个国家中有多个民族的状况在东欧地区就成了家常便饭，由此引发了许多国际领土纠纷以及拥有少数民族的国家的国内政治的不稳定。
总之，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错综复杂这一现象不仅对本地区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而且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典型民族现象。这种现象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 相关文献评析
1.欧美文献评析相对于其他问题而言，学术界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研究开展得较晚。这主要是因为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得较晚。在20世纪之前对该地区进行研究的著作虽然并不直接涉及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问题，但是有关资料仍然对于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状况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欧出版的关于东欧地区的著作的主要特征是以游记和介绍作者的亲身经历为主，带有域外见闻、海外猎奇的味道，进行研究的意图并不明显，如斯坦利·雷恩·普尔编辑的《土耳其的民族：在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中间生活的20年》（Stanley Lane Poole，The People of Turkey：Twenty Years’ Residence among Bulgarians，Albanians，Turks and Armenians，1878），F.卡尼茨的《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和巴尔干》（F.Kanitz，La Bulgarie Danubienne et le Balken，1882），古斯塔夫·韦根的《阿罗蒙人》（Gustav Weigand，Die Aromunen，1894）、查尔斯·罗登·巴克斯顿的《处于革命中的土耳其》（Charles Roden Buxton，Turkey in Revolution，1909）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出版的关于东欧的著作显著增多，这些著作主要从欧美国家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出发，以介绍该地区的基本情况为主，尚属于对当地形成基本认知的阶段。其中，有关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重要著作有沃尔·S.门罗的《保加利亚和她的人民》（Wall S.Momroe，Bulgaria and Her People，1914），帕夫勒·波波维奇的《塞尔维亚的马其顿：一项历史检视》（Pavle Popvić，Serbian Macedonia：An Historical Survey，1916）、R.W.希顿·沃森的《民族差异在巴尔干的兴起》（R.W.Seton Watson，The Rise of Nationality in the Balkens，1918年），D.明修的《历史上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文化史上的几页》（D.Mishew，The Bulgarians in the Past：Pages from the Bulgarian Cultural History，1919），查尔斯·J.奥皮卡的《巴尔干的秘密》（Charles J.Vopicka，Secrets of the Balkans，1921），韦斯利·马什·格韦尔的《民族主义在巴尔干的兴起：1800～1930》（Wesley Marsh Gewehr，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Balkans，1800-1930，1931年）等等。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非东欧地区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东欧地区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关于当时西方人对东欧地区的认知，可以从一位学者对“二战”前夕英国人对东欧地区的认识的描述中略窥一斑：“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生活着一亿人。英国的海岸线离他们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对于知晓从祖鲁人到马来人，从毛利人到阿夫里迪人的英国人来说，住在此间的人民却是陌生的。他们有着无法拼读出来的名字，生活在似乎是处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平原上和森林里、山脉中和河流边。当张伯伦先生谈及捷克斯洛伐克人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民族’时，他说的确是实情并且也代表了英国人当时的现实状况。”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欧美人对东欧的关注多了起来。冷战开始之后，西方研究东欧的著作更是显著增多。其中，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涉及东欧地区的研究成果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学学科领域内的著作，另一类为历史学学科领域内的著作。
政治学学科内研究东欧地区的著作往往关注东欧民族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的某一侧面，鲜有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二战”以来政治学学科内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开展研究的侧重点有三个。第一个侧重点是冷战时期东欧国家的有关情况，如菲利普·A.彼得森的《后铁托时代苏联对巴尔干的政策》（Phillip A.Petersen，Soviet Policy in the post-Tito Balkans，1979），康斯坦丁·赫利霍尔的《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Constantin Hlihor，The Red Army in Romania，2000），斯韦托扎尔·拉雅克的《冷战早期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和解、同志关系、对抗》（Svetozar Rajak，Yugoslav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Reconciliation，Comradeship，Confrontation，1953-57，2007）等。第二个侧重点是东欧国家的转轨进程，如詹姆斯·麦科勒姆的《共产主义是否已经再难复活了？》（James McCollum，Is Communism Dead Forever？1998），小山阳次的《处于转轨中的东南欧：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对地区稳定的探索》（Yoji Koyama，South Eastern Europe in Transition：A Quest for Stabilization of the Region after the Break up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2003），塔蒂亚娜·科斯塔基诺娃的《东欧的政治腐败：共产主义消解之后的政治》（Tatiana Kostadinova，Political Corruption in Eastern Europe：Politics after Communism，2012）等。第三个侧重点是前南地区民族国家裂变问题，如萨布丽娜·P.拉麦的《巴尔干的通天塔：从铁托去世到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的解体》（Sabrina P.Ramet，Balkan Babel：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from the Death of Tito to the War for Kosovo，1999），菲尔·哈蒙德的《退化的能力：媒体和科索沃危机》（Phil.Hammond，Degraded Capability：The Media and the Kosovo Crisis，2000），莱纳德·J.科恩的《胸中的蛇：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上台和下野》（Lenard J.Cohen，Serpent in the Bosom：The Rise and Fall of Slobodan Milosevic，2001）等。在这些著述中，第三类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参考价值较大，可以说目前学术界对前南地区的民族国家裂变问题进行的研究已经颇为全面和深入了，然而东欧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学学科中所受到的关注还是相对有限的。
以东欧地区诸国为主题的历史学著述亦为数不少。由于民族国家问题是东欧地区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凡是研究这个地区的历史学著作一般都会涉及民族国家问题。在这方面，欧美的学术成果较多，如厄布鲁·博伊尔的《奥斯曼、土耳其与巴尔干：帝国不再，关系改变》（Ebru.Boyar，Ottomans，Turks and the Balkans：Empire Lost，Relations Altered，2007），理查德·C.哈尔的《巴尔干当代史》（Richard C.Hall，The Modern Balkans：A History，2011），威廉·马奥尼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历史》（William Mahoney，The His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2011），弗雷德里克·B.查理的《保加利亚史》（Frederick B.Chary，The history of Bulgaria，2011）等。然而，上述著作中的一部分著作并非将民族国家史作为叙述的主题，而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不时地涉及有关民族国家的情况。
此外与本书的研究主题有关的重要学术论文亦有百余篇，如欧内斯特·盖尔纳的《东欧的种族渊源与信仰》（Ernest Gellner，“Ethnicity and Faith in Eastern Europe，”1990），尼古拉·格奥尔基的《东欧的罗姆-吉卜赛种族》（Nicolae Gheorghe，“Roma-Gypsy Ethnicity in Eastern Europe，”1991），罗杰斯·布鲁贝克的《新欧洲中的不愿意实现民族融合的移民》（Rogers Brubaker，“Migrations of Ethnic Unmixing in the New Europe，”1998），迈克尔·约翰斯的《“按我说的做，而不是按我做的做”：欧盟、东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Michael Johns，“‘Do as I Say，Not as I Do’：The European Union，Eastern Europe and Minority Rights，”2003），卡斯·穆德的《东欧的种族极端主义》（Cas Mudde，“Racist Extrem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2005），罗尔·简妮森的《东欧的民族迁徙：历史背景与当代的潮流》（Roel Jennissen，“Ethnic Mig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temporary Flows，”2011）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有重点地介绍了东欧地区的民族问题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影响，但多数以关注当代的问题为主，专门研究基础性的历史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少，因此这些文章是研究东欧地区近期的民族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的重要参考。2.中文文献评析
相较于欧美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东欧地区的研究开始得更晚，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研究条件更加有限，而且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带有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用主义色彩，相对于现实问题而言，对东欧历史的关注略显不足。例如近年来国内涉及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问题的学术成果更多地关注东欧剧变之中和剧变以来的民族国家问题，其侧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个侧重点是民族因素在东欧国家剧变中的作用，如刘祖熙主编的《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995年），陈平陵的《从“布拉格之春”到东欧剧变：评介、回忆、思考》（2010年），高歌的论文《试析东欧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之关系》（2002年），郭春生的论文《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民族主义——20世纪东欧国家的历史选择及启示》（2004年）等。第二个侧重点是东欧国家政治转轨过程中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主义在东欧地区的复活和现实影响、欧盟东扩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等内容，如朱晓中的论文《东欧民族主义的复兴及其原因》（1992年）、《入盟后东欧国家的发展困境》（2010年），方雷的论文《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多重性》（2012年）等。第三个侧重点是前南地区民族国家裂变问题，如孔寒冰的《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1999年），余建华的《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2004年），马细谱的《南斯拉夫兴亡》（2010年），朱晓中的论文《从南斯拉夫联邦到塞尔维亚——析南斯拉夫的不断“裂变”》（2008年），孔田平的论文《巴尔干国际治理：科索沃案例》（2009年），陈志强的论文《科索沃民族问题的历史分析》（2010年）等。上述著作和论文对某些民族问题进行了较好的研究，参考价值较大，但其研究范围的广度和时间跨度与本书的设定并不相同。
总之，在已有的研究中，凡是涉及东欧的民族国家问题的著作及论文基本上是将“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影响”作为该地区的民族问题的一个侧面、一种特征、一个基本因素进行介绍，尚无专门以整个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为主题，对该主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著述。基于这种研究状况，本书将研究范围设定为整个东欧地区，将研究主题集中在“东欧地区民族的分布状况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上，力争针对这个单一问题开展比较宏观、透彻、长时段的研究。
三 本书的结构
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认为：“理论”乃是对两个乃至多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阐释。本书所要揭示的因果关系，就是民族分布状况错综复杂这一现象助推了“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充满曲折”现象的加剧。“对理论进行检验是研究过程的核心。”本书检验上述理论的过程包括两部分：首先研究东欧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及其成因，其次揭示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对东欧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论证角度上，本书将采取正面论证的角度证实上述这个因果关系，即注重对历史开展研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在具体交代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揭示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论证方式上，本书将主要抓住曾经在东欧地区的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问题，对其逐个进行剖析，通过回顾历史理清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综合叙述力求完整地描绘东欧地区民族分布状况的形成和演变对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影响。
在时间范围上，本书将20世纪的历史作为重点，当然在必要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